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
罗斯福是位伟大的建筑师，而杜鲁门或许会是个好木匠。
——罗伯特·奥本海默
1945年4月12日周四下午，也就是实验室建成两年后，突然传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消息。项目工作被叫停，奥本海默通知大家在行政大楼旁的旗杆前集合，等候正式公告。他随后安排在周日举办悼念仪式。菲利普·莫里森后来写道：“周日早上，台地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一夜的降雪掩盖了这座小镇粗糙的线条，也让平日喧闹的小镇变得悄无声息，到处都是白茫茫的，白雪之上是灿烂的阳光，它在每堵墙后投下深蓝的影子。虽然这不是哀悼的装束，却好像呼应了我们的内心，令人感到安慰。所有人都到了剧院，奥本海默在那里发表了两三分钟的讲话，他非常平静，他的话句句发自内心，也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奥本海默起草的悼词一共有三小段。他说：“多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不寻常的邪恶和恐怖之中。”在这段时间里，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领袖”。奥本海默一如既往地引用了《薄伽梵歌》里的话：“信仰是人的本质。他信什么，他就是什么。”罗斯福鼓舞了全球数百万人，使他们相信这场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将带来“一个更适合人类生活的世界”。因此，奥本海默总结道：“我们应该投身于一个理想，那就是不要让他的丰功伟业因他的离去而停止。”
奥本海默仍然抱有这样的希望：玻尔已经让罗斯福和他的手下明白，他们正在制造的这种棘手的新武器需要一种全新的开诚布公态度。他后来对戴维·霍金斯说：“嗯，罗斯福是位伟大的建筑师，而杜鲁门或许会是个好木匠。”
哈里·杜鲁门入主白宫的时候，欧洲战场的胜利几乎已成定局，但是太平洋战场进入了最血腥的时刻。1945年3月9—10日的夜间，B-29轰炸机向东京投掷了数吨凝固汽油弹和烈性炸药。由此产生的大火估计造成10万人死亡，有15.8平方英里的市区被完全烧毁。轰炸持续不断，到1945年7月，日本的五个主要城市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数十万日本平民丧命。这是一场全面战争，袭击的目的是要摧毁一个国家，而不仅是它的军事目标。
使用燃烧弹并非秘密，普通美国人在报纸上就能读到空袭的消息。有识之士都明白对城市进行战略轰炸会引发重大的伦理问题。奥本海默后来说：“我记得史汀生先生（战争部长）对我说，他认为令人惊恐的是，竟然无人反对我们对日本进行的空袭，而仅在东京一地的空袭就造成了极其惨重的人员伤亡。他没有说不该继续空袭，但他的确认为如果整个国家都没人质疑，那才是问题……”
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自杀，8天后德国投降。当埃米利奥·塞格雷听到这个消息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已经太迟了”。在洛斯阿拉莫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打败希特勒是研制这个“小装置”的唯一理由，塞格雷也不例外。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如今炸弹不能再用来对付纳粹了，人们不禁心生疑问。就算在官方的报告中看不到这些疑虑，在很多私下的讨论中也总能听到。”
此时，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利奥·西拉德正心急如焚。这位四处奔走的物理学家知道时间不多了，原子弹很快就会准备就绪，他估计会将其用来轰炸日本的城市。作为第一个敦促罗斯福总统启动原子武器计划的人，现在他又一再试图阻止核武器的使用。首先，他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还附上了爱因斯坦写的一封介绍信，在这份备忘录中，他警告总统，“我们‘展示’原子弹将引发”与苏联的军备竞赛。但是，西拉德还没见到他，罗斯福就去世了，不过西拉德还是设法约定在5月25日与新任总统哈里·杜鲁门会面。与此同时，他决定写信给奥本海默，提醒他“如果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在所难免，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将不容乐观”。鉴于尚无避免这种军备竞赛的明确措施，西拉德写道：“我怀疑通过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来摊牌是否明智。”他也听取了支持使用原子弹的那些人的意见，他觉得他们的理由“不足以打消我的疑虑”。奥本海默没有回复他的来信。
5月25日，西拉德和他的两位同事一起到了白宫，他们分别是芝加哥大学的沃尔特·巴特基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哈罗德·尤里，可是他们到了白宫才得知杜鲁门让即将上任的国务卿詹姆斯·F.伯恩斯接待他们。于是，他们又尽心尽责地前往伯恩斯位于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家中与他见面，这次会面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当西拉德说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有可能把苏联变成一个核大国时，伯恩斯打断了他的话：“格罗夫斯将军告诉我，俄罗斯没有铀。”西拉德说事实并非如此，苏联有大量的铀。
伯恩斯接着表示，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将有助于说服苏联在战后从东欧撤军。西拉德“对这种设想大吃一惊，轰炸怎么可能会让苏联更听话”。伯恩斯说：“对了，你来自匈牙利，你总不会希望苏联无限期地待在匈牙利吧。”这种说法只能让西拉德更愤怒，他后来写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我担心的是我们可能会在美苏之间引发军备竞赛，这最终可能导致两个国家毁于一旦。此时我还没心思去想匈牙利会怎么样。”西拉德离开的时候心情沉重。“当我们离开伯恩斯家走向车站时，”他写道，“我感到了一种少有的消沉。”
回到华盛顿后，西拉德再次试图阻止使用核弹。5月30日，西拉德听说奥本海默要在首都与战争部长史汀生会面，他便打电话给格罗夫斯将军的办公室，约好那天上午去见奥本海默。虽然奥本海默认为西拉德的举动属于多管闲事，但他还是决定听听他的意见。
“原子弹就是个废物，”奥本海默在听完西拉德的想法后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西拉德问。
“哦，”奥本海默回答说，“这是一种没有军事价值的武器。它能引起大爆炸——一种非常剧烈的爆炸，但它不是一种能用于实战的武器。”与此同时，奥本海默告诉西拉德，如果要用这种武器，他认为一定要提前通知苏联人。西拉德认为，仅仅告诉斯大林新武器的消息并不能阻止战后的军备竞赛。
“好吧，”奥本海默坚持说，“难道你不认为，如果我们事先告诉苏联人我们的打算，然后才在日本使用原子弹，苏联人就不会介意了吗？”
“他们只会更介意！”西拉德回答。
会面结束后，西拉德再次感到灰心丧气，因为这是他第三次试图阻止使用核弹，但是这一次他又失败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忙着建立一份公开档案，以表明在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中，至少有少数人公开反对对平民目标使用原子弹。
第二天，也就是5月31日，奥本海默参加了史汀生所谓的“临时委员会”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是一个由政府官员组成的特别小组，旨在就未来的核政策为战争部长提供建议。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史汀生、海军部助理部长拉尔夫·A.巴德、万尼瓦尔·布什博士、詹姆斯·F.伯恩斯、威廉·L.克莱顿、卡尔·泰勒·康普顿博士、詹姆斯·B.科南特博士和史汀生的助手乔治·L.哈里森。出席会议的还有4名科学家，他们是奥本海默、恩里科·费米、阿瑟·康普顿和欧内斯特·劳伦斯，这4名科学家组成了为委员会服务的科学顾问小组。当天在场的还有乔治·C.马歇尔将军、格罗夫斯将军及史汀生的两位助理哈维·H.邦迪和阿瑟·佩奇。
史汀生把控了会议议程，会议根本不涉及是否应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因为这已几成定局。似乎是为了有意强调这一点，史汀生在会议一开始就大致介绍了总统赋予他的军事职责。所有人都明白他想传达的信息：核弹的军事用途将由白宫全权决定，过去两年一直在制造核弹的科学家们对此没有发言权。但史汀生是个聪明人，他对所有有关核武器影响的讨论都十分关注。因此，他才会对奥本海默和其他科学家说，他和临时委员会的其他成员认为原子弹“不只是一种新型武器，它是人类与宇宙关系的一场变革”。原子弹可能会成为“吞噬我们的科学怪人”，也可能会确保全球和平。无论哪种情况，它的重要性都“远远超出了它在当前战争中的作用”。
史汀生很快就把讨论转到了原子武器的未来发展。奥本海默报告说，在3年内有可能制造出一种威力相当于1 000万至1亿吨TNT炸药的炸弹。劳伦斯立即建议道：“应该建立相当规模的核弹和核原料储备”，如果华盛顿希望美国“保持领先”，就必须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扩建核设施。在正式的会议纪要中，史汀生先是宣布了所有人都同意劳伦斯的建议——储备核武器和建设核设施。而从后面的会议纪要里可以看出奥本海默的矛盾心理，他认为曼哈顿计划只是“摘取了早先研究的果实”，他向史汀生强烈呼吁，一旦战争结束，就应该允许那些科学家回到他们的大学和实验室，“离开战时那些枯燥乏味的工作”。
与劳伦斯不同，奥本海默不希望战后曼哈顿计划继续主导科学研究。奥本海默在会上发言时语气一如既往地平静，对在场的许多人来说，他的话都很有说服力。万尼瓦尔·布什打断他说，他“同意奥本海默博士的观点，只应保留现有人员中的核心人物，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去从事范围更广、更不受限制的研究”。除了劳伦斯，康普顿和费米都表示了赞同。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奥本海默已经对战后重新调整武器实验室的工作重心提出了建议。
当史汀生问及该项目在非军事领域的潜力时，奥本海默再次主导了讨论。他指出，在那之前，他们“当务之急是缩短战争”。但他说，我们应该意识到，关于核物理的“基础知识”已经是“举世皆知”，因此他认为在战后和平时期核能利用领域，如果美国能主动“无偿分享信息”，那将是明智之举。奥本海默还重申了前一天与西拉德讨论的内容，他说：“如果我们在原子弹真正投入使用之前提出分享信息，我们将在道义上处于更有利的位置。”
史汀生接过了这个话茬儿，开始讨论“自我约束政策”的前景。他提到了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以保证“科学领域的学术自由”。也许，在战后，一个拥有核查权的“国际管制机构”可以控制核弹。就在会议室里的科学家们纷纷点头的时候，一直保持沉默的马歇尔将军突然警告说，不要过分相信任何核查机制的有效性。苏联显然“最令人担心”。
马歇尔的声望很高，没什么人会质疑他的判断。但奥本海默有一个想法，那也是玻尔的想法，现在他要平和地力劝这位受人尊敬的将军接受他的想法。他承认没人知道苏联人究竟在核武器领域走到了哪一步，但他仍然“希望科学家之间因共同兴趣而结成的友好关系有助于解决这个问题”。他指出：“苏联对科学的态度一直很友好。”奥本海默建议，或许我们应该开始和他们进行试探性的讨论，并说明我们取得的进展，但“无须向他们透露我们工作的细节”。
他说：“我们可以说，美国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希望与他们在这个领域进行合作。”奥本海默最后说，他“强烈认为，我们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对苏联的态度有先入之见”。
有些令人意外的是，奥本海默的声明反而激起了马歇尔为苏联人辩护的热情。他说，长期以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就是一部指控和反指控的历史，但是“大多数指控都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在原子弹问题上，马歇尔说，他“确信，我们不必担心如果苏联人得知这个项目会把消息泄露给日本人”。马歇尔并没想对苏联人隐瞒核弹的秘密，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有必要邀请两位著名的苏联科学家到试爆现场观摩”。
听到这个国家的最高军事官员说出这样的话，奥本海默当时一定很高兴。但是他很快就又沮丧起来，因为杜鲁门在临时委员会的代表詹姆斯·伯恩斯强烈抗议说，如果真这样做了，他担心斯大林会进一步要求参与原子弹计划。在这份干巴巴、冷冰冰的官方会议记录里，细心的读者仍从字里行间看出双方发生了争论。万尼瓦尔·布什指出，就连英国人“也没有一张我们工厂的图纸”，所以即使不给苏联人核弹的工程设计图，我们也可以告诉他们很多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事实上，奥本海默和在场的所有科学家都明白，这样的信息不可能保密太久。许多物理学家很快就会知道核弹的物理学知识，这是必然的。
但是伯恩斯已经开始将核弹视为美国的外交武器。这位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对奥本海默和马歇尔的观点置若罔闻，他坚称他们必须“尽快推进（原子弹）生产和研究，以确保我们的领先地位，与此同时，还要尽一切努力改善我们与苏联的政治关系”。会议记录显示，伯恩斯的观点“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普遍认同”。然而，奥本海默（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许多人）都明白，如果他们急于在核武器方面“保持领先地位”，就肯定会推动苏联与美国展开军备竞赛。伯恩斯这种自相矛盾的观点简直令人目瞪口呆，但是阿瑟·康普顿还企图粉饰太平，他强调通过“不受限制的研究”保持美国领先地位及同时和苏联达成“合作谅解”都很重要。得出这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后，委员会于下午1点15分休会，之后是一小时的午餐时间。
午餐时，有人提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虽然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但是当正式会议复会时，大家仍在讨论即将进行的轰炸可能造成的影响。史汀生一贯对各种决策的政治影响非常谨慎，为了让讨论可以继续，他调整了会议议程。有人说，比起那年春天对几座日本城市发动的大规模轰炸，一颗原子弹的威力大不到哪里去。奥本海默似乎同意这一说法，但他补充说：“原子弹爆炸时将看起来极为惊人，随之而来的是一片耀眼的光亮，它的高度可达10 000~20 000英尺。爆炸中释放的中子至少对离它三分之二英里内的生命会构成威胁。”
在讨论了“各种类型的爆炸目标及其后果”后，史汀生部长进行了总结，他的总结似乎代表了与会者的普遍共识：“……我们不能给日本人任何预警，我们也不会把平民区作为目标，但是我们应该尽可能让更多的当地居民留下深刻的心理印象。”史汀生说，他同意詹姆斯·科南特的建议，“最理想的目标是一个有许多工人的重要军工厂，而且紧邻工人住宅”。于是，作为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用这种委婉的说法选择将平民作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目标。
奥本海默对轰炸目标的选择没有表示异议，相反，他似乎还提出是否可以同时发动多处袭击，他认为多点核弹轰炸“是可行的”。格罗夫斯将军否决了这个想法，接着抱怨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受到某些科学家的干扰，这些科学家的判断力和忠诚度都值得怀疑”。格罗夫斯想到了利奥·西拉德，他刚刚得知西拉德曾试图与杜鲁门会面，并劝说总统不要使用原子弹。在格罗夫斯发表评论之后，会议记录表明，与会者“同意”在原子弹投入使用后采取措施把这些科学家剔除出该项目。奥本海默似乎默许了这种清洗行动。
最后，有人问科学家可以向自己的同事透露哪些临时委员会讨论的内容，提问的人可能就是在场的科学家之一。委员会同意出席会议的4名科学家“可以自由地”告诉他们的同仁，他们与一个由战争部长主持的委员会进行了磋商，他们享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就该议题的方方面面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到此为止，会议于下午4点15分休会。
在这场关键的讨论中，奥本海默的态度显得暧昧不明。他不遗余力地宣传玻尔的观点，认为应该及时告知苏联人即将出现的新武器。他甚至说服了马歇尔将军，但是伯恩斯成功地阻挠了这一提议。另外，当格罗夫斯将军明确表示要解雇西拉德这样持不同意见的科学家时，他显然觉得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而且，当科南特委婉地提出他所谓的“军事目标”——“一个有许多工人的重要军工厂，而且紧邻工人住宅”时，奥本海默既没提出其他选择，更没有进行抨击。尽管他明确支持玻尔关于“开放世界”的想法，但最终他在讨论中一无所获，只是默许了一切。没有人知会苏联人曼哈顿计划的具体情况，以及原子弹将在日本的一座城市无预警爆炸。
与此同时，在西拉德的鼓励下，芝加哥的一群科学家组织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非正式委员会。1945年6月初，该委员会的几位成员起草了一份12页的文件，后来这份文件被命名为“弗兰克报告”，因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是该委员会的主席。报告的结论是，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用原子弹对日本发动突然袭击都是不可取的：“如果一个国家能秘密制造并突然使用像（德国）火箭弹那样滥杀滥伤且破坏力还要大百万倍的武器，那么全世界都会怀疑它是否如其所说的那样希望通过国际条约来消除此类武器。”这份文件的签署者建议在联合国代表面前展示这种新武器，地点可以选在沙漠或荒岛。弗兰克带着报告去了华盛顿，但是那里有人骗他史汀生不在华盛顿。杜鲁门从未看到过《弗兰克报告》，它被军方没收并列为机密。
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们与芝加哥的那些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正心急火燎地争取尽快测试内爆式钚弹，几乎无暇考虑如何或该不该在日本使用他们的“小装置”，而且他们也觉得可以信赖奥本海默的判断。作为《弗兰克报告》的七个签字人之一，冶金实验室的生物物理学家尤金·拉比诺维茨注意到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学家普遍认为“我们可以相信奥本海默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有一天，奥本海默把罗伯特·威尔逊叫到办公室，他告诉威尔逊自己是临时委员会的顾问，这个委员会向史汀生提供原子弹使用方面的建议。他还询问了威尔逊的看法。“他给了我一些时间思考……后来我回来找他时说，我觉得不应使用原子弹，而且应该以某种方式提醒日本人。”威尔逊指出，几周后他们将进行原子弹试验，为什么不邀请日本派遣一个观察员代表团来见证这次试验呢？
“那么，”奥本海默回答说，“如果实验失败了呢？”
“我转身看着他，”威尔逊回忆道，“然后冷冷地说：‘嗯，那我们可以把他们都干掉。’”没过几秒，身为和平主义者的威尔逊就开始后悔自己说出了“如此杀气腾腾的话”。
对于奥本海默向自己征求意见，威尔逊受宠若惊，但是他的看法没能改变奥本海默的想法，这又让他倍感失望。威尔逊说：“他一开始就不该和我谈这件事，但显然他又需要别人的建议，而且他喜欢我，我也非常喜欢他。”
奥本海默还和他以前的学生菲利普·莫里森讨论过此事，自从莫里森从芝加哥的冶金实验室调到洛斯阿拉莫斯，他一直是奥本海默最亲密的朋友之一。莫里森记得1945年春他参加了格罗夫斯将军的“轰炸目标咨委会”的一次会议。5月10日和11日在奥本海默的办公室举行过两次这样的会议，官方会议纪要记录了与会者的一致意见，即应该在“直径超过3英里的城市区域”投放炸弹。他们甚至讨论过把东京市中心的天皇皇宫当作目标。莫里森以技术专家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他记得自己曾发言说，如果无法提前向日本人展示核弹，那么他支持以某种形式向他们发出正式警告：“我认为就算散发传单也行。”但是当他提出这个建议时，一位身份不明的军官马上对此予以反驳，这位军官轻蔑地说：“如果我们发出警告，他们就会跟踪我们，然后把我们击落。你说得倒简单，我可不敢苟同。”莫里森的立场也没有得到奥本海默的支持。
很久以后，莫里森回忆道：“实际上，我的处境很尴尬。凡是重要的议题我都插不上话……离开的时候我意识到，我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戴维·霍金斯也在场，他证实了莫里森的回忆。“莫里森表达了我们许多人的担忧，”霍金斯写道，“他说他建议向日本人发出警告……让他们有机会撤离。坐在他对面的军官激烈地反对这一提议，他说：‘他们会把所有火力都对准我们，而我将会坐在那架飞机上。’”
* * *
6月中旬，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召集了科学顾问小组的会议，他本人、劳伦斯、阿瑟·康普顿和恩里科·费米托讨论了他们向临时委员会提出的最终建议。康普顿为他们简要介绍了《弗兰克报告》，4名科学家对此各抒己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份报告呼吁对原子弹的威力进行一次演示，这种演示不应造成人员伤亡但要令人印象深刻。奥本海默的内心很矛盾，他后来说：“我只是陈述了我的担心和意见……我反对投掷（核弹）……但我并没有为自己的观点辩护。”
1945年6月16日，奥本海默签署了一份简短的备忘录，其中总结了科学顾问小组对“是否应立即使用核武器问题”的建议。这份寄给史汀生部长的文件显得有些信心不足。首先，小组成员建议，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华盛顿应将存在核武器的事实告知英国、苏联、法国和中国，并“就如何通过合作使这一成果有助于改善国际关系集思广益”。其次，顾问小组汇报说，在这些武器的初次使用问题上，他们的科学家同仁们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该武器的一些研制者提议，对这个“小装置”进行技术演示可以作为一种备选方案。“那些主张进行纯技术演示的人希望禁止使用原子武器，他们担心如果我们现在使用这些武器，在未来谈判中，我们将处于不利位置。”奥本海默肯定意识到他在洛斯阿拉莫斯和芝加哥冶金实验室的大多数同事都支持这样的演示，但是他现在和另外一些人站在了一起，这些人觉得“必须抓住这个机会，立即将其投入战场以减少美国人的死伤”。
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说来奇怪，他的逻辑基本上和那些赞成演示的人一样，都源自玻尔的想法。他对一点深信不疑，那就是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可以避免未来所有的战争。奥本海默解释说，他的一些同事的确认为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可能会“改善未来的国际局势，比起禁止这种武器，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战争。我们发现自己更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任何技术性演示都无法杜绝战争隐患，我们认为除了直接在战争中使用核弹，别无他法”。
科学顾问小组虽然立场鲜明地支持“军事使用”，但是他们无法明确地指出到底什么才是“军事使用”。正如康普顿后来告诉格罗夫斯的那样：“对于如何或在何种条件下使用这种武器，小组成员之间没有达成足够的共识，无法形成最终的结论。”在备忘录的结尾，奥本海默写了一段奇怪的免责声明：“很明显，作为科学家，在解决原子能带来的政治、社会和军事问题上，我们既没有所谓的专属权，也谈不上比别人更擅长。”这是一个奇怪的结论，而且奥本海默很快就摈弃了这种观点。
奥本海默对当时的很多事情都不知情。他后来回忆说：“我们对日本的战局一无所知。我们不知道能否通过其他手段迫使他们投降，也不知道军事入侵是否真的不可避免。但在内心深处，我们认为军事进攻已成定局，因为这就是我们接到的通知。”此外，他也不知道华盛顿的军事情报机构截获并破译了来自日本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日本政府明白败局已定，他们正在谋求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
比如，5月28日，美国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翰·J.麦克洛伊敦促史汀生建议美国在对日本的要求中放弃“无条件投降”一词。根据他们对截获的日本往来电报的解读（该项目代号为“魔术”），麦克洛伊和许多高级官员都看出来，日本政府要员正在琢磨如何根据华盛顿提出的条件以恰当的方式停战。同一天，代理国务卿约瑟夫·C.格鲁与杜鲁门总统进行了一次长谈，并告诉了他同样的信息。战略情报局驻瑞士特工艾伦·杜勒斯向麦克洛伊汇报说，在日本政府官员提出的条件中，他们始终坚持的一条是：“他们希望能保留他们的天皇和宪法，他们担心如果不这样的话，军事投降就意味着所有社会秩序和规范土崩瓦解。”
6月18日，杜鲁门的参谋长威廉·D.莱希在日记中写道：“我目前的看法是，可以按照日本能接受的条件安排日本投降事宜……”同一天，麦克洛伊告诉杜鲁门总统，他认为日本的军事状况非常糟糕，他甚至提出了“是否还需要让苏联帮助我们打败日本的问题”。他继续告诉杜鲁门，在最终决定入侵日本本土岛屿或使用原子弹之前，应该先采取能让日本彻底投降的政治手段。他说，应该告诉日本人，他们“将被允许保留天皇和他们自己选择的政体”。此外，他还说：“而且应该告诉日本人，如果他们不投降，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另一种破坏力巨大的武器。”
据麦克洛伊说，杜鲁门似乎接受了这些建议。到7月17日，美国的军事优势已经如此明显，以致麦克洛伊在日记中写道：“如果现在发出警告，他们马上就会受到致命一击。这很可能会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成功地结束战争。”
根据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说法，7月，当他在波茨坦会议上得知核弹的消息时，他告诉史汀生，他认为没有必要使用原子弹轰炸，因为“日本人已经准备投降，没有必要用那个可怕的玩意儿袭击他们”。最后，杜鲁门总统似乎也认为日本人快要投降了。1945年7月18日，在他的私人日记中，总统提到了最近截获的一份电报，其中引用了天皇给日本驻莫斯科使节的原话，称其为“日本天皇请求和平的电报”。电报上说：“无条件投降是和平的唯一障碍……”杜鲁门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了苏联将在8月15日对日宣战的承诺，杜鲁门及其很多军事幕僚都认为这一事件将有决定性意义。杜鲁门在7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他（斯大林）将在8月15日参加对日战争。到时候日本人就完蛋了。”
杜鲁门和他身边的人都知道，按照计划最快要到1945年11月1日才会开始进攻日本列岛。几乎所有的总统顾问都认为，战争将在那一天之前结束。苏联对日宣战的震慑作用当然有可能让战争结束，或者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结束战争，即在投降条件中明确日本可以保留他们的天皇，后一种方式也是格鲁、麦克洛伊、莱希等人的设想。但是杜鲁门和他最信任的顾问——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认为原子弹的出现给了他们另一种选择。伯恩斯后来解释说：“……我心里一直在想，我们必须在苏联人介入之前结束战争，这很重要。”
因为没有与日本敲定具体的投降条件——伯恩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反对这一做法，所以只有使用新型武器才能在8月15日前结束战争。因此，7月18日，杜鲁门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相信日本人会在苏联人到来之前投降。”最后，8月3日，国务卿伯恩斯的特别助理沃尔特·布朗在日记中写道：“总统、莱希、伯恩斯一致认为日本人在寻求和平（莱希手头有另一份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报告）。但是总统担心他们会通过苏联而不是瑞典这样的国家请求停战。”
在与世隔绝的洛斯阿拉莫斯，奥本海默对“魔术”项目拦截的情报毫不知情，对华盛顿内部围绕投降条件正在进行的激烈辩论也一无所知，他更无从知晓总统和伯恩斯希望原子弹能够让他们在没有敲定投降条件的情况下、在苏联介入之前结束战争。
如果奥本海默知道，在广岛原子弹爆炸前夕，日本人已经在“寻求和平”；如果他知道用原子弹轰炸城市只是在8月结束战争的手段之一，而非必需，不知他又会作何反应。但是，在战争结束后，他确实渐渐意识到自己当时被误导了，这一认识不断提醒他从此以后必须对政府官员所说的一切持怀疑态度。
奥本海默在6月16日的备忘录中总结了科学顾问小组的观点，两周后爱德华·泰勒带着一份请愿书找到了他，在各处参与曼哈顿计划的人都在传阅这份请愿书。请愿书由利奥·西拉德起草，它敦促杜鲁门总统在没有公开声明投降条件的情况下，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武器：“……美国不应在这场战争中使用原子弹，除非已将向日本提出的条件公之于众而日本在知晓后仍拒绝投降……”在接下来的几周内，西拉德的请愿书获得了155名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的签名。一份反对者的请愿书只征集到两个签名。在1945年7月12日的另一项调查中，陆军对参与该项目的150名科学家进行了民意调查，72%的人赞成展示原子弹的威力，同时反对在没有事先警告的情况下将其用于军事打击。即便如此，当泰勒给奥本海默看西拉德的请愿书时，他还是火冒三丈。据泰勒说，奥本海默开始贬低西拉德和他的同伙：“他们对日本人的心理了解多少？他们如何对结束战争的方式做出评断？”这些判断最好还是交给史汀生和马歇尔将军这样的人去做。“我们的谈话很简短，”泰勒在回忆录中写道，“谈起我的那些朋友时，他毫不留情，不仅非常不耐烦，还大发雷霆，这些都让我很难过，但我还是马上接受了他的决定……”
泰勒在回忆录中称，1945年，他认为，在没有提前演示和警告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是后果难料的短视行为，应受到道德上的谴责”。但是事实上，在1945年7月2日他写给西拉德的回复中，他的观点完全相反，泰勒写道：“你们的反对意见（即反对在战场上直接使用这种武器）并不令人信服。”这个“小装置”确实是一个“可怕的”武器，但泰勒认为人类唯一的希望是“让所有人相信下一场战争将生死攸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实战应用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泰勒从没暗示过他认为技术演示是可行的或者有必要做出预先警告，泰勒在信中写道：“我们发明了这个可怕的东西，但并不等于我们对如何使用它有发言权。”
当然，这其实是奥本海默在6月16日给史汀生的备忘录中提出的观点之一，他确信科学界已经无须再参与意见。洛斯阿拉莫斯的两位物理学家拉尔夫·拉普和爱德华·克罗伊茨都同意散发西拉德的请愿书，奥本海默告诉他们：“既然这里的人们可以通过他来表达他们对有关问题的看法，那么他们提出的方式（请愿书）就略显多余，而且很可能效果不能让人满意。”奥本海默的话很有说服力。克罗伊茨略带歉意地向西拉德解释说：“由于他（奥本海默）对此事的态度非常坦诚，并没有独断专行，我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奥本海默没有迅速将请愿书送达华盛顿，相反，这份请愿书将通过常规的陆军渠道寄送，这样一来就会在路上耽误很久，它到华盛顿时为时已晚。
奥本海默将西拉德发起的请愿活动告知了格罗夫斯，并以贬低的口吻说：“所附的（西拉德写给克罗伊茨的）信是事态发展中的又一个插曲，我知道你一直在饶有兴趣地关注此事。”格罗夫斯的助手尼科尔斯上校当天在电话中与格罗夫斯聊到了西拉德的请愿书，“尼科尔斯问为什么不除掉狮子（西拉德），将军说现在还不能这么做”。格罗夫斯明白，解雇或逮捕西拉德会激起其他科学家的反抗。但是，因为奥本海默同样对西拉德的行为感到恼火，所以格罗夫斯相信，在核弹准备就绪之前，这个问题不会失控。
1945年夏，台地上异常炎热干燥。奥本海默要求技术区的人员延长工作时间，每个人似乎都很紧张烦躁。即便是在山谷中与世隔绝的沃纳小姐也注意到了一个变化：“山上气氛紧张，活动频繁……高原上的爆炸似乎变多了，然后又一片寂静。”她注意到，路上向南开往阿拉莫戈多的车辆越来越多。
最初，格罗夫斯将军反对进行内爆式核弹试验，理由是钚非常稀缺，哪怕一丁点儿也不能浪费。奥本海默想说服他，他说因为“我们的知识尚不完备”，绝对有必要进行一次全面的测试。他告诉格罗夫斯，如果不做测试，“在敌方领土上使用这个炸弹时所有计划都会显得相当盲目”。
一年多以前，也就是1944年春，奥本海默花了三天三夜，坐着一辆重达0.75吨的军用卡车，在新墨西哥州南部贫瘠干燥的山谷里来回颠簸，他想找到一片理想的、与世隔绝的荒野，以便安全地测试核弹。当时陪同他的有哈佛大学的实验物理学家肯尼思·班布里奇和几名陆军军官，包括洛斯阿拉莫斯的安全官员皮尔·德席尔瓦上尉。晚上，为了躲避响尾蛇，他们睡在平板卡车上。德席尔瓦后来回忆说，奥本海默躺在睡袋里，仰望着星空，回忆起他在哥廷根的学生时代。对奥本海默来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他可以尽情享受他所钟爱的荒漠。几次考察之后，班布里奇最终选定了距阿拉莫戈多西北60英里的一处沙漠地带。西班牙人把这片地区称为“死亡之旅”。
在这里，陆军划出了一个18英里宽、24英里长的地块，并动用国家征用权驱逐了几个牧场主，他们开始在这里建造野外实验室和加固的掩体，人们可以在这些掩体中观察原子弹的第一次试爆。奥本海默将这里命名为“三一试验场”，尽管多年后，他也不太确定自己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名字。他隐约记得约翰·邓恩的一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砸烂我的心吧，三位一体的上帝……”但这也可能是他又一次从《薄伽梵歌》中汲取了灵感，毕竟，印度教也有“三位一体”的神祇：造物主梵天、保护者毗湿奴和毁灭者湿婆。
所有人都因超时工作而筋疲力尽。格罗夫斯要求的是速战速决，而不是尽善尽美。有人告诉菲利普·莫里森：“不知为什么最后期限定在了8月10日，我们这些负责准备原子弹的技术人员，不管冒多大风险、花多少钱、做出多少专业上的妥协，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按时完成。”（斯大林最迟将于8月15日加入太平洋战争。）奥本海默回忆道：“我确实向格罗夫斯将军建议过对炸弹设计进行一些改动，这样一来能更有效地利用这些原料……他拒绝了这些提议，因为这样做会耽误炸弹按时准备就绪。”格罗夫斯的时间表受制于杜鲁门总统定于7月中旬在波茨坦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会晤。奥本海默后来在他的安全听证会上作证说：“因为要在波茨坦会议之前完成这项工作，我们承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压力，我和格罗夫斯为此争吵了好几天。”格罗夫斯希望在这次会议结束前，杜鲁门手中有一枚经过测试且可用的核弹。那年春天早些时候，奥本海默曾同意把日期定在7月4日，但这很快就被证明根本不现实。6月底，在格罗夫斯进一步施压后，奥本海默告诉他的手下，他们现在的目标是7月16日周一。
奥本海默委派肯尼思·班布里奇监督三一试验场的准备工作，同时派他的弟弟弗兰克担任班布里奇的首席行政助理。让奥本海默高兴的是，弗兰克5月底就到了洛斯阿拉莫斯，但他把妻子杰姬、5岁的女儿朱迪斯和3岁的儿子迈克尔都留在了伯克利。在战争初期，弗兰克曾和劳伦斯一起在辐射实验室工作。联邦调查局和陆军情报部门一直密切监视他，但他似乎听从了劳伦斯的建议，没有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
1945年5月下旬，弗兰克开始在三一试验场安营扎寨。当时的条件可以说是简陋至极。他们睡在帐篷里，在38摄氏度的高温下辛勤劳作。随着预定日期的临近，弗兰克觉得为可能会出现的意外做好准备是明智之举。“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寻找沙漠里的逃生路线，”他回忆说，“还制作了小地图，方便所有人撤离。”
1945年7月11日晚，罗伯特·奥本海默步行回到家里向姬蒂告别。他告诉她，如果试验成功，他会告诉她说：“你可以换床单了。”为了祝他好运，她从花园里摘了一片四瓣三叶草送给他。
在预定测试日期前两天，奥本海默入住了阿尔伯克基附近的希尔顿酒店。和他一同住在那里的还有万尼瓦尔·布什、詹姆斯·科南特和其他从华盛顿飞来观看这次试验的S-1委员会官员。“他非常紧张。”化学家约瑟夫·O.赫希菲尔德回忆说。似乎还嫌大家不够焦虑，最后关头的内爆炸药（没有装钚芯）测试刚刚表明，这枚炸弹很可能会是一枚哑弹。每个人都开始盘问基斯佳科夫斯基。“奥本海默非常激动，”基斯佳科夫斯基回忆说，“我提出用一个月的工资跟他打赌，赌我们的内爆炸药能成功，他赌了10美元。”那天晚上，为了缓解紧张气氛，奥本海默为布什背诵了他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薄伽梵歌》中的一节：
无论在战场上，密林里，山崖边，
还是在漆黑的海上，枪林箭雨之中，
无论在睡梦里、困惑时，还是深深的羞愧中，
护佑他的乃是他往日所行之善。
那天晚上，奥本海默只睡了4个小时。格罗夫斯的副手托马斯·法雷尔将军睡在隔壁房间的床铺上，他听到奥本海默痛苦地咳嗽了大半夜。7月15日是周日，奥本海默醒来时疲惫不堪，他还在因为前一天的消息而闷闷不乐。不过，当他在试验基地的营地食堂吃早餐时，贝特打电话告诉他，无钚芯的内爆测试失败只是因为电线线路发生了熔断。贝特说，基斯佳科夫斯基的设计在实弹上没有理由不起作用。奥本海默松了一口气，他现在把注意力转向了天气。那天早上，三一试验场的天空晴朗无云，但是他手下的气象学家杰克·哈伯德告诉他，该地点周围的风力正在加强。就在格罗夫斯从加利福尼亚乘机来参加测试前，奥本海默在电话里提醒他：“现在的天气情况变幻莫测。”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雷雨云密布，奥本海默开车来到三一试验场塔台，最后看了一眼他的“小装置”。他独自一人爬上塔顶，检查他的作品——一个布满雷管接头的丑陋金属球。眼前的一切似乎都井然有序，环顾四周后，他爬了下来，回到车里，向麦克唐纳牧场开去，最后一拨组装核弹的人正在那里收拾他们的装备。一场猛烈的暴风雨正在酝酿之中。回到大本营后，奥本海默与资深的冶金学家西里尔·史密斯聊了一会儿。大部分时候都是奥本海默在说，他漫无目的地聊着自己的家庭和台地上的生活。谈话还一度转向了哲学问题。奥本海默扫视着渐暗的地平线，喃喃地说：“真有趣，大山总能给我们的工作提供灵感。”史密斯感到那一刻非常平静，毫不夸张地说，是那种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
为了缓解紧张气氛，一些科学家组织了一个赌局，每个人赌1美元来预测爆炸的威力。泰勒一如既往地乐观，他打赌爆炸威力将相当于4.5万吨TNT炸药，奥本海默认为只相当于3 000吨，拉比押注在2万吨。此外，费米还和人打赌炸弹是否会点燃大气层，这引起了一些陆军警卫的警觉。
那天晚上，几乎无人入睡，就算那几个勉强睡了一会儿的科学家也被一种非同寻常的噪声吵醒了。正如弗兰克·奥本海默回忆的那样：“那个地区所有的青蛙都聚集在营地旁边的一个小池塘里，整夜聒噪地交配。”奥本海默在大本营的食堂里闲逛，时而大口喝黑咖啡，时而卷好一支又一支香烟，紧张不安地一直抽到烟屁股。有一段时间，他拿出了一本波德莱尔的书，静静地坐着读诗。当时暴风雨正猛烈地倾泻在铁皮屋顶上，闪电划破了黑夜。费米开始担心暴风雨可能会让他们被含放射性物质的雨水淋透，他说他倾向于推迟试验。“这可能会带来一场灾难！”他警告奥本海默。
然而，首席天气预报员哈伯德向奥本海默保证，暴风雨将在日出前结束。哈伯德建议推迟引爆时间，从清晨4点推迟到5点。烦躁不安的格罗夫斯在食堂里踱来踱去。格罗夫斯不喜欢哈伯德，认为他“糊里糊涂，慌里慌张”，为此他甚至还带来了陆军航空部队的气象学家。格罗夫斯将军不相信哈伯德的保证，即便如此，他也坚决反对延期。格罗夫斯一度把奥本海默拉到一边，列出了试验应该按计划进行的所有理由。两人都心知肚明，所有人都疲惫至极，任何推迟都意味着试验至少要再拖延两三天。格罗夫斯担心一些比较谨慎的科学家可能会说服奥本海默推迟测试，于是把他带到南边掩体的控制中心，这里又被称为“南一万码”，离三一试验场不到6英里。
凌晨2点30分，时速30英里的狂风和瓢泼大雨在整个试验场里肆虐。尽管如此，杰克·哈伯德和他的气象预报小组依然预测这场风暴将在黎明时分散去。奥本海默和格罗夫斯在南一万码处的掩体外踱着步，他们每隔几分钟就瞅一下天空，他们在等着天气变化。凌晨3点左右，他们回到地堡里聊了起来，两人都无法接受延期。奥本海默说：“如果我们推迟，我就没法再让我的人重新振作士气了。”格罗夫斯比他更坚决地认为试验应该继续进行。最后，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们把引爆时间定在早上5点半，并希望一切顺利。一个小时后，天空开始放晴，风力也减弱了。5点10分，控制中心外的扩音器里传来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家塞缪尔·艾利森的声音：“现在开始20分钟倒计时。”
理查德·费曼正站在距离三一试验场20英里的地方，有人发给了他一副墨镜。但是他觉得戴着墨镜什么都看不见，于是他爬进了一辆卡车的驾驶室，这辆车的车头朝着阿拉莫戈多的方向。卡车的挡风玻璃会保护他的眼睛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同时又不影响他看到爆炸闪光。即便他已经做好准备，但当地平线被一道巨大的闪光照亮时，他还是条件反射地躲了一下。再次抬头时，他看到一束白光变成了黄色，然后又变成了橙色。费曼说：“那是一个橙色的火球，它的中心过于明亮，以至于这个橙色火球在上升翻滚时，边上都显得有些暗淡，然后你看到它变成一大团烟云，从里面闪出火光，那是巨大的热量。”在爆炸整整1分半钟后，费曼终于听到一声巨响，接着是轰隆隆的雷鸣般的声音。
詹姆斯·科南特本以为只会有短暂的闪光，但整个天空都笼罩着白光，一时间，他以为“出了什么意外”，好像“整个世界都被点燃了”。
罗伯特·瑟伯尔也在20英里外，他脸朝下趴着，眼前举着一块焊工用的滤光片。他后来写道：“实际上，就在我的胳膊酸了，把镜片放低一点的时候，炸弹爆炸了。闪光一下子让我完全失明。”30秒后，当他恢复视力时，他看到一根明亮的紫罗兰色云柱一直升到两三万英尺的高空。“在整整20英里外，我都能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
当时，化学家约瑟夫·赫希菲尔德受命测量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沉降物，他后来也描写过那个瞬间：“突然间，黑夜变成了白昼，周围无比明亮，暖流也驱走了寒意；随着火球越来越大，越升越高，颜色逐渐从白色变成黄色，再变成红色；大约5秒后，一切又暗下来，天空中和周围的空气里都笼罩着紫色的光芒，就好像我们被北极光笼罩……我们充满敬畏地站在那里，爆炸的冲击波卷起沙土中的泥块，快速从我们身边掠过。”
核弹爆炸时，弗兰克·奥本海默就在他哥哥旁边。虽然他趴在地上，但“第一道闪光还是从缝隙里钻了进来，从地面映到眼里。第一次抬起头时，你看到的是一个火球，然后几乎是紧接着，你就会看到一片不寻常的、悬在空中的云朵。它非常明亮，呈深紫色”。弗兰克想：“也许它会飘过来，将我们吞没。”他没想到闪光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热量。过了不一会儿，爆炸的轰鸣声就开始在远处的群山中不断回响。弗兰克回忆说：“但我认为最可怕的事情是，那片明亮的紫色云朵里包裹着黑色的放射性尘埃，它悬在那里，你不知道它会继续上升还是向你飘来。”
奥本海默也脸朝下趴在控制中心的掩体外面，就在爆炸中心南一万码处。倒计时两分钟时，他喃喃地说：“主啊，这些事真考验人心。”当最后的倒计时开始时，一位陆军将军一直注视着他：“奥本海默博士……在最后几秒越来越紧张。他几乎屏住了呼吸……在最后的几秒里，他一直目视前方，当广播员喊‘起爆’时，出现了巨大的闪光，紧接着是低沉的轰鸣，他的表情这才放松下来，如释重负。”
我们无从得知在这个重要时刻，奥本海默的脑海中究竟闪过了什么。他的弟弟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只是说了一句‘成功了’。”
后来，拉比从远处看到了奥本海默。他走路的姿势就像一个命运尽在掌握的男人，这一幕让拉比直起鸡皮疙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走路的姿势，我会永远记得他从车里走出来的样子……他走起路来就像电影《正午》里的男主角……就是那样的昂首阔步。他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被格罗夫斯选中记录这一事件的《纽约时报》记者威廉·L.劳伦斯找到奥本海默，请他发表评论。据报道，奥本海默用平淡无奇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感受。他告诉劳伦斯，爆炸的景象是“可怕的”，但也“并不全是令人沮丧的”。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很多尚未成年的男孩都会因它而保住性命。”
奥本海默后来说，当他看到不可思议的蘑菇云从爆炸中心冲上天空时，他想起了《薄伽梵歌》中的句子。在1965年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部电视纪录片中，他回忆道：“我们意识到世界已今非昔比。当时，有人笑，有人哭，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而我记起了印度教经文《薄伽梵歌》中的一句话，当时毗湿奴想要说服王子履行自己的职责，为了给王子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变成了多臂化身，说道：‘现在我成了死神，诸界的毁灭者。’我想我们在不同程度上都这样认为。”奥本海默的朋友亚伯拉罕·派斯曾经说，这句话听起来像是奥比那种“布道者式的夸大其词”。
不管当时奥本海默脑子里闪过了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他周围的人都感到了发自内心的狂喜。劳伦斯在他的报告中描述了他们的心情：“巨大的闪光之后大约100秒传来了一声巨响——新世界的第一声哭喊。它让那些一声不响、一动不动的背影活了起来，也让他们鼓噪起来。他们的叫喊响彻天空。此时像沙漠植物一样伫立的人们开始三三两两跳起了舞。”他们只跳了几秒，然后就开始互相握手，劳伦斯说：“他们互相拍着肩膀，笑得像快乐的孩子。”基斯佳科夫斯基一度被爆炸掀翻在地，现在他张开双臂搂住奥本海默，兴高采烈地向他要自己赌赢的10美元。奥本海默掏出他空空如也的钱包，告诉基斯佳科夫斯基他得再等等。（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以后，奥本海默举行了一个仪式，交给基斯佳科夫斯基一张亲笔签名的10美元钞票。）
当奥本海默离开控制中心时，他转身与肯尼思·班布里奇握手，班布里奇看着他的眼睛，嘀咕着说：“现在我们都成了狗娘养的。”回到大本营后，奥本海默和他的弟弟还有法雷尔将军一起喝了白兰地。据一位历史学家所说，在这之后他给洛斯阿拉莫斯打了个电话，让他的秘书给姬蒂带个口信：“告诉她，她可以换床单了。”
艾伦·杜勒斯是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他的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曾任美国国务卿。兄弟二人都是冷战时期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利奥·西拉德（Leo Szilard），leo一词在英语中意为“狮子座”，所以这里用“狮子”代称西拉德。——译者注
造物主梵天、保护者毗湿奴和毁灭者湿婆是印度教的三大神，也称为梵湿婆三位一体。他们分别代表了宇宙的创造、维护和毁灭。——译者注
四瓣三叶草很少见，因此被认为是幸运和幸福的象征。——译者注
这是电影《正午》中著名的一幕。为了保护小镇居民，正午时分，主人公凯恩警长决定孤身一人面对四个持枪者，电影中凯恩迈着沉着坚定的步伐走向他的使命。——译者注
《纽约时报》记者劳伦斯后来表示，奥本海默那些“极富冲击力”的话语令他无法忘怀。但奇怪的是，他在1945年撰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并没有引用《薄伽梵歌》的这句名言，在他1947年出版的《原爆点上的破晓：原子弹的故事》一书中也没有写到这句话。1948年《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出现了这句引文，劳伦斯本人在1959年出版的《人类与原子能》一书中写了这句话，但劳伦斯可能是摘自罗伯特·容克1958年的历史传记《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1948年11月，奥本海默登上《时代》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