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这个‘小装置’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我当时对奥本海默的感觉是，他这个人就像天使一样——真实又诚实，他不会出错……我相信他。

——罗伯特·威尔逊

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奥本海默的存在。他会开着军用吉普车或他自己的黑色大别克汽车在“山上”转悠，他到实验室分散在各处的办公地点视察时从不会事先通知。他通常会坐在屋子后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静静地听着别人的讨论。似乎他在场本身就足以激励人们更努力地工作。有一件事让人称“维基”的维克托·魏斯科普夫惊叹不已，那就是每次项目取得新突破时，奥本海默都在现场。“当有了新结果的时候，当出现新想法的时候，他总是在当时的实验或会议现场。这倒不是说他贡献了很多想法或建议，虽然他有时确实贡献很大，但是他的影响力主要源自他能一直全身心地和我们在一起，这使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到他亲身参与其中。”汉斯·贝特记得有一天奥本海默顺道参加了一个冶金学的讨论，他听到了关于应该用什么样的耐火容器来熔化钚的讨论，讨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听完各方观点后，奥本海默对这次讨论做了总结。他没有直接提出解决方案，但当他离开房间时，正确答案已经显而易见。

与此相反，格罗夫斯将军的来访始终是一种干扰，有时甚至造成令人忍俊不禁的混乱。一天，奥本海默带着格罗夫斯参观一个实验室，实验室里有三根把热水输送到套管中的橡胶管，体重可观的格罗夫斯将军踩在了其中一根橡胶管上。正如麦卡利斯特·赫尔向历史学家查尔斯·索普回忆的那样：“（橡胶管）从墙上崩开，一股接近沸点的水流喷到了房间另一头。如果你见过格罗夫斯的照片，你就能想象出那一幕。”奥本海默看着浑身湿透的将军，打趣道：“好吧，这正好说明了水的不可压缩性。”

事实证明，奥本海默的介入有时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他明白快速制造出实战武器的唯一障碍是核裂变材料供应不足。所以他一直在寻找加快生产这些材料的方法。1943年年初，格罗夫斯和他的S-1委员会决定采用气体扩散法和电磁法，为洛斯阿拉莫斯核弹实验室分离浓缩铀。当时，还有另外一种基于液体热扩散的备选技术，但因被认为不可行而遭到了否决。1944年春，在读了一年前关于液体热扩散的几份报告后，奥本海默认为之前属于误判。他觉得作为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它可以为电磁法提供低浓缩铀。所以在1944年4月，他写信给格罗夫斯说，液体热扩散装置可以作为权宜之计，它生产的即便是低浓缩铀也可以供给电磁扩散工厂，加速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奥本海默写道，他希望“Y-12（电磁）工厂的产量能提高30%~40%，其浓缩纯度也会有所改善，这样一来将比仅靠K-25（气体扩散）工厂提前好几个月的工期”。

在搁置了奥本海默的建议一个月后，格罗夫斯同意试一下。1945年春，一间低浓缩铀工厂迅速投入生产，正是因为这些额外生产的低浓缩铀，才保证了1945年7月底有足够的核裂变材料制造核弹。

奥本海默一直对铀弹的枪式设计方案很有信心，按照这个设计，核裂变材料制成的“子弹”将被射向另一块核裂变物质构成的靶子，从而达到“临界质量”，引发核爆炸。但在1944年春，他突然面临一场危机，钚弹的设计有前功尽弃的危险。虽然奥本海默已经授权塞思·尼德迈耶为制造内爆式炸弹进行爆炸试验，这种设计是通过疾速压拢松散排列的核裂变材料来达到临界质量，但奥本海默其实一直希望简便的枪式设计也能适用于钚弹。然而，1944年7月，用首批获得的少量钚进行的试验表明，枪式设计无法有效引爆钚弹。事实上，任何此类尝试都无疑会导致钚“枪”内灾难性的提前起爆。

一种潜在的解决办法是将钚原料进一步分离，制造出更稳定的同位素。约翰·曼利解释说：“本来可以把钚原料中那些不稳定的同位素从稳定的同位素中分离出来，但那意味着要复制所有用于铀同位素分离的设施——那些大型工厂，这样做时间上根本来不及。除非有人能想出一种方法，将现有的钚原料组装成一种能爆炸的武器，否则只能选择放弃用链式反应生产钚，那些在汉福德（华盛顿）工厂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也只能付诸东流。”

为了解决这一危机，1944年7月17日，奥本海默与格罗夫斯、科南特、费米等人在芝加哥召开会议。科南特竭力主张他们应该先制造一种基于铀钚混合材料的低效内爆式炸弹。这种武器爆炸的威力仅相当于几百吨TNT炸药。科南特说，只有这种低效炸弹试验成功之后，实验室才有信心继续研制威力更大的武器。

奥本海默拒绝了这个想法，理由是这样会导致项目延期，而这令人无法接受。尽管从瑟伯尔第一次提出内爆的想法，奥本海默就一直持怀疑态度，但是现在他极力游说所有人，主张他们孤注一掷在内爆式钚弹上。这是一场大胆而明智的豪赌。1943年春，塞思·尼德迈耶自告奋勇测试这一想法以来，这方面几乎没有什么进展。但在1943年秋，奥本海默把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带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经过计算，冯·诺依曼认为至少从理论上说内爆设计是可行的。奥本海默愿意赌上一把。

第二天，7月18日，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总结了他的结论：“我们已经简要调研了电磁分离的可能性……我们认为，这一方法在原则上是可行的，但它所需的生产周期与目前的时间表完全不符……鉴于上述事实，似乎有理由停止继续花大力气提纯钚同位素，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无须低中子背景就能取得成功的组装方法。目前，必须优先考虑的方法是内爆法。”

奥本海默的助手戴维·霍金斯后来解释说：“内爆是（钚弹）唯一的希望，而从目前的证据看连这也显得希望渺茫。”尼德迈耶和他在军械部门的手下在内爆设计上进展甚微。尼德迈耶生性腼腆，不爱交际，喜欢一个人有条不紊地工作。他后来承认，奥本海默“在1944年春对我变得极不耐烦……我想他一定非常不满，因为我没有像战时项目那样推进工作，我表现得就像这只是一项日常研究”。台地上只有少数几个人对奥本海默的魅力无动于衷，尼德迈耶就是其中之一。感到失望的奥本海默一反常态地开始发脾气。“奥本海默臭骂了我一顿，”尼德迈耶回忆说，“很多人把他视为智慧和灵感的源泉。作为一个科学家，我对他表示尊敬，但我只是没有把他看得那么高大……他可以对你视而不见，让你颜面尽失，而我也可能会让他很不痛快。”他们两人的个性冲突给内爆设计的危机火上浇油，这场危机在那年夏末达到了顶峰，奥本海默宣布要对实验室进行重大重组。

1944年年初，奥本海默说服了哈佛大学的炸药专家、人称“基斯迪”的乔治·基斯佳科夫斯基搬到洛斯阿拉莫斯。基斯佳科夫斯基是个固执己见、意志坚定的人，他不可避免地与自己名义上的上级德凯·帕森斯上将有过多次争执。基斯佳科夫斯基和尼德迈耶也相处不来，在他看来，尼德迈耶的作风太过懒散。1944年6月初，基斯佳科夫斯基给奥本海默写了一份备忘录，威胁要辞职。作为回应，奥本海默马上把尼德迈耶叫来，告诉他基斯佳科夫斯基将取代他的位置。悲愤交加的尼德迈耶扬长而去。尽管“久久无法释怀”，但他还是被说服留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高级技术顾问。奥本海默没有事先征求帕森斯上将的意见就果断地宣布了这个人事变动。“帕森斯气坏了，”基斯佳科夫斯基回忆说，“他觉得我绕过了他，简直是肆意妄为。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感受，但我是平民百姓，奥比也是，我不需要经过他。”

失去对军械部门的控制让帕森斯异常恼火，9月，他给奥本海默写一份备忘录，提议在内爆式核弹项目中赋予他全面的决策权。奥本海默温和但坚决地拒绝了：“我无法给予你你想从我这里得到的权力，因为我也没有这样的权力。无论协议上如何规定，事实上，我无权自己做出决定，所有决策均需得到实验室那些资深科学家的理解和批准，他们是决策的执行者。”作为一名军人，海军上将帕森斯之所以想获得这一权力，是因为他希望用权力压制科学家们的学术讨论。“如你指出的那样，”奥本海默写道，“你担心自己在实验室的职务可能使你陷入漫长的争论和讨论，但是这一过程中达成的共识是开展后续工作的基础。无论怎么说，我都无法将这些讨论视为可有可无。”科学家们必须有争论的自由，而奥本海默之所以会在这些争论中出面调停，只是为了协助达成共识。他告诉帕森斯：“我并不是说实验室应该如此组成，而是事实如此。”

定期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伊西多·拉比也赶上了钚弹的设计危机，他还记得当时与该项目的一些顶尖科学家开过一次会，在这次情绪消沉的会议中，这些科学家说他们迫切地想要找到一种造出钚弹的方法。没过多久，他们的谈话就转到了敌人身上，拉比回忆道：“比如，那群德国科学家都有谁，那些人我们其实都认识，还有他们都在做什么。我们进行了整体回顾，审视了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并试图找出他们在哪方面可能做得更高明、在什么地方可能比我们的判断更明智，从而避免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我们最终的结论是，他们可能与我们不相上下，或者领先一些。我们都变得很严肃，我们不知道敌人手里有什么，我们不想浪费任何一天或任何一周。当然，如果浪费了一个月的时间，那可就是场灾难。”正如菲利普·莫里森总结的那样，1944年年中，他们的看法是“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战争，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没能完成自己的工作”。

尽管进行了改组，1944年年底，基斯佳科夫斯基的团队仍然没有成功制造出形状合适的爆炸物（被称为炸药透镜），这种爆炸物可以精确地将一个没有压实的、柚子大小的钚球对称地挤压成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球体。没有这样的炸药透镜，内爆式炸弹似乎无法实现。帕森斯上将对此非常悲观，他甚至去找奥本海默建议他们放弃炸药透镜，设计另外的内爆方式。1945年1月，当着格罗夫斯和奥本海默的面，帕森斯和基斯佳科夫斯基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基斯佳科夫斯基坚持认为，没有炸药透镜就不可能实现内爆，他还承诺他的手下很快就能将其制造出来。奥本海默支持他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对钚原子弹的成功至关重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基斯佳科夫斯基和他的团队设法完善了内爆式设计。到1945年5月，奥本海默已经对能够成功制造钚弹信心十足。

制造炸弹更像是工程学，而不是理论物理学。但是，在带领科学家们攻克技术和工程难关时，奥本海默表现得就像在伯克利激发学生们产生新见解一样得心应手。“如果没有他，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也可能取得成功，”汉斯·贝特后来说，“但肯定会压力更大，一定不会有这么高涨的热情和这么快的速度。事实上，对实验室的所有成员来说，这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战时还有其他成就卓著的实验室……但是我从没在那些团队中见过如此强烈的归属感，以及如此强烈的对实验室岁月的缅怀之情，也未见过有人如此真切地感到这是他们一生中的美好时光。洛斯阿拉莫斯就是这样，这主要归功于奥本海默，他是一个领袖人物。”

1944年2月，由德裔物理学家鲁道夫·佩尔斯带领的英国科学家团队抵达洛斯阿拉莫斯。1929年，奥本海默第一次见到这位才华横溢又谦逊的理论物理学家，当时两人都在沃尔夫冈·泡利门下学习。20世纪30年代初，佩尔斯从德国移民到英国，1940年，他和奥托·弗里施写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论制造超级炸弹》，正是这篇论文让英国和美国政府相信核武器是可行的。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佩尔斯全面参与了英国的核弹计划“合金管工程”。1942年和1943年9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派遣佩尔斯前往美国，帮助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佩尔斯在伯克利拜访了奥本海默，奥本海默说：“他的博学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那次行程中，他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对武器本身及其物理学意义有所思考的人。”

佩尔斯博士第一次访问洛斯阿拉莫斯时只待了两天半。但奥本海默向格罗夫斯报告说，他们一致认为，英国团队可以为研究内爆设计中的流体动力学做出重大贡献。1个月后，佩尔斯搬到了洛斯阿拉莫斯，在二战期间他都待在那里。他欣赏奥本海默能言善辩又善解人意，不过最让他钦佩的是“他敢于与格罗夫斯将军对峙”。

1944年春，当佩尔斯和他的团队在洛斯阿拉莫斯安顿下来时，奥本海默决定把表面上由爱德华·泰勒负责的工作交给佩尔斯。泰勒本应为内爆式炸弹设计完成一套复杂的计算，但是这位善变的匈牙利裔物理学家并没有这么做，他痴迷于“超级”热核炸弹的理论难题，对核裂变炸弹毫无兴趣。1943年6月，奥本海默决定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不考虑优先发展“超级炸弹”，于是泰勒变得越来越不配合。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为战争效力的责任，总是在喋喋不休地谈论氢弹。对于自己不得不在贝特手下工作，泰勒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他当我的上司，让我很不高兴。”泰勒回忆说。贝特的批评无疑加深了他的怨恨。每天早上，泰勒都会有一个关于如何制造氢弹的绝妙的新点子，而一夜之间，贝特就能证明这个想法不切实际。在一次与泰勒的艰难交锋后，奥本海默跟查尔斯·克里奇菲尔德打趣道：“愿上帝保佑我们免受外部敌人和内部匈牙利人的伤害。”

可想而知，奥本海默对泰勒的行为越来越恼火。那年春天，泰勒有一次在一个部门领导的会议上扬长而去，他拒绝为贝特的内爆项目做一些计算。贝特非常生气并向奥本海默抱怨。“泰勒实际上是在罢工。”贝特回忆说。当奥本海默就此事质问泰勒时，泰勒终于提出免去自己在核裂变炸弹研究方面的所有职责。奥本海默同意了，他写信给格罗夫斯将军，说他希望由佩尔斯取代泰勒：“这些计算最初是在泰勒的领导下进行的，但在我和贝特看来，他完全不适合承担这一职责。贝特觉得他需要一个下属来负责内爆项目。”

泰勒觉得受到了冷落，于是他向外界透露自己正考虑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如果奥本海默就此放他走，也没人会感到惊讶。所有人都认为泰勒属于“恃才放旷”，罗伯特·瑟伯尔称他为“所有组织的灾难”。但是奥本海默没有解雇他，而是满足了泰勒的愿望，给了他探索热核弹可行性的自由。奥本海默甚至同意每周给泰勒1小时的宝贵时间谈谈他的想法。

即使这个非同寻常的举动也不能让泰勒满意，他认为自己的朋友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政治家”。奥本海默的同事不明白他为什么要为泰勒费心。佩尔斯认为泰勒“有点儿疯狂，他会执着于一个想法一段时间，而那不久就会被证明是无稽之谈”。奥本海默也许对傻瓜不耐烦，但他知道泰勒不是傻瓜。奥本海默容忍他的原因是，最终他可能还会对这个项目有所贡献。那年夏天晚些时候，奥本海默为丘吉尔的特别代表彻韦尔男爵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后来奥本海默才意识到，他的邀请名单里不小心漏掉了鲁道夫·佩尔斯。第二天，他向佩尔斯道歉后开玩笑说：“如果漏掉的人是泰勒，那麻烦可就大了。”

1944年12月，奥本海默促请拉比再次到访洛斯阿拉莫斯。“亲爱的拉比，”他写道，“我们一直想知道你什么时候能再来。这里各种危机持续不断，在我看来，很难找到一个所谓更合适的时间。”拉比刚刚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以表彰他“用共振法记录了原子核的磁特性”。奥本海默向他表示祝贺：“这个奖颁给一个已经度过青春期而不是刚进青春期的人，真是太好了。”

虽然行政事务缠身，奥本海默仍偶尔抽出时间写些私人信件。1944年春，他给一个德国难民家庭写了一封信，这个家庭能逃离欧洲离不开奥本海默的帮助。1940年，奥本海默给了迈耶斯一家（一个母亲和四个女儿）一笔钱用来支付他们到美国的费用，那时对他来说，他们都只是陌生人。4年后，迈耶斯夫妇把钱还给了奥本海默，并自豪地告诉他，他们已经成为美国公民。奥本海默回信说，他理解他们所说的“骄傲感”，并感谢他们还钱：“我希望这没给你们造成压力……”然后他提出，如果他们以后需要，他还会把钱还给他们。（多年后，迈耶斯家的一个女儿写信表示感谢说：“1940年，你把我们一家带到这里，我们这才能活下来。”）对奥本海默来说，把迈耶斯一家从纳粹的魔掌中解救出来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此举延续了他之前的反法西斯活动，而且在政治上毫无争议，这让他感觉良好。其次，这个小小的慷慨之举是一种意义深远又令人欣慰的提醒，提醒着他为什么要争取在这场制造杀人武器的竞赛中取得胜利。

奥本海默本身就是一个争强好胜的人。躁动不安是其性格的一部分，至少弗里曼·戴森是这么认为的，他在二战后结识了奥本海默并对他钦佩有加，当时戴森还是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认为躁动不安也导致了奥本海默的人生悲剧：“那种不安分驱使他取得了伟大成就，让他完成了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使命，但也令他无法停下来歇息或反思。”

“只有一个人停了下来，”戴森写道，“那个人是来自利物浦的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罗特布拉特是波兰物理学家，战争爆发时，他被困在英国。詹姆斯·查德威克把他招募进英国的核弹计划，他于1944年年初到了洛斯阿拉莫斯。1944年3月的一个晚上，罗特布拉特经历了一次“令人不快的冲击”。格罗夫斯将军到查德威克家吃晚饭，在饭桌上随便开玩笑的时候，他说：“你们肯定知道，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制服苏联人。”当时，罗特布拉特惊呆了。他对斯大林没抱任何幻想，毕竟苏联入侵了他深爱的波兰。但是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苏联人死在东线战场上，罗特布拉特有一种遭到背叛的感觉。“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我们的工作是阻止纳粹获胜，”他后来写道，“但现在我被告知，我们制造的武器是用来对付那些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做出巨大牺牲的人。”1944年年底，盟军在诺曼底海滩登陆6个月后，欧洲的战争显然很快就会结束。罗特布拉特认为没有必要继续研制用来打败德国人的武器。1944年12月8日，在欢送派对上与奥本海默道别后，他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

1944年秋，苏联人收到了第一份直接来自洛斯阿拉莫斯的情报报告。有两名间谍躲过了陆军反间谍机构的监视，他们分别是拥有英国国籍的德国物理学家克劳斯·福克斯，以及19岁的青年特德·霍尔，早慧的他当时已经获得哈佛大学物理学学士学位。霍尔于1944年1月下旬来到了洛斯阿拉莫斯，福克斯则是8月鲁道夫·佩尔斯率领的英国团队中的一员。

福克斯出生于1911年，在一个德国贵格会教徒家庭长大。他勤奋好学，充满理想主义，1931年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期间，他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同年，他的母亲自杀身亡。1932年，由于对纳粹日益增长的政治实力感到担忧，福克斯与社会主义者分道扬镳，加入了更加积极抵制希特勒的共产党。1933年7月，他逃离了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到英国政治避难。在接下来的几年间，他的许多家人都被纳粹政府杀害。他的兄弟逃到了瑞士，但妻儿都留在了德国，后来死在了集中营里。他的父亲因“煽动反政府罪”被送进监狱。1936年，他的妹妹伊丽莎白在丈夫被捕并被送进集中营后自杀。因此，福克斯完全有理由仇视纳粹。

1937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后，福克斯获得了研究生奖学金，与奥本海默以前的导师马克斯·玻恩教授一起工作，玻恩当时正在爱丁堡教书。战争开始后，福克斯被当作敌国侨民关押在加拿大，为了帮助他获释，玻恩教授作证说“年轻一代物理学家中，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不过两三个”。他和其他数千名反纳粹的德国难民于1940年年底被释放，福克斯获准回到英国继续之前的工作。尽管英国内政部对他与共产党的过往了如指掌，但是到1941年春，福克斯已经在与佩尔斯和其他英国科学家一起从事高度机密的“合金管工程”。1942年6月，福克斯获得了英国公民身份，那时，他已经在向苏联传递有关英国核弹计划的情报。

当福克斯抵达洛斯阿拉莫斯时，奥本海默和其他人都没有怀疑过他是苏联间谍。1950年福克斯被捕后，奥本海默告诉联邦调查局，他认为福克斯是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成员，肯定不是“政治狂热分子”。贝特认为福克斯是他部门最优秀的下属之一。贝特告诉联邦调查局：“如果他真是间谍，那么他的演技也太高超了。他没日没夜地工作。他是个单身汉，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他为洛斯阿拉莫斯项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福克斯向苏联递送了详细的书面材料，内容是内爆式设计与枪式设计的优缺点比较。但是他不知道苏联还从另外一位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人那里获取信息，以证实他的信息。

1944年9月，特德·霍尔正在忙着内爆式炸弹所需的校准测试。奥本海默听说，在内爆试验方面，霍尔是台地上最优秀的年轻技术人员之一。作为一个绝顶聪明的人，那年秋天霍尔的思想已经处于“危险”的边缘。他在思想上是一名社会主义者，是苏联的崇拜者，但还不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工作和社会地位也没有任何不满，并没有人主动招募他。但在那一年里，他一直在听“年长”的科学家们谈论他们对战后军备竞赛的恐惧，所谓“年长”也不过二十八九岁或三十出头的年纪。有一次在富勒小屋，他和尼尔斯·玻尔坐在同一张餐桌旁，他听到了玻尔对“开放世界”的种种关切。霍尔的结论是战后美国的核垄断可能导致另一场战争，这促使他在1944年10月决定采取行动：“……在我看来，美国的核垄断是危险的，应加以阻止。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并不只有我一个。”

霍尔有14天的休假可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他坐火车到了纽约，直接走进了苏联的一个贸易办事处，向一名苏联官员递交了一份关于洛斯阿拉莫斯的手写报告。报告说明了该实验室的目的，还列出了从事核弹项目的主要科学家的名字。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霍尔设法向苏联提供了更多的情报，包括内爆式炸弹设计的关键信息。霍尔是一个完美的“送上门”的间谍，他知道苏联人需要了解哪些原子弹计划的信息，而他自己既不需要什么，也不期望什么。他的唯一目的是阻止核战争，“拯救世界”。他认为，如果二战后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那么这样的战争将不可避免。

奥本海默对霍尔的间谍活动一无所知。但他知道在洛斯阿拉莫斯有一个大约20名科学家参加的小组，他们中有些人还是科研小组的组长，这个小组每月举行一次非正式会议，他们会讨论战事、政治和未来。罗特布拉特回忆说：“活动通常是在晚上，一般都在某人的家里，比如泰勒夫妇家这样宽敞的地方。人们会聚在一起讨论欧洲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除了这些话题，他们还谈到了将苏联科学家排除在这个项目之外的问题。罗特布拉特称奥本海默至少参加过一次他们的会议，他后来还说：“我一直认为他是我的知音，因为我们对待问题时都采取了人道主义态度。”

到1944年年底，洛斯阿拉莫斯的一些科学家开始质疑从伦理的角度是否还要继续开发这种“小装置”。罗伯特·威尔逊当时是实验室实验物理部门的负责人，他“与奥比就如何使用它（核弹）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讨论”。威尔逊去找奥本海默时地上还有积雪，他提议召开一次正式会议，更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他试图说服我不要这么做，”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他说我会招惹G-2那些负责安保的人。”

尽管威尔逊尊敬奥本海默，甚至可以说是崇敬，但他对这一论调不以为然。他心里想的是：“好吧。那又怎么样？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是一位坚定的和平主义者，那么你肯定不会担心被关进监狱或者他们会作何反应，比如降低你的薪水或类似的坏事。”所以威尔逊告诉奥本海默，他并没有被说服，他觉得至少要对这个重要性显而易见的问题进行一次公开讨论。随后，威尔逊在实验室里到处张贴告示，宣布要召开一次公开集会，讨论“核装置对人类文明的影响”。他选这个标题的原因是，早先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就在我们来这里之前，有很多关于其他事情的‘影响’的讨论，不过那些装腔作势的讨论都学究气十足”。

令他意外的是，在约定的那天晚上，奥本海默也出现了，他聆听了他们的讨论。威尔逊后来估计有2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资深物理学家维克托·魏斯科普夫。会议的地点就选在了回旋加速器所在的大楼。威尔逊说：“我记得我们的楼里很冷……对于为什么在（实际上）赢得战争之后我们还继续制造核弹的问题，大家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讨论。”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对原子弹的道德和政治问题进行的讨论。研究内爆技术的年轻物理学家路易斯·罗森记得在老剧院举行过一次研讨会，那次会议是在白天，当时可谓座无虚席。奥本海默是演讲者，根据罗森的说法，那次讨论的话题是“这个国家在活人身上使用这种武器是否正当”。奥本海默显然认为，作为科学家，在决定这个“小装置”的去向问题上，他们无权拥有比其他公民更大的影响力。“他是一个善于雄辩、很有说服力的人。”罗森说。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还记得1945年年初，在一个寒冷的周日晚上，外面下着雷雨，洛斯阿拉莫斯那座木结构的小教堂里正开展一次类似的讨论。这次一向能言善辩的奥本海默声称，尽管他们都注定要永远生活在恐惧中，但原子弹也可能结束所有的战争。这样的希望呼应了玻尔的话，对在场的许多科学家来说很有说服力。

这些话题敏感的讨论没有官方记录，所以主要依靠个人的回忆，其中罗伯特·威尔逊的记述最为生动，而且那些认识威尔逊的人都认为他非常正直。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后来回忆说，他曾多次与威利·希金博特姆、罗伯特·威尔逊、汉斯·贝特、戴维·霍金斯、菲利普·莫里森和威廉·伍德沃德等人就核弹问题进行政治上的讨论。魏斯科普夫回忆说，看到欧洲的战争即将结束，“促使我们更多地思考战后世界的未来”。起初，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公寓里会面，他们思考的问题不外乎是“这个可怕的武器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我们是在做好事还是坏事”“我们是否应该担心它将被如何使用”。渐渐地，这些非正式的讨论变成了正式的会议。“我们想在报告厅组织会议，”魏斯科普夫说，“随后我们就遭到了反对。奥本海默反对这么干，他说，这不是我们的工作，这是政治，我们不应该插手。”魏斯科普夫还记得1945年3月的一次会议有40名科学家参加，讨论的主题是“世界政治中的原子弹”。奥本海默再次试图阻止人们参加讨论，“他认为，我们不应该卷入如何使用核弹的问题”。但与威尔逊的记忆相左的是，魏斯科普夫后来写道：“但是我从没有过辞职的念头。”

威尔逊认为，如果奥本海默选择在这样的讨论中不露面，将会给他带来不好的影响。“要知道，你是主任，这有点儿像一个将军，有时你必须冲锋在前，有时你又得坐镇后方。不管怎样，他还是来了，他的理由很有说服力，我也被说服了。”威尔逊其实想被说服。现在看来，这个“小装置”显然不会被用在德国人身上，所以他和房间里的许多人都心存疑问却没有答案。“我以为我们是在和纳粹作战，”威尔逊说，“不是专门对付日本人。”没人认为日本有核弹计划。

当奥本海默走上讲台，开始用他柔和的声音讲话时，所有人都静静地听着。威尔逊回忆说，奥本海默在这场讨论中“占了上风”，他的主要论点基本是借鉴了尼尔斯·玻尔有关“开放世界”的愿景。他认为，战争结束时，全世界都应该知道这种前所未有的新武器。如果那时它仍然是军事机密，那将会是最糟糕的结果。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下一场战争将是核武战争。奥本海默说，他们必须奋勇向前，直到试爆成功。他指出，1945年4月将召开联合国的成立大会，代表们在开始讨论战后世界的议题时，必须知道人类已经发明了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论点。”威尔逊说。这一段时间以来，玻尔和奥本海默都在谈论这个“小装置”将如何改变世界。科学家们知道，它将迫使人们重新定义整个国家主权的概念。他们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信心，认为他设立联合国正是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正如威尔逊所说：“在某些领域将不存在国家主权，主权将属于联合国。我们知道这将终结战争，这是我们许下的诺言。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继续参与这个项目。”

毫无疑问，奥本海默赢得了胜利，他清晰地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除非全世界都知道了洛斯阿拉莫斯的骇人秘密，否则战争不会结束。对在场的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这种逻辑——玻尔的逻辑，对奥本海默的科学家同事来说尤其有说服力。而且，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充满感染力的男人同样令人信服。威尔逊回忆起那一刻时说：“我当时对奥本海默的感觉是，他这个人就像天使一样——真实又诚实，他不会出错……我相信他。”

在钚的同位素中，钚239是核武器中最重要的裂变材料，而钚240不如钚239稳定，容易自发裂变造成中子通量激增，因而影响了钚作为核武器的适用性。——译者注

拉比于1988年1月11日因癌症逝世。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医生用磁共振成像为他做检查，这项技术的基础就是他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当时，那台机器的内侧恰巧可以反光，拉比说：“我从那台机器里看到了自己……我从没想过我的研究会变成这样。”——译者注

1995年，约瑟夫·罗特布拉特因其在核裁军方面的工作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