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心动的感觉
有梯子当然是好事。
只是，这梯子对我来说——相信对大家来说也一样——就像上天偷桃的把戏，梯子这一端在我眼前，另一端在云霄里。谁有这样的好身手和勇气，往看不到尽头的天上爬呢？
乖乖地在牢里，还能落个全须全尾，不自量力往上爬，没劲了掉下来还不摔个粉身碎骨。只想想，我心里都害怕。
散会后回宿舍的路上，我心里别扭得很，戴维这样做，是成心不让人过安生日子。我快步往回走，在骤起的潮热的风里搓搓脸，努力让自己忘掉入校这阵子自己做的那些荒唐事。
哎——这个同学——你过来——
此刻的我喝着果汁，对着窗外校园的无边夜色，仿佛又一次听到姚曼老师喊我了。
在无数次回忆中，四年前东技学院九月的夜晚灯火昏暗，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清甜，那个即将拂动豆蔻丝弦的少年，皱着眉头，步履匆匆。
哎——这个同学——你过来——
少年停下脚步，向两边看看，近旁无人，于是微微伸起脖子，继续向前。
哎——叫你呢——就你——
这回他弄清了声音的方向，叫他的人，站在湖边假山旁两棵柳树下。他停下脚，向着那里指指自己的胸口。
对，就是你，过来过来。
他就过去了。
夜并不黑，只是假山和柳丝挡住了湖边的路灯，叫他的人缩在那团漆黑中。他小跑几步，凑到跟前，才认清是一个女老师扶着一个腿受伤的女孩。女孩头发很长，遮着脸，一条腿屈着轻点着地，同侧的手支在柳树上。另一个短发女孩紧靠着她站着，不停地甩着额前的头发，看着老师。
屈着腿的女孩在哭，声音让他想起了小时候在大姨家见的三只刚出生的小奶猫。
少年走上前，很自然地把姚曼老师搀着的手臂接到手里。姚曼老师向他们挥了下手，说，你们先去医务室，我去接杜大夫。说着接通了电话，连声说，你现在就到小区门口吧，我这就过来，十来分钟就到。
我至今记得女孩胳膊在我手掌中的感觉，细细的，无力的，同时又那么沉重，随着她的主人往前一跳，我就使上周身的力气往上托一下。
这样走得既小心又艰难，短发女孩在那边嘀咕老师应该多叫几个人的。
我来吧。
我说。
在我抱起受伤的女孩大踏步往前走了十来米之后，短发女孩还在硬生生拖着受伤女孩的一只胳膊，要不是我让她松开，估计她一路上都不会放手。受伤的女孩开始时拿手推了我一把，但很快就不由自主地拽住我T恤的袖子，没走几步，就拽得我露了半个背。
我真想告诉她松下手啊，担心再走几步真要把我衣服扯烂，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咬牙硬撑着往前走，好在不远。
医务室门外站着两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看样子应该早知道要来人，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把门推开。我进门把女孩放在靠东墙的医疗床上，其中一个穿白大褂的人端着消毒用品，蹲在地上查看女孩的腿。我往旁边靠了靠，说，行了吧？另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拿来一卷白棉纱布，边拆封装边白了我一眼，说，行了吧？啥叫行了吧？你这想走啊，同学受伤了，你连等会儿的耐心都没有啊？先等等吧，没准得送医院。
我们不是同学。
我想也没想，脱口而出。
受伤的女孩抬起头朝我看了眼，马上又低下头去。
——只是，这一眼就够了。
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是种怎样的感受。
天哪！我听到我心里喊了一声。女孩抬头的瞬间，我看到了那张带着泪珠的圆脸，很白，很小，下巴很尖，小小的鼻子，上嘴唇微微翘着，有几根头发沾在腮边的泪水上，她抬起眼睑朝我投来的目光那么锋利，像薄薄的刀片，把我的心割伤了。
我们不是同学。
我说。
说完逃也似的跑了出去。
没等跑出门，我就后悔了。
一种生离死别之感涌进我胸口，我想就此趴在脚下长满小草的镂空砖块地上放声大哭。但我不敢停下脚步，感觉后脑勺、背，如千万针扎着，一种别样的恐惧让我倏忽汗流浃背，风一吹，冰凉冰凉的。而当我穿过来，走过重檐小亭和一段花间小路，再一次到达湖边之时，我想也没想，直接跳了下去。
入水的感觉十分奇妙，如山般沉重又似羽片轻盈，我能听到溅起的水花哗啦一声落到水面上、莲叶上，落到突出水面的一块太湖石上，我的下颌栽进淤泥，腐臭呛进鼻孔，我不由自主张开手臂，瞬间被水下的狐尾藻和莲叶缠绕托举到水面。头露出水面的一刹那，我在水面的反光中看到了一大片碎光和荡出很远的波圈，我呛了水，一大股黏稠经由我的鼻腔进入气管，也许是肺里，童年时在城外野地上放风筝的画面一帧帧在我眼前闪过：姐姐穿着鹅黄色抓绒夹克，马尾扬得老高，边叫着我的名字，边牵着线往远处跑；母亲站在灶前炸肉条，一只手用长筷子在锅里拨弄，另一只手捏起盘子里炸好的肉块放在嘴边吹吹凉，放在我嘴里——小学校门口那个卖竹筒粽子的伯伯刚推着车经过，香味刚刚飘进我的鼻孔，我就被从水里拉起来了。
几只手强硬野蛮地把我从水里拉起来，我这才发现，水刚刚没过我的膝盖。
我被一左一右两个人拽到岸上，一阵猛烈地咳嗽干呕过后，一个人捶捶我的后背，问，里面堵吗？
嗯。
我点点头。
他又转到我前面，拿手在我胸口敲了几下，这里堵吗？
嗯。
我又点着头，突然想起，我的帽子！
是，帽子，就在那丛睡莲旁边。
我的帽子，我的帽子！我喊着，重新跳进水里，踉跄着扑过去抓起来捂到头上。
刚才下水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已经又跳了下来，看我往回走，就又爬上去了。
这边没有路灯，我侥幸地想，也许他们没人注意我染了头发。
我不知道是在我入水前还是出水后，湖岸上很快聚了二三十个同学，他们七嘴八舌地指责农建系，说他们春天整修这边的设施时，没有注意早已磨得溜滑的岸沿儿。一个人说，该换上花砖或火烧板，最好再装上护栏。又有一个人说，他们湖边就换了新石板，冲着路口的地方，还种上了花草和树。
每次想起这些，想象着雁栖湖装上护栏的模样，我都不禁发笑。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太容易忽略极端事件的核心，而把其中能考虑到的周边因素，横加指责和干预。忘了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该具备必要的生活常识，虽然什么样的年龄阶段该具备哪个范畴的常识，并没有严格的标准。比如，跳楼和跳水自杀的人的家属要向建筑所有者索赔，说他或他们没有尽到管理责任；在学校受到批评回家喝药自杀的学生家长同时向学校和卖农药的商户索赔；在商场电梯上嬉戏的孩子夹到手要向商场方面索赔——这些现象，有时候让我感觉这是因为我们进入了法治社会，但转而又想，法治社会似乎更应该注重公德，注重常识。特别是越过常识，去追求法律的答案，看起来严肃谨慎，细想又有些荒诞不经。
不知道我父亲知道了这件事，会不会为学校的管理失当追究学校的责任。当然，这只是想想，他不会知道的。就算是知道了，就算是追究了，也不是心疼我，而是出于商人的本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心理。
这样想我父亲，有时候，我心里有点不安，但大多数时候，我都想，能看清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是一种能力；看清能容纳，是一种胸怀。虽然大多数时候，我感觉自己并没有做到容纳。希望我年纪再大点，比现在做得更好一些吧。
我站在湖边，被那么多人围着，有点蒙，不然我不会被他们拉着，又往医务室走。
但是怎么说呢，是不是这样，就算在我自己心里我都不肯承认，我其实，很想再回去。这是不是就是情感和理智难以调和的矛盾？尽管很难说清楚逃和回，两者受情感和理智操纵哪边多一些。
有时候对我们重要的，恰恰就是这些难以量化的东西。这也是教育与其他行业最大的不同吧，因前者涉及心灵，而心灵，该用什么单位标示呢？怎么计量呢？
还未走近，我就看到里面满满当当，姚曼老师（我终于想起她就是我报到那天见到的那个女老师了）、杜兰亭大夫、管学生工作的顾作新处长（当时这些人，我还一个也不认识），还有两个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分辨出的年轻老师，和刚才接待我们的穿白大褂的学生助手，把受伤的女孩连同她坐着的床紧紧围住。我连她的头发丝都没看见一根，心却更猛地狂跳起来。我把住门框，拒绝被两个从水里抓起我的学长（往这边走时我看清了，他们比我大不了多少，但没穿迷彩服）带进门。
我说，我没事儿。
这可不行。其中一个学长说。
后来我知道，他是15级能源化工系应化三班的方平，一年后考进了曲师大，我们后来成了很好的哥们儿，现在经常在微信上联系。方平说，这可不行，池塘里水很脏，如果呛进肺里，会生病的。另一个点着头，附和说，是啊，是啊，稍等下吧，让杜大夫看看。不然，我们没法交代。
我说我不用你们交代，是天太热了，我自己跳进去的，我就是想凉快凉快。
我╳，方平上下看看我，骂了句脏话，真的还是假的？你是哪个班的？
你是哪个班的，这句话，在学校里，常常不是一句好话，常常意味着你做了不好的事，意味着这件事，需要向老师、学管处、相关部门甚至院领导报告。
我须臾间意识到说故意跳进去这句话后果的分量。我飞快地转动脑筋，说，也不算是完全故意，我往南跑时，风把帽子吹进湖里了，我是下去捞帽子，不小心绊倒了。
捞帽子？
方平他们对视了下，方平说，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我也不知道哪句是真的了。只是，水里是迈不动腿，泥很深，草也多，很危险哪。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自己有数，没事就好。
我让方平他们走，但我还不想走。我要走了，可能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回过头，隐约看到杜大夫蹲在床前，托着她的一条腿。我多么想隐在门外，偷偷地看她一眼啊。
又改主意了？方平问。
没，没。
我转过头，快速朝前走。
在宿舍楼下面的小花园里，方平伸出一只手，握着我的脏手，说，我在二号楼316，欢迎去找我玩。
另一位学长，叫赵树阳，也是应化三班的。当时他们下了晚自习，到图书馆复习功课。赵树阳在湖南读了一年专科后，由于家庭变故，辍学去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了。
这是救命之恩哪！
走进六号宿舍楼四楼楼道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是方平和赵树阳，我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因为我根本不会游泳，虽然水也不深，但我自己却没有勇气站起来。我捶了两下憋闷的胸口，感到后怕。
而这个后怕，我只想一件事，那就是，我要死了，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尽管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受了那么重的伤。我在心里祈祷她赶快好起来。我已经认清楚了那个女老师，我很快就知道她是谁，是哪个班的班主任（看起来是班主任），会很快知道她的名字。
但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
当我回到宿舍，躲进卫生间脱下脏衣裳，洗了澡，洗完衣裳和帽子，穿着短裤和背心在蚊帐中躺下时，不禁感叹，真舒服啊。
我知道，刚才我在卫生间时，他们一定在外面笑我搞成臭猪了，并且猜测了很多原因。也许他们很快就会知道，因为这种糗事，传得格外快。让他们乐去吧，让他们误会吧，让他们都明白吧，我什么都无所谓，再说，谁敢当着我的面嘲笑我呢。
不敢当着我的面——
第二次，这句话闪过脑海。我突然想，他们为什么不敢？我会打人吗？还是能动用别的手段制裁他们？
天！我只敢用我的蛮横无知，让他们尴尬，对，只是尴尬，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他们是不敢吗？不，他们是不屑于，是避之不及，是鄙弃。
我突然明白了女孩看向我的目光为什么那么锋利——那是我的心，在看我自己。
这一刻我才明白，自从看见她脸的那一瞬间，我走每一步路，说每一句话，上每一级台阶，看每一个人——我的举手投足，每一次心跳，每一次呼吸里面，都有她的影子。这个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像病毒，侵入我的每一个细胞里。每想起一点自己的恶劣，那刀片，就割得我生疼。
——世上的所有的美好，很多时候，是一面镜子，反照着镜前人所有的不美和不好。所以我们感受到美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隐藏在背后的反面。这也许才是美真正的意义。
我闭上眼，努力忘掉她，忘掉她在我手臂上的重量，忘掉她的嘤嘤啜泣，忘掉她的目光，忘掉——有那么一会儿，好像是忘掉了，蒙蒙眬眬的，要睡着了，但“嘭”的一声，又把我惊醒了。清醒后好半天我才想起，刚才那一声，是我跳进水里的声音，已经过去多时了。
回忆我刚入东技之后一年多的时光，我常常想我跳入雁栖湖，是个多么大的隐喻啊。也许是我潜意识里发觉到了自己的荒唐，想濯洗一净，只是越滚越污。明明只需要站起来就可以逃出来，我却得了精神的肌无力，像个软体动物，最后只能被拎到岸上，还要为自己的懦弱和荒唐掩上一把谎言的大伞——黑暗的心思、不良的言行经不起风吹日晒，更需要细致缜密的遮掩和保护。
但那时躺上床的我，还不会这样想，只是一阵阵感觉浑身发虚。脸上、后背、手臂上的皮肤阵阵疼痛，我甚至怀疑在湖里被什么割伤或划伤了，反复用手指肚抚摸检查。最后确定没有伤处之后，才又一次挣扎在女孩薄刃般的目光里。
我的身体是被洗净了，但我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肮脏，多么令人不齿。我为什么要和整个世界为敌，我有资格吗？我有足够的理由吗？
我躺不住了，坐起来时，早就歪在一边的帽子掉到我的腿上，我一把抢起帽子捂在头上，感觉额头在燃烧，那几簇彩色的头发，令我不安了。
我突然想，她如果看到我那几簇头发，会怎么想我？会感觉我很个性很酷？在一片黑压压的黑脑袋中别具一格，超凡脱俗？
……
我看到那个少年，第一次没有戴帽子站到了宿舍地板上。他轻声问，谁带剪刀了？
没人应，很静，别说鼾声，粗气都没有，没有人睡着，也没有人理他。
他去拍对面上铺的王一凡，你带剪刀了吗？
没有。
他去拍对面靠门边上铺的朱子康，你带剪刀了吗？
没。
他去拍对面靠门边下铺的彭浪，你带剪刀了吗？
没有啊。
他去拍——他在犹豫是不是要拍下去时，陈浩南说话了，我带了指甲刀。
好。
他凑到陈浩南床头边，弓起腰，说，好，借用一下吧，麻烦了麻烦了。
陈浩南不说话，起身蹲到最靠地面的壁橱前面，摸索一阵，把一只小小的指甲刀放到他手里。
他拿着指甲刀，出了门，走进三楼的公共卫生间。
他找到墙上的电灯开关，摁一下，不亮，再摁一下，还是不亮。他以前没住过校，没注意这是东技的宿舍管理规定，十点半准时拉闸。他以为是灯坏了，他这一次没骂，只是叹了口气。
他站在洗手池前边，对面墙上的镜子里，什么都看不见。他走到卫生间门口左右看看，东西楼道头上，还有外面的路灯光。但那里没有镜子。他想了半天，又回到卫生间，把厕间的门打开，勉强进了点灯光，镜子里，看出了他模糊的影子。他伸展开指甲刀，把帽子摘下来夹在两膝之间，趴近镜子，啥也分不清楚，看不清哪簇是紫的，哪簇是红的，哪簇是蓝的。他拿手轻轻捋着，试探着，是不是有不一样的手感，没有，啥都感觉不到。
没办法了。
他左手从右前额处抓牢一簇头发，右手拿着指甲刀贴在头皮上，一捏，没断，再一捏，还没断。太多了，他心想，然后重新挑出细细的一缕儿，右手凭着感觉把头发滑进刃口里，死命捏了下。我听到了嚓嚓的声响，那一细簇，贴着头皮断了下来。
成功的喜悦稀释了焦躁和时不时袭来的睡意，他把锯下来的头发小心地放在水池沿上，抬手低头又捏起一撮。
切断第三撮时，他才想，其实他根本用不到镜子。他把切下来的头发扔进便池冲掉，出了卫生间，找个窗户，盘腿坐在楼道里，开始一撮又一撮往下切。切了十来撮时，他总结出了经验：把头发分成细细的一绺，然后把它拧在一起，小心伸进刃口里，嘎巴一声，干净利落。
只是，他的头发，为什么那么密那么多啊。
后来，他凭着指尖的感觉，都能立时就分辨出哪些是染过的头发，哪些是没染过的。染过的头发，染前被漂过，手指肚触上去，没那么丝滑。
他剪呀剪呀，好不容易把摸上去不够丝滑的头发都剪净了，同时也发现，他的右前额处出现了一个大坑。
我看到了，少年的脑袋，成了一只被啃去一大口的梨。下牙的地方，参参差差。
鬼剃头！
他看到女孩看见他时惊恐的表情了，她瞪大眼，双手捂住大大张开的嘴，说，鬼剃头啊！
他躺在楼道里，伸展开身体，手、胳膊、脖子和腰都酸疼，腿也麻了，但他想，我还能坚持，我必须坚持。
晨光在小鸟儿的叫声中渐渐浮起，他切完了头上所有的头发。当他拖着酸痛疲惫的身体走进423，集合哨响了。他还了陈浩南指甲刀，真诚地道了谢，在“狱友”们惊愕的目光中，套上半干的迷彩服，戴上湿答答的迷彩帽，在响彻校园的进行曲中，飞奔到操场上。
这一次，中场休息时，敢大大方方地脱帽了，只是我太累了，上眼皮像坠着座山，不住地打哈欠。两位教官围着我转了一圈，韩教官说，到底搞什么鬼？朱助教说，出月子了？夜里喂奶，得起来好几次吧？看累的！
队伍哈哈笑起来，朱助教似乎很为自己对我的嘲讽得意，摆了下头，说，要在战时，你非被当成内奸不可。
笑声让我心暖，有种重回人间的感动。我特别注意了我们423的几个人，他们笑得很响，这让我心里特别熨帖。对于身边人的在乎，让我自己惊讶。内心深处某个地方，好像在慢慢变软，麻酥酥的，绡一样轻薄，水一样荡漾，我甚至不敢大声说话，怕一用力把它挤破。
我抬着头，迎着风，听着同学们的笑声，望着得意的教官，我竟然想，活着真好，上学真好，军训真好。
——竟是一种起死回生之感。
不管搞什么鬼，不管多难看，不管是不是内奸，我没有染头发，我没有违反校规，不能嫌我的头发难看，就惩罚我吧。
好，好丑啊！
没等我得意完，女孩在我脑海里尖叫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下去。直到重新整队，我都没能在心里找出个稍稍能安慰她的理由。
我开始感谢训练，太累了，太紧张了，太折磨人了。但在稍息之后，我立即意识到，只有像刚才那样，在大太阳下喘着粗气大汗淋漓，我才没有去想她。
也许是因为原来对学院对老师对同学的偏见，我几乎被同学们训练中的拼命劲头吓住了。尽管所有人都和我一样，腰腿酸疼，脸皮晒伤，喊口号喊得早就哑了嗓子，但腿疼也跑，晒伤还练，哑了也拼上命喊。其他班陆续出现晕倒、伤着膝踝暂停训练的情况，我们班一例也没有。两位教官话里话外，已经是以汇报演出第一自居了，甚至已经向戴维提议演出后庆功的酒店了，韩教官说去蓝海丽港，说只有那里那么大个儿的龙虾才能看出戴维的诚意，而朱助教则想去如意楼私厨，那里每餐只接待一桌客人，茄鲞烧得跟牛肉一样香。韩教官说，跟牛肉一样香，不还是个茄子嘛，你们这些读书人，就是爱整这些虚景儿。
拿了第一再说。
戴维听着他们说了一大通，慢悠悠地说。
别大意，看看别的班，今天的晨会上还在议论呢，整体的精神头儿，比去年好太多。瞅瞅，戴维向旁边的班级看了看，都憋着劲呢，谁都不服谁，我倒想呢，要是弄个倒数第一呢，你们就是请我，我也没心情去不是。
戴维说得两位教官面面相觑。
你就不会念点好咒啊？韩教官说。
但是我们哪个不是憋足了劲儿呢，比准时，比齐整，比喊声，比内务，比唱歌，我们不输给任何人。
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也感觉和做梦一样。不知道两位教官用了什么“妖术”，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把张牙舞爪的怪兽驯得虎虎生风，我们甚至都产生了给我们一支枪，就能解放全人类的错觉。
那段时间，紧锣密鼓的训练和汇报演出的筹备让我们忙乱得脚不沾地。从早晨睁开眼，到晚上训练完成，匆忙洗漱爬上床倏忽入了梦，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但我竟有那么多时间在想她。从早晨睁开眼就想，想到从操场跑回宿舍爬上床入了梦，有时候，梦里，都是她。有两回，我还在睡梦中——我羞于说这些隐秘的事，让我感觉自己空前地下流，虽然，我早已知悉相关的生理常识。知识是一回事儿，但情感上对自己的直接感受，是另一回事。
我看到花园里的花，我就想，我摘下来，送给她，多好；看到有的同学喝奶昔，我就想，这样带着泰迪熊的杯子，我送她一个，该多好；看到天空上荡荡悠悠的云彩，我就想，我要能采一把，放在她的面前，该多好；甚至我们班跑步时齐整的样子，录下来，发给她看，多好；我们在宿舍里开怀畅谈的时候，我就想，也请她来聊天，该多好——
我想把这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送给她，我沉浸在自己想象的与她有关的各种美梦里，全然不去想到那时我其实算不上认识她。但是，认不认识，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天是周五，老生们的大周末，下午三点他们就离校回家了。傍晚我用完餐出了食堂，在少有的没有训练的晚上闲逛。校园空荡，以往这时候在湖边和广场上、花园间读书闲聊，追逐打闹的人少了许多，我的同级同学们，来去匆匆，目不斜视。我朝着教室的方向走，但并没有想好去哪里，我脚步很快，在走到湖边突然往西一转，还没反应过来就走到冲着医务室的小花园南边了。我站在湖边，曾经在此跃进湖水的地方向北望，医务室亮着灯，两张望得见的病床，洁白的床单，淡蓝色和白色相间的床头柜，一只移动吊架，孤零零地站在病床之间，看不到人，什么都看不到，我的意思是，她当然早已不在那里了。
她去了哪里？
她的伤好了没有？
啊，她怎么受的伤？哭得那么伤心……
一下子，这么多问题涌到我脑海里，比这些问题更让我痛苦的，是我突然发现自己当时竟然没有想到这些。
我站在湖边，又一次恍惚了。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人间的每一种事物，都是有来处的。这湖，这楼，这广场，是谁建的，用的哪里的水泥和石板；这树是谁种的，树苗是哪里运来的，移栽的时候，根须弄断了多少根；哪个老师姓什么，家是哪里，成家了没，有孩子了没；哪个同学父母是谁，哪个学校考来的，有没有和他一样，灰心丧气——凡事都有来处，就像此刻我心里的这些痛苦，来自那天晚上，一个女孩和她犀利的目光。
她此刻，在哪儿呢？
她是哪个班的？
对了，她的班主任呢？我还记得她的样子，是哪位老师？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对着几乎可以说是虚空的东西，白天黑夜，无限牵扯。可是，真的是虚空吗？不，不是的。
就算放弃这整个世界，我都要再见到她，哪怕我永远都无法知道她是谁，她是哪个班的，她的家在哪儿，她——会不会也记得我。
想了一大圈儿，我感觉，还是医务室最可靠。毕竟当时有两个值班的学姐，她们一定知道些什么。
但是时间太紧张了。我一连三天清晨早训后跑到医务室，都没开门，玻璃门后的淡蓝色窗帘拉得严严的，下午和晚上都加紧训练，只留出15分钟用餐的工夫，第三天下午训练完后，我决定不用晚餐，让彭浪帮我打一个馅饼，我则一解散就直接跑到医务室。谢天谢地，开着门，但里面没有病人，值班的也不是那天晚上那两个了。
上周四晚上？
值班的短发学姐听了我的话后整了整她头上的护士帽，大概是头围有点小，她两侧额际夹着两个用来固定帽子的彩色发卡。啊，上周四晚不是我们值班，她皱着眉说，不过，我们可以查一下就诊记录。
我的心咚咚咚跳起来。
说着她转到里屋，我紧跟了进去，她打开紧贴西墙的两组铁皮文件柜中南边那组的第三个，熟练地从里面抽出一个文件夹，翻开查看了一阵，说，上周四，是不是晚上？是不是踝骨骨折的这一例？你找谁，老师还是同学？找她们什么事？
踝骨骨折！我惊叹道，这么严重！
也不算严重，学姐说，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你——
哦，没事，没事。我就是问问。
问问？学姐狐疑地打量着我，说，你认识她们？
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冲她笑笑，说，那天晚上，我从教室回宿舍，她们正在往这边走，疼得走不动，是我把她送来的，看上去挺严重，我就是想来问问情况怎么样了。
学姐听了开心地笑出来，说，哎呀，看不出来，还是个助人为乐的小雷锋呢。看这记录，得回家休养一段时间吧，虽然不严重，但毕竟伤筋动骨的，也不能大意。
那，那她该是回家了吧？我问。
嗯，应该是回家了吧，行动不便哪。这种情况，在学校，家长也不放心哪。学姐往后退了一步，打开柜门，我知道她要把文件夹放回去了，她笑笑对我说，放心吧，还算是小伤。
我能看看那个记录吗？我上前一步，指着她手里的文件夹。
那有什么不能看的，她把文件夹放我眼前，但并不松手，说，这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
孟小小。
就诊人那一栏里，三个小小的字闪出刺眼的光。不用问，我也知道是她，孟小小，这三个字，和那个女孩，是多么美妙的相映。
孟小小，孟小小……
我快速往操场跑去的一路上，心里默默地念了几遍这个名字，突然想我为什么不多看一眼，看看是哪个班的呢？笨猪，我真恨不得踢自己两脚，不过，知道名字也很好啊。
我在训练场地等了会儿，彭浪他们才吃完饭返回。馅饼没了，彭浪把一只方便袋裹着的油饼塞我手里。
啥都很香，我打开袋子，三五口就把油饼吞下去了。
训练前，假战神咕咚咚喝下大半瓶水，说下周六就汇报演出了，我们接下来一周集中精力检视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细节！细节！
假战神站在队伍前头，一只手把军绿色的水瓶举天上说。林幸哲高声喊，教官，你这造型，手里再拿上把枪，就成了《让子弹飞》里的姜文，朝天上放枪，说，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过瘾，酷得人流鼻血。
谁让你说话了？
假战神佯怒地喊了一句，什么姜文葱文的，不就是那个假县长吗？
林幸哲左右看看，我怎么就不能说话了，又没开始训练。
哦，假战神醒过神儿来，那就开始训练吧，省得你们喳喳得我头疼。
还没到时间呢。林幸哲看看手腕说。
我╳，假战神说，敌人都攻上来了，你还要看时间，军令如山，还反了你了。唉，这两年的学生，咋这么多话。
唉，陈浩南说，当个啥，也是假的。队伍中哧哧笑起来。假战神喊，都给我严肃点，丑话说到前头，到那天，谁他妈给我掉了链子，有你好瞧的。
怎么好瞧？吴楚齉着鼻子说，要拿狗头铡铡了？
铡？那可便宜他了，我要让他生不如死。假战神大喊，全体都有，集合！
那天的训练我们尤其卖力，接下来的几天，几乎全天在细雨里跑步，整队列，踢正步，摆造型，喊军歌，17智电一班，谁也没有。
我知道孟小小回了家，但一得了点工夫，还是不由自主地往医务室跑——整个世界，只有那里有她的点滴气息。那里是两个护理班的学生轮流值班，大约十来天轮一遍，还分白班和晚班，当晚那两个值班的学姐，我再也没见过她们。五六天里，我只得到了她的班主任是姚曼老师这一个消息。但是由此，我轻易地就知道她是文旅系烹饪专业面点班的，在现代服务系实践楼训练——在哪里训练不重要了，她骨折了，听值班的学长们说，最少也得在家休养一个月吧，回校，也得拄几个月的拐——我真是心焦得慌。
啊，面点班的，我鼻子里立刻充满了喷香的馒头味儿。
但是，她为什么选个面点班呢？在我印象里，面点就是个热气腾腾的馒头房，里面的师傅系着白围裙，脖子上搭着白毛巾，挽着袖子，把一笼又一笼的大馒头搬来搬去。我想来想去想不明白，她那小小的样子，为啥不选个护理班、文秘班，或者别的轻省点的专业呢？这很让我费解。不过，馒头有什么不好吗？我们谁都离不开呀，我在心里为她的专业找了无数优势，到最后，在我心目中，面点班已经成了整个学院最闪闪发光的专业。
没等我在心里把面点专业美化到极致，汇报演出就开始了。
当天早晨，我们早早起来洗漱收拾，检点自己的行装，整理好内务，生怕哪点不好被假战神“生不如死”。
说是八点三十八分正式开始，我们七点多一点就赶到前一天“彩排”时划定的场地了。毫不夸张地说，我们17智电一班的每一员，都抱定了争第一的信念。但依前一天走场的情况看，每个班都不含糊，我们还是有点紧张，热场喊歌时，声儿都颤了。
我们班在操场东南角上，从南数第三支队伍，也就是说，我们是倒数第三出场。
这一天，从门口到运动场的路两侧插满了红旗。运动场最西边，看台前，是椭圆形的塑胶跑道，南北各有两个篮球场，运动场东部，是宽阔的人工草坪，我们所在的队伍，现在都暂驻在人工草坪上。
八点一过，各路媒体的老师们带着设备，踩着高昂的乐曲，紧锣密鼓地进场安装摄像机，找拍摄角度，几个无人机拍摄工作组，开始调试设备，快速飞过或停留在我们头顶的无人机加重了大家的紧张感。
我们的“再起程”新生入学训练已经成为华东六省同类学校的标杆教育模式。
说起再起程，还有个故事。这年的入冬，我们学院南大门宽阔的公路上，一夜之间停满了蓝黄相间的大巴，我们以为是上级部门来检查。上课后戴维告诉我们，是华东六省的同类院校来我们学院取“再起程”习惯重塑的真经。
哇！
好多人发出惊叹。可能他们和我想的一样，以为那些车都是来考试的。戴维很早就告诉过我们，我们学院是市里重点社会培训和考试中心，承担着很多培训和考场、监考任务。我们课下还讨论过这有什么好处，陈浩南说，证明学院工作做得好啊，这些高标准考场和培训场所有建设，政府都给钱吧。张大志说，证明我们学生的校园管理做得好啊，没几个学校像我们这样，把校园的各种管理工作直接交给学生吧，是不是证明我们的能力也很强？彭浪翻了翻眼皮，说，是证明学长们的能力强，不是你的。吴楚说，总之是好事，只这些人到了我们市，瞧吧，住宿、吃饭、购物，还有发圈儿宣传，得增加多少GDP，是不是？彭浪指着吴楚说，嗯，这老娘儿们，小小年纪就有这经济意识，以后能过个好日子。说着瞅瞅陈浩南，我们就都不怀好意地哈哈大笑了。吴楚气得呸了声，扭头不再搭理我们了。陈浩南凑过去，说，甭和他们一般见识，一群心术不正之人。
这一下，我们笑得更响了。
戴维说他参与了经验总结报告的起草，“再起程”这三个字，是他提议的。三年前他就提议过，没被采纳，院领导、系主任和班主任几乎是一边倒地反对。理由是这个“再”字，几乎否定了孩子的过去。也就是，全面地对孩子们做了否定。这势必对学生心理造成打击，也可能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但这三年来，他坚持不懈地提议，终于——
戴维的理由很简单，就是，至少目前，选择来东技读书的，都不能算是好学生。
戴维敲着黑板，阴沉沉地说，孩子们，你们想想这话对不对，连这个都不敢正视，我们所做的一切，就都是在撒谎——李晓晨，郑仁杰，还有这边这几个，趴在桌上要睡觉的这些，你们说说，是不是？
正视自己的不足，面对现实，实事求是，才有进步的可能啊！
戴维说。
溃痈虽痛，胜于养毒。
戴维说。
当时，戴维的话让我们触动很大。是夜，我们423的睡前八卦硬生生开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会。王一凡从五六岁时偷了他母亲两块钱起，讲到中考前一个下午旷课去网吧打游戏被班主任和爸爸提溜到街边一顿狂捶。王一凡说还是打得轻，打晚了，直到中考，26个字母刚刚认全。彭浪回忆起三四岁时他母亲去县城开会给他买的一本白描绘本小人书《孙庞斗智演义》，从此开启了他“人生就是一个故事”的广阔天地。一开始，他母亲逢人就得意地夸儿子爱看书，后来上了小学发现他除了语文啥都学不会才毛了，把三四年中给他买的书全卖了废品。但是他已经走上了读书的不归路，再也回不了头啦，一天不读书，比不吃饭还难受。但其实，读了那么多书，也没落下啥啊，彭浪说，连个高中也没考上，语文也刚过了及格线，他奶奶的。朱子康的经历特别简单，就是爱打架，但没劲儿，一个都打不过，全靠跑得快取得一丢丢气人的优势，要把这力气用在学习上，就好啦。陈浩南说他小学时经常考第一，后来他父母去了昆山打工，跟着奶奶后就不再学习了，天天和一帮小兄弟偷着坐上车，到镇街瞎逛打游戏偷鸡摸狗。后来初二时奶奶见约束不了他，电话把他母亲叫回来，但已经晚了，野马一样的心，收不回来了。
马纯是最后一个说的。大家让他说，他沉默了好久，瓮声瓮气地说，看着父母在你眼前咽了气，死的心都有了，还学习！
马纯的话，让我突然想起了报到那天他脚上的布鞋和帆布包，原来，他也没有妈妈，还没有爸爸。
我把原来打算说说我在母亲离开后在学校旷课捣蛋的事咽回去了。
不再有人说话，连一向热心又碎碎念的陈浩南，都没找到合适的话安慰他。
我们的年纪，还没有生长出对付这种场面的经验和智慧，只好在沉默中睡去了。
戴维一个关于“再起程”的话题，让我们423的六个人，在那个深夜，袒露出最脆弱的心底。
我们是不是，由此生出了更大的要看清自己的勇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