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阳布衣/韩城•三门峡•扶风•平凉•固原•麟游•咸阳

两年前,在西安转车的时候,我就想到韩城去看看司马迁的故乡。韩城位于西安东北约二百八十公里,在黄河的西岸,有火车直达。可惜那天早上太匆忙,赶不上火车,没去成。两年来,这件事一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所以这次陕北之旅,韩城是非去不可的了。

从蒲城到韩城,也有火车,也就是那些从西安开来的。可是蒲城的火车站,位于县城外好几公里的地方,不方便,反不如乘搭长途汽车。前一天傍晚,探访过玄宗的泰陵回来,我特地去了一趟县汽车站,确定明早8点钟会有一班车发往韩城去。

清早7点多,蒲城汽车站还不见有到韩城去的车子。问卖票的,她说:“车还没到,等一等吧。”问她可不可以先买票,她说:“车来了再卖。”结果,车来了,大家抢着买票,又抢着上车,一片混乱。幸好车上座位多得很。夏初在陕北一带旅行,长途汽车好像都不拥挤。不过后来听一位老农说,这时是农忙收割季节,乡下人都在田里忙着,少出门而已。

中午时分抵达韩城,就遇到一名开机动三轮车的司机来拉生意。如果在别处,我可能懒得理会这司机。然而在陕北,却不能大意,因为小镇上不但没有出租车,连机动三轮车都是罕见的、稀有的。回想起来,从榆林开始,经过延安、黄陵、铜川、蒲城这几个县市,市面上真的连一辆出租车也没有。这次这名司机,五十来岁,瘦瘦小小的,穿着一双拖鞋,一件破旧的衣裳,仙风道骨一样。我请他先载我到韩城宾馆投宿再说。

韩城虽号称市,可明显的是个穷县,比蒲城还要破旧。市面上邋里邋遢,商店和民居都灰兮兮的。不知情的人,比如西方那些记者,来到这里一看,可能以为只是“第三世界”一个什么荒凉落后的小镇。恐怕没有人会想到,这城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而且还出了一位司马迁那样伟大的史家,足以和日月争光的。起先很为司马迁叫屈,但后来转念一想,一个人的故乡,对他来说,永远是最美的。为他叫屈反倒把他的故乡看扁了,大可不必。

开车师傅姓冯。他载着我,穿过旧城区,再爬过一个高岗,才来到位于新城区的韩城宾馆。半路上,我向他打听司马迁的祠堂。他马上说:“啊,我知道,在城南的芝川镇,离这里还有二十里。我载你去。”

“可是我还没吃午饭。”

“没关系,你先到宾馆把东西放下,我载你先去吃饭,再带你去司马迁祠。”

我被他说得很心动,而且在韩城这地方,恐怕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了,决定听他的话。这位冯师傅,似乎有无穷的耐心,一点也没有其他开车师傅的那种急躁。他载我到餐厅吃饭,自己在门外等着,悠闲地抽着烟,似乎准备陪我一整天的样子。他总是说:“不急,不急,慢慢来,时间多得是。”

饭后,他载着我离开城区,往城南芝川镇走去。他先前和我说的二十里距离,用的是市里,也就是传统的华里,大约等于十公里。机动三轮车开得很慢,喷着黑烟,在白杨夹道的马路上,奔跑了一个多小时,才来到芝川镇。镇上,只有一条大街,不少农家在路边摆卖西瓜和西红柿等蔬菜。我们先在一个西瓜摊上,吃完一个大西瓜,才转入大街边的一条小路,爬上一个小山冈,来到司马迁的祠堂。

司马迁死后,据说就葬在这里。然而这恐怕和许多汉唐古墓一样,是无从查考证实的了。而今所见到的司马迁墓,只是元代重修的一个象征式的衣冠冢。因为是元代修的,所以修成像蒙古包的形状。

祠墓区占地面积很大,依山建筑,有四层高台。我爬到最高一层的顶上。东面就是黄河了,在远远的农田外,恰似一条瘦小的银带般流着。西面有一段很高的黄土台塬,那已经是黄土高坡梁山的一部分了。整个祠墓区,有不少苍劲的古柏在风中摇晃着。

元代所修的司马迁衣冠冢,建得像一座蒙古包。

司马迁祠墓区种了许多松柏,庭院深深。

这一天,只有三五个游人,而且都是当地的农人。从高台上走下来,冯师傅依然在入口处和售票的人员闲聊着,不急着离去。祠堂下边,有一片不知谁家的农田。还有一头驴子,身上拖着一辆大板车,默默地站立在一棵青青的柳树下歇息,一动也不动。驴子的眼神永远是悲伤的。它立在那棵柳树下,给人一种亘古的感觉,仿佛一直立在那儿,伴守着司马迁的祠墓,已经两千多年了。

从地图上看,韩城和三门峡的距离,只有一百多公里。万万没想到,我走了整整一天的路,而且还得渡过两次黄河,才在黄昏夕暮中抵达三门峡市。

一大早,在韩城汽车站买票时,我就有个预感,这一段路虽短,可是跨越陕西、山西与河南三省,恐怕不好走。我买了一张最远到山西侯马的车票,准备到了侯马再转车经运城到河南的三门峡。看地图,原以为这是一条大路,会比较好走。而且侯马曾经出土战国时代的盟书,这地名对我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

班车倒是准时出发。11点多,便开到黄河边上,飞快地驰过河上的一座铁桥,就进入山西省界。再一转弯,便把滚滚的黄河远远地抛在后头了。可是,中午到了河津这个小镇时,司机竟停车不走了,因为他说:“车上没有几个人去侯马。有买到侯马的乘客,可以退票,转其他车子。”

下了车打听了一会儿,才知道其实根本不必去侯马。河津就有直达车去运城。到了运城,自然可以转车到三门峡。于是在河津胡乱吃过中饭,又继续上路了。这回车子走的是一条乡间小路,走得很慢,经临猗,走了三个多小时,才走完那八十多公里的路,在下午3点多抵达运城市。

果然,运城到三门峡的班车很多,几乎是人满就开,不过车子其实最远只开到黄河北岸的平陆县。然后,乘客就得下车,效仿《诗经·河广》中的那个宋国人,自己乘船渡河,才可以到达南岸的三门峡市。

三年前,也是夏天,我就曾经在这同一个渡口上渡过黄河。那年,我们渡河乘坐的是一艘庞大的机动渡轮。不料,这次来到这个茅津渡口,才发现黄河竟然水旱,水位猛降,至少跌了两米。所有的渡轮都停航了,无法在水位如此低的黄河上行驾。干旱的黄河,更加瘦削了,暴露出河边的烂泥和腐朽的草木。

有人趁机做起生意来了,不知从哪里弄来两艘机动小汽艇,在岸边拉客。我们都别无选择,只得轮流上艇,任人宰割。每艘艇可坐五人,每人收二元,看来可以发一笔大财。这么瘦小的黄河,不到两分钟就渡过去了。上了对岸,还得走过一片原本淹在水中的烂泥河滩,才走到市区面包车的乘车处,狼狈得很。

到三门峡市火车站附近的天河宾馆时,天已经快黑了。

这回来三门峡,主要为了看一看有名的“中流砥柱”。但没想到,当我向宾馆工作的一名老师傅打听怎样去中流砥柱时,他竟告诉我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中流砥柱崩了!”

“崩了?”中流砥柱崩了?那以后连“中流砥柱”这句成语,不也都得作废了吗?我可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第一个反应是:难怪我一直想找一张中流砥柱的照片,却一直找不到。

“对,崩了。当年修三门峡水坝时崩的。崩了一大截,现在只剩下一小块了,露在水面。”不知道这位师傅说的是否真实。后来也一直没有办法求证,直到现在都还在设法解答这个谜。不过,即使如此,我还是很想去走一趟,看一看“崩了”的砥柱。

“那请问怎么去呢?”

“你可以先搭市内的公车到电力站,下车不远有个火车站,叫湖边火车站。每天早上7点半有班专线火车到三门峡水坝。到了水坝区就可以见到中流砥柱了。”

夜里,我老想着中流砥柱“崩了”这件事,睡得不安宁。第二天,起了个大早,坐了最早的第一班公车到电力站,天就开始下起雨来,而且越下越大。在湖边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食摊,吃过油条,喝过稀饭,再冒雨跑到火车站,买了一张到三门峡水坝的车票。原来,这列火车是专门运载水坝员工上下班的,每天只有两班来回,配合员工的上下班时间。

火车上很拥挤,尽是水坝的工作人员,没有游客。听说星期天才会有游人来玩。列车走了半个小时,来到水坝区。下车后又在雨中走上一个山坡,走了几乎半个小时,才见到高高的水坝,横跨在山坡下的黄河南北两岸上。我立刻紧张兮兮地寻找中流砥柱。

水坝东边的黄河上,有两块岩石。一块比较小,立在接近南岸边的水中,孤零零的。另一块则比它大了至少十倍,位于河中央,可是这块比较大的岩石,明显地曾经遭到破坏。它的上半部分已经“崩了”,好像被人铲平了。水坝中间有一面围堤,甚至一直伸延到岩石的中央,似乎把这块水中的大石头当作一个天然的栏柱来利用。我对着这两块巨石发呆,不知道哪一块才是中流砥柱。问了几名在水坝工作的员工,他们都指着比较小的那块石头说:“那就是中流砥柱。”

三门峡水坝,河中那块石头就是传说中的“中流砥柱”。

可是我却不无怀疑。果如此,那这中流砥柱怎么那么小?而且那么接近岸边,并不在水中央,似乎和历史上的记载不符,也和它在历史上所形成的雄伟不倒的形象扯不上关系。在唐代,中流砥柱使得三门峡这一带的水流湍急,漕运不便,经常造成翻船和人命伤亡。唐代那一批精明的理财专家,像刘晏等人,不知花了多少心机,也没法彻底解决这问题。后来,干脆在黄河岸边的峭壁上,凿出栈道,叫纤夫在上头拉着江南来的租税船行走。最后,还是闹出许多人命,不得不停航,把这一带的粮食运输,改用人力和牛车,在陆地上进行。

无论怎么看,我眼前岸边的这块中流砥柱,都太“细小”,太不起眼了,不可能在当年造成那么大的灾害。如果说水中央那块比较大的巨石才是中流砥柱,那倒还比较可信,而且它的上半部分“崩了”,也符合宾馆那位老师傅的说法。然而,仿佛没有人愿意说那块“崩了”的大石,就是中流砥柱。

据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中流砥柱”。这么小,真的是崩了吗?

雨不断地下着。我沿着一条山坡上的小径,一直往下走到河边,走到河上的一座小桥去。在桥上往西一看,河上的那两块石头看得更真切了。无论怎么看,还是无法把这两块石头,和中流砥柱联想在一起。两者都“不像”。雨越来越大了。我心中充满疑惑,只好默默在雨中走回火车站,再乘搭那列专线火车,回返三门峡市。

回到市里的湖边车站,顺便到车站附近出土的春秋虢国车马坑去参观。在售票处的小卖部,终于买到了河南旅游局所编的一张三门峡游览图,和一套明信片。在这地图和明信片上,都有一张难得的中流砥柱的照片,而照片显示的,正是刚才我在黄河上所见的那块比较小的岩石。难道那真的是中流砥柱?还是中流砥柱真的“崩了”,而今只剩下那么一小块,露在水面?

在虢国车马坑的一个展览室外面的走廊上,意外地发现康有为写的那四个有名的大字“中流砥柱”。这四个字,当年不就刻在中流砥柱上吗?怎么现在竟沦落在一个博物馆里呢?难道中流砥柱真的“崩了”,幸好还能把这几个大字“抢救”下来吗?正像当年在陕南褒河修建一个大水库时,为了避免褒斜道石门上那十几块知名的汉魏隶书摩崖石刻被大水淹没,结果都把它们从崖上切割下来,搬到汉中博物馆去保存那样?

三门峡一整个上午都在下雨,下得人有点心烦。我离去时,心中的谜仍然没有解开。

又见西安,又见西安。我已经忘了,这是第几次来西安了。好些年不见,火车站对面那家以前常去的解放饭店,房租已经提高到一百大元外汇券,然而各种设备,明显地旧了。电梯里的地毯,破烂得发黑。餐厅也改小了,而且看来生意不好,惨淡经营的样子。

我是从三门峡乘火车来到西安的。这回来西安,只是路过转车,下一个目的地是西安以西的扶风和法门寺。第二天一早,便在火车站对面的长途汽车站,搭了一辆班车到扶风。这车站售票,已经电脑化了。车票上打印出来的中文字体,还不错。11点多抵达时,发现扶风真是个小镇,没有几条大街。我投宿在扶风饭店,准备在这个小镇度过安宁的一天。

午饭后,乘了一辆小面包车,到法门寺去。自从佛骨舍利和一大批唐代文物在这里出土后,法门这小村,一夜之间成了一个热门的旅游点。大街上尽是餐厅、宾馆和手工艺品店。

李唐王室当年迎佛骨,害得韩愈写了那篇《论佛骨表》,被贬到潮州去。一千多年后重读此文,我觉得韩愈的论点,即使以20世纪90年代的言论标准来看,还是很大胆的,敢说出他心中的真话,大勇可嘉。然而,如今在法门寺博物馆中展出的佛骨,只是个“影骨”,一个玉质代用品,并非真正焚化后的指骨头。真正的佛骨,我听说太“神圣宝贵”了,不可展出。

下午,在扶风的街头闲逛。扶风附近便是周人祖先的发源地岐山。这里到处可见的一种小吃“擀面皮”,竟都标榜是岐山的,给人无限温馨的历史联想。晶莹的凉面,淋上麻酸辣各种酱料,再标上岐山两字,便仿佛是周人的祖先始创似的。我也在一个路边摊尝了一碗。岐山的擀面皮似乎是最道地的。后来在西安、凤翔、平凉等地见到的擀面皮,也都标榜是岐山正宗的。

从前在研究所初习唐史时,初唐史料是平日常常要翻查的。唐代虽号称在公元618年立国,可是刚刚开始那六七年,还有不少血腥的重大内战,是一段极之混乱的历史。我记得,初唐史料在描述唐初的这些战事时,经常提到某某将领,因为战败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便“远走平凉”。不知怎的,“远走平凉”这四个字,从此一直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平凉仿佛成了一个避风港,“远走平凉”便没事了。

如今,平凉还是个活生生的地名,位于甘肃的六盘山东面。再往西北走,便进入荒凉的六盘山区里的固原,唐代的原州。那儿回民众多,现在已经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了。从平凉往东走,便是“泾渭分明”的泾水的发源地泾川,以及有名的北石窟寺的所在地西峰。其实,在唐代,这几个地方全属于关内道,现在却分属甘肃宁夏,甚至脱离了陕西省了。

我也是被迫“远走平凉”的。那天在扶风游过法门寺后,按照原定的行程,本该去凤翔的,再转车到深山里的麟游,去寻访唐代的一通名碑——欧阳询写的《九成宫醴泉铭》碑。没想到,在凤翔汽车站买票时,那名女售票员竟跟我说:

“没车去麟游。”

“时刻表上不是写着,1点半有一班车的吗?”

“没开了。”她冷冷地说,又低头在打她的毛线。

这“没开了”的意思很多。或许是这班车早已取消了,不开了。又或许是今天临时有什么事,车子不开了。总之,在凤翔这个小县城遇到一个只管打毛线的售票员,一时倒真是没有办法。我走到售票厅的门口,望着门外的停车场想法子。

望啊望了一会儿,突然见到一辆车子的挡风玻璃上,挂着一个“宝鸡—西峰”的牌子。车上已经坐了不少乘客,司机也在驾驶座上,一副整装待发的架势。看来,这是一辆从宝鸡开来的长途汽车,在等待凤翔的乘客上车。我蓦然又想起了初唐史料上那“远走平凉”四个字。心想,不如暂且不去麟游了,让我也先来个“远走平凉”算了,因为西峰就离平凉不远。于是赶到另一个售票窗口询问。

“对,那是到西峰的车,10点半开。你买了票就可上车。”这次,这名售票员和气得多了。看来,“远走平凉”果然是个好办法。

就这样,我在当天下午3点多来到了西峰。前些天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今天正好放晴。过了凤翔以后,一路上,几乎又都是黄土高坡了。雨过天晴,黄土高坡得到了雨露的滋润,草木在阳光下也显得格外娇媚起来了。车子开过长武以后,黄土断层越来越高,乘客却越来越少了。风和日丽,是一段十分惬意的夏天旅程。

西峰地势平坦,其实它就位于一个很辽阔的黄土台塬顶上。第二天一早,在宾馆租了一辆小轿车去寻访庆阳的北石窟寺。车子沿着西南的方向行走,走的尽是下坡路。北石窟寺就位于两条河交汇处东岸的一面崖壁上,地点十分隐秘,和外界的交通极为不便。古代的石窟寺都喜欢建在如此荒寂的地方,原本并不想吸引什么游人来玩,和现代旅游业者的想法显然大大不相同。

西峰附近见到的绿色山谷

被大水冲刷成的山谷深沟

这个北石窟寺,是由北魏的一位刺史创建的。可是或许因为地点隐秘,它在20世纪初一直没有被人发现,直到50年代末才重新被人找到。正因为这样,它的许多雕塑都还保存得十分精美完好。第一六五窟是北魏开凿的一个大窟,尤其精彩。那天早上,只有我一个游人。这石窟正面对着那两条河。窟里的大佛慈悲地微笑着,一片祥和宁静,似乎和一千多年前的景象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当天下午,我就真的“远走平凉”了。5点多抵达时,一看,才知道平凉的地形很奇特:它建在南北两座大高山的中间,所以形成一个又瘦又长的城市,和延安有点相似,确是个有天险可守的好地方,远远比西安来得险峻。难怪,唐初的那些大小军阀,战败的时候总喜欢“远走平凉”,逃到这儿来。

然而,平凉也确是荒凉,没有什么文物古迹。第二天一早我就走了,到更北的固原去。七月中,本该是仲夏,最炎热的天气,但在通往固原的路上,气候却十分清爽,简直就像秋天了。我查看随身带着的一个温度计,只有二十三摄氏度!也难怪,这儿已经进入了六盘山区,随处是高山了。然而,在这样的山区,中国铁道部却也在修建一条铁路,从陕西的宝鸡一直通到宁夏的中卫,称为宝中线。途中,平凉到固原这一段路,该是最艰难的了。路上经常可以见到已建好或正在兴建中的高高桥墩和隧道。

六盘山区兴建中的火车桥墩和隧道

固原回民多,街上的餐厅几乎都是清真的,伊斯兰的色彩浓厚。路两边做买卖的个体户,大都戴着一顶白色的小帽。牛羊肉泡馍随处可见,我也去吃了一碗。在唐代,这里是昭武九姓人(即粟特人)的聚居地。今天住在固原的史姓人家,很可能便是他们的后代。

夜里,我睡在固原宾馆,到了凌晨4点多,被一连串的广播声吵醒。细听之下,原来是穆斯林清晨的第一次祈祷声。悠扬的阿拉伯语祷告声,竟好像是我熟悉的。我觉得我应当在什么地方听过这样的祈祷。想了一会儿,才想起这就跟我在马来西亚老家清早常听到的祈祷声,完全一样的声调。只是,这一次在中国听见,一时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

那年春天,筹划夏天的旅程时,有一天很偶然地在某一位作家的一篇文章中发现,原来小学时经常用来练习毛笔字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碑,还保存在陕西省麟游县的九成宫遗址上。当时就下定决心,到陕西时一定要到麟游县去走一趟,不仅仅为了这通名碑,也为了看看那九成宫遗址。

不料,麟游真的处在深山中,交通极为不便。为了这通名碑,我也走了一段曲折的路。原本应当是在游过扶风的法门寺后,转道凤翔去的。但在凤翔汽车站,那名售票员一说“没开了”时,我便耐不住性子,“远走平凉”去了。结果,我后来才从宁夏的固原南下,经平凉,到泾水的发源地泾川去,玩了一天,准备第二天一早搭车去麟游。

泾川县城很小,只有两条大街,四周都是黄土高坡。我投宿在县招待所里。极大的一个套间,一房一大厅,竟只收三十九元,十分便宜,而且还是人民币,仿佛不知人间还有外汇券这回事,可见这儿外国旅客之稀少。然而,这里却有一个世界级的国宝——北魏年间刻成的《南石窟寺之碑》。石碑对我有莫名的吸引力,唐和唐以前的碑刻,对我的魅力更大,所以到泾川的当天下午,就一个人匆匆跑去看了。

此碑现藏泾川县文化馆,在大街北端王母宫石窟寺的文物管理所内,还保存得很不错。碑身下方有一道裂痕,看来是人为的破坏。碑文有一些缺字,但还清晰可读。1925年,考古学家陈万里,便因为此碑上的“南石窟寺”这一名称,而在他那本陇东考察报告《西行日记》中,推想应当还有一个北石窟寺的存在:“有所谓南石窟寺,则必有北石窟寺之相对。”20世纪50年代末,文物勘查队按照这个推想,果然在庆阳找到了北石窟寺。

访碑回来,翻开地图一看,麟游就在泾川东南面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距离很近。可是,没想到,为了一睹欧阳询写的那通名碑,竟得换两次车,在路上走了几乎整整一天,才在傍晚时分来到麟游。然而,这却是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

前一天在泾川县的汽车站买票时,才知道泾川并没有直达车到麟游,或许是因为这两个地方,距离虽近,却分属两个不同的省份:泾川属甘肃,麟游却在陕西了。从泾川到麟游,最远只能到邻近的灵台县。一星期前,我从凤翔“远走平凉”时,正巧曾在灵台县停车吃中饭,对这小城还有点印象,决定先到灵台,再设法转车去麟游。

车子沿着长武一带的黄土高原疾驰,到早上11点多就开抵灵台。小小的县城,大街没有几条,汽车站竟有两个。吃过午饭后,问人,才知道从这儿去麟游也没有直达车。唯一的办法是,先乘搭开往凤翔的班车,中途在两亭这个小地方下车。然后,再看看那儿有没有车可转到麟游去。心想,一个小小的麟游县,怎么这样难以到达。越是难以到达,我不禁越想去看看,甚至准备好,必要时在两亭这样的小镇过一晚,也非到麟游不可。

于是又乘搭了中午开往凤翔的一班车出发。车子走了半小时,便来到一个叫“天堂”的小城,位于甘肃和陕西省的交界处。到了天堂,就算进入了陕西省界了。中国小镇的地名,常常是很别致的。我想起陕西铜川北面一个叫“哭泉”的小城,给人一种十分悲伤的感觉。我不知道那里为什么叫哭泉,不过它给我的联想,却仿佛是在远古时代,那儿发生过一件天地不容的冤案:一个少女的眼泪流成了泉水,把小城淹没了。为了平息这冤魂,城里的父老只好将城名改为“哭泉”,有点像伯格曼早期的电影《处女泉》的结尾那样。

天堂过后,再行车半小时,两亭便到了。这地名也很美,仿佛有两个亭子让过往的旅人避雨,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在两亭下车时,正好是下午1点半。小城似乎还在午睡未醒,一片宁静。两亭汽车站就建在大街边上,很小巧,连停车场都没有。车子到了这儿,停在街边,让旅人上下车后,又开走了,根本无从进站。

大街两边,有一些商店,但仿佛却有一半以上是不营业的,大门都紧紧闭着。汽车站也空空荡荡的,没有人售票或办事。问了一个等车的当地农人,才知道下午3点半左右,会有一班从凤翔开来的过路车,到麟游去。那是今天最后一班车了。

于是走到大街上一个西瓜摊前,买了半个西瓜,慢慢吃着,准备在这儿等两个小时。这一天,我的心情倒是出奇的悠闲,不把两个小时当一回事,倒想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小城的淳朴和宁静。或许,旅行本该如此。困守在某个荒寂的小镇,未必就是一件坏事。

两亭的大街其实也很短,大约只有一百米就完了。我坐在西瓜摊前看人,看远方浑黄色的高山和青绿的农田。来往的车子也不多,毕竟这里不是主要的交通要道。一头母牛,脖子上挂着牛铃,带着它的两头小牛,大摇大摆地走到马路上,吃别人丢弃的西瓜皮。还有一名年老的侏儒,在背后拍打着母牛和小牛,赶它们回家去。

3点多,车子终于来了。那天在凤翔汽车站,我明明见到时刻表上有一班1点半开往麟游的班车,可是问售票员时,她却说“没开了”,看来她是胡扯的。结果害得我“远走平凉”去了,又绕了一条远路回来。现在,我眼前的这辆车,显然就是1点半那一班,从凤翔开出,到两亭时正好是3点多。

从两亭到麟游,车子走的是一条上山的小路。过了一个叫“招贤”的小镇后,路越来越陡,天气也越来越凉快了,好比突然从盛夏飞越到了初秋。下午的阳光很充沛,而且竟像冬日的阳光那样,让人觉得无比的亲切和温馨。路两边,尽是满山满谷的树林,黛绿色的,那种得到雨露滋润过的绿色。

两亭,一个侏儒以扫帚驱赶牛回家。

那时,我已经看了至少两个星期黄兮兮的黄土高坡。麟游这一带的风景,真是让人眼睛一亮,好像回到了闽北武夷山一带的青山碧水。这儿明显地不属于黄土高原区了。我终于明白,为什么隋唐要选择在这里建筑一座行宫,作为天子的避暑之地。我庆幸自己没有半途而废,总算坚持到底,转了那么多趟车,终于来到这一片黛绿之中。

5点多抵达麟游县城时,阳光还是那么明媚。在县招待所办好住宿后,趁着还有一点天光,决定先去寻访那通《九成宫醴泉铭》碑。县招待所的女服务员给我指点说:“你沿着大街往那头走,一直走到尽头,再右拐,上一个小坡,就是了。”

欧阳询写的这通名碑,现在已建了碑亭保护,并且设了一个管理所。我到的时候,服务人员已下班。看守碑亭的那位老师傅,正推着一辆自行车,准备外出。他见我一来,马上说“无妨,无妨”,可以让我进去参观。

他打开碑亭的大门。“咿呀”一声,高大的《九成宫醴泉铭》碑便悄悄地立在那儿。窗外的夕阳斜照进来,给石碑更增添一种古老永恒的感觉。碑身呈幽绿色,光滑滑的,石质考究,看来是十分坚硬的花岗岩类。它默默承受了一千多年来的拓印,而今连刻在碑上的字也被拓得快平了,快没了,只剩下薄薄的、瘦瘦的一层字迹。

麟游《九成宫醴泉铭》碑,现在建有一个管理所在保护,很有田园风味。

我站在碑前,细读碑文开头的第一行:“维贞观六年孟夏之月,皇帝避暑乎九成之宫,此则隋之仁寿宫也。”没错,小学时伴我习字的那些碑帖,原来都是从这碑身上诞生的,流传开来的。如今,我终于找到它们的源头,而且就站在这源头之前了。

九成宫早在初唐就被大水冲毁。它的废墟如今深埋在现代麟游县城之下好几米的泥土下,难以发掘了。但我访了《九成宫醴泉铭》碑后,回到县城的大街上时,竟无意间“窥见”了当年九成宫华美的一面。

原来,1980年,县城大街上在进行一项建筑工程时,无意中挖着了一口唐代九成宫的水井。目前,这口井建有井亭保护,属于麟游县文化馆管理。但我来时,已是黄昏夕暮了,井亭的大门深锁着。我只能从大门的门缝,往里窥看,仿佛在窥探堂奥之美。

《九成宫醴泉铭》碑,经过一千多年的拓印,如今只剩下薄薄的一层字。

这口唐井让后人得以窥见当年九成宫华美的一面。

这口唐井,的确十分罕见。它深埋在地下好几米的地方,一直没有受到人为的破坏,保存得极为完美,连井台上的方形素面石板和长方形石条,都还是唐代的遗物。如今,它悄悄地躺在那儿,那么完好如新,竟好像是一千多年前,一名唐代宫女刚打完水离开不久的样子。我从门缝中窥看着,觉得自己仿佛窥见了唐代宫廷的一个秘密。

我又回到西安了,准备搭飞机到广州,再转火车回香港,结束今夏此行。

这次在湖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甘肃和宁夏行走了一个多月,在路上耽误了好几天,行程已经远远超出我原先定下的了。我得赶紧赶回香港,踏上人生旅程的另一段。

从麟游乘长途汽车回到西安的当天中午,一下了车,先到站外的一家小食店,吃过一大碗热腾腾的羊肉泡馍后,再赶到西稍门的民航局售票处去买机票。不料,机票紧张,最快也得四天后才有机位回广州。于是又被逼在西安多留了三天。

但也幸好如此,好像无端端地捡到三天“免费”的时光。我终于把西安好几个从前未去的地方,都去游了一趟,比如乐游原上的青龙寺遗址,以及骊山下刚复原不久的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洗澡池。七月仲夏,西安笼罩在一片暑热之中。走在街头,心里却是出奇的闲静,而且还经常兴起一种难言的兴奋。一方面,我就要结束这一段旅程回家了;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这段旅程的结束,其实是另一个旅程的开始。

那年夏天,西安机场正巧刚从西稍门外,迁移到市郊遥远的咸阳。大清早,天还漆黑一片。我乘搭了民航局的班车前往机场途中,庾子山《哀江南赋》中的结尾两句,“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蓦然又跳上了我的心头。

我之所以会想起这两句诗,当然是因为咸阳这地名。在研究所念书的那几年,虽然专攻的是唐史,可是由于唐代跟北朝的渊源很深,我也留意起北朝的文史来了。庾子山的《哀江南赋》,正是那时代很出色的一首长诗。

这首诗用的典故都很艰深,颇不易解。“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这两句,表面上的意思倒不难懂,大意是说咸阳城中,想回到南方去的,不单只是王子,还包括寻常布衣。子山是把自己比成布衣的。

至于这两句诗背后更深的含意,就比较不易解了。幸好,史学大师陈寅恪写过一篇专文讨论这两句,叫《读〈哀江南赋〉》,为我们解开了不少典故。

我在美国那几年,经常有美国人在西亚被扣留作人质。每次在电视上见到这类新闻,我总在想,扣押作人质的事其实并不只限于西亚,也不只发生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就有不少的人质。庾子山不但是南北朝的一位大诗人,他其实更是一位很“资深”的人质。

他出生在南方梁朝一个显赫的大家族,十五岁那年就当了梁昭明太子萧统的东宫讲读。公元554年,他奉命出使北方西魏。不久西魏攻灭梁朝,他也就被扣留作人质。那一年,他才不过四十二岁。西魏亡了,他又仕北周,从此一辈子再也回不了他的江南了,只能在他的赋中,尤其是在《哀江南赋》中,表达他对南方故土的沉痛乡思。他在北方度过了整整二十五个秋冬。在南北朝历史上,他恐怕是滞留在北方时间最长的南朝士人官员之一。难怪杜甫要说:“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所以,在前往咸阳途中,我就想起了子山,想起他那首赋中的结尾两句,想起他曾在北方过了二十多年回不了家。

然而,再过两个钟头,我就要从咸阳机场起飞,回我的南方去了。这真是个很奇特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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