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也要考大学

想好了？

戴维把我的申请书轻轻扔到键盘上，站起来走到窗前，大半个背影，被外面的雪光映成黑色。

嗯，想好了。

我说。

我还想说我就是不要当个工人，就是要争口气，就是不能让他得意。但我没说。我知道参加夏季高考于我的难度，英语不认识几个单词，数学连分解公因式都不会，就语文好一些，但每次也是靠作文分数高撑一下门面。在高考的路上，我瘸着好几条腿，大话说早了，会摔得比入学教育汇报演出上更悲惨。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我说。

戴维回过头饶有兴趣地看了我一眼，说，只要我懂。

我说，既然也让技师学院的学生参加高考，为什么普通高中不多招点生？为什么不多建几所高中？本来，学技术，也不在我们的选项中。

哦——

戴维走到桌前坐下，说，你真是问了个好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就这么说吧，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我们老祖宗说的也没错。拥有清华毕业证的和拥有蓝翔毕业证的是不同的人生，清华是开挂的人生，蓝翔是开挖的人生，这就不用说了。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不是一天两天能破除的——明摆着，考大学，进体制，不论说什么都是好的出路。只是，体制有限，用不了那么多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我们要成为制造强国，没有大量过硬的技术人员，没有优秀的工程师也是白日做梦，事实上我们已经受此制约了。

还有另外重要的原因，现代一些教育研究表明，无论从师资配备、学生管理还是对周围社区辐射影响来讲，一所普通高中，最好不要超过三千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校，在校生不宜超过两千人。你看我们的一中，实验中学，都六七千人，现在的生源政策也不合理，造成有些经济稍差的县区的高中，招不到生，快空了，不利于地区间均衡发展，更没有足够的保证为每个学生提供充足的个人发展空间，除了掐尖儿考清北显摆教学成果，推高房价之外，看得到其他东西吗？再者，就算把技术类院校全部转变了普通高中，让所有孩子都上大学，又有什么用呢？想一辈子做研究，当科学家的人，少之又少，绝大部分孩子，还是上学，就业，结婚成家，谋求个好的人生罢了。都上了大学，造成学科专业同质化严重，高不成低不就，毕业等于失业，多么可怕的前景。

一个健康的国家社会，一个成熟的教育系统，应该是均衡的，多样的。有的孩子喜欢爬树，有的孩子喜欢游泳，有的孩子喜欢摆摊赚钱，有的孩子喜欢钻研，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像一中那样，把全市的尖儿都揽过去，出几个清华北大，这是成功吗？在我看来不是的。相反，因材施教，尊重每个孩子的选择，让每个孩子都有发展的空间，才是健康的，可持续的教育模式。教育是让每一个孩子成长，变得更好，不是把人培养成一个模式，挤同一条路，甚至是变成某种工具。你说是不是？

我第一回见戴维这么慷慨激昂地一气说这么多话，有点惊了。我点着头，说，是，是。只不过，那要是有人想不好自己该干什么怎么办呢？我问。

想不好就慢慢想，人的一生长着呢，干吗干啥都急火火的，太躁了。可以慢慢想。

嗯，我点点头说，我现在就想考大学。

戴维说，那就加油学习吧。

戴维又转身看向窗外，暗色的剪影稍有些佝偻，让我想起《北平无战事》中那个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站长王浦忱。这个人出场自始至终不是在抽烟就是在准备抽烟，在烟雾缭绕中咳嗽，在咳嗽中运筹，在运筹中窥探和品咂渐露端倪的末日审判的气味。但我很快有点惭愧了，我怎么把戴维比作国民党干部呢，虽然我对这个站长的印象是从出场的阴险狡诈变作最终的修养深厚。

自初三下半年开始，我就同几个要好的同学跳墙到网吧打游戏，他们是打英雄联盟，我打了一阵子之后，就没了兴趣，我好刷剧，我想，这是母亲和姐姐对我的影响吧。母亲在世时成为家庭主妇的最后几年，常常在一天的劳作之后，锅碗瓢盆各归各位，地板擦得泛起光，看着我作业完成，看看父亲回来还早，就打开电视柜，取出她跟着父亲到省城济南和北京转悠时购买的一大堆剧集DVD中的一片，放进放映机，调小音量，泡杯茶，专心观剧。大多数时候，母亲缩在沙发一角的阴影里，眼睛盯着屏幕，一动不动。我现在常想，母亲是借着别人的故事，品咂和反思自己的生活吧。有一段时间，母亲反复看一部节奏挺慢的电影，我作业间隙到客厅倒水见过几次，人物设置好像很简单，来来回回就那两三个人在说话，我说这有什么可看的，母亲在阴影里“哦”了一声，说，就是解闷儿。母亲离开后，我整理这些影碟，知道这部电影叫《黑暗中的舞者》。母亲走后的第一个寒假，我一口气看了五六遍，我想着前不久，还坐在我坐的地方——在这个阴影里盯着屏幕的母亲，胸口一遍遍被锤击，命运如果有预兆的话，我相信这部电影就是吧。母亲的境遇看似和玛莎不同，但实则都是在不堪中收拾尊严，在绝望中保存希望。也许，母亲很早很早，比亲人们后来猜测的都早，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母亲，可能是一忍再忍吧。

母亲走后，从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大姨小姨姑姑和邻居亲戚们口中，我都听到了说母亲“这么狠心，扔下两个孩子就这样走了”等类似的话，起初，我也感觉，母亲不要我们了，太伤心了。是对《黑暗中的舞者》的不断回味与思考，让我与母亲通了悲情——作为一个人，有一种东西，比生命更重，不啻是一种幸福。也许，有人说这是傻，但是，我总认为，这比“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尊严一万倍。

那时候，周末和假期，母亲“恩准”我和姐姐一起观赏，条件是，看完一部电影或电视剧，必须写一篇不低于五百字的观后感。我和姐姐，为了看剧，含泪答应了这个不平等条约。也是从那时，慢慢地，我的作文成绩好了起来。

让我想想，这些年，我看了多少电影电视剧啊，东方的西方的，现实的荒诞的，古装的现代的，悲剧喜剧科幻剧——太多太多，好多我已经忘了名字，但剧中的某个细节，时不时会或应景或毫无理由又猝不及防地在脑海里闪现一下。比如，我走在夜晚的街上，经常会想起忘了名字的电影中一个没有五官的面孔从而恐惧到飞奔起来，只因为离我不远的路灯造型看起来和那电影中的（其实我已经忘了是那部电影还是另外一部电影）相似。比如，我常常看着初中政治老师的板书，想起《十二怒汉》里那个把刀玩出花的高加索医生，因为政治老师和医生一样秃头，并且拒绝同别的秃顶的人那样，把一侧的头发养长梳到另一侧企图遮盖。比如一从电视里看到京剧演员于魁智，就想起《大宅门》上白玉婷，想起她在万筱菊避祸到她家时她选择避开，在她兄长白景琦不解时，她说，我嫁的，是照片。于魁智和万的扮演者宋小川，都是后来我上网搜后才知道的名字——是看在白玉婷的分儿上。她对待感情和婚姻或者说人生的态度，先是让我感觉好笑，后来感觉悲哀，而后有些不解，到现在由衷地钦敬。一个虚构的人物，塑造了也许将继续塑造着我的价值观，我也开始由此，开始严肃地思考起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等等看起来高深玄妙的问题。姐姐在我不多的欲与她讨论类似问题之后，给我起了个外号：广安县大营乡成家庄三队第五生产组第一哲学家。这是一九七八年包产到户之前，我的祖父母和父亲所属的生产组织。当然，只是用前边的最后一句话说清楚这事儿，我就费了好些心思，这些名词对我来说太过遥远和神秘。我无法想象我的祖辈经历过的那种年代的风雨，这些过于真实的、渗入我血液里的因子，就像此刻停驻在窗前，渐渐模糊的戴维的剪影，反而让我不能轻松破译。

直到现在，我仍然说不清当时戴维对我提出参加高考这件事是支持还是反对，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不愿直接给别人建议意见的人。但有他在身边，你又好像始终面临着某种选择，在这种选择里，你知道哪种对，哪种错，不是他告诉你的，却又来自他那里。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种感觉。

从想到这个问题，我一直奇怪，到了现在，不久前，我刚刚自以为想明白一二，那就是，每个人，对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心里其实是清楚的，之所以得过且过，稀里糊涂，无非是不愿面对现实，想要逃避，无非是懒惰，无非是没有勇气去尝试——起初，我想戴维因为是老师，是班主任，对我来说代表着学院内的最高意志，所以，我从心里有惧怕。后来，我又感觉不太对，我翻来覆去扪心自问，我怕戴维吗？答案是没怕过。那就是，从内心里对戴维的尊敬，他是老师，再怎么说，尊师重道，是我们自小受的教育和熏陶，这一点，应该是有的，但不是最主要的。最后，也就是前不久，我骑着共享单车去金融港买炒菜用的铲子（其实最后在售货员的推荐下买了一把不锈钢长柄勺）回来，走到戴维家小区旁边时，看到他穿着蓝灰色衣裤，提着几根芹菜，耸着右肩，在人行道边一棵又一棵根部刷了一截白色石灰水的梧桐树下走过，每走一步，手里提的芹菜往前荡一下，我一只脚踩住路牙石，坐在自行车上，看着他荡悠荡悠地走，突然说不出地心酸。我知道他进了小区北门，往南走约二百多米，走到并排四个垃圾箱的小路口往西转，再往西第三栋楼，就是他的家。他从那扇由于被挂绳拴住而废弃了的防盗门里走进楼道，踏上灰色大理石楼梯，手里的芹菜时不时地碰到楼梯的空心不锈钢管，发出嘣楞嘣楞的响声，也许，他听见了，也许，他并没有听见。他走过一段阶梯转上另一段，转啊转啊转到自家门口，在门口掏钥匙时，他家奶奶就从里面开了门——那一刻，我想明白了这个问题。

——他对我好，我不好好干，看见他，我就心里不安。

那晚，我向423宿舍诸君宣布了我的决定，除我之外的四个人纷纷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陈浩南认为我受了刺激，原话是：“你好好冷静一下再说，这可不是小事儿。”说这话时，他虽然是坐在床边仰头看着我，满眼满脸的怜悯，对我的心疼或者说可怜想捂都捂不住。

王一凡坐在上铺干嚼方便面，他用手掰下一小块面饼，朝上一扔，仰头张大嘴去接，然后迅速从床单上捏起碰到屋顶又没接住的面饼送进嘴里，说，嗯，嗯，嗯——考大学？嗯——嗯了半天，没再嗯出一个字来。最后说，我还是学个钳工，学个电工的，比较靠谱。

趴在床上看小说的彭浪摁灭夹在床架上的太阳能充电床头灯，揉揉眼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加油，一路去高吧！

马纯用舍长陈浩南的手机给他邻居打电话代他向爷爷要钱，挂了电话后，马纯说，你考的话，我也考吧。你看，我们都不会唱歌，这不也拿了一等奖了。孙翔说他从来不会说相声，这不，张大志一逼，这不也成了“翔云社”。

彭浪说，这个家伙是最奇怪的，嘴唇厚得跟棉裤腰似的，比余则成的嘴都严实，谁知道嘴皮子这么利落，炒豆子似的，真是人不可貌相。

别说别人，王一凡说，你就说你考不考？

我嘛，彭浪想了想，说，我不想考大学，也不想当个什么技工，我就想读书，再进一步呢，我想尝试一下写作——

哎哟——陈浩南长吁一声，浪啊，咱这是想当托尔斯浪呀！

哈哈哈，我们大笑起来，后来，托尔斯浪，成了彭浪的外号，传得响着呢，随着他后来在校报上接连不断地发文章，名声大噪，后来，他有一次，还用托尔斯浪作笔名，很火了一把。

我听马纯嘿嘿地陪着我们笑完，自言自语地说，嗯，考，考吧。

当时，他说得随意，我们也都没有在意，但他接下来一鼓作气，每天最多睡个四五个小时，两年多后考上了曲师大。

不一会儿，邻居用微信给马纯转了钱过来，马纯把手机扔给陈浩南。陈浩南翻开手机，掏出掖在褥子下的小账本儿在马纯的那一页给他在收入一栏填上1000元，算了算，又写上余额。陈浩南把笔帽扣好，对马纯说，你结余832.5元哈，别搞错了。然后把笔挂小本本上，给我们传阅了一遍后掖进褥子下面。说，要不，我也去考？唉，我再想想，再想想，我不能干什么都做分母，但不试试吧，又不有点不甘心，等明天我问问——

哎哟——

我们一齐叫起来。

指导我们练歌的市音协的苏副主席，在艺术节开幕前表扬了我们，并把刚录制的和第一天指导我们演唱时的视频做了比较，说，嗬，算是像模像样了呀。

不知道是苏副主席鼓励我们，还是我们唱得真有点模样了，接下来的艺术节，我们声乐演唱会排在第三场活动中。周一和周二，我们接连参加了音乐会演、戏剧会演、曲艺和舞蹈会演，我们一遍又一遍地被身边看似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同学们惊到了，我们隔壁电气二班那个天天一只脚上的鞋带甩来甩去的小个子，竟然会拉大提琴，我第一次被一支不知名的乐曲感动得热泪盈眶。后来，我才知道，我听到的这支乐曲叫《杰奎琳之泪》，是由十九世纪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作曲的，据说是最悲伤的大提琴曲。一个世纪之后，真的有位叫杰奎琳的音乐家，把它演绎到无与伦比的境界——世界，真的是太奇妙；我们在雁栖湖边经常看见的一个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运动服的胖女孩，原来钢琴弹得这么棒，一首《月光曲》把《杰奎琳之泪》郁积在我心里的悲伤的冰雪消融了；食堂天天穿着件白大褂、手挥一把大铁勺帮我们盛绿豆汤的师傅笛子演奏的《二月里来》，让每一个人都好像春天的芽苗般欣欣向荣了起来；方平和另一位同学表演的相声《化学超人》表现了一个化学老师勤奋又搞笑的一天；汪闪闪六个人的拉丁舞剧《穆桂英挂帅》融贯中西，把传统戏剧中的戏服全部做成了超短款，穆桂英时尚而飒爽英姿——两天下来，和做梦一样，为平素不起眼的同学们的才艺惊叹，同时又感觉，好像校园里这些楼，树，曲里拐弯的小路，还有我自己，我宿舍这些家伙们，好像哪儿哪儿都不一样了。

周三上午，我们观赏了管理学院文秘班根据本地一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改编的话剧《最可疑的人》，女主被凌辱的一幕震撼了我：一束光，打在蜷缩在墙角的女人身上，她抓着自己蓬乱的头发，抬起头，目光直直盯着观众，喃喃地说，善良的王建国呢，勇敢正直的赵强呢，老实人老吴呢，你们都在干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来救我？

一千多人的礼堂鸦雀无声。

我攥着拳，恨不能跑到台上，把女人口中那几个东张西望或麻木地坐在一棵树下的人拽起来，踢着他们，让他们去救人。

——那么多节目，让我们笑，让我们落泪，让我们心口像堵了块石头，让我们又怦怦心跳，浑身充满了力量。再看走下舞台的同学们，身边的同学，熟悉的，不熟悉的，原来，同学们，也这么奇妙，原来，技师学院的生活，这么丰富，出人意料。

我有点词穷了。

我们的合唱，拿了三等奖。我们的心里，一面开心，一面又有点不开心。开心的是我们竟然真的拿到奖了，不开心的是，毕竟只是三等奖。我们相约，下一次，早找苏副主席来指导，选个难度更大，更好的曲目。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每个人都能切身体会到，校园里的氛围不一样了，我们有了那么多自己的偶像，榜样，新的朋友。最明显的是到餐厅，到图书馆，到操场，甚至在路上走，有那么多熟悉友好的同学了，学院的各个兴趣和特长组织纷纷利用艺术节的余热，在校园内的宣传栏宣传推介自己，吸引新人加入。我再三权衡，和彭浪一起加入了“我们”文学社。

在欢迎新社员的活动上，我郑重向社长姚曼老师、向大家介绍了自己。我说之所以加入文学社，除了喜欢文学电影，想与同好交流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相信这是个特别阳光向上的群体，想让自己积极起来，为自己参加高考鼓劲儿。

我看到孟小小了，她和我一样，贴墙坐在外圈儿，身后的墙上，挂着鲁迅、巴金、冰心，还有几个外国老头的浮雕版头像画。一周后的活动时，彭浪告诉我，那个大胡子的是托尔斯泰，脸很瘦眼睛很大的是卡夫卡——那个圆脸小眼睛的是我们山东高密的莫言，那个笑得很灿烂的是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后来，彭浪又补充了一句，说前面的都死了，后面的莫言和帕慕克还活着。那晚，孟小小坐在还活着的帕慕克像下边，发型没变，穿着件乳白色、袖子特别长的粗线毛衣，和我隔着七八个人，在看见我看她时，大方地抬起手朝我摇了摇。看那样子，我知道，她早就知道我是向她表白的那个傻小子了。我冲她笑了笑，心里飞过一丝惭愧，又飞过一阵难过，有那样的身世，不知道她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去年，还是得益于彭浪的推荐，我有幸拜读了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在看到主人公凯末尔收集的芙颂的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甚至是4213个烟头时，我流下了眼泪。

一切都有时，见到有时，思念有时。

原来，我像即将窒息的人急需氧气一样想见到孟小小时，一次也没见到，这次，我带着满身心的伤痛，在几近绝地之中再次看到她，十六岁的心灵，竟然有了巫山云散，物是人非之感。前几天，在朋友圈中看到一句话，是村上春树说的，他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人是一瞬间变老的。我也想，人不是慢慢长大的，而是在某一个瞬间，突然长大了。

回头看我，可能，我就是在再次看到孟小小的一瞬间，突然长大了，也可以说，突然，变老了。

第三场雪了。

很快就要放寒假了。我环视着风雪呼啸的校园，想，这个春节，要在校园里过了。半年前让我无比厌恶，视为监狱，逃离无门的东技，现在，是我唯一的家了。人生的际遇，真的是比六月的天变得快得多。

还别说，姐姐周末来看我，带我到金融港吃三汁焖锅。姐姐点好饭菜，边和我说话，边摩挲车钥匙，看得出来心里的不安。我俩都故意不说家里的事，她跟我说姐夫要到聊城东阿援教一年，说东阿是个不错的小地方，有个小鱼山，山上有曹植墓，说东阿阿胶，说同去的还有其他两个年轻老师，我则告诉姐姐我要考大学了。

我说，我要报名参加高考了。

参——加——高——考——？

姐姐重复着我的话，每一个字，都像是拿后槽牙咬碎活蛤蜊。然后，皱起眉，眯起眼，咧开嘴，发出了她十六颗牙齿的疑问，那疑惑，一看就是打心里流出来的。也就是姐姐，如果换了别人，我会解读为这是对我的蔑视。

嗯。

我点了点头，用彭浪说我的话说给姐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咯咯咯——

看得出来，这一刻，姐姐是真开心起来了，行啊你，都学会拽文儿啦，姐姐终于把车钥匙投进了皮包，顺手抽出皮夹子，打开看了看，又合上，拉下脸，有意搞得很严肃，问我，你说的是真的？不骗我？让你们学校的学生参加高考吗？你问过了没有？

都考了好几年了。我说。

姐姐朝服务员摆了摆手，自己摁开电磁炉，不一会儿，刚离开炉火的平底铁锅里又发出吱吱的声音。姐姐重新皱起眉头，打开锅盖，抓着小铁勺，眯着眼看着冒着油泡的大虾排骨和鸡翅中，一会儿又低头看着桌角点餐用的二维码和旁边的纸巾盒，最后把小铁勺扔到锅里，反手掰着自己的脖子，左右咔咔响了一阵，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拿下手，捶了下桌面，两眼泛起光，顾不上捡拾震到地上的牙签筒，说，好，你只要想好了，要考——我知道西城有个培训学校，老师据说都是一中的，讲得很好，我给你报名——

我们学校有老师。我说。

啊哈，姐姐拿起我刚从地上捡起的牙签筒在手里摇了摇，我还不知道你们有老师，但技校的老师那水平啊，也就看着你们不打仗，想高考，就那啥了吧——你什么都不用操心，我给你报名，到周末来接送你，你只需要——

我打开锅盖，往姐姐盘子里夹了块鸡翅中，看到姐姐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样子，我心里很有些不是滋味儿。我看了看四周吃得热火朝天或慢条斯理的食客们，把目光从摆满绿萝的隔断墙上收回来，说，先吃饭吧。

嗯。姐姐拿起面前的筷子，拿筷尖儿指着她的右前方，又好像是点着我左额上尚裹着白纱布的伤处，继续着她的蓝图，嗯，我高中一个同学毕业后考到了咱们市农业农村局，今年在那里学的英语和政治，你知道吗，一鼓作气呀，考研考到北师大去啦！那里有个英语老师姓柳，棒得很，教得好，押题，那叫一个准，我们就点名找他！嗯，不行，我直接联系下他，问他一下一对一的价钱，不行的话——

我们学校有老师！

我说。

说完，我又往姐姐盘子里夹了两只大虾，几截小排，我说，先吃饭吧，趁热吃。

姐姐好像根本听不到我在说话，转身从包里掏出手机，在屏幕上划拉半天，说，啊，孙志宇，在这里——喂——大圣好，嗯，嗯，是啊，在北京吗？什么时候放假呀？我弟弟要参加高考啊，对呀对呀，问你下——

行了！

我站起来。

让不让人吃饭了？让不让吃了？不让吃就回啊！

姐姐愣了。

我们旁边，绿萝隔断那旁的一对情侣转过头来接着又转回去，正对着我们的，吧台后面的收银员装作看向门外，和我们隔着过道的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举起她胖胖的小手指着我，说，这个哥哥生气了。她母亲赶紧把她的小手握住放到桌面上，对她说，来，吃虾虾，吃虾虾，不是生气，是着急回学校上课呢，看了没有，哥哥穿着校服呀。接着转头看着我们，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小孩子不懂事。

我惭愧地朝这位年轻的母亲点了点头，赶紧坐下来。

姐姐手机听筒中传出喂喂的声音，喂了一阵后挂断。但一眨眼又打过来，姐姐拒接了。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回也是唯一一回凶姐姐。话音未落，我其实就后悔了。

姐姐把手机放桌面上，低下头，默默地抽了块纸巾捂在脸上。

在我印象中，姐姐是最坚强的，母亲下葬后，她从未在我面前再哭过一次，尽管我听姥姥说过那几年姐姐每回见她，都哭得“和狼一样”，要背过气去。

我不知道该怎么哄姐姐，我看着姐姐伤心得双肩一耸一耸的，急得把面前放在盘边的一双筷子四面翻来翻去，想不出好办法。我至今还记得那是一双黑色塑料四方半截筷，筷头一厘米处镶着银色的万字花纹，方棱角慢慢变缓，在腰部断掉后匝着一截银色金属管，使用时，把两小截一次性的木头筷头插进金属管中，既保证卫生，又比纯一次性的竹木筷子节约资源。

我说得这么详细，就是想说，从那以后，我见到这种筷子，就不由得想起伤心的姐姐，就不由得心情变差。

后来，过来一个五十来岁的阿姨，手里端着一个小油壶，欠着身走到我们桌边，说，要不要再放点油，这是胡麻油，香得很咧。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姐姐抬起头，拿手遮着眼睛说，好，倒一点吧，谢谢啦。

阿姨倒完油，开大了火，对我说，趁热吃吧，不要凉啦，关火时叫我。

我才像刚醒过来一样把姐姐盘里的食物又倒回锅里，看热得起了小油泡，又给姐姐盛了一碗。姐姐去了卫生间，回来再不说什么了，只埋头细细地嚼饭，看都不看我一眼了。

你看，如果换到现在，无论如何，我都有办法把姐姐哄笑，可是那时候，我心智过于单薄，下意识里感觉自己尚不够资格和能力擅自改变姐姐的情绪，眼睁睁地看着姐姐吃了一顿闷气饭。

直到坐进姐姐车里往回走了，刚吃下肚里的虾和肉这时好像才给了我点力量。我打开热风（在冬天，姐姐是一上车就开热风的，这次可能让我气忘了），扭头看看姐姐的脸色好像缓和了些。

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多，都很上心，对学生。

我试探着说。

嗯，知道了。

姐姐清了清嗓子，不肯正眼瞧我。

参加高考，还要经过考试，成绩合格，才让……

我说。

嗯，知道了。

姐姐好像不愿意聊这个话题了。

但是，一股强烈的力量让我想把心里话一股脑说出来，我对姐姐说了戴维，说了英语李梅芳老师，说了数学于泽远老师，说了文学社的社长姚曼老师，说了教我们历史的曾志昌老师，同时还是副主任，教我们思政的顾作新处长还是北大本科高才生——

那不可能，北大？来技校当老师？你一定是搞错了。

最后一句话，让姐姐不由自主地撇起了嘴。

我也拿不准了，我只是在超市值班时，有回顾老师来买东西走后，听方平模模糊糊说了这么一句。当时没放心上，也就没有细问。

好像是，我回去问明白，再给你打电话。

我小心翼翼地说。

唉，姐姐摇摇头，苦笑了，是不是，和我们都没关系，和你考得上考不上大学也关系不大，我只是给你找个周末和假期的培训学校，又不是不让你在学校上课了，谁和你抢学校似的，你这么急眼干什么呢？唉，不说了不说了，怪我瞎操心，你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吧。

姐姐心里还是有气，于是我就啥也不敢再说了。

说干就干了，平生第一次，我有了一件自己想干的“正事儿”。回去的第一件事，是认真整理了下自己的课本和相关的笔记、辅导材料，发现数学课本不知道啥时候跑哪里去了。宿舍的兄弟们和教室里离我近的同学我都问了，没有人看见。上午大课间，杜子远阴阳怪气地说，是送给哪个小仙女了吧？

我的脸腾地热了。

我知道我那点啥也算不上的破事儿，在班里早就不是秘密了。

俱往矣，俱往矣。正当我自我安慰的时候，杜子远举着一册数学书朝我晃了晃，我伸过手去，他却飞快地缩回去了。

不是你的，他说，但我可以卖给你。

卖给我？那你看什么？我问。

人真的是非常好玩又非常荒谬的动物啊，如果是几天前，我是绝不可能问出这种话的，能想出这种话的话，估计我的课本就不会弄丢了。立场一变，所思所想，完全不一样了。一下子成了原来那个自己的敌人了。

哈哈哈——几个男同学，突然笑得张牙舞爪，杜子远啪地把书扔到我书桌上，顺道打了个响指，说，送给你了，哥哥我又没看上的妞儿，不用心急火燎地考大学啥的，哈哈哈——

哦——哦——

所有人都起哄了。

我真是有点佩服那一刻的自己。在要冲破屋顶的哄笑声中，那个少年，抓起杜子远的课本，高高举在头顶，他成了全班嘲讽的对象，他怒火中烧，他恼羞成怒，他已经十分有把握地照准了杜子远的脸，他要砸他个血流满地，砸他个万朵桃花开，把自己的恼怒、委屈和痛苦砸出去，箭在弦上，他只要往前狠狠地甩下小臂——

不，他听到心里有个声音说，不。他咬了咬牙，慢慢把手放下。

好吧，他听到自己说，谢谢你。

他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坐下来，翻开课本，崭崭新，扉页上干干净净，确实不是他的。他的虽然也一样新，但他所有的课本，到手后都在扉页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不是珍视，是习惯。

几乎在同时，爆笑声突然凝住了，少年抬头看向教室门口，空的，教室里的灯光映照着一大块对面过道淡绿色的墙裙，他慢慢把目光移向教室后面的门，门上边的小窗里，戴维的脸一闪而逝。

少年心里，竟有一点点安慰。他想，他是对的，他也一定认为他做得对，就只这一点，眼前这些嘲讽根本不算什么。

接下来的英语课上，他哗啦啦翻着书页，却怎么都找不到李梅芳老师正在读着的一段句子，里面好像有几个他知道的单词，却又一个也拿不准，也想不起什么意思，他发现自己不知道上到哪一课，也想不起，考没考过试。第一次，他被自己的无知吓住了。

我扭头企图看王赫在看哪一页时，看到他正把着一本《黑执事》，完美的塞巴斯蒂安嗅着一枝白玫瑰，微微垂着眼睑，好像在说：“私はあくまで执事ですから（我只是个执事而已）。”我回头看看朱子康，扭头看看孙英俊，抬头再看看吴楚，最后敲了敲吴楚的椅背，吴楚回头朝我挤了下眼，用气流说，啥事儿？

在哪一页？

我也用气流说。

是上节课发的一张试卷。吴楚回过头把一张试卷竖在桌面上。

一刹那，我又一次看到了姐姐说起那个考上北师大叫孙志宇的同学上过的培训学校的眼神儿了。

而我却一次次强调：我们学校有老师。

是的，我们学校当然一直有老师，一直有好老师，李梅芳就是好老师，但是，我还是不知道老师此刻正在读的是上节课发的一张试卷上的句子。而且我当时已经忘了，李梅芳老师额头上尚红肿的伤疤，是两节课前她在批评我们没几个人完成作业之后走下讲台时，“不知被谁推了一把”磕在讲台角上碰伤的。

——这就是我的现状，我们的现状。

浑浑噩噩——我仿佛看到了三楼那个教室，教室里横七竖八趴在桌上、把腿伸到过道或前位的椅牚上的我们了，仿佛看到戴维在教室后面门上的小窗里冷峻的目光了，仿佛看到混乱中，推倒李梅芳老师的那只手了，瘦削，苍白，没有参加过足够的体力劳动长出的粗大的骨节，却野蛮强劲——当然是对于一个身材纤弱的女教师来说。

——这就是我，这就是我们。

那节英语课后，我问出了入校以来第一个有关学习的问题。临下课时，我拿着英语课本快步走到讲台前问李梅芳老师，要参加高考，从这个课本开始学起，行不行？

初生的惊喜像个小肥皂泡，刚刚飘起来就消失在李梅芳老师的眼角，她轻轻皱起眉，拿起我的英语课本翻了几下，很认真地问我，你决定参加高考？

是。

我点点头。

嗯，李梅芳老师瞧着我的脸说，我周三周五下午晚上都值班，你要时间方便就到我办公室吧，知道我办公室在哪儿吗？

知道。

我说。

实际上，我并不知道。但是问一个任课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是多么让人愉悦又自豪的事啊。当我在那个周五傍晚，抱着英语课本和新买的笔记本，背着潮湿的东北风走进建工楼二楼的英语教研组办公室，看到李梅芳老师坐在最靠窗的办公桌边，叫着我的名字，示意我搬把椅子坐过去的时候，我的心底升腾起一股全新的、有尊严而又踏实的温暖。我前所未有地确定我在做一件美好的事，这样的事可以拼上全力，而不问结局。

我在想，人的一生（以我现在的年纪，说人的一生似乎是可笑的，算是假设一下吧）有多少这样的事呢，几乎是先验性的，你知道这是对的，确定的，踏实的，不论结局如何，你都知道，这是没有辜负生命的。

我来之前，想到李梅芳老师有可能先检验一下我的英语学习情况，所以我做了功课，从吴楚处了解了学习进度，把最近的两篇课文磕磕巴巴念了几遍，我从吴楚嘻嘻的笑中知道我的发音一定是南腔北调、乱七八糟，但是我毕竟知道了上到哪一课了，也知道最近发的那一页纸，主要练习的是简单介词的用法。

但和我想的不一样，我坐定后，李梅芳老师问我，你为什么要参加高考？

这完全出乎我意料，我总不能回答说为了不让我父亲成功得逞吧，也不能回答为了孟小小吧。

现在想来，我决定参加高考，与这两件事好像都有关系，又都好像关系不大。是这些事，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浅薄无力无知，感受到了绝望。人决定做一件事的动机，其实并不是这些能轻易地说出缘由的这些事件，而是在内心里，由这些事件引发的，让我们进一步看到了自己。

可能是太无聊了吧。

我想了半天，这样回答了李梅芳老师，心里有点慌慌的。

这不是你的心里话。李梅芳老师说，不过也没关系，只要是想学习，就都是好的。李梅芳老师往电脑屏幕一侧推了推面前的教辅材料，把一大块上面印满了各种芭比娃娃的桌垫翻过来，后面贴着由六页A4白纸组成的流程图。

李梅芳老师介绍说这是她专门做的英语学习导图。我看了下，一共三大部分，十八个环节，是按照学年学期和英语课程安排制定的。三个学年，六个学期，这十八步，一个学期得完成三步，按李梅芳老师的设计，对我来说，已经过了一个学期。所以要想跟上进度，这个寒假，我得完成前三步，分别是音标，初中单词，初中英语的八种时态。我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你不用记，李梅芳老师说，这些又不是单词，这几项要求还记不住吗？先说音标吧，来，你闭上眼睛想一想，先给我背一下元音音标吧，元音音标有多少个，知道吗？

我摇摇头，心里很抱歉，也有点伤心。

李梅芳老师说，没关系，你记住几个就背几个，你要感觉发音不准，写下来也行。说着翻过桌垫，取了张打印过的白纸翻到空白的背面。

我写了个/æ/，试探地念了出来。

很好，李梅芳老师说，发音很准，接着写。

再不记得了，我说，就记得这一个，因为它长得和别的不一样，像电影《白发魔女传》里姬无双姐弟俩。

为什么是姬无双姐弟——俩？

李梅芳老师问。

我说，他们姐弟俩是畸形连体双胞胎。

哦——李梅芳老师想了想，说，你很爱看电影啊？

我一下子感觉话多了。我摇了摇头，又马上点了点头。我看着李梅芳老师，等着下一秒钟愠色浮上她的眉眼。

如果足够爱，可以考虑报考艺术类专业。

李梅芳老师笑了笑说，但是，不管什么专业，都得过英语这一关哪。

我松了口气，说，我还没想好报考什么专业。

这个还不着急，可以慢慢想，你下周一中午来我办公室，先把音标背熟了。

我从李梅芳老师办公室出来往回走的路上才想起来，她为什么不带我读一遍音标？我还不会读，她为什么不对我说下具体有多少音标，各种音标的分类，她讲一下，我印象不是更深刻吗？

——所以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那天我没吃晚饭，直接去了图书馆。我在图书馆二楼电子资料室的电脑上查了音标，记在笔记本上，听了几遍发音；查了初中的八种时态，分别是一般过去时、一般现在时、一般将来时、现在进行时、现在完成时、过去完成时、过去进行时、过去将来时。

我真不明白，英语为啥非要把句子搞得这么复杂，我们汉语也不分时态，啥话都能讲得明明白白——不论什么专业，这是必过的一关哪——想起这个，我就啥脾气也没有了，只一心想把音标和这几种时态记住，尽管后者这些动词形态，我基本搞不清楚。

不管明不明白，先记住再说吧。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