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为高考拼上全力
在黑暗和憋闷中，我完成了暑假前一场又一场密集的考试。参加高考的学生，因为要参照新的3+3的高考制度，所以要考六科基础课程。虽然，其中的语数外是都要考的，但是另出一次题，难度也大一些。考完后，我忐忑地等待出分数，一边报名参加暑假期间的高考补习班，我想到这边有比较安适的住宿和餐饮，就决意留在学校补习。
那个周六晚上我打车去了姐姐家。姐姐和姐夫正在吃晚饭，打开门看到是我，姐夫说这腿儿真是不长不短啊，我去牛庄买了一整架驴架子，你姐非吃不可啊。
可不是，茶几上蹾着只巨大的铁盆，上面垛着满满的肉骨头。姐姐高卷着袖子，坐在电视机前的一只蒲团上，光着脚，长长地伸着两条腿，接着一只大塑料盆啃骨头。
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那个名门闺秀似的，收拾得头齐脚齐的，事儿事儿的，天天嫌我邋遢朝我翻白眼的姐姐会变成这副模样。
我的天哪！
我边换鞋边惊叹道，还有这架势吃饭的，是谁教训别人嚼饭时不能张开嘴的，夜叉似的，真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啊，可算知道你的真面目了。
姐夫说，你说对了，她不但人前人后各一套，她还严于律人，宽于待己，一哭二闹三上吊，啥法儿都会用啊。是不是，成媛同志？
姐姐一松手，啃光的骨头落进盆里，接着又探身从盆里抓起一块，说，没法儿，都是被逼的，来人家里当媳妇，外姓人，不容易，里里外外都是姓吴的。姐姐拿一块肉骨头，指指姐夫又指指肚子，外边的就嫌吃的多，里边的就嫌不够吃，我是好人难做呀。快来，娘家人快来撑腰。
我说娘家人快饿死了，得吃饱了再撑腰。
我洗了手，坐在姐姐身边，拿块骨头啃起来，姐夫示意我过去就着那盘凉拌黄瓜和拆下的碎肉一起喝啤酒，我摇摇头。我不能喝，我说，我得保持清醒的大脑考大学。
姐姐停了嘴。啊，姐姐说，这就要放假了，要不要再去西城那个班补习啊？我老担心了，你上回的英语和地理，都不够理想啊。
学院组织老师假期给补。我看看姐姐，再看看姐夫。
姐夫放下酒杯，拿手拈起块肉放嘴里，说，媛媛你看了吗，还娘家人呢，他不为募集补习费，是不来看你啊。
姐姐把没啃完的骨头塞给我，蛄蛄蛹蛹地从地上爬起来，光着脚晃悠着到厨房冰箱里捧了盒冰激凌出来，掀开盖子挖了口放进嘴，呜里哇啦地说，我看也是，看来，还是得指望老吴，指望他，还驴架子呢，连根驴毛都吃不上啊。
姐夫咧开嘴，开心地笑起来。
都知道那个无法改变的结局，所以，我们谁也没提伤心事。我啃了半盆驴骨头，拿上学费，返回学校。
假前的综合考试，我考了班里第二名，作文拿了满分，高考综合考试，我在二〇一七级综合排名第十九。让我们诧异的是，我们班里第一名，不是马纯，也不是石梅生，而是岳长辉。
岳长辉长得矮矮的，大眼睛，不大爱说话，在最前排，宿舍在318，如果不是考了第一，说实话，我可能到毕业都不会太注意他。
那天我到图书馆翻看了校内网上的历次考试情况，上次期末考试，他是第四名，比第三名张大志差1.5分。但我们好像只记住了第一名石梅生，尽管他独来独往，基本不和同学们往来，听说来东技是因为中考时发高烧，数学只做了填空和选择题，得了20分，历史因上吐下泻几乎交了白卷。第二名马纯也是属于闷声发大财型的，不声不响的，努力得很。再往后那些，就基本上是“学习不错”的印象了。
人们往往只记得住第一名。
我不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但说这话的人，一定是位智者。
当然，还有一些同学，根本不关心谁考了第几，这我非常理解，因为我也曾是他们中的一员。
参差多态乃幸福的本源。
我又一次想起秦厚朴院长说起的罗素的这句话了。那时，我并不知道罗素是什么样的人，但这句话，让我与不关心成绩的同学，与自己的曾经和解了，虽然和解的有些不明不白，稀里糊涂。
我再也不是曾经的我了。
那段时间的我，要说做梦也在咬着牙要考大学，也不为过。我常常看到那些穿着橙红色、深蓝色、灰色实习工服的同学们在校园中走过，三五成群，有男有女，有说有笑，但不管看他们脸上的笑容多灿烂，笑声多欢快，步履多矫健，在内心深处，我都为他们深深地悲哀着——只能做一个工人，一辈子穿着工装，在车间里头都不抬地忙忙碌碌，就算一进工厂就拿六七千七八千的工资，但和一头拉犁的牛，一匹拉车的马，一头拉磨的驴，一只不停下蛋的母鸡，有什么区别呢？
我一边是咬着牙发狠的坚定，一边是害怕高考落第的焦虑，十六岁的我，前额和鬓角，生出了白头发，考前吃不下睡不着，两年后那个终极目标，像个大火团，快把我烤干了。
为了更进一步，我主动和暑假一起留校补习的岳长辉坐了同位，听课时，不时拿余光注意他的一举一动。让我不解的是，岳长辉在听课时，并不像我一样唰唰地一个劲儿记笔记，他基本不太动笔，干的最多的是喝水。他带着一个很大的塑料水罐子，隔一小会儿就拧开盖喝几口，有滋有味的，喝完再小心地拧好放在桌上。他甚至还有个缺点，时不时地抖上一小会儿腿，抖得我很心烦。
我不好意思说他抖腿的事儿，因为我感觉我们的关系还没到那份儿上，但我虚心向他请教了记笔记的事。我问他为什么不记笔记，这样不是很容易把老师讲的重点略过去吗？
岳长辉眨了眨他的大眼睛，很认真地问我，哪些是重点？
——我被他问住了。
说实话，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在东技会这么虚心，甚至是虔诚地请教同班同学问题，这是第一回，我冷不丁地愣了。
我想了半天，从补习的图书馆教室出来一直想到宿舍楼前，我试探地说，考点啊，考什么，什么就是重点哪。
我当时的样子一定蠢极了，要不然，岳长辉怎么会笑得那么无形无状呢，看样子，他可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们关系到没到份儿上的问题，结结实实地、毫不掩饰地嘲笑了一通。
我的天哪！
岳长辉把他的大水罐子捂在肚子上，朝前跑了几步，说，我是不能告诉你，让你知道了，你就考第一了。
我当然紧追不舍，他也笑够了，又打开瓶子灌了通水，问我，那你说考什么？
我又被他问住了。
我说开什么玩笑，我知道考什么的话我直接背题就行了，费这个劲干吗？
那这么说你也不知道哪里是重点，那你唰唰唰地记来记去，有什么用呢？
这确实是个太大的问题了。
我说，你别说，让我慢慢想。
我突然明白过来，这个问题我要想不明白的话，就不是考不考得上大学的问题，这是智商问题，这很严重。
带着这个和整个世界一样重的问题，我简单洗漱后爬上床，将胳膊腿儿长长地伸开，将我的全部交给这个问题。
但我却想起姐姐了，想起她啃骨头时伸着的大长腿了，姐姐的腿脚已经开始浮肿，说连睡觉都腰酸背疼，我心里竟然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对姐夫不太那个了，这种反感并不清晰，带着怨怼，好像还有点嫉妒，还有种隐隐的被伤害后的恨意——想到最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翻了个身，冲着墙，好像怕谁会发现了似的。
宿舍空了，没有足够的人气儿浸润的小屋生出了霉味，被掀卷起的床垫露出木床板和铁床架，彭浪靠近壁橱的床角，竟然张起一张蛛网，清早我就看见了，心想一会儿清理一下，但转身就忘了。此刻，那张网上，那只蜘蛛，可能和我一样，在静静地想着自己繁乱的心事吧。
但也许它在嘲笑我呢，它在吐着丝，将白天小虫子挣扎时弄断的经纬重新扯好，它边干活边大声嘲笑我，愚蠢的人类呀，安稳地粘在命运的网上不好吗，何必苦苦挣扎，把胳膊腿都挣得七零八落呢？
想到这儿我真想跳下床去，打开灯，把那只自大的黑蜘蛛连同它丑陋的丝网一把扫到下水道里去。
——我这是怎么了？
我突然想起来，在这个深夜，我竟然堕落到和一只蜘蛛一般见识，还是因自己臆想出来的理由。我隐隐约约地想起母亲在的时候，与父亲的一次争吵或者说争论。
年代并不久远，是我当时幼稚的心灵难以将一来一去的那些对话理清。我几乎是屏住呼吸，潜进那个初春的清晨。
有风，我们家蓝色的门楣上荡着一截麻绳，我猜想是上一个春节时用来挂灯笼的。初三时历史老师讲到萨拉热窝事件，说它是一战的导火索。而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我，看着短头发的历史荆老师，却突然想起我们家的那个清晨，想起门楣上的那截麻绳，末端爆着火花——
这一刻的回忆，很有可能，已在两年前那节历史课上重塑过了。包括后来我父亲摔门而去时风衣掀起下摆的背影和母亲的黯然神伤。在这之前，我被母亲拿湿毛巾擦了手脸摁在茶几旁的一只小板凳上，将面前一小碗鸡蛋羹挖开一小勺填进嘴里，淡淡的腥味和灼热在我舌尖上打了个滚儿，我未及下咽，母亲在窄小的厨房门口端着两只大碗，刚一露头又缩回去，我听到母亲说，听懂了，不就是嫌我不如人家懂事吗，看来我是多余了！
你简直就是借斧头的人嘛。
站在地上扣好衬衣袖口的扣子的父亲说完，一把揪下挂在门侧衣架上的风衣，边开门边扬着胳膊穿了，门哐当一声又合上。母亲却在厨房久久没有出来。
这是唯一一次我能回忆起来的与母亲的离世有些关联的父母间的片段了。但就算是这些零碎的印象，我亦不能保证它的真实。回忆是一种无限自动生长和分蘖的东西，每回忆一次，陈年旧事之花朵犹如被强硬地打捞出水面一次，被讲述前脑海中的追想，仿若刀刃，仿若阳光风雨，仿若颜色，将回忆之物反复剖解、取舍、漂染着色、条分缕析，随后的语言和文字的筛眼，又一回将它们用人类文明的形式和规范挑选和呈现——回忆这条漫长的隧道啊，一头是玫瑰花，另一头，也许是头猛虎。
只是，好多年，“借斧头的人”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直到那堂历史课，父亲离开家门的那句话重新被我打捞起来，我受到什么启示似的，把它写在历史笔记上，一下课我像个认真学习的好学生那样将荆老师拦在门口，我说，荆老师，你知道借斧头的人的故事吗？
从前，有个人去向邻居借斧头，可是又担心邻居不肯借给他。于是他在前往邻居家的路上一直在胡思乱想，设想了许多不借给他的理由：如果他说自己正在用怎么办？要是他说找不到怎么办？如果他说坏了不肯借给我怎么办？
这个人这样想着，有些生气，就想：邻里之间不是应该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吗？撒谎故意不借不是人品低下吗？哼，假如他向我借东西，我可不会像他一样小气，我一定会很高兴地借给他。
最后，这个人越想越生气，于是等到敲开邻居的门后，他说的不是要借斧头，而是一张嘴，就气呼呼地说：呸！你这个小气鬼，留着你的破斧头自己用吧，我才不借呢!
说完，他摔了邻居家的门后离开，弄得邻居莫名其妙。
荆老师给我讲完，问我，听懂这个小寓言的意思了吗？
我摇摇头，看着荆老师抱着教案拐过墙角。我想，母亲是那个借斧头的人吗？
不！
我当即否定了自己的提问。
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在心里给出否定的详细理由。
但这个夜里，我却拿它来比喻自己了。
这是人生的篡改和讽刺吗？
也许，以我现在的年纪，还没有能力由着记忆和窥探的小径去构建母亲的“离世之图”。我相信原来祖母常挂在嘴边的“一寸年纪一寸心”的俗语。好多问题的答案，就像时间的藤蔓上结出的果子，你得有耐心等你的时间爬上岁月的屋顶，开出绚烂的智慧之花。
——我该把这些看成岁月的馈赠啊。
也许，对某个年纪的人来说，最有分量的，就是潜伏在生命中的这些“不懂”吧。
我这样想着，听着窗外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唤，听着风刮过窗前的树枝，看着路灯透过帘缝搭在屋顶上的一只勺状的影子，心里刚才对角落里那只蜘蛛的气恼，也早不知消散到哪里去了。是的，不懂，是最有分量的。此刻，它就像只秤砣，坠在我背上，让我轻易不会因细碎轻飘的事坐起来，溜下床去。我要安安稳稳地在床上伸展开十六七岁还在无限生长的肢体，美美地睡个好觉，明天见了岳长辉时，我们将会心一笑。
果然，我们第二天上午在补习教室见了面时，甚至没有笑，他见我过来，侧过脸小声“嗨”了一声，把摊在面前连桌上的课本和复习资料拢了一下，我“嗯”了声，算是招呼，也算是表示对他的感谢吧，掏出课本和笔记放在桌面上。
我们心里，已然明了，昨日的纠结，再也不是纠结了。
姚曼老师在那天上午的作文课上，为我们分析解读了意大利当代作家迪诺·布扎蒂的《七层楼》。如果不是姚曼老师，我敢说我一辈子都不会读到这样的小说，也不会知道布扎蒂这样的一位作家。我甚至不敢确定是不是应该为读到这小说感谢姚曼老师。
读至结尾，犹如被一只无形的手捂住口鼻几欲窒息。
为节省费用，小说是被缩小字号后正反打印到A4纸上的。患病的主人公朱塞佩·科尔特从这一面开头因轻微的病情住进这座远近闻名的疗养院第七层慢慢下降，到最后在第一层看起来一切如假象的病房沉入黑暗。看到最后一句我不寒而栗，心底生起难以言说的恐惧。
同学们，这从第七层到第一层的过程，你们仔细想想，像不像人的一生？
啊！
姚曼老师的话让那种模糊的恐惧一下子清晰了，我的心，被死亡这回事划得生疼。尽管不久前我刚刚想过自己有一天也会面临死亡这回事，想来虽是确定的，但没有小说中描述的这样具体、结实和坚硬。
我明白了——
好，你来说一下。
我不知道自己竟喃喃出了声，姚曼老师朝我伸出的手让我清醒了。
噢——我站起来，整理着胸腔内剧烈的破碎和悲伤，说，啊，我想，也可以把结尾处百叶窗的垂下，理解为主人公科尔特因死亡的到来闭合的双眼。
哦——
姚曼老师慢慢地点着头说，坐下，坐下，你说得太妙了。还有什么，一起说出来。
嗯——作者借科尔特写尽了我们每一个人——
是的，是的，姚曼老师不待我说完，就拍着讲台说，拿文学上的术语，这叫获得普遍性。接下来，姚曼老师以这篇小说为例，就文章的结构设置和情节安排讲了好多，但最后着重提醒我们，这一切，都是在为表达的内核服务。
我得到了姚曼老师的表扬，但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个普遍性，就是人人都会死的。这个普遍性，就是人人都会进入黑暗，见不到一丝光明。
这节课上的我心情沉重。经姚曼老师的肯定，死亡由我在夜晚的黑暗里偶尔摆弄下的物件变成青天朗日下一面招展的大旗，它猎猎作响，仿佛召唤着一切感受得到的人快快聚拢到它身旁。
下课后我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再次展开那张上面印满密麻麻小字的A4纸，从头到尾，再次把小说读了一遍。我发现这篇小说，一句描写人物形象的话都没有。面目模糊的病人，更加面目模糊的医生和护士。最真实和最具分量的，是随着楼层下降越来越近的死亡。
是的，高矮胖瘦美丑贫富高尚卑下智慧愚蠢勇敢懦弱善恶——这一切都是虚浮的，是零散的，是如蜉蝣般短暂的——唯死亡永恒。
还不走？
我吓了一跳，抬头看是姚曼老师，她正走到讲台上，拿起一只浅灰色保温杯和旁边的盖子，边往外走边说，要下雨了。
是的呢，天很低，铅灰色的云彩垂在周围楼顶上，随时塌下来的样子。我紧跟几步，叫了声姚老师。
老师，既然人都会死，那我们这么努力学习，还有意义吗？
哈哈哈哈。
姚曼老师听完我的话站在一棵梧桐下大笑起来。
啊——等笑够了，她抹了下嘴，好像刚吃下什么美味似的，说，我也不能这样笑你。我很开心，因为终于有一个学生在我讲完这篇小说后提到这个严肃的问题了。
我心里有点难受。我说。
这是正常的，这是对生命的珍视啊。姚曼老师说，最宝贵的就是生命，生命的流逝，是让人黯然神伤的。就世俗层面讲，这是个无解的问题，所以无数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也正是以死亡为主题，不只是呈现和剖析，而是，怎么说呢，好像就是一种朝拜呀。
朝拜？我有点不明白。
是啊，想想人类最初的那些图腾和神仙吧，哪一样不是人类在绝望中塑造出来的，哪一样不拥有人类并不具备的神力，超脱生死，一直是一部分人穷尽一生的追索啊。可以说，人有多绝望，图腾就有多无所不能啊。而最终的绝望，非死亡莫属啊。所以，好多神仙都是长生不老的。
姚曼老师说得我更蒙了。这时候，我跟在姚曼老师后面，日渐正午，我们不由自主地沿着向北的路，往食堂去。路旁冬青和草带另一侧，是精心按照颜色栽出各种造型的郁金香，农建系和留下来值月的同学，正在郁金香旁边的绣球丛中忙着测量修剪，野猫在花丛中出没嬉戏，露在草地上石块状的音箱里，播放着母亲在世时经常听的《蓝色多瑙河》——
唉——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姚曼老师回头看了我一眼，说，不必叹气，你知道吗？姚曼老师故作神秘地把食指竖在嘴唇上跟我说，越早开始严肃地思考死亡的问题，往后的人生，就会越坚实越开阔。
因为，姚曼老师顿了顿说，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会在有限的时间里调动有限的精力，更充实更高效地走自己的路。
你就是因为这个选择了离婚吗？
我突然想起了这个。
咦——我冷不丁的话，让姚曼老师有点惊讶。她皱着眉头看了我一会儿，但很快又笑起来，说，小毛孩儿，你不会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吧？
嘻嘻，我赶紧摆摆手，说，我们曾经想帮一把——不过不是戴维，噢，不，不是张大为老师指示的，我们自发的。
戴维？
姚曼老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有创意——我想也是，你们的大为老师不会出这种招儿的。
我都感受到了自己热切的目光了。我望着姚曼老师，期待她能说点什么。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姚曼老师说。
我懂。我说。
我感觉我们戴维还在等着你。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我每次见到姚曼老师就在心里蹦跳起来的话。
嘁，小毛孩儿，事儿还挺多。姚曼老师说。
你不也没找男朋友嘛。
我小心地看着姚曼老师的脸说。
哈哈哈，男朋友，多么遥远的词儿。
我们说着已经转向东走了好长的路，到食堂对面了，姚曼老师说，吃饭吧，别想太多，你还小，先把学习搞上去，你不是咬着牙要考大学吗？
几分钟后，我坐在学生食堂的不锈钢小桌上，看着面前的一份黑椒牛柳盖饭和一份小米粥，心想，姚曼老师听我胡说八道，竟然没有恼，没有呵斥我，只是——也许，我还没有能听她的故事的资格。
我心里长叹一声，把饭扒拉下肚，拿着小米粥回宿舍，边走边回味刚才与姚曼老师的对话，心像河水一样涌动起来。
一台依维柯箱式面包车，在乌云压下来的校园小路上轰隆隆向东驶去。面包车前后的玻璃打开来，司机、乘客，都穿着蓝色工装，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校园。
奇怪的是一帮老师从西边跑过来，急匆匆地朝着面包车。等车过去，过了路，穿过了小花园，在宿舍楼下遇见戴维和其他几位步履匆匆的老师，我叫了声老师。戴维看了我一眼，但并未停住脚，说，下课了？我说，吃完饭了。戴维“嗯”了声，继续朝前走，我说，你们着急干什么去？
最新的3D打印机，戴维朝前指了指，说，3D打印机运来了。说着，与其他几位老师奔过去。
啊，原是运送3D打印机啊。我在楼梯口犹豫了下，心说，一个打印机，也值得兴奋成这样，但走到宿舍门口，我突然想，要不，我也去瞅一眼？
我打开门，放下书包和小米粥跑下楼，向东向南，追着那处我们司空见惯却从来没有想过是什么地方的钢架建筑跑去。
而此时，建筑西边朝向小路的巨幅卷帘门已经在打开，面包车在门口略调整了下方向，隆隆地驶进去，我，还有已经站在路边、正往这边跑的其他同学和老师，等门口先到的院领导和老师们进去后，也跑过去。
原来已经有一些人在里面候着了。
这时候院领导、老师们一样站到了一边，面包车里下来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人，转到车后面，打开后车厢跳上去搬出几只大大小小的箱子。
我心里就感觉没劲了——就这么点东西。
站在我们对面的戴维们却看上去特别激动，对着车上车下指指点点。和戴维一个办公室的金老师，往旁边跨了一大步，对着秦厚朴院长比画着讲了什么，系主任点着头，指指车上，所有人都兴高采烈，所有人都在发问或回答着别人的问题，所有人都对着这台尚未开箱的机器显出十二分的热情。
那这大概是台了不起的机器吧。
只不过，我没太大兴趣。
机器再了不起，不还是台机器吗？围着它转的，不还是一些“只能当个工人”的人吗？我又看了一会子，感觉怪没意思的。我离开众人，朝南绕了个大圈，回宿舍了。门口已经挤满了人，还有师生不断地往这边跑来。我喊着借光出了门，想着得赶紧回去午休一下，下午是英语课，是我的弱项，我得好好听老师讲。
但下午课堂上却少了一多半人。英语老师敲着黑板问：人都到哪儿去了？第一排一个扎马尾的女生说，都去世赛中心看最新的3D打印机了。
我╳。我心里骂了一句，一台机器有什么好看的。
一台机器有什么好看的。英语老师说，好像专门重复我心里的话似的。
据说是国内最大型的。那个扎马尾的女生又说。
再大不也就是台机器吗？英语老师不满地说，好吧，我们不等他们了，开始上课。
我也是这样想，再大也只是台机器，为看一台机器，耽误了高考课业，简直是本末倒置。让我不解的是，岳长辉也在看机器的那些人中。当快下课时，他才擦着额头的汗进了教室，我看着他通红的脖子和脸，看着他汗透的T恤，心想他也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聪明啊。
下课后，我们一起回去。我说，你误点儿了。他说，国内最大的机器！引进这台机器，费了我们学院大半年的工夫，戴维说院里为我们能尽快见识到最尖端的技术，也是煞费苦心了，我的天，比一间房子都大！走，快走，去看看装好了没有。
我不去。我说。
为什么不去？
看这有什么意思，上面刻着高考题吗？嘁！
唉——岳长辉长叹一声，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说，为了高考，难道不要睁开眼看世界了？
岳长辉兀自去了，脚底像踩着弹簧，一跳一跳，把他不高的个子弹得轻快得像只小兔子。
看世界？难道看看那台机器就是看世界了？莫名其妙！我回到宿舍，越想越窝心。怎么什么理都在你那儿？你是圣人哪？呸！
我气恼地把书甩上床，心想我怎么先回宿舍了，该先去食堂吃了饭再回来，这才符合统筹方法嘛，最省时省力。我又往外走，走到楼门口时又想，我该带着课本下来，饭后就不用再回宿舍取了，直接去教室多好。转过假山石的时候，我又想起，刚才在宿舍，抵到窗玻璃的一根灯笼树枯枝上好像趴着一只绿色的大螳螂。去年时，那根枝条上的叶子可茂盛呢，尖端一串粉褐色的花穗，秋后不知为什么很快掉了叶子，枯下去了。陈浩南说是蝉在树枝上产了卵，雌蝉产卵前会用尾部的端刺和肛刺先把树枝上的皮挑开，把里面的纤维挑断，挑出小洞，把卵产在里面，一只蝉一次产好几十窝，所以一根小树枝，也就枯死了。
不知道陈浩南说的是否正确，也不知道那只大螳螂，为什么趴在那根干枯的树枝上，不是很容易被发现吗？也不知道那根干枯的树枝，为什么还不掉下去，如果不掉到土壤里，那蝉卵，就不会孵化吧？
我边走边琢磨，直到走到食堂门口那块镌着字的大石头旁才突然意识到，我琢磨这个干什么？真是闲得难受。我甩甩头，把这些乱七八糟的想法甩出去，大步进了食堂，径直到那个盖饭窗口刷了份盖饭，端到就近的桌上，三下五除二吞了下去。
假期人少，只有一个穿着白色工作服的阿姨带着一个值月的同学在收拾碗筷，叮叮当当的声音，单调，寂寥。那只黑白花的小流浪狗在透明的PVC门帘外面趴着，不知是吃饱了肚子的消遣还是期待投喂，傍晚的校园安静而神秘。昨夜声势浩大，却又没落几滴的雨在今天的叶子上留下一个个稀薄的印痕。还有往校园东南方去的人，从急切而心无旁骛的步伐上看得出他们怀揣着“见识冰块”的欣喜。而我，在这座大而空旷的校园里显得格格不入。
教室里也没有人，我坐在位子上，打开英语试题，心里大有为自己能抓住这块珍贵的、足以能用来超越他人的时光而激动和感慨。在做完两份试题之后困意袭来之时，我拿出桌肚里的运动水杯，掏出今天的第三条速溶咖啡撕开投进去。咖啡末在常温的水里漂浮了一会儿慢慢往下沉，我摇了几下，将未来得及溶化的悬浮液倒进胃里，口腔登时沙棱棱一团，我却在这种沙漠般的缭乱和硌硬中，感觉获得了无限力量。
等一个被蝉鸣、被风雨、被3D打印机、被三次参观团、被推倒东边的围墙让校区和工厂区连成一片、被全面校舍检修、被两场市内人事考试、被市委观摩指导团、被常玉生书记在东边的实验区工地上晕倒住院——把时间分割成细碎小块的暑假结束之后的收心考试中，我成了全班第一，全年级第六。
一个傍晚，我看着雁栖湖边布告栏上的名次，心紧紧被揪起——不是因刚刚知道那个可怜的小人儿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不是因姐姐因此噩耗紧急入院保胎，而是，我盯着公告栏第一名“崔梓琪”那三个字，想起第一名这个位置，好像从来没有重复过。我是站在波涛汹涌的大海里一叶扁舟之上，任何一点闪失，都将倾覆。
何况，离年级第一还差19.5分，那几乎是我无法逾越的距离。
而上次的第一名岳长辉，这次仅比我少了0.5分。
前有高墙，后有追兵。我站在公告栏前，感觉生命里前所未有的窘迫和焦灼。我一把扯下伸到公告栏一角的半缕枝叶在指间揉得粉碎，心想还是赶紧到教室复习功课去吧。
校园里到处是刚报到的新生拖着行李，背着大包小包，手里捏着入学资料寻找自己所在宿舍的影子，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街道上常见的“霹雳游侠”（这是我父亲给流浪者取的绰号），除了着装较齐整外，他们的脚步、游移不定或者空洞的眼神，毫无二致。我特别感同身受，我知道他们和我当年一样，感觉自己一脚踏入了无底牢狱。
我回到教室坐定，刚拿出数学课本和一沓习题，就听到戴维站在门口喊我的名字。
戴维告诉我姐姐来电话了，说很想我，让我去人民医院产科她的病房去。
我看着戴维抖动的下巴和浅灰色衬衣领尖上的扣子，脑海里盘桓大半天，才和昨晚姐夫的电话联系起来，晚上十点多，直接打给朱子康的，说姐姐接到家里电话，知道那小人儿已经走后不一会儿就腹痛，来医院了。姐夫还让我别担心，说做了B超，主任给看了，说没事儿。
没事儿咋还不回家，而是住院了呢？我心里嘀嘀咕咕地回到座位上，戴维还在门口站着，在我看向他的时候，他朝外摆了下手，意思像说，快走吧，还等什么。
我把课本和习题收进桌肚往外走，走到教室门口回过头，看到马纯和岳长辉，看到吴楚和林幸哲，都在低头在纸上写着画着，我疾步朝楼梯口走去，心想快去快回吧。
天已经黑透了，我到了校门口，站到路边盯着来来往往的车流之中有没有那个车顶亮着“空车”的车顶灯时，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转过头，向着声音走去，才发现是姐夫。
上了车，姐夫告诉我，姐姐情绪很不好，一直说要回家，劝都劝不住。姐夫又说，家里打电话时事儿已经都办完了，姐夫犹豫了会儿，补充说，是聂姨的意思，她不愿让我们回去，原话是不想惊动任何人。
那——
我刚想开口，姐夫像明白了我的意思似的说，昨晚电话，是因为怕你担心才说还好。其实现在也不知道家里啥样。我本来想回去看看，但你姐还在医院，我也离不开，快走吧！
我木木地听着姐夫的话，看着路边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流光般在我眼前一晃而逝，像条无尽头的长河。我没意识到也许姐夫在等我说点什么，也没意识到从东技到人民医院并不像我早先认为的那么远。直到进了医院停车场，姐夫跟我说了姐姐的楼层和病房号，让我先一步上去，他去停车，我才像在梦中醒过来一样，哦了一声推开车门，茫然走进仍可以用溽热来形容的夏夜里。
倚坐在病床上的姐姐看我进来，反手撑住病床扶手欲起身时，被同事摁着肩膀阻住了。别动，她的同事说，你现在最好是躺在床上静养，千万不要激动，你是医生，可知道厉害的呀。说完，同事朝我点点头为我们掩上病房门。
同事一走，姐姐就抹开泪了。
姐姐不说话，只是抹泪。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环视四周，在床头柜边找到了暖瓶，床头柜上找到了粉红色水杯，我问她，喝水吗？姐姐连头都没摇一下，肩膀却耸动起来，轻声啜泣了。姐姐说，没想到这么快，还以为会好起来——
我很想说，怎么这么幼稚，你不是医生吗？这结局几乎早就注定，只是早一天晚一天的问题啊。说实话，那晚听到姐夫说聂莺不要亲人们到场送别，我几乎是松了口气，一想起如果不是事情已过，我将要回到老家，面对的这些人和事，头皮都麻起来。
我走到窗前。此刻，这座城市万家灯火，医院南边和东边交叉的两条路上车辆在缓慢爬动，信号灯红了绿，绿了红，路口等候的车辆永不见减少，这么多人，这么多车，他们是在忙着去哪里？干什么去？窗台上两只深绿色的大花瓶里，放着扎成束的玫瑰和另一种乳白中透着淡绿的花。
这是什么花？
我指着花问。
姐姐停住啜泣，沉默了会儿，抽了纸巾擤了鼻涕。
这是什么花？
我又问。
洋桔梗。
姐姐说。
你别打岔。姐姐又说，哎，你鞋怎么了？怎么裂那么大一口子？
什么口子？我低头向脚上看了一眼，说，这花是同事送的？
不是，你姐夫送的，同事还担心花粉过敏打喷嚏也许不利于保胎，让我扔掉呢。你姐夫不懂。姐姐说。
他不懂你告诉他呀。我说，要不我帮你扔掉好啦。
我一手抓起一只花瓶，却被姐姐制止了。姐姐说，放下放下。我放下，看着姐姐，姐姐拍拍床边，让我坐下，说，你姐夫一会儿回来，看扔掉了，会伤心的。
嗨，我坐在姐姐床边，说，你们女的可真是又麻烦又——
我想说糊涂，看姐姐双手抚着高耸的腹部，脸上显出专注的神情，我又不忍说出来了。
这时候，姐夫提着大包小包的，用身子顶开门进来了。
姐夫把东西放在折叠起的躺椅上，去卫生间洗了手，然后大件小件地慢条斯理地收拾出来。鱼汤烤羊排小米粥韭菜合子麻汁黄瓜辣炒猪肚，摆满了床头柜和姐姐面前的小床桌。姐夫小心抽了湿巾，帮姐姐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了手，说，好，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顿饭吧。哎哟，你可不知道，你姐可劲唠叨你呢，姐夫低着头摆弄着饭说，好像你出了国，出了海，离开家老长日子了似的。
可不，就是有日子没见了。
姐姐往嘴里送了一小块烤肉说。
那这回行了，回来了，可以好好陪着你了，放心了吧，就这几天了，你安心在这儿养着，多少人想早来候产，还没这条件呢。
什么叫好好陪着她了，我心说，我这就得回去。但我没说出来，我接过姐夫递来的烤肉和两只韭菜合子，捏起一只送进嘴里，心里麻乱起来，这可怎么和姐姐说，我还有一堆习题没做完呢。
姐姐坚持把大的那一条鱼让我吃，对姐夫说，他在学校可是啥好吃的都捞不着吃，他从小最爱吃鱼了。又对我说，快，快吃，慢着点，别卡了刺。
姐夫笑了，说，你到底是让他快吃还是慢吃？
姐姐拉下脸来，说，你怎么那么多熊事儿，就是要快点慢慢吃的意思。
姐夫朝我挤了下眼，说，瞅见没，你长大了找媳妇，千万别找这样的，没理占三分，里外都是她的理。
我知道是姐夫在哄姐姐开心，我心里很感谢姐夫，但是我在想着我那些没做完的习题，它们闷在我的桌肚里，像饿瘪的猛兽那样张着大口，等着我用我的聪明才智投喂，将那些闪着光的正确答案，一个字一个字扔进它们的大嘴里，它们会像姐姐刚才那样抚摸着肚腹，安慰地躺在桌肚里，双手合十，保佑我再考第一。
那顿饭吃得那么漫长，姐姐一开始说不饿，胃里很满当，不舒服，姐夫好一通哄，她才说，那就少吃一点吧。接下来，一会儿要喝一口米粥，一会儿嫌噎又要喝口水；一会儿嫌黄瓜拌得太淡，蒜末不够多，一会儿又让姐夫把烤羊排的骨头剔下来，把肉拌进黄瓜里。实话说我好像根本没吃出那些饭什么味儿，但感觉胃里满得不能再满了。
我看够了窗外，就到过道里转转。不时有人提着下面坠着一片片尿布的旋转晾衣架走过，初为人父的年轻男子迈着轻快的步伐，提着暖瓶和大包小包的物品鲜花衣物走过，姥姥和奶奶们站在护士站前，喜气洋洋地交流着各自的孙子们，不时从这扇或那扇门里传出嫩脆而响亮的婴儿哭声——姐姐不止一次对我炫耀过，说这里是整个医院最让人开心的楼层和科室了。
姐夫拿着碗筷走向洗漱间时看到我，朝姐姐的门口摆了下头，说，快去陪着你姐。
我要回去了。
我听到自己说。
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完。
呃——
姐夫停住脚，看看左手里姐姐用的樱桃小丸子瓷碗和勺筷，看看右手中抓着的一团塑料袋和打包盒，呃——姐夫好像慌乱起来，说，那你等等，我洗好去送你吧。
我说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说完我到房间和姐姐告了别，打车回了学校。
在路上我才想起，姐姐在我即将出门时好像是说，要不，我找你们老师给你请个假吧。
那晚的日记，我如实记下了这些琐事，在后面我还写了一句：如果我不参加高考，哪怕请一周假陪姐姐，也可以。
没写出来的心情是，我感觉姐姐有点任性了，或者可以说有点自私。你自己就是妇产科的大夫，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在同事的陪伴下，安心待产，多么踏实的事，还非得让我陪着，我确实很忙啊。
第二天下午三点多的时候，戴维又一次到教室把我叫出去，说姐姐快生了，叫我赶紧过去看看。
那时候，我心里简直可以用哭笑不得形容，我才多大，十六七岁，我懂什么，有什么好陪的，姐夫在那里，据说姐夫的母亲也早就来她家候产了，我去了有什么用？戴维可能看出了我的犹豫，说，快收拾下过去吧，你姐夫说可能没时间来接你了，让你自己打车。
我看看教室里，说的说，笑的笑，学的学，闹的闹，他们都在干着自己想干的事，不会有人理解我此刻的心情。我回到座位，把王赫他们偷偷扔出来的一只纸鹤从我桌面弹到过道上，我桌子上叠放着英语数学和物理试题，我望着最上面的物理试卷上最后那三道我无论如何想不出怎么破解的综合题，有种被生活逼到了墙角的窒息感。姐姐还是那个听到我要考大学高兴得恨不能爬到桌子上，朝整个世界宣布的姐姐吗？是不是女人一旦怀孕、生小孩就真的智商减退，性情大变？这简直太可怕了。是不是她一直没有正视东技的教学水准和学习能力，一直以我们这群为参加高考累得吃不下饭睡不好觉的老师和同学们为儿戏，这是不是一个从重点高中考上医科大学的人的傲慢和偏见？哪怕是自己的亲弟弟也不例外？这样说的话，我在姐姐心里，和在父亲心里有什么两样，不管怎么挣扎，到头来，还是逃不脱“只能做个工人”的命运？
想到这里，我的肩背，在这个夏末的傍晚悚悚然凉下去。
我想着，信马由缰地在物理试卷上画着，就在将要把那两根平行金属导轨间标注着θ=37°夹角、电动势、内阻划烂时，突然想通了一直困扰我的导体棒电流的问题。接下来，我几乎像个在枪林弹雨中拖着一大包炸药爬到了敌人碉堡下的勇士，努着周身的气力抱着引爆的炸药跳进了碉堡，轰隆——
我思维的躯体血肉横飞，我望着纸上被我刚刚画下的确定无疑的正确答案，耳边响起胜利的军号声，而我，几乎是一口气，把三座碉楼里的敌人全歼灭了。
是的，每个敌人都死透了，我有十二分的把握，我胜利了。
激烈的战斗让我忘了时间。等我稍稍平静下来，看到黑板上方的时钟已经接近七点，我才想起我要到医院去。我忘了去食堂吃饭，此刻肚子咕咕叫得响亮，我整理下课本的习题集在桌肚里放齐整，跑下楼，到超市买了个桃李夹心面包，撕开袋子啃着到门口打车。
五十来岁、干瘦干瘦的出租车司机以为我是偷出校门到城里找网吧打游戏的，一路上叽叽咕咕说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啊，学生，还是得以学习为主啊，虽然你们技校也没啥文凭，但学门手艺也好啊，艺多不压身啊，将来没准——
我们有文凭的，我们虽然是技术类学校，我们的职业技能等级鉴定证书，是相当于高中学力的，我们还可以申请读3+2学制的职业学校，毕业后相当于大专文凭，教育部承认的。我打断了他的话，其实我没心情同他说话。
咦——
司机发出了长长的质疑味道的感叹，啥叫相当于，孩子，你还是小啊，啥叫相当于，相当于就是不是嘛！
怎么——
我想起了那次家长座谈会。
不过，我今天不想跟任何人争论啥。再说，我眼见着就考上大学了，这个相当于不相当于，和我没关系。我转头看向车外，看着霓虹灯河流船在路边倒流而去。但这瘦司机显然还有几肚子话，他嘴里啧啧了几声，又接着说，不过，就算文凭不承认，学门技术也比逃学出去瞎闹强啊，你看那王八（他把网吧的音发成王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意的）里吧，连个窗子都不留了，乌烟瘴气的，啥人待里头时间长了也得傻了呀。你说心肠该多坏的人才能开得了王八（网吧），眼瞅着孩子们堕落，这心肠得多坏！司机连骂带比画，突突地机枪一样把内心的气恼痛恨嘣嘣嘣发射，一边不停地用右手摆弄支在空调格栅上的手机，手机里不断传出“订单已被抢”的声音。从府前街拐上胜利大街后，他回头看了看我，很有把握地说，别不服，等你玩到明天早上，头昏脑涨的，就知道我没诓你了。
我只点头，说嗯嗯。我不想理他，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不想把精力浪费在一个连萍水相逢都算不上的人身上。他却在我关上车门的刹那冲我喊，回去好好学习，要不啊，和我一样，只能当个出租车司机，累死累活的，没人待见。
后来我很多次想起这个人，这个瘦得跟腊鸡似的中年男人。论年龄，我应该管他叫叔叔，他在东技门口拉上了一个半大小子，看起来，这小子要去城里的网吧打游戏，也许他也有个儿子，他的儿子，常常干逃学打游戏的事，这种事很平常，但这也许让他操碎了心，磨破了嘴皮，生够了气，他恨不能打死那个不争气的儿子，恨不能一把火烧了那王八（网吧），他恨得牙根疼，但是无能为力。
他只有恨铁不成钢；他只有把一个素不相识、要去人民医院陪即将分娩的姐姐的半大小子当成假想教育对象，把一肚子的无可奈何和恨意倾倒出来。
这句话，我说得不够准确，因为我到达姐姐的病房时，看到姐姐已经睡着了，身边的婴儿床上，小花布包裹着一个黑乎乎的、皱皱巴巴的小东西。
男孩女孩？
我伏下身子看着婴儿问坐在陪护椅上叠着一件蓝花上衣的姐夫。
我们是女孩啊。
姐夫把叠好的蓝花上衣放在脚边已有几件衣物的塑料箱子里，走到婴儿床旁边，拿手指碰了碰婴儿皱巴巴的小脸说。
我就没话说了。
不去看看你姐姐？
姐夫朝在床上呼呼大睡的姐姐说。
睡着觉，有什么好看的。但我还是依着姐夫的目光走到姐姐床头前。姐姐仰面躺着，一只手举在枕头上，手腕上戴着浅绿色的腕带。头发朝上散落着，额前的几缕头发贴在脸上，脸色有点灰暗。刹那间，姐姐的脸，变成了母亲的，散乱，灰暗，死寂。
这是怎么了？我赶紧搓搓脸，把那个念头从脑海里赶出去。可是，这一刻的姐姐，真的跟母亲太像了。
姐姐和婴儿都在酣睡，我找不到可干的事儿，又出去到楼道里溜达，直到远远看到一个穿着紫花上衣的五十多岁的人提着个包裹和一只高压锅进了姐姐病房，我才又往门口走。我路过护士站，看了对面墙上的石英钟，夜里十点十六分。
是姐夫的母亲，姐姐的婆婆，以前见过两三次。我进去后喊了声大娘，老人把手里的布包放在护理椅上，拉住我的手，小声说，怎么这么瘦了呀，学校的伙食不行吗？说着转身对姐夫说，你们两个，以前没有接家里来照顾吗？你看瘦的。
我的手，被她握着，也不好抽回来，但却浑身不自在，她一时也不肯放开，说，原来那脸圆乎乎的，现在，你看，都尖成这样了。边说着边拽着我，给姐夫看。姐夫说，照顾了，他是抽条儿，学习累的，要考大学呢。
哦，老人把我拉到护理椅旁，示意姐夫把椅子打开，姐夫打开后，老人把我摁到椅子上，说，你先歇歇，我先拾掇下这些碎东西。
说着打开那个布包，里面都是姐姐的换洗衣裳，她往刚才姐夫放东西的塑料箱子里放着，转头对我说，啊，你今天是上着课吧，没请下假来吧？你姐呀，今天可受了罪了，早八点有了动静，一直疼，一直疼，疼得要命，直到下午四点多，这小东西才出来。俺那天，大半天，疼得直接没有力气，上了葡萄糖，才缓过劲儿来，这是在自己医院哪，要在别处，早撑不住劲给剖了，真是吓煞人，你母亲，在天上保佑着呢。
说着抹了下眼，说，要是你妈看见，不知有多心疼呢。
顿了顿，手指着床头柜旁边，姐夫把塑料箱搬了过去，又说，这关头，身边连个娘家人儿也没有，我怕你姐孤单得慌，才让你姐夫叫你来。
现在，我一想起大娘的话，脸都臊得热呼拉的。但那时，我几乎半点不为所动啊，我不理解这时候娘家人在这里有什么意义，也想不到在自己医院生孩子这么保险的事有什么可担心的。我盼着她说句坐没处坐，站没处站赶紧让我走的话。但她一直不肯说，她一会儿倒杯水让我喝，一会儿从床头柜拿出些小零食让我吃，一会儿又从壁橱里拿出个小电锅淘了小米放进去倒了水熬粥，姐夫说人家不让，大娘说，不让人家，还不让咱吗？谁好意思来管。
姐夫说，得自觉呀。
大娘说，自什么觉，你看她累成啥样儿了，命都快累没了，一会儿醒了先喝碗红糖小米粥，别的消化都慢，补不上。说着又让姐夫把高压锅拿到护士站去，说，你去，你和她们熟，让她们找个插座，放到保温上，里边是鱼汤，她最爱喝了。
一直到夜里十二点多，姐姐一点没动静，还是保持着我来时的姿势，呼呼地睡。有那么一小会儿，我真想过去试试姐姐的鼻息。大娘最后摸着温了两遍的小米粥，让姐夫盛出来我们先喝掉。她说，再温，就不好了。你们快喝了，我再熬一锅。
姐夫蹑手蹑脚地打开床头柜，取出几只碗，把粥分着喝了，刚想端起锅到卫生间去洗，门就被打开了。
我扭头，看到父亲和大姨站在门口。
姐夫叫了声爸，说，知道家里事儿多，想明天再、再和你说。
父亲没说话，径直走到姐姐床边，弯腰盯了会儿姐姐的脸，扭头问，没事儿吧？大娘说，累坏了。父亲又盯了会儿，最后伸出手，轻轻地摸了下姐姐的脸，用我从来没听到过的温柔的嗓音说，媛媛真了不起。几乎让我怀疑这到底是不是我原来认识的那个人。
脸怎么这么黄？
父亲扭头问姐夫。
姐夫刚想说话，大娘抢着说，哎呀，现在好多了，刚出产房那会儿是有点黄，现在没事儿了，是这灯——大娘指着房间角落里的一盏小夜灯说，媛媛嘱咐我们不能让孩子见强光，说对眼不好，灯光暗显的。
父亲就点着头朝婴儿床这边来。
你一直在陪着你姐？
父亲走到站在窗边墙角里的我面前时问，我刚想说我也是刚来。大娘在旁边抢先说，是啊，是啊。父亲点点头，拍了拍我的肩膀。那边大姨也端详了姐姐半天，说，哎呀，媛媛真是好样的，总觉得她还是个孩子呢，这就当了母亲了，说着眼里泛起泪花儿。大娘拉了她的手，说，你看，我们没照顾好，看把她累的。
嗯，大姨吸溜着鼻子环顾了一周遭，说，都挺好的，都挺好的，就劳你受累了。然后就调过身和父亲一起欣赏婴儿。看了会儿，大姨说，哎哟，长得跟咱们媛媛小时候一模一样。父亲摇了摇头，说，媛媛出生时，脸比这白多了。
说着就向大娘告别，说，家里事儿太多了，得赶紧回。
父亲打开门，婴儿的啼哭应声而起，大娘跑到婴儿床边，对父亲说，哎哟，宝宝这是舍不得姥爷呢。父亲又折回来，在婴儿的襁褓上轻拍了几下，说，乖呢，等姥爷忙完了再来哄你。
后来我听姐姐说，厂子因为环保问题，被旁边的两个村的村民堵门堵了好几天了，父亲那天是趁晚上爬墙出来的。
姐夫手忙脚乱地冲奶粉，几个杯子碗的来来回回倒水，最后冲到奶瓶里，又犹豫着这温度是不是合适，拿捏半天不敢做主，捧着奶瓶出去找姐姐的同事了。
姐夫回来，把奶瓶里的奶倒出来一半。我们三个大人趴到婴儿床边，看着小婴儿嘴一碰奶嘴就止了哭声，一口把奶嘴含住，小小的嘴巴嚅动着，眼珠在薄薄的眼皮下骨碌碌转，不一会儿，啧啧有声地喝完了奶。
好神奇啊，真是。
姐夫惊喜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大娘看了他一眼，得意地说，那是，啥都知道。
那天夜里，我们几次推让仅有的一张护理椅，最后是姐夫和大娘都认为我学习累，姐夫硬把我摁在上面了，而我已经困得抬不起眼皮了。他娘俩下半夜，就各自坐着一只圆凳熬下来，其中一只，据说还是从护士站拿来的。
姐姐一直睡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醒了就嚷着要喝小米粥。大娘盛好一碗小米粥，撒一勺红糖，搅匀端给她，姐姐嘶嘶啦啦地吸着凉气，拖着身体倚到姐夫刚刚摇起的床头上，接过碗几乎一气倒进胃里。趁大娘盛粥的间隙，姐姐问姐夫小宝宝好吗，听到姐夫肯定的回答后，又一连喝了三碗，最后打着嗝，说，哎呀，可累死我了。又说，今天餐厅的小米粥，比平时香啊。接着抬起头，四周望了望，看见我，说，你终于来了。说完合上眼皮，又睡过去了。
大娘和姐夫可能看我在这手足无措，就让我先回去，说这里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等出院回家了，再来看姐姐和小宝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