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约翰·霍尔（John A. Hall）：比较历史社会学：一种个人的观点
约翰·霍尔<注："约翰·霍尔(John A. Hall)，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在民族主义、国家和帝国、社会理论等方面都有卓越的研究。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权力与自由》(1985)、《强制与同意》(1994)、《美国解体了吗？》(1999)、《有关政治体面的斗争》(2013)、《国家的世界》(2015)、《脆弱的悖论：国家、民族主义与经济危机》(2017)、《资本主义需要什么：来自伟大经济学家被遗忘的教训》(2021)等等。">著 方腾逸 译 郦菁校
【摘要】本文从作者个人的研究经历出发，在关照诸多当代研究的基础上，说明比较历史社会学这一研究路径如何展开。本文回应的主要问题包括：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与理论谱系，如何使用比较的方法以及该研究路径的当下议程和未来发展。
社会学可以且应该用两种相互对照的方式定义。第一种方式将社会学和经济学、政治学等同看待，也就是说，如同经济学和政治学将经济和政治作为其特定的研究领地，社会学被定义为对社会的研究。这基本上就是涂尔干(Durkheim)的看法。这位伟大的法国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十分激进，他经常宣称在经济和政治（也包括意识形态）领域发生的事情仅仅是深层社会事实(social facts)的反映。然而涂尔干的总体看法是有局限的——有时显然是错的。很多时候，在一个特定的国家发生的事情是宏观社会学事件或力量作用的结果。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的领土被分为东西两块，各自发展出了不同的阶级结构。斯大林正确地预测了柏林墙两侧的国家将会推行各自的社会结构，并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是正常的。更抽象地说，托洛茨基认为战争是历史变迁的动力——关于这一点也有颇多可说之处。
这将我们引向第二个观点。它颇具野心地采用了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学帝国主义”：社会学被视为所有社会科学的中心议题，因为它追问那些可能会被称作“终极问题”的问题。社会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权力来源，如韦伯(Weber)视角中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还要加上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提出的军事权力。我们需要一个解释这些权力如何互动的理论，且更重要的是，解释其中某一种权力来源在特定历史时点成为主导的原因(Weber 2019；Mann 1986)。这种视角就是比较历史社会学。由此出发的一个推论是，有趣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观点可以且的确来自社会学系之外。斯密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和商业社会性的一般性观点，特立独行的经济学家赫希曼(Hirschman)在之后又补充了关于政治动员的重要观点；同样地，我们也能从国际关系学者和世界宗教研究专家身上学到很多。<注："韦伯最为出名的可能是他关于世界宗教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早逝，他的研究的完整含义没有被描述清楚。不过该领域内前景广阔、观点有力的研究正在逐渐出现(Cook 2014；Sun and Zhao 2019)。">
本文将会重点论述比较历史社会学为理解社会做出的贡献。我将先评述这一路径的发展历史，这些评价也许不可避免地具有个人性，因为我本人就属于这一认知范式。之后我将转而讨论对历史的运用以及比较方法，接着考察这一路径在当下的议程。在此有一个看似矛盾之处值得澄清：对某一路径的强烈支持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它将会主宰社会科学；相反，我们必须要有谦逊之心。在某一时间点上比较不同的社会要求我们拥有大量的跨文化的知识，更别说贯通浩渺的历史材料以进行比较。极少有人能够获得这种技能，所以很多顶尖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者拥有历史学的本科学位并不令人奇怪。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这个领域中的许多重大贡献来自那些不只是希望重述事件，而希望进一步提供解释的历史学家。在这一领域，社会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合作和互动硕果累累。当然，这种路径在智识上的重要性是可以被质疑的，尤其是考虑到比较历史社会学者已经把这么多社会学奖项不成比例地收入囊中(Lange 2013)。
谱系学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并不是所有有趣的比较历史社会学观点都来自西方。在中国、印度和伊斯兰文明中有许多非常重要的关于社会秩序的观点，尽管他们尚未获得足够的普遍关注。在这些相对的缺失中，最重要的一个例外是对14世纪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社会学给予的关注(Gellner 1981)。在某种程度上，赫勒敦代表了东方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把对变革的分析和对稳定的欣赏结合起来——这在他对某一政体崩溃后总是被类似的政体取代的解释之中可以窥见。这种对精英循环的解释与整个伊斯兰文明中的“公平循环论”(the cycle of equity)和中国文化中对天命无常的解释有所共鸣。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在一些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中，一些文明曾成功地提供了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的有序的生活景象。一个与社会演化的本质有关的重要分析点在此值得被强调：成功在于适应环境，而失败在于不能适应环境。这使得我们不能把西方的崛起视为一种常态，并以此来考察其他地方遇到的“阻碍”或犯下的“错误”。换句话说，历史发展经常来自边缘，来自没能适应环境的边缘区域。这在过去的欧洲的西北部已经得到了印证：它的持久的不安、地方性冲突和秩序的缺乏都算得上是显著的“失败”，但正是这种“失败”带来了其他社会后来不得不去适应的发展。由此可以引发一个推论。战后最知名的社会学家之一帕森斯(Parsons)，在生命的最后曾因保守和缺乏对冲突与社会变迁的感知而遭受批评。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这种批评是极不公平的：所有的社会都追求稳定，力图维持他们的系统，并为此尽其所能地进行防御性的现代化。
而西方智识传统与之非常不同，它大量关注社会变迁——后文将会深入阐释其中的原因。在过去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巨额财富的出现影响了智识生活，并且这种影响仍在持续。这意味着比较历史社会学的诸多观点（至少现在如此）都来自这个世界，且反映着这个世界。在这方面一个代表性的理论家是马克思。他主张历史记录由不同的生产模式塑造，并进一步宣称，除了最终的那个社会，所有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注定会导致社会变革。韦伯对马克思的立场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如前文所述，他主张历史记录不仅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也同样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大多数近代社会科学家在19世纪中期开始写作，他们努力理解他们身边正在改变的世界。总体来看，他们关注的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这在那个长久和平的世纪里并不奇怪——涂尔干和马克思都属于这一类。相反，韦伯对战争和民族主义有所谈及，因为德国的经历是如此不同，它通过战争建立了新的民族国家——而韦伯广阔的历史尺度则得益于他所生活的年代里比较历史学学术成果的增加。但这些试图把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思想动向很快就被一些具体的事件阻碍了。盎格鲁——撒克逊势力赢得了两次战争，然后很快就遗忘了地缘政治冲突和导致这些冲突的因素。英国的李奥纳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注："霍布豪斯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英国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他被认为是社会自由主义最早的支持者与领军人物。——译者注">只将这些冲突视为对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一种干扰，并很快回归了天真的自由派乐观主义。“二战”结束之际，美国的帕森斯也是如此。因此，比较历史学关注的议题——如国家、民族主义和战争——那时并不在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因为那些力量被认为是邪恶的。那时的社会学实际上是关于工业社会的研究。
但是例外总是有的。以我自己为例，本科修读历史时阅读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oore 1966)一书的经历改变了一切。那时英国的许多历史研究十分无聊——我们赢得了战争，所以没有必要去想象制度的改变。所以遇到一本在历史方面内容丰富但又热衷于提供解释，且有一种更好地把握我们未来的视角的书，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启示——尤其是当20世纪50年代的宁静和谐被20世纪60年代来源多样的冲突所替代的时候。自此之后，我的作品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徘徊——提醒历史学者解释的必要性，也让社会学者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整个历史，他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生活，更不用说去理解工业社会。
在我选择比较历史社会学这条路径后，其他一些学者的作品对我来说也变得十分重要，我也开始能够理解他们对这一学术路径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很重要，尤其是其中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学者。他们面临反犹主义时如此不安，以至于他们生产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文本：波普尔(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包含着对民族主义发自肺腑的厌恶，因为那对少数群体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同一时间，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1944)完全就是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和20世纪中期法西斯主义灾祸的理论。然后是法国的阿隆(Aron)，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德国教书的经历使他放弃了晚期涂尔干主义的自由和理性的乐观主义，转向他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韦伯主义观点——这种转向在他最优秀的著作《和平与战争》(1966)之中可能体现得最为显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内的流亡者们——伦敦的波普尔和盖尔纳(Gellner)，以及美国的本迪克斯(Bendix)都非常重要(Bendix 1978)。最后，生于爱尔兰但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也做出了超凡的贡献；他的两大卷有关古典世界和欧洲绝对主义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Anderson 1974a；1974b)。
但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走上前台，只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将比较历史社会学放到了社会研究的中心位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与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相关联的冲突和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的平淡稳定。年轻的美国学者尤其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存在，因为国家可能会将他们送往战场；同时他们也震惊地发现，在他们的政体之中，种族主义仍然如此严重。促成历史和比较研究的机制通常是这样的：拒绝服兵役就得去到国外，去到国外就会经历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什么？让我们考虑下面两个例子。
一个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斯考切波(Skocpol)，她的《国家与社会革命》(Skocpol 1979)是一部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她挑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世界中革命的起因。她的作品有一个背景假设：只要一个国家还能够维持军事力量镇压自下而上的压力，革命就不会发生。她是对的，这在最近的伊朗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军队没能镇压1978年反对沙阿的叛乱，这导致了1979年霍梅尼(Khomeini)领导的革命；自那以后，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用一切武力压制学生运动，因此得以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因此，斯考切波对于成功革命的解释强调：革命往往发生在国家由于先前卷入战争而破产、破产使得保护国家所需的武装力量衰减的时候。这对于法国和俄国革命来说当然是对的，尽管用来解释反对沙阿的革命因素略微有所不同。
曼注意到了这种差别，并且超越斯考切波，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关于革命的理论(Mann 2012)。一方面，他强调政治精英之间的分化的重要性。这种分化曾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精英间的分化让自下而上的运动能够蓬勃发展。相反，精英面对革命时的团结，则很好地解释了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革命的缺失。另一方面，曼也补充了关于革命行动者的有力分析。国家崩溃是一回事（在斯考切波看来，国家崩溃不仅由地缘政治因素，且由自下而上的农业阶级的压力导致），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财产和权力关系的真正变革——又是另一回事。沙皇俄国被日本打败后于1905年的崩溃不是一场革命，早期美国也没有发生革命。一场革命的出现取决于行动者拥有一种对世界替代性的想象，并准备将之付诸实践。这正是列宁在《怎么办？》中已经提出的：工人的行动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只能够由——也确实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提供的对替代性未来的想象所成就。相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评述雅各宾派和反对沙阿的主要神职人员。
第二个代表性的发现与之相关。尽管列宁对革命的本质有着非凡的洞见，但他的路径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工人没有自己的革命意识是不对的。在列宁的有生之年里，俄国的工人有时是真正的具有革命性的，尤其在1917年他们在街上设起路障的时候，他们制造了权力的对立。那为什么工人的革命意识还会变化呢？其中最显著的解释就是去比较性地看待在1914年之前发生的工人阶级运动。1914年以前，国家力图控制人民，而不是像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那样动员人民。据此，可以很容易就构造一系列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Mann 1993)。在美国，阶级意识几乎不存在。白人男性在19世纪30年代获得了选举权，将国家变成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因此把斗争限制在了工业领域。在英国，当国家短暂地威胁到了工会权利，工党就出现了，但它尚缺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分类的另一端，则是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反社会主义的法规在1878—1890年期间确实在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建立了联系，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退回到改良主义之前一度看起来像是社会主义转型的代理人。俄国也有类似的变化：当国家允许工人拥有组建工会的权利时，工人是改良主义的，当独裁政府过于残酷以至于工人们不得不对抗国家时，工人则是革命的(McDaniel 1988)。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其中的逻辑。多数人害怕被杀死，在改革这个选项可行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倾向于改革。因此，阶级意识既来自纯粹的经济因素，也同样来自政治排斥。对此立场，古德温(Goodwin)说得最清楚。他的研究说明，人们只有在“没有出路”的时候转向革命(Goodwin 2001)。而更完整的带有社会学洞见的观点则更全面。社会运动会带有与它们互动的国家身上的特征。包容使改良主义政治得以存在，因此驯化了激进主义；相反，排斥将导致政治化，最终引向对国家的攻击。这个理论洞察来自赫希曼：发言权创造忠诚，而发言权的缺失带来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赫希曼在他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所使用的概念是“退出”，而非政治化(Hirschman 1970)。这提醒我们，这一普遍的理论适用于人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另一种形式，即民族的形式。在这里，退出恰好是正确的词汇：如果一个民族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框架内没有被允许拥有其文化和政治权利，它可能真的会寻求退出——就是说，它可能选择脱离。
但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一点。在讨论比较历史社会学当前议程之前，如我所说的，让我们转而看看具备历史视野和采用比较方法带来的好处。这个选择必然又是个人的、反映我自己的观点，且由于集中关注资本主义世界发达的核心部分而略有偏颇。
历史的用处
我们可以再次考虑将社会演化的性质作为起点，因为比较历史社会学提示我们，有些东西对于所有社会研究来说都是十分基础的。韦伯在讨论“改变世界的单一事件”(singular universals)的时候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注："韦伯此话的意思是说，有些单一事件/变化可以改变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偶然的：这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但其所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迫使其他地区也必须模仿资本主义以求生存。——译者注">基于最简单的原因，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一个地方的根本变化会形塑其他地方的反应。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主义——特别是15世纪以来在欧洲西北部以工业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某个地方出现了新突破，没有人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自那以后，政治就是模仿而不是发明。尽管答案并不总是简单的——实现欧洲主导地位的秘密究竟是教育、世俗主义还是强有力的国家？——但政治被有关一个新的世界的可能性的知识所改变了。所有这些都是在说，既然没有办法重复关键历史时刻，社会科学必须经常理性地、尽其所能地复现在单个案例中发生的事情。对此，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根本贡献来自盖尔纳提供的一个非常简洁的“农业—文化政体”(the agro-literate polity)模型(Gellner 1983；Hall 2012)。<注："盖尔纳此概念是指，在前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时期，农业社会是高度分层的，其中有一小部分精英掌握了读写和建构文化的权力，他们可能是官僚、教士或贵族等。他们掌握着所谓的高文化(high culture)，与农民的地方性低文化(low culture)相对。而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读写能力普及，高文化成为普遍的文化，从而催生了民族主义。这里暂时翻译成“农业—文化政体”。——译者注">
前工业社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社会”。相反，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精英处于各种社会群体之上，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其他群体因为相对弱势，不会也不能干涉这些文化和语言。这不过是些微型的利维坦。地方层级的秩序通常建立在亲属关系纽带的基础上，因为地方上的许多人没有属于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的感觉。相比之下，罗马精英确实共享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以拉丁语和希腊语知识为基础的。举例来说，一个北非或中欧的别墅也有可能和英国或西班牙的相似。<注："前现代社会的规则系统之间的差别是巨大且明显的。盖尔纳的模型的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它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不同利益。盖尔纳给出了一套简洁的四组对比：集中的/非集中的，种马/阉人，开放的/闭锁的，结合的/非结合的。每一组对比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组比如罗马教会和伊斯兰教乌里玛(ulama)宗教阶层的分散组织；第二组比如封建武士和太监之间的差别，两者在生理层面上分别忠诚于罗马和古代中国；第三组比如中国庞大官僚管理系统里考试选拔的官员和传统印度世界里世袭的婆罗门；最后，在十字军东征过程中，军事和宗教权力是结合的，这与种姓系统之中对不同职能的细致划分完全不同。还可以用很多方式来增加复杂性——比如通过帝国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层面相互借鉴和帝国创造新的兼容性的教义的尝试。">对此，我们可以做进一步补充，汉学家拉铁摩尔(Lattimore)在他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Lattimore 1940)一书之中提出了同样杰出的概念：社会整合圈层(circles of social integration)。在前工业社会的环境里，由于现代通讯方式的缺失，经济因素难以整合大片的区域——尽管地中海是这种普遍情况的一个例外。税收也许能够到达更远的地方，因此第二个圈层会更大一些。但正如罗马和中国的城墙所展示的，军事权力可以延伸到更远的地方。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
图1 农业社会结构的普遍形式(Gellner 1983，9)
首先，我们的世界已经完全不是这样了。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思考我们就能意识到，社会整合圈层现在已经以复杂的方式完全改变了——最广阔的区域是军事和经济竞争所产生的区域，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因为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权力可以影响全球化的经济交换形式），诸民族国家在其中生存和行动，并需要不停地适应以在这些庞大的社会当中求生。但是有一点是清晰明了的。现代世界中国家的权力——除了一个下面要提到的例外——已经急遽扩张。用国家可以控制的经济份额来测量国家权力是最好的方式，罗马和当代发达国家的对比在战争这一点上看得最清楚。罗马大约可以控制帝国GDP的5%～7%，其中几乎所有资金都用在了军事上(Bang 2008)。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不尽相同，表现在和平时期也能控制1/3以上的GDP，战争时期则更多。由于采用所得税预扣法(pay as you earn)，多数人很少意识到国家的在场，也就是说，财政扣除在现代公民甚至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完成了——这与过去军队被迫从极不情愿的农民身上榨取资源截然不同。另一个事实是，许多发达国家的国民对国家实际上在做什么没有一个普遍的认识。1880年，英国成为第一个国内政府预算超过军事事务预算的国家，而这种模式现在已经很普遍了。举例来说，美国当下在老年医保项目、社会保障和教育上开销更大，而军事开销在美国仅占3%～5%，而在欧洲国家更是少于2%。尽管考虑到相对成本，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必须谨慎——一个美国士兵是极其昂贵的，和阿富汗部落成员相比尤其如此（后者也射击精准、战斗力强大）。总的来说，国家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正在消亡。相反，国家正在获取新的权力，幸运的是这些权力目前被用在禁烟和防止家庭暴力上。
我在前一段提及的“例外”是和南方国家有关的。从大量通过去殖民运动获得独立的国家的笔直的边界线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殖民主义的影响。<注："意为殖民者往往简单通过经纬线来划分势力范围，之后这些边界由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所继承。——译者注">这些只是“准国家”，是法律的虚构物，国民往往由不同的族裔组成，并不共享同一个身份，其中许多人在相邻的国家有亲属。这些国家的税收收入很低，这使得他们的国家建构如同民族建构一样脆弱。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存活，是因为南方国家将“互不干涉”的国际原则纳入了联合国的基本规范，这一原则排除了以往时代相当普遍的征服行径。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的总结就很好：正因为所有的国家边界都是无意义的，这些边界必须被维持。<注："朱利叶斯·尼雷尔，坦桑尼亚政治家，1964年至1985年曾任坦桑尼亚总统，提倡泛非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他此话的意思是，去殖民运动受到殖民主义遗产的影响，造成了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之间的不对等。这一过程必然导致族群冲突和流血事件。但是，如果要改变已经划分的国界，企图让民族边界与国家边界对等，亦会造成战争和流血冲突，也无法改善已有的复杂政治局面。所以还不如维持现有的国家边界，在此范围内进行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译者注">这里要指出的基本观点是，时不时出现的有关北方国家的国家权力的丧失的讨论，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荒谬的。一方面，正如我之前所说，北方国家有国家权力——它们能够提供秩序、教育、民族身份，即使在国家被承认之前也可以。另一方面，南方国家的情况使我们意识到利维坦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正如霍布斯在很久以前就强调的。我们需要国家。现代世界的核心不是国家的崩溃，而是国家职能的扩张。
第二个一般性的观点事关西方社会的权力，首先在欧洲西北部、现在在美国崛起的原因和后果，然后是当下的挑战和维系。一个关键的背景考虑是东方和西方帝国的不同命运，除此之外两者似乎很相似。罗马衰亡后帝国无法复兴，而中国的分裂时期并没有阻挡帝国的重新统一。我自己的书《权力与自由》(1985)试图解释两者的差别和后果。中国得益于单一的农耕核心以及与政治权力紧密相连的意识形态——现在还可以加上游牧边疆的重要性，这为重新统一提供了军事资源(Zhao 2015)。相反，欧洲有许多权力中心，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之间存在深刻分裂，且它缺乏中国的游牧边疆——所以演变成了封建主义，而非单一政治体的重建(Scheidel 2019)。这些断断续续的评论中有一点值得强调。基督教一直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并且遵循耶稣所主张的“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始终与罗马政府保持距离——或者用圣奥古斯汀的话来说，上帝之城与罗马城无关。正如霍布斯所说，教会就像神圣罗马帝国的幽灵，但它从未建立自己的霸权。<注："但是教会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产生了影响。一系列禁忌——不与近亲结婚，关于乱伦的新规定（例如不能和已故丈夫的兄弟结婚），拒绝一夫多妻制婚姻——对摧毁那些入侵部落中广泛的亲属关系关系重大。同样重要的是，教会鼓励个人拥有土地和通过个人遗嘱继承。两者的直接起因都是教会对土地的贪婪，这让教会能够变得极其富有。但重要的是后果。第一，这些行动帮助建立了沿着核心家庭线展开的欧洲晚婚模式。这种模式对马尔萨斯意义上的人口压力十分敏感，也就是说人口扩张不会超过生产力提升——换句话说，人口没有把剩余消耗殆尽，就像19世纪中国所发生的那样。第二，这种核心家庭模式可能刺激了个人主义以及经济活动。这是哈佛大学学者的说法，他声称西方变得“奇怪”(WEIRD)，也就是西方的(western)、有教养的(educated)、工业化的(industrialized)、富有(rich)和民主的(democratic)首字母组合(Henrich 2020)。对此应持怀疑态度。一方面，文化态度不是永远固定的：天主教在拉丁美洲一度被认为在道德上和经济上都是保守的，但是后来这一宗教左转了。另一方面，对“民主”的强调似乎太老套了，尤其考虑到德国的历史。但是亲属纽带的断裂可能影响很大。当然，国家的最高境界是在公民社会里由非国家行动者来实现我们所习见的政府功能。但是这里也有问题。作为中国特色的亲属系统是支持国家的，但也可能削弱国家，限制其动员社会的能力。伊斯兰社会的情况就明显更糟。这里的亲属关系可能会、并且也曾被用来作为对抗国家的资源。这在赫勒敦眼里是政权更迭频繁的动力。欧洲西北部的扩展亲属网络的崩溃可能促进了国家建构。">它不想被别人征服，所以它找到国王，为其提供对建立政府体系大有帮助的神圣服务。
这一根本差异的后果是深远的。在中国，帝国的重建带来了稳定，因为一个建立在自由农民基础上的父权制系统永远不需要太多改变，庞大的文明规模意味着它很少会遇到挑战者。而欧洲西北部的主权分割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一方面，缺乏单一中心意味着不可能阻止某些事物的发展，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海外探险。西方在海上探险上取得的成功与郑和下西洋以后中国对海外探险加以限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方面至关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企图控制商人的尝试不仅注定会失败，而且是极度危险的——因为商人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因此也可以提升对手的经济和实力。另一方面，竞争是永无止境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战争中——它在西方处于中心地位，在东方处于边缘地位。这样的战争使欧洲历史野蛮甚至令人作呕：欧洲中部可能有1/3的人口在17世纪早期的三十年战争中死亡。但是这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带来了国家和社会之间不断的互动，尤其表现在对士兵和税收的需求上，其最终结果则是带来了各种类型的理性化，这些理性化带来了进步：因为当某种新发展出现，一个地方如果不马上复制，就会面临灭亡的危险。这里需要提到两点。第一，欧洲创造的多极化已经被扩展到整个世界，使得采取简单的“现实主义”原则，即古典的国际关系理论十分重要，因为在一个没有中央政府的世界里，“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第二，有一句警告绝对是必要的。竞争的确能带来进步，但它曾经有过且现在也有巨大的危险性。当人们进入政治阶段时，控制战争就变得更难，尤其是工业革命让战争变得如此具有大规模破坏性——这当然导致欧洲在现代世界政治体之中失去了中心地位。1945年以来，核武器带来了人类灭亡的可能性，气候变化加剧了这种可能性(Mann 2013)。我们必须谨慎对待我们的愿望。
比较方法
首先，比较研究的第一个例子可以参考爱尔兰政治科学家奥利瑞(O'Leary)撰写的一份充满智慧的政策简报，他在其中支持爱尔兰的统一(O'Leary 2022)。需要强调的是：比较历史社会学能够提供规范性的建议，以说明什么才是最佳的政治选择。在指出奥利瑞对比较的使用方法前，需要先说明一些简单的背景。英国政客在瓜分原本是统一的土地这件事上劣迹斑斑，尤其体现在印度和爱尔兰——1937年，他们又计划在巴勒斯坦做同样的事情。土地的“切割”过后则是大量流血事件，其一是在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其二是在新教支持者和天主教徒/民族主义者之间；这两次分割都不能说是完全“清楚”的，因为分割后新组建的政治体即便在经历了频繁的族群清洗之后也并非以单一族群构成的。朝鲜和德国在战后也被切分，而土耳其的入侵造成了塞浦路斯的切分。
奥利瑞支持爱尔兰共和国和大不列颠之间的法律协议，倡导采用公投的方式解决问题，即举行一场全民公投，要求选民对某一单一的政治问题进行投票，并且选民应当知道，他们是要在直接导向爱尔兰是否统一的问题上进行投票，在这一公投的基础上决定能否实现爱尔兰的重新统一。公投应该在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各举行一次，但是奥利瑞强调我们需要“比较地思考”以找到解决这件事情最好的方式。这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为了分离或是重新统一，公投都是复杂的。公投把政治选择“固定下来”——这就像人口普查一样。一方面，谁能够投票是一个问题。其危险在于，“民族”的性质常常是在投票结果之前被建构的，而投票结果又取决于如何确定选民，因而，这一循环事先预判了结果！另一方面，公投问题的性质能在两个方面决定结果。问题的设计可以使结果发生偏向。例如，如果这个问题需要导向完全的改变，可以暗示未来的困难。更重要的是，问题可以是模糊而有误导性的，从而导向出乎意料的结果，并为未来“挖坑”。在英国脱欧的公投之中，事情就是如此。问题中只有一个要素——要离开欧盟还是留下，但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却没有人知道。紧接而来的是幻灭、冲突和灾难。
我们需要特别关注2004年通过公投来实现塞浦路斯统一的提案，当时是北部的土耳其人和南部的希腊人一起参加投票。这一提案失败了，土耳其人支持塞浦路斯的统一，但希腊人强烈反对。分析失败的原因能为我们提供教训，告诉我们在未来爱尔兰的例子中要避免什么。其中有四个教训尤其重要。第一，一个清楚的问题是必要的——遗憾的是这次并非如此，使得人们对继续留在欧盟的未来前景充满困惑。第二，同时进行两个公投是不明智的，因为那会使人们不可能准确理解他们正在参与投票的是哪一个。第三，必须进行一个包含各方的长时间讨论——2004年的安南计划(the Annan Plan)就是依靠私下的讨论，包括外国的政治家与社会工程师——以创造对共同未来的充分理解。<注："安南计划是联合国提出的一个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方案。计划内容是建立一个由两个政治实体组成的联邦国家塞浦路斯联合共和国。在2004年公投之前，该计划经过了各方政治力量的多轮协商。——译者注">第四，任何计划都必须消除双方的疑虑。在塞浦路斯的案例中，希腊人十分担心，因为他们目前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政体，而土耳其武装力量的持续在场以及未来土耳其人可能会增强政治代表性，也许将会带来一个功能失调的、不公正的政体。奥利瑞认为，关注这四个因素将会改善未来任何有关爱尔兰重新统一的公投。
奥利瑞认为德国在1990年的重新统一也能带给我们教训。这一次没有公投，但实现了统一，且非常成功。我们能从这个案例中获得两个教训。第一，精英层面的“赎买”(buy in)有助于统一：默克尔来自先前的民主德国政府，并且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总理。第二，德国的案例说明使双方打消疑虑很重要——但这一次是失败者的疑虑。民主德国基本被联邦德国接管了，仅仅因为联邦德国拥有巨大的财富，于是强加了自己的文化给民主德国。其结果是民主德国挥之不去的怨恨，并导致统一后国家内部的严重分裂。这里的教训在于，除非保证北方新教徒的尊严、安全和繁荣，否则爱尔兰不可能实现重新统一。
比较方法的第二个例子与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帝国不同形式的海外统治有关——考虑到当下对帝国统治本身的空洞谴责，这不仅在智识上，而且在政治上都是重要的。马修·兰格(Lange)区别了法国和英国的治理方式(Lange et al 2021)。前者忠于之前的雅各宾主义，其特点是摧毁不同的族裔背景，把所有人都同化进入单一文化主导的统一政体。英国模式则完全不一样。英国鼓励不同族裔进一步分化，之后再分而治之——帝国可以在所有这些种族之上实现政治平衡，通过特定群体间接统治，然后声称自己是秩序的提供者。这些不同的统治模式影响深远。众所周知，1945年以后最严重的武装冲突发生在国家内部，而不是国家之间。兰格让我们理解了他们不同的形式。前法国殖民地的暴力主要表现为不同的群体试图接管国家；相反，在前英国殖民地，具有政治意识的族群常常选择完全脱离已经建立的国家。英国的遗产要危险得多，其造成了大量的伤亡。
议程
大多数预测未来事件性质和进程的尝试都不太成功。他们倾向于讲更多现有的东西，因此很难发现真正新颖的东西。例如，一代人之前，人们的关注点往往是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可能性，并假定这是人类进步的关键指标。由于认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人们对这一路径的许多想当然的假设产生了质疑。因此，下面提到的内容也许就不是将来比较历史社会学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了。尽管如此，下述三个彼此高度关联的主题仍然影响重大。
第一个主题与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关，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资本主义近期引发的重大震荡。在这个主题下可以处理许多复杂的问题，但我们可以集中关注两个方面。让我们从斯密有关“商业社会性”成功运作的说法开始，因为他的分析从来没有被超越过(Hall 2022)。斯密认为，在这个特定的世界里，人类被一种渴望所驱使，这种渴望是为了给同伴留下深刻印象，获得他们的钦佩，以便他们能够认可自己。财富是获得这种认可的关键手段，它创造了一个人们不断试图赶上社会地位高于自己的人的世界。这位伟大的苏格兰哲学家并非衷心热爱这种无止境的地位追求，因为那可能导致个人腐败。但他还是支持这种追求的，因为追求政治权力要比追求金钱危险得多。他强调这一体系得以运转的关键因素在于，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拥有参与社会地位竞争的机会。这是一种非常真实且激进的对于平等的基本衡量标准——平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机会。为此，斯密认为政府需要扮演积极的角色，并坚持国家必须有充分的自主性，以应对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俘获国家的行为。斯密警告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商业社会将会迅速滑向灭亡。
比较历史社会学遵循这些观点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贡献。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基本的平等会让人们有一种身处社会阶梯之上的感觉，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殊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它并不来自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爆发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心的世界大战造成了收入和财富的均等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性的阶级妥协。这很好解释。当士兵们被承诺了一个体面的未来时，他们就会战斗，如果需要的话，他们在复员时也有能力执行任何这类社会契约。在英国，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承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进行“适合英雄”的社会变革，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通过了退伍军人法(GI bill)，提高了那些参加过战斗的人的公民身份。但那是当时的情况，现在的情况非常不同。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它的盎格鲁——撒克逊中心，正在经历不平等的严重加剧，因为资本家相对相关国家的权力已经飙升(Piketty 2014；Scheidel 2017)。由此可以得出两点。第一点是纯粹经济的。菲利蓬(Philippon)已经证明，正如斯密所提出的那样，美国对资本主义的特殊偏重已经使其竞争力下降，其后果不久后就会显现(Philippon 2019)。第二点更显然是社会性的。这些社会中相当多的人的生活水平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提高。在美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村白人的预期寿命也在减少。如今，能够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生活、流动并取得成功的精英阶层与那些被困在自己国家里的人之间，在生活机会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情况是民粹主义崛起的基础，也正是民粹主义促使特朗普上台。关于这一点后文会有更多的讨论，但我们需要先回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弱点。
资本主义从来不是纯粹的，它深受大国期望的影响。李斯特(List)对斯密的批评在一个方面是对的：保护新兴工业有助于防范主要经济大国的控制(2005)。<注："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自身就是靠军事起步的，这也导致了国际贸易竞争，因为每个国家都试图拥有同样的基础工业系统以保证地缘政治自主权(Sen 1983)。">但更重要的事实是，“二战”之后为国际资本主义设立的机构都是由美国指定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是美国味的——强调市场交换的重要性（基于以北方制造业优先于农业生产的条款，经常是有损南方国家的），以美元作为世界头号货币。这个体系已经慢慢改变了它的特质，从相对温和变得非常具有侵略性。美元一直拥有“铸币税权”(seigniorage rights)，即在全球以美元进行交易时能够以低利率借款的能力，但现在已经不止于此了。美国经济表现的下滑正在引发保护主义，即“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政策，这些政策正开始严重地扰乱世界贸易体系。但半空的杯子仍是半满的，美国的力量仍然强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是：美国控制的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可能会对其敌人关闭，甚至也可以对那些在伊朗问题上没有听从美国指挥的盟友关闭。
我已经就经济和政治事务说了很多，但是比较历史社会学中最重要的智识发展可能是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这个话题1945年之后在西方大学中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由于民族主义本身和法西斯主义相关联，因而被视为危险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优秀作品，大多恰恰出自有犹太背景的思想家之手，例如盖尔纳(Hall 2012)。他们把这一话题重新推向了前台——或者也许是当冷战的终结提高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形象（尤其在南斯拉夫）这一话题才被认真对待。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发展。在1914年，世界的主要人口都处于几个帝国之中。奥斯曼、德意志和哈布斯堡帝国崩溃之后，接着是1945年以后的去殖民化，以及苏联控制区域的解体。现代世界默认的政治立场是民族国家，但这一历史形式需要从几个方面进行解读。
民族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力量。第一，它可以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来推动——比如，军事领袖如反对拿破仑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知识分子如马志尼(Mazzini)。<注："克劳塞维茨为普鲁士著名军事家，曾发表日耳曼民族解放纲领，在其中表达了改革派联合俄国，抗击拿破仑的观点；朱塞佩·马志尼是意大利统一运动的重要人物。——译者注">第二，它捉摸不定。民族主义经常是由精英驱动的，追求民族的权力，热衷于赋予社会一种文化，以便赶上其对手——特别是在战争中表现得更有效率。但正如前言提到的，它最近已成为“被落下的人”所依靠的力量，以便强化他们所生活的民族——并以那些想要在更广阔的世界自由流动的人为代价。<注："此处的意思是，新自由主义时期，全球化的、可以自由流动的精英获得了最大的收益，而只能在本地生活、依靠本地产业结构生活的中下层则被锁定在特定的全球分工秩序之中，缺乏灵活性，他们是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人。在新的时期，这些利益受损的群体试图调用民族主义来对抗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安排，推动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提高税收等等。这对于全球化精英来说是不小的打击。——译者注">第三，民族并不总是存在，像民族主义理论家经常宣称的那样，等待着被“唤醒”。恰恰相反，民族建设的过程也是国家建设的过程。如前所述，在前英国殖民地，存在着相互竞争的族群，这使得国家建设尤其困难，尤其是在没有战争——那些曾在欧洲历史上导致共同民族认同的压力——的情况下。威默(Wimmer)描述了促成民族建设的力量，并在某处将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了比较，以说明共同语言对于建立共同身份的好处(Wimmer 2018)。这是对的，但要记住的是，国家可以建立在多元化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正如赫希曼的理论所表达的那样，不同的族群也可以忠于赋予他们发言权的政体。这适用于加拿大和瑞士，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适用于欧盟成员国。最后，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虽然民族主义可能导致暴行，但共同身份也会使政体变得强大。同质的小国在经济上效率很高，因为文化上的团结促进了面对变化时的灵活性和适应性(Campbell and Hall 2017)。美国相对衰落的一个原因是目前内部的严重分歧，这显然妨碍了它对世界上不断变化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做出一致的理性回应。
比较历史社会学家目前最感兴趣的第三个领域，是帝国主义的性质问题。这里首先要谈的是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这是我目前工作的重点。民族主义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种想当然的观点需要受到挑战。首先，我们要做出一些重要区分。在20世纪早期，分离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并不是非常危险，如果没有地缘政治的干预，可能是可以控制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是，精英们担心民族主义可能在未来造成问题，这导致他们在1914年做出鲁莽和冒险的决定(Lieven 2009)。这实际上是说，1914年大帝国的行为和欧洲历史上国家的行为一样；它们不是彼此独立的世界，而是相互竞争的帝国。尽管如此，它们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帝国的特征。想想哈布斯堡这一关键案例：
……[军事]精英们非常清楚19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奥匈帝国社会的转变——从大众政治的发展到官僚制度的政治化——严重削弱了他们的权力和影响力……1914年精英阶层的悲观情绪是促使总参谋部和外交使团的一些成员冒险将奥匈帝国带入战争的一个因素。他们认为，像战争这样的大灾难，是他们平息国内政治冲突的最后机会……因此他们拥抱了战争。作为对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康拉德(Conrad)]本人写信给约瑟夫·雷德利希(Joseph Redlich)，表达了他们那个阶级的恐惧，他写道“要和平地改善君主制的内部状况非常困难”(Judson 2016，383-384)。
除了对失去地位的恐惧，还有其他因素。工业化带来了公共领域的产生。但这些新的公众在帝国的宫廷文化中没有表达自己的空间。新兴中产阶级对被排斥的现象非常不满，尤其是在德国，这导致了对更广泛的民族主义政治的需求——用更广泛、更激进的政治取代传统的地缘政治(Chickering 1984)。因而帝国转而拥护荣誉文化，这使得在1914年7月和8月理性计算变得极其困难。最后的一点是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从长远来看，民族主义可能会改变——实际上是破坏——帝国的特性。但这是战争的结果，而这一点很重要。一方面，战争的经历极大地加强了民族主义情绪——其重要性的上升是战争的结果，而不是战争的起因。当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间期的政治纷争，民族主义也与法西斯主义有明显的联系。另一方面，战争本身改变了世界的历史，使俄国革命成为可能——从而为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替代方案。
关于帝国主义我需要说最后两点。在19世纪末，帝国变得具有吸引力，因为规模似乎是地缘政治自治必不可少的条件。1945年后，尽管这一点对大国来说仍然是对的，其他地方则逐渐转向了相互依赖——尤其是在欧洲，帝国被放弃，各国选择共建工业系统，而不是坚持拥有地缘政治自治所需的全部工业系统。但是，由于气候变化，规模可能会再次变得重要，因而一个有着稳固边界的安全的领土再次变得具有吸引力(Lieven 2009)。第二点更为显著，但是在短期内更危险。国际关系理论家已经注意到世界政治的权力转移可能带来的困难。他们认为，一个不肯罢休的衰落中的霸权国家可能带来的危险，也许与正在崛起的大国一样多。我们今天似乎就处在这种情况下。
结论
我并没有提供一个对于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完整解释，只是强调了它的一些显著特征。让我以一个类似的、对某些特定学者的注解来作为结束吧。人们普遍认为韦伯是历史社会学领域第一个重要的人物。我相信把迈克尔·曼尊称为“我们时代”的韦伯是有道理的。他的作品涉猎更广，且已经超越了韦伯——曼倾向于认为历史没有模式，并坚持他所提到的权力来源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在任何时候占据主导地位，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相当重要的评论，说明不同的权力来源可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占据主导的情况。但比较历史社会学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这种路径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兰格的研究就是一个例子。一方面，他采用了一种真正复杂的混合方法，这将推动比较历史社会学的发展(Lange 2013)。另一方面，他的一项重要研究把一个对比较历史社会学仍有很大贡献的早期理论家带了回来。他关于教育“泡沫”的研究，即受压制的大多数人的教育水平突然急剧上升的情况，表明了政治和社会冲突很可能随之而来。新近接受教育的多数人将试图取代以前占据主要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有时会以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最暴力的方式表现出来(Lange 2011)。这再现了伟大的法国理论家托克维尔(Tocqueville)的发现，即穷人和受压迫的人并不能推动根本的变革，那些期望不断提高的人才是推动革命的人(Tocqueville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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