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一 “吾任天下之智力”
曹操自起兵讨伐董卓以来，东征西讨，南北转战，最后终于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曹操能够统一北方，决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具备了成功的一些条件，如建立了较为巩固的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大兴屯田、大量罗致人才以及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统治经验、锻炼了非凡的指挥才能等。单就罗致人才一点而言，曹操的成绩就很突出。曹操所罗致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比之孙权、刘备，曹操也占有明显优势，这成为他的事业获得成功的一个关键。
曹操能够大力罗致人才，首先在于他对人才的重要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同袁绍一起会盟讨伐董卓时，曹操就表达了自己对于人才的卓越识见。一次，袁绍问他：“如果讨伐董卓不能取得成功，您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占据地盘呢？”
曹操引而不发，先反问一句：“您认为应当怎么办才好呢？”
袁绍气势如虹地回答：“我南面据守黄河，北面依恃燕、代，再将西北乌桓、鲜卑、南匈奴等少数民族的势力吞并，然后向南争夺天下，这样，大业总可以成功了吧？”
曹操听了，不置可否，却沉稳地谈了自己的打算：“我任用天下的谋臣和将士，用合情合理的手段驾驭他们，让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就可以无往而不胜。”稍停片刻，曹操又补充说：“商汤起兵于亳，周武王起兵于岐周，难道他们的地盘相同吗？如果将险固的地盘作为资本，就不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了！”
曹操在这里自然不是反对获得地盘，尤其不是要反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是认为人才比地盘更为重要。有了人才，没有地盘可以获取地盘，反之则有了地盘也可能失掉地盘。有了人才，就有了实力，有了办法，不管客观形势如何变化，都可以从容对付，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反之，则很难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站稳脚跟。曹操的识见，自然要比袁绍高明得多。
曹操能有这种识见，一方面由于他清醒地看到了现实的需要，一方面由于他认真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善哉行》诗第五解云：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后任竖刁，虫流出户。
春秋时齐桓公因得管仲（即仲父）为相，成为五霸之首。后因不听管仲遗言，任用他所宠信的宦官竖刁等坏人，弄得朝政日非。桓公死后，其五子争位相攻，以致其尸体无人收殓，放在床上六十七天，腐烂后蛆虫都爬到了门外。得人与失人，差别不啻天渊，曹操怎能不从中吸取教训以自警呢？
建安三年（198），袁术军中发生变乱，消息传来，曹操问部属何夔：“你觉得这消息可信吗？”何夔回答说：“袁术无信人顺天之实，却希望天人的帮助，这是不可能得志于天下的。失道之主，亲戚都要背叛他，何况左右部属呢！依我看来，这变乱的消息是确实的。”
曹操听了，深有所感地说：“治理国家失去了贤能的辅佐就要灭亡。像你这样的人都不为袁术所用，发生变乱不是很自然的吗？”
从这里也不难看出，曹操对求贤的重要性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因此曹操从他起兵的时候起，就十分注意罗致人才，在攻城掠地的同时，注意不断为自己开辟新的人才来源，每攻占一个地方，每打败一个敌人，就总会得到一批新的人才，以致形成了帐下人才济济一堂、源源不断的局面。有时，得到一个人才，甚至比新得到一块地盘更为高兴，袭占荆州后，曹操在给荀彧的信中说：“不喜得荆州，喜得蒯异度耳。”就表达了这样一种心情。
综观曹操的人才，其来源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部分：一是跟随曹操一起起兵的亳县子弟。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曹纯、曹休、曹真等人，或为宗族子弟，或为同乡故旧，是曹操所倚重的基本力量和心腹将领。其他亲朋故旧，曹操也常给予关照。一次，曹操问别驾蒋济：“胡通达是一位长者，他有子孙在世吗？”
蒋济回答说：“有一个儿子叫胡质，气概谋略不如他的父亲，但处事的精明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曹操听后，即召见胡质，任命他为顿丘令。发干长王凌因事被判处五年髡刑（一种剃去头发的刑罚），一次正拿着扫帚扫大街，曹操乘车路过，问是何人，左右以实情相告。曹操听后说：“这是子师哥哥的儿子啊！所犯的过失也是因公，放了他吧！”
子师，即司徒王允，为诛杀董卓的主谋，后被李傕、郭汜杀死。曹操赦免王凌，显然考虑了过去同王允的交情及王允诛杀董卓的功劳。有关部门遵照曹操意旨，立即起用王凌为骁骑主簿，曹操后又任王凌为丞相掾属。
二是从敌方营垒中投奔、投降或俘虏过来的人。由于曹操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消灭了一个又一个敌手，因此这部分人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如被陈寿评为“时之良将，五子为先”的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和徐晃，其中张辽原为吕布部将，张郃原为袁绍部将，徐晃原为杨奉部将。谋臣荀彧、郭嘉原在袁绍手下，贾诩原在张绣手下，等等。曹操对敌方营垒中的人才，态度甚为宽容，不论对方原来如何卖力地反对过自己，只要此人确实有才，曹操都尽力加以罗致，主动投归者更是来者不拒。对旧主越是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人，曹操既爱其才，又悯其忠，就越是想把这样的人弄到手里。审配效忠袁绍，被曹操俘虏后，仍不屈不挠，恨恨不已，曹操却仍想把他留下来，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三是四方前来投奔的人。这些人中既有在汉末大乱中流散四方的士人（其中一些人成了隐士，有一些人弄到了贫困不能自存的地步），也有不少地方豪强，还有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人。曹操十分注意罗致士人和地方豪强。士人是地主阶级中比较有知识、有智慧、有见识的一群，在汉末反对宦官的斗争中，士人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一些出身名门的士人，更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如不能有效地争取到士人的支持，政治上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地方豪强是黄巾大起义后在各地形成的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他们聚集家兵部曲，屯坞自守，拥有相当的实力。如李典有宗族、部曲三千余家，一万三千多人，许褚聚集了少年及宗族数千家，任峻、李通、吕虔、臧霸等人也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家兵部曲。他们纷纷投到曹操麾下，对壮大曹操的军事实力起了重要的作用。
曹操罗致人才的方式，除主动前来投奔和在战斗中俘获的以外，一般为征召。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有以朝廷名义征召天下的便利。他不仅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自己辖区内的人，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征召敌方辖区甚至敌方营垒中的人。如华歆、王朗、虞翻等人或为孙策、孙权部属，或在孙氏的掌握之中，曹操都以献帝名义加以征召。张纮为孙策出使许都，曹操却把他留下来，任命为侍御史，后来想让他辅助孙权内附，才让他离开许都到江东做了会稽东部都尉。曹操特别注意征召那些隐逸四方的士人，态度十分谦恭，有时还几次三番，不厌其烦。邴原、管宁等人避乱辽东，张范等人避乱扬州，曹操都把他们召聘到了自己麾下。这些人大都以超脱世俗、清高孤洁自许，曹操把他们召聘到手，不仅增强了自己的实力，还可利用他们的影响，争取到更多的士人。曹操有时也以个人名义写信，召聘人才。最有趣的是他给太史慈的一封信。太史慈是东莱人，先随扬州刺史刘繇，后随孙策，作战骁勇，特别善射，箭不虚发。曹操闻其名，便给他去了一封信，用小箱子装好。太史慈收到小箱子，打开后，里面一个字也没有，只有一味中药当归。“当归”，即应当回归北方的意思。曹操虽未能达到目的，但由此不难看出他良苦的用心，巧妙的心计。
让下属、特别是那些有名望的下属举荐，也是曹操罗致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荀彧、荀攸、郭嘉、陈群、梁习、孔融等人都曾向曹操推荐人才，其中以荀彧的成绩最为突出。曹操手下的大批得力僚属，如戏志才、荀攸、郭嘉、钟繇、陈群、司马懿、郗虑、华歆、王朗、杜畿、杜袭、辛毗、赵俨、荀悦、仲长统等人，都是由荀彧识拔推荐给曹操的。荀彧出身世家名门，名重一时，在士大夫中享有很高威望；投奔曹操后，身处尚书令要职，有延揽人才的便利；加之他好士爱才，知人善鉴，对延揽人才的态度又非常积极，因此成为向曹操推荐人才最多的一位。荀攸也曾担任尚书令的要职，在举荐人才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曹操感慨地说：“两位荀令评论人物，时间越长越显得正确，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郭嘉则不仅亲自向曹操推荐人才，还力劝曹操大力延揽人才。河北平定后，曹操从青、冀、幽、并四州征召了不少知名人士，就是听从了郭嘉的劝告。
曹操的部属能够积极向曹操推荐人才，是同曹操虚心征求的态度密切相关的。荀攸、郭嘉、钟繇等人能够进用于曹操，就是曹操直接向荀彧征询的结果。袭占荆州后，曹操又让名士韩嵩逐一品评州人优劣，凡经举荐的都予以提拔任用。
曹操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了部属的积极性，人才也就越来越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为了得到人才，曹操有时还采用了非常的手段。司马氏是河内温县著名的世家大族，世代历任高官。司马懿兄弟八人都是知名的士族子弟，长兄司马朗字伯达，司马懿字仲达，诸弟分别字叔达、季达、显达、惠达、雅达、幼达，时人称为“八达”。司马懿是“八达”中最有雄才谋略的人物，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得到当时名士的赞誉，如大名士崔琰说他“聪亮明允，刚断英特”，另一个大名士杨俊断言他是“非常之器”。曹操任司空时，下令征召司马懿，司马懿看到汉朝将亡，不想屈节曹氏，便诡称有风痹病（肌肉、关节酸痛麻木），不能起居行动，拒绝应召。曹操想知道真假，便秘密派人夜间潜入司马懿住处，假装行刺，司马懿估计是曹操派人前来试探，便坚卧不动，装出真有风痹病的模样，暂时蒙混了过去。曹操并不甘心，同时也并不相信司马懿真有风痹病，因此在做丞相后，又征召司马懿为文学掾，派人去通知司马懿，吩咐说：“如果司马懿再拖延不肯就任，就把他抓起来！”
司马懿担心被杀，只得勉强出来就职。后来地位逐步上升，特别是在曹丕称帝、建立魏国以后，逐步控制了朝政，奠定了司马氏以晋代魏的基础。
从部属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也是曹操获得人才的一个重要途径。于禁原是鲍信手下的一个土兵，乐进原是曹操帐下的一个小吏，由于具有才能，曹操又敢于放手在实践中使用他们，锻炼他们，后来都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毛玠原为县吏，满宠原为郡督邮，蒋济原为郡计吏，后来都成了曹操的重要僚属。或出身微贱，或身为布衣，而被曹操发现、使用、提拔，最终登上牧守将校高位的，可以说是数不胜数。既大量从外部罗致人才，又大量在内部培养人才，终于形成了人才源源不绝的态势。
曹操主观上想大力罗致人才，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当时的不少人才主观上也想投归曹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由于下列原因：
一是曹操以朝廷名义延聘人才，崇拜汉帝偶像的人们便会欣然而至。有些人并不满意曹操，但看在献帝的面上，也只得接受了召命，最后在实际上为曹操所用。
二是曹操屡次战胜，势力一天天强大，有识之士看到曹操能成大气候，因此愿意依傍曹操。在汉末大乱中流散四方的士人，有的在政治上不得意，有的不仅在政治上不得意，在经济上也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变易姓名隐避他乡，这些人大都希望改变目前的处境，在政治上重新寻求到发展的机会。但战乱之后，他们丧失了门第的凭藉，得不到乡举里选的机会，投奔权势者成了他们改变处境的唯一出路。曹操力挫群雄，异军突起，使他们看到了希望，因此纷纷前来投附。在农民战争和稍后的豪强割据混战中受到打击，无法继续独立称雄的豪强地主，也纷纷率部投归曹操。有趣的是，投归与背离往往是同时进行的，从中不难看出曹操同其他割据势力之间的高下之别、人心向背。何夔避乱淮南，袁术到寿春后，千方百计想留他、用他，他却认为袁术不得人心，必生祸乱，因而想方设法摆脱袁术控制，到北方做了曹操掾属；避乱荆州的赵俨看出曹操有平定天下的才能，于是扶老携弱北投曹操，被曹操任命为朗陵长；裴潜则看出刘表不是“霸王之才”，最终必然失败，从荆州南奔长沙，在曹操平定荆州后北投曹操；田畴避乱徐无山中，袁绍多次征召，他一概予以拒绝，而曹操前往征召，他却立即出门上路，田畴投归曹操并不是为了求取功名，但他的选择同样是颇具代表性的。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曹操不仅能够热心延聘人才，而且能够放手使用人才，使人才有用武之地，从而吸引了大批人才。在这方面，曹操也与其他割据者形成了鲜明对比。郭嘉原想投附袁绍，后来看到袁绍只想效法周公的礼贤下士，却并不懂得用人，因而毅然离开袁绍投奔了曹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操平定荆州后，罗致、任用了大批荆州士人，当他在汉水边大摆筵席庆贺胜利时，王粲举杯祝贺说：“袁绍起兵河北，仗恃人多势众，一心想要吞并全国，但他喜爱贤才却不能够使用贤才，所以贤才都纷纷离开了他。刘表在荆州坐观时局变化，自以为可以效法周文王。到荆州避乱的士人，都是国内的英才，刘表却不知道使用，所以陷于危困而无人辅助。明公平定冀州后，立即整顿武备，延揽豪杰并加以重用，所以能够驰骋天下。平定荆州后，又大力进用贤士，把他们放在显要的位置上。文武并用，英雄尽力，这真是夏、商、周三代开国君王才有的举措啊！”
王粲这段话，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将曹操同袁绍、刘表相比，说明曹操能够重视人才以成就大业，却是符合实际的。袁绍出身世家大族，人称“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刘表是当时的大名士，为“八俊”之一，而曹操出身宦官家庭，论罗致人才的客观条件，他是不如袁绍、刘表的。但由于他在主观上能高度认识人才的重要性，有一套罗致和使用人才的有效办法，终于在罗致人才方面大大超过了袁绍、刘表，并依靠自己的人才条件，最终战胜了袁绍、刘表。可见，曹操的主观努力，成了他能大量罗致人才的一个关键。“吾任天下之智力”的战略方针，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二 “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曹操对于人才的渴求，越到后来越迫切。特别是赤壁战败后，面对孙权、刘备日益强大、天下三分逐渐形成的形势，曹操深切感受到了事业的艰难。他认识到，要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必须罗致更多的人才，以最大限度地充实自己的力量。为此，他专门先后三次下令，要求部属不拘一格地举荐和录用人才。第一次是在建安十五年（210）春，令文说：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令文首先总结历史经验，认为自古以来的开国帝王和中兴之君没有一个不是得到贤才同他一起治理天下的。而所得贤才，又往往不出里巷，并不是侥幸碰到的，而是当政的人访求得来的。接着点明形势，说明当时正是迫切需要寻求贤才的时候，必须不拘一格加以选用。曹操从《论语·宪问》中引用了孔子所说的一句话，说如让鲁大夫孟公绰做晋国诸卿赵氏、魏氏的家臣，那是力有余裕的；但他却没有才能来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言外之意是，适宜做大国家臣的人，却不一定适宜做小国的大夫。孟公绰大概是一个廉静寡欲而缺乏实际才能的人，所以做赵、魏的家臣则有余，做滕、薛的大夫则不行。意在说明德才各有短长，用人不能求全责备，必须因材授任，廉士不一定就是万能之才。曹操进一步以管仲为例，说明不一定非得是廉士才可以使用。管仲年轻时贫困，同鲍叔牙合伙经商，等到分财利时，管仲欺鲍叔牙而多取，因此得了个不廉之名；后事齐公子纠，又曾谋害小白（齐桓公）。但齐桓公不嫌管仲有不廉之名，也不计较他曾经谋害过自己，仍任用他为相，终于称霸诸侯。曹操想成就齐桓公那样的大业，于是怀着急切的心情问道：现在天下难道没有像姜子牙那样的身穿粗布衣服、怀有真才实干而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没有像陈平那样蒙受“盗嫂受金”的污名而还没有遇着像魏无知那样举荐的人了吗？曹操要求左右僚属帮助他发现那些因身处贫贱、地位低下而被埋没了的人才，只要有才能就可以推举，他都可以加以任用。曹操在这里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方针，这实际上是他一生在用人问题上所贯彻的总方针。
建安十九年（214）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求贤令，令文说：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这道令着重提出德行和才能、作为往往不能兼具的问题，要求人事主管部门不要求全责备，即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也不能废置不用，这样，有才能的人就都会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官府也不会有旷废的事了。曹操在这里再次提到了陈平。据《史记·陈丞相世家》，陈平由魏无知推荐给刘邦，刘邦任命他为都尉，典护诸将。后来周勃、灌婴等谗毁陈平，说他家居时曾私通嫂子，当都尉后又接受过诸将贿赂。刘邦就此责备魏无知，魏无知说：“现在楚汉相争，最需要的是人才，我向您推荐的就是人才。陈平的才能对国家是很有用处的。只要才能对国家有用，盗嫂受金又算得了什么呢？”
刘邦觉得有理，于是更加重用陈平，终于成就了大业。曹操同时提到了苏秦。苏秦是战国时的纵横家，曾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抗秦。后秦从中破坏，六国约解，齐伐燕，攻取十城，苏秦又说齐王，使齐归还燕十城，齐人因此说他卖国，说他反复无信。曹操认为，陈平虽没有敦厚的品行，苏秦虽并不守信用，但他们一个辅佐刘邦奠定帝业，一个救助了弱小的燕国，其才能还是可堪大用的，从而有力地说明了“士有偏短”也决不能废置不用的道理。
第三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八月。令文说：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这道令又明确提出了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不仁不孝也“勿有所遗”的问题。令文例举了历史上一些出身微贱、名声不雅、品行不端而才能卓著、立了大功的人物，其中管仲是再次提及，陈平是第三次提及。其余的人，伊挚（即伊尹）、傅说都出身奴隶，但一个辅佐商汤灭了夏朝，一个被商王武丁举用为相。萧何、曹参原来都是县吏，后来辅佐刘邦，都位至丞相。韩信年轻时曾乞食漂母，受胯下之辱，但后来却做了刘邦的大将。吴起是战国初卫国人，在鲁国时，齐人攻鲁，鲁君想任他为将，但因其妻是齐人，有些猜疑，他便杀妻换取信任，做了鲁将，打败了齐国。他年轻时，为了出外求官，花光了家产，被人讥笑，他杀掉讥笑者三十余人，继续外出，临行与其母告别，发誓不位至卿相不还乡，不久母死，果然不归。但他先后辅佐鲁、魏、楚国，历任将相，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这些人在历史上都曾声名远播，家喻户晓，举以为例，显得言之凿凿，滔滔雄辩，从而为“举贤勿拘品行”提出了有力的论据。最后要求部属将那些流落民间而道德高尚的人，果敢勇猛能奋不顾身对敌作战的人，普通文墨小吏中才高质异堪做将军、郡守的人，背着不光彩的名声、有着被人讥笑的行为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才能的人统统推举出来，不得有所遗漏，语气恳切，态度坚决，充分表露出了求贤若渴、迫不及待的心情。
综观三道求贤令，内容一次比一次具体、深刻，问题提得一次比一次尖锐，心情也一次比一次迫切。其原因，在于曹操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吴、蜀的力量却越来越强，主观上想尽快完成统一的大业，客观上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却空前增加了，因此对人才的需求也就更加迫切了。但另一方面，经过魏、蜀、吴三方的多方搜求，由于战争的摧残，人才的发现和罗致反不如逐鹿中原时期那么容易了。这就迫使曹操不得不采用一再下令的办法，来敦促人事主管部门、乃至所有部属尽力发现人才、举荐人才，特别是发现、举荐那些以前因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而被弃置不用，或仍然隐身民间未被发现的人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开辟人才资源，以满足对于人才不断扩大的需求。
三道求贤令的核心都是“唯才是举”，即不管其德行如何，只要有才能就一律加以任用，这在当时是具有反传统的意义的。两汉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提倡封建礼教，形成了一套以忠孝仁义为主要内容的道德观，而且把这定为选用官吏的重要标准。汉代不少皇帝下诏举士，都非常重视仁孝。如宣帝强调“孝弟有行义”，哀帝强调“孝弟淳厚”，章帝强调“孝行为首”，桓帝强调“至孝笃行”，没有一个讲“唯才是举”的，更没有讲“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要“勿有所遣”的。选拔人才的地方推举，评论人物的清议，也都以“经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经典，道德行为、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的重点，并设有察举孝廉和举贤良方正的科目，作为儒生仕进的阶梯。这种选拔制度在黄巾起义前一直严格地推行着，延熹八年（165），即曹操十一岁的这一年，桓帝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次年又诏公卿、校尉、郡国举至孝，第三年又诏公卿、校尉举贤良方正，可见统治者对具有所谓德行的人才是十分重视的。
选拔人才只重视所谓德行，其弊病是显而易见的。按照这种选拔标准，地主官僚的子弟只要通经，只要有忠孝仁义的虚名，不管其有无实际才能，经过察举和征辟，都能做官，反之则无法得到仕进的机会。东汉以后，察举制度日趋腐败，所谓仁孝道德更是空有其名，以至在桓帝、灵帝时期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外篇·审举》引时人语）的局面。加之汉末大乱后，士人流散他乡，州郡察举的制度也不能再继续推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抱残守阙，走选拔人才的老路，势必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因此，要大量罗致人才，推进事业发展，就必须打破旧传统，抛弃旧标准，另辟一条新路。曹操早在建安八年（203）所下的令文中，就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选官准则，驳斥了“军吏虽有功能，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的议论。在这三个令文中，更反复申述了“唯才是举”的方针，大胆否定了以仁孝为中心的用人制度，把反传统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当然，曹操主张“唯才是举”，并不是要同传统彻底决裂，并不是完全不要德行、不要政治。曹操接受的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自己也是在二十岁时被举为孝廉而踏入仕途的，对忠孝还是持肯定态度的。初平三年（192）曹操任兖州牧后，曾任命东平人毕谌为别驾。后张邈叛变，扣押了毕谌的母亲、弟弟和妻子儿女。曹操知道后，对毕谌说：“你老母在张邈那边，你可以离开我这里到那边去！”
毕谌赶紧叩头，说自己没有异心，曹操为此大加称赞，还感动得流出了眼泪。谁知毕谌一离开曹操，就找机会逃走投奔了张邈。后来曹操打败吕布，毕谌被活捉，大家都为毕谌担心，以为他肯定活不成了，谁知曹操却说：“一个孝顺父母的人，难道会不忠于君主吗？这正是我所要访求的人啊！”
不仅不治毕谌罪，还让他去做了鲁国相。从这件事不难看出，曹操还是十分欣赏并提倡孝道的。像毕谌这样的人在曹操阵营中不会是个别的。邢颙（字子昂）德行卓著，时人有“德行堂堂邢子昂”的赞誉，曹操任命他做了广宗长。后因旧主死去，邢颙擅自弃官奔丧，有关部门向曹操举报，曹操却说：“邢颙忠于旧君，有一致之节。”不仅不加追究，后来还任命他做了司空掾。郑浑的高祖父、父亲都是名儒，本人德行突出，曹操听说后，就把他召为掾属。曹操宣布孔融的罪行，也是说他不孝。在第三道求贤令中，曹操还把推举“至德之人”放在了首位。这些都证明，曹操不是不要德行，不是不要忠孝仁义。在曹操看来，讲究忠孝仁义的人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他们可以忠于自己，实心实意地为贯彻自己的政策和路线服务。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德才往往不能兼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求全责备，只要有才能就可以使用，即使是那些有严重缺点、甚至是“不仁不孝”的人也不例外。由于特别强调了才能，德行无形中退避到了次要地位，成了一种陪衬，因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曹操“唯才是举”的方针，在实践中是得到了贯彻执行的。一大批出身低微、“经”不明“行”不修、甚至曾经反对过曹操的人能被吸收到曹操周围，成为曹操的重要将领和僚属，就是贯彻了这一方针的结果。有的人来到曹营后，仍然不修德行，老犯错误，曹操有时也能加以原宥。曹操的同乡丁斐（字文侯），在曹营任典军校尉之职，得到曹操信任，丁斐有什么建议，曹操一般都能加以采纳。但丁斐有爱贪小便宜的毛病。建安末年随同曹操征吴，因自家的牛瘦弱，就利用职务之便掉换了一头官牛，被人发现告发，受到了免官下狱的处罚。曹操后来见到丁斐，故意问他：“文侯，你的印绶到哪儿去了？”
丁斐知道曹操是在开自己的玩笑，于是回答：“拿去换大饼吃了。”
曹操听了，哈哈大笑，对身边的人说：“东曹掾毛玠多次跟我说，要我重重地处罚丁斐。我并不是不知道丁斐不清白，只是我有丁斐，就像人家有善捕鼠却爱偷东西的狗一样，偷东西虽会造成一些小损失，却可以使我的东西保存完好！”
于是又恢复了丁斐的官职，像原来一样信用他。这说明，曹操从大局出发，对这类德行有亏缺的人是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的。曹操还曾下过一道手令，说：
谚曰：“失晨之鸡，思补更鸣。”昔季阐在白马，有受金取婢之罪，弃而弗问，后以为济北相，以其能故。
季阐在白马时，犯过接受贿赂、夺取人家婢女的罪行，曹操却因他有才能，不仅没有处理他，反而让他做了济北相，也很能说明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曹操在这里引用了一条谚语，说明他认为品行不好仍是一个缺点，只是不要揪住不放，要给人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像耽误了报晓的鸡，还想再叫一声补上一样。这种不纠缠历史旧账、重在现实表现的做法，使曹操能够最大限度地罗致人才，不仅加强了自己的力量，对于制止大族地主垄断政权，使更多的中下层地主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 “何以省东曹？”
制订了用人的方针政策，还得有合适的人来贯彻执行。曹操的丞相府中设有专门主管人事工作的机构，分东曹和西曹。东曹主管二千石以下政府及军队中官员的升降事宜，西曹主管丞相府内官员的任免事宜。曹的负责官员正职叫掾，副职叫属。曹操十分重视掾属的人选，担任掾属的人员，大都清廉正直，不徇私情，办事认真，坚持原则。先后担任过掾属的有崔琰、蒋济、毛玠等人。
崔琰初随袁绍，后归曹操，任曹丕的师傅。其人体态壮伟，声音洪亮，面目清朗，须长四尺，十分威严庄重；加之行为端方，性情耿直，敢作敢为，人们对他都非常敬重，连曹操对他也有几分敬畏。曹操初任冀州牧，召崔琰为别驾从事，对崔琰说：“昨天，我考察了一下冀州的户籍，可得三十万人，真算得上是一个大州啊！”
崔琰听了，却回答说：“现在天下分崩离析，袁氏兄弟操戈内战，冀州百姓暴骨旷野。王师来到冀州，没听说传布仁德，慰问百姓，救民涂炭，却在这里算计如何扩充兵力，把这件事当做当务之急，这难道是冀州百姓所希望于明公的吗？”
一席话把在场的人个个听得惊恐失色，都赶紧低下了头。曹操听了，却对崔琰肃然起敬，连忙收敛起得意的神态，向崔琰表示道歉。
崔琰不仅正直敢言，还颇知人善鉴。早年他同司马朗友好，其时司马朗的弟弟司马懿还年轻，崔琰就认为他刚直果断、英明奇特，司马朗不一定能赶得上。司马朗对此不以为然，而崔琰却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后来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不错的。崔琰的堂弟崔林，年轻时没什么名气，连族中人都看不起他，而崔琰却常说：“这就是所谓大器晚成啊！他终究会有很大成就的。”
涿郡人孙礼、卢毓刚到曹操的司空府任职时，崔琰又品评说：“孙礼通达刚烈，办事决断，卢毓清警明理，百折不挠，都是做三公的人才。”
后来崔林、孙礼、卢毓果然都做到宰辅的高位。像这类知人善鉴的例子，还有不少。
忠诚，清廉，正直，敢言，善于鉴识人物，这正是一个主管人才选拔的官员必不可少的素质。曹操看中了崔琰的品行和才能，先后让他担任过东西曹的掾、属和征事。刚宣布授职东曹时，曹操还特地发布过一道手令：
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
伯夷是商末孤竹国君的长子，孤竹君死后，与其弟叔齐互相让国，弃国逃走。《孟子·万章下》称赞他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贪夫）廉，懦夫有立志。”史鱼是春秋时卫大夫，临死时对其子说：“我数言遽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不生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韩诗外传》卷七）死后，其子依言照办。卫君得知实情后，按照史鱼生前的意思擢用遽伯玉，而斥退了弥子瑕。后来孔史称赞子鱼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曹操在这里以伯夷、史鱼比方崔琰，认为他的操守和耿直可作为当时的表率，贪心者将因敬慕他而变得清廉，壮士将因尊崇他而更加奋勉，这既是对崔琰的褒肯，也是对崔琰的勉励和希望。后来崔琰确也没有辜负曹操的期望，十余年间，品评人物，选拔贤能，做出了不小的成绩。
蒋济是从扬州别驾任上调任丞相主簿西曹属的。在巩固淮南防线的工作中，蒋济做过很大贡献，曹操对他十分赞赏。蒋济做扬州别驾后，有人告他带头谋反，曹操不相信，对左将军于禁等人说：“蒋济哪会干这种事！蒋济如干了这种事，我算是太不了解人了。这一定是有人企图捣乱，故意把蒋济拉扯进去。”
不仅立即下令将已关押的蒋济放了出来，而且还重用他为丞相主簿西曹属，并特地下了一道手令：
舜举皋陶，不仁者远。臧否得中，望于贤属矣。
皋陶是传说中远古时东夷族的首领，为人大公无私，舜把他选拔出来掌管刑法。《论语·颜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曹操在这里勉励蒋济向皋陶学习，褒扬好的和贬责坏的都做到公平合理，把人事工作搞好。
毛玠担任东曹掾的时间大体与崔琰同时。还在担任县吏时，毛玠就以清廉公正著称，颇有古风。曹操攻克柳城后，将缴获的战利品分赏群臣，特意把素屏风和素凭几赏给毛玠，说：“您有古人的风度，所以把古人所用的东西赏给您！”
毛玠担任东曹掾的职务后，秉公办事，不徇私情，谁找他请托求情都得碰钉子。曹操之子曹丕有一次亲自去找毛玠，请他任用自己的一个亲属，毛玠认为曹丕所推荐的人不合升迁的程序，立即予以拒绝。毛玠为此得罪了不少人，许多人既怕他，又恨他。建安十七年（212），有人利用合并机构的机会，以西曹地位高于东曹为由，要求裁并东曹，保留西曹，排挤毛玠。曹操了解到个中缘由，特地下了一道手令：
日出于东，月盛于东，凡人言方，亦复先东，何以省东曹？
于是裁并了西曹而保留了东曹，也就是保留了毛玠的职位，支持了毛玠的工作。后来，毛玠升任右军师。曹操被封魏王后，又担任尚书仆射一职，再次主管选举工作。
此外，徐奕担任过东曹属，何夔、邢颙担任过东曹掾，丁仪担任过西曹掾，桓阶担任过尚书，都曾主持过官吏选举的工作。徐奕、何夔等人性情耿直，坚持原则，同丁仪矛盾很深，丁仪屡次谗毁诸人，赖得桓阶从中斡旋，得以无事。有人曾劝徐奕：“拿史鱼的正直同遽伯玉的智慧相比，哪一个更可取呢？丁仪正受重用，你应当想法做些谦让才是。”
但徐奕不为所动。尚书傅巽也曾劝过何夔，要他对丁仪做些让步，何夔也没有答应。但曹操对徐奕、何夔等人的工作是支持的，曹操后来南征孙权，特地让徐奕留下担任丞相府长史，说：“你的诚信，就是古人也难以相比。现在让你留下来主管丞相府的工作，我再也不会有后顾之忧了！”
曹操做魏王后，徐奕担任尚书一职，再次负责选举工作。
崔琰、毛玠等人贯彻曹操的用人方针，是十分尽职的。一方面，他们重视有真才实学的人，另一方面，他们也十分注重德行的考察，选用了不少清廉正直的人。平时虽然名声显著，但品行不端、不守本分的人，浮华不实的人，骄傲不谦逊的人，拉帮结伙的人，都得不到录用的机会。特别强调节俭，毛玠身居高位，带头穿粗布衣服，吃粗茶淡饭，以为人们做出表率。官吏政绩平平而私财丰足的，一律免官，永不录用。这样一来，士人纷纷以清廉的节操自励，即使是显贵的大臣，其车马服饰也不敢超出通常的标准。这对改变东汉以来崇尚浮华奢靡的风气，促使官吏廉洁奉公，节省军政开支以减轻百姓负担，无疑都起了积极作用。曹操对此十分欣赏，曾赞叹说：“用人能够做到这样，让天下的人都自己管理好自己，我还有什么事可做呢？”
但这件事也有做得过头的一面，影响所及，以致官吏回家省亲，往往身穿破衣，蓬首垢面，独乘柴车前往；有的官员上朝穿着朝服在街上步行；还有大臣自带饭食上朝的。舆论也被错误导向，以致官员只要一穿新衣、乘好车，就被说成不廉洁；反之，不修边幅、衣服破旧者就被说成廉洁。这就给喜欢弄虚作假的人打开了方便之门。为此，丞相掾和洽曾向曹操提出建议，说：“天下人的才能和德行各不相同，不能以是否节俭这一点来决定取舍。提倡节俭，自己用来修身是可以的，如果用来取士，就难免有片面性，可能会失去不少人才。立教观俗，贵在处理适当，不能偏激，这样才能坚持长久。现在我们却崇尚一些令人难堪的行为来作为大家共同遵守的规范，再这么下去，必定会带来弊端，被人钻空子。”
曹操认为说得有理，便做了一些纠正。他发布的三道求贤令越到后来越强调才能的重要，认为德才不能兼备时只要有才便可以使用，显然就带有纠正上述偏向的用意。
曹操不仅确定了选拔人才的原则和标准，为人事主管部门物色了合适的人选，同时还沿袭东汉乡举里选的传统，创立和实行了九品中正制（也称九品官人法）。这个制度规定，由政府选择有名望的官员，按其籍贯兼任本郡的中正官或本州的大中正官。中正官、大中正官依所管地区人物的德行和家世，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品级，写上评语，推荐给人事主管部门，人事主管部门即参照他们所确定的品级选用官吏。据《三国志·魏书·陈群传》，九品中正制是延康元年（220）曹丕继位为丞相、魏王后，根据尚书陈群的建议制订的。但实际上，在这以前九品中正制已经大体成形，并已得到贯彻执行。《宋书·恩幸传序》说：
汉末丧乱，魏武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为成法。自魏至晋，莫之能改。
又《通典·选举典》说：
按九品之制，初因后汉建安中，天下兴兵，衣冠士族，多离于本土，欲征源流，遽难委悉。魏氏革命，州郡县俱置大小中正，各以本处人任诸府公卿及台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为之，区别所管人物，定为九等。
此外，何夔任东曹掾时，曾向曹操建议，认为自起兵以来，制度草创，但用人不了解根底，以致各自推举自己所喜欢的人才，有时把德行撇在了一边。他主张先由乡里进行考察，使长幼顺序，不要互相超越，这样贤和不贤的区别就会变得十分清楚。曹操很赞赏何夔的建议，大约这时九品中正制的雏形就已产生。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攻下荆州后，立即拜访名士韩嵩，让他逐一品评荆州人士优劣，然后一一加以录用，说明他对用熟悉情况的本郡、本州人士来品评人物的做法是赞赏的，九品中正制在他看来是可行的。
实施九品中正制的目的是为了通过评定等级的办法，来录用那些尚未做官的人。汉末以来，由于战乱，乡、里等地方政权组织不少已遭受破坏，而各种人物大都离开乡土，流散四方，因此传统的“乡举里选”制度已无法继续贯彻执行。这样一来，在对各种人物的出身里爵、道德才能进行考察时便发生了困难，这对最大限度地发现和选用人才是很不利的。在北方日趋统一、社会秩序日趋安定的情况下，流散四方的人们又逐渐回到原籍，这时在一定程序上恢复乡举里选的传统还是适宜的，对发现、培养人才是有好处的。九品中正制在其创立之初，由于“不拘爵位”，确也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选拔了一些有用之才。但同时，也存在过于看重德行出身的偏向。此后，特别是曹丕继位以后，其弊端更日见突出。由于中正官逐步被世家大族把持，品评等级越来越重视家世出身，从而为门阀政治大开了方便之门，到西晋时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最后完全变成了替世家大族服务的工具，所起的作用也就完全是消极的了。
四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曹操《短歌行》诗云：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惟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阔谈燕，心念旧恩。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诗从感叹时光易逝发端，接着抒写功业未成、求贤若渴的心情，最后以周公自比，表达了安定天下的雄心壮志。“杜康”相传是我国最早发明酿酒的人，或说为黄帝时人，或说为周朝时人，这里用作酒的代称。“青青”两句是《诗经·郑风·子衿》中的成句，“衿”是衣领，“子”是诗中女子对他所思念的情人的称呼，这里借用来表示对人才的思慕。“呦呦”四句是《诗经·小雅·鹿鸣》中的成句，原是宴饮宾客的乐歌，说我有嘉宾，要以鼓瑟吹笙来相待，这里借用来表示自己渴望礼遇贤才。“明明”四句，以明亮的月亮拾取不到为喻，表达了自己求贤未得的忧虑。“越陌”四句，则刻画了故人远道来访后宴饮谈心、重温旧谊的欢快情景。“月明”四句，用鸟雀选择枝头栖息，比喻乱世中的人才选择合适的地方投奔、依附。最后四句，表示自己要以吐哺折节的精神，将尽量多的人才延揽到手，帮助完成统一的大业。《管子·形势解》：“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士不厌学，故能成其圣。”“山不”二句，即从这里化出。“吐哺”，吐出口中正在咀嚼的食物，谓中途停止吃饭。《韩诗外传》卷三载周公云：“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这里表示要像周公“一饭三吐哺”那样虚心对待贤才，使天下人心归附。全诗吞吐往复，跌宕抑扬，将诗人一腔忧才、盼才、爱才、惜才的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确乎是一曲感人肺腑的高唱。吴淇说：“盖一厢口中饮酒，一厢耳中听歌，一厢心中凭空作想，想出这曲曲折折，絮絮叨叨，若连贯，若不连贯，纯是一片怜才意思。”（《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揣想作诗情景，可谓深有会心，颇得真意。
《短歌行》是真实反映了曹操对于人才的真诚态度的。在实践中，对于一些闻名已久的人才，曹操总是真诚地渴慕，希望有朝一日能罗致到手。人才一旦来奔，曹操总是真诚地欢迎，常有相见恨晚之感。官渡之战中许攸弃袁绍来奔，曹操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匆忙出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重要的人才来奔，曹操都要尽快亲自接见，询问方略，听取建议，表达对对方的礼敬之忱。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转变态度，曹操往往也能宽大为怀，不念旧恶，并委以一官半职。比如陈琳，在官渡之战前夕为袁绍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种种“罪恶”，其中有的说的是事实，有的说的则不一定是事实。如说曹操亲率将士盗墓，“破棺裸尸，掠取金宝”，军中还设有“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官职，专事盗墓，看来说的就是事实。实际上，袁绍军当时也搞盗墓的勾当，崔琰还在袁绍手下时，就曾对此加以指责，只不过陈琳不会在这里揭短就是了。当时正值大乱之后，百姓穷困不堪，而割据争雄的各路军阀开支又极大，筹措无方，故都想出了这一盗墓下策。但陈琳指责曹操曾盗梁孝王墓，则不一定是事实。梁孝王刘武是西汉文帝之子、景帝之弟，分封梁国。由于其地位特殊，加之得到窦太后宠爱，不断给予赏赐，致使梁国成为景帝后期西汉最富有的王国。梁孝王死后，其墓中的殉葬品自然也应当是十分丰厚的。但据1991年6月29日《文汇报》报道，经国家文物局对座落在今河南省永城县芒山的梁孝王墓的发掘，虽证明梁孝王墓的规模确实是宏大的，殉葬品也确实是十分丰厚的（已大量出土的文物，可分为金缕玉衣、鎏金车马器等几大类，其中仅“汉半”钱币就重达五吨半），但并不曾提到有过盗墓的事情。推测起来。如果曹操确曾将梁孝王墓弄到“破棺裸尸”的地步，还能将这么多的珍宝钱币弃置不取么？可见很难相信陈琳所说的是事实。看来陈琳即使不致无中生有，也是误听了谣传的。此外，陈琳有些事说的是事实，但不一定就是“罪恶”。如陈琳说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领养的，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揭曹操出身的老底，现在看来就有人身攻击之嫌。但在当时，这却是极能伤害曹操的手段。汉末宦官由于数度操纵朝政，残害士人，名声很坏；汉代又看重门第，如此攻击可以说明曹操出身微贱；汉代以孝治天下，骂到父祖，比骂本人在感情上更让人难以接受。因此，仅凭陈琳这篇称得上是“恶毒攻击”的檄文，曹操就足可把他杀掉。但是，曹操打败袁绍后得到陈琳时，只责备陈琳说：“你过去为袁本初写檄文，骂我也就行了，不是说憎恨邪恶只限于本身吗？怎么往上牵扯，骂到我父亲、祖父的头上去了呢？”
陈琳赶紧向曹操赔罪。曹操喜爱陈琳的才学，不但没有杀他，还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可以说这是曹操不念旧恶的一个突出例子。
人才来奔后，曹操一般都能安排适当职务，放手使用，在工作中注意虚心听取他们的建议，有了成绩及时给予肯定，有了功劳及时给予奖赏。曹操本性多疑，但在干部使用中却常能信人不疑，不轻信谗言，不轻易处罚干部。蒋济被人诬告谋反，曹操不仅不信，相反还将蒋济提升为丞相主簿西曹属；程昱因性情刚戾，得罪了不少人，结果被人诬告谋反，曹操得知后，仍对他加以重用。建安十八年（213），东郡朱越谋反，诬陷黄门侍郎卫臻与他同谋，曹操同样不信，但为慎重起见，让荀彧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弄清了真相，得出了正确的结论，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手令，将调查结果通知卫臻：
孤与卿君同共举事，加钦令问。始闻越言，固自不信。及得荀令君书，具亮忠诚。
卫臻是卫兹之子，曹操在陈留起兵时，得到过卫兹的资助，对卫兹父子十分了解，因此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朱越的诬陷。经过荀彧的调查，更完全明白了卫臻的忠诚。这件事表明，曹操对人的处理是持慎重态度的。不久，曹操把卫臻留在身边做了参军事，并赐爵关内侯。
来归的人才犯了错误，有时甚至犯了可杀之罪，曹操因爱惜其才，有时也能不予计较，甚至予以重用。魏种便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曹操曾推荐魏种为孝廉，对他十分信任。张邈反叛时，许多人倒戈跟随了张邈，曹操却十分自信地说：“只有魏种是不会背弃我的！”等到得知魏种也跟着张邈跑了，曹操不由得勃然大怒，咬牙切齿地说：“魏种，只要你不是南逃到越地，北逃到胡地，我是决不会放过你的！”后来攻下射犬，活捉了魏种，曹操却又改变了主意，说：“魏种是个人才啊！”下令替魏种松绑，并任命他为河内太守，把黄河以北的事情交给他全权处理。
对那些享有声望的名士，曹操就更要宽容一些。邴原在青州与儒学大师郑玄齐名，超脱世俗，清高自许，公孙度曾称之为“云中白鹤”，认为不是用捕捉鹑的罗网所能罗致的。投归曹操后，曹操任命他为东阁祭酒，对他的态度十分谦恭。建安十二年（207）冬，曹操北征乌桓回到昌国，设宴招待士大夫。酒喝到半酣时，曹操说：“我这次凯旋而归，驻守邺城的诸君肯定都会前来迎接，今天或者明早，大概就都到了。不会前来的，只有邴祭酒吧？”
谁知话刚说完，邴原却先到了。曹操得到报告，大为惊喜，立即起身，远远出迎。见到邴原后，曹操说：“贤人实在是难以预料啊！我本来估计您是不会来的，谁知您却屈驾远远地赶来了。这实在是满足了我的渴盼之心啊！”
邴原离开曹操后，军中士大夫前去拜访的多达数百人。曹操知道邴原名高望重，从此以后对他更加敬重。
邴原虽有公职，但却常以有病为由，高卧家中，不仅不理事，连面也很少露。这样一来，不免要产生一些副作用。名士张范，也想学邴原的清高，曹操特地为此下了一道手令：
邴原名高德大，清规邈世，魁然而峙，不为孤用。闻张子颇欲学之，吾恐造之者富，随之者贫也。
“造之者富，随之者贫”，意谓开创者能够得到大名，跟着学的人就将一无所获了。对张范进行了婉转含蓄的批评。这说明曹操对邴原之所以特别宽容、敬重，是为了充分利用他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更多的士人。但他并不希望人们去学习邴原的清高，他所希望得到的是热衷事业、有实际才能的干才。这反映了曹操对当时知识界的政策和策略。
曹操对人才的坦诚态度，还表现在他对部属生老病死乃至对其家属子女的关心上。郭嘉病重时，曹操派去探视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贾逵长了瘿（颈部的囊状瘤子），越长越大，打算找医生割掉，曹操很不放心，专门给贾逵下了一道手令：
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
要贾逵对开刀一事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蒯越临终前，把家属托付给曹操，曹操立即回了信：
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
《公羊传·僖公十年》载，晋献公有病将死时，问荀息士人怎样才算是守信用。荀息回答说：“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则可谓信矣。”曹操化用其意，表示自己将不负蒯越所托。曹操还表示，他年轻时所推举的人，很多是这样做的，意在说明他自己一直是赞同和提倡这样做的。
郎中令袁涣（字曜卿）死后，家无余财，曹操先后下了两道手令，抚恤他的家属。其一为：
以太仓谷千斛，赐郎中令之家。
其二为：
以垣下谷千斛，与曜卿家。
有人不懂为什么要下两道手令，曹操又下了第三道手令加以说明：
以太仓谷者，官法也；以垣下谷者，亲旧也。
太仓是京中储粮的谷仓，用太仓谷赏赐，是按国家的法令办；垣下指仓垣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的谷仓，大约是曹操自己的谷仓，用垣下谷赠与，是照老朋友的关系办。于公于私，曹操都做了表示，充分表达了对部属的那一份特殊的情意。
部属死后，曹操常常为之感到痛惜，特别是对重要僚属的死亡，曹操更是哀恸不已，往往亲临吊唁，追赠加封，惠及子孙。曹操对郭嘉、荀攸之死所表现的态度，便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曹操对来归的人才推诚相待，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这些人才的作用，同时吸引更多的人才。曹操同袁绍还保持着同盟关系时，袁绍因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和少府孔融有仇怨，想让曹操找个借口把他们杀掉。曹操回答说：“现在国家四分五裂，正是上上下下互相怀疑的时候，即使是以坦诚待人，还担心不能取得信任；如果还要动手杀人，那谁能不自危呢？而且生活在普通人中间，容易被庸人诬陷，你要去怨恨，怨恨得过来吗？以前汉高祖同雍齿有仇，他赦免了雍齿，结果使众人的情绪得到了安定，您怎么忘了呢？”
雍齿与汉高祖刘邦同乡，跟随刘邦起兵，中间曾背叛过刘邦，因此刘邦很不喜欢他。刘邦登基后，大封功臣，但同他有过嫌隙的人一时还未得到封赏，这些人思想很不安定。刘邦采纳张良建议，封雍齿为侯，结果这些人无不大为高兴，说：“连雍齿都封了侯，我们不会有问题了！”曹操引用这个史实，说明了坦诚待人、收揽人心的重要。袁绍以为曹操是表面上说得好听，对曹操很有意见，这在当时其实是误解了曹操的。曹操后来对人才所抱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体现了他坦诚待人的初衷的。
曹操以坦诚的态度渴慕人才，欢迎人才，接纳人才，使用人才，关心人才，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曹操一生能够罗致大批人才，这些人才能够忠诚于曹操的事业，努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曹操战胜对手、统一北方做出自己的贡献，决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