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与姚曼老师谈人生

我像得了赦令，几乎是念着经出了住院部的大楼，往东小跑出医院东门，截了辆出租车往学校奔。奔回学校，才发现是周六，大周，老生们都回家过周末了，校园中只有些新生穿着迷彩服晃晃荡荡。不过有什么关系呢，学习还分周五周六吗？再说，参加高考的学生，周末都有补习课呢。我在先到教室还是先回宿舍之间犹豫了会儿选了后者，在心里我对自己解释说得回去洗个脸刷个牙换换衣服，但回去跟狱友们招呼过，一爬上床，眼皮就再也睁不开了，整个身体像抽去骨头软塌塌往褥子上贴，姐姐酣睡的样子在我脑海里嗖地飞过，我心里几乎是清清楚楚地感受到自己像条鱼往深远的梦境里滑落。

睡醒后，宿舍里没人儿，看窗外的阳光和玻璃上的树影儿，大约五六点钟的样子。我爬起来，怀着类似君子言行一致的莫名其妙的逻辑，把身上的衣裳全部脱下来泡进盆里洗了，然后洗了脸刷了牙，换了双鞋，心怀着践了某种约的庄严下楼。到餐厅，我很饿，我想吃两份盖饭，就猪排的和鲅鱼的一样来了一份。

吃得完吗？

我正要刷卡，听到戴维在我身后说。

我想了想，就只要了猪排的。

戴维就顺手端了师傅已经放到窗口的鲅鱼盖饭。

我跟着戴维，在靠窗口最近的餐桌坐下来，我说，你怎么不到教师餐厅？戴维夹起一块鱼送进嘴里，说，嘿，这里的绿豆汤是免费的，上边，他朝上指指，一份还得收一毛钱。

我心里欢快起来，为这被珍惜的一毛钱，更为戴维脸上坦荡的快乐。

你回得这么快，姐姐生的男孩还是女孩？戴维咕咚咚灌下一碗绿豆汤，抹了下嘴问。

女孩。我说，但我没想到他要问这个。

像爸爸还是像妈妈？

戴维又问。

看不出来像谁。我说，我去的路上，听司机大叔说——我们的技能证书，教育部是承认相当于高中文凭吧？

是啊，戴维说，怎么问这个？很确定的。

那大叔说，相当于，就是不是。我瞧着戴维的脸。

嗯——戴维沉吟了会儿，脸上显现出些微的郑重，说，事实上，是有点争议，这也是好多家长不愿送孩子来咱们技师学院的重要原因，这个“相当于”怎么想都有股以次充好、不太地道的味儿，是不是？唉，就因为这个，我在这干了——哎，怎么说起这个了，不说这个了——

实操课上，戴维和金万乘老师聊起过，我在旁边，大略地听明白了缘故。戴维拿的是职业技能类的毕业证，人社部的文件上也是相当于大专文凭，工作后，也取得了本科文凭，但是依照现行人事标准，本科文凭不算第一学历，戴维一直是工人身份，无论他怎么努力，干得再好，学院领导和同事们再认可，也没法提拔，金万乘老师的原话是：要不是这个身份问题，智能制造系的主任有别人的份吗？

我心里有点难过，为戴维，为这个“相当于”，又有点小小的侥幸：以我现在的成绩，以后，不会为这个“相当于”苦恼了吧？我挖起一勺饭送进嘴里，几乎囫囵着咽下去。不敢看戴维。

可过了那么一小会儿，戴维轻笑了下，却说，为什么不说呢？没什么不可以说的。我在三十来岁时，是挺苦恼的，但是都过去了。不管教育部和人社部怎么认定，有真本事，才是最重要的，系主任可能会滥竽充数，高级职称也可能是花钱打点来的，站到机器前，调整好铣刀，看着一块铁疙瘩变成你想让它变成的形状，那种快乐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看着自己带的学生，也能把一块块铁疙瘩搞成你要求的形状，那种满足感，也是——

至今，我还记得戴维当时说这些话时的表情，眼睛眯着，说完嘴唇是坚定地紧抿起的，说完后，还冲我点着头，那里面有对言语的强调，也有对自己内心的安抚。戴维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话，特别是对着一个和他不可能平等交流的学生。

——哎，怎么说开我了，我是想问问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

在那里也没啥事儿，功课这么紧。我说。

让我算算，大约是我回校的第三天吧，晚餐后到教室，刚坐下不一会儿，陈浩南就拿着手机过来，小声对我说，接电话，姚曼老师。

你有时间来我办公室一趟吗？姚曼老师问。

现在吗？我说。

对，就现在。姚曼老师说。

哦，好吧。

姚曼老师找，我心里倒是欣喜的，我猜想不会太长时间，连课本和练习册都没收拾，下楼直奔过去。

你也喝一杯吗？

我进了门，看到姚曼老师在冲速溶咖啡，姚曼老师说，很香，虽然是速溶的，还过了期。姚曼老师说着笑起来，我不由自主地也很想喝一杯了。

我说我自己来，说着我自己到墙角茶水柜里，取了只纸杯。我从茶水柜玻璃中，一眼就看到倒扣的这些一次性杯子了。

哎呀，别用纸杯，影响味道，用我这个碗吧，虽然大点，但没有纸味儿，应该味道更好一点。姚曼老师说着打开桌侧的柜子，取出一只蓝波浪花纹的大瓷碗递给我，说，我刷得很干净哈，水不要倒多了，多了就没香味了。

我把一条雀巢速溶咖啡拿牙齿撕开投进碗里，到饮水机处接了约一茶杯的水，捧着碗小心晃着，让粉末融化。

香气飘出来。我说，还是这种老牌子的香。

是的，我们味觉被它驯化了，我们国内的咖啡品牌原来很少的，可选择的不多。

这算不算洗脑？我想开个玩笑。

嗯，姚曼老师想了会儿，说，算是容纳吧。你看，咖啡就是一种文化嘛，接受一种不同的饮品和食物，本身有对它背后的文化接纳的成分。

我喜欢姚曼老师这样优雅和缓的讲话，说如和风抚过，一点不夸张。我真为我们戴维着急，或者遗憾哪。

但要说接受了咖啡，就被西方文化洗了脑，那还是言重了。我们生在东方，长在东方，我们的血液和骨子里流淌的毕竟是炎黄血脉，要说穿个西装，喝个咖啡就被洗脑了，说这话的人可能连自己都不相信吧。

嗯，嗯，我点着头，看姚曼老师端着杯子倚在窗台上，窗玻璃上映着她的背影，我不由自主地端起大碗喝了一口，苦的，香甜的，我又喝了一大口。

还行吗？姚曼老师问。

嗯，很香。我说。

就是嘛，你说咖啡好喝，自己感觉被洗了脑了吗？姚曼老师歪着头说。

哈哈哈——我笑起来，但我旋即想到，姚曼老师找我来，就为喝杯咖啡，为了这个洗脑不洗脑的问题？

就是嘛，谁的脑，都不是那么好洗的，我们的仁义礼智信，我们的温良恭俭让，我们的父慈子孝，我们的兄友弟恭——说被洗净就净了？我们也像西方人那样认为都是上帝的羔羊，互相兄弟姐妹了吗？我无意否定或攻击哪种文化或宗教啊，我的意思是，之所以叫传统，就是你拿着刮刀都难刮去的印记。

我点头，我完全认同姚曼老师的观点，但我还是不知道她找我来的目的。我回头看看门口，门关着，不知道是我顺手关上的，还是姚曼老师关的。我又抬头环视下墙壁，把目光定格在门侧墙上的石英钟表盘上。

是不是又着急回去做作业了？姚曼老师说，一杯咖啡还没喝完呢。

我心里突然有种被看穿了的焦躁。但我旋即又想，做作业又不是坏事嘛。但想归想，心底犹如长出一根又一根细弹簧，颤颤巍巍的，让我浑身不安生。我把余下的咖啡全倒嘴里，放下碗，看着姚曼老师。

我特别欣赏你这学习的劲头儿。姚曼老师走过来，也示意我坐下，这样，我和姚曼老师中间就隔了两台显示器。姚曼老师或我略抬抬头，在对方不故意低头的情况下，就能对着脸说话，要一方故意把腰背塌一下，就互相看不见脸了。

姚曼老师抬起头说，学习，高考，确实是太重要了，对整个人生来说，好多人，一考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当然，这一般指的是那些考得好的，不过这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

这怎么不是最重要的？

我脱口而出。我干脆往右边拖了下椅子，在显示器旁边看着姚曼老师。我心想，你们忘了自己整天在课堂上强调的事吗？

怎么不是，在这些之上的，比如，生命，健康，不比这些重要？

啊——我简直是无言以对，这种抬杠的手法，在我们的同学中好像都不太常用。

再比如，亲情——听说你姐姐刚生了小孩？

姚曼老师这回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了。

我的脑子虽然离彻底清晰还有很远的距离，但姚曼老师的话，着实让我胸口一闷。

是，刚生了小孩。我答，心里疑惑着她突然关心这个，不太合常理。

你知道你姐在，这么说吧，在你想象不到的大半天的腹痛，痛苦中，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快要不行时，最想见的人是谁吗，最想和他说什么话吗？

快不行？

我一时想不明白什么意思，你是指我姐姐？

是。

我姐姐在生小孩时？

是。

我塌下腰，盯着我面前的显示器下边缘慢慢爬动的一只小瓢虫，它爬得很慌乱，一会儿朝屏幕爬一下，一会儿斜着身体又试探着朝下爬，都没有成功。我数它甲壳上的星斑，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星，是益虫。我心里松了口气，伸手把那只小虫子抹下来，放在左手心里，看它在我心里慌张挣扎。

这意思是，我姐姐在生小孩时，遇到危险了。我用食指尖轻轻地把瓢虫翻过来，有点不敢抬头了。

你知道吗？你离开病房前，其实你姐姐早就醒了，但她不敢开口和你说话，怕委屈得一开口就失控。

我站了一下，没站起来，椅子在地面上擦出嗡的一声，我又跌回到椅子上。

你姐姐说，在她感觉自己快不行了时，只想和你说一句话，就是，让你不要再恨你们的父亲了。

我一下站起来，椅子在我身后哐当一声翻倒在地。

谁说的？

我问。

这不重要，姚曼老师说，这是事实，才是最重要的。我知道，按照现下的成绩几乎可以断定，考个本科，对你已经不是什么难事了。只是——

——只是，姚曼老师低头想了半天，说，只是我们，不止我们，可以说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学生掌握了哪门高超的技艺，不是考上某所大学，不是成为某个领域的佼佼者，而是我们努力让孩子们先是成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人是靠爱活着，不会有哪个人揣着恨当宝贝过一辈子的。

姚曼老师越说越激动，出口的每个字，都像载着千钧的重量，最后“人”字出口，姚曼老师退后两步倚在桌子上，松了口气。

我走了岔路？

难道我没日没夜拼了命地学习错了？难道我想考上大学，逃脱“只能做个工人”的命运错了？难道我这样做就远离了一个“完整的人”？

我那一刻，一定紧张极了。那一刻，我人生的审判官，由父亲，变成了姚曼老师。

她个头那么矮，到我肩头。她的头顶有稀疏的白头发，在灯光下泛着刺眼的银光。

我感觉被我紧握在手心里的瓢虫在强劲地转身、蹬腿，我想，只要我继续用力，它很快就会窒息在我手心里，至死，它都不会明白它是死于一个少年的极度紧张，甚至是恐惧。还有困窘，是种赤身裸体站在山顶的困窘，无论风从哪个方向吹来，我都瑟瑟发抖。

时间停滞，我在静止的时光里，迅速回望了我从入校以来的一切。一帧帧图像，一句句话，一件件事，每一个白天和黑夜，每一声笑和每一滴泪，老师们的，同学们的，父母的，姐姐的，我自己的——应在尽在，回光返照。

我眼前浮起母亲在太平间里浅灰色的脸庞，耳朵里重新响起婴儿落草时的啼哭，母亲已去，而姐姐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已来。

而我从没想过，人间，换了新颜；从没想过，我考上大学要做什么；从没想过，姐姐为什么在生小孩时，那么想我。

我全错了？

坐，坐。

姚曼老师把椅子扶起来，在我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很轻，我却不由自主地坐下来，靠在椅背上。

你还恨你父亲吗？姚曼老师问我。

我想了想，摇摇头，又点点头。一个人，真有看不清自己内心的时候。

恨，是源自于爱。姚曼老师弯下腰，郑重地看着我说。

当然，这样的事，想三年两年就在心里过去，很难。你母亲的离开，你父亲当然脱不了干系，但是全然推在你父亲头上，也不公平。说到底，每个人，还是要对自己负责。

对自己负责，我喃喃地重复了好几遍姚曼老师的话。

那时候，母亲离开我，离开这个世界，八年了。八年来，这是第一次有人主动和我谈起母亲。

可是，没有——母亲——怎么会——

我非常理解你是怎么想的。姚曼老师走回到对面坐下，往前探着身，说，但，怎么说呢，婚姻，从某个角度讲，本来就是一件很不人道，甚至是残酷的事——你想想吧，什么东西没有期限？没有保质期？可是婚姻就没有。世间的一切，时间长了，都会有变化，会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婚姻这件事，既然是人不是神在执行，谁能保证不出任何问题呢？你每天从宿舍到教室，是不是有时候路上也免不了打个拐，转个圈儿，甚至还有忘了取东西不得不返回去的时候？如果每个人，出了问题不是想着去解决问题，而是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这也是解决问题的一条路——我只是说，如果都选这条路，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是不是就变成了当事人（假如他还能评判的话）喜欢的样子？是不是大多数人认可的样子？我只能这样说，这样的事，没有现成的评判标准，甚至有时候，都说不好对错。

说不好对错？我有点意外。

难道不是吗？啊，你还小，让你理解这些可能有点难度。咱们就这样说吧，你父亲，不论你怎么对他，他无论气你也罢，气自己也罢，但他对你的爱是不会变的，是不是？

这个，我真的不是这样想的。

我从来没有想过有天生的爱与不爱什么的，我一直认为生养子女是为了自己的人生完满而已。为了自己的幸福与完满，而把所谓的孝敬放在至高的位置上，甚至是种强迫与奴役。

责任与义务，这是协议执行者的事，而父母子女，是事先签了合同的吗？没有啊。我鼓了鼓勇气，将一直放在心底的想法说了出来。

啊，你竟然也这样说。

姚曼老师想了想，说，不独你，这些年，我真的是不断听到类似的说法。起初，很是让我迷惑了一阵，因为这观点，确实有让人难以驳斥的地方，比如合约这个比喻。但是，我最终还是想明白了，你想想看，你说的这些都是“后天”的道理，而有些东西是先天的，是不需要合同来约束的——让我想想该怎么和你说——比如说吧，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给父母子女间的喜悦，叫天伦之乐，你想过没有？这个“天”，就是我说的“先天”的意思，这不是人类出生后借由自己的理性签下的合约，而是与生俱来的，对，与生俱来。

也就是说——姚曼老师点着头——父母子女，是天然的恩情，是上天的馈赠。当然，你别误会，我说的上天，是造物的意思，不是指哪位神仙。你用世间的普通道理和规则来解释它，就说不通了。哲学家康德认为，当人类的理性能力面对超出理性范围的问题来给出思考的时候，就会相互矛盾。你想想看，从这话看，你刚才的观点是不是就有点绝对了？我还记得《傅雷家书》中有段话特别好，大意是讲感性的美和理性的美的，一大段，结论是这两者还是要平衡一些。不理性很可怕，但凡事都要循着你认为的“理”，也很可能会钻进牛角尖。

也许是看着我满脸的惊异与困惑，姚曼老师说，就算是要讲理，也可以慢慢来理顺，不急在一时，要有耐心，我想，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凡事应该都有个答案吧。

这样吧，公平起见，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我看着那个紧张的少年，目光还是没有变得活泛，只随着姚曼老师的步伐在办公室来回游移。

有个青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读了技校，毕业后，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老家镇上的小学，当了民办老师。他老家落后，就算是在镇上，也只有镇政府前边半条柏油路，全镇都在山坳坳里，去县城只有一班车，一周一班。他村子离镇三十几里，好心的校长腾出一间放煤的房子让他住，冬天取不上暖，手背肿得跟馒头似的，冻得捏不住粉笔，但他很知足，因为一个月有一百八十块钱工资。他爹娘一年可能都攒不下这么多钱。青年每周五下午向西穿过半条镇街，到往西北的路口等卖完洋芋回他们村的拖拉机，周日下午再花一块五毛钱，坐一周仅一班的车回镇上，在镇口下了车，再步行穿过那半条镇街回学校。这一来一回，大半年的工夫，这青年引起了镇上铁匠铺老板家闺女的注意。

青年斯文干净，走路目不斜视。肩头网兜不多的杂物里，老是挤着三几本书，你是想不到，这样的青年，在一个落后偏远的小山坳里，光芒多么刺眼。

我好像看到了铁匠铺家脸红扑扑的大眼睛女儿，既热辣又淳朴，像她父亲一年到头守护着的那炉炭火。我还能想象这个青年走过灰扑扑的镇街时脚下踏起的尘埃，迷雾般晃着铁匠铺家独生女儿的眼睛，她既想多看一眼，又怕别人看见。她在他经过时装成往街边倒煤灰，倒茶渣，或者晾衣裳的样子，眼梢随着他走几步，低头轻轻地叹口气。

铁匠父亲干的是粗硬的活儿，但心比发丝还细，没多久就知晓了女儿的心事。

铁匠人缘好，方圆几十里的庄户人都和他相好。所以他一动心思，就有了好些认承跑腿出嘴儿的人。其中一个人缘最好的，把话捎到了青年的小舅那里。小舅在镇农保站卖种子，实诚人，一听感觉是好事儿，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去姐姐家禀报这在他看来做梦都想不到的喜事儿——他姐姐家在山窝窝里种洋芋，人家是在镇上开铺子，打着铁，还卖着县城来的五金和农资。

青年的爹娘欢喜得不行，亲事很快就定下了。爹娘把所有的积蓄拿出来，一半的一半给了铁匠的女儿做聘礼，一半的一半给铁匠买了烟酒茶。还有一半再加上卖了几口窖里的洋芋请匠人——已经看好了地茬儿，翻过年给青年箍口窑。

一切天成。

铁匠的闺女隔三岔五来看青年，一只柳编的提篮里，是枣花馍，是腌鸡蛋，是红糖包子，是一双绣得莺歌燕舞的鞋垫，是一条织得密实的围巾。一来二去，青年看铁匠女儿红扑扑的圆脸、弯眉、水汪汪的大眼，越来越好看，越看越能看在心上。姚曼老师说，来年，就在青年家里的窑洞刚刚砌出门脸儿，刚从隔着几个村的木匠家里拉来的雕花枣红门还没来得及装上，挂在门框上的一大串红皮炮仗还没爆完时，青年却考上师专了。

门接着装，炮仗接着放，窑炕接着箍，他母亲，已经到镇上服装店去看了三回那件红呢子大衣，只等他发了工资去和铁匠女儿一起拿回来，放在那只她已经送到铁匠铺里的已经叠放了三套时新衣物的樟木箱子里。箱子黄铜包角，四面雕着梅兰荷花和牡丹，是她当年的陪嫁。

红呢子大衣没有拿回来，因为正式老师的工资是月初发，民办的是月底发，在月中，他就到省城上学去了。

青年考了学，没有工资，家里的钱，为他定亲箍窑也都掏空了，虽然很思念，但为了省钱，直到寒假，他才踏上回乡的路。坐了两天车，在镇西下了车，先穿过那小半条镇街，到铁匠铺去。

铁匠虽然在镇上开了半辈子铺子，但仍是个厚道人，见了站到门口的青年，捂了脸到后院去。不一会儿闺女的母亲出门见了他，一起搬出来的，是那只他母亲陪嫁的樟木箱子和里面崭崭新的衣裳、折合了那定亲时的烟酒糖茶的钱卷卷儿，还有他写给她的只拆了两封的二十九封信。

闺女的母亲说，九月里，闺女就打听好了去他们村的道儿蹿了去，对他父母说她心里有了别人儿，把他们家给的聘礼送回去了。

青年脸煞白，紧盯着那箱子上的梅兰荷花，让闺女自己出来说清楚。做母亲的羞愧得不敢抬头，说，前日有捎信儿来，说跟着一个耍猴儿的，上了山西了。

青年噎得喘了会子气，转身到镇西头截拖拉机，到了家，他母亲看看他铁青的脸和紫黑的嘴唇，说，莫赌气，俺儿就是国家干部了，不会不如个耍猴子的，那闺女，是看差了秤。

再后来青年就毕业了，为了离开那个伤心地，到了一个沿海小城市，做了老师，有了喜欢的女朋友，成了家，有了女儿。

这样过了几年，青年的父亲病重，青年回家为父亲料理后事，在镇上下车往镇西截车时，突然看到了情窦初开时那个熟悉的身影。青年追上去，看到当年那个红扑扑的脸大眼睛的铁匠女儿面色惨淡，裹着一条灰色围巾，抽开袖着的手，眼神躲闪着往街里跑去。青年追到铁匠铺，当年那羞涩的女儿在里面抵住门，不让他进。

青年没办法，退回到镇西去等车，后来，料理完父亲的后事又回到了工作的城市。

再后来，是一年的八月一日，因为是建军节，青年的妻子记得很清楚，他们俩在吃火锅，火锅店墙上一块巨大的屏幕，在播建军节专题节目，镜头缓慢划过一个穿白色短制服的女兵的脸时，青年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没说几句，就捂着话筒，到了火锅店外边去。好大一会儿，回来对他妻子说老家有急事，他必须回去。无论妻子怎么盘问，他都说回来时再告诉她。

电话是那个差点成为他岳父的铁匠打的，他说他的女儿肺癌转移，已经晚期，想最后见他一面。

青年直接傻眼了。好大一会子反应不过来，不知道该咋回复。但脑海里，全是铁匠铺的女儿的影子，蓝色碎花的褂子，红扑扑的圆脸，水汪汪的眼，像蒙着层细雾，想起唯一的一次去她家帮着干活，她专门为他蒸的猪肉豆角馅的包子，咬一口，没蒸熟，皮里边是黏的，肉块还是鲜红的——他后来都想不起来他在电话里说了啥，不知道怎么挂的电话。

青年回到了镇上，在铁匠铺那个已经是二层楼的后院二楼上，见到了昔日健康热辣，眼下却被病痛折腾得皮包骨头的铁匠女儿，在一层厚厚的棉被下冷得牙齿咯咯地响，但并不妨她一字一句把当年一切告诉他。

她从没有看上过别人，也没跟着耍猴儿的去山西，只不过是只身过了清涧、石楼和交口，到汾阳流浪了五六年。起因是她知道他成了干部，他早晚会开口抛开她，她每天都害怕得睡不着觉，不如她先开了这口。中伏的天，他不知道辣他眼睛的是不是汗。

青年回到妻子身边，每天夜里，都大叫着醒来，浑身冷汗，时间长了，妻子从他含糊不清的恐惧中，听出了两个字：茉莉。

妻子问他要真相。这时候已经是中年的青年对他妻子说了实话，说从老家回来后，已经陆续地给了她五万块钱，都是瞒着妻子借的。

妻子心伤欲裂，怒不可遏，不单单是他偷着给的钱，最重要的是他对她没有一丁点信任。最要命的，是后来那个叫茉莉的铁匠女儿，不知道是因为他给的钱得到了更好的治疗，还是一开始就是误诊，竟然慢慢缓了过来，两年后竟然带着一大口袋新打的绿豆来到这个沿海城市看望了他们。她对他们说，她来只是来表达感谢，她让他们放心，她一定会还上他们的钱。

他妻子已经从当初的暴怒、沉痛、绝望，变成了哭笑不得。一天夜里，妻子叫醒他，让他好好想想，他爱的是茉莉，还是她。青年揉了把眼，说，我问过自己，我也搞不清楚。说完很快又睡着了。

清晨醒来，他看到了枕边妻子填好的离婚协议书。

到了周末，我仍不明白姚曼老师为什么给我讲这么个故事。我也不明白我姐姐想对我说的话，为什么过后就不说了。

那时，我离认识到人生的好多问题都是无解的、人生的好多道理都是说不清的阶段，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那时，我还热衷于把每件事安放在我脑海里每种道理里。那时，对我来说最大的道理，就是我不能“只能当个工人”，我满脑子想的都是考大学或者考上大学的日子，其他的，我无暇顾及。

时间像蜗牛，蠕动向前。

而我的学业，却突飞猛进。

到这一年寒假前，我成了年级第三，班里第一，甩开第二名岳长辉26分。但我仍感觉喘不过气，因为我离年级第一差8.5分，离第二差5分。我甚至开始怀疑周末给我们补课的于泽远老师，偏袒信息系的第一名和农建系的第二名，暗地里帮他们分别补了课，因为他们数学落我分最多。我甚至将阶梯教室中于泽远老师偶尔投向这两位的目光，解读为心照不宣的阴谋诡计。

寒假里我到西城姐姐介绍的学校补习了整个假期，连除夕夜，我都拒绝了姐夫来接我回家过年的好意，在补习的教室刷数学题。餐餐都是方便面火腿肠，胃口不好时，挖上一大勺老干妈。满嘴的溃疡让我吃什么都感觉酸臭，但时不我待，前面两个落我这么远，后面还有一群又一群狂追者，鲨鱼般张着血盆大口，要把我吞没——我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