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 没有虚度的十二年
摘自一八九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十六日日记
到这个阶段，达拉·皮科拉的日记不仅和西莫尼尼写的相互穿插，而且在我看来几乎是相当愤怒，有时候他们两人会讲到同一件事，可是叙述的角度却完全相反，而西莫尼尼写的内容显得杂乱无章，仿佛一时记起这许多事件、人物和那几年间出入的交际圈要花费很大气力。西莫尼尼回想起的这些事件（时间顺序通常是混乱的，每一件貌似发生在先的事都有可能发生在后）应该从所谓的塔克希尔皈依开始，到一八九六年或一八九七年结束。至少十二年的时间，日记里是一连串快速书写的笔记，有的地方几乎就是速记，似乎他生怕头脑中昙花一现的东西溜走似的。笔记中还穿插了长篇累牍的谈话记录、思考和戏剧化的事件。
因此，叙述者失去了平衡叙事的那根螺丝钉，日记的作者似乎也同样不具备，所以不得不把这些回忆分为不同的章节，看似是一件一件依次发生，或彼此毫不相干，但极有可能都是同时发生的——由此可以推断，西莫尼尼与拉奇科夫斯基会晤以后，当天下午又去见了加维亚里。不过，正如人们常说的，不管怎样……
亚当沙龙
西莫尼尼记得，把塔克希尔推上皈依天主的道路之后（那后来究竟为什么，达拉·皮科拉从他手上把塔克希尔抢走了呢？他弄不明白），他就决定——既然不能直接加入共济会——经常接触那些多少主张共和的人，他认为在这样的圈子里能找到大批共济会会员。多亏在博纳街那家书店的几位旧识，尤其是图斯内尔的引荐，西莫尼尼经常应邀参加那位朱丽叶特·拉梅西纳女士的沙龙，她如今已成为亚当夫人——一位左派共和党议员的妻子，这位议员是地产信贷银行的创始人，后来又成了终身参议员。因此那座最初在布瓦索尼埃尔大道，后来迁到马勒泽布大道的宅邸少不了金钱、政治高层和文化的点缀，在那里，不仅女主人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甚至出版了一本《加里波第传》），常来登门的都是像甘必大、梯也尔、克里孟梭这样的政治人物，以及普鲁东、福楼拜、莫泊桑、屠格涅夫这个级别的作家。西莫尼尼在那里曾和维克多·雨果有过几面之缘，那是在雨果去世之前不久，人已然憔悴得像他自己的塑像一样，被大把的年纪、议员的职务和脑溢血后遗症折磨得呆若木鸡。
西莫尼尼不习惯涉足那样的场合。应该就是在那些年里，他在马尼餐厅遇见了弗洛伊德医生（如三月二十五日的日记所记），当医生向他讲述自己为了去夏尔科家赴晚宴，不得不去买一身燕尾服和一条漂亮的黑领带时，他忍不住笑了。现在西莫尼尼也必须去买黑色燕尾服和漂亮的黑领带了，但这还不够，他还要到巴黎最好的（也是口风最紧的）假发作坊买一副漂亮的胡子。尽管他年轻时也受过教育，不至于让他显得没有文化，而且在巴黎生活的这些年他也没有荒废阅读，但一旦大家讨论的话题虚无缥缈、旁征博引、玄奥深刻，而谈话之人又表现得总是那么顺应时代时，他会感到很不自在。所以他从不作声，始终专注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只有当别人偶尔提及远征西西里时才会发言，而在法国，套用一句赛马场上的行话，牌价依然很高。
他惊讶极了。他已做好思想准备，知道会听到拥护共和的言论——这在当时很常见——以及革命派的言论。然而朱丽叶特·亚当却喜欢被俄国人团团围住，很明显那些都是沙皇势力的党羽，朱丽叶特和她的朋友图斯内尔一样，也是仇视英国的。在她的《新杂志》里，像莱昂·都德这样被贴上反动标签的人物都能发表文章，尽管他父亲阿尔丰斯·都德被认为是忠实的民主派——不过，亚当夫人相当令人称道，她将父子二人都视为沙龙的座上宾。
沙龙里的反犹太论战因何而起始终无人知晓，但这一话题总能把沙龙的气氛推向高潮。难道是源自社会主义者对犹太资本主义的仇恨？那位颇负盛名的图斯内尔就是这种言论的代表性人物。或是源自朱莉亚娜·格林卡到处宣扬的神秘反犹太主义？她与俄国神秘主义的圈子过从甚密，至今念念不忘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巴西看过的坎东布莱教(1)仪式，那时候她父亲在那里当外交官，后来她与巴黎神秘教派的预言家布拉瓦茨基夫人(2)关系非常密切（大家私底下议论）。
朱丽叶特·亚当对犹太世界的疑忌并非遮遮掩掩，西莫尼尼曾参加过一个公开朗读晚会，当晚朗诵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几段作品，内容明显出自布拉夫曼，也就是在与西莫尼尼的一次会面时，向他揭露的关于卡哈尔的秘密。
“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们，在多次失去领土和政治独立之后，他们的律法几乎成了他们的全部信仰，为了存活下去，他们比以往更加团结，这些生命力如此顽强，具有异于常人的力量和能量的犹太人，永远无法抗拒在固有国家之上建立国家，建立所谓国中之国，这是他们自始至终的理想，即便在受到最残酷迫害的日子里，无论他们身处何方，他们始终坚持自我隔离，不与他人混居，认真坚守着一条基本戒律：‘即使流离失所，也没关系，你要执守信念，一切应许给你的终将实现，此时此刻你要生活下去，无视苦难，团结一心，赚取财富，然后耐心等待，等待……’”
“这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修辞大师，”图斯内尔评论说，“您看，他开门见山地表明了对犹太人的理解、同情，我敢说还有对犹太人的尊重：‘难道我也成了犹太人的敌人？难道我永远不会成为这个不幸民族的敌人？恰恰相反，出于人道情感和基督信念的要求，我要说出并写下表达人类情感与正义立场的一切诉求，以及应该为犹太人所做的一切努力……’多漂亮的开场白。但接着他就开始陈述这个不幸的民族如何一心想要摧毁基督教世界。这一招真是绝了。但无独有偶，或许您没有读过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那一开头就富于巨大的戏剧张力：‘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随后，作者带我们回顾了从古罗马至今的社会斗争史，接着，把资产阶级描述为革命阶级的文字会令读者束肩敛息。马克思告诉我们，这股势不可挡的新生力量已遍及全世界，就像《创世记》一开始上帝创造人类时吹出的气息。就在这篇鼓舞人心的文章（说实话，确实令人钦佩）最后，被资产阶级胜利而唤起的地下力量开始登场：资本主义在其腹中孕育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他们言之凿凿地宣称：‘现在我们要摧毁并夺取曾属于你们的一切。’多妙啊。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对付犹太人的，他先是对历史上他们为了生存而策划的阴谋表示理解，然后将他们斥为必须刈除的敌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他不是社会主义者，”朱莉亚娜·格林卡笑着插话道，“他是个有远见的人，所以他才讲真话。您看他对这个貌似正确的反对意见持何种态度，有人认为即便是在数百年中真的有一个国中之国，那也是由于对犹太人的迫害而产生的，倘若犹太人能与本土居民在法律上保持平等，这个国中之国就会自动消失。错！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诫我们，就算犹太人获得了与其他公民同等的权利，他们也绝不会放弃弥赛亚终将携剑降临人世、使万民臣服的执念。所以犹太人最喜欢的营生就是黄金和珠宝交易，这样，当弥赛亚降临时，他们就不会贪恋寄居的土地，可以轻松地带走属于自己的全部财产，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富于诗意的论断一样：当晨曦闪烁，这个被选中的民族将带上大键琴、鼓和风笛，还有他们的钱财和圣物返回故土。”
……现在他们掌控了证券交易所，又成了信贷银行的大老板……
“在法国我们对他们太宽容了，”图斯内尔最后说，“现在他们掌控了证券交易所，又成了信贷银行的大老板……假如犹太人在法国大获全胜，而与此同时英吉利海峡对岸的资本主义新原则也获得蓬勃发展，这绝不是偶然。”
“您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图斯内尔先生，”格林卡说，“在俄国，您所称赞的那个马克思，他的革命思想影响了不少人，其中很多就是犹太人。这些人无处不在。”
说着，她回头看向客厅的窗户，仿佛犹太人正手执匕首在街角等着她出现。此时，西莫尼尼被童年恐怖的记忆摄住，回想着末底改半夜爬楼梯的场景。
为秘密警察工作
西莫尼尼很快便发觉格林卡有可能成为他的客户。起初他只是坐在格林卡身边，向她适度地献献殷勤——这已经相当难为他了。我们这位先生并不太善于识别女人的魅力，但他还是看得出，这个女人的口鼻像貂一样突出，而双眼又距离鼻根太近，不像朱丽叶特·亚当，尽管已不再是二十年前西莫尼尼刚认识她时的样子，但仍然是一位仪态万方、端庄迷人的贵妇。
尽管如此，西莫尼尼与格林卡并没有多少瓜葛，确切地说，他只是听格林卡滔滔不绝地说，对她云山雾罩地讲的在乌兹堡(3)亲眼得见一位喜马拉雅山宗师做了一件天晓得什么启示，他努力做出感兴趣的样子。不管怎么说，那些符合其神秘主义爱好的反犹太素材倒是可以提供给她。特别是因为外面风传朱莉亚娜·格林卡是奥泽耶夫斯基将军的侄女，她这位叔叔是俄国秘密警察部门有头有脸的人物，因为叔叔的关系，她也多少为秘密警察组织（帝国的情报机构）卖命。她凭借这一身份，联系上了（谁知道是作为下属、合作伙伴还是直接竞争者）分管所有外国调查事务的新任负责人彼得·拉奇科夫斯基。左翼报纸《激进报》质疑格林卡依靠流放国外的俄国恐怖分子的活动情报来维持生计，这就意味着她不仅经常光顾亚当家的沙龙，还出入一些西莫尼尼没有涉足过的场合。
布拉格公墓的情节需要按照格林卡的口味，删掉关于经济计划的繁缛文字，强调犹太拉比的发言中多多少少与弥赛亚有关的东西。
西莫尼尼从古热诺和其他当代文学作品中借鉴了一点东西，然后借犹太拉比之口，杜撰出上帝选中的统治者作为以色列国王降临人间，奉命扫除一切异教徒罪恶行为的故事。关于这一点，他在布拉格公墓的故事里至少加入了两页弥赛亚的奇幻行迹，诸如“伴随着撒旦的强权与恐怖，凯旋的以色列王正朝我们这个未获重生的世界迈进。出自锡安血脉的君王，敌基督，将坐上宇宙最高权力的宝座”。但是，考虑到任何与共和沾边的思想都会让沙皇派吓得面色发青，他又补充说，只有实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制度才有可能让犹太人在购得多数席位的前提下，引入符合他们意图的法律。这些愚蠢的老好人，公墓中的犹太拉比们说，他们认为共和体制下的自由要多于专制体制。恰恰相反，在专制体制下，统治国家的是明智贤达之人，而在自由政体之下是庶民治国，犹太间谍轻易就能煽动他们。但是一个共和国怎么能与一个世界之王同时存在呢？这个似乎不用担心，拿破仑三世的例子还在眼前，证明共和国也能创造出皇帝来。
然而，西莫尼尼记起了他爷爷讲的那些事，于是有了一个主意，他写了一篇长文来概述世界各地的神秘机构是如何运行的，或者应该如何运行，来充实犹太拉比们的谈话内容。奇怪的是，格林卡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些论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模一样——或许她已经意识到了，所以她才这么高兴，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得到了一份古老文献的印证，这说明他的观点是有凭有据的。
就这样，布拉格公墓的故事里就有了犹太神学家启发十字军东征，好让耶路撒冷重获它作为世界中心的尊严，当然，圣殿骑士团的功绩也不能不提（在这方面，西莫尼尼知道，有非常丰富的文献供他抄袭）。但遗憾的是，后来阿拉伯人把十字军赶到了海上，而圣殿骑士也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坏的结果，否则这项计划早在几百年前就成功了。
遵循这样的思路，布拉格的犹太拉比们一一回顾了人文主义、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如何削弱了基督教原则和对君主的敬意，从而为犹太人征服世界做准备。当然，为了实现这个计划，犹太人需要为自己树立一个受人尊敬的门面，于是共济会便应运而生。
西莫尼尼巧妙地让老巴吕埃尔再度出现，格林卡和她那些俄国委托人显然不知道这个故事，实际上，格林卡已经把报告寄给了奥泽耶夫斯基将军，将军认为这份报告来得正是时候，可以从里面摘出两篇文章：一篇较短，大致关于布拉格公墓的最初景象，然后刊登在当地杂志上——他忘了（或是推测读者们忘了，要么就是假装不知道）有一篇犹太拉比的发言摘自古德切的著作，早在十多年前就在圣彼得堡发表过，几年之后又出现在西奥多·弗里希(4)的《反犹太主义学说问答手册》中；另一篇较长的文章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书名为《犹太人的秘密》，奥泽耶夫斯基亲自写了序言，使之身价大增。序言中说，这本终于问世的小册子第一次揭示了共济会与犹太主义之间密切的关系，而此二者皆为虚无主义的代言人（在当时的俄国这是极其严厉的指责）。
不用说，西莫尼尼从奥泽耶夫斯基那里获得了相当合理的报酬，格林卡也主动提出愿意用自己的身体当报酬，感谢他让这次行动如此成功（令人毛骨悚然），西莫尼尼双手颤抖，连连发出处男般的叹息，好让她明白，他的命运就和司汤达笔下的奥克塔夫(5)，那个数十年来被所有读者说三道四的人物一样，借此逃过了一劫。
从那时起，格林卡就对西莫尼尼失去了兴趣，西莫尼尼对格林卡也一样。但有一天，当西莫尼尼走进和平咖啡馆，正打算享用一顿简单的烧烤午餐（烤肉排和腰子）时，就看见格林卡正坐在一张桌旁，与一个身材肥胖、面貌俗鄙的中产阶级男子在一起，看样子，他们正在紧张地谈论着什么。西莫尼尼停下脚步去打招呼，格林卡不得不向他介绍拉奇科夫斯基先生，而那人则饶有兴趣地望着他。
当时，西莫尼尼不明白此人这样审视他是何用意，不过后来，当他听见自家店铺的大门被人敲响，而上门的正是这位拉奇科夫斯基本人的时候，就完全明白了。他脸上挂着笑，旁若无人地穿过店铺，自己沿着楼梯上了二楼，进入书房，大模大样地坐在了书桌旁的一张单人沙发上。
“麻烦您，”他说道，“我们来谈谈生意。”
拉奇科夫斯基有一头俄国人的金发，然而和所有年逾三十的男人一样，发色已有些灰白。他的嘴唇丰厚性感，鼻子高挺，眉毛有如斯拉夫魔鬼，笑容显现出内心的凶残，而说话的声调却甜美圆润。与其说他像狮子，毋宁说是猎豹，西莫尼尼在笔记里写道——他问自己，到底哪个选择会让人少几分顾虑：是连夜被奥斯曼·贝伊叫到塞纳河边，还是一大早被拉奇科夫斯基叫到格勒奈尔路俄国大使馆他的办公室里？他断然回答：奥斯曼·贝伊。
“如此看来，西莫尼尼上尉，”拉奇科夫斯基开口说道，“您大概还不太了解被你们西方人拼错，而被俄国移民戏称为保安部的到底是什么组织。”
“我听人背地里议论过。”
“用不着在背地里说，一切都光明正大。这是一个负责安全的部门，就是所谓安全局，是我们内政部下属的搜集情报的机构。一八八一年，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后成立，任务是保卫皇室成员。但久而久之，它也不得不负责防御虚无主义者的恐怖威胁，不得不在流亡分子和移民众多的国外地区成立起各种各样的监察部门。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了保卫我的国家的利益。一切都光明正大。凡是躲躲藏藏的都是恐怖分子。明白了吗？”
“明白。可与我何干？”
“我们照顺序来。假如您有什么关于恐怖集团的情报，不要害怕，你大可和我畅所欲言。我知道您曾经向法国情报部门告发过反波拿巴分子，其实我们能告发的只有朋友，或至少是经常来往的熟人。我不是什么君子。我那会儿也和俄国恐怖分子有来往，当然这都是陈年旧事了，但也正是因为这个我才在反恐部门谋得职位，在这里，只有那些曾与颠覆分子为伍的人才能胜任他的工作。为了有效地维护法律的尊严，一定得先违法。在你们法国，那个维多克就是个例子，不先蹚遍罪恶的浑水，怎么能当上警察头子。怎么说呢，要小心提防的恰恰是那些过于干净的警察。那都是些纨绔子弟。现在言归正传。近来我们发现在恐怖分子里加入了一些犹太知识分子。我受沙皇身边某些人的指派，正想办法揭示那些损害俄国人民高尚品格、威胁他们生命安全的人就是犹太人。您以后会听说，我是财政大臣维特(6)眼前的红人，但他素有自由派之名，对于这些事他不会用心听我讲。可是永远没必要伺候现任老板，您知道，而是要做好准备伺候下一任老板。总之，我不想浪费时间。我看了您给格林卡女士的东西，我认为那大部分都是垃圾。这很正常，您拿开旧货铺当幌子，给旧货开的价钱比新货还高。几年前，您在《当代》杂志上抛出了一些从您祖父那里得到的令人不安的资料，别告诉我您只有这些。据传您掌握的信息多得很，各个方面的都有（这里，西莫尼尼享受到了他这项计划带来的回报，他想让自己看上去不仅仅是一个间谍）。所以，我希望从您这里得到可靠的资料。我会区分良莠。我会给钱。不过要是货色不佳，可别怪我翻脸。清楚了吗？”
“可您具体想要哪方面的资料呀？”
“我要是知道，就不拿钱来找您了。我手下有人很会编纂文件，但前提是我得提供内容。我总不能对善良的俄罗斯人说犹太人正等着弥赛亚降世，这事与农民和地主都没有关系。就算犹太人在等候弥赛亚降世，也得说成与他们口袋里的钱有关系。”
“可为什么非要和犹太人过不去呢？”
“因为在俄国也有犹太人。如果我在土耳其，针对的就是亚美尼亚人了。”
“这么说您希望犹太人被消灭，就像——您也许认识——奥斯曼·贝伊那样。”
“奥斯曼·贝伊是个狂热分子，此外他也是犹太人。最好离他远点。我并不想消灭犹太人，我敢说犹太人是我最好的同盟。我关心的是俄罗斯人民的道德秩序，我（或者说我打算讨好的那些人）不希望人民将不满情绪投到沙皇身上。因此，他们需要一个敌人。没必要像先前专制的君主们那样，非要跑到蒙古人或鞑靼人那里去找敌人，那是没用的。最容易被识别和最可怕的敌人应该就在自己家门口，或者已经登堂入室。这就是为什么非得是犹太人不可。既然是天意所赐，我们就要好好利用，活该，让我们祈祷世上永远有几个犹太人让人害怕或让人憎恨。有敌人才能给人民希望。有人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丧失道德底线的人总是往身上披一面旗帜，杂种总会宣称自己种族纯正。民族身份是穷人最后的资源。这种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仇恨之上的，对那些非我族类的仇恨。需要将这种仇恨培育成全民的热情。敌人是人民的朋友。我们总是需要一个仇恨的对象，当作我们不幸境遇的理由。恨是真正的原始情感，爱则是一种反常的状态。因此基督才会惨遭杀害：他的言论违背人性。我们对一个人的爱持续不了一辈子，这种不可能的期盼滋生了通奸、弑母、背叛……相反，我们对一个人的恨却可以持续一辈子。只要他一直在那里，不断地激发我们的恨意。仇恨让我们的心保持热度。”
德吕蒙
这番对话让西莫尼尼惴惴不安。拉奇科夫斯基不像是在开玩笑，如果不给他一些一手资料，他大概真的会“翻脸”。目前，西莫尼尼手上的资料还未枯竭，他甚至还为自己的多重方案搜集了很多资料，但他也感觉还需要更多的东西，不仅是像格林卡这样的人喜欢的敌基督，而且还需要一些与现实咬合得更为紧密的东西。总之，他不想廉价出售他修订过的布拉格公墓的资料，而是想抬高价格。所以他要等待时机。
他把这件事对贝尔加马斯基神父讲了，其实神父也在追着他索要反共济会的材料。
“看看这本书，”这位耶稣会神父对他说，“这是爱德华·德吕蒙的《犹太法兰西》。好几百页。显然，这就是一个知道的比你多的人。”
西莫尼尼打开书翻了几页：“这和老古热诺十五六年前写的一模一样啊！”
“那又怎样？这本书畅销得很，明摆着它的读者不知道谁是古热诺。你以为你的俄国客户读过德吕蒙的书吗？你不是循环利用的大师吗？去挖挖那个圈子里人都在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与德吕蒙搭上线很容易。在亚当家的沙龙，西莫尼尼受到了阿尔丰斯·都德的青睐；都德邀请他，趁亚当家沙龙的空当到他在香普罗赛的家中，加入他们的晚间聚会，转由朱丽亚·都德(7)款待。经常光顾的名流有龚古尔兄弟、皮埃尔·洛蒂、左拉、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8)，恰恰还有德吕蒙，他在出版了《犹太法兰西》之后声名鹊起。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西莫尼尼先是经常光顾德吕蒙创建的反犹太联盟，后来又经常出入他创办的《自由言论报》编辑部。
……西莫尼尼先是经常光顾德吕蒙创建的反犹太联盟，后来又经常出入他创办的《自由言论报》编辑部……
德吕蒙有一头狮鬃一样的头发，满腮黝黑的大胡子，鹰钩鼻，双眼明亮，你完全可以说（如果你相信近来流行的肖像学研究）他是一位犹太先知。实际上，他奉行的反犹太主义确实有一些先知、弥赛亚的味道，就好像万能的上帝给他一项特殊的任务，让他消灭这些上帝的选民。西莫尼尼被德吕蒙反犹太的怨恨情绪深深吸引。德吕蒙憎恨犹太人，怎么说呢，是出于爱，出于上帝的选定，出于虔诚——出于一种可以取代性欲本能的原始冲动。德吕蒙不是图斯内尔那种哲学和政治角度的反犹太主义者，也不像古热诺那样从神学出发，他反犹太是基于性欲。
只要听听他在编辑部那些冗长无聊的会议上的发言就清楚了。
“我很乐意为德波特神父这本讲犹太人血腥秘闻的书写序。书的内容不仅涉及中世纪的宗教活动。时至今日，那些组织沙龙的犹太贵妇还在用基督教小教友的血做点心，给邀请来的客人们吃。”
此外还有：“犹太人唯利是图、贪婪成性、诡计多端、谨小慎微、阴险狡诈，而我们雅利安人则为人热情、有英雄气概和骑士精神、公正无私、坦诚直率、信任他人到了天真幼稚的地步。犹太人只重视尘世生活，看不到今生以外的世界，你们在《圣经》里看到过对死后世界的暗示吗？而雅利安人则始终饱含激情地追求灵魂的超越，是理想之子。基督教的上帝在天宇之上，而犹太人的上帝却时而出现在山上，时而出现在荆棘丛生的荒原，从来不曾出现在更高的地方。犹太人是商人，而雅利安人是农夫、诗人、僧侣，尤其是战士，因为他们敢于向死亡发起挑战。犹太人没有创造力，你们可曾见过犹太音乐家、画家或诗人吗？你们见过有哪个犹太人做出了重大的科学发现？雅利安人是发明家，而犹太人则攫取雅利安人的发明成果。”
他还引用瓦格纳的话：“很难想象犹太人在扮演一个古代的或现代的角色，扮演英雄或情人时不会因滑稽可笑而让我们无奈地感受到打击。最令人反感的是犹太人说话时特有的那种腔调。我们的耳朵饱受这种语言尖利刺耳和窸窣之声的煎熬。显然，犹太人的性格天生枯燥无味，令我们厌恶，这种性格在他们的歌唱中尽显无遗，然而歌唱本该是生动的，是个人情感最真实的表达。我们可以承认犹太人在其他艺术门类中的禀赋，但在歌唱艺术领域却不敢恭维，他们似乎是被自己的天性否定了。”
“那么，”有人问道，“犹太人在音乐的舞台上人才济济，这又该做何解释呢？罗西尼、梅耶贝尔(9)、门德尔松以及朱迪塔·帕斯塔(10)，全都是犹太人……”
“或许因为音乐是高级艺术这种说法有问题，”有人提议说，“不是有个德国哲学家说过吗？音乐逊于绘画和文学，因为它会搅扰那些不愿意听的人。要是有人在你耳边演奏你不喜欢的旋律，你也只能去听，就像有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带香味的手帕，那气味却令你作呕一样。雅利安人的骄傲是文学，但如今正面临危机。而音乐，这种为智力退化者和病人服务的感官艺术却如日中天。继鳄鱼之后，犹太人是所有动物中最迷恋音乐的物种，所有犹太人都是音乐家。钢琴家、小提琴家、大提琴家，统统是犹太人。”
“没错，但他们只是伟大作曲家的演绎者和寄生虫，”德吕蒙反驳道，“您刚刚提到的梅耶贝尔和门德尔松都是二流音乐家，而德利布(11)和奥芬巴赫就不是犹太人。”
这番话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家争论犹太人是不是音乐的门外汉，音乐是不是典型的犹太艺术，看法很难统一。当埃菲尔铁塔的构想问世时，反犹太联盟内部的反对之声上升到了极致，到了铁塔竣工时，那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一个德国犹太人的作品，竟想和圣心教堂分庭抗礼。”德·彼耶说，他或许是这群人中最激进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从犹太人的书写方式与常人相反这一事实出发，阐述他们的低劣，“这个巴比伦式建筑的形状本身就证明了他们的大脑构造和我们不一样……”
接着，话题又转到了酗酒问题，这是时下法国社会最大的疮疤。据说在巴黎，每年可以喝掉一千四百一十万升酒！
“酒，”有人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传播开的，犹太人改进了他们传统的毒剂——托法娜仙液。现在他们还生产一种像水一样的毒药，里面含有鸦片和斑蝥素。这种毒药会让人倦怠、迟钝，最终导致死亡。他们把这种毒药加入酒精饮料里，促使人们自杀。”
“还有色情书刊吧？图斯内尔曾经写过，下流是犹太人的标志，他们恬不知耻地沉溺在卑鄙与丑陋中。此外，《塔木德》里还说梦见粪便是个好兆头。所有的淫秽书刊都是犹太人出版的。你们去可颂大街看看那个色情报刊市场。（犹太人的）摊子一家挨着一家，满眼都是淫荡的画面。行人从店铺门前笑着经过，其中还有带着孩子的家庭！请原谅我说句脏话，这简直是屁眼儿的胜利。”
……“酒，”有人说，“是犹太人和共济会传播开的，犹太人改进了他们传统的毒剂——托法娜仙液……”
另一个经常讨论的话题是犹太人漂泊的生活方式。
“犹太人四处流浪，不是为了探寻新的陆地，而是为了逃避什么，”德吕蒙提醒大家，“雅利安人也四处旅行，他们发现了美洲，未知的大陆，而犹太人则等着雅利安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去那里攫取财富。仔细看看那些寓言故事。姑且不论犹太人向来缺乏足够的想象力，构思不出优美的寓言，不过他们的闪族兄弟阿拉伯人就能讲出《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来，比如有人发现了满满一袋子黄金，山洞里盗贼藏匿的钻石，还有一个盛有善良精灵的瓶子——这一切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然而在雅利安人的寓言中，有人想要获得圣杯，但一切都要通过斗争和牺牲。”
“可即便如此，”德吕蒙的一位朋友说，“犹太人还是在经历了种种苦难以后活了下来……”
“当然，”德吕蒙差点气疯了，“完全消灭他们是不可能的。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当他们迁到一个新的环境中时，都适应不了气候的变化和食物的改变，所以日渐消弱。但犹太人每到一个新的地方都会更强大，就像昆虫一样。”
“他们就像吉卜赛人，从来不会生病，即便是以吃动物的尸体为生。也许是吃人肉的习俗帮了他们，所以他们才会偷小孩……”
“可并不是说吃人肉就能延年益寿啊，您看那些非洲的黑人：他们吃人肉，但照样会像他们村子里的苍蝇一样死掉。”
“那么您如何解释犹太人的免疫力呢？他们的平均寿命是五十三岁，而基督徒只有三十七岁。从中世纪起就有人注意到这个现象，他们似乎比基督徒更能抵御传染病的侵袭。好像在他们体内永远有一种疫病，能够帮他们抵御普通的传染病。”
西莫尼尼指出，古热诺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但在德吕蒙他们这个圈子里，大家不会特别在意见解是否独到，而是更加关注它们的真实性。
“好吧，”德吕蒙说，“他们在抵御疾病方面优于我们，却比我们更容易患上精神疾病。终日生活在交易、投机和阴谋中，会使他们的神经系统产生变异。在意大利，每三百四十八个犹太人中就有一个精神病患者，而天主教徒中精神病患者的比例则是七百七十八分之一。夏尔科曾经对俄罗斯的犹太人做过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我们从中了解到，这是因为他们很穷，而在法国的犹太人都很富有，他们会花大价钱把他们的病情隐藏在布朗什医生的私人诊所里。你们知道莎拉·伯恩哈特(12)在自己的房间里放着一口白色棺材吗？”
“他们正在以我们两倍的速度繁衍后代。在全世界他们的人数已超过了四百万。”
“《出埃及记》里已经讲过，以色列人的儿子像庄稼一样繁衍，他们将变得非常强大，遍及大地。”
“现在他们就在这里。从前他们也在这里，那时候我们对他们的存在还没有产生怀疑。马拉是谁？他的真名应该是Mara，而不是后来的Marat。他来自一个被逐出西班牙的塞法迪犹太家庭，为了掩盖自己的犹太血统，他改信了基督教。马拉生前饱受麻风病的折磨，死得很不光彩，一个具有迫害狂和杀人狂症状的精神病人，典型的犹太人，他报复基督徒，将他们大批大批地送上断头台。你们看看卡那瓦雷博物馆里他的那幅肖像，马上就会看出他神情恍惚，是个精神病人，就像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的其他人一样，他面部左右不对称，说明他精神错乱。”
“我们都知道，法国大革命主要是由犹太人搞起来的。但是拿破仑，他痛恨教皇，和共济会结盟，他是犹太人吗？”
“应该是，就连迪斯雷利也这么说过。巴利阿里群岛和科西嘉岛是被逐出西班牙的犹太人的避难所，犹太人在那里被迫改信天主教，换上他们主人的姓氏，比如奥尔西尼和波拿巴。”
每个团体里都有不合时宜的家伙，总在错误的时间提出错误的问题。这会儿就有人抛出了一个别有用心的问题：“那么耶稣呢？他是犹太人，却英年早逝，而且对金钱无动于衷，一心向往天国……”
雅克·德·彼耶回答了这个问题：“先生们，‘基督是犹太人’的说法是犹太人自己到处散布的一个传说，像是圣保罗和四位福音书的作者。实际上，耶稣是凯尔特人，就像我们法国人一样，到了很晚近的时候才被拉丁人征服。在被拉丁人去势之前，凯尔特人都是征服者，你们难道没听说过来自希腊的加拉太人(13)吗？当时高卢人把那里变为了殖民地，加利利这个名字就是他们起的。另外，处女产子的神话源自凯尔特人和德鲁伊教的神话。至于耶稣，只要看看我们现有的所有画像就能知道，他是金发碧眼。他倡导移风易俗，破除迷信，摒弃犹太人的陋习，与犹太人等待弥赛亚降世的主张截然相反，因为耶稣说他的王国不在这片土地上。犹太人奉行一神论，而耶稣则抛出三位一体的思想，这是受到了凯尔特人多神论的启发。为此犹太人杀害了他。指控耶稣有罪的该亚法是犹太人，出卖他的犹大是犹太人，否定他的彼得也是犹太人……”
就在《自由言论报》创立的同一年，德吕蒙凭借幸运和直觉，深挖巴拿马运河的丑闻。
“这很简单，”他在发起媒体攻势前向西莫尼尼解释道，“斐迪南·德·雷赛布(14)，就是开通苏伊士运河的那个人，又受委托开通巴拿马地峡。这个项目预计花费六亿法郎，雷赛布为此成立了一家股份有限公司。一八八一年动工，一开始便困难重重，雷赛布需要更多的资金，于是他发起了公众集资。但是他用一部分募集来的钱贿赂记者，隐瞒工程中逐渐出现的困难，比如一八八七年刚挖到地峡的一半，就用掉了十四亿法郎。雷赛布向埃菲尔求援，也就是建造了那座丑陋铁塔的犹太人，然后他继续募集资金，继续花钱贿赂媒体和各个部长。就这样，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参与投资的八万五千个聪明的法国人血本无归。”
“这个故事众所周知。”
“没错，但现在我要说明的是，和雷赛布合谋的是那些犹太金融家，其中包括雅克·德·雷纳克男爵（普鲁士人封的男爵）。明天出版的《自由言论报》会造成轰动。”
轰动已经造成了，这桩丑闻把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和前任部长都卷了进来，雷纳克自杀，几位重要人物被送进监狱，雷赛布因追诉期已过而侥幸逃脱，埃菲尔差一点受到牵连，而德吕蒙却因打击贪腐而大获全胜，更重要的是他为自己的反犹太活动提出了具体的论证。
几枚炸弹
早在有机会接近德吕蒙之前，西莫尼尼就被埃布特尔纳叫到巴黎圣母院见面，地点依旧是中殿的那个老地方。
“西莫尼尼上尉，”埃布特尔纳说，“几年前，我曾派您去鼓动塔克希尔投身一次像马戏一样滑稽的反共济会运动，把矛头指向那些俗不可耐的反共济会人员。那个以您的名义向我保证行动尽在掌握的达拉·皮科拉神父，我在他身上可是花了不少的钱。但现在，我觉得这个塔克希尔已经太过分了。鉴于神父是您派给我的，您必须想办法给他施加些压力，当然还有塔克希尔。”
于此，西莫尼尼承认自己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他隐约记得，达拉·皮科拉神父理应负责塔克希尔的事，但是他一点也不记得曾派他去做了什么。他只记得自己曾经对埃布特尔纳说过，他对这事有兴趣。然后又告诉他，眼下他依然对犹太人的事感兴趣，他正设法打入德吕蒙的圈子。他惊讶地发现，埃布特尔纳有多么欣赏这群人。西莫尼尼不禁反问，埃布特尔纳到底有没有对他反复讲过政府一点都不想介入反犹太运动的话？
“时过境迁，上尉先生，”埃布特尔纳回答他，“您看，就在不久前，犹太人还要么是生活在犹太聚居区的穷鬼，就像生活在俄国和罗马的那些人，要么是我们这里的那些大银行家。没钱的犹太人靠放高利贷和行医为生，而走了运的犹太人就会给皇室投资，也借钱给国王，向他提供打仗需要的钱。如此看来，他们一直站在权势一边，但并不掺和政治。虽然他们对金融感兴趣，但从不致力于实业。至于后来发生的一些事，连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在大革命之后，政府对资金的需求量远远超出了犹太人的能力范围，因此他们逐渐丧失了金融借贷的垄断地位。慢慢地，我们也是才意识到，大革命传播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思想，至少在我们这里是这样。当然，住在犹太人聚居区的那些穷鬼还是老样子，其余犹太人都变成了资产阶级，不仅有大资本家那样的大资产阶级，还有小资产阶级，他们从事各行各业，或属于军队等国家机器。您知道如今有多少犹太裔军官吗？比您想象的要多得多。而且不仅是在军队里，犹太人渐渐地融入了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世界。如果说当初那些为赶时髦而参加革命的人是为反对资本主义而反犹太人，而犹太人归根结底始终与当权者站在一起的话，那么今天当个反对派的犹太人就变成了时髦。我们不要忘了，比方说，整个高等教育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从法兰西学院到高等研究院，他们手上还有巴黎所有的剧院以及大部分报纸，您去看看《辩论日报》(15)，那就是金融集团的官方刊物。”
西莫尼尼还是不明白，既然犹太资产阶级已势不可当，埃布特尔纳干什么还去招惹他们。对于这个问题，埃布特尔纳未置一词，只做了个模棱两可的手势。
“我不知道。我们只要多加小心就行。问题是我们要弄清楚是不是可以信任这个新兴的犹太阶层。要注意，我现下考虑的可不是什么以色列人阴谋征服世界的天方夜谭！这些犹太资产阶级已经不被他们原先的族群所承认，所以常常感到羞愤，但同时他们也不是可靠的公民，因为他们前不久才成为完完全全的法国人，明天说不定就会叛变，和普鲁士的犹太资产阶级穿一条裤子了。普鲁士入侵法国那会儿，大多数奸细都是阿尔萨斯的犹太人。”
告别的时候，埃布特尔纳又加了一句：“顺带提一句，拉格朗日在的那会儿，您和一个叫加维亚里的家伙有点过节。您叫人把他逮捕了。”
“对，他是于歇特大街那帮歹徒的头子。好像他们都被送到卡宴去了，要么就是更远的地方。”
“加维亚里除外。他最近逃跑了，有人在巴黎见过他。”
“居然能有人从那个魔鬼岛逃出来？”
“任何地方都能逃得出来，只要有那个胆识。”
“您为什么不抓他？”
“因为他是个做炸弹的高手，眼下可能对我们有用。我们已经锁定了他的行踪：他在克里尼昂古尔(16)靠捡破烂为生。您何不找他回来呢？”
在巴黎找捡破烂的人并不难，虽然他们分散在全城的各个角落，但穆夫塔大街和圣美达大街之间的地带一度是他们的王国。现在，至少是那些被埃布特尔纳盯上的拾荒者都在克里尼昂古尔门一带活动，住在一个用荆条做屋顶的破窝棚里，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在那令人作呕的环境里，遇上美好的季节，向日葵也能开出花来。
在这个角落里，从前有一间人称“汗脚”的餐馆，因为顾客要在外面的马路上排队等着，进去后花上一个苏，就能拿一个大叉子插进一只大汤锅里，里边的东西随便你叉，运气好了能叉到一块肉，运气不好就只能是块胡萝卜——然后滚蛋。
捡破烂的人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旅馆。陈设不多：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不成对的椅子。墙上贴着圣人像，或者是在垃圾里翻到的旧小说的插图版画。一面镜子，是礼拜天去教堂前整装时不可或缺的。捡破烂的人首先要在这里把捡到的东西分类：骨头、瓷器、玻璃、破布条、碎绸子。他们的一天从清晨六点开始，晚上七点以后如果巡警（或者条子，如今大家都这么叫）发现有人还在干活的话，就会罚他的款。
西莫尼尼去加维亚里应当会出没的地方去找他。最后他来到一家廉价酒馆，这里不只卖葡萄酒，还卖一种据说有毒的苦艾酒（就好像一般的苦艾酒没那么大毒性一样）。在酒馆里有人指给他一个人。西莫尼尼想起，当初认识加维亚里的时候，自己还没有胡子，于是他取下了假胡子。一晃过了二十多年，但他觉得自己还能被认出来。然而加维亚里却变得认不出了。
他脸色煞白，满脸皱纹，胡子很长。泛黄的领带更像是一条绳子，挂在他满是油渍的领子上，从领子里伸出的一截脖子极细。他头上戴着一顶破破烂烂的帽子，身上穿一件发绿的外套，里面的马甲已经卷了边，鞋子上沾满泥土，仿佛多年没有擦过，鞋带也满是泥污，与鞋面的皮子粘在了一起。但是那些捡破烂的人谁也没多看加维亚里一眼，因为没有一个人比他穿得体面。
西莫尼尼表明身份，期待着重逢的热情问候。但加维亚里却用犀利的目光盯着他。
“您还有胆量出现在我面前，上尉？”面对不知所措的西莫尼尼，加维亚里继续说，“您以为我是笨蛋吗？那天我看得清清楚楚，宪兵来了，朝我们开枪，您给了那个请来做线人的家伙致命的一枪。后来，我们都侥幸活了下来，被押上一条帆船驶往卡宴，而您却不在船上。这不是明摆着嘛。在卡宴无所事事的十五年让我变聪明了：就是您策划了我们的秘密行动，为的是最后告发我们。这应该是个赚钱的买卖。”
“那又怎样？您想报仇吗？您已经沦为人渣了，就算您的假设成立，警察也会听我的意见，到时候只要我和相关人士打个招呼，您就得回到卡宴去。”
“行行好，上尉。在卡宴的那些年已经让我学乖了。谁要是想搞阴谋诡计，就得料到会有告密之人，这就像警察抓小偷的游戏。可是您看，有人说时过境迁，革命者全都变成了皇权和教权的卫道士。于我而言，皇帝的宝座也好，教会的祭坛也罢，都无关紧要，在我看来，为伟大理想而奋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在这个所谓的第三共和国时代，就连该杀的暴君也没地方找了。我唯一擅长的就是做炸弹了。您今天来找我，意味着您想要炸弹。好啊，只要您肯给钱。您看到了我住的地方，只要给我换个住处和吃饭的地方就行。我该去要谁的命呢？和那会儿所有的革命者一样，我也变成了一个谁给钱就投靠谁的人。这种买卖您应该非常了解。”
“我想要您做炸弹，加维亚里，但我还不知道要哪一种，也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到时候再说。钱我可以答应您，您过去的记录也可以一笔勾销，还有新的身份证件。”
加维亚里表示，谁给的钱多就为谁效劳，西莫尼尼当即给了他一笔钱，够他至少一个月不用捡破烂就能维持生计。没有什么比牢狱生活更能让人学会听从命令的了。
加维亚里该做什么，过了很久埃布特尔纳才告诉西莫尼尼。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无政府主义者奥古斯特·瓦扬(17)将一枚小型爆炸装置（内部塞满了钉子）扔进了国民议会，并高喊：“资产阶级去死吧！无政府主义万岁！”这只是一次象征性的行动。“假如我真想杀人，就往炸弹里填上铅弹了。”瓦扬在受审时说，“我当然不会说谎，给你们愉快地砍我的头的机会。”但为了以儆效尤，他们还是砍了他的头。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情报部门担心这样的行为会给人以英雄主义的印象，招致人们模仿。
“有一些恶劣的大人物，”埃布特尔纳对西莫尼尼解释说，“为恐怖活动和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辩护并予以鼓励，而他们自己则舒舒服服待在俱乐部或餐馆里，谈着诗歌，品着香槟。您看这个不值钱的蹩脚记者，洛朗·泰雅德(18)（由于他也是参议员，所以对公众舆论具有双倍的影响力）。关于瓦扬他写文章说：‘如果行为是高尚的，死了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国家而言，泰雅德这样的人比瓦扬更加危险，因为他们的脑袋是很难被砍下来的。必须给这样从来不交税的知识分子一个公开的教训。”
这个教训要西莫尼尼负责筹划，当然还有加维亚里。几个星期后，在富瓦约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就在泰雅德享受一顿价格不菲的大餐的时候，一枚炸弹爆炸了。泰雅德失去了一只眼睛（加维亚里简直是个天才，炸弹设计得不会炸死人，而只是让他恰到好处地受些伤）。官方报刊不失时机地发表评论讽刺泰雅德，诸如：“怎么样，泰雅德先生，这个行为高尚吧？”无论对于政府，还是对于加维亚里和西莫尼尼来说，这都是一次漂亮的出击。泰雅德不仅失去一只眼睛，还丢掉了颜面。
最得意的要数加维亚里。西莫尼尼觉得，让一个因生活的悲惨遭遇而不幸失去生活和信誉的人重获这两样东西，实在是件好事。
这些年里，埃布特尔纳还给了西莫尼尼另外一些任务。巴拿马运河的丑闻已经无法再刺激公众舆论，因为当新闻没有新意的时候，过不了多久就会让人厌倦。德吕蒙对这件事已然失去兴趣，但还有人在继续煽风点火，显然政府很担心这些火焰复燃。一定要设法把公众的注意力从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上移开，所以埃布特尔纳要求西莫尼尼策划几起漂亮的骚乱，好占领小报的头版位置。
策划骚乱绝非易事，西莫尼尼说。埃布特尔纳建议他说，最容易闹事的是学生。最恰当的做法是，先让学生开个头，然后安插几个专门破坏公共秩序的家伙。
西莫尼尼和大学生界素无往来，不过他马上想到，学生们对有革命倾向的人，或更确切地说，对无政府主义者感兴趣。那么有谁比别人更了解无政府主义者那个圈子呢？当然是以渗透其中而后告发他们为职业的人，非拉奇科夫斯基莫属。于是，他找到拉奇科夫斯基，这家伙咧嘴笑，露出满口的板牙，以示友好，他问西莫尼尼所为何来。
“我想找几个能遵照命令制造骚乱的学生。”
“这个容易，”这个俄国人说，“去一趟红堡就成了。”
表面上，红堡是拉丁区穷学生的一个聚点，位于加兰德街，开在一座院子的最里面，外墙被涂成断头台般的血红色，一走进去就会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臭味，混合了变质的油脂、霉味和陈年老汤的酸腐味。经年累月，这些气味凝结在满是油污的墙上，几乎成了可以触摸的痕迹。令人费解的是，来这个地方需要自带食物，因为里面只供应酒和盘子。烟草散发的烟雾和煤气嘴泄漏的气体混合成一团令人厌恶的雾霾，隐约可见室内有几十个“流浪汉”昏昏欲睡，他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桌边，有些人正伏在同伴的肩头酣睡。
然而，在里边的两个大厅里却不见流浪汉，反倒有不少佩戴丑陋饰品的老妓女，还有些十四五岁满脸傲慢神态的雏妓，这些小女孩眼圈发青，脸色惨白，典型的肺结核症状。再有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们手上的戒指大得惹眼，上面镶着假宝石，身上的外套要比前厅里那些人身上的破布好得多。在这个混乱肮脏的地方，也会有穿着考究的淑女和身着晚礼服的绅士往来穿梭，因为参观红堡业已成为不可或缺的刺激体验：当暮色已深，剧院散场后，豪华马车便接踵而至，全巴黎的人都会来此体验流氓窝里的花天酒地——可能大多数地痞流氓都是老板花钱雇来的，为他们提供免费的苦艾酒，为的是吸引那些正经的市民来此娱乐，而同样的苦艾酒，普通客人要花上双倍的价钱。
在红堡，西莫尼尼根据拉奇科夫斯基的指示，找到了一个叫法约勒的人，他的职业是贩卖胎儿。这是一个老头，每晚都在红堡度过，来这里喝八十度的烈酒。白天他出去赚钱，游走于各家医院之间，收集胎儿和胚胎，转手卖给医学院的学生。他浑身散发着酒精和腐肉的臭味，这种气味让别人都不愿靠近他，即使在本已臭气熏天的红堡里。但据说他在学生圈子里有不少熟人，尤其是那些上了多年学仍未毕业的“职业学生”，他们更喜欢四处惹是生非，而不是去研究胚胎，一有机会就准备大闹一场。
机缘巧合，这些天拉丁区的学生正对一个老古板十分恼火，这个人就是参议员贝朗热，他很快就被起了个外号——假道学神父。他刚刚提交了一项法案，旨在抑制伤风败俗的行为，因为（他说）第一个深受其害的就是学生。这件事的起因是某个叫萨拉·布朗的女人的表演，她半裸身体，活色生香（没准还微微有些出汗，西莫尼尼打了个寒噤），在巴黎年度“四艺”舞会(19)上展示舞姿。
……然而，在里边的两个大厅里却不见流浪汉，反倒有不少佩戴丑陋饰品的老妓女，还有些十四五岁满脸傲慢神态的雏妓，这些小女孩眼圈发青，脸色惨白，典型的肺结核症状。再有就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他们手上的戒指大得惹眼，上面镶着假宝石，身上的外套要比前厅里那些人身上的破布好得多……
小心，切不可剥夺学生们的偷窥乐趣。至少是法约勒掌控的那群学生，已经开始计划在哪天夜里去参议员家的窗子下面闹上一次。现在只要知道他们打算什么时候行动，让那些想要大打出手的人待命就行。只不过一笔小钱，法约勒什么都考虑妥当了。西莫尼尼现在只剩下通知埃布特尔纳日期和具体时间了。
就这样，学生们刚刚开始叫嚷，士兵或宪兵就赶到了。不管到什么地方，都没有比警察更能激起学生斗争热情的人了，于是石块朝他们飞去，但主要还是叫喊。不过，一名士兵想发射一颗烟幕弹制造些烟雾，却不巧打到了一个路过的倒霉蛋的眼睛。这回可死人了，这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以想见，街垒迅速筑起，一场真真正正的暴动开始了。事已至此，法约勒招来的打手投入了战斗。学生们拦住一辆公共马车，彬彬有礼地请车上的乘客都下来，解开马匹，推翻车厢作为路障，但那些狂徒立刻跑过来，一把火烧了车厢。很快，一场吵吵嚷嚷的抗议活动就升级为骚乱，又从骚乱变成一种革命的迹象。各家报纸的头版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有内容可登了。永别了，巴拿马。
清单
一八九四年是西莫尼尼挣钱最多的一年。几乎都是偶然的机会，尽管偶然也往往需要有人推一把才行。
那时候，军队里有太多犹太人，这个事实让德吕蒙的不满情绪日益激烈。
“这事也没人提，”德吕蒙抱怨道，“因为如果我们说这些潜在的叛国者就在我们体制内部最光荣的部门里，然后到处说我们的军队已被大批这样的犹太人（当他说到‘犹太人’这个词的时候，嘴唇噘得老高，好像立刻要与整个臭名昭著的以色列民族决一死战一样）污染，这势必会使我们的军队丧失信誉，可这事也得有人说啊。您知道现在犹太人是如何让自己受人尊敬的吗？投身军旅，或是以艺术家和同性恋的身份出入各种贵族沙龙。哈，这些公爵夫人已经厌倦了让老派绅士或道貌岸然的神父当她们的奸夫，她们永远都会津津有味地接受稀奇古怪的新鲜事物，她们任由那些油头粉面、异香满襟、不男不女的家伙勾引自己。不过，就让良善的社会堕落吧，这不关我的事，和不同的路易通奸的侯爵夫人也算不了什么，然而，如果我们的军队堕落了，法兰西文明的末日也就到了。我个人坚信那些犹太裔军官属于普鲁士间谍网络，但是我还没有证据，证据。”
“你们给我找出证据来！”他对报社的编辑们吼道。
在《自由言论报》编辑部，西莫尼尼结识了埃斯特拉齐少校，此人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总是没完没了地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和维也纳教育背景，动辄谈起他已经经历或尚未进行的决斗。大家都知道他欠了一屁股债，编辑们看他神秘兮兮地走过来，都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大家都预感到他要开口借钱，而谁都知道，钱一旦借给他就别想再要回来。埃斯特拉齐略显柔弱，总带着一条绣花手绢掩嘴，有人说他患了肺结核。他的军旅生涯很离奇，先是一八六六年在意大利战场上担任骑兵军官，然后供职于为教皇服务的朱阿夫兵团，后来又随外籍军团参加了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大家私下里说，他与军中的反间谍组织有来往，但显然这从他的制服上是看不出来的。德吕蒙很看重他，或许是为了保证自己与军方的联系。
一天，埃斯特拉齐邀请西莫尼尼到一家时尚的牛排馆吃饭。他点了一道小羊排配生菜，在研究了酒单之后，便切入了正题：“西莫尼尼上尉，我们的朋友德吕蒙苦苦寻找证据，他是永远也找不到的。问题并不在于揪出军队里的犹太裔普鲁士间谍。老天，这个世界上到处是间谍，多一个少一个我们也不会放在心上。但从政治角度出发，关键是要‘证明’他们存在。您一定同意，要逮住一个间谍或一个阴谋家，根本不需要找到证据，最简单也是最经济的方法就是编造证据，若有可能，还能直接造个间谍出来。所以，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应该物色一名犹太军官，他因为自身的某些弱点而备受世人怀疑，然后我们证明他将重要情报传递给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
“您说的‘我们’指的是谁呢？”
“我是在以法兰西情报局统计处的名义和您讲话，处长是桑德尔中校。也许您知道这个处，它有个很中性的名称，主要分管德国人的事务：起初我们只关心他们在自己家里做些什么，情报来自方方面面：报纸、出差官员的报告、宪兵队，还有我们安插在国境两边的人员，我们设法知道关于他们军队组织的信息，比如他们有多少骑兵师，军队里有多少士兵，总之，应有尽有。但是近来情报局决定，我们也要了解德国人在我们境内都做些什么。有人抱怨说这么做是混淆了间谍与反间谍的概念，但这两种活动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有必要知道发生在德国大使馆里的事，因为那是外国领土，这就属于间谍情报工作，但在那里收集的又是关于我们的情报，掌握这样的情报又属于反间谍活动。如今，在德国大使馆有一位巴斯蒂安女士在为我们工作，她是那里的清洁工，假装目不识丁，实际上连德文都能读懂。她的工作是每天倾倒大使馆办公室的字纸篓，这样她可以把普鲁士人（您知道他们有多迟钝）以为已销毁的笔记和文件传给我们。所以现在要做的就是制造一份文件，内容是我们的一位军官泄露了关于法国军备状况的绝对机密。这样我们就能推测这个泄露机密的人应该是能接触到这些保密文件的人，最后我们就可以撕下他的面具。如此说来，我们只需弄一张字条，短短的明细清单。这就是我来找您的原因，据说您在这方面是一位行家。”
西莫尼尼没有问埃斯特拉齐情报局是如何知道他有这种才能的。想必是从埃布特尔纳那里知道的吧。他对对方的恭维表示感谢，然后说：“我想我要做的是伪造某个人的笔迹吧。”
“我们已经物色了理想的人选。是一名叫德雷福斯的上尉，阿尔萨斯人，目前正在本处实习。他娶了个有钱的老婆，总是一副大众情人的样子，所以同事们很难支持他，就算他是天主教徒，也不会有人帮他说话。绝对不会有人站在他那边。所以这是一个最理想的牺牲品。一旦我们拿到清单，就会拿去做鉴定，最终将确认笔迹就是德雷福斯的。然后就轮到德吕蒙这样的人把这件丑闻公之于众，揭发这个危险的犹太人，同时为军方挽回颜面，军方也会英明地揪出叛徒，绳之以法。清楚了吗？”
……然后就轮到德吕蒙这样的人把这件丑闻公之于众……
再清楚不过了。十月初，西莫尼尼得到了桑德尔中校的接见。此人面如土色，相貌平平。这是间谍和反间谍部门领导的最佳外貌。
“这里是德雷福斯笔记的样本，这是要誊写的内容，”桑德尔拿着两页纸对西莫尼尼说，“您看见了，这张便条是写给德国使馆武官冯·施瓦茨科本的，告诉他关于120 mm加农炮液压制动器的军事资料已到，以及其他一些细节。德国人垂涎的就是这个。”
“再加入一些技术细节不是更好吗？”西莫尼尼问道，“显得危害更大。”
“我希望您能意识到，”桑德尔说，“这桩丑闻一旦曝光，这份清单就要公之于众，因此我们不能把技术性资料向报纸公布。有劳了，西莫尼尼上尉。为了让您安心，我给您准备了一个房间，以及一切书写工具。纸张、鹅毛笔和墨水都是在我们办公室常用的。我希望看到一份精心之作，所以慢慢来，多练几次，务求笔迹完美无缺。”
西莫尼尼照做了。薄薄的书写纸上，一共三十行文字，正面十八行，背面十二行。西莫尼尼精心地将正面的行距留得比背面宽松些，背面的字迹也稍显潦草，因为这样一来便能做出一封在匆忙状态下完成的书信，开始的时候比较放松，越到后来就越仓促。同时他还考虑到，这样一封信在被扔进字纸篓之前，想必已经被撕掉，所以统计处到手的信件应该是一些碎片，后来重新拼贴在一起，因此最好在字迹之间留些空隙，以便黏合起来更容易。但这些空隙又不能太大，以免与笔迹样本不符。
总而言之，他做得天衣无缝。
桑德尔随后把这份清单交给了陆军部部长梅尔西耶将军(20)，同时下令调查与该处所有官员的往来文件。最终，他最信任的搭档告诉他，这是德雷福斯的笔迹，于是德雷福斯于十月十五日被捕。但这个消息被狡猾地封锁了两个星期，只是偶尔吹出一些风来，吊足记者的胃口，然后再通过小道消息传出一个人名，起初还碍于机密的约束，最后还是承认罪犯就是德雷福斯上尉。
埃斯特拉齐一得到桑德尔的许可，就立刻告诉了德吕蒙，德吕蒙挥舞着少校的信函在编辑部各个办公室边跑边喊：“证据，证据，这就是证据！”
十一月一日的《自由言论报》上用斗大的标题赫然写着：“重大叛国案。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被捕。”一场战斗拉开了序幕，怒火燃遍了整个法国。
但是，就在当天的上午，当报社上下举杯欢庆的时候，西莫尼尼的眼睛扫到了埃斯特拉齐传达德雷福斯被捕消息的那封信函。信就在德吕蒙的桌子上，已被酒杯沾湿了，但字迹清晰可辨。西莫尼尼曾花了一个多小时来模仿那份假定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但现在真相昭然，自己花功夫练习的那种笔迹竟和埃斯特拉齐的一模一样。没有人能像伪造者一样对这些东西更加敏感。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桑德尔给我的不是德雷福斯的字，而是埃斯特拉齐的笔迹？可能吗？奇怪，令人费解，但真相不容置疑。难道是他弄错了？或是有意为之？但这么做是为什么呢？还是说，桑德尔本人也被手下骗了，给他弄了一份错误的样本？假如是有人骗取了桑德尔的信任，那一定要通知他调包的事。可万一桑德尔居心不良，让他知道伎俩被自己识破，那就太危险了。要不要告诉埃斯特拉齐呢？如果桑德尔故意调换了笔迹，为的是除掉埃斯特拉齐，那么给被害人通风报信的西莫尼尼就会成为整个情报局的死敌。要不就保持沉默？可万一哪一天情报局把调包的事嫁祸于他，又当如何是好？
这个错误不是西莫尼尼的责任，他决心要去澄清事实，尤其是，这么说吧，他特别坚持自己伪造的笔迹必须是真实的。他决定冒这个险，登门求见桑德尔，可桑德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不愿见他，可能是他怕西莫尼尼来敲竹杠。
后来，当西莫尼尼把真相（这桩由谎言构成的事件中唯一的真相）告诉桑德尔时，桑德尔的脸色比平时更加土灰，显出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
“中校先生，”西莫尼尼说，“您一定保留着那份清单的照片，请您找一份德雷福斯字迹的样本，再找一份埃斯特拉齐的，我们把三份材料对比一下。”
桑德尔命人去找，不一会儿，三份材料都出现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西莫尼尼为他指出了一些证据：“您看，比如说这里，在所有出现双写s的单词中，比如adresse（地址）或intéressant（有意思的），埃斯特拉齐写的第一个s总是小一点，第二个则比较大，而且几乎是从不连在一起的。这是我今天早上注意到的，因为这种风格在我写那份清单时格外地关注过。现在您再看看德雷福斯的笔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令人吃惊，双写的s第一个大，第二个小，而且总是连在一起。您想让我接着说吗？”
“不用了，到此为止吧。我不知道怎么会发生这样的误会，我会调查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份材料已经到了梅尔西耶将军手上，他可能会想将这份清单与德雷福斯的笔迹进行比对，但他并非笔迹鉴定专家，这两份笔迹中总会有相似之处吧。现在只要别让他产生比对埃斯特拉齐笔迹的念头就行了。但依我看，他怎么也不会想起埃斯特拉齐来——只要您守口如瓶。请尽量忘掉这件事，也拜托您别再到办公室来。您的报酬将会有相应的调整。”
此后，西莫尼尼再也不用靠内部消息了解事态的进展了，因为德雷福斯事件已经占据了所有的报纸。在参谋部里也有处事谨慎的人，他们要求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份清单出自德雷福斯之手。桑德尔找来了一位著名的笔迹鉴定专家——贝蒂荣，专家指出，清单上的笔迹的确与德雷福斯的不完全相符，但这是一个明显的自我伪造案例：德雷福斯改变了（尽管只是一部分）他的字体，为了让人相信这封信的作者另有其人。这些细节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这份文件肯定出自德雷福斯之手。
《自由言论报》每天都在进行舆论轰炸，甚至怀疑事件将趋于缓和，理由是德雷福斯是犹太人，所以会受到犹太人的包庇。“军中有四万名军官，”德吕蒙写道，“梅尔西耶怎么能把国防机密交给一个四海为家的阿尔萨斯犹太人呢？”梅尔西耶是个自由派，德吕蒙和标榜民族主义的媒体已经有一段时间对他不断施压，指责他同情犹太人。他不能落个包庇犹太叛徒的名声。所以他不但没有搁置调查的意思，反而表现得非常积极。
德吕蒙发起猛烈攻击：“很长一段时间里，犹太人都未曾进入军队，军队保持着纯正的法兰西血统。可现如今，他们已经渗透进了国家军队，将成为法国的主人，罗斯柴尔德将通过他们传达动员计划……大家知道他居心何在。”
局势紧张到了极点。龙骑兵(21)上尉克雷米厄－福阿写信给德吕蒙，说他这样做是在侮辱所有的犹太裔军官，要求他道歉。于是，二人约定决斗，克雷米厄－福阿大概嫌不够乱，你们猜他把谁请来当见证人？埃斯特拉齐……接着，《自由言论报》编辑部的莫雷斯侯爵也向克雷米厄－福阿发出战帖，但是这位上尉的上司们禁止他参加新的决斗，把他关在了军营里，于是梅耶上尉就代他出征，结果肺被穿了个窟窿，死了。激烈的辩论随即爆发，人们纷纷抗议宗教战争的卷土重来……西莫尼尼欣喜若狂，仅凭他一个钟头的抄写，就换来了如此喧嚣纷乱的结果。
十二月，陆军委员会召开会议，与此同时，又有一份文件冒了出来，是一封意大利使馆武官帕尼扎尔迪写给德国人的信，信中提到“D那个混蛋……”原本会卖给他一些防御工事平面图。“D”是德雷福斯吗？没人敢表示怀疑，直到后来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叫杜布瓦的家伙，陆军部职员，以每份十法郎的价钱兜售情报。但为时已晚，十二月二十二日德雷福斯被判有罪，一月初他在军事学院被革职。二月他就要被押上驶往魔鬼岛的船了。
西莫尼尼列席了革职的仪式，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这耐人寻味的一幕：庭院四周士兵排列整齐，德雷福斯步入会场，他要在一排排威武勇士的面前走上将近一公里的路程，官兵们虽然面无表情，但似乎都向他投以轻蔑的目光。达拉斯将军抽出军刀，军乐响起，一身戎装的德雷福斯朝将军走来，将军身旁有四名炮兵在一名中士的率领下保驾护航。将军宣读了革职的决定，一名身材魁梧、头盔上插有羽毛的宪兵军官来到上尉身边，摘下他的军衔、徽章、番号牌，取下他的佩剑，在膝盖上用力折断，扔在这个叛徒的脚下。
德雷福斯神情麻木，很多报纸认为这就是他背叛祖国的标志。西莫尼尼确认，在德雷福斯被革职的那一刻，他听见那家伙喊了一声：“我是清白的！”但是喊得很有节制，并未影响立正的姿势。总之，西莫尼尼讽刺地观察到，这个犹太小伙子是那样竭力维护自己作为法国军官（已经被剥夺）的尊严，以至于不能对上司的决定提出质疑——就好像即便他们认定他是叛徒，他也必须接受，不能有丝毫的迟疑。也许在那一刻，他真的以为自己当了叛徒。对他而言，声明自己无辜只是仪式上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已。
……一名身材魁梧、头盔上插有羽毛的宪兵军官来到上尉身边，摘下他的军衔、徽章、番号牌，取下他的佩剑，在膝盖上用力折断，扔在这个叛徒的脚下……
西莫尼尼认为自己记得的情况就是这样，但他在一只大纸箱里找到了一篇次日发表在《法兰西共和报》上的文章，作者叫布里松，文章的内容与他的记忆大相径庭：
“当将军把可耻的宣判劈头盖脸地抛向他时，他振臂高呼：‘法兰西万岁，我是清白的！’
“这名下级军官尽了自己的义务。挂满制服的金色徽章坠落在地，他们连红色的臂章也没给他留下。他的制服变成了纯黑色，军帽也突然黯淡了，德雷福斯仿佛已经换上了囚服……他继续高喊：‘我是清白的！’围栏外围观的群众勉强能看到他的身影，他们高声咒骂着，吹着刺耳的口哨。德雷福斯听到了，更是怒不可遏。
“当他走过一群军官面前时，清楚地听到了这样的话：‘滚吧，犹大！’德雷福斯愤怒地转过身，重复道：‘我是清白的，我是清白的！’
“现在终于可以看清他的面容了。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希望能从他身上发现什么天大的秘密，或是真情的流露，发现他心底最隐秘的东西，毕竟到目前为止，只有法官有机会接近他。但愤怒布满了他的面容，一种难以遏制、势必排山倒海的愤怒。他双唇紧闭，双眼通红，一副吓人的面孔。我们明白了，如果这个罪犯能表现得如此坚定，步伐如此雄健，是因为他正经受着怒火的煎熬，这种愤怒会让他神经紧绷直至崩溃……
“这个人心底到底有什么秘密？他的反抗出于什么动机，为什么要以近乎绝望的力量，通过这种方式申明自己的清白？或许他希望混淆视听，引起公众的质疑，给审判他的那些法官播下怀疑的种子？一个念头划过我们的脑海，犹如闪电一样强烈：假如此人无罪，那将是何等恐怖的刑罚！”
西莫尼尼一点也没感到内疚，他确信德雷福斯有罪，因为这个罪名就是由他定的。当然，他的记忆与那篇文章的描述大有出入，这说明这一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每个人都以自己主观的视角看待事态的发展。
但是，无论德雷福斯是去见了魔鬼，还是去了魔鬼岛，都与他毫不相干了。
那笔报酬在适当的时机神不知鬼不觉地到了他的手上，果真超出了他的预期。
盯住塔克希尔
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的时候，西莫尼尼非常清楚地记得，他并未因此忽略塔克希尔正在捣什么鬼。特别是因为德吕蒙那个圈子里的人总是在谈论他，起初他们以一种好笑的怀疑目光看待塔克希尔做的事，后来就变成了怒不可遏。德吕蒙自认为是一个严肃的反共济会、反犹太人的天主教徒——以他个人特有的方式——他不能容忍一个无赖来支持他的事业。塔克希尔是一个无赖，德吕蒙一直以来都这么认为，而且在《犹太法兰西》里就已经这样抨击过他，他认为塔克希尔所有反教会的书都是犹太出版商出版的。在这些年里，由于政治原因，他俩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我们已经从达拉·皮科拉神父那里得知，这两个人都曾是巴黎市议员某次竞选的候选人，面对的是同一批选民。因此，他们之间的战争就变成公开的了。
塔克希尔写了《德吕蒙先生心理研究》一文，语带嘲讽地批评他的对手超乎寻常的反犹太主义，文章认为反犹太主义与其说是天主教徒的特点，不如说是社会主义和革命报刊的典型特征。德吕蒙撰写了《反犹太主义者的遗书》一文予以回击，质疑塔克希尔改信天主教的动机，提醒世人他曾玷污过神圣的事业，并以令人焦虑的口吻质问他为什么不愿与犹太世界开战。
如果我们想一想，在一八九二年问世的《自由言论报》敢于揭露巴拿马运河丑闻，具有政治斗争精神，相较之下，同期出版的《十九世纪的魔鬼》实在难登大雅之堂，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德吕蒙报社编辑部对塔克希尔的嘲讽与日俱增，冷笑着等候塔克希尔接二连三地迎来灾祸。
德吕蒙看得出，正在毁掉塔克希尔的并非正面的抨击，而是那些不期而至的支持。以神秘的蒂安娜一事为例，就有几十个相当不可靠的好事者参与其中，争相吹嘘自己与这个他们多半从未谋面的女人关系非同一般。
有个叫多梅尼科·马尔焦塔的人出版了一本《第三十三级大师、共济会最高会长阿德里亚诺·莱米(22)回忆录》，他寄了一本给蒂安娜，宣称自己要与蒂安娜并肩抗争。在信中，马尔焦塔自称佛罗伦萨共济会撒沃纳罗拉会所的秘书、帕尔米共济会乔尔丹诺·布鲁诺会所的会长、最高检察官、古老正统苏格兰礼第三十三级大师、孟菲斯礼至尊王子（第九十五级）、卡拉布里亚和西西里地区米斯拉伊姆会所检察长、海地国家大东方社荣誉社员、那不勒斯联盟最高委员会理事、三卡拉布里亚地区共济会会所总检察官、米斯拉伊姆或巴黎埃及东方共济会终身大师（第九十级）、全球共济会守卫骑士团指挥官、巴勒莫意大利联盟最高全会终身荣誉议员、那不勒斯中央领导机构常务检察官及最高代表，以及改良的新帕拉斯会会员。他应该是共济会内部德高望重的会员，却说自己刚刚脱离了共济会。德吕蒙说，他改信天主教是因为他未能如愿获得共济会最高秘密领导层的职位，而是让那个阿德里亚诺·莱米占了先机。
据马尔焦塔说，那位闷闷不乐的阿德里亚诺·莱米最早是当小偷的，后来在马赛伪造了一份那不勒斯法尔孔奈公司的信用凭证，又趁一位医生朋友的太太在厨房里为他准备茶水的时候，偷走一包珍珠和价值三百法郎的金子。蹲了一段时间的监狱以后，他乘船去了君士坦丁堡，在那里给一个贩卖蔬菜的犹太老人打工，他说已准备好背离自己的天主教信仰，接受犹太教的割礼。后来他借助犹太人的帮助，在共济会内部成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事业。
“所以，”马尔焦塔总结说，“受诅咒的犹大后裔，人类的所有恶行都源自他们，他们会发挥自身全部的影响力为本民族中的一员，即最邪恶的那个人在共济会组织中谋取全球最高统治地位。”
马尔焦塔的控诉在基督教世界反响热烈，他在一八九五年出版了《帕拉斯神秘教派，共济会三角统治中的撒旦－路西法膜拜》一书，开篇就是一系列来自格勒诺布尔、蒙托邦、埃克斯、利摩日、芒德、塔朗泰斯、帕米耶、奥朗、阿讷西等地主教的贺信，甚至耶路撒冷的主教卢多维科·皮亚韦也来信鼓励。
问题就出在马尔焦塔揭露的信息把半数意大利政坛人物都牵扯了进去，尤其是克里斯皮，他曾是加里波第的副官，那些年担任意大利王国的首相。无论你出版和贩卖多少关于共济会仪式的奇闻异事，都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可一旦触及共济会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激怒某些睚眦必报之人的危险。
塔克希尔本该清楚这一点，但显然他想尽力收复马尔焦塔退让给他的土地，于是一本将近四百页的书以蒂安娜的名义出版了，书名是《第三十三级大师克里斯皮》，书中汇集了很多著名事件，诸如克里斯皮被卷入罗马银行丑闻，还有关于他与恶魔哈拜利(23)之约的消息，以及他参加帕拉斯会组织的集会，在会上索菲亚·沃尔德宣布自己怀有一女，而这个女儿日后将会诞下敌基督。
“简直是闹剧，”德吕蒙愤怒地说，“政治斗争可不是这么搞的！”
然而梵蒂冈方面却欣然接受了这场闹剧，这变本加厉地激怒了德吕蒙。原来，梵蒂冈与克里斯皮有一笔账要清算：克里斯皮在罗马的一个广场上为被教会迫害致死的乔尔丹诺·布鲁诺建了一尊雕像，揭幕那天教皇利奥十三世一整天都在圣彼得雕像脚下做赎罪祷告。可以想见，在读到那些揭露克里斯皮的资料时教皇是何等欣慰：他授命他的秘书，萨尔迪神父大人，不仅要按通常的做法给蒂安娜送去“教廷赐福”，还要向她致以诚挚的谢意，激励她继续创作有价值的作品，揭露这个“邪恶教派”的丑行。根据蒂安娜书中的描述，这一教派的邪恶之处在于，恶魔哈拜利现身时会有三头：一个头发为火焰的人头，一个猫头，一个蛇头——虽然蒂安娜本着科学的严谨明确指出，她从未见到过哈拜利以这样的形象现身（应她召唤出现的只是一位银髯飘洒、风度翩翩的可敬长者）。
“他们一点也不在乎看起来是否属实！一个刚来法国不久的美国女孩，”德吕蒙气愤地说，“怎么可能会了解意大利政坛的全部秘密？当然，老百姓可以不去理会这些，让蒂安娜如鱼得水，可是教皇呢，教皇今后会背负听信荒唐言论的恶名！必须捍卫教会，避开其自身弱点！”
最先对蒂安娜存在与否提出的公开质疑出现在《自由言论报》上。随即，像《未来与宇宙》这样明确站在教会一边的媒体加入了论战。其他一些天主教团体为了论证蒂安娜的存在而牵强附会，《圣母玫瑰》杂志刊登圣彼得岛律师行会会长洛提埃的证言，证明他曾经见过蒂安娜与塔克希尔、巴塔耶以及为她画肖像的画师在一起，但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蒂安娜还是帕拉斯会会员。不管怎么说，果断地改信天主让她面带荣光，正像有作者描述的那样：“这是一个二十九岁的年轻女子，优雅、出众，身材较常人高挑，举止大方，坦率而真诚，眼中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表明她善于决断和惯于掌控全局。她衣着优雅，富于品位，既不矫揉造作，也没有大多数外国贵妇一身珠光宝气的滑稽特征……她的眼睛非同一般，时而湛蓝如海水，时而明亮如黄金。”每当有人为她献上查特酒，她都会拒绝，因为她憎恨一切沾有教会味道的东西，那时她只喝白兰地。
一八九六年九月，塔克希尔花了许多时间到特伦托组织了一场反共济会的大型会议。就是在那里，德国天主教徒对蒂安娜身份的怀疑与批评开始加剧。一位叫鲍姆加滕的神父要求出示蒂安娜的出生证明，以及见证她弃绝原本信仰时在场神父的证言。塔克希尔宣称这些证据都在他手上，却并未拿出来。
特伦托大会结束一个月之后，一位叫卡尼尔的神父在《法兰西人民报》上发表文章，直言怀疑蒂安娜就是共济会在故弄玄虚。无独有偶，有位叫贝伊的神父在最有影响力的《十字报》上表达了对此事的审慎态度。《科隆人民报》也提醒读者，就在《十九世纪的魔鬼》各分册开始出版的那一年，巴塔耶还在亵渎天主和所有的圣徒。参与论战支持蒂安娜的有那位慕斯特尔神父、《天主教文明》杂志和代理枢机主教帕罗基的一个秘书，他给蒂安娜写信“鼓励她经受住恶意诽谤的暴风骤雨，那些人竟然肆无忌惮地对她是否存在表示怀疑”。
德吕蒙与各个圈子交情匪浅，本身也不乏对新闻的灵敏嗅觉，西莫尼尼不明白他是如何做到的，反正他成功地揪出了巴塔耶的底细，或许是在那家伙酩酊大醉时偶然发现的，现在巴塔耶越来越喜欢借酒浇愁、忏悔罪恶。激动人心的一幕到来了：巴塔耶先是在《科隆人民报》上，后来又在《自由言论报》上承认他在弄虚作假。他诚挚地写道：“当教皇的《人类》通谕发表后，我觉得是时候利用天主教徒的轻信和不可思议的愚蠢捞点钱了。只要找到一个儒勒·凡尔纳式的人物，给这些古怪的故事加上恐怖的包装。而我自己就充当了这个凡尔纳，就是这样……我把这些装神弄鬼的情节放置在了异域的环境里，当然没有人会去核实……天主教徒就这样照单全收了。这些人简直愚蠢到即使现在我承认是我捉弄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相信我。”
洛提埃在《圣母玫瑰》杂志上写文章说，也许他弄错了，他看到的那个女人并非蒂安娜·沃恩。最终耶稣会士也首次发文出击，由一位叫波塔利耶的神父撰文发表在非常严肃的学术期刊《研究》上。这似乎还不算完，有几份报纸报道了查尔斯顿（共济会的大会长派克应该就住在这里）的诺斯罗普主教大人亲赴罗马，以个人名义向教皇利奥十三世保证，他所在城市的共济会会员都是良善之辈，而且在他们的会所里也没有一座撒旦的雕像。
德吕蒙大获全胜，塔克希尔被打倒在地。反共济会和反犹太斗争再度回到正经人手里。
* * *
(1) Candomblé，巴西第二大宗教。原为非洲尼日利亚、贝宁等地流行的一种原始宗教，供奉祖先和信仰自然神，随着黑奴贩卖而传到巴西，但后来这种原始宗教与天主教、印第安宗教相互渗透，形成了坎东布莱教。
(2) Helena Blavatsky（1831—1891），神秘主义者，一八七五年在巴黎创建通灵学会。
(3) Würzburg，德国巴伐利亚州美因河畔城市。
(4) Theodor Fritsch（1852—1933），德国出版家、记者。他的反犹太主义著作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深刻影响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看法。
(5) Octave，司汤达长篇小说《阿尔芒丝》中的男主人公。
(6) Sergei Witte（1849—1915），俄罗斯帝国末期的财政大臣，保守派改革家。
(7) 即都德的夫人，原名朱丽亚·阿拉尔（Julia Allard, 1844—1940），法国诗人、记者。
(8) Frédéric Mistral（1830—1914），法国诗人，一九〇四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9) Giacomo Meyerbeer（1791—1864），德国作曲家，一八二六年定居巴黎，成为法国式大歌剧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
(10) Giuditta Pasta（1797—1865），意大利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11) Clément Philibert Léo Delibes（1836—1891），法国作曲家。
(12) Sarah Bernhardt（1844—1923），法国女演员。
(13) Galatian，古时凯尔特人的分支，居住在小亚细亚的中部。
(14) Ferdinand de Lesseps（1805—1894），法国外交官、实业家。
(15) Journal des débats，一七八九年至一九四四年间在巴黎出版的一份社会批评与评论类报纸，期间多次改名。
(16) Clignancourt，现巴黎十八区的一条街，毗邻克里尼昂古尔门。
(17) Auguste Vaillant（1861—1894），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因用炸弹袭击法国国民议会而闻名于世。
(18) Laurent Tailhade（1854—1919），法国讽刺诗人、无政府主义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
(19) Bal des Quat'z Arts，始于一八九二年，最后一届在一九六六年举行。所谓“四艺”，就是参加舞会的均为学习建筑、绘画、雕塑和雕刻的学生。
(20) Auguste Mercier（1833—1921），法国将军，曾任陆军部部长。
(21) 欧洲一些国家对骑马步兵的统称，后来逐渐演变为机动步兵。
(22) Adriano Lemmi（1822—1906），意大利复兴运动政治家、金融家。
(23) Haborym，所罗门七十二柱魔神，司掌火灾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