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槭

把父亲带到莫斯科,不是个容易的决定。他牙不好,对食物也就挑剔得很。嫌弃食物常常变成对人发火,脾气愈发显得古怪。她怀疑父亲跟她一样,习惯用愤怒掩盖不适,牙齿只是借口。比如,他总是埋怨把他一口好牙弄坏的庸医,只因是某位熟人介绍,才错信送上门,把好牙变坏牙。错信这回事,在父亲的人生中发生的次数不多也不少。在小地方,公共空间的缺失让信任变成吊诡的事。医术好坏的评估,往往夹杂了几辈的人情世故。细究下来,如果信了谁,事后被证明是错误,那只暴露出当时处境的难堪。弄牙时父亲才三十出头,私人牙科诊所远不如现在这般普及,他那时还没什么钱。她能分析原因,但一口好牙生生被弄坏了的终究是父亲。而且,跟他那些隐秘的、沉睡在记忆底层或心湖深处的烦恼不同,牙既暴露于人前,也日日使用,才成了发泄的出口。

现在,父亲就在她对面咀嚼。一张圆桌,七八人围坐。其他人都三两熟人挨着,只有她跟父亲隔桌相对。早上,父亲不听她劝,在红场边上的百货公司买伏特加。她说回国前再买不迟,酒瓶子这么重,一路颠簸碰碎了麻烦。父亲坚持买下来,说要回头找东西太麻烦了。她吼了父亲几句,转头就后悔,但也不肯就此道歉。旅程才开始,她还执意一切由自己做主。

三十七人的旅行团,再赌气,吃饭还得回到一张桌子上来。一对夫妻隔在她和父亲之间,年龄比父亲略小。妻子挨着她坐,让她多夹菜。她也就留心了对方的样貌穿着。平常的休闲服,没有化妆,包是名牌,不知真假。

她客套回了几句话,得知对方姓柴。柴女士让她看邻桌,一个狮子鼻的女人在高声说话,笑闹之余伸手拍打相邻老年男性的肩膊。

柴女士说:“她老公。”

“不是她爸吗?”

“她老公。”柴女士拖长尾音。

“是她爸吧?”

“咿……她自己说的。”

“年纪太大了吧?”

“你听她口音,哪个乡下。”

她仔细听了听,回看柴女士一眼。

柴女士似笑非笑,“你妈妈没来?”

“我妈妈啊……”她像往常那样答道:“去世了。”

“不好意思。”

“没什么,都二十几年了。”

父亲还在慢慢咀嚼。父亲虽然快六十了,但没秃顶没发福。而她呢,嫌室内暖气太足脱了外套,是年轻饱满的身体。她跟父亲长得一点也不像。狮鼻女人声音又高了起来,倚着老人撒娇,五官挤在一起像揉皱的漫画。柴女士用手肘顶顶她,意味深长地笑了。

旅行团里的人混乱又古怪,嘴上说是夫妻的有多少是真夫妻,大概只有导游知道。虽然人天性就喜欢议论别人的坏处,但暂时聚集的人不需要确认那么多真假。被误会了也谈不上冒犯。她看向柴女士,柴女士正给丈夫夹菜,而丈夫瞟着她。或许,让人误会她是父亲的情人也不是坏事。至少,柴女士的丈夫就不会在列宁墓门口搭讪她。

她大剌剌开了罐啤酒,咕咚咕咚往肚子里灌。这下父亲倒是瞪着她了。她冲父亲举杯,算打平。

更年轻的时候,她总在别人的目光和自己的观察间摇摆。她知道邻居和同事们怎么议论父亲。那些人的孩子鹦鹉般把父母的话传递。而她把男孩子打了几次后,就长出了一层厚厚的茧,包裹住耳朵和身体。爸爸只是她一个人的爸爸,只有她才了解他。

在她和父亲生活的小城,跟世上其他小地方一样,处处有欠缺,却不欠缺正常人。正常人没了妻子后,很快再娶,生养新的孩子,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而父亲呢,却执意让自己的伤疤不平复,人们也就难以忘记。还有,正常人务实,要算得失,也就不喜欢不愉快的记忆,哪怕这记忆可以比对出他们短暂的幸福,却会消磨掉他们太多时间与感情。总是不值当。

所幸,父亲的植物学专业和教书匠的职业,让他抵抗住了九〇、〇〇、一〇年代的变革,中间虽受过穷,但搞农学的人始终没有失业。人的流言和轻蔑,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他生存的根基。他做实验、讲课、下乡、种植,靠工资养活自己及女儿。而正常人们,在几十年里,间或被钱冲散家庭,走向他们没有想过的离婚或噩运。如白炽灯泡里的钨丝,某一刻忽地断裂、黯哑了。

于是在别人口中,父亲的形象渐渐转变,从“败坏”变成了平常人。是啊,后来婚姻再不能约束性行为了,父亲又算什么呢。

而她也长大了。谈了几次恋爱,失恋也背叛过别人后,她对父亲反而轻松了。既然她不是个完美的女儿,更不是个完美的人,那么父亲也尽可以自私度过他的一生。只是她希望,这个跟自己一样自私、时而软弱时而倔强的父亲,不要那么快离开她。父亲如果不听话,比如现在,又固执买了酒,她就气回他。然后两人对饮,把一瓶啤酒分了。酒喝得见底,跟父亲的怄气也就消散了。

离开饭馆前,她挽着父亲的胳膊走向大巴。狮鼻女人在她前面,年迈的丈夫腿脚不灵便。跟其他团员各自打量着伴侣之外的人不同,狮鼻女人被丈夫的身体牵绊住,亦步亦趋,像被动的刑罚。嫁给老头子的年轻女人就是这样吧,被人看不起,无论是美还是丑。道德的天平倾向于定性这婚姻是出于利益,而非感情。即使在这么一个对他人知之甚少的临时小团体里,人们也迅速建立起轻易的道德鄙视链。坏话比人想象的传得更快。女人们都站得远远看着,似乎道德瑕疵是种病症,会传染。

母亲逃走是因为这个么?母亲后来嫁了个外科医生。听说外科医生在国外都很有钱。母亲生了两个孩子,彻底取代了她。在枫叶之国加拿大,没人计较母亲的前史,也无从知晓吧。

卡通式地拼凑出母亲的全貌并不是件难事,可她常常怀疑,这么做跟真实相距甚远。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了解,能到达什么程度?就算是跟她共同生活的父亲,她又了解多少呢。从她记事起,就不乏陌生的阿姨试图照顾和讨好她。她从高中开始寄宿,偶尔回家时,会发现女人过夜的痕迹,水池里长长的头发,或者一把新的牙刷。

她试着去喜欢她们,但又不敢真的喜欢她们,担心她们迟早会从她生活里消失。而她就会像弹簧坏掉的玩具一样,被失控的余震摇出一颗更破碎的心。父亲向她示范着爱,但这是对女儿的爱、血缘之爱,而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无关的人,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需要忍耐、渴望恒久的爱。

父亲问过,为什么非得现在去旅游,我不爱旅游。

她说,你去年跟团去台湾不是很喜欢吗,回来唠叨了半年。

父亲说,你工作也挺忙的,不用陪我。

她说,谁要陪你啊,我抽奖抽中的。

父亲说,那叫鹏远跟你一起去。

他啊,她说,他去过了。

她觉得在她成长的日子里,父亲也是这么哄她的。

双人旅行套餐是年会抽奖抽中的,不过不是她,是陈鹏远。兑换券过期前,他们打算一起用掉,反正他们也很久没有一起旅行了。

他大方让渡东西给她,自己搬出去,车留给她,还有一屋子零碎。其中包括这张该死的双人旅行套餐兑换券。

瓦力还是黏她,蹭着她腿绕圈,每三天吃一个罐头,只是陈鹏远的衣服上再也不会粘满瓦力的毛了。

跟父亲说了后,她又有些后悔。上一次跟父亲旅行是什么时候?这两年,父亲自己倒是去过台湾、新疆,但都是她去旅行团报了名,父亲独自出发。她搬出去跟陈鹏远同居后,慢慢有了自己的生活半径,父亲也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但这次,父亲却早早开始准备起来,上网查资料、听俄罗斯民歌,她也没太当回事。周末她回家吃饭,楼道里遇见邻居,跟她说,你要带爸爸去俄罗斯啊!真是厉害。

她厉害么?她点点头侧身走了。那天父亲做的是炝锅鱼,她最喜欢的菜之一,但失了手,辣得两人掉眼泪。她放下筷子,让父亲也别吃了,伤胃。父亲像没听到,把她剩的半碗米饭扒拉进自己碗里,吃得满头大汗。她擦干净鼻涕、眼泪和汗水,问父亲,你前两天听的那首俄罗斯民歌叫什么来着?

父亲站起身,手机很快响起旋律。她听了一会儿说,那就去吧。父亲没听清,问,啊?她摇摇头,跟着哼了一句歌曲的旋律,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

好歹,旅途开始了,带着抽象的意味,投影在她的身体上。大巴车载着他们沿莫斯科河往前走,手机地图里闪烁的蓝点显示他们在城市里爬行的痕迹。陌生人们拥有共同的旅途终点,时间进程也被设定,一切将结束于五天之后。完美的出逃。

父亲并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就像填入境表时,父亲认真看她写英文,其实多半是拼音。父亲小心把入境表夹进护照,又仔细看起护照来。跟她已快没有空白页的护照不同,父亲的护照是崭新的。

她没法开口跟父亲说什么,多半是羞愧。或许她在等候时机。飞机上密闭相处的时间里不行,新圣女公墓的阳光和阴影下不行,克里姆林宫围墙与卫兵的包围中不行。他们滑过这些空间和时间的表面,前方有什么隐隐在呼唤他们。

昨天,抵达谢列梅捷沃机场时已入夜,大巴车拉着一团人往城里去。导游用俄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迎接他们。并不动听的歌声从麦克风传导至头顶的喇叭,再被窗玻璃回弹进车内封闭的小世界。零星灯火闪烁,俄文字母确认着异国的身份。父亲暂时拘谨着,并不像其他团员一样在导游的带动下跟着唱歌。也许只是累了。先飞到乌鲁木齐,从乌市出境飞莫斯科。折腾了十来个小时。

现在,父亲在团友众目睽睽下跟她争吵再和好后,反而松弛了。早早暴露出他们的身份,突然争吵,又很快和好,内向的父亲一开局就亮了底牌。在导游的领唱下,父亲唱起《喀秋莎》,“她在歌唱心爱的人儿,她还藏着爱人的书信”。

车窗外偶尔闪过教堂的金顶,天空阴沉。上午参观完列宁墓后,导游带队去天使报喜教堂。东正教圣人们的骨殖装在镀金的骨匣里,在枝形吊灯和烛台的光影间沉默。地板华丽,燧石、玛瑙和碧石像要隔绝尘世的哀喜。中国人对此并无感知。不远处,无呼吸的列宁在昏暗光线中被士兵守护。她和父亲放缓了步伐,转山一般绕着列宁凝视。

她对着父亲唱,“喀秋莎站在那峻峭的岸上”。

“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父亲应道。

在莫斯科只停留了一天,旅行团就向彼得堡进发。临行前,导游大声打电话,咒骂电话那头的人。

父亲说,他同屋的男人昨晚出去了就没回来,导游这是在找人呢。

她回想父亲同屋那五十来岁的男人,很胖,衬衫领口露出条金链子。

胖男人的同伴,一高一矮两个男人跑去宾馆门口的马路上张望。

昨晚,她去宾馆大堂的自助机器买口香糖,导游正给高男人和矮男人分配女孩。一个黑头发,一个金头发,不知国籍。两个男人各自挎一个出了门。导游目送两对上了出租车,回身看见她,若无其事。

莫斯科安排的景点,除了列宁墓和克里姆林宫,当天下午去的新圣女公墓和莫斯科大学都不用买门票。导游还见缝插针把他们带去琥珀商店。她没买,父亲也没买。导游对她没好脸色,她也懒得应付。

不久,高男人和矮男人夹着胖男人一起回来了。

胖男人凑上来,低声对父亲说,自己赢了一千美元。一叠绿色纸钞甩在巴掌上啪啪响。

“我就跟司机说,casino!”胖男人说。

“casino是什么?”父亲说。

“赌场!”

“你会俄语?”

“这是英文!跟美元一样,世界通行。”胖男人笑起来。

“你胆子大!”

“我就这点爱好……”胖男人得意扬扬揽住父亲的肩膀,又回头问同伴,“俄罗斯小妞香不香?”

上了去彼得堡的火车,刚坐定,她就跟父亲说要提防同屋那胖子。

“他也不是什么坏人。”父亲说。

“你怎么知道?”

“就是个小老板。小老板嘛,出来转转就找找乐子。”“他一个小老板没事出来转什么转?”

“小老板也有跨国业务啊,人家是出来考察的。”

“考察赌场啊?”

“他是做药材的。”

“俄罗斯人又不吃中药。”

“武先生就有亲戚在这边做中医。”

“谁是武先生?”

“柴女士的先生。”

“要有人问,你就说你是种火龙果的。一穷二白。”

“我怎么就成种火龙果的了?”

“你整天弄那些植株,不就是种火龙果的吗?”

“那人家要是问我火龙果多少钱一斤怎么办?”

“你就说你老年痴呆,记不住。”

“人家又不傻。我也没那么傻。”

“那电视购物买回来的那些是啥?”

“人嘛,免不了吃亏上当。”

“你别给我找麻烦就行。”

“给人骗骗,就当慈善事业。”

“好,回头你自己跟导游报名。”

“报啥?”

“你不是要去看芭蕾舞吗?”

“对,老樊也要去。”

“老樊又是谁?”

“我同屋啊,赌神。”

“他不去casino啦?”

“他说在巴黎看过红磨坊,精彩得很。”

“那是大腿舞……”

出来后,父亲脾气好得很,对比之下,她暴躁又苛刻,还咄咄逼人。她觉察到了,停了嘴。或许潜意识里,她在保护一句英文也不会讲的父亲?她摇摇头,走出包厢。

临行前,她去给父亲收拾行李,清理出一堆旧衣服和破烂。父亲站着看她把东西全塞进垃圾袋,趁她不注意,又悄悄把东西掏出来。争了几句,父亲同意旧衣服进小区回收箱,“破烂”放进小阁楼。

小阁楼得站在梯子上才够得着门,她爬上去了。里面堆着更多破烂。翻检了一会儿,她看见已经长霉点的琴盒。母亲离开后,父亲再没拉过小提琴。

傍晚父亲出门散步,她把琴盒取下来。松香从盒子里滚落出来。琴弦上积着虫壳。连蛀虫都早已僵死。她犹豫了一会儿要不要把琴带走,最后还是放回了阁楼。

小提琴有四根弦。弦与弦并不相交,只有在琴弓和手指的触摸下,它们才发出和弦。父亲应该比她更懂得这一点。

车厢连接处没人,牲畜、村舍和大片的农田掠过。村舍的屋顶有红有蓝,农田则是黄绿色。色彩闪烁跳动进入她的眼底。

很小的时候,她就显露出了对色彩和造型的敏感,对父亲擅长的植物学和音乐则毫无天赋。父亲鼓励她专注观察事物,比如在他们兴趣的交集——植物上。植物也是万物之一,父亲正巧懂得它们。叶片里汁液涌动,会低语。光合作用呼唤出植物的活力,根茎在运动。她于是知道,只要看得足够久,足够仔细,事物的面貌就会如试纸上析出的盐一样显形,留下人类眼睛可辨认的痕迹。从眼睛到头脑,从头脑到双手,她试着记忆、想象与转化,用色彩和线条来表达。可在传达这件事上,天赋将人区隔。极少的幸运者才能创造,她只是转译、搬运,学会一些东西,再教给人。

像父亲一样,当个教书匠没什么不好。从美院毕业后,她找了所中学当起了美术老师。对她这样的本地人而言,工作并不是决定能否在这小城活得像样的关键,她也就随意处理自己的喜好和职业。陈鹏远对她的工作倒是满意,每年两个假期,又无升学压力。男人兴许都这样,妻子和女友最好是幼儿园老师,其次是护士,都不会占用过多精力,又能为家庭做出贡献。她不经意嗤笑了,像是对过去的自己。

倒也有许多快乐的事。比如看学生的作品。孩子不关心人类社会既有的分类和所属,只描摹心中的图景,因为手里有一盏小灯。这灯照亮他们的感官,让他们能听到最细微的噪音,主要是相信能听到,比如:昆虫们的振翅何尝不是低语?于是,孩子拥有自己的王国,万物有独特的命名方式。其中部分孩子,日后会将这些幻想的名字与正式的命名相对照,从而获得秩序,成长出大人的形状。但少数孩子,却可留住手中的火。

或许,她应该对手中的火苗更加确定。她快步走回包厢,想马上找到父亲。

父亲正跟邻座的俄罗斯大妈比画着说笑。大妈分巧克力给父亲。两人喝着红茶。茶很香,氤氲着水汽。

老樊趴在包厢门上,大声对父亲说:“老彭!你可以啊!”

父亲冲他摆摆手。

老樊不走,“我也想有个喀秋莎啊!”

老樊跑到父亲身边挤着坐下,打量着俄罗斯大妈,“绿眼睛!”又对父亲说,“这导游也不安排我们去看看马戏!俄罗斯大马戏,多好看,多刺激!死人坟头倒是看了好些!”

“今晚不就看芭蕾了么?”父亲说。

“你真该去拉斯维加斯走一趟。”

“美国啊,太远啦。”

“澳门也行啊!男人怎么也该去见识见识。”

老樊发现她一直瞪着自己,就笑嘻嘻说,“哎哎,我跟你爸爸可是有缘。我们俩下乡的知青点,只隔着两个大队呢”。

又对父亲说,“老哥哥,你们知青点当时是不是烧死过人?你在不在?”

父亲半垂着眼,像是陷入回忆,半晌才对她说,“诶,我的伏特加你收哪儿了?”

“爸爸!你就不能不喝吗?”

父亲缩着手,像挨骂的孩子,“跟你樊叔叔吹两句”。

老樊来了劲,“我去拿香肠,老哥哥你等着啊”。

她把两瓶迷你伏特加扔给父亲,“还有四个小时就到站”。

父亲笑嘻嘻。

香肠慢慢被啃得只剩个尾巴,父亲和老樊喝得脸泛红了。

老樊想起了似的:“所以,你们村是烧死了人吗?我记得是两个?”

“两个。是被村民烧死的啊。”

“被村民烧死?”

“说是偷了他们的粮食,堵在山洞里。起火是意外,后来火烧大了,没人敢去救,就烧死了。”

“不能吧。”

“就是这样。”

“我怎么听说是两个知青去山洞里耍朋友,点火取暖,起了山火烧死了。”

“是男女朋友。”

“那就是喽。我们那个点,也有搞对象搞得全村都看不下去的。”

“那个我知道。”

“你知道啊?那个女的漂亮是漂亮,就是……”

“嗯,是我前妻。”

“老哥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信不信嘛?我们村那两个,真的是被村民烧死的……”

她看着父亲,酒精把他的脸烧得很红。她不能确定父亲说的是实情还是醉话。关于母亲的那一句,蛇的信子般吐出。母亲是她和父亲之间的禁忌。也不是不可以提,但只有那么数得出来的几次。现在父亲却对老樊随意说起母亲来,而且是她不知道的事。她瞪了老樊一眼,想阻断老樊说话的热情,父亲如果要说,怎么也该先说给她听。

“爸,你休息一下吧。”她说。

父亲像是没听见,趴在窗户上认真看飞驰的村庄。继而转身说,“有个俄罗斯小说,讲一个峡谷里的村子。这是个什么样的村子呢?说是个教堂执事在丧宴上吃光鱼子酱的村子”。

“穷地方?”

“穷地方。连跳蚤都要烤来吃。”

“我们当时也老偷粮食,肚子饿啊。”老樊没头没脑接了一句。

“饿昏了什么都吃……”父亲说。

“背枪的老知青捉了人家狗儿炖来吃。”老樊说。

“背枪的都横着走。”

“我也是听说的。我们去的时候,没有枪没有炮,天天挑大粪。”

“沃田啊?”

“往田坎上挑。”

“也怪不得他们恨。那时候太能吃,一顿四碗苞谷饭都吃不饱……”

“反正我是怕!老哥哥你那时好歹有力气,我才十五啊……”

“那你还是初中生?下去是为了啥?吃粮食?”

“嗐,下去,每个月有八块钱生活费,头十个月还有三十五斤供应粮,我争破头也得去啊!是不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那时候……是背枪的?”

“我比你大不了多少,也是中学生。下去是家庭情况,没办法。”

“难怪不认识你。那时候出名的,都是老三届。”

“他们下去得早。咱们就赶了个尾巴。”

“你记得离我们公社不远有个林场吗?有条河从中间穿过。”

“河……河坝边上山坡上有棵消息树,是金丝榔。”

“就是那个公社,好多树,现在修成高尔夫球场了。”

“球场!那些树呢?还在不在?”

“留了些大树,以前种粮食的山坡全部清理了。”

“哎呀!”父亲拍了下大腿,力气大得眼镜都歪了,“那么多金丝榔,可惜了。”

“金丝榔值钱是么?”

“就是榉木,现在比不上黄花梨、红木,但也是好木料。”

“嘿,那时候知道是值钱货,还刨什么土坑种什么地?直接把树放倒。”

“你放吧,一放,你这是破坏国家资产,抓你树个典型!”

“那我就扎根农村一辈子了。”

“农村?想得美!你扎根大牢一辈子。”

两人大笑,握着酒瓶子碰杯。

她在手机上搜索父亲插队的那个村子。父亲跟她说过好些次那个名字奇怪的村子,她逐字问过怎么写,也就记住了。搜索结果为零。电子地图里,一个小红点显示着这个穷乡僻壤的村落在世界里的位置。

一条黄色的断头路从最近的城镇通往村子,此外,橙色线条是国道,修建于1934年,沿用至今。再远些,高速公路与村子平行。她记得父亲说过,当时他都是靠走路走回城的,要走一整天。

奇怪的是,她记忆里有清晰的画面,她跟母亲站在村子对面的山头,隔着小小的湖泊眺望那村子。母亲说,你爸爸当年就在那里当知青。山苍翠,水寒青。除了这些颜色,那村子什么也看不见,就是贫瘠本身。困在村子里的父亲,也许也像她一样爬到山头这样远眺过吧。

景深一旦拉开,真实就可比对而出。如今父亲已六十岁,一生的命运已悉数掷出骰点。她知道父亲后来考上大学,没有再回过村子。像父亲生命里的其他秘密一样,他任由它们沉默下去。即使像现在,偶尔被拔出记忆的土层,父亲也三言两句,让往事静止在语言的边缘。

她一直觉得小城太小了,兜兜转转都是同学、亲戚。可小城似乎又很大,大得可以把很多秘密埋到地底,除非像父亲和老樊这样,被意外的挖掘机从陈旧的土层里翻挖出来,才能相逢。

车窗外色彩飞驰。她几乎有些嫉妒地听父亲和老樊在酒精的鼓舞下一起唱着歌。不是俄罗斯民歌,而是她不会唱的,老樊和父亲知青时代的歌。

老樊说,老哥哥,我就羡慕你这样的,考上大学,起点不一样。我当年也去考了,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再考,上了中专。

父亲说,那年头,上中专的人也不多。你学的什么专业?

“我说出来你别笑。”

“兽医啊?”

“真学了兽医,我也就没这么苦了。”

“就是,兽医那时候吃香的啊。”

“猜不到吧,你肯定想不到。我学护理的,男护士!”

“男护士比较少见。”

“还不是怪家里,我五个姐姐,我老幺,给我取个名叫樊小花,好养活。分配专业的老师估计一看这名字就默认性别女了。全班二十七个女同学,就我一个男的。读了一年我才转到药剂班去。”

“那你现在还叫樊小花啊?”

“改了改了!”老樊笑道,“改成樊大花了!”

父亲笑。

老樊继续说:“我想着改学药剂,要再把我分派下乡,就用不着去抓计划生育,是不是?我怕那玩意,走村串户的,还鸡飞狗跳。结果咱们又是药材大省,一来二去,还是往乡下跑。但那时候好药材真是多,山越大的地方越多。下去一趟,打几只斑鸠,再搞只竹溜,那确实打牙祭了。”

父亲问起老樊去收药材的地方,两人你来我往,更多陌生的地名涌现,连缀起他们年轻的日子,也就是八十年代。父亲研究的是经济作物,近年果树收益高又培育火龙果、百香果苗,但药材也是植物,跟老樊聊开了就没完没了。又说到土壤、水源,省内北部的高原草甸、南部的河谷地貌对种植的影响……她插不上话。

她还小时,父亲会带着她去乡下出差。他们住的是穷地方,乡下就更加破败。或者不能说破败,破败是光辉后的颓丧,而那些地方,只有石头和黄土,连房子都是草草盖成,更不要提人的衣着日用。父亲培育的植株,栽到黄土里很难存活。他说这是土壤太坏,如果是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作物就会欣欣向荣,连叶片都会油光锃亮。可他又说,这土壤不是农民能决定的,太金贵的作物,他们记不住办法也种不活。许多村子指望着靠天吃饭,其实并不是全然懒惰。自然,穷地方的人愚昧、有时可恨,可如果苞谷能填饱肚子,他们也就无所求,并不想搬离。

父女俩一起坐乡村巴士在泥泞路上晃荡,她总是晕车,吐出来的是在乡下吃了还没来得及消化的苞谷子。那就是她跟父亲最初的旅行吧。跟现在在俄罗斯不同,那些旅程往黑暗的土地深处去。

父亲与老樊已经说到薏仁的精加工了。话题在迅速跳转,两人不时拍拍对方肩膀,大呼小叫。

她对着车窗外彩色的村庄发愣。被烧死的年轻人,胃里也装着苞谷子吗?他们是不是父亲的朋友?父亲却没有再提了。

一起啃过香肠喝过伏特加后,老樊跟父亲更亲近了。去看芭蕾时,他跟父亲坐在一起。吃俄餐时,跟父亲大声议论三种鱼子酱的好坏。

自由活动的一小时里,老樊执意要请客,既不是饭点,只能在夏宫里找了家咖啡馆坐下。老樊打发两个手下走开,又对父亲说:“自己玩都不会么?真是!”

她问老樊这次考察得怎么样,老樊说,要等折返莫斯科才能见到自己的客户。又嘀咕说,老毛子效率太低,但愿不要让他白跑一趟。

父亲说,返回莫斯科,就待一天半,来不来得及?

老樊说,时间约好了,就去碰个面,该签字签字,小事情。

父亲说,你这趟成本不低。

老樊说,老哥哥,不带两个人,不像样子。做不做得成,都要做啊。我们生意人,可不能看天吃饭。扭头看看窗外又说,咋没有泡温泉的地方呢,这风吹得,能泡泡温泉多好。

父亲笑。

老樊说,我也想做票大的就收山了,可钱挣进来又花出去,没个头。

父亲小声说:“你发现没有?他们水龙头里出的都是热水。之前我以为是宾馆条件好,刚才去上厕所,水龙头也出热水。”又感慨说,这国家能源确实丰富。

“热水是政府免费供应的,直接入户。”老樊说,“暖气也是,国家财政补贴。”

“这么好啊,”父亲感叹道,“现在我们单位一入冬还在发取暖费呢。以前还每家弄个铁炉子,烧煤、烧蜂窝煤。”

“他们吃的没我们好啊,”老樊说,“咱们到了后,这都几顿了,带叶子的只有白菜。不带叶子的蔬菜也只有洋葱、胡萝卜。一年三百六十天,这怎么受得了。”

“不知道他们教育、医疗怎么样。”

“就那样吧。搞石油的都去伦敦买房、享受,哪里的有钱人都这样。”

父亲望向窗外不远处的水平面,“我以为这是条河,听导游讲才知道是挪威湾,那不就是海?来俄罗斯,我以为起码要看看河。伏尔加河、顿河……”

“静静的顿河!”老樊笑了。

“你也看过?”父亲问。

“拼命翻啊翻,要翻到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娅搞恋爱的地方!”

“你这抓重点抓得好。”父亲笑道。

“我还真看过。红的来了,白的遭殃。白的来了,红的遭殃。不是东风压倒了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

“噢噫,静静的顿河,你的流水为什么这样浑?”父亲扬起声调半唱半念道。

“啊呀,我静静的顿河的流水怎么能不浑!”老樊应着,又说,“怎么样?怎么样!”

“你去过么?顿河。”父亲问。

“没!上次来也是莫斯科、彼得堡。跟团就是麻烦。”老樊说。

“俄罗斯不能自由行么?或者商务签证?”她问。

“不能吧,办起来很麻烦。我怕麻烦。”老樊随口答道,又说,“回彼得堡能坐船游河。也算是条河吧。”

她从包里翻出行程表,“船上还有歌舞表演。”

“主要看看风景。”老樊说。

“昨晚两个芭蕾演员跳完了,我看其他桌有人给小费,就也给了十块,十美元。”父亲说。

“嗬,”她叹气,又对老樊说,“我爸平时花钱让人擦皮鞋都不肯。”

“留着来俄罗斯给小费的。”老樊说,“我儿子也笑话我,去俄罗斯干吗?英法德意怎么排,也轮不到它啊。我说你们年轻人不懂,不懂……”

“真来了吧,跟想的又不一样。”父亲说。

“老毛子不收美元这个太讨厌了,”老樊说,“昨天你们啥也没买是吧?刷卡机没信号,刷了我好几次也刷不出来,美元又不收。”

“导游手里有卢布,跟他换点。”父亲说。

“是!那是后来。刷不出来吧,又不收美元,那个胖大妈还一脸不耐烦。跟欠了她钱一样,有那么看不上吗?我说dollar,dollar,她装听不见。我把钱拿出来给她看,她直接摆手,不收!”

“你要拿着美元去黄果树景区买东西,还跟人dollar,dollar地喊,肯定也没人敢收啊。”父亲说。

“这不是莫斯科吗,好歹也是首都。”老樊又嘀咕着,“其他钱倒是收得挺痛快的。”

老樊招手,指着茶壶跟服务员说hot water,服务员走过来看了看,表示不明白。老樊揭开壶盖,给服务员看见底的空壶,嘴里念着“咕嘟咕嘟”,模拟往壶里倒热水。服务员把壶拿走了。老樊说,我其实不爱出国,费劲,跟他们要个开水都不明白。

父亲说:“可以啊老樊!我就不行,哑巴一个。”

“嗐,我也是去加拿大看儿子,逼出来的。我住不惯,我家那婆娘,见了儿子就守着不走,一住一个月。”

“加拿大……”父亲低头喝起已变淡的茶。

“加拿大没意思,要去就去拉斯维加斯!”老樊又开始说赌场的事了。

她站起身,说要去散散步,把父亲留给老樊。

出去没走几步,看见导游在集合点的长椅上坐着。导游主动跟她打招呼,请她喝格瓦斯。她看了一眼卖格瓦斯的小推车,说格瓦斯我喝过。导游说,尝尝,跟国内的不一样。

报团时,她在旅行社网站查看过导游的资料。如今所有老板都想跟上社交网络的浪潮,不额外投入就指望员工能带来更多红利。这个本名叫孟凡的年轻人的头像旁边被一堆不同颜色的关键词簇拥:认真负责、细致耐心、有错就改、热爱祖国。对一个导游来说,这些词似乎提供了可靠的品质,可关于对面这个微胖的年轻人,却没有任何有效信息。

她意识到自己在打量他的背影,心里不自觉地把这人跟陈鹏远作比较,不禁吃了一惊。

孟凡把给她买的那杯格瓦斯插上吸管。她开玩笑般说:“我有男朋友的啊。”

“嗐,我也有女朋友啊。”

两人都笑了。

“怎么样?”孟凡问。

“什么怎么样?”

“格瓦斯怎么样?”

“还行。”

她咬着吸管,慢慢喝饮料。她并不知道怎么跟导游说话才是合适的,或者她太久没有跟陌生的年轻男人说话了。

“感觉还行吧?”孟凡问。

“好喝。”

“我是说这儿,莫斯科、彼得堡。”

“我爸喜欢这儿,跟我说什么白桦林三套车,刚才又说想去伏尔加河、顿河。”

“这两条都不是俄罗斯的大河。你爸爸肯定是看过《静静的顿河》。”

她沉默几秒,突然想到一个话题,“你看过一个电影么,讲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动物园有只狮子跑出来了,撵得他们满街跑”。

“《意大利人在俄罗斯的奇遇》。”

“对对!小时候我在电视上看了好多遍。”

“里面好多景咱们今天都路过,明天就要去,喀山大教堂啊,涅瓦河啊。”

“我就记得那只狮子了。”

“那只狮子已经死了。”

“啊?”

“说来话长。那只狮子是有家人养的宠物,那家除了狮子还有豹子。”

“我看过把熊当宠物养的图片,说战斗民族什么的。是真有人养熊么?”

“那不能。熊一巴掌你就没命了。小熊倒是有养来演马戏的。但你别说,也有不少老外以为中国人养熊猫当宠物的。”

“你有宠物么?”她笑着问。

“有啊!养了只猪。”

“真的啊?”

“真的啊,我女朋友嘛。我就是动物饲养员。”

她笑了,猛然想起陈鹏远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要像养猪一样养活她,让她膘肥体壮,全身散发出幸福的光芒。

夏宫的建筑外墙刷着明丽、崭新的涂料。不知是不是高纬度地区独特的阳光投射角度,色彩和光影都带着蒸汽般氤氲的光圈,像罩在大玻璃罩子里的玩具模型。

孟凡问她去过哪些国家。

她报出几个国名,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跟团出游。已经没有空白页的护照,都是跟陈鹏远在一起的前三年出去用掉的。最初的快乐总是像海浪连绵不绝。他们发现共同的爱好,再发明共同的爱好。如今,她却怀疑是过度透支了快乐的份额,才只留苦涩。

在一起第三年时她提出过分手,理由是她没有跟谁维持过超过三年的关系,再下去就要崩溃,不如提早收场。陈鹏远说,你为什么总是逃避呢?为什么要预设一个糟糕的结果,然后早早就放弃?她说,我就是这么有病,你受不了就走吧。他说,你看,一说起来,你就逃避,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然后自己躲起来。她说,对,我就是这么没用,你现在才知道吗?她知道自己在试图激怒他,然后以近乎戏剧化的方式破坏掉现有关系。一团混乱中,人无须再辨认对错,只用耽溺于情绪,就像孩子推倒积木墙。所谓失恋疗伤,多是认定自己是受害者,自怜自艾。这些她都知道。可是除了父亲,她没有跟谁有过长期可信任的关系。而父亲是不需选择的关系。

她和陈鹏远又度过了三年。后三年与前三年截然不同,不同到她的记忆里白茫茫一片,什么也没有留下。朋友们说她,这样拖下去,不结婚不生小孩,两人会散的。她当时不信。她看过一张旧照片,父亲拉小提琴,母亲跳舞,年轻的脸会发光。父亲后来再也不拉小提琴了,母亲呢?还跳不跳舞?

很难说是谁把关系搞砸的。最终成了讽刺剧,陈鹏远像母亲一样,成了逃走的人。跟母亲留给父亲羞辱一样,陈鹏远也用跟另一个女人的关系破坏了他们之间曾有的信任。如果这信任真的是双方面的话。在道德上具备了真正的受害者资格后,她却没有一丝开心。无论关系好坏,无论其中一方对关系的走坏负有多少责任,被人背叛,仍是剧痛。朋友试图安慰她,跟她说,陈鹏远起码是主动跟她承认有了别人,不像某某的丈夫,留下一张字条就消失了,手机销了号,工作辞了,父母也一问三不知。“一个人凭空消失,并不会减轻伤害。”朋友说。所以对遗迹也要感恩么?在一起住了六年,房子的角落遍布线索。

半夜偶发的噩梦里,她看见自己坐在墙上,双腿晃来晃去。似乎人生已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再往下,不是变成父亲,就是学习变成母亲。而她的痛苦在于,她不想要二手的人生,不想重复任何人,哪怕是父亲和母亲。

孟凡问她有没有投币许愿。

“许愿?”

“喷水池,你看见水里的硬币了吗?都是人投下去许的愿。”

“我不信这个。”

“干吗不信,试试呗。”

“我在罗马投过,在凡尔赛宫也投过。”

“两次不中,那说不定这次就中了。”

孟凡摸一个硬币给她。

“嘿,你这人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她接过硬币,“没事。我可不会买琥珀的啊”。

“你怎么老把我往坏了想。”

在陌生人的陪伴下,往参孙徒手掰开狮子嘴的雕像投币,多少有些荒诞,像人生更多时候的错位。硬币入水,瞬间沉底。她的心也咚的一声,不知被什么所击中。

“我也来一个。”孟凡说。他摸出硬币,向着参孙掷去,“明年买房!”

“明年?那你还有六个月。”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谁让你说出来?谁会把自己的愿望说出来啊?”

“为啥不说出来?”

“为啥是明年?”

“明年我女朋友就二十九了。”

她不再说话,跟孟凡挥挥手,往咖啡馆走去。

老樊不见了。她坐下,看菜单准备叫喝的。看菜单看了许久,她抬头叫侍应,发现父亲看着她。

“还是自己姑娘好看,是吧?”她打趣道。

“我姑娘好不好看,看看我就知道了啊。”

“哼,我看你现在眼里只有樊小花了。”

“哎,他也不容易。”

“哪里不容易了?人家带着两个马仔呼啦啦来俄罗斯签单,去赌场休闲一下还挣美元。”

“带两个人出来,也得花不少钱吧。”

“没用的话带出来干吗?他一个当老板的,肯定算过成本。”

“没看出来有什么用。”

“你真相信他在你附近的知青点吗?”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也没什么可骗的啊”。

她想了想说,“火龙果确实没什么药用价值”。

父亲笑了。

大巴载着他们回圣彼得堡。宾馆就在涅瓦河边,天色尚早,团员们三三两两到河边溜达。她、父亲和老樊也沿着河走。河面宽阔,风吹得头发乱飞,也吹乱正在拍婚纱照的新娘的白纱。几个团友见到金发的新娘都借景拍照,把一对新人、河面、远处彼得保罗要塞的金色尖顶定格在同一画面中。新娘的白纱在高纬度的日光中燃烧般反射出耀眼白光。

老樊最先看见熊。他激动得语无伦次,手指在空气中击打方向。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先是一个卖冰激凌的木头小推车,接着是河堤和路面的圆石,不断扭转身体调整视线,才看见那只小小的、被冰激凌推车挡住了的棕熊。棕熊一动不动站立。老樊叫道,好家伙,屁股底下有根棍子!小熊坐在一根竖起来的木头上,稳稳当当。它四周并不见驯兽人。直至他们三人走得近了,穿马甲的卖艺人才从河堤背后的草坪上闪出来。这么近距离地看一只熊还是头一次,父亲和她都有点怯,站得远远的不肯动。老樊却不怕,靠上前去,扔了张一百卢布的票子到卖艺人的帽子里,抱着手准备看热闹。

卖艺人吆喝了几声,小熊却不动,仍旧坐在木头上。他又吆喝了几声,像念咒,小熊挪了挪屁股,木头掉到地上。老樊鼓起了掌。艺人往熊嘴里塞了点东西,小熊直着身子走了几步就耍赖不走了。老樊吆喝起来,stand up!Good boy,stand up!熊并不听他指挥。艺人又往熊嘴里塞了点东西,但小熊似乎打定主意不配合,继续赖在地上。老樊叹气道,这熊太小了,还驯不起来呢!又回头看看自己扔在帽子里的一百卢布,摆摆手说,算了算了。等他们仨走开了,艺人才吹起口琴。小熊呢,又坐回木头上去了。

“骗人的玩意!昨天买的巧克力也是假东西,全是糖和淀粉!”老樊愤愤道。

“熊这么在街上蹲着,不犯法啊?”父亲说。

“你说咱们出来图什么?老遇上些骗子。”

“你跟头熊生什么气啊,那是畜生。”

“我就等着回莫斯科了,赶紧签单,完事,回家吃火锅!”

“不去casino啦?”父亲逗老樊。

“去啊,怎么,你改主意了?”

“我连麻将都不会打,去了给人当傻子骗,有辱国威啊。提振雄风就交给你吧!”

老樊乐了,扭头对她说,“我就爱跟你爸爸说话。我们哥俩能聊到一块儿去”。

父亲遇见老樊,或者老樊遇见父亲,多少让他们的旅途有些不一样了。她想到父亲的好朋友,她口中的陶叔叔。二十年前,父亲跟陶叔叔也是这样消磨掉一个个白天和夜晚的吧。行酒令时,陶叔叔会自己瞎编口诀,比如,五魁首啊六六六啊,美不美啊看大腿啊。那是九十年代初,小城的夜晚静谧也热闹。静谧的是街道,路灯昏黄,梧桐树叶低垂。热闹的是家家户户窗户里边的人声。作业总是做不完,她就在那盏红色的塑料台灯下写啊写。隔着门,父亲的声音几乎听不见,陶叔叔的声音却高亢而兴奋。陶叔叔的身体里像有一台永动的马达,轰隆隆运转,带给他无穷的力。他会跟父亲争论花生米到底怎么才能炸酥,要偷偷克扣多少车队的油钱才能给一大家子置办好年货。母亲离开后,父亲最落魄的日子里,陶叔叔总是带吃的过来。发现父亲老煮面条给她吃,陶叔叔一把夺过锅子冲父亲吼,“你要把姑娘整死啊!”陶叔叔死时不到五十岁。如今的医学统计概率是,内向的人易生癌,外向的人易爆心脏。陶叔叔外向甚至急躁,却生癌。四十多岁健壮的身体,一年之内衰朽如枯木。父亲挂黑袖套,参加葬礼,骨灰盒入土时,父亲跟扶灵的陶家亲属一样大声吼叫。不是哀哭,不完全是,是比哀哭奇怪的声音,不知从身体什么部位发出。

陶叔叔走后,父亲再没有一起消磨,不,浪费时间的朋友了。成年人守着自己的堡垒。她现在多少可以理解父亲的沉默。从某个时候开始,跟最亲密的朋友巨细靡遗的分享,似乎被年龄或其他更钝重的力截断。她也一样。不再去麻烦别人,独自慢慢领受。无论老樊是真是假,几分真几分假,她感激他的出现,哪怕旅途即将停止。

父亲指着河对岸的彼得保罗要塞,跟老樊说以前这里是关苦刑犯的地方,还有铸币厂。

她想起临行前父亲塞进包里的小笔记本,密密麻麻都是网上摘录的景点要览。而她呢,在莫斯科一直没什么精神,到彼得堡后好些。她喜欢欧洲。油画是欧洲人被自然启示后伟大的见证。彼得堡悬在俄罗斯西端,有老欧洲的韵律和节奏。连天空、树、野花的颜色,也如印象派来临前的时代,荷兰画家们在市井小民的肖像、野味珍禽的静物画里所铭记的那样——带着上帝亲吻的遗迹,洋溢的却是俗世的喜悦。

她停下来,看父亲和老樊渐渐走远了。她冲着父亲的背影喊,我累了,我先回去了。

她独自回到房间。床窄小,但好歹是单人房。她裹着毯子躺了一会儿,翻看在冬宫买的画册。冬宫有提香、达·芬奇,有伦勃朗。她试着回想在原画前驻足时的色彩与光影,尽量不去在意眼前印刷品的轻微反光。抱着耶稣的玛利亚被达·芬奇画得像人而非神。还是婴儿的耶稣看向画面之外。是达·芬奇让他看向画面之外,如蒙娜丽莎看着一代代人般,婴孩耶稣也看着一代代人。

她戳亮手机。没有信息,没有未接来电。她花了那么贵的国际漫游费。

那天下午,接到陈鹏远的电话后,她茫然地把日期和时间写在玄关的月历上。她感觉不到好或坏的迹象。她吃得比平时少,可并没有消瘦。除了偶尔做梦,她没有掉入回忆的黑洞。甚至她看起来也还好。学生们没有投诉,同事们如常,在走廊和休息室跟她点头聊天。可她身体里某个看不见也摸不到的部分在出问题。她能听到轻微的咝咝声。

约定的日期,陈鹏远来搬走她整理出来的几箱东西。她没有扔掉他的拖鞋,他也就换上那双蓝色的拖鞋,蹲在地上开始清点。“不会再打扰你了。你脸色不好,有时间去看看中医。”

为什么他用这种朋友般的语气跟她说话?

放下画册,她拿起钱包,打算下楼去买酒把自己灌醉,让这个夜晚赶紧过去。她讨厌清醒着的自己耽溺于无解的情绪中。她只想沉沉睡去。

就在她拎着伏特加瓶子走回大堂时,电梯门开了,孟凡和狮鼻女人迈出来,跟着是担架队。她还没来得及开口问话,狮鼻女人却冲到她面前,抓住她的胳膊,“我不会说……我不会跟医生说……姑娘,你帮帮我,帮帮我!”

狮鼻女人头发蓬乱,扣子错位。担架上,她年迈的丈夫神志清醒,却上了氧气。

狮鼻女人抓得她有些疼了,她皱了皱眉头,本能地抬手想甩开她。女人的声音更急切了。她仔细看老人的脸,嘴角没有涎水,嘴唇也不发青,脸是有些白,可呼吸还平稳。护士推着轮椅不紧不慢往救护车走。

“他平时有没有高血压、心脏病?”她问。

“我不知道……”女人答。

“没体检过吗?”

“我认识他不久。”

她转头看看孟凡,“医生怎么说?”

“测了心电和血压,血压有些高,得去医院检查。”孟凡说。

“你们去吧。明天见。”她转身准备离开。

“诶,”这次是孟凡叫住她,“你能跟我们去吗?阿姨这边可能有些事不方便。”

狮鼻女人脸红了,似有难言之隐。

她跟女人并肩坐在救护车左侧的长凳上。医护人员和孟凡坐在对面。已入夜了,可是天空不管不顾地亮着。救护车红蓝交织的闪光偶尔映进车内,把他们的头发、脸庞和身体染上颜色。窗外背景没那么亮的时候,她在车窗上看见自己的样子,跟来俄罗斯后看见的街头醉鬼别无二致:披头散发,抱着酒瓶子。她身边的狮鼻女人,现在她知道她叫匡福琴,正拿着她自己和丈夫的护照反复翻看。她忍不住提醒:“信用卡是你的吧?”

“什么?”

“看病可能需要预付押金。一般用信用卡。”

匡福琴愣了,“我刷他的卡、签他名字,行不行?”

她跟孟凡对视一眼。

孟凡说:“到那边再看吧。”

孟凡站在医生旁边做翻译,听医生问诊。

“都好好的,他说想那个,我们就……都好好的,他的脸突然埋在枕头上不动。我掰开他,他整个脸变形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喘气喘不过来,捂着胸口。我把被子、枕头全部垫在他背后,不让他从床上滚下去,就跑去找小孟了。”匡福琴断断续续说。

医生从电脑上看检查的片子,很快给了诊断。病人送院时扩张压180,但从心电图和其他检查综合看来,心脏并没有问题。先留院观察一晚。因为是外国人,又马上要回国,建议不再参团,回国后立即入院检查。

“心脏没问题?他刚才很严重。”匡福琴看着孟凡,不相信丈夫没有生病。

孟凡翻译给医生。医生很短地说了句话。孟凡没有翻译。

“医生说什么?”匡福琴问。

孟凡皱了下眉头说,“医生说,他只是老了”。

医生看看他们三人,又说了几句话。

孟凡翻译道:您或者您的女儿可以留下来陪伴病人。我们会给病人用药和观察,也有医护人员在。

医生把她当作匡福琴的女儿了,她哑然失笑,有点想鼓起鼻子,把自己的鼻子变得跟匡福琴一样瞩目。退一步讲,真是自己父母的话,因为超龄的激烈性爱而送医院急救,她除了笑一笑,也不能做别的。

从医生办公室退出来,他们一起走去病房。躺平了的老人看起来更老了,几乎要被病床的围栏吞没。这么一个丈夫,还能跟匡福琴走多久呢?如果真如匡福琴所说,他俩认识不久,那么这段仓促的婚姻又是为了什么?她摇摇头。

旅行社的本地人员赶来了,让孟凡和她先回宾馆,明天一早还有行程。匡福琴和丈夫他们会提前办票回国。

他俩站在路边等车。医院门口有一片小树林,树干细而长,林冠呈黑色。黝黑的林冠之上似有薄雾升起。她感觉到扎骨头的冷,跺着脚咒骂几句,拧开伏特加瓶盖灌了一大口。

“我第一次见像你这样的老师。”孟凡说。

“哪样啊?”

“中学老师不都戴个金丝眼镜,头发弄根皮筋一扎,白衬衫配毛背心,动不动就拷问你的灵魂。”

“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嘛。”

“这话是俄国人说的。”

“哪个俄国人?”

“斯大林还是加里宁,记不清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他们的名言。”

“我也能背:‘理智无法理解俄罗斯。’”

“哈,还有么?”

“俄罗斯有两大不幸:道路和傻瓜。”

“可以。你俄语专业?”

“俄语是自学的。我学的是政治学。”

“政治学?”

“想不到能找什么工作是吧?”孟凡笑道。

终于来了辆出租车。上车后两人沉默了一会儿。

孟凡突然说:“匡福琴是个老姑娘。”

“你怎么知道?”

“我打电话给他们,接电话的是老头的女儿。”

“女儿?”

“反正我知道,匡福琴是儿女给老头找的伴。”

“女儿也孝顺啊,还让后妈出国。”

“你猜老头多大?”

“七十?”

“还要大。那你猜匡福琴呢?”

“四十多?”

“三十五。”

“她看起来……”

“农村人都不保养的。”

三十五,几乎是她的同龄人,却被医生认作是她母亲。而病床上老头松垮嶙峋的皮肉……仰起头时稀稀拉拉的牙齿……是比父亲更衰老的男人。

“我妈也嫁了个老头。你知道吧,外国老头看起来更老。”她说。

“我以为你妈过世了。”

“跟过世了是没什么差别。”

“你有兄弟姊妹吗?”

“我爸就我一个。”

“我有个姐姐。跟你一样大。”

“在老家还是?”

“在老家。我爸妈都是农民,跟你不一样。”

“你们这种健全家庭的小孩还有什么可抱怨的。”

“也是。我父母感情挺好的。现在就我和我姐养他们。”

“做导游来钱吗?”

“今年考核如果成绩好,我明年调去欧洲线收入就会高很多。”

“为啥?”

“这边最多就买买琥珀什么的,欧洲……去瑞士怎么也得整块表吧?”

“挺好的。”

“你瞧不起我吧?”

“赚钱多好的事。谁不喜欢钱?”

“也是。你说,老头有钱吗?”

“我觉得不是很有钱。有钱的话,不会找匡福琴这样的。不过,男的就喜欢年轻的吧?越年轻越好。”

“看人吧。我就喜欢比我大的。”

“嗬……”她笑了,摇摇头。

回到宾馆,等电梯时她对孟凡说:“我也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导游。”

“不是文盲是吧?”

“还行吧。认得几个字。”

“谢谢彭老师肯定。”

沿着长得像没有尽头的走廊走回房间,孟凡跟她一个方向。到房间门口,她停下脚步,突然想说句“谢谢”或者别的。孟凡却先开口说,再见,对了,夏宫喷泉许愿真的很灵的。

她顿了一下,不知做何反应,僵硬地伸手拍拍孟凡的肩膀。

一扇门开了,老樊走出来,接着是父亲。

父亲问:“你们干什么?”

“没干什么。”她说,“你们干什么?”

老樊抢着答道:“我们要出去。”

“去哪儿?”她盯着父亲。

“去……出去走走。”父亲说。

“你们不能随便脱团啊,我会有麻烦的。”孟凡说。

“你不许去。”她对着父亲,不知怎么来了脾气。

父亲不说话。

“我们又不去干什么坏事。”老樊说。

“为什么非现在去?这都几点了?你有心脏病你不知道吗?”她又说。

父亲还是不说话。

“你去吧。什么都不用告诉我。”她说完拧身就走。

推开大堂的玻璃门,暴露在她头顶的是一片白夜。她抬手看表,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已经有点醉了。云朵清晰。白对照出淡蓝,显得更白。白夜让人产生错觉,时间并未往前移动,而是被凝滞。跟暂时聚集成形的云相比,她是有年岁的。可是跟云背后的天空相比,她年轻得不值一提。她努力让眼睛跟上天空色彩的变幻,用自己懂得的那些原理,去分拨出光和颜色的秘密。那么,她多少会获得不能被人拿走的东西。

“在看什么?”父亲问。

“重要吗?”

“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

“那小子骚扰你了?”

“你想什么呢爸爸?!”

“晚饭也找不到你。”

她抱着手不说话。

“他要是敢动歪脑筋,我跟你樊叔叔就去揍他。”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那你生什么气呢?”

“对啊,我生什么气!我凭什么生气!我爱跟谁出去就跟谁出去。”

父亲摸烟出来,点上,抽了几口。

她晃动着手里的酒瓶子,却根本不想喝酒。是伏特加吧,她大可这么借口。她可以任性地发泄情绪。

“你什么都不知道。”过了一会儿她说。

“是啊,我是种火龙果的啊。”父亲说。

她努力绷着脸,但还是笑了。

几分钟后,她和父亲坐在她房间里,四目相对。似乎谁也找不到话头,但又不能就这样离开。她掏出手机,反复阅读同一条信息。手机屏幕慢慢熄灭,她靠向床头。

母亲走后的一个晚上,父亲喝了很多酒,抱着她哭起来,“妈妈不要我们了”。她陪着父亲哭。她才五岁,只能贡献出自己的哭声。用更大声的哭,来掩盖父亲的哭声。

现在她的某些能力却丧失了,包括在父亲面前哭出来。他们能看见彼此的局部,更大的部分却被淹没。就像一根笛子上的孔洞,他们各自敞开、闭合,却栖身于同一根笛管之上,由同一株竹子所造。

“我跟陈鹏远分开了。”

“出什么事了?”

“他要结婚了,那个女的怀孕了。”

父亲沉默了几秒,“不结婚也没什么的”。

“是我搞砸了。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我以为我可以做好的。有好的感情,好的婚姻。像其他人一样,生孩子,变老……可以不像你和妈妈一样,可以有完整的家庭。”

“你会有这些的。”

“什么时候?我已经老了。”

“爸爸还在,你就不会老。”

她鼻子一酸,却没有哭出来。她不能哭出来。这个晚上她已经向父亲发泄了过多的情绪,而这样的发泄并不能使她回到父亲的怀抱。她也回不去。

搬去跟陈鹏远同居的那天,父亲陪着她收拾东西。之前她有些恐惧于向父亲开口说这件事,拖了很久,最后让陈鹏远直接上门来跟父亲说了。父亲没说什么,她觉得,就是同意了吧。东西搬下楼,塞进车里,陈鹏远拉开车门先坐了进去。她也马上跟着坐了进去。父亲独自站在单元门口,两手垂着。陈鹏远倒车,打算掉头。她从后视镜上看见父亲,父亲还站在那儿。她摇下车窗,伸出头对父亲喊,回去吧!父亲没有回答,也没有动作。车开走了,她摇上车窗。陈鹏远问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她说不出来,父亲的样子像印在了车窗上,然后被风吹散。

当晚她睡得短,却很沉。醒来时才六点。拉开窗帘,天空经历了短暂的休眠后又开始准备亮起来。

昨晚她翻开的画册摊在书桌上。父亲进来时,小心地把画册从床上移到桌上,并不合上,保留她摊开的样子。从小,父亲就是这样收拾她的房间的。

那画册不知何时被风翻动,不再是她昨晚看的达·芬奇所画的圣母与耶稣,而是一个跪地的男人,光头赤脚,扑在穿红袍的父亲怀中。她扫了一眼,知道是伦勃朗晚年的名作《浪子回头》。她曾以此画为例子,向学生讲解:伟大如伦勃朗,如何在并不让人震惊的戏剧场景里,唤起观者对现实的激情与情感;人的关系和精神状态,在画面中如何达至美……

并不让人震惊的戏剧场景。是对昨晚轻微的嘲讽么?

她掀开毯子,走进浴室。拧开龙头,热水从莲蓬头里喷射出来,打湿她的脸。她任水冲刷着面部、脖颈和身体。匡福琴的身体是怎样的?是跟她一样的构造吧:视网膜、味蕾、声带、肺叶、阴道……

十三岁时的某一天,也是这样热水从莲蓬头里冲出来、以均匀的水柱击打着她的脸的一刻,她意识到了身体的存在。跟素描课本里希腊神祇洁白赤裸的身体不同,这属于她的身体全然崭新。新是相较于人类拥有身体的历史长度而言。如果说人类的其他承载物,如艺术、建筑、宗教、音乐也自有历史的话,每一具新诞生的身体,又何尝不是人类身体史构成中微茫的一粒小黑点呢?而她竟然拥有它。她与它会终生相伴、不离不弃,直至生命终结。

发生在匡福琴身体上的事,跟发生在她身体上的事,都只有她们自己可以吞咽吧。能说出的,只是简略的事实。更多的,消融在茫茫背景音中。

跟陈鹏远一起的第一次旅行,是从阿姆斯特丹一路向南。在阿姆斯特丹的宾馆,他们一边吃大麻蛋糕一边喝酒,很快失去意识。醒来时是清晨,电视开着,声音很大,两人半裸着身体,不能确定记忆里的是幻觉还是事实。让人略微悲哀的是,激情照进洞壁,刹那亮如白昼,但激情不会持久,难以持久。他们之后也做过些疯狂事,但那个麻醉后清醒的清晨,房间里淡蓝色的空气和窗外的雾霭,都不再降临于他们的精神与身体。

此刻也一样。她问自己的皮肤、头发和心:人和人,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真正的对话可能吗?如何在各自的特性不受损失的同时,彼此自由地沟通?

她可以做到不对父亲撒谎,但真正的话,她无法说出。他们之间,注定有些事只能沉下去,再沉下去。

回想过往几段恋爱,跟对方最炽热、密集地谈论形而上问题的阶段,往往是性刚开始发生之时。两人恨不得能有一根隐形的管子,接通二人的心思意念。只因有强烈的靠近对方、永远不再孤独的渴望。这应该是长大后的世界不再那么有趣的原因之一。性被许可后,人和人之间需要克制、专注及付出时间才能结成的友谊和进而能达成的沟通被瓦解了。

她感激孟凡昨晚的表现。他恪守了距离,就像童年时蹲在她身边捉虫子的伙伴,只拎起虫子说,“你看”。

她任水冲刷在脸上。跟自己家乡不一样,冲在脸上没有重量感。

这一天他们仍在彼得堡,第二天才坐火车折返莫斯科,从莫斯科回国。自选项目时,父亲想坐船游涅瓦河,她想去艾拉尔塔艺术博物馆,合计之下就分头行动。老樊则不见人影。她叮嘱了父亲几句注意安全,就搭上去博物馆的商务车,只有五个人选择去博物馆。

柴女士热情地冲她招手,示意她后排三人座还有空位。她刚坐定,柴女士就问:“听说出事啦?”

她扭头。柴女士用食指把鼻子戳成朝天鼻的形状,冲她眨眨眼。

“你听说啦?”

“都知道。听说出了丑。”

她想起老头陷在病床里的身体和匡福琴涨红的脸,不太想谈这个。

柴女士又说,“你爸爸同屋那个人,今天一大早就出去了”。

“今天?几点?”

“六七点钟吧。”

“就他一个人么?”

“还有那个高的和矮的。”

“又脱团了吧。”

“神神秘秘的。我看他不像是做生意。”

“那像什么?”

柴女士没答,一会儿又说,“你爸爸平时挺受欢迎吧?在夏宫那天,好几个女的都找他帮忙拍照呢”。

“都拍糊了吧?”

“我可以帮你爸爸介绍……”

她学柴女士用食指戳起鼻子,“有这样的吗?”

“我说你还像个小孩呢。”

柴女士安静下来,转头看看她睡得打呼噜的丈夫,随即也闭了上眼。

在艾拉尔塔艺术博物馆只待了一个多小时,地陪就带着他们去午饭定点的餐馆跟大队会合。父亲在船上吹风着了凉,正捧着杯子喝茶,见她来了,兴冲冲掏手机给她看自己拍的照片。不知是不是没戴老花镜,照片多半失焦,模糊成了印象派的风景。也有几张父亲在构图正中,矜持地微笑。

她从包里掏出笔记本翻开,让父亲看她给他的礼物。一片彩色的叶子。在博物馆门口的草坪上捡的。被笔记本压了后,叶子平展开,从绿到黄再到红渐变。

父亲很高兴,小心举着叶子的柄细看说:“挪威槭。”

“国内有吗?”

“也有的。这树耐旱,喜欢阳光。”

“听起来性格很好。”

“零下二三十度也耐得住。咱们那边没有。”

“留个纪念吧。”

“漂亮得很。”

团餐快吃完时,老樊和两个助手才现身。其他人陆续离桌,在这家专做旅行团生意的中餐馆转悠,柜台前有各式俄罗斯套娃卖。

老樊囫囵吞下几口,问父亲看没看见餐馆门口的海报。

父亲说没留意,问是啥。

“俄罗斯代孕是合法的,你知道么?”

“这个不清楚。”

“现在除了美国,就俄罗斯、乌克兰合法。”

她和父亲同时向门口张望,是有张大大的易拉宝广告。金发碧眼的妈妈扶着腮,旁边是金发碧眼的宝宝。是有五个大字:俄罗斯代孕。小字看不太清楚:为中国××精英宝宝,为世界××生命之光。

“俄罗斯便宜!美国得上百万。”老樊说。

“俄罗斯呢?”父亲问。

“只要一半。乌克兰就更便宜了。”

“那可以考虑。”父亲说。

她看父亲一眼,不明所以。

“就是就是,了解一下。”老樊说。

“孩子怎么领回国呢?合法吗?”父亲又问。

“如果俄罗斯本国是合法的,就好办。”老樊边说边递烟给父亲。两人往餐馆门外走去。

她溜达到孟凡身边低声问,“那个老樊,有老婆孩子吗?”

“彭老师,这我可不能告诉你。”孟凡笑道。

“我担心他骗我爸呢。”

“怎么了?”

“两人神神道道商量什么代孕的事。”

“他是已婚。紧急联系人……好像就是他老婆。”

“有孩子吗?”

“人口普查啊?彭老师。”

“问你呢。”

“还真不知道。”

她皱着眉瞪着不远处的老樊和父亲,“我爸是个书呆子,随便就相信人,被人卖了也不知道”。

“你一会儿好好问问你爸。没事,反诈骗我在行。”孟凡说,随即高声招呼团友们上大巴。

下午安排的是自由购物。父亲说有点累,想在宾馆午睡,她想了想就也没出去了。三点钟,估摸着父亲差不多睡起来了,她拿着些超市买的零食去敲父亲的房门。

不知是否刚睡醒的缘故,父亲头发乱蓬蓬的,人也矮了一截。父亲比以前走得慢了,她看着父亲的背影想。

父亲烧水给她泡茶,又打开她带来的零食检视。母亲离开后,父亲学着给她梳头。最开始总弄不好,辫子歪东倒西,后来慢慢熟练了,皮筋衔在嘴上就给她扎小辫。二年级她有了零用钱,三年级自己做主去理发店剪成了男孩般的短发。父亲当爸又当妈,她也就是女儿也是儿子了。

“爸爸,想出去走走吗?我地图上看这附近有个小公园。”她玩着手机。

“行啊。博物馆好玩吗?”

“你真该跟我去的。”

“这么好啊?”

“老樊为啥要找代孕?”她问。

父亲迟滞了一下,不看她说道:“他儿子没了。”

“什么时候的事?”

“几年前。在加拿大留学,跟同学去露营时游泳,湖太深,淹死了。大学都快读完了,就要回来的。”

“他就这一个孩子?”

“他以前也在单位上班的,下海下得晚。年轻时也没敢偷偷多生。”

“可是代孕……怎么个代法呢?”

“他和老婆做过试管婴儿,试了两年多了,可能年纪大了,女方采卵成功,但没法着陆。说是什么萎缩了。”

“可现在生个孩子,他俩都五十多了,怎么带这孩子呢?孩子还没成年,他俩都七十多了……”

“我能理解他。以后你也会理解的。”

“为什么一定要生孩子呢?对孩子来说,他没法选择父母。以后才十几岁父母就不在了的话,孩子又怎么办?”

“汶川地震的时候,也有失独家庭五十多岁要孩子的啊。”

“是他想要还是老婆想要?怕是他想传宗接代吧?”

“白发人送黑发人,总是可怜的。”

她顿了顿,抬头问父亲:“我如果是个男孩,你会更开心吗?”

“我现在已经够开心了啊。又开心,又受罪……”

“我还没全部发挥呢!”

她跟父亲开着玩笑,收拾东西准备去公园。

“我以后会不会变成匡福琴那样?”她说。

“哪样?”

“被人说是老姑娘。”

“那个柴某某跟你这么说?”

“她倒没说这个。医院的医生以为我是匡福琴生的。”

父亲愣了一下,笑了。

“你樊叔叔倒是说,你女儿跟你好像。女儿像爸有福气。”

“他真是说假话不打草稿。”

公园入口很隐蔽,看着地图绕了好几圈,他们才找到一扇小门。门票六十卢布。入园后,花园的美丽出乎意料。这里原是私人宅邸,新近改建为博物馆和公园。除了高大的乔木,还有平如镜的池塘,但曲折延绵又像围墙内部的小型运河。几座石桥,鸭子在水面静泳。花坛里种植着大量玫瑰,花的馥郁与高大树木的清新气息直冲鼻腔。从周围热闹的城区闯进来,这里就像隐秘的绿洲。

父亲的疲惫一扫而光,色彩、植物与户外的味道比茶更给他带来活力。他走几步,蹲下,拍照,然后心满意足地摸着植物的枝干或落叶。怎么不给孟凡塞个红包呢,这样她就能带父亲脱团,去植物园走半天。父亲会跟现在一样开心。至少比老樊带父亲出去更开心。她有些懊丧,但很快被远处圣母升天教堂的景致吸引。曾经这宅邸的主人,一定拥有传奇。

她走进凉亭。凉亭圆形底座,五角形顶盖。柱子也五根,刷白漆。顶盖铜绿色。她站到凉亭正中,感觉像剧场舞台。她咳了一声。神奇的是,声音格外清晰圆润。应是有独特的声学构造。园子的主人曾在这里演讲么?还是演出?凉亭并不大,只适合一到两人立于其中。有点园林中听昆曲的意味。她对着不远处的父亲轻轻喊了声“爸爸”。跟平时听到自己的声音不同,这声音像是来自另一个她。其他时空里的她。

“干啥?”父亲从草坪中起身看向她。

“爸爸是个大笨蛋!”

父亲笑了,冲她挥挥手。

她又喊了一遍,“爸爸是个大笨蛋啊!大笨蛋!”

上午在博物馆里,她在一个综合材料作品前看到一段话:

我们的生活是一张白纸,每个人都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故事,还是我们被编程有标准的功能,类似于一台机器?

哪一个是正确的选择——接受生命为我们准备的东西并停留在它的圆形边界内,还是从陷阱循环中挣脱出来?

我们真的从一开始就有这个选择吗?

如果我们挣脱出来,一个人如何在限制内保持理智,以及在限制之外又会有什么呢?

她想把这个作品跟学生们讲。也许有孩子能感受到她的想法。自然,也可以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只在教科书里找样本,比如换个角度谈伦勃朗,讲讲后期的伦勃朗。

在冬宫时,地陪导游领着他们穿梭在俄罗斯帝国的宝藏中。看了达·芬奇后,导游把他们领到荷兰画家专区,讲解画布上锃亮的玻璃瓶、古雅的金饰和人物的关系。导游说,第一眼看这些画,很难不被人物手上的戒指、低垂的头巾和房间里灵动的物品吸引,这些物品像是说明了主人的身份、心情和生活。团友们凝神细看,跟围观达·芬奇圣母像时轻微的漠然不同,她能感觉到团友们的目光投注在那些细小物品时的专注,以及洋溢的愉悦。

父亲在他身边,歪头看着画面上的手和戒指。手和戒指的主人是个普通市民,虽是年代久远的荷兰人,但跟父亲和她一样,是个普通市民。然后他们往前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过人类文明的长廊。看到伦勃朗真迹时,她非常震动,以至于掉队,在画面前驻足许久。但这是她自己的选择,她的小世界。再没有第二件艺术品,像荷兰画那样将三十七个中国人凝聚在一起了。

此刻,她站在凉亭中央,这个神奇的讲台上,想起了平时在课堂上想说但从未说过的一些话。

“在伦勃朗年轻时,像所有天赋卓绝的画家一样,他会用高纯度的颜色,热爱闪亮的光线。那时照相机还没被发明出来,人想要看到逼真又美丽的自己,想要让画家把自己的容貌留存在画布上以至不朽。

“伦勃朗满足这些人,讨好这些人。他画得非常像主顾本人,又柔化了他们脸上的瑕疵。每一个人都能在画中看到令人愉快的自己。

“画的表面光滑、均质、平整。主顾们可以得意地在沙龙里展示,没有谁看不懂一张肖像画!画面里的人儿看起来多么尊贵又可爱!

“但伦勃朗的天才引导他越来越远离这种安全的作画法。他画了《夜巡》,想要永垂不朽的赞助人们,被他的画笔埋入了幽黑暗影中。

“这种画法让人不安。似乎在占据画面更多的暗影中,有很多人不能一眼看穿的神秘在发生。伦勃朗开始下滑,与曾经的成功相对,他开始失去名望、濒临破产。

“伟大的画家有很多种,伦勃朗毫无疑问是伟大的色彩画家。他用令人震惊的方式运用色彩,全新讲述色彩的关系。可到了晚年,他几乎只用土红色、灰色、紫色来画单色画。在单一的色彩中,色彩在更奇妙地变化,已经不来自材料本身,而是他的手和灵魂。笔触的轻或重、笔法的节奏,伦勃朗自己化为色彩的表达。

“和谐能达至美。单色的和谐中,是画家对绘画本身更透彻的领悟。光在颜料颗粒的表面折射,如何把握住每一个颗粒的特质?哪怕它们是单色。

“伦勃朗让每一颗色彩的微粒,都迸发出无与伦比的生命质感。就像颜色本身那么神秘又普通。”

她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睁开眼睛,父亲远远站着,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听她的话。

老樊告诉父亲,他已经跟代孕中心签了预订合同。顺利的话,明年下半年,他就能从俄罗斯抱回自己的孩子。

“这么快?”父亲问。

“只是没想到,下个月我又得来了。跟老婆一块儿。”

“你这也太快了。这可不是小事情啊,得想想清楚……”

“就得当机立断。哎你不知道有多难。”

“一会儿我请客,怎么样?”

“用不着。去的路上包被二毛子抢了,让他抢,我钱包护照都在贴身兜里。”

“人没事吧?”

“没事……我跟代孕中心说了,得给我找个纯种的。纯的,你知道吧……”

“知道,我给奶牛配过种。”

老樊大笑:“老哥哥真有你的。”

父亲缓了缓,递烟给老樊,“这趟来得好,来得顺当”。

“阿弥陀佛。”

老樊看起来很开心,像就是奔着代孕来的。

她忍不住开口道:“樊叔叔,你签合同了吗?”

“签了签了。”老樊愉快地抽了口烟。

“中文的啊?”

“我请了翻译……”老樊说了半句不说了,笑着瞟了她一眼,继续跟父亲抽烟。

“樊叔叔,”她又喊老樊,“你认识我妈吧?你们还有联系吗?”

“你妈妈……”老樊吓了一跳似的,“你妈妈不是过世了吗?”

“你说呢?”

“我听你说的啊,你妈妈过世二十多年了。”

“你不是认识她吗,你们在一个知青点当知青来着。”

“对啊,等等,你把我绕晕了。我跟好些人都没联系了。我要是跟你妈妈有联系过,我能不认识你爸爸吗?对吧?”

“樊叔叔认识大志。大志你记得吗?”父亲打圆场道。

“哪个大志?”她想不起来。

“老书记的小儿子,大志,也来过我们家的。有阵他来城里打工,给我们送过核桃,一麻袋核桃。”

“有点印象。”

“大志在工地上弄断了手,半残,回村里受欺负,是樊叔叔给他安排事情做了。”

“我自己公司用不上,托了个朋友让大志去看店了。”老樊说。

她有些鲁莽,但老樊并不在意,像是对她的攻击性有所准备。

老樊揽着父亲的肩往前走了。她半眯着眼,看父亲和老樊的背影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分辨差别。

老樊会再有一个孩子,从这个陌生的国家抱回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不管事实如他所说是临时起意,还是如她所想是早有计划,总之,让自己再做一次父亲,让一个新生命因他而来到世界……一边抱怨这里的种种不如意,一边又决断着人生中的大事。

这是个主动的人哪。也许,主动与被动并无绝对。她看似被动的恋情失败,父亲看似被动的婚姻破裂,部分决定于他们的主观态度。事情都是一点一点变坏的,并不是某个瞬间。在变坏的过程中,在场者皆不能逃脱干系。

她想过,耗费数年、数十年的时间去与另一个人相关,到底能带来什么?并不是约定俗成、可归纳的陪伴、相濡以沫之类的词。如果没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如果不能真的自由,像空白画布呈现的那种绝对自由,那么一切的关系都是可质疑的,不可靠的。陈鹏远也好,曾经的男友们也好,并不是阻碍。母亲也不是父亲的阻碍。风景的铸就是一个运动着的过程,哪怕凝缩在画布上,也带着时间的深度与印记。

她打开背包,掏出笔记本翻开,里面夹着另一片挪威槭的树叶。她作为礼物送给父亲时,备份般留了另一片给自己。

环顾旅行团的其他人,和煦,热闹,正常。她太可笑了,竟然向老樊求索母亲的信息。还是上帝太可笑了,让她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确定老樊的真假?

她拣出叶子,松开手指,叶子坠落在泥地上,不会被她带走了。叶子混入叶子堆里,像不曾被她捡取、短暂收藏。彩色的叶子混入更多的色彩里。她已不能只像女儿般看待父亲和母亲了。属于她的色谱里,早早混入了不同颜色。

她站起来,独自走开。

花二十卢布去洗手间后,出来时她看见孟凡坐在树下的长椅上等团友集合。最后一个项目参观莫斯科地铁结束了,明天一早他们就回家。

“我帮你查了。”见她走过来,孟凡低声说。

“什么?”

孟凡努努嘴,示意凉棚下站着抽烟的老樊和父亲。

“怎么样?”她问。

“人家是企业巨子。”

“我忘了问你,他真名是不是叫樊大花。”

“谁跟你说他叫樊大花。”

“行吧。”

“我搜到几条他的新闻,都是投资什么的。”

“那还省啥钱,去美国做不是更好?”

“俄罗斯姑娘漂亮啊。”

“还查到啥了?”

“其实这事挺常见的,我带过的团里都有好几个。”

“你意思说这是他的隐私,跟我隐瞒了也合理?”

“出来玩嘛,回去多半都不联系了。”

“我爸好像挺当真的。”

“我泛泛说啊,也有成了朋友的。”

“有跟导游成了朋友的吗?”

“肯定没有。除非这导游不是一般的导游。”

她笑了。

“匡福琴怎么样了?”她问。

孟凡抬手看了眼表,“应该已经落地了。同事给联系了救护车,落地也别回家了,直接拉去医院”。

“他女儿知道了吗?老头女儿。”

“但愿不要有什么事吧。扯起皮来,索赔什么的就麻烦了。”

“但愿吧。”

“你别再想了,我说老樊这事。谁没点秘密,是不是?”孟凡说。

“有些事你不知道。”

“什么事?他走私原油还是枪支?”

“尽瞎贫。”

“我跟你说吧,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老樊这么咋呼,藏不了什么大事。你知道那人是干什么的吗?”孟凡努努嘴,意思是柴女士的丈夫武先生。

“知道啊,色狼。”

孟凡笑了,“他才是特殊职业,军工厂里造军机的”。

“这种身份,不容易出来吧?”

“他开的在职证明是一家商业银行,是高管。第一次签证不过,补了资料才过关。”

“这年纪都该退休了。”

“差不多吧。诶我得先去忙了。记住我的话。”

“哪句啊?”

孟凡匆匆走开。草坪上,几个俄罗斯姑娘在晒太阳。长发如瀑,浅金色的大瀑布。老樊要找个“纯的”,就得这么纯吧。

团友们三三两两踱步,组合出不同的关系与未知的秘密。她喘出一口气。在别人眼里,父亲又何尝不古怪呢?一个天天搓泥巴种水果的人,看餐厅里的芭蕾舞竟然感动得要流眼泪?而她呢,一个中学美术老师,又为何对冬宫里人人叫好的金孔雀不屑一顾?风把散碎的阳光从她脸上扫过,树叶的色彩叠加了阳光的温度,她闭上眼仍能感到一片橙色,快乐的汽水般的橙色,细小的橙色气泡在涌动。

父亲和老樊绕了回来,两人在她身边长椅上坐下。老樊说:“我养过只猴呢。”

“啥猴?”

“我种地的时候,老有猴子下山来掰苞谷。我就布了个陷阱,真就抓到一大一小。大的一放出来就跑了,还差点抓烂我的脸。小的被我给逮住了,看看我怎么治你!我弄个绳套套在它脖子上,拴在牛棚边上,一来二去就算是养上了。”

“你这饭都吃不饱,还养猴子。让你学农呢,你搞马戏。”父亲打趣道。

“劳逸结合,劳逸结合。再说了,这可不是说养就能养的,熬鹰的也得有点绝活,不是人人都熬得起的。”

“我怎么有印象,是有个耍猴的知青。我还听说,那只猴子跑了后,还会回来看你。”

“哈,闲话果真都跟童话故事一样。”

“十里八乡,养猴的城里知青,就你一个了吧。”

“这倒没错。”

“哪里对不上?”

“我的猴是给打死的。”老樊沉默一会儿,又说,“我也想它是自己跑了,回山里面快活去了。搞几个女猴子,生一大堆猴子猴孙。谁知道呢。”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身边熄灯的越来越多。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不过是苟活。有人早在年轻时候就死了。把我们要用后面几十年才知道的事看透了,就去死了。他们亏么?一点也不。成全自己,自己能成全自己。”

“我的猴跟他们不一样。猴不是自己选的。不过,动物世界里,好像只有人会自己选?我佩服他们,说实话。我也懂他们。懂!”

“不谈这些,不谈了吧。你大事情都成了,这些要放下。”

“嘿,孙猴子吹根毫毛,给我变!”

她一直没睁开眼,默默听着父亲和老樊说话。他们的话像潮水拍打起伏,把记忆或秘密推至意识的边缘,终又退去。跟树和阳光的合力谱写不同,他俩的笑声是实在的,快活的,白色的。

第二天去机场的路上,堵车很厉害。孟凡安抚旅客们说,赶上星期五,莫斯科人都在开车出城,他们要在郊外小屋烧烤、钓鱼、过周末。“俄罗斯人就这样,嘿!”

过了十多分钟,孟凡勘察回来告诉大家,警察说还要两小时交通才能疏通,附近有个大超市,可以步行过去,回头司机把车开过去接大家。

于是,三十五人下车,跨过公路边的护栏,踩在野草和泥土上,往不远处的仓储式超市走去。草疯长,茂盛无边,扯住人的腿,短短一段路像在跋涉。他们像莫斯科人那样,走在郊外的野地上。

老樊两只手臂打着拍子,不断挥舞刺向空气,高声唱着歌。他说要请每位女士吃冰激凌。

“老樊像陶叔叔。”她说。

“陶叔叔?”

“五魁首啊六六六啊,美不美啊看大腿啊。”

“都是一张嘴。”

“能跟你胡说八道。”

“嗐。”

“这就是你的好朋友呢。”

“你爸就是个普通人呀。”

“你猜我最喜欢陶叔叔什么?”

“爱跟你们小朋友玩?”

“不是呢!我喜欢他说,长大吧长大,让你爹心碎吧!”

“孩子里面他确实最喜欢你。”

“爸爸。”

“啊?”

“爸爸!”

“摩斯密码呢你。”

“真是密码的话,怎么也得是巴巴爸爸巴巴爸爸爸爸巴巴巴巴爸爸。”

她想起小时候,一个下雨天,她跟父亲也曾这么各自走着。她打着伞,父亲裹着雨衣,把她的书包抱在怀里。雨水打在伞上,也打在父亲的头发上、肩膀上。

她觉得和父亲会永远这么走下去。记忆如此清晰,她既不哀愁,也无遗憾。老樊挤了上来,跟父亲热闹地说起了话。

她减慢步伐,慢慢地,就只剩她自己了。

后天,她将回到讲台上,开始第三单元第一课,“追寻美术家的视线”。而此刻,在莫斯科的野草、泥土和气息里,她的眼睛吸入微小之物的颜色,待它们沉淀为单色的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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