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下襄阳向洛阳/贵阳•襄阳•宝丰•铁门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湘西以后,我的下一段行程,打算效仿杜甫,“便下襄阳向洛阳”。当然,杜甫当年走这一段路,是因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安史之乱结束了,他高兴得“涕泪满衣裳”。于是“漫卷诗书喜欲狂”,急着要赶路回家去了,回他洛阳的田园去。

当年杜甫“下襄阳”,是取道水路,从“巴峡穿巫峡”去的。然而,这一段水程,我上个星期下三峡时,才刚刚走过,所以我倒是不想再走水路了。我想乘火车“下襄阳”。

于是,游过湘西后,我就在怀化火车站,跳上一列直快车,先到贵州贵阳中国最大的瀑布——黄果树瀑布去,玩了一天。可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我到的时候,正巧前几天刚下过一场豪雨,水位高涨,黄果树瀑布突然变得比平时壮观十倍。车子奔驰在通往瀑布的大路上,远远就可以听见万马奔腾的水声了,真叫人激动,热血也奔腾。

果然,车子一开到瀑布边上,大水便夹着黄泥,黄滚滚的,圆鼓鼓的,如决堤一般,勇往下冲,再激起几十丈的大水花和一大片水雾,溅得老远。这种声势,比起我见过的世界最大的尼亚加拉瀑布,真是一点也不逊色。结果我拍了好几张发大水的照片,十分珍贵难得。后来见到黄果树瀑布的旅游照片,就只见到几条小水柱,可怜兮兮地,干巴巴的,挂在那儿,简直如儿戏。

从贵阳,乘搭了一列夜班火车,在漆黑的深夜里,穿过四川东部的山区,再度进川。这是我的二度入川。清早再度返抵重庆火车站后,又马上转搭另一列火车,穿越整个川东,到陕西省南部的安康市去了。

发大水的黄果树大瀑布

安康没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之所以在安康下车,主要是想来个“未晚先投宿”,因为前一晚已经在火车上度过了一夜,今晚想睡个好觉。而且,这也是乘火车“下襄阳”必经的一个中途站。傍晚到达安康时,一走出火车站,就见到火车站旅馆在前头不远。我去投宿时,服务员说:“你是我们开业以来的第一位外宾。”

第二天早上,在安康街头闲逛,第一次见到几乎干枯的汉水有气无力地流经市区。然后,搭乘了一列从安康始发的火车,准备学杜甫“下襄阳”了。然而,这一列车是慢车,早上10点整开车,一直到晚上8点,才走完那短短的三百六十八公里路。沿途每一个小站都停。我第一次感觉到慢车之慢。

或许,我的心境受了杜诗的影响,再也没有去年第一次乘慢车,从太原到运城时的那种优游了。因为,杜甫当年下襄阳,讲求的就是一个“快”字。他太想家了,恨不得快点、早点回家去。所以,他这首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节奏也明快无比,一副猴急的样子。我坐在缓慢的慢车上,想着这首“快”诗,就再也按捺不住了,心情变得急躁起来了。

幸好,晚上8点多到襄阳时,天还未黑,我赶紧到火车站对面的卧龙饭店去投宿。一千多年前,襄阳只是杜甫的一个中途站,他最终的目的地是洛阳。如今,襄阳已经和樊城合并为一个市了,称为襄樊。然而,我也和杜甫一样,只是把襄阳当作一个中途站而已。我“下襄阳”的最主要目的,倒不是“向洛阳”,而是要到襄阳以北二百多公里的河南宝丰县去,寻访一通七百年前竖立的石碑。

所以,第二天一早,到襄阳市郊,探访过诸葛亮年轻时耕读了十年的古隆中之后,就乘火车前往宝丰县了。至于我为何要到这个小镇去,为何要去访碑,而这通石碑又是怎么影响了我的生命历程,那真是一段曲折离奇的故事。太复杂了,我后来甚至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长文《万里寻碑记》,才能细细描述整个事件的真相,和我当年到宝丰去的经过。

1979年秋天,我在台大外文系刚升上大四时,无意中找到了一篇北宋年间的碑文——《大悲菩萨传》碑。据我所知,这是关于妙善菩萨传说最早的一篇历史文献,可是不知如何,它却长期失踪,甚至连专门研究妙善传说的几位中外专家,也从来没有见过,所以我竟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找到这篇碑文的人。

因此,我的一位恩师,大概也觉得我还“可教”,就大力把我推荐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东亚研究所去念博士。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要不是找到这篇碑文,我的生命历程可能很不一样。或许我也不会取得普大的奖学金和入学许可了。

可惜,当年我找到的那篇碑文,却只得后半段而已,前一半仍然不知所踪。所以,过去十多年来,我在国外漂泊,一直对另一半仍然失踪的碑文,念念不忘。常常想,什么时候有机缘,我一定要到碑文的来源地宝丰去,寻访这一通石碑,把碑文补齐。

终于,机缘来了。宝丰正好就位于“下襄阳向洛阳”的中途。我游过古隆中后,便上了一列快车,在一个黄昏抵达宝丰,准备第二天一早才去访碑。

看来,我和这篇碑文的确很有缘分。十多年前在台大,我是在一种很偶然的机缘下,轻易找到碑文的后半段。如今,我到宝丰去,事前也是抱着一种随缘的态度,觉得我应当是在一种不经意安排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找到前半段的碑文。因此,到宝丰去之前,我甚至也完全没有联系宝丰的任何人或任何单位,想悄悄地来,悄悄地去。

结果,一走出宝丰火车站,就遇见一位贵人。他是开机动三轮车的司机。他告诉我说,那通宋碑还存在,就立在县城郊外香山寺的寺塔底下。第二天早上,我冒着大雨,赶到寺塔下,果然见到了,见到了我思念了十多年的那通石碑。经过了这么多年在国外的等候,跑了超过万里路后,我终于把前半段的碑文也找齐了。

那通宋碑,孤零零地立在寺塔下的一个券洞深处。洞口没门,我走进去,马上感觉到一股凉凉的寒意。然后,走了约十来步,便有一通庞巨的石碑,占据了整个券洞尾端的那面墙壁,挡着我的去路。洞里光线太暗,一时之间,还看不清碑上所刻的碑文。于是,先伸出手去,触摸碑身,凉凉的。等到我的瞳孔慢慢习惯了洞里微弱的光线后,才发现这正是我寻找了十多年的那通石碑,而且还保存得相当完好。

宝丰香山寺塔,形制很古,孤立在一座小山上。

面对着这一通曾经影响过我个人生命历程的石碑,我仿佛和一位失散已久的故人,偶然在天涯的某一角重逢,彼此相对,默默无言。“故人”看来无恙,隔了七百多年,依然神采飞扬,气质非凡。碑身的石质考究,属花岗岩类,虽然布满尘埃,仍然泛着一层光质。真的万万没料到,一到宝丰,就那么轻易地找到了这一通石碑,一通连许多妙善研究专家也没见过的石碑。站在那寂静的券洞里,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我身上流过。那天早上,我便在微弱的光线下,把碑上前半段那二十几行碑文抄录下来。

石碑找到了,当天下午,我乘搭另一班快车,“向洛阳”去了。

这是我第二次来洛阳。去年,已来过一次,发现古老的洛阳已经不在了,不再是《洛阳伽蓝记》所记的那个洛阳了。洛阳变得那么现代化,那么新。我的感触还是和去年的一样,感觉到如今仿佛“只有伊水边上的龙门石窟,还保存一点北朝隋唐的余光”。这一回,我在洛阳只停留了一晚,隔天一早就走了,准备到洛阳以西约四十二公里的一个小镇铁门去,寻访另一批石碑。毕竟,我对石碑,有一种莫名的“激情”。

我寻找了十多年的宋代《大悲菩萨传》碑,而今深藏在香山寺塔下一个券洞里。

《大悲菩萨传》碑的碑头部分,已被水泥涂盖。

铁门镇的千唐志斋,一般游客可能连听也没听过,好比“养在深闺人未识”。但念唐史的人,如果还没听过这个斋名的话,那恐怕就是功力不深,学艺未精,更应当来这里看看了。

我自己是约十年前在研究所时,初识千唐志斋的。1984年,千唐志斋所藏的千余通墓志,第一次以拓片影印的方式,由北京的文物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千唐志斋藏志》,厚厚的精装两大册,印得很精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千余通墓志的许多墓主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中并无列传,所以这是一批很珍贵的唐代基本史料。可以说,千唐志斋等于是另一部唐史,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唐史。更难得的是,千唐志斋保存的,并不单是这些墓志的拓片,而且还包括了所有原始的墓志石刻本身,可说是很罕见的一个收藏。

像这样一个特殊的收藏,当然是我不会轻易错过的。然而,千唐志斋不是什么“旅游点”,没有什么人知道它在哪儿。在那年的旅途中,恰好有一次在广州出版的《羊城晚报》上,读到一篇很短的介绍文章,才知道此斋原来位于洛阳不远的新安县铁门镇。于是到洛阳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在市长途汽车站,准备搭车去铁门了。

千唐志斋的收藏室,墙上镶嵌着一块一块的墓志碑石。

当时,天不断地下着毛毛细雨,下得人有点心烦。原定早上7点半钟开往铁门的那班车,不知怎的,竟迟迟不让乘客上车。等得不耐烦了,翻看《全国铁路列车时刻表》,发现铁门虽是小站,却有一些快车也会在这里停靠,比如早上8点钟那班从北京开往西安的279次直快车,就停铁门站。所以,我匆匆提起行李,走到汽车站对面的火车站去,正好赶上了这列火车。

大约一小时后,火车便开到铁门镇了。下了车才发现,这回我误打误撞,竟撞对了。千唐志斋就离铁门火车站不远,走五分钟就到。如果是乘搭长途汽车来的话,那就很不方便了,因为汽车站离千唐志斋还有好几公里的路。当时我越过火车站前的马路,走到对面一家个体户开的小餐厅,去打听千唐志斋的所在。

“老师傅,请问张钫的大花园在哪儿?”我看过那篇短文,知道当地人把千唐志斋的所在地,称作“大花园”。

“哦,很近,往那儿走五分钟就到。”那老师傅给我指了指方向。

果然,走不多远,就见到一座很宏伟的建筑物,像一座旧时富贵人家的公馆。这儿便是前国民党高层将领张钫的园林“蛰庐”了。20世纪30年代,他就在此营建他的千唐志斋,把洛阳周围收集到的历代墓志和碑石,特别是唐代的墓志,都运到这里来安放。为了保存这些碑刻,他盖了一座庞大的建筑,里面有十多个像陕北窑洞那样的收藏室,和三个长方形的天井院。一块一块方形的墓志,便镶嵌在这些收藏室和院中内外的墙壁上,密密麻麻的,无声地、默默地,向世人展示一个个死者生平的功业。

而今,千唐志斋没有什么一般的游客,来的几乎都是行家。那天早上,我是唯一的访客。四周寂静得很,我也像幽灵一样,从一个窑洞飘游到另一个窑洞,浏览这些死者的墓志。有时,也停下脚来细读,细读这一篇篇名副其实的“唐文”,因为这些墓志,不但是在唐代写的,也是在唐代刻的,流传至今超过一千年了。比起清代所编刻的《全唐文》那种纸上的文章,这些刻在石头上原始的墓志,真给人一种淡淡的、幽幽的、幽灵式的“恐惧”感,仿佛死者又重回阳间一样。

因为,这些墓志原本应当埋在死者的墓室里的。它们原本的作用,并非要向死者生前的阳间宣示什么,而是要向死者死后的阴间,宣扬死者生前的功业。实际上,它们当初雕刻的目的,原就不是要给阳间的俗人读的,所以都被深埋在地下的墓室里。然而,如今它们却高高镶嵌在墙上展示,仿佛逃也逃不掉了。每一次,见到这些墓志,我总不免在想:“又一座古人的墓被盗了。又一个唐代的幽灵重返阳间了。”

千唐志斋连外头的走廊和墙柱上,也镶满墓志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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