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晴天霹雳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姐姐解释我这一身的伤口，除了背上的烫伤外，额头正中划了道长口子，缝了五针，右脚拇指趾甲踢折了，血把袜子和鞋连同脚粘到了一起，左手背边缘处有道不长的伤口，但很深，我想来想去，想不出怎么造成的。

从一个小小的感冒发烧，搞到遍体鳞伤。我坐在副驾上，浑身都在疼。姐姐不时无奈地看我一眼，嘴唇轻轻地吧嗒一下，欲言又止。最后，在带我去医院处理包扎好伤口，欲带我回家被我再三拒绝后，姐姐泪汪汪的，不顾同事们在场，摊开两只手，说，我该怎么办？

尽管，我心里一万个不愿姐夫看到我的狼狈样，我还是跟姐姐回家了。比起日后姐夫对我的轻视（在心里，我一直认为弟弟就是该为姐姐撑腰，特别是姐姐被姐夫或者婆家欺负时。这也是我们老家的传统观念），我更受不了姐姐无助的样子。

嚯！

给我们开门的姐夫看到我瞪圆了他那单眼皮的小眼睛，在姐姐的白眼下忙不迭地把我们迎进客厅，推推沙发上的小物件，为我的伤头伤胳膊伤腿留足空间，给我们倒了水，拿了水果，然后就被姐姐支去睡觉了。

姐姐拖了个小方凳，坐在我对面，一语不发。后来，站起来去了卫生间，在里面哗啦哗啦一阵之后，出来抹着脸上和刘海上的水，突然捂着脸，呜咽着说，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我慌了。

我看到那个头、手和脚上缠着纱布，被衣物遮盖住的后背因纱布鼓了个大包的少年朝着面前的姐姐伸出手，而后又放到膝盖上。他感觉自己闯了祸，尽管他没有想明白自己怎么一步步搞成这种样子。但他成了这种样子，他这种样子让姐姐伤心地哭了，他内心的愧疚让他摩挲着自己的膝盖，不敢抬头。

但粗心的少年，把“就你这么一个亲人”这句话漏掉了。怎么是他一个亲人呢，父亲不是吗？爷爷奶奶不是吗？姑姑和小叔不是吗？还有两个姨不是吗？他只是听到姐姐再次开口时，抬起头来，对姐姐突然间的失态，茫然无措。

你，你不能再有什么闪失了，姐姐抹抹脸，下定了决心似的说，我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

姐姐坐到我身边，拉住我的手时，我感觉到，因姐姐外出求学、上班、成家中断了的亲近甚至让我有点不适应了。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冷硬别扭，姐姐一定是感觉到了的，只是，她不知道这是一个少年对亲人间已陌生的亲近感表现出来的羞涩和一点点拒斥，而是解读成了别的。

你可不能走母亲的路！

姐姐深吸一口气，说完这句话，咬住嘴唇，盯着我。

什么意思？

我陡然意识到，母亲的离开，并不是小姨告诉我的心肌梗死。我不能走母亲的路，也就是说我也有可能走母亲的路，也就是说，这条路，是母亲主动选择的，至少，有自主的成分。当时，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层层条分缕析，只是一下子感觉，是母亲自己选择了那条路。

你说什么？

我抓住姐姐的手大声喊道。

姐姐愣住了，但很快冷静下来，眼里也不再流泪了，告诉我真相的决心让她变得无比坚强。她向后捋了下散到脸上的碎发，一把撒开我的手，说，咱妈，是喝安眠药自杀的——

轰——

我眼前，一片空白。

接下来我发出的声音，层层回音撞进耳鼓，紧接着钻进我的颅腔。我的头、脖子、胸膛，像只空铁桶，被声音的沙粒碰撞得咣当咣当响。

你撒谎！

我尖叫起来，咱妈是心肌梗死，心肌梗死！

我当时叫得多高，就是内心里对“自杀”这两个字多深的认定和恐惧。这两个字，让我和姐姐命运的悲惨，由无常跌落进无底的人性深渊。

原来，我还想过，母亲发病时要想到我和姐姐，该是多么痛苦和绝望啊。多少回，我为母亲的绝望几欲发疯。

万万没想到，我的母亲，竟然是自杀，竟然是主动地离开姐姐，离开我，母亲为什么自杀？为什么？为什么？

我抓着姐姐的手，胳膊，肩膀，一肚子的为什么，一句也说不出来。

走，回去。

我双手撑在沙发上喘匀了气，对姐姐说。我站起来，完全感觉不到一丁点疼痛。

姐姐伸开胳膊拦在门口，说要跟我慢慢说。

我说，我要听他说。

姐姐抱住我时，我才发现，姐姐浑身抖得像我们宿舍窗前东北风里的马尾松枝。虽然，我那时太小，尚未成年，还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但是，看似稀薄实则无孔不入的生活经验，早已经随着血液浸透了我的每一块肌肤每一个细胞，这些东西在每个人的心底不知不觉地镀上了一层网膜，我们知道哪些事能让我们安全地放在心里，哪些带着刺，刺破网膜，掉在地上，啪的一声碎了，我们的心，突然被扯开个大口子，拿手捂都捂不住。

什么都没用了。

姐姐紧紧搂着我的腰，企图把我拽到沙发上。这时我也才真切地看到，姐姐竟然那么瘦小，肩膀瘦得跟刀背一般削薄，头顶还不到我的下巴颏。

必须说明白。

我似乎听到自己刚刚还丝瓜瓤一样空落落的嗓音突然钢锭般沉实了。也许是受了这种感觉的鼓舞，我双手搂住姐姐的肩膀，说，听我的，必须说明白，这是他欠我们的，欠母亲的。

姐姐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眼餐厅墙上的石英钟，说，看你这样，养好了再说不行吗？

不行。

我看到过道深处的光影突然暗了一下，那是姐夫走到卧室门口又闪回去了。在我再三坚持回去后，这个我其实至今还算不上熟悉的男人穿戴齐整走出卧室，他是男人，他比姐姐更了解男人，尽管我还算不上一个男人。

姐姐也穿上厚衣物，到房间翻找出一条红花小棉被，披在我身上。我从学校出来时，身上只穿着一件加绒的套头卫衣和校服。但这条红花被子——我扬起胳膊想扯掉，后来转念一想，揪住把它紧裹在肩上。

姐姐不让他驾车，姐姐当然不愿意让他掺和我们的家事，哪怕这个人是她最信任的人。但姐夫挡在车门前，坚持由他驾车，否则我们就甭想回去。在我往前跨了一步，想抢过姐夫手里的车钥匙时，姐姐妥协了。

你送我们到家就回来。

姐姐说。

姐夫点了点头。

姐夫想架着我下楼，被我挡开了。我看到姐姐拿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现在想起来，我才明白这是在安慰他在她弟弟这里受的委屈。我们生命中，有那么多瞬间，被我们粗暴地解读或忽略了。现在我想，写日记，或者零散记录点什么，其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珍藏这种我们当时并不明了的情愫，以备在余生，可以无数次反刍，将当初来不及消化的一切重新打开和回味，最可贵的，是好多人和事，在时光的酒酿中发酵和提纯，从而让我们每一次回望自己的身后时，内心都熨帖而温暖。

冬夜，风冷刺骨。姐夫打开后座车门，姐姐紧裹着羽绒服在我身后钻进去后扬着手，示意我小心坐进去。姐姐哈着手说，好冷啊，可能要下雪了。说着给我掖了掖身上的被角。

姐夫一路无话，好像在刻意保持他对姐姐的承诺。一驶上路，适才在姐姐家激动的心情慢慢平息，周身的疼痛又回来了。对面过来的车灯唰唰地在我们身上扫过，我看到自己在对面来车忽闪忽闪灯光下的一只穿着运动鞋，一只裹着纱布穿着拖鞋的脚，看着缠着纱布的左手，感受着背部一阵又一阵过电样的灼痛。在这个冬天的深夜，在河面一样宽阔起伏的高速公路上，我感觉一切都像在做梦。东城早已远，南边渐渐出现了零星的灯光，我知道广安县城越来越近了，我也知道，过了县城，下了高速，很快就到家了，只是这个家，从今晚起，可能就不再是我的家了。当然，或许，它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属于过我们，我、母亲和姐姐。

虽然人生如寄，虽然早被宣判最辉煌的前途也就是个工人，虽然我早与父亲（说不上什么时候，也说不上什么明确具体的因由）疏离，但一想到那个曾经给予了我们美好和幸福的地方变得和我们没关系了，还是有些难过和心慌。

姐姐一路都把头仰在椅背上，我不知道她睡着了，还是在想什么。不过四五十公里的旅程，因黑夜、寒风和我们的沉默愈加漫长和沉闷。

车过了广安城南的立交桥向西，走过中石化加油站，向南走一段继续转向西，走过一段两侧铺面林立的小商业街，远远地，就看到我们曾经的家、如意家园小区门前的那块整石雕刻的花篮了。我和姐姐，都曾经嘲讽过它的古板俗气，同时每次从学校回家看到它，又妥帖而安适，但此刻，看到它再一次如张牙舞爪的巨兽般，黑黢黢地矗立在暗夜深处，心情五味杂陈。

我们进了小区，拐两个弯，一路沉默的姐夫“嗯”了一声，姐姐会意地往前指了指，说，停在这里就行。

姐姐搀着我往楼门口走，防盗门还是我们住在这里的样子，门角处抵着一块砖头，夜晚也大开着，看来，五楼王伯伯家的老奶奶仍健在，仍住在他们装修过的地下室里。那奶奶在老家院子里住习惯了，死活不愿意到五楼去“吊在半空里”，这样开着门，她拄着四脚拐杖，出来进去像在自家的院子里。我记得王伯伯为此，每年春节前都带着肴驴肉和广北农场的奶粉，挨家挨户表达谢意。

进了门，姐姐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嘱咐我慢慢走。不知道是夜里的原因，还是我们学校各个楼的楼梯过于宽阔，离家半年，我对眼前从小学到初中上上下下近十年的楼梯陌生了，发现它竟然是那么狭窄逼仄破旧。门边安放着陈年的纸盒和新鲜的垃圾，空气中飘着一股浑浊的菜味，拐角处放着的闲置的单人沙发和立式饮水机几乎把过道堵严实。姐姐在前，反身拿手电筒照着我的脚下。在转过二楼转角时，姐姐转过身，不再管我，噔噔噔往上跨去。

姐姐毕竟长我十四岁，也许，她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父亲实际上并不是像我们看上去那样过着独居的日子。也是这个原因，姐姐下了车，并没有按照我们出门前的约定提议姐夫回去。姐姐噔噔噔跃过吃力往上爬的我几步跨到三楼，站在我们家门口敲了几次门板。确定里面无人应答之后，她果断地朝我摆摆手，说，下去吧，他准是在厂里。

他。

这是第一次我注意到我和姐姐对话时，已经不再称呼父亲为爸爸了。

每一次想起来，这些心照不宣的改变，让我心里是那么悲凉。特别是那个夜晚，在母亲自杀的阴影下，生养了我的父亲，在我心里，早已经罪责难逃了，甚至罪不容诛了。

那时，亲朋好友谁不羡慕我们家的日子。母亲生性恬淡，从未见她与爷爷奶奶和邻居们闹红脸过。突然喝安眠药扔下我们，也就只有那一个我们连想都不用想就明白，却谁都不愿说出来的理由了。

姐夫在楼门口等我们，也许，他比我和姐姐更明白一个像父亲这样“独居”的小工厂主更可能过哪一种生活。他默默地从姐姐手里接过我的胳膊，把我搀到车里，自己坐进驾驶座，发动了车，回头看着姐姐。

去厂里吧。

姐姐说。

让我好好想一下，我有多长时间没到父亲的轮胎厂去了，当然，早就不叫厂了，而是叫山东华达橡胶有限公司。应该有八九年了吧，我记得我最后一次想跟着父亲去厂里，是一个春天的星期六，正对着我们楼道门口的两棵西府海棠刚刚鼓起花苞。我和父亲吃完早饭，前后脚下了楼，他看我打开后座的车门准备上车，一面把提着的一只鼓鼓囊囊的大帆布包交给司机国华叔叔放进后备厢，一面对我说，你在家里吧，以后别到厂里去了，厂里味儿太大，空气质量太差，待长了会生病的。你在家好好看书，爸爸晚上就回来了，冰箱里有昨天剩的饼子，你放在多星锅里热热，会开开关吗？

我虽然有点不情愿，但也只好点点头。自小笑着看我撒泼打滚的母亲，那时候离开我已经好久了，而我，从小没有在父亲面前说不或者闹情绪的习惯和经验。

国华叔叔放好东西，合上后厢盖，摸了摸我的头，说，你要听话哟。坐进车里面后还放下玻璃，伸出一只手冲我摇了摇，说，快回家吧，不要乱跑。

我看到童年的我，眯着眼，惆怅地看着黑色汽车拐上东边的小路，嗡的一声消失在楼宇间。我重新返上三楼，站在门口摸遍了身上所有的口袋，才发现没带钥匙。

我蹲在门口，心想，要不然，去姥姥家，去大姨家，去找爷爷奶奶？想了一周遭，都想不起去那里的路。我下了楼，坐在楼前花圃沿上，等从我们家楼道下来的伯伯阿姨们，等爷爷奶奶们，等五楼那个剪着公鸡头、开着红色小汽车的叔叔，他们陆续都下来了，听了我的要求后都问了我同一句话，你爸爸手机号是多少？

我不记得。

所以，那一天，我都待在五楼西门王伯伯家奶奶住的地下室里，因为所有人都出门有事，只有那个奶奶待在家里。我坐在奶奶地下室门侧的一张摇椅上，听着那只棕色收音机里从评书变成唱歌，从唱歌变成广告，从广告变成吕剧，从吕剧变成说家长里短的所谓法制节目。我睡睡醒醒，收音机一直在响。最让我奇怪的是奶奶好像并不听收音机，因为她一直坐在离我两步远床边的一只旧沙发上，同我说她大女儿的事。她说，你那个大姑姑啊，木讷得很——我最后一次醒来，看到夕阳搭在小小的窗户上，看到奶奶手里从乱线团变成鞋垫再变成一捧秕谷，听到奶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就这样，嘲（傻）死了，哎呀，你大姑姑啊，就是嘲死的。我在满屋酸唧唧的空气中把眼揉亮，心想这屋里大概比橡胶厂还有毒。

那天傍晚，我告别了奶奶爬上三楼，敲门，父亲手里握着一双筷子给我开了门，劈头就朝我吼，你疯哪里去了？

饭桌上香喷喷的，几只塑料袋里盛着凉拌的猪耳朵、糟带鱼和炸藕盒。我没有多想，到卫生间洗了洗手，抓了一块藕盒填进嘴里。

我想起来了，其实那天，我去厂里，就是想找聂莺阿姨要一块橡皮。聂莺阿姨是厂里的会计，我去厂里时常带我玩，她的办公桌上，有好几块得力牌大橡皮。

是的，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这个冬夜，在去厂里的路上，我突然想起聂莺了。原谅我有点不想叫她阿姨了，此刻，不知道为什么忽然想起她，我的心里突然变得沉重而不祥。

幼年时从家到工厂的一段遥远的路程，今夜好像也就十来分钟就到了。记忆中路边杂草中的两扇大铁门，换成了齐整的绿化带后明晃晃的电动伸缩门，门边一间值班室变成了一长排值班室连带着平顶车库。进门向北左边早先两排用作办公室和仓库的平房，变成了一座五层高的大楼，楼前有座很高的灯杆，上面刺眼的灯光，不断变换方向，照得周围如同白昼。灯杆的东边，是一排排厂房。

我从来不知道父亲的工厂已经成了这样，只知道他不断换车，一直当他司机的国华叔叔不断变老。

不变的，是还未等进厂区，就被浓浓的硫化废气呛到了。我想起从前父亲的话，是的，他说得对，这样的地方待长了，是对身体有害。

显然，姐姐对这里很熟。在门口，她先是放下窗玻璃同值班的人（已经不是早先的韩大爷了）打了招呼，而后七转八转地给姐夫指路，最后，车子停在厂区东北角的一块停满了车辆的停车区边上。

姐夫还是坐在车里等我们，我下了车回头看他，看到他在放平椅背。

带着围墙和大院子的别墅一共两排，别墅北面，还有三座多层住宅楼，零星地亮着几只窗口。姐姐带着我，走进前排靠近中间的两扇打开着的铜铸大门，两侧门墩上，各有个很大的灯罩和里面瓦数极小的灯，在寒夜里瑟瑟缩缩。姐姐还是摁了下门墩上的门铃，我听到里面响起《娃哈哈》的音乐声。过了几分钟，对着院门的客厅里亮起灯，姐姐突然回头冲我说，这咋问呢？

我一下子慌了。

来的路上，我心里虽乱麻样地纠缠着，但还是断断续续，想了一路。想母亲在时的种种，想象母亲自决前可能的吵闹，挣扎，痛哭，想母亲怀着怎样的心情，通过什么方式搞到了足够量的安眠药，又以怎样的决绝吞进肚里。片片断断的父亲的影子，无一不是凶神恶煞，青面獠牙。

就要面对逼死母亲的人了。

我的心却慌了。

后来，我想起姐姐当时的话，咋问呢，明白姐姐和我不一样，我不知道真相，只知道母亲急病离开了我。而姐姐，大体知道是咋回事儿，她把母亲闷在心里，这么多年，不是不想问，是想不到咋问，想不出问的由头，又或者，与父亲的血缘亲情，像一道大坝，挡在她与母亲死去的真相以及知道真相后不知如何面对之间。

恶劣的天气终于降下雪来了，冷风里夹杂上了雪粒子，打得鼻子脸上噼里啪啦。我一瘸一拐，紧裹身上的被子，同时也才发现，我身上裹着的，竟然是出门前姐姐给我披上的花被子。我一扬手，把花被子掀起来扔出去，花被子在风里翻了个跟头，挂在一棵不高的什么树上。这时，门开了。一个穿着棉睡衣，烫着卷花的短头发女人站在门口叫了声，媛媛来啦？

时隔多年，我还是立时就听出来，那是聂莺。她烫成卷卷的长头发变成了短头发，尖下巴也变成了圆下巴，清脆的嗓音也夹杂了嘶哑，但我还是一下子就听出来了，是她，是那个带着我在厂区到处转悠，给我各种小零食，招呼国华叔叔拉着我们去县城吃肉串儿的聂莺。

这是怎么啦？谁伤着了？

聂莺看到了姐姐身后白纱布缠得满头满脚的人问道，她显然还没有认出是我。她以为是哪个在车库干活时受了伤的工人，厂里，原来工伤事故时有发生。

我们站在两道门之间的夹层里，头上有风呼呼直吹下来（后来在课堂上听戴维讲起科技进步，讲自然环境时，才明白，那是空气净化系统），我不住地打起喷嚏。

嗯，嗯——我爸呢？

姐姐回头看了我一眼，问聂莺。

这时，聂莺才正眼看我。她眯起眼，上上下下打量我一遍，试探地说，良良？

姐姐扯了下我的胳膊，示意我喊人。我仰起头，主动让强劲的冷风吹到脸上，打起一连串儿的喷嚏。

这是咋啦？你们先进来呀。

姐姐进到屋里，聂莺上前把我拉到灯影儿里，说，是良良啊，然后拉着我的手，看看我手上和头上的纱布，说，这是咋啦？

成功，成功，你快出来，良良和媛媛来啦。

我父亲成功，穿着浅灰色棉睡衣，抹着头发下楼了。

客厅斜对角朝北的小卧室里，也走出来个人，看着五十多岁，脸黑而瘦，和聂莺差不多的发型，但明显凌乱很多。她搓着脸说，良良来啦，啊，姊妹俩（我们老家的风俗，如果两个男孩，叫兄弟俩，如果两个女孩或一男一女，都可以叫姊妹俩）怎么这个点回来啦？哎哟，你这是咋啦？

雪姨。

等姐姐叫了她，我才通过她下巴上的一颗黑痣和嗓音想起来，她是以前在工厂食堂里做饭的王雪阿姨。

怎么这个点回了？

我父亲，山东华达橡胶有限公司的老板，成功先生，迈着方步走到宽大敦实，闪着棕红色光泽，雕龙刻凤的红木沙发上坐下，两只手抓在膝盖上，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入过伍，当过什么连长营长。其实他只是个无赖，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先一步富起来的无赖，靠自己的精明富起来后又靠着方正的脸盘、刻意维护的谈吐和金钱武装起来的风度，成功迷惑了女大学生，娶到家后又把她逼上绝路的无赖。

他的脸，正在水晶灯下放着光，以前在食堂里对他恭恭敬敬的雪姨现在双手搭在身前仍对他恭敬有加，以前在财务室中对他笑吟吟的聂莺此刻却站在一边，眼睛滴溜溜地看完他，又扫了眼我和姐姐。

我妈是怎么死的？

本来，姐姐刚才在门口问我后，我心里还一阵阵发怵，但此刻，这个一如既往正襟危坐红光满面的成功先生让我从心里厌恶了，晃着张大方脸，就能掩饰自己造过的孽吗？

客厅静了，只剩下门口呼啸的空气净化器声和成功先生越来越粗的喘息。雪姨冲着姐姐讪笑了下退到自己的房间，聂莺也低着头，跟她后脚躲了起来。

成功先生的大方脸更加红光满面了，他右手从膝盖上拿下来，探起上身啪地往面前的茶几上拍了一巴掌，喊道，不是病吗？造什么孽呀！

几天不见，成功先生讲话似乎比以前更加中气十足，偌大的客厅，都是回响。雪姨和聂莺刚才进的那个门传出小孩的哭声，成功先生更加焦躁了，他站起来，往我们这边跨了两步，我看清了他棉睡衣前襟上万字形的金丝花纹，他伸出手指着姐姐，说，一定是你说的，你是不是听你大姨说的，那张破嘴，从来就没有把门儿的，对孩子瞎叨叨些啥！

你除了逼女人还会干啥！

我打开他的手，挡在姐姐身前，不是她说的，我听成家庄（我们老家村名）的人说的，男女老少都知道，就是你逼死了我母亲，你干了些啥，自己心里没数吗？

你，你这个畜生，你这是在和你老子说话吗？

成功先生拿手指着我，紧接着庞大的身躯摇晃了几下，捂着额头，后退两步坐在刚才的沙发上，脸色蜡黄，张了张嘴，转身朝着雪姨的屋喊，号什么丧啊，我还没死！

如果说对这个小孩子一点不知道，那与事实不符。春节时的家宴上，隐隐约约的，我好像听到爷爷说了句“那个小的”之类的话，但马上被奶奶打断了。但我们家确实没有人正式对我（我猜测也没对我姐姐）说过有这个正啼哭的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的小孩的存在。我当然也不会问。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父亲送我去东技的路上、我注册了东技的学籍时、中考分数一出来、在每次家长会后，他都朝我叫嚣，一分钱也不会给我。

他就算给我，我也扔出去。

他当然也不会给我，也不会给姐姐，因为他已经有了另一个孩子——与聂莺的孩子。我不想用狐狸精之类的词语来形容聂莺，因为论容貌，她比我母亲，天上地下。狐狸精虽是贬义，但到底还是形容有姿色的美人儿的吧，她不配。

我母亲是苹果脸，气质雍容温雅，弯月形的眼睛，永远含着笑意，唇形丰润，头发乌黑油亮。亲人们评价起母亲，都是说，一看就是个有福的人儿。姥姥在母亲下葬的那天，晚上在家里对着母亲的照片哭得背过气去，姥姥哭喊着说，不是都说你有福吗，有福吗，你咋就这么傻呢，放着好好的福不享走了呢？我也无数次端详着母亲的照片，企图在母亲脸上找到薄命或者多舛的迹象，但都没有成功。

唯一可解释的，就是她被一个无赖、骗子迷惑了，葬送了自己本该美好顺遂的一生。

屋里的小孩，哭得更响了。成功先生左右看了看，抓起茶几上的电视机遥控器朝雪姨门口砸过去，给我闭嘴！

遥控器嘭一声砸在门边的墙上。

聂莺抱着孩子出来了，这回，我看清了，是个男孩，两岁左右的样子，头发剃成个茶壶盖儿，穿着奶白色带蓝条纹的棉衣裤，紧闭着眼，朝着房顶张着大嘴号叫。

你说，你说呀！

我指着成功先生喊。

聂莺抱着孩子气冲冲地走到成功先生面前，凶狠地把孩子塞到他怀里，一改原来我印象里笑吟吟的样子，咆哮道，号什么号，治不了牛砸锁头，柿子专捡软的捏，有本事你自己哄吧，他姓成，可不是我带来的野种。说完回了雪姨的房间，紧接着房门被打开，雪姨露了下头被拖了回去，门咣的一声摔上了。

成功先生捧着烫手的山芋一样，把哭号的小孩放到手边的小方几上，须臾又抱起来放自己腿上，转身喊，王雪王雪，门又一次打开，又一次被摔上。

你没话说，你还成功呢，别糟蹋这俩好字儿了，你就是成渣，人渣，你欠我妈一条命，你去死吧！

我拉起姐姐，奔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