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的遗憾／曲阜•泰山•济南•安阳•满城
一
嘉祥和外界的隔离，在我起程前往孔子的故乡曲阜时，又一次体会到了。小小的嘉祥汽车站，售票处和候车室同在一个厅房内，简简陋陋的，连班车时刻表也没有。我问了一名在车站外卖稀饭油条的老妇人，才知道嘉祥并没有班车去曲阜，不过可以乘坐到泗水的车子，中途在曲阜下车。
清早6点半，汽车站还是冷冷清清的，只有几个人。我买了一碗稀饭，四两油条，慢慢喝着吃着，享受小镇特有的气氛和宁静。独自一人行走在中国的大地上，常常觉得，这样的早晨，在这样荒凉的小镇，最美丽不过了。有小镇的纯朴，有清晨的安详，又有一种即将出门远行的兴奋。
开往泗水的班车，在7点钟始发，乘客不多，还没坐满，而且大部分是到五十公里外的济宁去。济宁以后，就只剩下半车的人了。上午8点半，车子便经兖州抵达曲阜。
然而，曲阜已经变成一个很热门的“旅游点”了。改革开放以来，新建的宾馆不少，收费也高。孔府和孔庙的入门票，也随着这股旅游热潮，抬高了许多。但府庙里又处处显得破落失修的样子。府庙内也有许多小卖部，在售卖标榜曲阜的糕饼，做独门生意。我在里头胡乱转了一圈便出来了，连原本很想细心一看的几通汉代名碑，也没有什么心思看了。附近的街头，处处在摆卖着现代游客最爱的纪念品。
下午，午睡起来，租了一辆自行车，到祭祀颜回的颜庙去。那里游人稀少，比孔府孔庙清静清幽得多了，很有些颜回在陋巷读书，不改其乐的那种境界。
再骑车到孔林去，寻访《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的墓。孔林占地面积出奇的大。幸好我骑着一辆自行车，绕了一个大圈，才在东北角的一个角落，找到东塘先生的墓。墓的四周，长满了杂草，没有什么人照顾，有一种凄冷的感觉。
结果我在曲阜只停留了一晚。第二天一早，又乘搭一辆班车，到泰山去了。
曲阜孔庙正门的古城墙
有了松柏，孔庙才有那种古老幽远的韵味。
二
泰山几乎就在孔子故乡的后院。清早从曲阜出发，行车约两个小时，便走完那六十多公里的路，10点多抵达泰山脚下的泰安汽车站。我把行李放在不远的泰安供销社宾馆，办好住宿后，便决定开始登山了。
我自知自己绝非登山的“料子”。前一年在西岳华山，也只爬到五里关便折回来，宁可坐在山脚下，伴着溪水声，仰望华山的雄伟，度过一个安宁的上午。实际上，华山比泰山还要高，还要壮伟，但泰山绝不是华山可比的。它的文化和历史含义太丰富了。当年，司马迁的父亲，不就因为“留滞周南”，无缘登上泰山，“故发愤且卒”吗？他还握着他儿子的手，哭哭啼啼地说：“是命也夫？命也夫？”
现在，来到泰山脚下，当然不能像当年在华山那样，仰望一番了事。于是，我也学许多旅客那样，先乘车上半山腰的中天门，再从那里爬到南天门去。这样，大约两三个小时就可爬上峰顶了。这两三个小时的攀登，我想我还能应付，不必去乘什么空中索道了。
孔府房舍多为明清遗物，远看自有一种古意。
《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有些凄冷。
果然，刚开始，登山的路并不难行。到处都是石阶，没有什么山路。我甚至觉得，这段路比起当年我在河南宝丰县登上香山寺的那段黄泥小路，还要好走。纵然在雨中登泰山，有了这些石阶，恐怕也不是太难行的，至少不会有泥泞。
一个多小时后，来到有名的十八盘起点，才开始感到吃力，越爬越慢了。这十八盘的石阶也越来越陡。喘着气，每爬十来级便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样爬爬停停，直到下午3点多，才到达南天门。站在那里往下望，我又想起了太史公。
可惜，上到山顶，不久便下起大雨来了。在雨中观赏一千多年前，唐玄宗封泰山时，亲笔撰写的《纪泰山铭》摩崖碑，更有一种静穆的美。这摩崖碑，完全依山开凿，把整面的山坡磨平后，再来刻字，所以高达十三点三米，宽五点三米。每个字大约一方尺，远远都清晰可读。如今，字漆成金色，在雨中闪闪生光。
我走完了泰山顶上的那条天街，天还在下雨，似乎被困在山上，下不了山了。随意走到一家餐厅避雨，没想到他们竟有泰山的名产赤鳞鱼。这鱼据说产自泰山的黑龙潭，鲜炸吃了，风味绝佳。我要了一壶茶，在雨中的泰山顶上，独自享受这道绝美佳肴，觉得自己确是在人间的顶上，不禁要默默感谢这场大雨。如果不是这场雨，我恐怕早已下山去了。
唐玄宗书《纪泰山铭》摩崖碑
壮夫挑着民生日用品，慢慢沿着十八盘路，走向泰山顶端。
到了5点多，雨才慢慢地停下。我沿着来时的路，走下山去。夜里，在宾馆房中揉搓着酸疼的双脚，回想今天的登山，我知道自己这一生再也不会有太史公的遗憾了。“是命也夫？命也夫？”
三
游过泰山后，在泰安汽车站买票去济南时，我便得提醒自己，济南的济不是救济的济，而是济水的济。否则，闹笑话不打紧，搞不好还买不到票。到了济南，我更得小心这“济”字的读音，要记得读成第三声，而不是第四声，要不然可要得罪济南人了。而且，这是老残的济南，晚清小说史上的一座名城，更是马虎不得。
可是，老残的济南到底还是变了。
泰山上的迎客松
这个山东省的省会，如今人口拥挤，交通繁忙。我租了一辆自行车，先去省博物馆，原本想看看武梁祠某一块流落在这里的画像石，可惜博物馆正在维修，停止开放。再骑车去趵突泉，“天下第一泉”。园里的泉水大多已干涸，没有什么看头。我转了一圈便出来了。
黄昏时，骑车经过一家小店，见到“周记脱骨扒鸡”，似乎很有名，生意很好，只做外卖。但买的人来来去去，真不少。我也买了一只，带回旅馆房中，配上十分香甜多汁的山东水杏当晚饭，果然是另一种风味。济南离德州不远，这脱骨扒鸡的滋味，和我一年前吃到的德州扒鸡，非常相像。
看来，济南的吃喝，比起它的旅游名胜，似乎更能吸引我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无所事事，餐厅也还没开门，只好照例先去游大明湖，可是我心里想的，和老残的却很不一样。如今的大明湖，游人多，湖水沉浊，我的游兴不高。干脆买了一包山东的金丝枣，坐在湖边吃着，心里一边却在想着，待会儿中饭要在什么地方吃。
中午吃饭时间到了。我一手持地图，一手握车把，骑到最热闹繁忙的泉城路，寻找济南四大饭庄之一的燕喜堂饭店。这饭店不愧是老字号，来头不小，几层楼的建筑物，坐落在百货大楼东侧位置绝佳的一个所在。饭店的金色招牌字，居然还是现代名诗人臧克家写的，苍劲有力，非常之有文化。我一看，就决定在这里吃中饭。
走进底楼，里面的光线很暗。可能为了省电，天花板上的灯都不开。女服务员倒是很快就过来招呼。我点了一碟炒鱼片，一道清汤鲜贝，因为我做过“功课”，查过资料，知道山东菜的炒、熘功夫很独到，而且以清汤、奶汤调制的“历下风味汤菜”，更是一绝。菜点过了，放眼四顾，发现左右隔座，都是一家大小来吃饭的。像我那样一人的，倒是未见。不过整个饭店的气氛，还是很随和的。大家衣着随便，店里也没有什么装饰，残残旧旧的，不像老字号的名店。或许，一切正像陆文夫在他的小说《美食家》中所描写的，都平民化了。
菜上得很快。炒鱼片用的是草鱼，加马蹄、笋片、香菇和黄瓜，油和汤汁恰好，不太多也不太干，清淡而有鲜味。可惜那道清汤鲜贝就叫人失望了。贝小小的，恐怕比五岁小孩的小指头还小。十多二十来个，浮在一碗半清不浊的汤中，“卖相”极之不佳。一尝之下，汤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还带点腥味。这贝根本不是鲜贝，恐怕是干货发的，干巴巴的，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但看来贝这类食品，在内陆还是很珍贵的海味。这碗不起眼的汤，就要二十大元人民币，等于当年内地一个大学教授两天的工资。
然而，看来还是我自己的“功课”没有做好。原不应当点什么清汤鲜贝的。我太相信那些港台食家的推介了。这些食家往往以一种怀旧的笔调，写三四十年代的吃，总以为新不如旧。在六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这可能还说得过去。那时，在内陆能够吃到那样的清汤鲜贝，恐怕确是很大的福分了。可是，我忘了这是九十年代，时代不同了。而且，在香港，平日见惯了那些比五元硬币还要大的澳洲和北美的深海鲜贝之后，当然更要大失所望了。
午饭后，看看地图，济南虽大，却好像无处可去。那些旅游名胜我都提不起劲，去了常要失望的，不如不去。看着看着地图，突然被东北角上的山东大学吸引了。像我这样的旅人，大学有时反而会变成一个“旅游点”。从地图上看来，山东大学离泉城路的闹区很远，骑车恐怕至少还得一个小时以上。
我想起一位世界知名的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王仲荦教授，生前大半生就在山东大学度过，写成他那有名的《北周六典》和《魏晋南北朝史》，还有一系列精彩的论文。当年我在普林斯顿读书，南北朝史的许多知识，几乎都是从王教授的书和论文中得来的。现在来到济南，似乎更应当去看看这位前辈学者生前工作的地方。
于是决定骑车上路，左手持着地图，寻访山东大学去了。骑了大半个小时，才来到解放路的中段。在初夏的大太阳底下骑车，又热又累，把车停在路边的一个茶水摊前歇一会儿。摊子后面，正好有一家浙鲁茶庄。它门前玻璃窗上，贴着的一张红条子深深吸引了我，原来上头用墨笔写着“祁门红茶”四个大字。我简直不敢相信这里会有祁门红茶。
祁门红茶？这不就是我进入中国内地以来，经常在寻找的东西吗？可是这东西在国内却非常罕见，十分难得。过去三年来，我走遍几乎整个中国大地，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问过不知多少家茶庄，都没有买到祁门红茶。而且不但祁门红茶没买上，我连最普通的红茶也没买到。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茶国之一，国内老百姓喝茶数量之大，恐怕也是世界第一的，但他们喝的尽是普洱之类的砖茶，龙井之类的绿茶，和寿眉之类的白茶，却很少有喝红茶的习惯。红茶加糖和牛奶，是英国人和“化外之民”的玩意。不幸，我小时在一个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生活，养成了喝红茶和咖啡的习惯，一日无红茶不欢。结果在国内旅行，红茶的供应成了一大头痛问题。咖啡倒不成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连青海格尔木那种像月球表面那样荒凉的小镇，都可以买到国外进口的即溶咖啡。虽然即溶咖啡非我所好，远不如平日所喝的纯阿拉比卡咖啡之醇美，但旅途中用来解瘾，还勉强可以，聊胜于无。
然而，红茶却几乎在国内绝了迹。据我猜想，在整个中国，恐怕只能在那些专做外国人生意的五星级饭店和外国使馆，才找得到红茶。所以，有一年秋天，我的红茶瘾来了，走遍了北京最热闹的王府井大街，问遍了那整条街上的茶庄和百货商店，都没有买到红茶，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宾馆。只有一次，在洛阳火车站对面一家不起眼的百货商店，买到了一包袋装的福建红茶。但从包装上的英文字看来，这红茶原本是准备外销的，不知如何竟转为内销罢了。也正因为如此，每一次回内地旅行，我照例是不带咖啡的，但红茶却不得不多带，否则喝完了便无从补充。
祁门这地名，在中国一般老百姓心目中，可说寂寂无闻。最博学的地理教授，可能都得翻查地图，才知道祁门是安徽省南部离黄山不远的一个小小的县城。但祁门这名字，在国际的茶市场上，今天仍然是个响当当的大名。它的英文拼写“Keemun”，早在1892年已经成为英文词汇的一部分，至今仍然可以在《牛津英文词典》中找到，可见祁门在中西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国外茶商和红茶迷心目中，祁门代表的是一种鲜红无比、韵味特殊的红茶。我那两年常在香港的国货公司买到纯正的祁门红茶。泡出来的茶色，比起印度阿萨姆种红茶鲜红得多，简直像法国红酒那么浓。喝起来，有一种清清的、微微的龙眼甘味。
现在，乖乖，我眼前竟有“祁门红茶”！
我打起十二分精神，大步走进这茶庄。里面，弥漫着一股茶香。木架子上摆满大罐小罐的茶叶。两名女售货员正在忙着。我四处搜寻祁门红茶，竟没找着，忍不住，小心翼翼地问：
“请问有没有祁门红茶？”
“有。”女售货员说。
我心中暗喜，但还是以不在乎的语气问道：“多少钱一斤？”
“五百克十元。”
这价钱比香港便宜，但不知货色如何。看来唯有买回去试了才知道。
“好，请给我五百克。”
售货员打开柜台后面地上的一个古朴的大木箱。原来祁门红茶藏在那儿，怪不得我找不到。五百克红茶，装了满满的一大纸袋。一走出店门，我就迫不及待地在路边打开纸袋，深深嗅了一嗅。没有什么香味。茶的颜色呈暗黑色，缺乏光质，看来不是很新鲜的。可是，能够在内地买到红茶，而且还是祁门的，我已经十分高兴，喜出望外了。心想，或许这一带是大学区，知识分子比较多，比较能够接受“外来的”红茶吧。
买好红茶，又继续骑了大半个小时，转入山大路，再问了两名路人，才找到山东大学的正门入口处。
校园里到处是高大的古木，很有浓厚的学术气氛。这一日正巧是星期天，没有什么学生。我骑车绕了一圈，绕到学生宿舍和餐厅一带。所有的建筑都很残旧。宿舍走廊上挂满学生晾晒的衣服。餐厅的玻璃门，有的破了，歪歪斜斜地敞开着。外面的空地上，丢满垃圾，还有几只死老鼠。图书馆是座低矮简陋的两层建筑物，面积不大，看来藏不了许多图书。馆外，倒有好几丛美丽的牡丹花，在盛开着。
我想到名满国际的王仲荦教授，生前就在如此简朴的环境中，完成了他那许多扎实的大作，不禁对他的刻苦勤勉，生出许多敬意。
晚上，回到济南饭店，我用随身携带的旅行小热炉，煮了一杯滚烫的开水，把下午买的祁门红茶泡了。果然，喝红茶到底不是内地同胞的习惯。这茶叶不很新鲜，恐怕销路不佳，已积压了好一段时日了。茶的色质和味道，远远不及在香港所买的外销品。然而，我还是因为有缘在济南买到祁门红茶，而感到一种意外的惊喜。
四
坐上10点半的班车，从济南来到安阳时，已经是下午6点半了。一路上，阳光充沛，空气干爽，很像一段秋天的旅程。上车前，在车站附近的小店里，见到济南卷肘，全是上好的瘦肉，用金黄的猪皮扎成肘的模样，十分诱人。忍不住买了一市斤，再买了几个面包，准备当午饭。这卷肘已去骨。中午在山东的阳谷县停车吃午饭时，用水果刀把它切成薄薄的小片，夹在面包里吃，不肥也不瘦，很好吃。
长途客车在安阳北大街的汽车站停下时，我看看四周围，没有什么宾馆。于是叫了一辆三轮车，到火车站去。车站外，拉客的人不少。一位在宾馆外摆摊子替人看病的医生，也客串拉客。他身穿白色长袍，胸前挂着听筒，不断热情地问我：“住宿吗？住宿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到穿着白袍的医生在拉客。我投宿在车站对面的安阳大厦宾馆。这宾馆简陋得很。办理住宿登记时，服务员又抢着要我多住一天。看来她们可得奖金，才如此卖力地推销。
安阳是个繁忙的火车大站，每天有超过四十班列车停靠。
安阳位于京广线上，每天南下北上的列车超过四十班，是个很繁忙的大站。半夜里，在宾馆七楼的客房，还可以听见火车到站和旅客出站时的一片嘈杂声。站前的大广场上，有一排仿造的商代旗帜和牌坊。
到安阳这个殷商晚期的都城，当然是为了看看出土甲骨文的殷墟。但这遗址位于市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交通不便，没有公车直达那里，市里也没见到什么出租车。第二天一早，我看看地图，还是决定租一辆自行车，自己骑车去。
车子越过一条火车铁轨，便进入小屯村的殷墟路了。当年最先出土甲骨文的地方，现在被一个大土堆覆盖着，旁边立着一座石碑标志。村里如今大部分地区还是农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一个长驻安阳的研究单位，就建在农田的中央。我骑车走错了方向，问了几个农人，才找到新建不久的殷墟博物苑。
苑里没有什么游人，冷冷清清的。我是那天的第一个访客，径直走到苑后商代的宫殿遗址区去。抗战前，中央研究院的史语所，曾经在这里做过好些年的科学发掘。而今，所有发掘坑都已用泥土覆盖着，上面种植着一些蔬菜，一排排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开着一丛丛不知名的美丽小花。不知情的人，可能不会想到这里是有着三千年历史的殷商宫殿废墟，而会误以为只是谁家的菜园。“文革”后才出土的殷商妇好墓，也在这苑内的另一角。
甲骨文出土处，看来简陋，不像个古迹。
安阳的殷商宫殿遗址区，如今像是谁家的菜园。
最让我惊讶的是，流经安阳市的洹河，竟如此接近这宫殿区。我站在那宫殿废墟上，洹河就在我的脚下。瘦瘦小小的洹河，在一片小小的树林山坡下，静静地往东流去。在早晨的太阳照射下，它发出闪闪的金光，一切仿佛就像三千多年前的某一个清早那样。我不禁发了呆，似乎可以见到殷商晚期的一个宫女，提着圆锥形底的盛水陶器，穿过树林，来到这河边汲水，然后回宫里做饭。
五
为了到河北的满城寻访西汉中山靖王墓，我倒是费了一番劲。那天下午，游过安阳殷墟后，乘汽车到石家庄时，天已经很黑了，临时决定先在这里过一晚。新兴的石家庄市，没有什么旅游名胜，却对外来的旅客，管得比其他城市还严。我先到火车站对面的几家宾馆问，服务员一听是香港来的，都说不招待，“得住到银泉酒店去”，她们说。这银泉酒店显然是中外合资的。外来的狮子果然真会大开口，睡一晚竟要外汇券一百二十大元，房价比西安解放饭店的一百元还高，但房里的设备却残旧得很，浴室的灯也坏了，远远不如解放饭店。第二天一早我便走了。
殷商宫殿遗址区后面古老的洹河，在阳光中显得那么年轻。
清早7点多，我已买好车票，打算到一百二十五公里外的保定去。车子一开上通往保定的国道，便可感觉到这是中国最好的高速公路之一：笔直的马路，醒目的标志，如画的风景，真可与美国最好的州际公路媲美。可惜，到了望都附近时，不知怎的，有一个公安设起的路障，所有车辆又被赶下这条国道，回到乡间小路去行驶了。
10点半抵达保定。在保定大厦宾馆办好住宿后，便走到火车站前的广场，找车去满城。经过一家餐厅时，门前有一块很大的看板，正在替“正宗天津狗不理包子”卖广告。我不禁停下脚来细心一读，仿佛在读一篇唐代的榜文。原来这家餐厅说，它得到天津那位狗不理开山祖师的真传，做出来的包子保证狗不理，保证正宗云云。半信半疑地走进去，心想，不管它正宗不正宗，横竖我也得吃中饭了，姑且试一试吧。
于是先叫了二两六个的狗不理包子，加一碗蛋花汤，又见到柜橱中有卤味拼盘和粉皮，也各要了一碟。天津的狗不理闻名已久，但还没有机会一试，不知是什么滋味。这保定“真传”的狗不理，我却只觉得过得去，还可以，和其他地方的包子差不多，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精彩之处。倒是那碟粉皮，做得特别细滑，淋上一点芝麻酱，在炎热的夏天吃起来，“美美的”。我不禁又叫了一碟。
这样悠闲地吃完这顿中饭，才走到火车站前的广场去找车。满城位于保定西郊约三十公里，有一班远郊公车去，但班次很少，不方便。后来找到了一辆出租车，便在中午的大太阳底下，大家都在午睡的时刻，出外寻访中山靖王墓。
这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早在1968年已发掘。最有名的出土文物，莫如那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和那盏长信宫灯。但我最想看的，却不是这些，而是墓室本身和它的位置。据考古报告说，这两座西汉墓是“凿山为陵”的，而唐代帝王的陵墓，不少也是凿山为陵的，如唐太宗的昭陵和高宗的乾陵。可是，到底怎样“凿山为陵”？墓室到底在山的哪个部分？在山顶，山腰，抑或山脚下？文献上的记载一直没有说清楚。所以，1991年刘胜夫妇墓终于开始对外开放以来，我就很想去实地看一看，解开心中的谜团。
出租车跑了不到一个小时，就来到满城西南郊的陵山脚下。果然不出我所料，墓室不是建在山脚下，也不在山腰上，而是建在山的顶峰之中。要参观墓室，还得爬到这座陵山的顶部。我沿着一条新建的登山小路，爬了二十分钟左右，才来到峰顶。山上所见的风景十分秀丽。整个满城县郊的农田和民居，就躺在山脚下。难怪刘胜夫妇生前会选择如此清幽的一块福地，来作为他们的长生之殿。山上的风很大。
墓室分为两座，夫妇各一，南北并列，相隔不远。最引人注意的是，它们都建得那么接近峰顶。墓室内部的顶端，离峰顶恐怕不到十米。墓的入口处向着南方，墓道长达五十多米，像火车隧道一样平平伸进峰顶的腹部。我沿着这条墓道走进去，终于明白“凿山为陵”是怎么一回事了。
河北满城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
这陵山的峰顶，全是坚硬的岩石。当年开凿这条墓道，恐怕就像现代开凿一条火车隧道一样。可是当时没有炸药，全靠人力，可以想见这工程之艰苦。我走进墓道时，感觉到一股寒冷的空气迎面袭来，里头的温度比外头至少低了十摄氏度。墓室里如今只剩下一些陪葬的陶器和泥俑。原本的金缕玉衣已经不在，长信宫灯也已不在，都移到博物馆去了，留下的只是复制品。
下山时，我几乎可以肯定了：唐太宗的昭陵，应当也像这刘胜夫妇墓一样，是建在九嵕山的峰顶之上的，而且也是以这种火车隧道的模式建的。只是，九嵕山比陵山高出好几倍，昭陵的工程当更浩大。据《唐会要》记载，昭陵的墓道长达七十五丈（约二百三十米），约是刘胜墓道的四倍，难怪营建了足足十三年。
在登山小路的另一面斜坡上，我见到工人正在搭起一座座的铁架，看来预备建造一条登山索道，方便游人上山玩。看来，刘胜夫妇的幽灵，在这里静静地长眠了超过两千多年后，终于还是逃不过现代旅游的浩劫。
靖王墓建得如此接近峰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