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天大的误会

看到戴维脸上的伤，我就感觉不太对劲，但听到戴维这样说，心底还是大惊，着猎装马丁靴的人那张年轻的脸一下子蹿到眼前，果然是这样，姚曼老师的小男朋友，把我们戴维打了。

不想说？戴维把所有的信收拾下，叠成一堆，说，拿走吧。你们再好好商量下，是到廖院长那儿说明白，还是看着我完蛋，你们自己决定吧。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戴维为什么一下认定就是我们干的。我后来问过他，当时是在我要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省赛前夕，我们在实习车间测试刚采购回来的3D打印机，听了我的疑问，戴维哼了声，说，你们这点小九九！

就再也没下文了，等于啥也没说，又好像啥都说了，但最终是啥也没说。

后来，我还一度怀疑他是查了楼上的监控，那查楼上的监控是需要分管院领导的签字批准的，既然看了，直接把陈浩南叫去问清楚不就是了吗，所以应该是没查过。对这个我也是琢磨了好久，信是有人放到桌上的，只需要查下监控，问下进去过的人，很容易搞清楚。但学院方面没这么干，而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戴维自己，虽然内里详细的过程我一直不了解，但看处理方法，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事物，哪怕再针锋相对的，中间还是有个弹性地带的。这个地带，把科技手段放在后面，依赖和相信人的良知和觉悟。

但追回自己的老婆有什么完蛋的，不成功，也只是失败罢了，这年轻人找上门打人，不管怎样，是他的不对——就算姚曼老师不同意复婚，也只是她和戴维的事。

我怎么都想不明白。但戴维的脸色，怎么看怎么一股悲壮。

我站在桌边，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

拿吧，就证明刚才我在撒谎，不拿吧，看着戴维完蛋？

当然，是有另外的路的，就是我回宿舍和那四个商量一下，集体决定之后再说。但事出突然，我看到那些信就乱了阵脚，戴维那双眼不大，也说不上锋利，甚至有点软绵绵的，但怎么说呢，绵里藏针，这针也像生出了触手，像藤蔓，你还没怎么对视，就爬进了你心里，扎进你肉里，你想择开，扯哪儿哪儿疼。

我在桌边站了好久，不知该怎么办，没勇气掉头走开，更没勇气伸出那只承担的手。直到听到好像是外面传来当啷一声响，好像什么金属东西撞到了不锈钢楼梯上，接着噔噔的脚步声临近，我才如电击了一般，一下子将所有的信划拉进怀里，逃了出来。

我一气跑下楼梯，顾不上走花圃间的小道，直接横穿过一片光秃秃的小树林，疾步跃过因寒冷久未修剪的冬青迷宫，飞快地转到我们的教学楼北边。确定完全离开戴维的视线，我才倚在墙上，喘几口气，把怀里的信一封封掖进羽绒服口袋，稳了稳神儿，才上楼进教室。

我走到彭浪桌前，扯开口袋，用气流说，闯祸了。

彭浪抻长脖子朝口袋里看了一眼，快步跟着我进了卫生间。我有预感，我有预感，彭浪说，昨晚我怎么想怎么感觉和我们有关。果不其然，这下闹大了。

就算和我们有关，也不是我们的错吧？我把心里的疑惑说给彭浪。

彭浪拧起眉头，想了半天说，按说是这么回事儿，成不成的，是戴维和姚曼老师的事儿，半路杀出个大马猴儿，哪儿来的呀，谁呀这人是？

甭管是谁了，明摆着新找的男朋友啊。我说。

新男朋友来闹事儿，也是他的不对呀，关我们什么事儿？彭浪很不理解。

是啊，是啊，但戴维让我们去廖院长那儿自首。我说。

自首？自什么首？我╳，彭浪吃惊地看着我，我们又没有犯罪！

有个来上厕所的瘦高个儿听到我们的话，本来进了厕所格间又退回洗手间看我们。我赶紧朝他摆手，说，没事儿没事儿——哦，也许他说的不是自首，是让我们去说清楚。我赶紧纠正我的用词。

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彭浪说，追求女人犯罪吗？——嗯，不过，和他们商量一下再说吧。

彭浪想回去喊人，无奈上课铃响了，好不容易熬过两节课，大课间的体操过后，我们聚在楼后，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信，大家一起慌了。

戴维让我们到廖院长那儿说清楚。

陈浩南先跳起来，大叫，是不是和昨晚的架有关？看我点头，又说，真是邪门儿，昨晚我怎么也睡不着了，咋想咋不对劲，还真是，还真是啊——

你小声点，王一凡看四周提醒他，是不是姚曼老师真的——

嘘——我提醒他，接着点点头，说，大概是。

我的天，还真是啊，王一凡说，看着一本正经的，他妈的，原来是装的，勾搭小青年儿了。

别乱说，我说，我们是猜的，现在情况还没明确，看样子，戴维是有情况了。

嗯，陈浩南说，戴维也真是，平时闷儿闷儿的，拿捏我们一把手，到了节骨眼儿上就了，被一个半大孩子给办了。

你才是半大孩子。马纯慢悠悠地说，没准儿，我们真是添乱了，你就说怎么补救好了。

我看看彭浪，彭浪看看王一凡，王一凡朝我仰了下下巴，说，你说，戴维又没找我。

我说，这时候了，你还纠结这个。陈浩南就笑了，说，看来，我们也没别的路了呀。

我们在办公楼一楼，被值班窗口后面的两位学长叫住了。他们个子和胖瘦都差不多，都戴着眼镜，站在贴着五个大美术字“来客请登记”的玻璃窗后面，听到我们要去教管处，一脸疑惑地打量我们。穿棕色皮衣的说，到廖院长那儿什么事？

嗯——我想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向他们解释，我说，我们班主任张大为老师让我们去找廖院长。

咦，他自己怎么不来？找廖院长什么事？另一个穿着浅灰色羽绒服的学长脸上增了戒备之色，说，来闹事？

怎么会呢？陈浩南往前走了两步，趴在窗口上，说，廖院长让我们来的，让张大为老师给我们下的通知。

下通知？

穿皮衣的想了想说，好吧，说着退到值班台前，拿起台面上的电话，廖院长好，值班室，有五个张大为老师班的学生，说要上去找您——嗯——对，五个——嗯——嗯——好，好。

放下电话，他走到窗口边，弯腰从窗口里露出整个脸，有点幸灾乐祸地对我们说，这是闯了祸了呀，好，上去吧，电梯在那儿。

我们进了电梯，才想起来，不知道廖院长在哪个楼层。站在最外层的马纯拿手挡着梯门，说，快下去问问吧。

陈浩南就跑下去了。

五楼，511，陈浩南说，这孙子，刚才不告诉我们，故意的呀。

511开着门，我们还是敲了下门板，进门后，我们自觉一字排开站在廖院长办公桌前的空地上。

来了这么多！廖院长说，怪齐刷呀。说着一个个打量了我们一遍，问，都是大为老师的学生？

我们点点头。

为什么是五个？

廖院长问。

一个宿舍的。陈浩南不由得开始履行舍长职责了。

一个宿舍的？廖院长想了想，说，为啥缺一个？

有一个转到汽车制造了。陈浩南说。

哦，那，说说吧，怎么回事儿？

陈浩南左右看看我们，又看看廖院长，抓抓头皮。

廖院长拧起眉头，说，你们班主任让你们来抓头皮？

让我们来说清楚，我接过话，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信，我们戴——张老师让我把这些信给廖院长。

啊，廖院长站起来，想了想，说，跟我来。

我们一起走了步梯，上了七楼，进了712办公室。没进门，我就看到秦厚朴院长坐在窗下的沙发上跟顾作新处长说话。

顾处长站起来，朝秦院长点点头，看样子想离开。廖院长说，一起听听。昨晚的事儿，来了明白人了。廖院长转头又对秦院长说。

成良，怎么是你？

秦院长一下子叫出了我的名字，把我吓了一跳，既温暖又惊心哪。我叫了声秦院长，惭愧得很。

怎么啦？

秦院长问。

我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信扬了扬，说，我们张老师，让我们来说清楚。

啊——廖院长目光往我手中的信上扫了一眼，转头看看秦院长，又转过头来问我们，让你们来？这是你们写的？他两次都把重音放在“你”字上。

嗯，是我们写的。

陈浩南点点头。

你们写的？秦院长偏起头，也把重音放在“你”字上，你们几个人，一起给庄春青老师写这种信？搞什么鬼？

什么？什么？

我相信，他们四个人，听到这句话，一定和我一样，脑袋快要炸开了。

我们面面相觑，感觉掉进了无底旋涡。

庄春青老师？什么庄春青老师？给她写信？

我们自问加互问，最后，我们四个齐齐盯住陈浩南。王一凡一步跨到陈浩南面前，抬起手想抓住他衣服，瞬间又耷拉下去，我们都看出来，他是突然意识到这是在廖院长办公室里。

你都送给谁了？

这也是我最想问的。

放到姚曼老师办公桌上了啊。

陈浩南本来说得理直气壮，但转头看看廖院长和秦院长他们，又缩了下脖子，指着我说，直对着门的第二张办公桌，电脑右上角贴着握着剑的二丫，没错吧？

是啊是啊。我们点头。

啊——廖院长发话了，他摆了摆手，示意我们停下，对顾处长说，你电话下姚曼老师，问问她的办公桌的准确位置。

顾处长拿起沙发扶手上的手机，拨了号，开了免提，说，姚老师你好，请你给我说一下你办公桌在办公室的准确位置。

办公桌？位置？姚曼老师显然疑惑得很，嗯了几声之后，还是快速报出了位置：窗下东边第一张办公桌。

正对门的第二张办公桌是谁的？顾处长又问。

第二张是庄春青的。姚曼老师利落地回答后问了句，报位置做什么用？

我没听到顾处长有没有答复姚曼老师最后的问题。

我的脑袋嗡嗡响起来，我看看左右，陈浩南拿手捂着额头，彭浪的头几近钩到胸口。秦院长屋里米黄色地砖上的褐色纹路连同我的脚尖旋转起来。

怎么会这样？

那天，我拖着沙袋样的躯体出了廖院长办公室，出了电梯，下了楼，我的腿脚不听使唤地拖在腰上，这种体验后来使我无数次想起我父亲那晚在客厅里，在昏黄的灯光下突然的虚弱老迈和不堪，而之前，我认定他是装的。

一路上谁都没有开口，连最活泼的陈浩南也在看着自己脚尖，一步一步朝前挪移自己的腿脚。当我们进入教室，看到戴维站在讲台上，除了朝我们点了点头，没事儿一样点着黑板，提醒同学们一定记住，“基面”不是实在的，而是个抽象的东西。

我坐定，拿出《车工》课本，翻到戴维正在讲着的工艺与技能训练第三章，在分解图示的“基面”旁边，注了三个字：非实在。是的，我在做课堂注释和笔记了，自从决定了考大学，比以前认真勤奋了许多，这好像是我平生自己决定的第一件大事，也让我感觉到，自己还是可以决定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个决定中我最大的收获，就在于此。

外面是呼呼的西北风，但比我记忆中儿时的风小多了。我们那时候住的平房木质门窗老旧，每到深冬，寒风从门窗缝里，甚至从玻璃缝中往里灌。姐姐最怕冷，一到冬天就把自己的书本和学习用具搬到书桌的北头，把我的一些细小的玩物扔到靠窗的南头，哄我说男孩子应该锻炼锻炼。我常常跪在窗下的一把木椅子上，趴上桌面，摆弄那些小车小人儿和小动物，风不时扫一下我左侧的头脸和脖子，凉飕飕的，像初春时细柳条搭上面颊，既有微微的惊心，又有些新奇的刺激。

那时候，母亲永远在忙着，好像在扫地，在洗碗，在清洗和整理衣物，在把秋天时煮熟晒透的干豆角茄子片泡进一只大红花的搪瓷盆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春节前，母亲穿着一件爸爸的蓝布衬衣，戴着白布帽子，在厨房就着煤气炉炸肉丸子和藕盒，几乎从不下厨的爸爸系着母亲平时用的围裙，拿着一双长筷子翻动母亲下进油中裹上薄芡的炸物。炸物冒着油花儿，我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椅子上，玩着一只蓝色描银线的变形金刚，快乐得心里也冒着泡泡。冷风啊，从厨房的窗缝里冲进我们的欢乐之中，撩动着母亲帽下耳边的头发，把锅面上的油烟搅得云丝样飘起来。

好像已经和母亲那么高的姐姐，总是能掐准炸好的第一只藕盒出锅的时间，不等香味钻进我的鼻子，她就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三扭两扭地钻进厨房，拿一根筷子插着香喷喷的藕盒吹着气，看也不看我，嘴里嗯嗯地应着母亲叫她吹吹凉给弟弟一块的话。

过去的时光，藏到哪里了呢？

我们曾经幸福的家，说没就没了。

开学的第二天，戴维给我一只包裹，说是父亲送来的。我连碰都没碰，说，不要。我看戴维的嘴动了一下，说，扔了吧。

十六岁的我无知而孱弱，是母亲，让我拥有了坚定地对这个世界说不的力量。站在母亲一边的，我都热爱，反之，都是我的敌人。

母亲，是我立于这薄情人间的最高标准和最坚实的力量。

可是，母亲，你去了哪儿呢？

我伸出食指，想把那两滴泪在书页上抹掉，无奈一抹把书页洇透，把刚刚写下的“小于90°，是正切角”一行字弄模糊了。

风还在刮，风还在刮，刮过我童年的风，还在刮着我的少年，还在刮着我的青年。我不知道十六岁算什么年，我只是很伤心，为母亲，为我自己，为外面冷得冻掉耳朵的冬天，也为戴维的屈辱。

但戴维看起来完全没有感觉，他正捏着粉笔，在黑板上一气画下四个角度的车刀切面，拿指关节咚咚敲着铁板讲台，问谁主动上去写出他画出的各个要素。

王一凡和吴楚上去了，戴维喊着还差两个，伸出手点了陈浩南和王赫。陈浩南伸了伸舌头，王赫则站起来又软塌塌地矬下腰身，脑袋耷拉起来，嘟嘟囔囔地说，不会。

不会为什么一直不抬头看我讲？

戴维走下讲台，站到王赫桌边，我用眼角余光，看到王赫在戴维走下讲台的刹那，飞快地用课本把一册《黑执事》盖住，《黑执事》开本太小，谁都能一眼看出课本悬空在桌面上，我心说完了完了，要是我的话，会直接把《黑执事》拖进桌肚。但戴维从台上走到我们桌边，也就十几秒的工夫，根本来不及告诉他，我低下头，不忍看王赫即将困窘的样子。

但我等了一会儿，啥动静都没有。我转过头，看到戴维背对着王赫站着，等马纯做完题转身往回走时，戴维说，王一凡你替王赫做了吧，课后别忘了给他讲明白。

我看到王赫拖拉起软塌塌的手臂，摸了几下鼻子，腰背摇晃几下。

但出我意料的是，下了课王一凡真给王赫来讲题了，王赫比我更加诧异，王一凡咳了一声说，没准儿下节课他还提问你，你要还做不出来，把我也连累了。王赫吭吭哧哧一阵，从桌斗里掏出个角折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本扔到桌面上。讲吧，你要真让我这猪脑子开了窍，我感谢你祖宗八辈儿。

还是我感谢你祖宗八辈吧，王一凡拖了隔着过道的孙英俊的椅子坐到王赫桌边，说，不是我让你脑子开窍，是你自己让你自己开窍，你漫画画那么好，这么个小图算什么呢？

漫画有什么用，白费的。王赫泄气地说。

我的天，我真是听不下去了，吴楚转过身说，我要像你手那么巧，早去报美术专业考中央美院去啦。吴楚说着摔摔打打地把书收进桌肚，说，有些人，简直气死人不带偿命的。

再不走，你爱吃的油炸糯米糕就给人抢完了。站在教室门口等着的陈浩南大声喊。

你不会先去给我打上啊，真是的。吴楚白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净瞎喳喳。

唉，快去吧快去吧，你再不走人家就要哭了。彭浪跨过几张椅子凑过来，朝吴楚挤了下眼，把吴楚拉在过道上，反着骑坐在吴楚的椅子上，双手扶着椅背，对王一凡说，我也听听，我没长理工脑子，怎么都想不明白这个“基面”啊。不骗你们哈，我琢磨了好几天，想不明白到底是个啥。

那今晚的饭你就出了吧，不能白蹭课。王一凡说。

为啥我出，出也是他出，我只是蹭而已，他才是重点好不好。彭浪指着王赫说。

他是戴维钦点的，我不能收费，这是政治问题。王一凡敲敲彭浪面前的桌角。

奴颜婢膝，好吧好吧，快讲快讲，肚子咕噜咕噜的了。彭浪扯过课本放在马纯面前。

西南角，教室后排那俩，范明宣和何晓玮，还趴在桌子上，不知道还在睡还是醒了不愿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