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白血病
姐姐叫我吃饭，让我选地方。
我就选了离学校最近的一家素朴西餐。
我下了课赶紧奔过去，姐姐早就在等了，眉头聚成个大疙瘩。
咋了，我说，有话就直说嘛，是不是怕我考不上大学？你看你的脸啊，皱成个抽抽了的老茄子，等我外甥女出来，第一眼看见个老太太，哎哟，吓死宝宝了。
我把一口冰激凌刮进嘴里，打趣姐姐说。
我特别开心，姐姐怀孕四个多月了，B超照着是外甥女。一个大大的头，小身子蜷蜷着，像只小猴儿，一只小爪爪抚在脸上，我虽然从彩超上看不出男女，但听姐姐说是女孩，我就感觉那张第一眼看上去凹凹凸凸的小脸顿生甜美和可爱，立马想象起她出生后细细的辫子上扎上个彩色蝴蝶结的样子啦。我让姐姐生产时千万要叫着我，我要最早看到她来到人间的样子，一顿饭，我边将沙拉和比萨还有虾仁焗饭往嘴里填，边叮嘱姐姐一定要给她留长头发，因为我记得姐姐上高中了还留着男孩子那样的短头发，难看得要命。
唉——
姐姐又叹了一口气，把眉头皱得更紧了，我赶紧拿手把她眉头撑开，我说，你不能这样，你一发愁，宝宝也不开心，会变丑的。不要担心嘛，我很努力啊，真的，不骗你。
姐姐端起眼前的淡绿色玻璃杯，呷了口柠檬水，看看门口，扭头对我说。
唉，那个孩子啊，白血病了。
不用问，我知道姐姐说的那个孩子是哪个孩子。按照生物学讲，他是我们同父异母的弟弟。
啊？
我刚刚被食物塞满的胃疾速收缩，一股酸涩的黏液直接呛到嗓子眼儿处，我捂住嘴赶紧往卫生间跑，我怕吐出来，再惹得姐姐跟着吐。我强忍着干呕和咕噜噜的肠鸣越过两边只到我肩头处的木隔间往右手边跑，看到走廊尽头悬挂着块蜡染布帘，我跑过去，一挑，一个端着一铁盘刚烹调好、吱吱响的食物的服务生赶紧转过身，我撞到了他身侧。我没法开口道歉，他却熟练地指了指南方，说，往前走，右手边第一个门。
我循着他的指引踉跄过去，在卫生间，把刚到胃里的食物吐了个干干净净。没等缓过气腹痛加剧，我抽几张纸擦了擦嘴，在坐便器上坐得腿都麻了。
等暴风骤雨慢慢过去，我拖着酸麻的腰腿，扶着墙挪到洗手盆处，等股骨外侧一阵又一阵电流般的感觉过去，确定双腿能支撑住身体之后，打开水龙头，洗手，洗脸，再拿手捧了水漱口，接着又干呕了几回，直到把淡绿色胃液吐出几口，才感觉活了过来，才想起刚才那个端着铁盘的服务生的声音，是那么熟悉。
那怎么办？
我回到桌前，抹着脸上的水问姐姐。
姐姐说，去北京了，现在协和医院，只是——
姐姐顿了顿说，咱爸瘦得跟个纸人似的了。
那——
这个那后边，是很多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啊，那一刻，在离家百里外的我，突然好像身上长出无数的丝蔓，每一根，都伸向广安南边那块土地，土地上的房屋，一草一树，在土地上走来走去的人，包括曾经让我那么厌恶的聂莺和她的孩子。
都说是一出生就在厂里住的原因，那空气，毒得很。咱——咱——厂门——姐姐结结巴巴地措着辞说，已经被周围好几个村的村民堵了好几回了，说受厂里废水废气污染，村里这几年肺癌肝癌多了好多倍，都是拿钱摆平了，但是，恐怕不是长法儿——
姐姐的这些话，我听了一耳朵，接着就忘了，我心里满满地都是那个小孩儿。
是的，我曾经那么厌恶他们，从未将那个小孩当作自己的亲人。甚至，甚至——这一刻，我不敢承认曾经有过的那些恶毒的心思了，我祈祷自己从未作那些恶怨，从未对他们有不好的祈愿和想法，这一刻，我怕老天知道我曾有的不好，再把那些不好归结到他们头上去。
我们出了门，看还挺早，太阳给躲在街对面西边几栋住宅楼后面的云层镀出厚而模糊的金边，几块天空像泼了老橙红的染料，几块又像着了火。
姐夫已经把车开到了门口，原来，姐夫一直在门外等着我们。
我在学校门口挥别了姐姐和姐夫，手里拎着姐姐重新给我点的黑椒牛肉焗饭的打包袋。我进了学校，坐在已然在我的忽略中枝叶茂盛起来的花廊下，一口一口地喘气。
天气很好，光线也不急不躁，温暖而美好，花好月圆地好。几天前好像还穿着毛衣的同学们，都换上了短袖夏装，在打羽毛球，在打乒乓球，在跳绳，在打篮球，在石桌边下棋，在哈哈哈地互相打趣，在三五紧凑着窃窃私语，在吃辣条和QQ糖，在喝碎碎冰和冰激凌，在把书掉在地上又捡起，在指着天空看飞机，在匆匆走过，在楼下的晾衣台上整理衣物……
所有人，都很开心。
只有我，坐在花廊下，兀自伤心。
原来，没有人能从别人的痛苦中感受到快乐，哪怕这个人是你曾经厌恶甚至痛恨的人。生命是我们共同的、共通的东西，像一张无边无际的大网，断掉哪怕最细最短的一丝，全体，都感受到了恐惧和痛苦。
姐姐说千不该万不该把这么小的孩子放在厂区里，就算装了新通风，也不管用，人不可能整天窝在屋里，而外面，空气那么差——又是新装的房子。
姐姐说过几天一起去看他，等他从北京回来吧，这时候去北京，会添很多乱的。
听姐姐这样说，我松了口气。我不知道见了他们，会是种什么情境，我是有点不愿去看这个只谋过一面的弟弟。不是薄情，也不是鉴于某种原因的别扭，这些在生命面前，都算不了什么，只是，面对一个幼小生命的陨落，我好像还没积攒起应有的心理承受力。
我看着脚下灰色和砖红色拼铺的花砖，看着渐黯淡的光束打在砖缝里来来回回忙碌着的蚂蚁上，我的鞋带被夕阳在砖上拧出一朵铁灰色小花儿。一只爬在从廊顶垂吊下的细枝上的蚂蚁，摁在地上的影子，像头牛那么壮大。它身下的叶缘，成了连绵的山岭。
花廊尽头处是明晃晃的湖水，广场上被一双又一双脚蹍来蹍去的地面不时闪烁着细碎的光芒，值月的同学们把几只深绿色垃圾桶清理干净后放回原处，桶下的轮子轧着地面，轰隆隆像是即将到来的一场大雨。
天光不觉间灰下来，薄暮徐徐从天边垂落，我的花儿，我的牛，我的山岭，慢慢地不见了，一切，沉浸在这个初夏白天和夜晚交接之时的温厚里。蚊蝇儿细弱的歌唱起来了，我躺在长椅上，将身体伸展在即将覆盖住整个世界的黑夜，飒飒夜风一起，我再也不想起来了，再也不想起来了，谢谢东技，谢谢这里的风和空气，这里的所有，接纳着我所有欢乐和苦痛的砖地湖水和墙壁。
远方亲人的不幸，让我对身处的校园，对身边的同学和老师，有了另外的感受和认知。我想，世界上的悲苦和幸福也许是相等的，只是有的时候，有的地方，厚薄轻重快慢不同。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改变和命令它，只能静静地听着大地上的声音，听着自己的心跳，等它过去。
不是的，不是的。
我几乎听到自己叫喊起来。
那是我躺在地上，身体拉得老长，突然感觉一边是母亲，一边是弟弟。
不是的，不是的。
到现在，我仿佛仍能听到两年前我心里的声音。我心里，一半把另一半牢牢摁住，一半把另一半的声音压下去。
没有谁是为谁偿债，一个生命，只有向另一个生命致意。
带走了母亲的死亡，像只蝙蝠，又一次，呼扇着翅膀飞来了。像我眼前的黑夜一样，把整个世界搂在它黢黑的胸前。远在百里之外的弟弟，还有父亲，是不是也嗅到了她的气息？
我在长椅上直躺到浑身冷透，才起身到教室。去开水房接了杯热水放在桌角，做着数学题等它放温喝下去，听着胃里的回音才想起，我把姐姐给带的焗饭，忘到花廊的长椅上了。我下楼取了回来，掀开爬着两只蚂蚁的盖子，我的胃已经张开大口，急等着我把冷却了的芝士、皱起皮的圣女果、烤出花色的牛肉块和混合着黄瓜丁小青豆鸡蛋粒和黑胡椒的米饭送进去。
教室里一共七八个人，我，还有吴楚陈浩南马纯郑仁杰在复习功课。另外三几个人，围着王赫在争论朱竹青和宁荣荣谁更好看（唐家三少的作品《斗罗大陆》中的人物），闻着了饭香，他们回过头看一眼，又转身继续争论。
刚才大约是把肚子清得太空了，一份饭填到胃里，半点饱腹感都没有，我犹豫了会儿要不要到超市拿个面包，还是决定就这样吧，已经十点了，虽然周末比平常延迟一个小时熄灯，但也就还有一个小时了，忍忍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我的脑子竟特别清醒，解完三道大题之后，我做了张英语试卷，还没做完，熄灯音乐声就响起来了，单调如玩具电子琴发出的《铃儿响叮当》曲子响起，我收拾好桌面上的东西，发现教室里只剩了我自己。我关了灯，锁上门，到卫生间扔掉塑料袋和包装盒，走到楼梯口时，借着外面的路灯光，看到一个黑影扶着楼梯在看着我。
是我。
不等我走近，他就开口了。
两个略带沙哑的字一响起，我立即与刚才在餐馆那句“往前走，右手边第一个门”那故意沙哑后的声音对上号了，本来也是非常熟悉的声音，是当时姐姐带给我的噩耗，让我暂时性地啥都顾不上想了。
是马纯。
啊。
我说。
我周末在餐馆做钟点工很久了，谁也没告诉。马纯说，爷爷年纪大了，我必须自己——
你是好样的。我紧紧握了下马纯的手。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马纯说，虽然这不是丢人的事儿。
谁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事儿。我说。
唉——马纯晃了下竹竿似的身子，叹了口气。
我们俩讨论着下周即将开始的班级值月，猜测自己会被分到哪里。走到楼下，马纯在“小狮哥”点购机上选购了一盒中华牙膏和一袋盐，我问他买盐做什么，马纯嗯了几声后，说，口腔老是溃疡，用盐水涮涮。
我想跟他说，上个月我口腔溃疡时，姐姐知道后让路过学校的姐夫给我捎了华素片，要不你试试。但话几次到嘴边，终于在快进宿舍门时咽了下去。
有时候，你想对别人好，但又同时清楚地知道这种好，并不是他愿意要的。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那些东西，无法用语言和文字准确描述，但它又是那么确定，那么强大，让你清晰地感知到分量，触摸到边界。
十六岁的我，有了许多许多问题，它们在我心里交叠错落，等待着各自的答案或者永不会有答案。
那天晚上，我蜷在上铺，面对墙壁，从弟弟即将到来的死亡，想起了自己的死亡。这是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想到，总有一天，我自己也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我又一次想起小时候在奶奶家，看着祖母过年时请列祖列宗回家过年的情形。
那时候，父母一般是在腊月二十九带着我和姐姐回祖父母家。我们赶到家时，祖母已经蒸了一大笸箩馒头和包子，要炸的藕盒和肉丸子萝卜丸子也已经剁好了肉馅儿，剁碎的萝卜沥好了水，白白的藕像小孩的胳膊腿儿样顺在一只大盆里，要炸的鸡也剁成了块，拌上了盐和五香面儿，旁边是调好的薄面芡儿，干豆角泡在水里已经恢复了秋天时的鲜活饱满——但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奶奶堂屋的方桌上，一条收拾好的鲤鱼，一块一拃见方带皮的五花肉，一块和五花肉差不多大小的煎豆腐。到年三十上午，我刚在火炕上起身，祖父、父亲和叔叔们已经把列祖列宗请了回来。
这时候摆在方桌上的鱼已经炸得金黄，翘着首尾，像要跳到屋顶上去。豆腐也裹了面，油煎得满是好看的花色。最让我惦记的是那块方肉，这时候已经蒸得透熟，摆在桌子正中间，不时冒着让我胃里几欲向它伸出手的香气。供品还有苹果点心和中间点着红点的馒头，还有酒，有荤有素，有红有黄，有菜有饭，有吃有喝，算是讲究。
请祖宗的具体过程我从未见过，但请回来的祖宗，早已挂在祖母堂屋的墙上，大致上，是一幅巨大的立轴，得有一米多宽吧，我已经变得模糊的记忆中，最上方是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中间是竖长方格的列祖列宗的名讳，最下边是散点透视画就的一座大宅院和宅院各处人物，男女老幼，黄发垂髫，怡然自乐，大概喻意的是几代同堂，共享天伦的意思吧。
我一直在猜想，老家人说起请“祖宗”时发出的这两个模糊的音，到底是“诸祖”还是“轴子”呢？前者很好理解，后者则是用形式指代了内容。到现在，我也一直没搞清楚。
那时候，我除了眼馋桌上那块大方肉，就是对着挂轴上的一切问个不停。所有的回答中，我对祖母的一样答复记得最清楚。祖母指着中部那些空白的竖方格中的两个，说，你爷爷死了，就在这儿，我死了呢，就在这儿。
那是两个一道竖线之隔的竖方格，现在想来大约一个方格五厘米高，两厘米宽的样子。当时，我怎么也想象不出，祖父母死后，是怎么进到那两个竖方格中去的。祖母说，傻孩子，进到这里的是名字，人是进不去的。我问那人呢，祖母说，埋了呀。我说那为什么不把肉端到埋你的地方给你闻闻呢，名字连闻都闻不见。祖母说，人死了，什么都闻不到了，端去也没用。
我就更想不明白了，既然连闻都不闻不见，那还摆块肉干什么，不赶紧端下来切切拌上酱油和葱丝儿吃了。
这时候祖母就像明白了我的心思一样，说，等到天黑，送了祖宗，就给你拌肉吃。但我却望着卷轴，把吃肉的事儿抛到脑后了，我指着刚才祖母说她写在那儿的那个竖方格旁边，我说，那我死了，也在这上边吗？
这熊孩子，看你胡说啥——喏，列祖列宗啊，孩子不通气儿，你们可要好好护惜他，让他粗粗拉拉，虎虎实实，没病没灾，平平安安长大——
祖母双手合十，无比虔诚地跪在地上，先给祖宗们磕了三个响头。起身扑打着膝头的灰尘，转身再次呵斥我，再胡说，缝上你的嘴！
人是多么害怕谈到死亡啊，特别是亲人的死亡，而事实却是，不管是谁，总有一死。死亡是比其他一切都更加确定的东西，不近不远，就悬吊在你的头上，有常无常，都躲不过去。
现在，轮到那个那么幼小的孩子了，如果祖母在世，我要这样想，她会不会也和当年一样呵斥我，熊孩子，看你胡说啥？
祖母一走，我就再也没见那幅书写着列祖列宗的卷轴了，她和祖父，都没能把名字写到她指定的竖方格里去，我母亲，也没有，这个弟弟，也不会有了。
充斥着呵斥声，冒着香味儿的一切，成了惦念起来想一会儿忘一会儿的乡愁。亲人哪，在什么时候，因了什么，四散各处，各自生，各自死了。
人生，真像条不断零落消散的河流啊，淌着淌着，就见了底儿，长了草，草枯了，风一来，雨一泼，什么都没有了。
那，我正在努力学英语学数学学语文，在向往着考上大学，这一切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身体深处，有什么在咕嘟咕嘟泉水样地冒啊，都是酸的。
那段时间，我最害怕的就是戴维突然找到我，说姐姐找我——那就是要回家看望那个不幸的小人儿了。我有双重的无法面对，一是我早已决裂的父亲，二是那个我见过一面，哭叫着的，却也是鲜活的小生命。
他们俱是我厌恶甚至痛恨过的人，他们俱坠落进不幸的深渊里。
我不知道，一个人曾经的罪恶与现下承受的不幸，能不能相抵消。我也不知道，一个人曾经的痛恨与现下的同情和悲悯，能不能相抵消。我的理智和心灵，都没有剖解和诠释这一切的能力。
那段时间，我揣着这些简单同时却又难以厘清的心绪，迅速消瘦下去。暑假前去新荷诊室拿三九感冒灵时在门口的体重秤上测了下，187厘米高，57.2公斤重，我入校一年，竟然又长了三四厘米，体重减了大约二十多斤。
怕是没有用的。
六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早晨，终于，姐姐和姐夫来接我了。
离开学院，七拐八拐上了南二路的高速入口，我不堪纠结和恐惧的洋流刹那间开始在高速路上起伏荡漾开来，清晨勉强咽下的一碗馄饨试探着在上腹欢快地绽放。我极目远望，绿色渐浅渐模糊，终至浅灰，蓝色渐乌渐混沌，下垂在浅灰里，我知道那里下面是包纳一切的渤海，上面是入夏酝酿着一场大雨的云气，看似静谧的天地之间，在酝酿着不可预知的风暴和诡异。
而姐夫和姐姐，从我一上车简单的对话后就在沉默中撕扯，一头是路尽头那个两岁的孩子，一头是车里这个尚在肚腹中的。死亡与新生，孰重孰轻？即将新生的喜悦与亦将临头的死亡，哪一头更应该得到尊崇和呵护？不满百里的路程中、不置一词的沉默中、驾驶位和副驾位之间表面上没有任何眼神言辞手势的传递中，我无法描述，却明显地感受到某种源自我没能力探究的深远处，乞求怨怼抗争的气息，在他们头顶蒸腾翻滚。
在东四路上，在即将驶出东城主城区的路口，姐夫在路边停了车，说，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咱妈说了，怀孕的人最好不要——
姐姐打断了他的话，不用再考虑了，走吧。
那时候，我仍不能领悟，对生命本身的敬畏，让姐姐，连同我，搁置了先前懵懂的失去母亲的悲痛与愤恨，相约着奔向了这个我们拒斥的、幼小的、弱小的、摇摇欲坠的，甚至是陌生的生命。
也许，姐姐和我一样，这些问题，根本没有想清楚，我们只是受了生命本能的驱使，奔向那个昙花一现般的生命。写下昙花一现这个词时，我在想，谁的生命，比之人类历史的洪荒，比之浩瀚的宇宙，不是昙花一现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奔向的，也许就是自己的生命，是所有人的生命，或者所有一切。
在路上的那一刻，将要到达“受难地”的那一刻，我确实地感觉到，姐姐是我面对这一切的支撑，如果姐姐因姐夫说的原因上了车，我没有勇气独立面对这样本能靠近，但却又有坚硬理由逃离的人和事。在这里，我也不想把它归咎于年少或者心灵脆弱的因素，未经世事的生命表面过于平滑，挂不住这些生命和生活之重，这需要人生的风霜雪雨，在它上面刮开一道又一道疼痛的口子，再任由岁月磨砺，让它结痂然后脱落，愈合的伤处长出一棵又一棵生命感情的树，那才是生命的阶梯和落脚处吧。
一路我支起耳朵，生怕错过前面那两个人的片言只字，直到在广安城南驶出高速路口，看到两旁突兀而起的法桐白蜡和树下如墙壁般齐整的冬青，我才发现，路上一直压抑住的上腹部的翻江倒海，不知在哪一刻早就消失了。前面的路那么宽，车流在信号灯前走走停停，一些野蛮又幸运的电动三轮车在车流间穿梭游弋，我突然心生羡慕——总有些人，总有些事，不被规则束缚。不像那个将要看在眼里的小生命，已被命运紧紧钳在手里。
厂区的大门依旧气派，门内的绿植依旧繁茂，空气中依旧硫苯弥漫，车间内依旧轰轰隆隆。姐夫在认出他的车号已迅速滑开的电动门前停了车，右转头看了眼姐姐。姐姐的头一动不动，一直看着前方。我听到姐夫轻叹了口气，加了油门开进去。
看到深冬的夜里瑟瑟发抖的那座铸铁院门了，那时黑暗中枝杈张牙舞爪的几棵果树现在正摇晃着密匝匝的绿叶。所有的花都在开，所有的人都在忙碌，所有的云都在飘，没有什么东西因为院内屋中一个弱小的生命即将停止呼吸而改变，就连我的父亲，也在院中的防腐木桌椅边，就着初夏的暖阳，端一杯茶，望着望不到的远方。
衣着过于肥大的父亲扔了茶杯，跑到门口一把将姐姐抱起，就像在那些我们都要忘记的遥远的岁月里，姐姐七八岁时那样，然后又将她轻轻推离开，瞧着她隆起的腹部，得知已经怀孕六个月后抬头看着天，眯起眼笑着点点头，示意她到他刚离开的椅子上，而后轻轻拍了拍姐夫的肩膀。
在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多余时，父亲朝我跨了一步，他没有抱我，甚至没有认真看我。我扫了眼父亲理应让我们无法相认的枯瘦的颧骨和肩背，他拍我的肩膀，只一下，算不上重，也不能说轻，我心里一颤，一路上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像筛孔下坠挂着的水滴，扑啦啦落下去。
父亲走向姐姐，我跟着姐夫往屋里去。我们走上门口的台阶，听到那边的父亲低声说，你坐着，坐这儿。
我在门槛处绊了一下，朝前踉跄好几步，扑在朝南的沙发背上，我还记得，这是我上回到这里时父亲坐过的那只。
聂莺在，雪姨也还在，还有个穿着白大褂戴着护士帽的女孩，看我们进来迅速把医护箱收拾好闪到旁边，除了雪姨“哎”了一声，算是和我们打了招呼，没有人说话。所有人的目光都紧贴在拿一只纱网缠裹着头顶、吸着氧、挂着点滴、纸片一样的小人儿身上。
床上和床边，放着各式各样的汽车飞机模型，小人儿柔软的目光，此刻正迷离地笼罩在他枕边的一只奥特曼上。那是赛文奥特曼，拥有银灰色盔甲和红色连体衣，拥有无敌头镖和六边形眼睛。万能的赛文奥特曼，也是我小时候的最爱啊。
只是，再大一点时，我就把赛文抛弃了，继而迷上了齐天大圣孙悟空，因为赛文的无敌只是表现在战胜怪兽，而孙悟空，能超越生死。我还记得小小的我在看着孙大圣夺过生死簿划掉自己的名字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感觉就像我自己的名字被划去时那么保险而妥帖。
眼前这个小小的人儿啊，太小了，生命太短了，短到只够喜欢了奥特曼，而够不上喜欢孙大圣。但也许，这也是他的幸运吧，他只知道战胜怪兽就世界一片大好，而不知道作为一个人，纵使战胜整个世界，到头来仍躲不过一个去处。
我站在他的床边，不知道该怎么向他表达作为同父异母兄长的痛惜和友爱。我呆呆地站着，看着姐夫上前伏下身抱了抱他，说，我也替你姐姐抱抱你啊，你姐姐可想你呢。小人儿迷散的目光不为所动，可能是来看他的亲朋好友太多了，太叨扰了，他有些厌倦了，也或许是麻木无所谓了。直到姐夫退回来，他刚刚轮替过扎针，还留有淤青的小手在胸口轻轻挪了一下，食指微微跷起来，他的母亲聂莺上前，跪在地上，抓起他的小手贴在脸上，用气流说，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
那只小手儿，轻轻抓住母亲的一根手指，合上了眼睛。
我和姐夫来到外面时，看到大姨父来了，正和姐姐坐着，说着什么。看到我们出来，父亲大姨父和姐姐都站起来，父亲扬了扬手，送我们到门口，说，这个时候，自己好生护惜自己啊。又转身对姐夫说，你多上心啊。
你大姨也在这儿，知道你们回来，已经收拾好饭了，你们吃点再走。
我们跟着大姨父往北走，进了最后一排多层宿舍楼最东头的一楼，不等我们敲门，门就打开了，瘦了好多的大姨系着花布围裙招呼我们赶紧进屋。
大姨拉着姐姐的胳膊，把她“安置”在餐椅上，说媛媛别伤心了，没办法的事，孩儿小，空气太差了，咱们在这儿时间长了，还感觉喘不过气，这么小的孩儿，哪里遭得住啊——
你乱说什么！大姨父打断了大姨的话，没有证据的事儿不要乱下结论。大姨父意识到自己失态了，放低了声音说，春良家的孩子比他大一岁多呢，也是一出生就住这里啊，还有杜海山家的，都差不多大啊，都在这里。还有胡志斌家那个、小葛家那个，都没事儿啊，你不是不知道，聂莺的二姑，年轻时就是这么个病走的，说不定是家族遗传——咱们门都封了五六回了，你还在散布这种——
哎，这不在自己家说嘛。大姨一只手握着铲子，一只手揪住围裙，有点窘了。
在自己家也不能乱说啊，没有根据的嘛。大姨父转头对我们说，不说了，不说了，吃饭吧，吃完饭你们早回去，厂里，唉，乱七八糟的，这段——你们赶紧回。
大姨做了春卷，韭菜合子，炸了些海鲫鱼，炖了鸡汤，烧了海参，炒了芦笋和山药，清蒸了鳜鱼，盘盘碗碗的，摆满了不大的餐桌。
我们洗了手，坐下吃。大姨刚为我们盛了鸡汤，大姨父手机就响了，放下筷子，接起来，抹着嘴站起来，捂着话筒对我们说他有点事，让我们先吃，就走了。
姨父一走，大姨就打开了话匣子，大姨一向话多，这回就格外多。说起来来回回去北京和上海看的几趟病，说起父亲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的痛悔，又说真不该让他们娘俩来厂里住，城里到处是房子，到了拣这么个地方住，不知当初是咋想的。说起父亲对于母亲的追悔，说眼下这一切，还不是报应。又说了些细细碎碎的别的事，说了一周遭，才想起姐姐的身孕，说，唉，多嘴了多嘴了，你爸知道你有了，嘱咐过我，不让我多说话，看我这没把门儿的嘴呀。
姐姐一直没怎么说话，一味地低着头吃，姐夫在嗯嗯啊啊地应着她，我则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她要说一说姨父离开这里，又怎么回来的周折。这里头，有我厚厚的一层羞愧，我硬着头皮，等着她将那把锤子或那块砖扔出来，我想，我一定主动接到头上，把我这么长时间来的羞愧砸开，砸碎。
但到最后，大姨也没说。只是看着姐姐吃得香，就到厨房拿了瓶瓶罐罐的，把没动过的鸡汤春卷和海鲫鱼盛起来，嘱咐姐夫放好。
姐姐好不容易吃饱，托着后腰挪到沙发上，哼哼唧唧地说耳朵疼，疼了好几天了。大姨走过去，拿围裙擦着手坐下，让她把脑袋放她腿上，扯着耳朵看了又看。
没事儿没事儿，啥也没有，干净着呢。
大姨说，你这是害喜害的，猛吃猛喝，就啥毛病也没有了，别整天哼哼唧唧的，出息着点儿。
姐姐先是怪她没用心看，然后就咧开嘴，嘿嘿地笑了。
大姨送我们到前面的停车场，我们上了车，她还在外面嘱咐姐夫，说媛媛从小就蛮横，你多让着她点。
车拐出化工厂区，往东走了一段，上了高速，姐夫打开车窗，松了口气似的唉了一声。
我何尝不是松了口气呢，关口似的一回，算是过了。转头又想到那小人儿，那小小的淤青的手，没半点气力的眼神儿，心又揪到远处一层又一层的云团之上，感觉铺天盖地的，一片黑暗和憋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