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他们不需要我帮忙制造原子弹。

——尼尔斯·玻尔

这场原子弹“竞赛”的开局多少有些缺乏章法。1939年，一些科学家（几乎都是欧洲移民）发现他们在德国的前同事可能在带头将核裂变发现用于军事领域，这让他们感到恐慌。他们提醒美国政府要警惕这一威胁，于是美国政府开始支持有关的会议和小型核研究项目。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确实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报告，但直到1941年春，也就是德国发现核裂变两年多后，在英国工作的德国流亡物理学家奥托·弗里施和鲁道夫·佩尔斯才搞清楚如何快速及时地制造出战时可用的原子弹。从那时起，所有参与美国、英国、加拿大联合原子弹项目的人都在全力以赴地争取赢得这场生死攸关的竞赛。但是在1943年12月尼尔斯·玻尔抵达洛斯阿拉莫斯之前，关于战后核武器对世界的深远影响一直乏人关注。

有玻尔在自己身边，奥本海默感到非常高兴。1943年9月29日晚，这位57岁的丹麦物理学家登上了一艘汽艇，被偷偷运离哥本哈根。安全抵达瑞典的海岸后，他被带到了斯德哥尔摩，但是德国特工打算在那里暗杀他。10月5日，派去营救他的英国飞行员协助玻尔钻进了一架没有标志的英国“蚊”式轰炸机的弹仓。当这架木质飞机飞到接近20 000英尺的高度时，飞行员指示玻尔戴上皮质头盔内的氧气面罩，但是玻尔没有听到指示，他后来说头盔对他的大脑袋来说实在太小了，很快他就因缺氧而晕了过去。尽管如此，他还是挺过了这次空中旅行，在苏格兰着陆后，他说自己在飞机上睡了个好觉。

在停机坪上迎接他的是他的朋友和同事詹姆斯·查德威克，他把玻尔带到伦敦，并向他介绍了英美原子弹计划的相关情况。1939年，玻尔就已经意识到核裂变的发现可用于制造原子弹，但他认为分离铀235需要投入极大的工业资源，因此根本不切实际。现在他得知美国人正把他们大量的工业资源用于这一目的。“对玻尔来说，”奥本海默后来写道，“（这）听起来完全是无稽之谈。”

玻尔抵达伦敦一周后，他21岁的儿子阿格也来到这里。阿格是前途无量的物理学家，后来他也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接下来的7周里，父子俩全面了解了“合金管工程”——英国原子弹计划的代号。玻尔同意担任英国的顾问，随后英国同意派他前往美国。12月初，玻尔父子登上了一艘开往纽约的轮船。格罗夫斯将军对玻尔的加入感到不悦，但考虑到这个丹麦人在物理界的声望，他勉为其难地允许玻尔参观位于新墨西哥州沙漠中神秘的“Y地”。

格罗夫斯之所以感到不悦，是因为有情报显示玻尔一向我行我素。1943年10月9日，《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位丹麦物理学家带着“一项涉及核爆炸的新发明计划”抵达伦敦。格罗夫斯对此感到愤怒，但除了努力控制玻尔，他也别无他法。事实证明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玻尔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丹麦，如果他想见国王，他只需走到皇宫门前敲敲门。他在华盛顿也如法炮制，拜访了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最高法院大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这位大法官是罗斯福总统的密友。他向这些人传达的信息很明确：制造原子弹已成定局，现在考虑原子弹带来的后果并不算为时尚早。玻尔最担心的是这项发明会激起西方和苏联之间可怕的核军备竞赛。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坚持认为，必须告知苏联人核弹项目的存在，并向其保证这不会对他们构成威胁。

当然，这样的看法吓坏了格罗夫斯，他迫切地想把玻尔送到洛斯阿拉莫斯，在那里他可以让这位喋喋不休的物理学家与世隔绝。为了确保玻尔在途中不违反安保条例，格罗夫斯亲自与玻尔父子一起搭上了从芝加哥始发的火车。随行的还有加州理工学院的理查德·托尔曼，他是格罗夫斯的科学顾问。格罗夫斯和托尔曼约定两人轮流照看这位丹麦客人，以确保他不会跑出车厢。然而，在和玻尔待了一个小时后，托尔曼筋疲力尽地走出车厢，对格罗夫斯说：“将军，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不过你是军人，这是你必须完成的任务。”

格罗夫斯一边听着玻尔特有的咕哝，一边时不时地要打断他，向他解释信息保密的重要性。不过，这注定是白费力气。玻尔对曼哈顿计划已经有大致的了解，同时他还在不断关注科学给人类社会和整个世界带来的影响。不仅如此，两年多前的1941年9月，玻尔还会见了他以前的学生维尔纳·海森伯，海森伯是领导德国原子弹计划的德国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向玻尔介绍了他了解到的有关德国原子弹项目的情况，不过他肯定不希望玻尔向其他人透露这些情况。格罗夫斯说：“我觉得我和他不停地聊了12个小时，一直在告诉他什么不能说。”

1943年12月30日深夜，他们抵达了洛斯阿拉莫斯，然后马不停蹄地出席了奥本海默为玻尔举办的小型招待会。格罗夫斯后来抱怨说：“他（玻尔）到了还没5分钟，就把他答应过不说的话都讲了出来。”玻尔问奥本海默的第一个问题是：“它真的足够大吗？”换句话说，这种新型武器威力会大到让未来的战争超乎想象吗？奥本海默立刻明白了这个问题的含义。1年多来，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与新实验室建立及运转有关的行政琐事上，但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周时间里，玻尔把奥本海默的注意力转移到原子弹在战后的后续影响上。“这就是我去美国的原因，”玻尔后来说，“他们不需要我帮忙制造原子弹。”

那天晚上，玻尔告诉奥本海默，海森伯正在积极地研究一种铀反应堆，它可以产生迅猛的链式反应，进而产生威力巨大的爆炸。第二天，也就是1943年的最后一天，奥本海默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玻尔关心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玻尔、阿格和洛斯阿拉莫斯一些顶尖的学者，包括爱德华·泰勒、理查德·托尔曼、罗伯特·瑟伯尔、罗伯特·巴彻、维克托·魏斯科普夫和汉斯·贝特。接下来，玻尔想要告诉这些人他在1941年9月与海森伯的那次会面有多么不同寻常。

玻尔讲述了他这位才华横溢的德国门生是如何得到纳粹政府的特别许可，参加了在德国占领的哥本哈根举行的一次会议。虽然海森伯自己不是纳粹分子，但他确实是一个爱国者，所以他选择继续留在纳粹德国。他无疑是德国最声名显赫的物理学家，如果德国人有原子弹计划，那么海森伯显然是负责人的最佳人选。海森伯到达哥本哈根后找到玻尔，这两位老朋友之间的谈话内容成了一桩悬案。海森伯后来坚称，他曾审慎地提到了铀问题，并试图暗示他的老朋友，虽然原则上核裂变武器是完全可行的，但它“需要极大的技术投入，我们只能盼望在这场战争中它不会变成现实”。海森伯声称，他是在暗示他自己和其他德国物理学家想要说服纳粹政权相信在这场战争中来不及制造出这种武器，由于担心德国政府的监视，再加上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无法直白地表达出这一想法。

但是，如果这是海森伯想要传达的信息，那么玻尔并没有听进去。这位丹麦物理学家只听到了这位德国顶尖的物理学家告诉他，核裂变武器确实可行，一旦研制成功，它将在这场战争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于是，又惊又怒的玻尔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后来，玻尔自己又说他不太确定海森伯本意想说什么。多年后，他想给海森伯写一封信，这封信打了好几遍草稿——这是他的习惯，但是最终他也没有寄出。从所有的草稿中都能一眼看出来，海森伯仅是提到核武器就已经让玻尔感到了震惊。例如，在一份草稿中，玻尔写道：

另一方面，我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印象，一开始你就冷不丁地告诉我，你确信如果战争打得足够久，决定结果的将是原子武器。当时我没有说什么，但你可能认为我这是心存怀疑，于是你讲了在过去的几年里，你几乎全身心地扑在这个问题上，并且相当肯定这完全可行，但是你可没有提到德国科学家在努力阻止它的研制。

玻尔和海森伯之间到底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至今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奥本海默自己后来隐晦地写道：“玻尔的印象是，他们（海森伯和他的同事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来这里与其说是想谈谈他们都知道些什么，不如说是想看看玻尔都掌握了什么他们不知道的消息。我认为这是一场对峙。”

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这次会面之后，玻尔非常担心德国人会用原子武器结束战争。在新墨西哥州，他把这种担忧传递给了奥本海默和他的科学家团队。玻尔不仅告诉他们海森伯已经证实德国有原子弹计划，他还展示了一幅他所谓的原子弹草图，这张图据说是海森伯自己画的。然而，所有人都一眼看出这幅草图画的不是一枚炸弹，而是一个铀反应堆。“我的老天，”贝特看到这幅图后说，“德国人想把一个反应堆扔到伦敦去。”如果说德国人确实在研制原子弹的消息让人感到不安，那么令人欣慰的是，他们似乎在采取一种非常不切实际的设计。经过讨论，就连玻尔也被说服了，他也认为这样的“炸弹”注定失败。第二天，奥本海默写信给格罗夫斯解释说，一个能爆炸的铀堆其实“在军事上毫无用处”。

奥本海默曾经说：“历史证明，即使聪明人也经常搞不懂玻尔究竟在说什么。”和玻尔一样，奥本海默也从来都不是个言词浅白的人。在洛斯阿拉莫斯，这两个人有时似乎在互相模仿。奥本海默后来写道：“玻尔能来洛斯阿拉莫斯实在太棒了，他对技术非常感兴趣。但我认为，对我们所有人而言，他在这里真正的意义与技术无关。”相反，正如奥本海默所说，玻尔此行“暗地里”是为了推进一项政治事业——在科学和国际关系中采取开诚布公的态度，这是防止战后核军备竞赛的唯一希望。这正是奥本海默乐于听到的消息。近两年来，他一直忙于错综复杂的行政事务。几个月过去了，他越来越像一个科研工作管理人员，而不是一位理论物理学家。这种转变让他感到压抑，因为他无法充分发挥他的才智。因此，当玻尔来到台地，用深刻的哲学术语谈论这个项目对人类的影响时，奥本海默又恢复了活力。他向格罗夫斯保证，玻尔的出现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奥本海默后来写道，在玻尔来之前，这项工作“常常看上去令人毛骨悚然”。玻尔很快就“使这项事业看起来充满希望，而之前许多人还充满疑虑”。奥本海默谈到希特勒时充满轻蔑，并强调了科学家在打败希特勒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奥本海默说：“他（玻尔）满怀希望地认为，我们会取得良好的成果，科学规律和学科协作也将发挥有益的作用，我们都愿意相信他所说的。”

维克托·魏斯科普夫记得玻尔告诉他：“这个炸弹也许是个可怕的东西，但它也可能是一个‘伟大的希望’。”那年春天早些时候，玻尔想把他关切的问题都写下来，他把一份数易其稿的备忘录分享给了奥本海默。他在1944年4月2日的草稿中已经列出几项基本观点，玻尔认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显而易见的是，我们面对的是史上最伟大的科技成就之一，它注定会深刻地影响人类的未来”，用不了多久，“一种威力无可匹敌的武器就会被制造出来，它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方方面面”。这些是好消息，但是坏消息同样一目了然，而且很可能会变成现实：“除非在适当的时候能就控制核原料的使用达成某种协议，否则任何暂时的好处，无论多么巨大，都抵不过让人类永无宁日的安全威胁。”

在玻尔心中，原子弹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控制这种对人类的威胁需要“一种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新方法”。在即将到来的有核时代，除非摒弃那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否则人类将不会有安全可言。玻尔想象的“开放世界”并不是乌托邦式的梦想。这个新世界已经存在于科学界的跨国合作中。从非常现实的角度来说，玻尔认为哥本哈根、卡文迪许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实验室就是这个新世界的现实模型。只有在以科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开放世界”中，才能对核能进行国际管制。对玻尔来说，正是科学探索中的社群文化带来了进步、理性，甚至和平。“知识本身是文明的基础，”他写道，“但是人类知识边界的拓宽也给个人和国家带来了更大的责任，因为它可能会影响人类的生活形态。”正因如此，在战后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必须确信没有潜在敌人在暗中储备核武器。只有在一个“开放世界”中这才有可能实现，在这个世界中，国际核查人员可以自由进入任何军事和工业设施，并能全面掌握最新的科学进展。

最后，玻尔得出结论，只有在原子弹成为现实之前，在战争结束之前，立即邀请苏联参与战后原子能规划，才能建立起这样一个全面的国际管制新体系。玻尔认为，如果能向斯大林通报曼哈顿计划的情况，并保证它不会对苏联构成威胁，那就可以避免战后的核军备竞赛。战时盟国之间就战后国际原子能管制尽早达成协议是避免战后世界核武化的唯一选择。奥本海默也同意这一点，实际上，1943年8月，他就曾因类似观点吓坏了他的安全官员，当时他告诉帕什上校，如果总统想向苏联人通报核弹项目，他会对此“表示支持”。

玻尔对奥本海默的影响显而易见。魏斯科普夫说：“奥本海默很早以前就认识玻尔，他们私人关系非常好。玻尔是真正能与奥本海默讨论这些政治和伦理问题的人，他可能就是从那时（1944年年初）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的。”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奥本海默和戴维·霍金斯送玻尔回他在富勒小屋的客房，玻尔调皮地闹着要试一下阿什利池塘冰面的厚度。事后一向胆大的奥本海默对霍金斯惊呼道：“天哪，要是他滑倒了呢？万一他掉进去了呢？那我们可怎么办呢？”

就在第二天，奥本海默把霍金斯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从上锁的文件柜里拿出一个文件夹，然后他给霍金斯读了玻尔写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奥本海默显然非常重视这份珍贵的文件。根据霍金斯的说法：“这暗示着罗斯福已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因此感到了巨大的喜悦和乐观情绪……这很有意思，你看，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余下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这样一种幻觉之中，我们都觉得罗斯福理解了我们的想法。”

玻尔对量子物理学的“哥本哈根诠释”早就转变为了一种哲学世界观，他称之为“互补原理”。玻尔一直试图将他对这个世界物理本质的洞见应用到人与人之间关系中。正如科学史学家杰里米·伯恩斯坦后来写道的：“玻尔不满足于让互补原理的构想局限在物理学领域。他觉得这个原理随处可见——直觉和理性，自由意志，爱和正义，等等。”所以不难理解，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项目中也看到了这一点。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都充满了矛盾。他们正在制造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将击败法西斯，终结所有战争，但也可能终结所有文明。玻尔告诉奥本海默，生活中彼此矛盾的双方仍属于同一整体，因此是互补的，听到这些话，奥本海默自然感到很欣慰。

奥本海默是如此钦佩玻尔，以至于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主动承担起把玻尔的思想翻译给别人的任务。没多少人明白玻尔所说的“开放世界”究竟是什么意思，而就算那些理解的人有时也会因玻尔的想法过于大胆而感到担忧。1944年初春，玻尔收到了一封耽搁了很久的信，寄信的人是他以前的一位学生——俄罗斯物理学家彼得·卡皮查。在这封发自莫斯科的信中，卡皮查热情地邀请玻尔到那里定居，他说：“我们将竭尽所能地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住所，现在我们这里有进行科研工作的一切必要条件。”接着，卡皮查转达了玻尔认识的许多苏联物理学家的问候，并表示他们都很欢迎他加入他们的“科学工作”。玻尔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实际上他希望罗斯福和丘吉尔能允许他接受卡皮查的邀请。正如奥本海默后来向他的同事解释的那样，玻尔希望“通过这些科学家，向当时是我们盟友的苏联执政者提议，美国和英国可以用他们的核信息‘换来’一个开放世界……我们向苏联人提议，如果他们同意开放苏联，使其成为一个开放的国家和开放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就与他们分享原子能的知识”。

在玻尔看来，封锁信息是危险之举。基于对卡皮查和其他苏联物理学家的了解，玻尔认为他们肯定能够意识到核裂变的军事意义。事实上，他从卡皮查的信中推测，苏联人已经对英美的原子能计划有所了解，而且他认为，如果苏联人认定在这种新武器的研制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只会使之产生危险的猜疑心。洛斯阿拉莫斯的其他物理学家也同意这一观点。罗伯特·威尔逊后来回忆说，他曾就一个问题“纠缠”过奥本海默，问他为什么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有英国科学家，却没有苏联科学家。威尔逊说：“在我看来，长此以往会导致一些非常严重的不满情绪。”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奥本海默显然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但在战争期间，他非常小心谨慎，他知道自己一直处于监视之中，所以他总是拒绝卷入这样的对话。他要么根本不予回应，要么就抱怨几句说这种事科学家也决定不了。威尔逊后来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或许他认为我是在试探他。”

毫不奇怪，作为科学家的雇主，那些将军和政客们并不认同玻尔的观点。比如，格罗夫斯将军就从未真正把苏联人当作盟友。1954年，他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我负责这个项目大约两周后，我就没再对苏联人抱有任何幻想，他们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项目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我不赞同当时美国的态度，即苏联是一个英勇的盟友。”温斯顿·丘吉尔对苏联也有类似的看法，当他从英国情报部门获悉卡皮查和玻尔的通信时，他感到非常愤怒。“他（玻尔）怎么会牵扯进来？”丘吉尔对他的科学顾问彻韦尔男爵说，“在我看来，玻尔应该被关起来，或者至少应该让他明白他自己险些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尽管在1944年春夏，玻尔与罗斯福和丘吉尔都进行过私人会晤，但他没能说服两位领导人，让他们相信英美在核问题上的垄断是短视的行为。格罗夫斯后来告诉奥本海默，他认为玻尔“时不时会让和他打交道人感到不堪其扰，这可能是因为他心智超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玻尔对这些政治领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他在洛斯阿拉莫斯的物理学家中的地位却达到了新高度。再一次，玻尔是上帝，而奥比是他的先知。

1943年12月，当玻尔来到洛斯阿拉莫斯时，他还在为从海森伯那里得知的德国有可能制造核弹的消息而感到担忧，但是在他离开洛斯阿拉莫斯的那个春天，玻尔得到的情报已经让他相信德国人很可能没有切实可行的原子弹计划。玻尔指出：“从那些已经泄露的德国科学家的活动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轴心国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如果说玻尔已经对此深信不疑，那么奥本海默也一定意识到了，在制造原子弹的竞赛中，德国物理学家很可能已经远远落后。根据戴维·霍金斯的说法，1943年年底，格罗夫斯将军告诉奥本海默，据德国方面传来的最新消息，德国人已经放弃他们之前的炸弹计划。格罗夫斯表示，这一报告的真实性很难评估，德国的消息来源也有可能传递的是假情报。当时奥本海默对此只是耸了耸肩。霍金斯记得，他心想这个消息来得太迟了——洛斯阿拉莫斯的人们已经“不在乎德国人的进展了，他们一心要制造核弹”。

哥本哈根诠释是量子力学的一种诠释。根据哥本哈根诠释，在量子力学里，量子系统的量子态，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哥本哈根诠释主要是由尼尔斯·玻尔和维尔纳·海森伯于1927年在哥本哈根合作研究时共同提出的。——译者注

“互补原理”又称“并协原理”，由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提出并用来解释微观领域某些互斥的物理现象，比如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玻尔同时认为，互补性普遍地存在于各种事物、概念之间，从而把它发展成一条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原理，经典世界中的矛盾现象可以从对立关系转化为互补关系。——译者注

即英国物理学家弗雷德里克·林德曼（1886—1957）。他是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密友，在二战期间任丘吉尔的首席科学顾问。——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