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的风筝
不得不承认，我在看文献时，总会被所谓的情绪化因素所干扰。显然这是极不专业的表现，但本来我也不是什么专业人士，没有谁会对我这样的人提出过高的要求。
当我看到一起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爆炸案时，我便完全陷入了那种不专业的情绪之中。
一九一〇年山东济南北部，泺口地区的一家名为泺南钢药厂的小型工厂发生爆炸，连带周边几家工厂，发生连续爆炸，殃及周围村落，造成包括工人在内至少五十人死伤的惨案。原本应该是震动京城的大事件，但因为光绪帝驾崩年幼的宣统帝匆忙登基不久，所以整个爆炸事件完全被国家大事掩盖了过去，逐渐就像爆炸之后的硝烟一样散得无影无踪。爆炸案过后不久，爆炸案的肇事者就被当时逐渐正规化现代化的清廷警方侦破，肇事者名叫陈海宁，正是泺南钢药厂的技术工人，在爆炸事故发生时当场死亡。之所以确认是这个人，是因为在现场找到陈海宁常穿的衣服上有他特别定制的金属饰品。而爆炸原因也正是这些金属饰品不慎脱落，掉入机械齿轮中撞击产生火花，引爆了火药库。
在报道的文字下面还有两张照片，分别是被炸得一片焦黑的泺口，以及那件被烧得不成样子、只有一串串金属片挂在胸前位置的衣服照片。
或许正是因为这身衣服的饰品太过奇怪，我终究感觉这个报道极不对劲，肯定还有什么隐情暗藏其中。然而，会是怎样的隐情，暗藏了什么样的真相，那就需要用文献才有的方法来进行实证了。
我先是将目光停留在了“连续爆炸”上。
怎么会发生工厂之间的连续爆炸？在一九一〇年的时候，就有如此密集的高危工厂存在？不过，当我检索了当时济南泺口地区的工业相关文献后，发现这是有可能的。
实际上，济南泺口地区在清朝末年已是工业重镇。早在一八七九年，在这个地方，就由刚刚升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邀请当时著名的科技人才徐寿、徐建寅父子一同建起了后来影响一时的山东机器局。后来徐寿被调到江南制造局去造船，留下了对化学更加精通的徐建寅继续主持。也就是说，从那时起山东机器局就已经定下来它随后几十年的发展方向：军工与火药的研制和生产。
那是光绪初年的事。到光绪末期，济南泺口这一带已经完全生发出了军工火药生产的传统。不仅是山东机器局，其周边的大大小小的工厂也在日日夜夜抱着希望大清国可以重回伟大帝国的梦想生产着黑火药。虽说绝大多数小型工厂根本没有留下记载，但实际上那里的规模还是很可观的。诸多黑火药工厂，到底有没有采取安全措施，有没有安全防范的基本能力，恐怕答案都是否定的。就连徐建寅本人，也是在研制无烟火药时发生意外，爆炸殉职，是年一九〇一年。
更多的枪支大炮，就要有更多的高效火药供应。恐怕在大清国的最后一年里，整个济南都在弥漫着浓浓的未燃火药味。在济南城的北边，一大片土地被济南特有的圩子墙围起，墙内正是因为徐建寅意外身亡后逐渐没落的山东机器局。而在圩子墙外，大概不会太远，便都是簇拥挤满的小工厂，甚至不应该称之为工厂，而只是一堆堆黑火药的简陋作坊。
实在可惜的是，那个时候的摄影技术太过昂贵太不普及，留存下来的相关照片更是少之又少。我在自己惯用的数据库里翻了很久，只是找到一些山东机器局的照片。这些照片绝大多数都是在山东机器局的正门，拍下那个在匾额上写着“造化权舆”四个大字的圩子门，和门前那些面对硕大的相机镜头还很惶恐不自然的人。找不到任何小作坊的照片，没有可能通过影像资料研究明白当时的黑火药作坊的安全措施到底合不合理，有多不合理。
不过，仅从记载中黑火药作坊的数量和泺口地区的工厂承载能力来计算，确实可以判断出当时小作坊到底有多么拥挤不堪。连续爆炸，确实有可能发生，不能成为疑点。
除去这一点之外，再无更多线索。恐怕需要从其他的文献中继续探寻，那么唯有一个“陈海宁”的名字，可谓检索的关键词。
令我惊讶的是，以这个名字一路检索到三十年前，也就是一八八〇年时，竟真的有所收获。“陈海宁”这个名字，出现在一个大名单中，名单为一八八〇年山东机器局的新入职人才和职位。竣工于一八七九年的山东机器局，在第二年入职了一批可以称得上是官位低微的技术官员，陈海宁看来就是其中一个，而他主管的是机械制造。从此可见，陈海宁不仅不是一个毫无尝试而造成惨剧的冒失鬼，还是山东机器局的元老级技术人才。
这下确实有意思起来了。
不过我还是要更加谨慎，虽然地点上的重合度很高，但也不能排除这是一个同名者。我必须再找到更多更充足的关联性证据。
可是接下来的检索就没有这么顺利了，我使用的数据库可以检索到的有关“陈海宁”这个名字的信息只有三条，除去前面已经搜到的两条之外，还有一条是要比一八八〇年还要靠前一年，也就是一八七九年，报道说在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有一批徐寿的学生毕业（或者可以称之为出师），毕业学生名单中再次见到“陈海宁”。
陈海宁这个名字在清末的历史上出现过三次，而其中有两次只是出现在看似并没有透露任何个人信息的大名单中。这多少有些令人沮丧。两次名单里出现的陈海宁倒可以基本确定是同一个人。因为徐寿正是徐建寅的父亲，中国第一代的本土船舶专家，在机械设计制造方面有着相当的成就和开创性。身为徐寿的学生，学来的一身机械设计的本领，去了徐寿的儿子一手筹划建成的山东机器局，担任机械制造方面的职位，完全合乎逻辑。然而，问题仍旧在于这个徐寿的学生陈海宁和三十年后造成济南泺口连环爆炸案的陈海宁，到底是不是同一个人，这仍旧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
再继续检索下去，也是无济于事。
我无奈地将自己的数据库网页关掉，打开了邮箱。将我检索到的三条信息做成附件，在收件人地址栏中熟练地敲上了邵靖的邮箱地址。
邵靖是我的大学同学，算得上志同道合的好友，不过他是一路深造，后来到了历史档案馆工作，我则一如既往不务正业，卖着些不入流的故事勉强生活。幸好他没有嫌弃我，多年来一直保持着默契的合作关系。一般来说，我几乎都不需要做什么解释，只要把自己检索到的材料一股脑地发给他，他就能立即抓到我想要的重点。
在我正准备点击发送邮件时，迟疑了一下。虽然说这家伙一直对我们这种猜哑谜一样的交流方式乐此不疲，但似乎他现在正在给他的单位筹办一个什么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大概办各种手续和写各种申请表已经让他焦头烂额。干脆还是体贴他一下，不做这一层的猜谜游戏直入主题好了。
我将刚才自己所做推断全写到了邮件正文中，并略微撒了个谎说正好自己想写一个相关小说，所以才留意到这些。
如此名正言顺的邮件，我甚至忍不住欣赏了片刻才点击发送。
顶多过了十分钟，邮箱就提示收到了新邮件，根本不用猜就知道一定是邵靖的回信。没想到这家伙还是这么迅速，我点开邮件，看到果然是邵靖的回复，并且还看到了两份附件文件。
不过……
邮件还有正文，我瞥了一眼，全都是在嘲讽我……说像我这种人果然就是外行，纯属瞎找，完全没有章法也没有效率。当然我对这种朋友之间的揶揄并不会真的往心里去，同时点击了下载附件。
附件打开后，看到的内容确实让我大吃一惊，我找不到的图片资料竟被他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检索了出来，并且这家伙还在跟我玩哑谜游戏，他一眼就看出我收集到的文献中首要缺失的东西。
我点开两份文献来看时，发现完全超出了我的检索思路，不得不倍加钦佩。
两份全都是外文文献，我有点头大，但还是硬着头皮来看。
第一份先是报道叙述，下面则是两张不甚清晰的照片。我先看报道，竟是德文，完全看不懂。幸好看报头倒是多少分辨出来，是在当时德国的一份不大不小的报纸，中文大概可以叫做《莱茵工业报》。这就有意思了，《莱茵工业报》这样的报纸，并不像英国的《捷报》那样，在上海的租界办报，也只是卖给上海的英国人看的在中国的英文报纸，而是一份真正远在德国卖给德国人看的德国本土报纸。不过，当我看到报道的来源时，大体上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一份纯西方的报纸会把目光投到了远东的中国大陆。虽然我不会德语，但根据自己可怜的知识储备可以搞明白的是整篇报道的信息来源，它出自当时德国最为强悍的通讯社——沃尔夫通讯社——的记者之手。
再看报道的时间，是西历一八八一年五月。也就是陈海宁到山东机器局的第二年。此时离德国利用“巨野教案”胁迫清政府签订条约租借胶州湾尚有十六年，能在德国本土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国人的报道，确实还是十分少有。而再看照片，就更有意思了。
两张照片都是横构图，其中一张大概是因为摄影技术还非常初级，大面积曝光过度，有五分之三都是一片惨白，有一些模糊不清的线条，努力辨别可以看出是一片面积很大的空场，空场一边似乎还有一些不高的建筑。在空场的中央偏左下，摆放着一台看起来像是将水井口的辘轳架起来的机器，机器旁有一个穿着长衫留着辫子的清朝人，正表情惶恐地操作着那台古怪的机器。而从那架疑似辘轳一样的轴上可以隐约看到一根绳缆，划着优雅的重力弧线直穿整幅画面到了矩形照片的对角线一端。在那里，可以看到一只在画面上失了焦却仍旧能感受到其巨大的风筝，或者说是一组巨大的风筝。
春天的济南，确实适合放风筝吧。我想着北京每年到了春天，只要是广场都会有不少人在放风筝，大概同是北方城市的济南，也是一样。
我凑近些仔细去看，在高低错落的风筝组下面，有一张座椅，座椅上……实在看不清楚，但隐约还是可以看到有一双腿悬在那里，也就是说，座椅上十有八九就是坐了一个活人。而在椅子下面，黑乎乎的，看起来像是悬挂了一块体积不小的秤砣。
再看第二张照片，是两个人一左一右站在一把样子极为古怪的椅子两旁。椅子没有腿，但有零零碎碎好像是什么暴露在外的机械元件垫在了椅面下方。这把椅子想必就是前一张照片里被放到天上的那只，不过，椅子下面的秤砣已经卸掉，没有入镜。站在椅子左边的那个穿着长衫的人，也就是在空场上操纵机械的那个，而另一边那位，大概就是飞起来的了。再看照片的背景，两个人身后正是写着“造化权舆”四个大字的山东机器局正门。
照片下面写着德语注释，我只看懂了一串明显是中国人名的拼音：HAINING CH’EN。无疑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徐寿的那个学生、入职山东机器局的陈海宁了。我将短短的德语注释逐个字母敲进翻译软件想看个究竟，却只能看出站在怪异座椅右边这位未着长衫而是打扮十分洋气、西装礼帽的人是陈海宁，他在照片中显得年轻又富有朝气，而且毫无当时中国人面对照相机镜头时的那种惊慌恐惧感，泰然自若，落落大方。
除了能确定陈海宁的相貌之外，从翻译软件中只能看明白大概当时的报道称这把怪异的椅子——济南的风筝。
接下来，我去看邵靖发给我的另外一份文献，是两份报道拼贴到了同一个PDF文件中。两篇报道同样是一八八一年的报纸，一份是英文报纸《伦敦新闻画报》，另一份是法文报纸《小日报》。不必仔细去看，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两篇报道全都只是转载了德文那篇的两张照片，根本没有把德文报道中的原文都转过来，特别是这两种报纸本身就是以猎奇的图片为主要卖点，更不用奢望他们能有什么更深的东西。法文我自然也是不懂，只好去看英文报道中照片下面的短小注释，翻译过来只是短短一句话：
济南的风筝——中国的奇迹，载人风筝升天。
我有些无奈，虽说在西方本土报道了中国人的事情还放上了两张照片，确实很是不易，但“载人风筝”这种东西，在一八八一年根本不是什么新鲜前卫的东西，甚至在中国，也并不稀奇，早在古代，军事上就已经多次运用载人风筝去侦察敌情。唯独略有不同的是，这架载人风筝的座椅确实过于古怪，有很多即便是我这个外行去看都知道十分多余的机械元件。
更重要的是，能想到并且真的从外文文献中找到关于陈海宁的报道，这一点我确实是对邵靖的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即便如此，也只是能体现出那个徐寿的学生一时间受到过西方的关注，的确是相当厉害，有所成就，却仍旧不能证明他和泺口爆炸案的肇事者是同一个人。
似乎所有的辛苦全都白费，重新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虽说邵靖现在肯定忙得无暇顾及我的问题，但我……还是把憋在心里的东西一股脑全都敲进邮件中，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发送。
对着电脑大概愣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收到邵靖的回复，也许他正在忙着和哪位教授研讨他们要开的学术会议的具体日程安排。虽然这次学术会议要在半年后才举办，但以我的了解，提前半年开始筹办时间上已经是相当紧张难办了。我正在闲极无聊地为邵靖的工作瞎操心，忽然注意到手机上早就收到一条信息。打开一看，正是邵靖发来的。
聊天软件的信息自然不会带附件，只是一句话：为何不直接去泺口地方志办公室查查看？
看到邵靖这句话，我顿时眼前一亮，不愧是专业人士，尽管看上去只是匆匆忙忙发来的解决办法，但确实相当对路子，至少在找出一个略有历史记载的人的生平上，是值得尝试的。
我立即回复了邵靖一句“谢谢”，便开始着手去济南了。
已经有太多年没有来过济南。依稀记得在中山公园外有旧书店一条街，结果早已消失，只剩下路两旁枯燥乏味的居民楼和在冬季光秃秃的槐树。
现在的泺口地区已经没有正在运转的工厂，就像北京的798一样，逐渐将那些有着高高房顶的厂房改建成了还算有品位的艺术园区或者新兴企业的开放式办公室。原本我想转上一转，没准还能找到百年前山东机器局的什么遗迹，可惜因为我完全没有意识到泺口地区距离济南市区有如此远的距离，当我坐着公交车抵达泺口时，时间已经到了下午三点多钟，又因为时值冬季，已然是一片黄昏景象。倒是有一种破败中重生的异样的感觉，但还是赶紧在地方志办公室下班之前过去为好。
因为邵靖帮了不少忙，提前跟办公室的熟人打过招呼，所以当我到办公室时，有个看起来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特意来接待我。我有些不大好意思，但对方非常热情，说听邵靖介绍我正在为了他们的学术会议上的报告特意跑来查资料，感觉特别感动，现在很少能有人为了一次报告做这么多工作了。
我挠着头就跟着他进了档案室。
他略微交代了一下基本的注意事项，说我是邵靖的朋友，他放心，就离开了。面前只剩下寂静无声的档案目录室，满目全是如同中药房的大型药材柜一样的一排排目录卡柜。
我找到人物志的柜子，再按年代和姓氏拼音首字母排序去找。实话说，在找的过程中还是有些紧张的，万一根本找不到“陈海宁”的名字，那么就等于完全失去线索了，但幸好很快陈海宁这个名字还是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目录中让我找到了。我拿着目录卡又去找那位信任邵靖的中年人，他笑了笑什么都没说，便独自进到真正的地方志档案保存室里，不一会儿，便把陈海宁的材料拿了出来交给了我。
厚厚的一本编号相符的人物志，我顾不了太多，立即拿到最近的桌子上开始翻阅。因为早就把那张卡片上的页数记在心里，很快就在这本人物志中翻到了陈海宁的条目。
陈海宁的条目就和他的上下邻居一样简单短小而且毫无修饰。基本上只是用年代和相应的事件描述了他的一生，但这刚好就是我最需要的。
我最关注的自然是两个时间点：一八八〇年和一九一〇年。
让我感到一阵满足感的是，这两个时间点上同时出现了我在意的事件，一八八〇年条目中的陈海宁入职山东机器局，一九一〇年去世，死于泺口爆炸案，并被警方确认为整个爆炸案的肇事者。
靠着简短的人物志，完全解决了我的疑问，那个徐寿的学生和最后被炸死在泺口的陈海宁，确确实实是同一个人。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更多的疑问没有解决。
我开始通过这份年谱一样的人物志抄录起陈海宁的人生。
在抄录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八八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之间，这个人的人生也非常曲折有趣。人物志中写到陈海宁赴德国波恩大学留学攻读机械工程，这一点不禁让我惊讶。而时间是“光绪辛巳冬月”，西历便是一八八一年底。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莱茵工业报》发表陈海宁的两张照片以及简短的“济南的风筝”的报道也是一八八一年，也就是说这次报道不仅仅是昙花一现的风光，也预示着陈海宁这个中国人刚刚开始走向世界。我努力回想了一下，大概在那十年前，由容闳带着一批福建的天才幼童去了美国，到容闳所留学的耶鲁大学深造，这些天才幼童中就有后来成为中国铁路工程巨匠的詹天佑。那么按年代来算的话，也许陈海宁可以算得上是中国人前往欧洲留学的先行者了。可是这样的先行者，不仅没能在历史上有所记载，还有着那样的结局，多少有些令人唏嘘。
不过，到底最后拿没拿到波恩大学的学位，拿到了什么学位，在人物志中并没有记载，只是写到在一八八四年，陈海宁从德国回到山东，重新入职了山东机器局。
我不打算放过任何一点细节，继续抄录下去。
一八八四年回国，再次入职山东机器局后，多次被调走后又在次年回到山东机器局。一八九五年调到新疆，一八九六年回山东，一八九八年调到江西，一八九九年回山东，一九〇〇年调到汉阳，一九〇一年回到山东，但这一次他并没有回到山东机器局，而是直接被安置到了泺南钢药厂。在此之后，陈海宁没再离开过那里，直到爆炸事故发生，离世。
庞大的地方志资料库，关于一个人，仅仅只有如此几行。
我把厚厚一本人物志交还给接待我的中年人之后，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坐着回城的公交车，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把现在掌握到的所有线索在脑中重新捋上一次。伴着车窗外越发繁华的济南夜景，我意识到加上今天抄录的年谱一样的人物志，确实有几个点非常值得继续深挖，那其中一定有侦破疑团的关键。
到了宾馆房间，我立即打开电脑，重新点开《莱茵工业报》的报道。看了一眼那两张照片后，我开始笨拙地将报道中的德文逐个字母敲到翻译软件中，希望能知道大概写了些什么。
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东西，语句还是相当不通顺，同时有很多的单词也翻译不出。即便如此，我还是从支离破碎的汉语中读出了我想要的信息。
就如同陈海宁出现在西方的报纸上仅仅是他步入世界的开端一样，这个“济南的风筝”同样不是他竭尽全力才做出来的心血之作，而只是一次试验而已。根据翻译过来的德文报道可知，陈海宁的这次试验主要是在计算这个奇异的椅子，实际上也就是某种飞行器的驾驶座加上驾驶员的重量和各项飞行指数之间的关系。那些风筝也不是简单地为了把坐着人的椅子带到天上而已，每一只恐怕都涵盖着某些复杂的参数，用于之后真正的飞行器制造。
那时没有电脑数字模拟，想要得到足够的数据，即使有大量的数学建模，也逃不过实体试验这一步。
所以，“济南的风筝”的这根风筝线，我看着在照片中最显眼的一条细长弧线，是必然要被剪断的了。
回到北京，我忍不住还是把所有新收获统统用邮件发送给了邵靖，即使他根本没时间看，发送给他也算是对他帮我联系地方志办公室的答谢了。
出乎意料的是，邵靖还是迅速回复了我。只不过并非邮件而是短信，看来他确实是相当忙碌了。短信上写了不少字，先是为我能有如此之多的收获而感到高兴，随后则问我要不要见一位上海交通大学的副教授，刚好他为了半年后的学术会议特意来北京开一个筹办会。副教授姓丁，是科学史方向，很有可能也对这方面有所研究。
我喜出望外，同意了。
邵靖迅速帮我安排了和丁副教授的会面，就在他们历史档案馆外的咖啡馆，可惜邵靖完全没有时间。
下午的咖啡馆里，客人还是相当之多，幸好我提早到了，等了一会儿找到一个比较僻静的角落座位。
刚好是约定的时间，咖啡馆的门打开，一个看上去已经开始发福但相貌上还比较年轻的男人走了进来。他肯定就是丁副教授，他四处张望了一番，我立即举手示意自己的位置。
他坐下来，脱掉羽绒服，看到里面是一件格子毛衣，毛衣领口露出里面穿着的白衬衫的领子，也蛮有一位副教授该有的样子，我也就更放心没有认错人。
我们互相自我介绍了一下之后，丁副教授就像是等待学生做报告一样看着我了。我有些局促，但还是鼓足勇气打开电脑，一边把材料展示给他看，一边讲着我自己一厢情愿的推断。
丁副教授的语速奇快，快到我几乎有些听不大懂，但他话不多，多数时间都是在听我讲述。直到我完全讲完，他才说要我翻回到《莱茵工业报》的报道再仔细看一看。
先是把德文报道认真阅读了一下之后，丁副教授把眼镜摘下来，趴到电脑屏幕前仔细地看了看两张照片，特别是那张在山东机器局大门前的。他将分辨率和清晰度非常低的照片尽可能放大，仔细地看了那把椅子下面以及左右两边能看到的各种衔接在椅子上的机械元件。时而放得更大，时而只是摇头咂嘴。过了很久，他才终于从那篇报道的照片中返回现实。
戴好眼镜后的丁副教授，又用他奇快地语速与我说话。他说翻译软件翻译出来的意思基本没错，并且可笑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报道都完全误解了德国这篇报道的初衷。
我点点头，期待后面的展开。
随后，他说自己开始对这个人感兴趣起来了。以前从没有关注过这个人，现在看到我收集到的材料发现确实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当然，一来他本人根本没有时间开这样一个崭新的课题，二来也不能夺人所爱，所以一直鼓励我把这个人研究深研究透，很有可能会有更多更有价值的发现。
我实在不好意思说自己只是对那起爆炸案的真相好奇，在丁副教授的视野内，我所关心的那些东西微不足道。
因此，我只是礼貌地点着头。
还没有说到核心，我真诚地期待着接下来丁副教授要说的东西。
丁副教授看到我依旧用眼神表示自己穷追不舍的坚定，一下笑了。说要是我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去报名上海交通大学考他的研究生，他就是喜欢我这样既有干劲又充满好奇心还十分敏锐的年轻人。
我语气委婉地说了一声“好的，如果有机会我去考”。
他听到我这样的回答，笑了笑没再多提考学的事情，继续快语速地说起了正题：“这个，嗯，就沿用德国人的称呼，这个‘济南的风筝’我以前确实在文献中看到过，”丁副教授表现出一副对自己的记忆力非常有自信的样子，“只可惜它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所以一下子就放过了，没有深挖。但刊载的期刊我还是记得的，你可以自己去翻出来看看。以你的资质，自行查阅就一定能有相当多的发现。中科院的图书馆里存有德国工业科学学会的会刊，叫作《工业科学》，那里面就有你想要找的，到底能找到多少，有多少价值，那就得看你的能力了。”
我极为礼貌地再次向丁副教授表示感谢，丁副教授笑着说了一句“邵靖也是不错的小伙子，代我向他问声好”后，就穿上了羽绒服匆匆离开了嘈杂的咖啡馆。
中科院的图书馆，刚刚搬到北四环外的新馆。从外面看上去，高大气派了许多，充满了“这里面藏有相当多的珍贵资料”的感觉。
早在家里，我通过中科院的图书馆官网查到他们确实有馆藏《工业科学》的全部期刊，检索号和所藏馆室的位置都记了下来，才在第二天有的放矢地前来查阅。然而，即便做了这么多的准备工作，真的到了实践层面还是遇到了一点不大不小的麻烦。
因为一百多年前的期刊馆藏都是闭架阅览，我只有把检索号交给图书管理员，等待她到书库中找来给我看。图书管理员是一位看起来十分严肃的中年女性，头发盘得很利落得体，穿着统一的工作服，套着蓝色套袖，接过我的阅览单，面无表情地进到身后的小门。
闭架期刊阅览室一上午都没有第二个人出现，但那位图书管理员也迟迟没有回来。大概等了有四十来分钟，她才终于从那扇小门里再次现身，看上去有些疲惫和沮丧，我感觉有些不妙。
“没有你找的书。”
“啊？”我不禁有些吃惊，同时叫她到阅览室里的电脑前，想让她看确实显示库存里有这套期刊。
她跟着我到电脑前看了看，摇头说：“但里面没找到，也有可能是在搬馆剔旧时给卖掉了，只是还没有及时修改系统信息。”
“一百多年前的历史文献也会被剔旧掉？”
“确实不大可能……那也许是搬家时不慎丢了吧。”
“我可不可以……”我没敢把话说完。
“你有介绍信吗？”
我默默地摇了摇头，眼巴巴地看着她。
“副高以上职称。”
我摇了摇头，继续看着她。
这样的回答好像也完全在她的预料之中。
我们继续对视了一会儿，我实在不想退让。
“肯定不可能让你进库里去看啊。有没有除了检索号以外的什么东西？有可能这套期刊还没有正式放到架上，刚刚搬过来，你懂的。”
让她一提醒，我赶紧拿了纸笔，又从兜里掏出昨晚做好功课的小本子，把上面查到的《工业科学》的德文名字抄到了纸上。告诉图书管理员，这是德文期刊，期刊名是这个，也许能有一点帮助。
图书管理员拿着纸条看着上面的德文皱了皱眉头，又回到那扇小门里面。
又过了大概四十分钟，那扇小门终于又打开了。我一眼就看到她的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褐色硬皮装订书。
“终于找到了。一共只有三本合订本，随便找个角落，就能藏上一百年也不会有人发现得了，估计它们也该感谢你能坚持让它们出来透透气。不过，不允许一次拿两本，所以你看完这本我再进去给你拿另一本。”
说着，她绕过小门前的办公桌，亲自递到我手上。
我如获至宝一般，一边点着头一边捧着这套合订本坐到了最近的桌子前。
合订本里的纸张略有些泛黄，但翻阅起来并不感觉因年代久远而变脆，只是让翻阅的我更加小心谨慎了。
“还是应该拍成胶片或者干脆电子化了呀。”我忍不住又抬起头来和已经回到办公桌前坐下的图书管理员说了一句。
“哪有那么容易，而且拍胶片也是一种损坏，反正最后都是一样的结局，哪个也不会多上一丁点的意义。”
说来确实没错。我真想再接上一句什么，但我已经被合订本的德文期刊的内容给吸引住了。
重新从封皮开始看。褐色硬皮书封正面以及书脊上都标着我事先查到的《工业科学》的花体德文。确实非常不容易辨认，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几乎陌生的德文。在名字下面标示着的是这套合订本所涵盖的期刊年份。这是第一本，从一八七七年到一八九七年。而后面两本，分别是一八九八年到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三六年。整整六十年的学术年刊，可以说是德国工业崛起的一个见证，也熬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却在“二战”前夕无力坚持最终停掉。
我需要查阅的内容跨了两本的年代，看来还是需要麻烦图书管理员再跑一趟书库。
顾不了那么多，再一次小心翼翼地翻开了第一个二十年的《工业科学》。
完全都是德文的……我只好硬着头皮先从每一年的目录看起。不过，一上来的发现几乎和我预料的一样，在一八八四年的目录里，看到了“HAINING CH’EN”的名字。这一年陈海宁离开波恩大学回到中国山东，看来这篇论文，大概就是他三年德国留学生涯的一个总结了。可惜目录上的论文题目我完全看不懂，只好按照页数翻到文章看看。
陈海宁的这篇论文应该不是他的毕业论文，篇幅不算长，只有七页。除了少量的德文叙述以外，全是各种公式以及几幅示意图。德文也好公式也罢全都让我头痛和不知所云，但那几幅示意图反倒令我眼前一亮。图上虽然也附有不少计算辅助线，但是明显就是那架“济南的风筝”。
受到如同在异乡见到老街坊一样的鼓舞，我又硬着头皮重新看了这篇论文。根据自己少得可怜的机械知识，通过几幅图和翻译软件的帮助，大体还是猜出了这篇论文讲了些什么——用风筝辅助计算飞行器参数的可能性与实践。
正好和丁副教授解释给我听的关于《莱茵工业报》上的报道相符合。看来陈海宁在德国的三年差不多都在这方面着力，同时我也钦佩起丁副教授的记忆力。
不过，我并没有就此罢休，或者说原本我所预先设想的这个只是开端。然而当我真的继续往后翻时，几乎要绝望了。从陈海宁离开德国之后，一年年过去，竟然一直没有再见到他。难不成他回国之后，便彻底离开了科研，甚至逐渐颓废，到最后成了一个会不慎引发爆炸惨案的冒失鬼？完全不合理。
大概就是这种跨越百年的信任，支持着我继续翻着德文的目录。
终于，当我翻到了第一本的最后时，忽然又看到了陈海宁。
太有些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喜悦。我赶紧先翻回到这一期年刊的封面确认年份——一八九五年。
看到这个年份我不禁愣了一下，感觉仅仅从这个数字已经嗅到了更多的东西。不过现在不是急于下结论的时候，我必须更加小心谨慎地查阅来验证。
大概是因为阅览室中本来也没有其他人，图书管理员看到我似乎很是吃惊，多少也有些好奇，便从她的办公桌前绕过来，走到我旁边问我到底发现了什么。
我本来想说“其实我看不太懂”，但当我指着眼前这页的机械示意图时，忽然就明白了它是什么，略显得更加吃惊地说：“这是……扑翼飞行器？载人扑翼飞行器。”
第一本翻阅完毕之后，我把它交还给图书管理员，又申请了第二本继续翻阅。同时，还跟她说了一声“辛苦了”，因为这一本我还会再看，只能辛苦她多跑几趟。
把陈海宁的所有论文都复印下来，回到家中以后，我重新从他用毕生精力研发的扑翼飞行器中爬了出来。这个东西不是我要找的重点，我想要知道的是爆炸案的真相，而这个真相，其实就摆在了面前。只要从论文的发表时间看，就已经一目了然。
一八八四、一八九五、一八九八、一九〇〇、一九〇二、一九一〇，正是这样的一串年份，陈海宁在《工业科学》上发表论文的年份，所有的真相。
包括陈海宁回国那年的第一篇论文在内，陈海宁一生竟在《工业科学》这个极为专业的学会年刊上用德文发表了六篇论文。这一点令我钦佩不已，我对科学史知之甚少，但这个数字和这样的年代，恐怕完全可以跻身中国早期科学界前列了。但这些在此时已经无法掩盖真相。
这就像一次拼图游戏，形状各异的所有小图片都已经找到，到底是什么样的图画，要做的只剩下把它们拼到一起了。
“时间”就是找到拼图接缝对接规律的钥匙，而这个钥匙的内容就是：陈海宁发表论文的时间和他被调离山东机器局的时间吻合。
我发现这个显而易见的秘密时，笑了出来。
陈海宁在德国留学三年，离开德国时，也就是一八八四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随后，当他回国重新就职于山东机器局之后，迎来了自己研发扑翼飞行器的停滞期——空白的十二年。没有详细的记载，我当然不能用猜测得到结论来表述空白的十二年在有着科研热情的陈海宁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仅看到一八九五年，陈海宁忽然又开始发表论文即可。第二年，他被调离了山东机器局，而且还是去的只有被发配才会去的新疆，这无疑是一次惩罚。对什么的惩罚？似乎相当显而易见了。随后几次调离，虽然没有新疆那么偏远，但也都是一年时间就又调了回来，无论怎么理解，大概都跑不出这是一次次惜才和惩罚之间纠结的结果。
再看陈海宁发表论文的“一八九五年”这个年份本身，也不容小觑。
这一年对于那个大清帝国来说太过特殊。在此之前的一年，大清国吃了从鸦片战争之后最屈辱的一场败仗：甲午海战。号称海军舰队实力已经是世界第五的大清国，竟就如此惨败给了无论从国力还是国土面积都远远不及的东瀛日本。败仗之后，大清国在一八九五年被迫签署了最为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洋务派从此一蹶不振。而更值得注意到的是“镇远”和“定远”两艘北洋舰队的主力舰，正是徐建寅亲自到欧洲考察订造的。陈海宁忽然就在这一年“重出江湖”发表了他或许雪藏了十二年的论文，恐怕并非仅仅是巧合了。
一旦有了方向，接下来每一个关键点都立即合理起来。
一八九八年，对于徐建寅来说同样一点不平静。如果说甲午年让徐建寅的事业和理想严重受挫，那么一八九八年则甚至危及他的生命。在这一年，发生了轰动全国的戊戌政变，徐建寅同样参与了维新党的运动。幸好他加入甚晚，没有进到主要成员名单，但为了遮掩自己也入伙维新，徐建寅以回籍扫墓为由，迅速逃离京城，当然也完全顾及不到山东。我看了《工业科学》在这一年的出刊时间，是在年底，也就是说徐建寅七月离京，陈海宁就立即把新的一篇论文投稿过去。海运手稿，一个月基本也能抵达德国，再加上审稿时间，大概因为之前已经有所了解，论文本身又没什么问题，当年年底便发表也不是不可能的。一九〇〇年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张之洞被调到湖北，同时也带着徐建寅到了汉阳钢药厂，开始研制无烟火药。这时的徐建寅当然更加无暇顾及山东机器局……
总有一种只要徐建寅一出现一点松动，陈海宁就立即如同一个没有家长看管在家里撒欢儿的小孩一样，马上投稿新的研究成果给《工业科学》。实话说，这样的做法非常不聪明，很容易让人误解，但对于一个心里只有扑翼飞行器的人来说，或许根本就没顾忌过这些。
我不能得意忘形，所以在推理的过程中，又把年代翻回到事件的起始时间一八七九年，重新调查一下。
这一年，山东机器局竣工，徐建寅被派往欧洲考察。他考察了四年时间，同时订购回来了“定远”号和“镇远”号两艘当时几乎是战斗力最为强悍的战舰，并写下了《欧游杂录》。
我把《欧游杂录》仔细翻阅了数遍，发现只有其中抄录的李鸿章的信里提到要补上两名留学生过去学习枪炮船舰制造，同时要找些年轻人到德、法的工厂中实习。其余记录都是徐建寅在欧洲考察德、法军工企业工厂的实录，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了徐建寅到欧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亲自造访考察，迅速增强大清国的军事战斗力。
作为自己父亲的学生，在当时来看也应该是高材生的陈海宁，在徐建寅访德期间前往德国留学，他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没有过接触。但整本《欧游杂录》里没有出现关于留学生的事情，更没有陈海宁。李鸿章的信里出现了那两个留学生的名字，作为当时的中堂大人李鸿章都是清晰地写上去的，仅此一点已经看得出其对军工类留学生的重视。而像陈海宁这样的留学生，如此优秀却只字未提，这更是能体现出在当时洋务派官员心中孰轻孰重了。
徐建寅和陈海宁之间的关系，确实更加微妙了。
重新回到陈海宁的这条线上来，继续推理下去有些令人觉得悲伤。陈海宁第三次被调离山东机器局，是被徐建寅带到了身边，一起到了汉阳。如同终于不放心自己的孩子，惩罚已经不管用，只好带在身边亲自教导。即便如此，陈海宁还是又发表了下一篇论文，那年是一九〇二年。而这一年，徐建寅已经死了，死于一九〇一年时在汉阳钢药厂试验无烟火药的意外事故。同样是爆炸，同样是意外，同样是无烟火药。
陈海宁，是爆炸事故的亲历者。
陈海宁当时到底在不在现场，完全无据可考，但从前面的推理不断延续到这里，不禁让人嗅到了一些令人不悦的仇恨感。
我极不喜欢这种因为理念的不同而生恨的事情，特别是很有可能他还是凶手，一百多年来一直找不到的那个造成炸死徐建寅的重大事故的凶手。
那么最后陈海宁有可能是自杀谢罪？反正绝不可能是一起冒失鬼的失误造成的事故，但如此大的伤亡，也太过分了些……况且这样惨重的后果，已经在汉阳亲眼见过一次的陈海宁真的还能下得去手？还要找那么多人为自己的谢罪而陪葬？
还有那身奇怪的衣服。胸前配有那么一串串金属片，不禁让人想到或许是防弹衣雏形，所以难不成……他是杀害徐建寅的凶手这件事已经被怀疑或者被发现，所以处心积虑地想再次引发一场相同的爆炸，诈死然后桃之夭夭？结果诈死反倒成了炸死？怎么想来都不可能，如鲠在喉的不快让我无法继续。但多少也是有成果的，我便一五一十地写了简短文字，连同复印下来的所有论文翻拍成照片发给了邵靖。
已经有很久没和邵靖面对面说话了。他看到我发过去的东西后，立即就回复了，约我第二天见面聊聊这个既有趣又让人不快的事情。
就在他们历史档案馆休息区的沙发处。
邵靖把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放到茶几上，用一次性纸杯给我们两个人都打了一杯水，坐了下来。
“有没有看过陈海宁几篇论文的内容？”邵靖说话永远是没有任何铺垫直入主题。
“看过几眼，但看不懂。”我如实地回答。
他则不紧不慢地打开了电脑，点开之前我发给他的翻拍图片，又将电脑屏幕转向我的方向，说：“太具体的我也看不懂，但仔细看看，多少还能找到更多有趣的细节。”
“你是要说他一直研究的是扑翼飞行器？这个我昨天也在说明里说过了。”
“不仅如此。”
“嗯？”我虽然有点摸不着头脑，但还是又一次仔细地看了看。
邵靖知道我肯定不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东西，便不多等皱着眉头装作认真的我，指着屏幕上的公式，说：“这个P，是功率输出，对吧？”
我点点头。
邵靖熟练地把几篇论文放到同一个窗口对比着继续让我看。
“他在一八八四年第一次发表论文时，基本上没有计算太多机翼的功率问题，而是着重论证椅子起飞时的平衡性，还有这个挂在椅子底下的秤砣的最佳重量。”
“这个应该是陈海宁在留学之前就基本完成的试验数据，在德国大概就是最终完善了它。”
“想必如此，不然在《莱茵工业报》中，也不可能出现能飞到天空还能安全着陆的风筝照片。”
“那么还能说明什么？”
“再看后面的吧，时隔十二年，论文里的扑翼飞行器完全成型。就算你我这样的外行，也能一眼就看得出来了。”
我继续点头。
“而陈海宁的着重点也完全变了，你看这个，机翼的尺寸和扑动频率也好，每个元件的机械设计也好，根本都没有再多讨论。”
“数据基本上就从风筝那里延续下来就好，想必他在那时就已经设计好了机翼之类所有的机械结构。”
“他对自己的机体设计非常有信心。”
“似乎是……”
“不是‘似乎’而是‘一定’。因为他从这篇论文开始，一直讨论的就是扑翼飞行器动力源的问题，而非机体设计了。”
“呃……确实呀，这里出现了蒸汽机。”经邵靖提醒，我再看一八九五年的论文，似乎更看出些门道来了。
“而且在论文里的蒸汽机的重量是恒定的，”邵靖又把几篇论文并列对比给我看，“也就是说，最开始那个秤砣的最佳重量就是蒸汽机的重量。所以，很显然一八九五年的这篇论文设计出来的扑翼飞行器是不能成功的，因为他论文中的这个重量的蒸汽机输出功率不够。”
我喝了一口水，等待下文。
“我查了一下历史上的扑翼飞行器，在那个年代失败的原因基本上都是因为蒸汽机这种当时功率最高的动力源还是太过笨重。好了，我们不再深究这个，只是你可以从此发现一个转变。”
“转变？”
“是的。先看一八九八年的论文，他提出烧煤的蒸汽机是不合理的，煤炭的燃烧率太低，必须提高燃烧率。恐怕他刚好在山东机器局，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试验了很多种燃料，其中还有各种火药，但无论哪种火药都烧得太快，持续性太差，也不理想。这篇论文，与其说是机械设计类，不如说是化工类了。再看看一九〇〇年的论文，竟提出了改用酒精为燃料，太聪明了，并且肯定是经过很多次试验才得出的结果。如此一来别说燃烧率的问题基本解决，如果再根据酒精燃烧的特性改造蒸汽机，还可以大大降低蒸汽机的重量。同时，你看他的论文结尾，也提到开始着眼于用内燃机代替蒸汽机的可能性。”
我知道接下来要有转折了，因为一九〇二年本身就是陈海宁的重要转折点。
“但，你再看一九〇二年的这篇论文……”
邵靖没有说完，只是把其他的论文都关掉，放大了这一年的画面。
当我顺着邵靖的思路重新看这一篇论文时，一下子发现了我一直都没发现的蹊跷，也就是邵靖所说的“转变”。
“这家伙，”邵靖在面对转变时，不由自主地更换了对陈海宁的称谓，“竟在一九〇二年的论文中大篇幅地用起了人力动力。虽然他在论文里写了放弃蒸汽机的原因是为了节省出蒸汽机和燃料的重量，但这完全就是一次倒退。毋庸置疑！”
“为什么会忽然倒退？他不像是这种脑子不清楚的人。”
“为了……”邵靖神秘地一笑，“为了徐建寅。”
“嗯？！”突然从论文跳转回徐建寅，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其中意味。
“徐建寅在前一年死了，怎么死的？”
“炸……”
“没错，突然间偏执地拒绝了一切明火的火力动能。”
我忽然间觉得胸中的憋闷一下化解却又有什么新的东西袭来。
“我的德语也不怎么行，但这篇论文里还是能多次看到陈海宁写‘机械不需要明火’的言辞。一篇工科论文，竟透着这么多悲伤的情绪。”
“那徐建寅对他……那么多次故意调走……”
“惜才和调教。对于徐建寅来说，陈海宁这样的优秀人才，又是他父亲的弟子，怎么可能不爱惜。可是他们之间的思想，或者说他们整个的世界观都完全不同，一个是军事强大才是唯一目的，一切科学全是为了国力强盛服务，典型的洋务派思想，而另一个几乎没有什么世界的概念，只有他所潜心研究的扑翼飞行器。在徐建寅眼里，恐怕陈海宁就是那么个不成器的玉璞。”
如果说只是这样的一面之词，我觉得不能说不合理但也没有太多的可信度，然而现在，论文的内容就摆在面前，这种能让人感到悲伤的论文，又有什么理由不去相信。
“其实更有意思的在后面，”邵靖把接下来的论文打开，“我相信你一定和我第一次看到这篇论文时是同一个反应，瞅了一眼示意图之后匆匆扫过，只是注意到论文的发表时间和陈海宁被炸死的时间，而没有关注到论文本身的细节。”
我看着屏幕仍旧什么也看不出来。
“你一定漏掉了这个，根本没注意到。”
邵靖指着屏幕上一连串的德文中一个由两个字母组成的单词：Po。
我完全不懂德文，所以无论这个单词是长是短，混杂在通篇的德语中我怎么也不可能注意得到，更不用说注意到它的意思……呃，等等，当我正在心里暗自抱怨邵靖在我面前炫耀自己会德语的时候，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单词的意思。它完全就不是德语单词才对，它是……
“钋？！”
“没错！”邵靖一下笑了。
我立即掏出手机来打开网页准备检索。不过，邵靖早有准备，在电脑上又打开了一篇一看就知道是晚清时期的报纸。
“一九〇五年《万国公报》就报道过居里夫妇发现了钋，所以就算是一直在国内没有再出过国，如此关心西方科技的陈海宁一定也看到了。”
“肯定了，况且《万国公报》也不是小报，销售面非常广。在泺口，想要买一定可以期期不落地买到。”
“况且论文里论述的本身也就是钋的发热功率。拒绝明火的陈海宁终于另辟蹊径地走向了完全不同的一个领域，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冥思苦想才想到了这个办法。当然，他不可能懂核裂变，做不出核反应堆，所以整个设计还是被禁锢在蒸汽机的框架里。这回就能看懂这篇论文的蒸汽机设计了吧？”
实话说，我根本就没打算过看懂……
“他把钋放到金属箱中，利用钋的放射线电离空气和金属箱放电，从而就可以产生极高的热能，接下来就还是蒸汽机的部分，用钋箱作为蒸汽机锅炉。只是问题在于他根本计算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发热功率，整篇论文只是一个初步的可能性报告。当然，从数据上看，他确实做了相当多的试验才得出报告。真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弄来的钋。”
“等等，你刚才说他是利用电离放电？”
邵靖笑着点头。
“所以……”
“对，所以必然会有电火花。在他们那个年代，电火花和明火完全不是一回事，所以……引爆就在旁边的黑火药库房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并且，他懂得了隔离辐射？”
“没错。”
“进一步说……我一直疑惑的那件挂有一串串金属片饰品的奇怪衣服，实际上是他给自己做的铅衣？再进一步说，有那件铅衣在爆炸现场，就更能证明在爆炸时，他正是在做核能蒸汽机的试验？”
“正是如此。”
好像所有的疑点都说通了，真相果然不是陈海宁这个人没有尝试，冒冒失失地穿了一件奇怪的容易引发火花的衣服而造成的惨剧。更让我觉得松了一口气的是，陈海宁大概也并没有和徐建寅有什么必杀之恨。虽然结局依旧令人扼腕叹息。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么汉阳钢药厂那次爆炸呢？只是巧合？”
“在那个时候，黑火药工厂爆炸实在太常见了，我查到一九〇八年山东机器局还爆炸过一次，只是没造成太大的伤亡而已。”
确实没有更多证据去反驳邵靖。
但是我心中还是有着另外一套完整的关于陈海宁的故事版本。那个陈海宁一直怀恨永远要抑制着自己的才华、无法理解和支持甚至还总是折磨自己的徐建寅。并且，所有人都知道他对徐建寅的态度，因此才会被那些想要除掉徐建寅的保守派所利用。徐建寅意外被炸死时，陈海宁也在汉阳，这一点永远也不能随意抹去。而且，陈海宁太有作案动机了。之后呢？当然是要杀人灭口，却一直没有做到，一直等到慈禧老佛爷也死了，光绪皇帝驾崩，保守派同样大势已去的时候，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作为最后的挣扎，或者说是作为最后再对洋务派还有洋人的所有事物和知识的最后一次微不足道的攻击，设计炸死了陈海宁。
然而另外的这个人心险恶的版本，我并没有跟邵靖说。因为，他一定还是能找到证据来否定我的看法，况且以现在所掌握到的材料来看，他的推断看上去更合理，更贴近事实，我又何苦去讨这个没趣。
大概又过了半个多月，我发现自己依然对陈海宁的事情念念不忘。辗转反侧之后，我终于还是又一次给邵靖发了信息。
繁忙的邵靖过了好一阵子才回复了信息，但并没能满足我的需要，说自己在机械设计方面完全就是外行，而且一直也都是文史类的研究圈子，不过倒是可以找丁副教授试试看。
似乎只有这么一个选项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给丁副教授写了一封相当长的邮件，讲了我和邵靖整理出来的关于陈海宁的人生，包括他的扑翼飞行器试验设计全过程，并且把陈海宁的六篇德文论文打包一同发送过去。
忐忑地等待到第三天，终于收到了丁副教授的回信。
在回信中，丁副教授先是赞赏了我和邵靖，竟能挖出这么有价值的人，给中国近代科学史又增添了坚实的一块砖。其后则是说自己是搞科学史方向，所以真正的机械设计也只是懂个皮毛，我问的关于陈海宁设计的载人扑翼飞行器到底合理性有多高，只能找他们学校的机械专业的专家来鉴定了。不过好消息是机械专业的教授看了陈海宁的论文之后，表示相当感兴趣，打算深入研究一下。既然专家能在百忙之中对这个自己科研项目之外的东西感兴趣，也就说明它本身具有合理性。接下来只有静候佳音了。
看着丁副教授的回信，感觉他温和的笑容和奇快的语速在我眼前交替浮现。
我不敢打扰丁副教授，所以接下来我只能等待，等待丁副教授再次回信，并希望那位机械专家不是仅仅随口应付一下丁副教授而已。
大概又过了一个月，在我快要把陈海宁还有他的扑翼飞行器忘掉的时候，终于再次收到了丁副教授的回信。
邮件不算长，但完全能看出丁副教授的激动情绪，同时我还看到了几张照片附件。
丁副教授在邮件里说，他们学校相当重视这次的发现，已经迅速组建起了一支科研小组，一方面继续深挖这个中国近代少之又少的科技奇才，另一方面也打算再造他所设计的载人扑翼飞行器。说来惭愧，竟没想到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就能把扑翼飞行器设计得如此科学合理，唯独欠缺的只是动力部分，刚好当今最不成问题的就是动力，而其他的机械结构、机翼尺寸、扑动频率等都完全可以直接沿用，基本上无需大改就可以载人上天了。丁副教授还忍不住给我科普了一下扑翼飞行器在当今的意义，什么节省跑道长度之类，字里行间充斥着丁副教授的激动情绪。
我还没来得及点开邮件里的照片，就又收到了丁副教授新邮件。新邮件里只是短短的几句话，我仔细一看就笑了。丁副教授又来劝说我加入他们的科研团队，考学也好直接加入也罢，只是不想浪费掉我的能力。至少，丁副教授在邮件的最后似乎是退让到最后一步，说至少我来写一篇论文参加几个月之后的学术会议，现在报名还来得及。
丁副教授也真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好人。
我对着屏幕笑了笑，心中想着“我根本就没这个本事”，然后找了一大堆极为得体的词，再次谢绝了丁副教授的好意。
回复了这封邮件之后，我又重新打开了丁副教授发来的上一封邮件，点开了那几张照片。都是一两个年龄较大的人带着几个年轻人，手里抱着看上去像机翼之类的组件，笑得开心。而每一张照片中，都有同样的一个物件，就是那把一百多年前曾经靠风筝带着飞上了天的奇怪椅子。
他们果然最先再造完成的是那把“济南的风筝”。
陈海宁这家伙要是能活到现在，就能看到当他的风筝剪断了线之后，不会坠下来了，至少不会坠得那么快、那么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