第二十七章

虽然发生了混乱而激烈的争执，老李仍然坚持淘米做稀饭，之后摘一把青菜清洗干净，炒菜的油已经一滴不剩，她用清水煮成菜汤，象征性地放一些盐。她说服大家，无论如何，都要吃饭。如果连吃饭也不正常，那么就是向死神投降，所以再难受，再如同嚼蜡，也要填饱肚子。毫无疑问，她是这个房子的灵魂，尽管唯一的藤椅经常坐着孙老善，喜欢对事情评头论足的是钱老师，但是，吃什么，怎么吃，都是老李说了算。

到了夜里，大家都气息平稳，尤其是孙老善，喝了一碗菜汤和一碗稀饭之后，安静了下来。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缩成一团。你问他记不记得的时候，他点头说记得。但是跟他核实细节的时候，他却一脸茫然。他不是在表演，实质是一种新的混乱：他不知道自己究竟知道多少。钱老师和老赵都无心再深究。显而易见，孙老善所短缺的那部分，也许也是他们自己的短缺。也许他们经历的要比现在脑子里贮藏的多一百倍，因为忘记了，就以为不存在。

老李说，通过孙老善这事，我认为钱老师的话是有道理的：只有全部讲真话，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我还认识到，我们上街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给孩子写信，找新闻媒体，假装说自己有古董，包括找过去的熟人证明，事实证明了，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无效的，这样的行为越多，后果越严重。只有钱老师研究的理论是对的：就是讲真话，做实打实的事，才能让事情有好的转机。现在如果你们发动投票，我投钱老师一票。

钱老师向老李投去一抹“知音难求而我已觅得”的眼神。但是，老李接着说，我觉得我对今天这个局面有不可推卸责任，因为我也并没有做到完全的坦白。

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骚动，大家已经习惯更多的真相了。无论谁抖搂出什么惊天的秘密，或是抛出一个巨型炸弹，也不会引起特别大的骚动。老李说完，都没有人表现出一丝吃惊的样子，甚至都没人插言，就那么静静地等着她继续。

我怀的第三胎也是个女孩。当时不许做B超，B超机也不先进，一直到五个月，才查出来是女孩。我打掉这个孩子没有经过任何人同意，小陶和我婆婆都不知道。我去的时候肚子已经有点显怀了，大家都心里有数；我回来的时候，肚子是空的，大家心里也有数。别人都能体谅，可是大香不体谅。大香才九岁，上小学二年级，她放学的时候见我从外婆家回来后躺在床上，她好像就明白什么了。她斜着眼睛看着我，那眼睛里的疑惑令我不自在。我把头转到床里面，没想到，她脱了鞋到床上来，把头探过来，我把头捂到被子里，她又把头伸进被子里。她也没说什么，就那样看着我，像是在监视我，看了足足一个多时辰。你们晓得那时候心里就特别不好受。我那时就在心里发誓，不怀了，怀上是个女孩的话，肯定又要打掉，大香又得这样盯我。

后来我又怀上了，怀了六个多月的时候才去引的产。那时大香已经十四了。我照例是背着她突然消失的。那一回真是受罪啊，打了针之后，疼了整整五个钟头，疼得我直想爬墙。胎儿下来的时候还会动。我没有听到哭声，也没有看到小孩。但医生在挪动台灯的时候，有一会儿，我看到躺椅前面的白色的墙上好像有手和脚的影子在颤动。医生为我止血的时候，我问她，是不是女的。

嗯。她说。

我用眼睛问：那是她在动吗？

她做了一个“快了”的表情。

我穿着衣服扶着墙出来，因为她急着锁门离开，要是被人看到有灯光就不得了了。我挣扎着往前走，走到窗口的时候，窗帘有一个角落没有拉严实，我踮起脚凑上去想再看一眼。我看到一团肉在白色的瓷盘里动弹。我想从大门回去，我想着要把她抱起来带回去，可是我一想到婆婆失望的眼神，小陶失望的眼神，如果我带出去，有可能房子被扒掉，罚款，上不了户口，最主要的是我会被拖去结扎，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我犹豫了。等我再抬起眼睛向里面看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眼睛像糊上了一层糨糊。我不知道是汗水还是泪水，我麻木得无知无觉。不知道冷，不知道饿，也不知道累，强撑着摸着黑回了村子。

回来之后，大香一开始并没有撂什么狠话。可是我一直忘不了那团肉，一股气郁结在我的胸口，上不去，下不来。我感觉喘不过气了，有一天，我实在没有忍住，我告诉大香那团肉在动。谁都可以告诉就是不能告诉大香。我心里很清楚这一点，可我就是想说。我告诉她事情比我想的更难，不管是想要一个儿子，还是打掉一个女儿，说出来之后我哭了出来。我哭了很久，哭完了大香还站在床前。

她直直地盯着我，她长着一双过于聪明的眼睛，那里面有许多东西。仿佛她早就看穿了许多事，她没机会了解的事，她用这双眼睛当作她的矛和盾。她久久地盯着，像是想把任何东西盯出另外的样子来。

大香问：你确定她在动吗？

我确定。

你确定是个妹妹吗？

应该是。

她疼吗？

我不知道。

但她没有问我，“你疼吗”，她一次也没问。我从那之后一直只有七十几斤，八十斤不到，我所有的衣裳都在身上哐当晃，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受了罪，但是大香看也不看我。有次我想拽她到怀里来，我想抱抱她。她挣脱了。她说，妈妈，我怕你。我当时不理解她的“怕”，还是冲过去强行抱住她。她不是在胡说，她是真怕，她的身子缩成一团，胳膊箍得紧紧的，掰也掰不开。她用尽全身的力气挣扎，好像我的胳膊上有刺。她那么美，她的肌肤饱满娇嫩，还有头发，光滑柔软，又厚又密，她是这样的美好。她终于挣脱了我，跑了很远才扭过头来看看，看我没有追上去，才停下来。老远的，我看她的后背微微有点勾，像是防着什么东西随时砸到身上来，我突然一阵后悔，我不应该告诉她这件事，我把一个重担子压到一个孩子身上，我让她承受了她这个年纪不应该承受的东西。她是个心肠很软乎的小女孩。上学的路上遇到蜗牛，她会捡起来放回草丛里。她早早用行动告诉我说，你看，蜗牛都不能杀。长大一点儿她懂得使用眼神了。她的眼神对我说，你不要小的，我也不要老的。就是这意思。有时半夜躺在床上，隔着一堵墙，我也和大香无声地沟通。

妈妈，为什么这么希望我死呢？

没有，妈妈希望你平平安安长大。

那万一我是老三还是老四呢？

你不是，你是老大。

我运气好。

是政策不让生。

政策没让她们生，是你决定让她们死。

但是，她又说，说不定她们也像我一样在你肚子里就能听到你说话。

这些话从来没有说出声来，可我句句听得见。这个年纪的人，没经历过什么事，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认她自己的理，带着一种“你奈我何”的神气……这些对话常常让我心力交瘁。无论我走到哪里，哪里都有一个大窟窿。我心里有气，又害怕，但说不出口，只好无端地生闷气……这种对抗让我心里时常会涌起一种苦涩的、悲哀的自责和伤心。

你有什么权力，你算什么？恼怒过头的时候我就隔着腹腔反击她。

死人更没有权利。

实情基本上差不多——如果把我俩的对话摊到桌面上，应该就是这样，或者更粗暴一些。无声的交锋，一次又一次。“呼哧，呼哧，呼哧”，气氛越来越紧张，关系越来越生疏。

从那天起，我失去了两个女儿，不，是三个女儿，后来，我失去了小陶，失去了婆婆，失去了一切。这些事情你们以为全村都知道了。但后来的事你们就不知道了。事实上我小女儿没有死。对，她没有死。好心的医生把她从瓷盆里拿起来准备扔到垃圾桶里时，发现她在吸自己的小手。医生动了恻隐之心，把我女儿从瓷盆里抱出来，包在一件她医院的大褂里，放到了一户好心人家的门外。那时候，人们经常这么做，遇到不想要的孩子，放到条件好的人家门口，或者放到医院门口，但是，那户人家没有领养我女儿，因为他们发现我女儿的右腿伸不直，应该是引产引出来的毛病，他们不愿意要，他们又把孩子送到了政府。过了几年，中国出了《收养法》，许多外国人来中国领养小孩。我以前看到过电视，外国人把脑瘫、瞎眼、缺胳膊少腿的孩子领回去养。我心里想，这些人真傻啊。哪里料到几经辗转，我女儿被一对美国人领养了，后来她养父母离了婚，她被养母带去日本生活。她打小就知道自己是被遗弃的，但不知道自己是差点被埋葬的。过了二十年，她又学了历史，知道了缘由，说自己准备好原谅遗弃她的人了，所以大学毕业后，养母回美国时她选择留在日本。她找我的过程很艰苦，绕了好多圈子，差不多两年时间才找到我。中间好几次她都快放弃了，但是，她说一想到妈妈可能也在找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帮助她的人后来找到了那家医院。当年帮我引产的医生还没有过世。见到我女儿，看到她的腿，她竟然想起了那个孩子，想起了我。那些人根据她的回忆找到了我娘家堂兄。我当时一个人在大望洲，靠几亩地为生，等着女儿们回家，那可能性不大，谁知道呢……接到电话说我女儿来找我，让我去一趟县里的宾馆。我百分百确定这是一个骗局，我的女儿怎么不自己走进家门呢……我对于孤独已经渐渐习惯了，谁料到又有出其不意的希望来了……可是谁会骗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寡妇呢，我就去了他们电话里说的宾馆。

我一进房间，看到床边上放着一把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姑娘。一个漂亮的、瘦小的姑娘，她的头发像我一样微鬈，大大的眼睛闪着温柔的光。

他们——那些陪同她来的人，当地接待的人，他们全部哇地惊叹出来。他们说“太像了，太像了，都不需要再去做DNA检测了”。我的心剧烈地抖动着。我活到五十多岁，才知道那种感觉，那就是幸福，那也是痛苦。那既是幸福也是痛苦。我终于冷静下来，慢慢地理清了思路，明白了事情的原委：我的孩子活了下来！活了下来！虽然引产和把腿打坏了，虽然我没有喂过她一口奶，但她活了下来，她被陌生人救活，养大，送去念书，坐着轮椅拿到了大学文凭。如今她回来了。为了认亲，她正在学中国话。她说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我是叶子，请多多关照。她一定练了许多遍，但是说的时候，一直在哆嗦，一边笑一边哆嗦。

我的天，那一刻，像被电击打了一下，我全身翻涌着一种力道。这股强劲的力道好像猛地推倒了我心里的一堵墙，亮晶晶的，像是有宝石在晃我的眼。我的心变得透亮透亮。我心里有许多欢喜，又像针扎的疼。我又笑又哭，一会儿觉得是真的，一会儿又觉得是做梦。最终我相信是真的，我慢慢地跪了下来，伏在她脚边哭，我向她道歉，说对不起她。那个时候，任何责任我都愿意承担，任何苦我都愿意受，就是让我死，我也不会有丝毫犹豫……这是天大的恩赐！

别人把我扶起来的时候，旁边一个人在叽里呱啦地翻译，我才发现这孩子不太听得懂中国话。她会讲日本话，会讲美国话，却不会讲中国话。

她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日本。因为她的工作在日本。她要赚钱养活我。我愿意，我愿意去任何地方——你在的地方。她至今没有结婚，因为天生有残疾，她总是安静地待在家里。她是一个学者，研究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

我撒谎了，村里有人以为是二香去了日本，我是去帮二香带小孩。我不解释。过去在村里，我们是敞开门过日子，大家都会想：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纸包不住火，要是别人知道了怎么办，大家这样想，做事还有些顾忌。现在我们是关起门来过日子，对门人家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所有的人都是你不知道我的事，我不知道你的事。昨天见过的人今天见不着，今天见过的人明天见不着。怀着这样的心理，我也不解释。现在，我老老实实地跟你们承认：我没有在日本带孙子，我在日本照顾我的小女儿叶子。她还没有跟大香和二香见面。我知道大香发现这个妹妹活着，一定会原谅我。她会说，原来我的妹妹没有死，我的妈妈没有犯错。她肯定会原谅我。可是，只有我知道，我是有罪的，罪大恶极。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小陶死之后一个多月，我月事没有来，我心里想，不是怀上了吧？结扎之后怀上的事也听说过，丈夫死了一个月怀上的事也是可能的。我在心里想，如果是男孩子，我就告诉婆婆，再生下来，卖房子卖血也要养；要是女孩子，就算了。后来发现是我提前绝经了，不是怀上了。

你们明白了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是会害死我的骨肉。一想到自己做了那个错误的决定，并且还会继续做错误的决定，我明白自己不配被原谅。想要一个儿子让我吃尽了苦头，想要一个儿子蒙蔽了我的眼，想要一个儿子也让我丧尽了天良，要不是后来那一次误会，我还不觉得自己有罪。我为她做牛做马一百年都不够。因为我可怜的叶子活了下来，并不是因为我；她从来没有走过一步路，从来没有站直过，那却全然都是因为我。

我的女儿叶子，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不，谁也夺不走她在我心里的样子。她坐在轮椅上，皮肤很白，像是从来没有掼在瓷盆里准备扔掉，像是从来没有被什么人伤害过。她的眼睛那么明亮，就那一双眼睛，你看了就会承认自己有罪。她差点就死在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的手上。我真的不敢继续看。她的房子非常美，她会画画，墙上挂着她自己的画，桌子上常常有一束鲜花，她的房子很小，也不豪华，但是布置得可爱、温馨。窗外有各种花草和小鸟。我常常觉得自己是在做梦。偶尔也会问她，你恨不恨我？没有恨过，妈妈。我从来没有恨过你。从来没有吗？从来没有。见到你之前，见到你之后我都没有。我知道有些人会找些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来恨，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不满意，但我是满意的。我看着她的腿，她明白我的意思，她说，这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早就接受了。她反而经常说，妈妈，我爱你；妈妈，谢谢你做的饭菜；妈妈，谢谢你来到我身边；妈妈，谢谢你记得我。

我把脸转过去，但她不放过我，妈妈脸红了。她现在会说一些中国话——其实是大望洲的方言。她说那是全世界只为一个人学的语言。她知道自己还有两个姐姐。妈妈，我什么时候能跟她们相认？你准备好了吗？我没准备好，幸福太多了，让我害怕。

我在心里发誓，我要用余生去保护她，照料她，直到我死。在东京的时候，几乎每一个黄昏，我都推着她去公园、去河边、去商场。有一次，我们一起去看花魁巡街。一支穿和服的队伍，男人打头，中间一个涂着白粉的女人走在街上，脚上的鞋底足足有一尺多厚，敲锣打鼓，一步一顿，那样缓慢，好像负载着看不见的重物，又或者什么人在她耳边下着无声的命令：抬脚，放脚，站稳，呼吸……我非常喜欢日本的环境，日本人的礼貌和教养，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特别简单、舒心，但是，前年叶子试着问我，愿意不愿意通过“归化”加入日本籍，这样就不用每半年回国一次了。我想了想，没有同意，因为我还有大香、二香和三个外孙，我也放不下他们。我每次回来会去偷偷看看他们，但我没有勇气站到他们跟前承认自己是个坏人，干了下地狱的事。我不敢抵赖，因为抵赖会犯下更多的错，我也不敢奢求更多——现在已经太多了。如果不是现在这个状况，我没有机会……我简直不敢相信有这样的机会，我一贯没有胆量面对……我们犯下的过错超过自己的想象。我越幸福，就明白得越多。我不知道世上有这么多幸福。世上最多的苦楚是我想要一个儿子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世上最多的快乐就是和叶子一起生活的这几年。多么令人费解。好了，你们看，现在我确定了：我才应该为整件事负起责任来。我才是罪最重的那一个。我才是连累你们的人，我才是让这一切怪事发生的根源。昨天是我应该飞日本的时间。但是，我知道航班取消了，说不定不是因为疫情，而是因为我……为的是不让叶子联系到我。你们看，发生了叶子复活的事，再大的事情也不会让我吃惊，包括——今天的局面。你们觉得已经到了最坏的时候了，肯定想知道我接下来会不会去找大香认错。不。因为我一认错，大香就认我了，不恨我了。可是一年年过去，我越来越明白自己的罪行，要是这么轻易被放过了，那是更不对的。像我这样的人，还没有好好认罪，就把犯过的错一笔勾销，一身轻松地去享福，那会更让我不踏实，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她说完了。大家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过了半天，像是证明自己是清醒的，老赵说，那个得了癫痫的可能就是那次死了。

没人说话。

黑咕隆咚的天空像一个黑袍子，四周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万物沉睡。

你做赤脚医生的时候真的带过徒弟吗？钱老师突然问。

什么徒弟？

老赵急剧地眨眼，好像完全不记得这事了。但他没有贸然否定，这几天他们都学乖了，深深知道沉默比说错了要好。最终他什么也没说。

孙老善说，对了，我有个女儿在小林那里养着。

嗯。大家说，等着他继续说，说一些大家以为知道其实又错了的桥段。

但是他却又呼吸匀称起来了。

老赵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关于那个服毒自杀的女孩。他说他当时经验更丰富一些，也许她父母能听得进去他的建议！

你建议他们什么了？

我建议尽早弄去洗胃，越早越好，不能拖太久。

不说了不说了，钱老师说，我看都差不多了。这一个多月过的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生活啊，关乎人命的事基本上我们都说出来了，不关于人命的事没有办法全部说。不能什么账都算到我们这几个可怜人身上，对吧？

对，老赵说，等天亮时候再看情况吧，我相信我们会被想起来，他们会过来接我们走。这地方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对了，我身上还有一百块钱，这钱到了关键时候我会拿出来的。

关键时候早就不存在了。钱老师说，他说这话不知道是出于信心增加了还是信心减少了，两者都有可能。在越来越多的真相公开之后，那秘密不像是减少了，反而像是增加了。增加到令人眼花缭乱，令人越来越糊涂了，但他似乎已经无所谓了，目光看向老李。那天的老李依然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衫，一件宽松的白色麻裤，遮住她纤细的脚踝，跟第一次见面相比，她耳朵上的耳环不见了，她钟爱的叶子买的手链也没在手上，但拿走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她的温柔和尊贵。对，是尊贵，一种让人不敢随便冒犯的尊贵。钱老师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温柔的表情，又快又清楚地说，这一次见到你，我才觉得生活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过去了，我真想和你一起生活。他的话直接、不加掩饰，无视其他人的存在。他的声音一改往日的愁苦和习惯性向下的声调，虽然仍有一丝惆怅，但惆怅里却闪烁着一丝难得一见的神采，似乎年轻了许多。

你这个人真是好笑。老李有点哭笑不得似的说了一句，算是回应。

这是不可能的，回不去了。老赵说。

什么？钱老师歪过头问他。

傻瓜，回到过去的生活，像过去那样生活，这简直是不可能的奢望。

还有一种可能，孙老善突然说，你们三个人都在我的梦里。这是我在做梦。一直没醒。

老赵说，也有可能，我们三个人都是你梦出来的，你明天会醒。总之，可能就是一场梦。

变化多端的梦。孙老善微微颔首，然后轻声一笑。他笑得很深沉，高深莫测，使人分不清他脑子里还有什么。

天快亮了，钱老师站起身来摸索拖鞋（其实就在脚上），准备回房。老赵突然把手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来说，我的钱丢了。

你哪里有钱？想钱想糊涂了。

我有的。

唉，又是一个梦。钱老师淡定地说。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摇摆着，无声无息地踏上楼梯。

老赵放弃了翻找。他信了这些老伙伴的话。跟着大家一起往楼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