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赵鼎新：权力、结构和时间性 —— 历史社会学和宏观历史发展规律
赵鼎新<注："赵鼎新，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芝加哥大学Max Palevsky荣休讲席教授，研究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社会科学方法论。">
【摘要】本文提出以下论点：(1)历史社会学的核心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及其后果。它的关怀在当代，不在过去。(2)历史的时间性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理论议题；权力就是结构，结构就是时间。(3)宏观历史发展规律主要由经济、军事/地域、政治和意识形态这四个从人类本性发展起来的社会力量形塑；这四个源泉性力量都带有相应的对历史时间具有结构化作用的机制性性质。(4)这四种力量所产生的各种因果关系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促发反向力量的成长，这导致了历史的循环性。(5)因为这四种力量能形成无穷的组合方式，造成历史循环的力量每次都可能会不同，这就是所谓的“道家时间”。(6)只有从社会力量的性质以及它们与“道家时间”的交互方式为主轴来理解历史，我们才能在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叙事之间建立更好的结合，从而发展出带有中国智慧的历史社会学。
近年来，中国社会学有一个历史社会学转向。背后有若干原因，其中包括中国学者有了明显的理论自觉，但总之这是可喜的发展。笔者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三十余年，获得一些心得。鉴于历史社会学在国内尚是一门崭新的学科，不少读者可能对其缺乏了解，笔者想借《历史与变革》的创刊号对历史社会学的性质、研究对象，以及它的核心理论问题（即人类历史的变迁规律），提出一些长期沉淀下来的观点，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本文中不少观点作者在其他场合也有讨论，只是本书作为国内第一本历史社会学杂志的创刊号，似乎有必要以新的方式做进一步阐述。
什么是历史社会学
许多学者，包括不少历史社会学家，对历史社会学的性质往往会产生两个方面的误解。第一，有人会认为历史社会学和历史学一样，都必须把研究建立在第一手材料或原始文本的基础之上。这一观点存在两个误区。首先，第一手材料并不见得就更真实。传世史料都是被高度污染过的材料；哪些材料被留下了，留下的材料以什么方式呈现，无不深深地打着其材料产生时代的统治者、学者以及其他材料生产者的印记。更重要的是，历史社会学的关键在于寻找历史背后的一些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律，其经验层面的论点都是通过对不同案例或者同一案例内部的各种差异性现象的比较而获得的（赵鼎新2021）。如果一位学者具有很好的问题意识和比较角度，即使该学者不懂所研究国家的语言，没有看过任何第一手材料，也照样能提出具有远见的观点。关于这一点，笔者在《为韦伯辩护》一文中有专门论述（赵鼎新2015a）。近几十年，包括笔者在内的历史社会学家都开始使用第一手材料，但这是专业化过程的表现，不是学科的必需。笔者甚至认为，过度强调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社会学发展是有害的，因为这会迫使我们缩小自己的视野，导致我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第二，社会学有按照研究对象设立子学科的习惯，因此有组织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知识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体育社会学、军事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人口学、性别社会学等等。这就带来了另一个误解，即认为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也是社会的某一特殊面向，即发生在久远过去的事情。换言之，这类误解认为，只要可以通过采访、观察或者抽样调查等方法来获取材料，此类研究就不是历史社会学。为了说清楚这个问题，这里需要讨论一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关系。
笔者认为（赵鼎新2021），在面对以下类型的问题——为什么某个人能上好大学？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取得革命胜利？为什么某个地区民众的思维和生活方式要比其他地区更为传统？为什么某个国家要比另外一个国家缺乏原创力？为什么某个宗教要比另一个宗教发展得快？——人类的回答就其叙事形式的逻辑结构而言只有两类。第一类是结构/机制叙事，即不同社会结构/机制导致了不同的社会后果；<注："本文对社会结构和机制的理解基于笔者的新著《什么是社会学》（赵鼎新2021）。">第二类是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即通过寻求某个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事件的发生及背后原因来获得答案。如果说结构/机制叙事是社会学的逻辑基础，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就是历史学的逻辑基础。
其实，就任何特定案例而言，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所描述的往往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比如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能上好大学的背后既有家庭、学区等结构/机制性的原因，同时也是个人在某个时间节点后努力学习的结果。所以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历史事件也非常重要。在常人逻辑下，这两类叙事方式并不一定冲突。但是在学科高度专业化的今天，它们就分家了，形成了交往很少的社会学和历史学。因此，历史社会学就其本质来说，关键并不在于研究许久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在于在方法和经验层面探讨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之间的关系，并且寻求这两个叙事在一定程度上的整合。这也就是说，即使研究对象是当代的事情，如果一个研究在照顾了其发展背后的结构/机制性原因的同时，又兼顾了其发展的事件/时间过程逻辑，那么它就是历史社会学研究。
什么是社会学
赵鼎新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简言之，在方法层面，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结合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并且在经验和理论层面上探索这两种叙事之间关系的学问。它不是由研究对象定义的社会学子学科，诸如家庭社会学、体育社会学、法律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等等，而是一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历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虽然历史社会学是基于特殊视角和方法而形成的交叉学科，但它的核心议题却很清晰，甚至可以说只有一个，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及其后果。斯宾塞、马克思、托克维尔和韦伯可以说是历史社会学的四个最主要的奠基者。他们的主要思想和著作，即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和美国民主的分析，以及韦伯对基督新教和其他主要世界宗教的研究，其实都是在对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做出不同的理解和分析。当代的历史社会学名著，比如沃勒斯坦的四卷本巨著(Wallerstein 2011a；2011b；2011c；2011d)，布罗代尔的三卷本巨著(Braudel 1992a；1992b；1992c)，安德森的《从古典到封建》和《绝对国家的起源》(Anderson 1996；2003)，芬纳三卷本巨著《统治史》(Finer 1997)，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Moore 1966)，蒂利的《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0》(Tilly 1990)，曼的多卷大作《社会权力的起源》(Mann 1986；1993；2011a；2011b)，以及霍尔的《权力和自由》(Hall 1986)，背后的核心问题意识其实也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原因及后果。
笔者的近著《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新论》虽然在西周和春秋战国历史上花了很大笔墨(Zhao 2015)，但其核心问题意识却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这本书主要是为了阐明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和制度在西周已有雏形，到战国已有很大发展，而在汉武帝时代就初步定型成了一个笔者称之为“儒法国家”的政体形式。之后中国虽然有很大的变化，但最终都没有能从根本上改变“儒法国家”体制的一些最重要的特征：即一个发达的官僚体制、君主和儒学化了的文官之间紧密的联盟、高度的精英文化认同、对游牧人口巨大的辐射压力，以及在商人政治地位低下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发达的商品化经济（非市场经济）。这些特征赋予了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很强的韧劲。但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的存在，宋以后的中国完全没有朝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方向发展的可能。加州学派的一些主要观点因此难以成立(Blaut 1993；Frank 1998；Goldstone 2000；Pomeranz 2000)。
我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历史社会学研究与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意识之间的联系。摩尔的《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的问题意识最为明显，那就是想解释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到来的冲击下，一些主要国家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为什么走了议会民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这三条完全不同的道路(Moore 1966)。具有历史社会学视野的人类学家沃尔夫(Eric Wolf)研究的虽然是“二战”后的农民革命，但其核心却是要解释为什么“二战”后新独立的国家不但经济发展不起来，还陷入长期战乱，而他的回答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西方的率先兴起给后发展国家带来的三个方面的灾害性后果，即文化危机、人口危机和生态危机(Wolf 1969；2010)。在经济发展研究领域，学者们提出了强国家/弱国家、国家能力和国家自主性等概念，并在这些概念的指导下对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分析(Amsden 1989；Evans 1995；Kohli 2004；Migdal 1988；Wade 1990)。他们之所以提出这些概念，背后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大量的非西方国家在民族认同建构和国家建构方面严重滞后，以至于国家不但力量微弱而且缺乏自主性，因此无法领导各自的国家朝着成功的市场经济道路发展。
为什么“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和后果”会成为历史社会学唯一的实质性问题意识？个中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几乎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部现实。当前我们需要面对的任何重大的社会现实，包括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世俗化、科技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和智能化社会的来临、人均寿命的大规模提高、普通人的生存自由度和尊严在多个面向的提高、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和民主化、女性地位的上升等等，均可以说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发展的直接或者间接后果。我们面临的所有对人类生存有严重挑战的现实，比如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食品危机、人口爆炸和贫富差距加大、族群主义和族群清洗、世界大战、全能国家、毒品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扩散、恐怖主义等等，也都是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产生的现象。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出现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可逆，或者说最具后果性的事件，它不仅仅是历史社会学的核心议题，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科学最为重要的经验和哲学议题。凡是试图对这两个相关历史事件的产生原因和后果做出分析的学者，他们所面临的其实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科学，而是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正因为如此，历史社会学名家所提出的问题和给出的答案也往往带有很强的政治哲学意味和社会思想性，因此对社会学、历史学乃至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分支能形成强大的辐射。我甚至认为，历史社会学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皇冠。
有读者可能会说，我研究的是一个古代寺庙内部的财务管理、中国妇女在明清时期佛教传播中的作用或者传统中国社会差序格局这样的议题（打个比方），完全可以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这一核心议题而找到自己的意义。其实不然。因为一位学者之所以对这些议题感兴趣，之所以在研究中采取了某一特殊视角，都受制于其对由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兴起而带来的人类新的存在条件的主动理解或被动感受。就好比在改革开放初期国人缺乏自信时，中国学者普遍把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看作一个比较负面的存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以及西方社会主流价值的衰落，不少学者对“差序格局”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这一改变势必会影响到其研究过程的方方面面，包括问题意识、材料取舍、文本解读、对历史情景的把握等等。可以这么说，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不但影响到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产生的各种正负面后果，以及带来的不断加速的社会变迁，还一次次地改变着我们对前现代和当代社会的理解，乃至于笔者很难想象任何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社会学议题能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带给我们的期望/欢快和不满/焦虑。总之，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这一核心问题意识下，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议题可以非常之广。
读者可能还会问，既然今天对历史的考察很难脱离“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和后果”这一核心议题，我们是否还有必要专门强调这一事实？笔者认为，就像历史学需要对“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观点做出反复强调，历史社会学也很有必要反复强调自己的核心问题意识，因为这会在经验层面上帮助我们明确研究目的，加强对各类现实问题的敏锐度和关怀，在理论上更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在研究时所采取的视角，以及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背后隐含的价值立场，同时反思这些视角、概念和理论又在多大程度上会给我们对历史场景和当代社会的理解带来双重偏差。
历史的时间性和时间的结构性
笔者在前文中强调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结合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并且在经验和方法层面上探索这两类叙事之间关系的学问。就其关系来说，这两者其实相生相随：当我们强调时间/历史的规律性的时候，我们其实也强调了某些社会结构和相应机制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完全坚信某种线性史观，我们其实也完全认可了某种社会结构决定论。反之，当我们越不相信时间/历史有规律，我们同时也轻视了社会结构/机制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类作为社会行动者能很好掌握和设计自己的未来；如果我们完全认可当今世界上一些盛行的观点，比如西方历史学家强调的“每个历史都是自己的历史”，或者一味强调“转折点”、“分水岭”和“关键事件”对于时间/历史发展重要性的话，那么不但结构/机制分析完全失去了意义，而且会使得以结构/机制分析见长的社会学和以事件/时间序列分析见长的历史学走向学术意义上的同归于尽。
笔者所坚持的是一个可被称为权力/时间性的视角。<注："本文所用的“权力”这一概念对应的英文是power。但是，power还有一层意思是“力量”，因此，读者如果把本文所讲的“权力”理解为“力量”也无不可。在本文的有些场合，笔者也会用“力量”来表达英文power的意思。">为了了解这一视角，我首先扼要介绍三类人类对历史规律的最为常见的理解及其得失。我把这三类理论分别称为进步史观、多元史观和循环史观。通过本文的讨论我想进一步确立以下几个观点：第一，对历史的时间性的讨论其实就是对历史与社会结构/机制之间关系的讨论。这一讨论的核心是在宏观层面针对结构/机制叙事和事件/时间序列叙事之间的紧张提出各种缓解方案。因此，历史的时间性问题对于历史社会学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二，对于时间性的讨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对于社会结构/机制的性质的讨论，对时间性的理解其实就是对社会结构/机制的理解。第三，对社会结构/机制的讨论就其本质来说是对社会权力不均匀分布和时间性的结构性的讨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权力就是结构，结构就是时间。需要说明，以下对三类史观的扼要总结都属于理想型事实，许多学者的分析手法及其背后隐含的史观要驳杂得多。
(1)进步史观
进步史观又被称为线性史观。在这一类对时间性的理解下，人类社会不但会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并且还能达到某个终极性的最佳状态。就其起源来说，这类对时间性的理解源于犹太—基督教传统(Melzer，Weinberger，and Zinman 1995)。比如，奥古斯丁在圣经史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论，认为历史会经过相应于上帝创世的六个发展阶段，而后终结于被上帝救赎的第七阶段(Augustine 2003)。弗洛尔的约阿欣(Joachim of Fiore，1135—1202)把历史分为三个时代，每一时代会被三位一体的某一位格所支配。按照这一理论，历史在依次经历圣父的旧约时代和圣子的新约时代后，会进入圣灵时代。
启蒙运动中，欧洲的思想家越来越自信。他们不但认为人类能通过理性来了解过去和当下，而且能通过理性来获得更美好的未来。虽然宗教在启蒙时代常常会被等同于“落后”，但是圣经史观却在启蒙时代以世俗进步史观的形式发扬光大。在各种世俗进步史观中，比较著名的有科技主义进步史观、系统工程主义进步史观、自由主义进步史观、黑格尔主义进步史观、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史观、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等等。进步史观同时还继承了圣经史观中的阶段论，比如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把历史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人的时代；康德把历史分为野蛮、迷信和理性时期；孔德把人类的理性发展分为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三阶段；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分为五个历史阶段，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后演进到共产主义社会。
进步史观给予其信仰者很大的信心，但是它所带来的危害也非常大，具体可归纳为四个方面：第一，它给了自以为自己处在历史时间前沿的强势群体一种道德优越感，使得他们在欺压甚至屠杀弱者时没有良心负担。例如，进步史观使得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在面对“落后民族”时都采取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立场(Pitts 2005)。第二，它是文化和种族歧视、偏见以及对其他群体不尊重行为的源头。西方人曾经带着进步史观来歧视中国人，而今天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某些人士同样也会带着从西方学来的各种进步史观来歧视经济不发达地区的人士。第三，持有进步史观的学者在做研究前往往都会对历史的时间性有一个明确或隐蔽的道德假设，即认为历史进程会把我们带入美好的未来。他们的研究目的则是要论证某一美好世界的理论在经验上的正确性。中国史学界就曾经带着进步史观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问题做了大量研究。殊不知，虽然古代中国有各式各样的奴隶，但却从来就没有过像古罗马一样以奴隶劳动作为经济基础的奴隶社会(Zhao 2015)。“第三次民主浪潮”高潮时西方学者在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的推动下也做了大量性质类似的研究。比较著名的有英格尔哈特(Inglehart 1997)关于从现代文化到后现代文化转型的研究，福山(Fukuyama 1992)的历史终结论，以及大量的以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等指标为“自变量”来预测一个国家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研究。然而，这类研究带来的往往只是对历史更深的误解。第四，进步史观指导下的政治具有很大危害性，因为它给了政治家和他们的追随者撞了南墙还不肯回头的精神。如果说“第三次民主浪潮”所引发的包括恐怖主义和难民潮在内的各种乱象是自由主义进步史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那么，苏联肃反运动、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等等，则是“左倾”进步史观带来的危害。
就历史和社会结构/机制的关系而言，时间在进步史观下失去了本体意义，因为它只是某种具有目的性力量(teleological power)的结构的承载体；反之，某种具有前定(predestined)目的的结构/机制性力量就获得了本体性。同样，社会行动者的行动、偶然性和转折点事件在进步史观下也都失去了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都只能给前定的历史方向增添一些从长远来看如同噪声般的曲折。我并不认为信奉进步史观的学者会忽视社会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但从本体意义上来说，进步史观是一种忽视社会权力重要性的学问，因为在信奉进步史观的学者们看来，社会行动者手中掌握着的各种权力充其量也只能为前定的历史发展增加一点曲折。
进步史观虽然在近几十年的西方历史学界不再流行，但它长期以来占据着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并在当今的社会学和政治学等领域仍有较大的影响。同样需要指出，进步史观在当前中国仍然非常盛行，以至不断有学者提出各种大而不当的、带有明显进步史观意义的“阶段论”。
(2)多元史观
在进步史观指导下书写的历史与事实出入巨大，在其指导下的政治也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因此西方史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逐渐从对历史规律的寻求转向对历史意义的追求(Cannadine 2002；Stone 1979；Tosh 2006)，从以政治史为核心的历史研究转向多元议题的研究(Burke 2004)。一类反进步史观而行之的多元史观逐渐在西方史学界成为主流，并且向历史社会学领域扩散。持多元史观的历史社会学家会认为，历史不存在进步也没有目的，并同时强调历史人物、转折点、分水岭事件和历史意外等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Abbott 2001；Sewell 2005)。如果我们把坚持进步史观的学者称为结构/机制决定论者，那么坚信多元史观的学者则可以被称为行动者/过程决定论者。
持多元史观的学者一般会认为结构/机制性力量只能形塑非常局部的社会现象，而社会行动者的行动以及由此造成的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也可能形塑长时段的历史形态。在多元史观下，前者失去了本体意义，后者却有本体意义上的重要性。如果说进步史观忽视了社会权力/力量的重要性，多元史观则把社会权力/力量对于历史进程的重要性放到了中心地位。但是，持有多元史观的学者却会忽视不同社会权力的不同性质，以及各种结构/机制性力量如何限制或者放大了不同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等问题。因此，对于那些对多元史观抱有强大信念的美国人来说，听到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选举时所喊出的口号“是的，我们能够”(Yes，we can)，就会激动不已。
多元史观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和各种进步史观方面产生了积极意义。在历史学领域，多元史观引导历史学家去研究各种历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但是在更高的层次，多元史观至少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随着历史知识的日益丰富，我们对历史的时间性的理解反而变得日益破碎，造就了一个只长知识不长智慧的年代。比如，当代西方历史学被分割为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军事史、思想史、科技史、教育史、宗教史、文化史、艺术史、文学史、性别史、法律史、人口史、移民史等领域，并且每个领域的内部又有更细的分割。历史学的研究议题在变小，议题覆盖的时间段也在变短。在这一趋势下，绝大多数的历史学家不再有全局观。第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这类研究很难回答这样的诘难：既然历史没有规律，我们研究它还有什么意义？诚如休厄尔所说，当历史学家“愉快地把结构决定论扔到一边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结构的改变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Sewell 2005，49)。历史虽没有前定目标，但是却遵循着多种结构/机制性的规律。
(3)循环史观
循环史观是在亚伯拉罕诸教兴起之前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所共享的一种古老的时间观。个中原因很简单：古人所能看到的大多数时间性现象，从日落日出、四季循环到代际交替都具有循环性。在西方，循环史观盛行于基督教诞生前的希腊罗马。近代以来，西方人一悲观，循环史观就会回潮，比较典型的有尼采(Nietzsche 2001)的循环史论和斯宾格勒(Spengler 1980)在“一战”后提出的以四季交替作类比的文明兴衰论，但是一旦走出了阴影，各种带着制度自信的进步史观在西方的影响力就会马上回升。历史记忆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中其实都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循环史观也影响着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在经验层面的研究。比如，奥尔森分析了为什么利益集团对政治的操控会随着承平日久不断增强，从而成为国家衰亡的原因(Olson 1984)。此外，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统理论(Wallernstein 1979；2007)，保罗·肯尼迪(Kennedy 1987)的大国兴衰理论也都有很强的循环史观的意味。特钦(Turchin 2003；Turchin and Sergey Nefedov 2009)从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1332—1406)的理论出发，提出前现代帝国势力消长受到两个周期性因素的作用，一是凝聚力周期，即凝聚力大的国家会在国际竞争中胜出，但承平日久则会使得一个国家的精英凝聚力降低和衰败，并被一个凝聚力正在增强的国家所取代，如此以往；二是人口周期，即人口增长导致政治动荡和战争，战争导致的人口下降带来了政治稳定，政治稳定又带来了人口增长。近几十年来美国忽视国内民生，但却到处输出民主和搞“人道”干涉，到头来给自己惹了许多麻烦，严重削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由此导致的普遍悲观情绪使特钦20年前发表的观点在当今美国知识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循环史观对社会结构/机制、社会行动者和行动者手中权力的重要性的理解，可以说是介于进步史观和多元史观之间。循环史观下的历史没有前定目标，却有规律可循。循环史观同时认可社会结构和行动者手中权力的重要性，但是所强调的却是某些结构/机制性力量或者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所能起到的反向效果，而这些反向效果恰是非预期的后果。循环史观不会否定历史转折点和分水岭事件的重要性，但在循环史观下，转折点和分水岭往往只是前期反向作用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而形成的质变。最后，循环史观虽然认可社会行动者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对于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它却不庆祝权力，因为循环史观看到的不仅仅是社会权力所产生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其阴暗面和由此造成的非预期后果。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循环史观给人类历史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性比进步史观要小得多，而相比于多元史观来说则多了一层谦卑和智慧。
社会权力的性质和历史的时间性
西方人提出的各种循环史观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他们的理论中，导致历史产生循环的逻辑都固定单一，犹如钟摆在地球引力下左右摇晃。要理解这类循环史观的缺陷，我们就需要回到中国智慧，即老子的道家时间。但在介绍道家时间前，我们需要对从人类行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权力、军事力量/权力、意识形态力量/权力和政治力量/权力所能引发的一些最为根本性的机制性因果关系，及其这些机制性因果关系对历史时间的结构化作用分别做出扼要分析。
(1)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
人和猿在行为方式上比较接近。猿是政治动物，会通过暴力来捍卫领地，并能制造简单工具，人类则大大发展了这些本性。人猿之间最根本区别在于思想性。猿不论证自己行为的正当性，也不产生诸如死后成“神仙”或者进“天堂”的想象，但是人会。可以说，人类是具有政治性、军事/地域性、经济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动物。<注："人的结构性行为特征并不止这四个。比如，雌性灵长类从怀孕到哺乳需要较长时间，并且还担负着看护未成年子女的主要任务，而雄性灵长类所关注的则是能在整个群体中占据主宰地位，从而获得更多交配和繁殖后代的机会。雌雄灵长类在这方面的差别会使得雌性灵长类个体对“小政治”，或者说对在能影响自己和子代安全的小环境中取得主导权更关心，而雄性灵长类则会对更大的政治，或者说在自己所生存的整个群体中获取主宰地位更感兴趣。人类虽然与灵长类动物有许多不同，但在性别行为特征方面仍保持着灵长类动物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也会在多个方面影响人类社会。但是，在人类所有的结构性行为特征中，经济性、地域/军事性、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这四个特征及其所产生的机制性的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具有最为重要的形塑作用。">对人类来说，政治资源、地域资源、经济/物质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的稀缺是常态，<注："比如，人总是有穷有富，有打工的、当小老板的和当大老板的；一片地域一旦被一部分人占据，其他人在这片地域上的活动就可能会受到各种限制；有的人能成为大“教主”，成为举世闻名的思想家，而其他人则只能当小“教主”、小教授甚至完全默默无闻；有人当大官，有人就只能当小吏乃至平头百姓。">因此人类也会在这四个面向上展开竞争。<注："需要说明，虽然合作也是人类的一个重要行为特性，但是人类合作的目的要么是为了与其他群体展开更大规模和更有效的竞争；要么是某一群体为了保护自己在先前竞争中所获得的特权而采取的一种策略；要么是为了树立竞争的规则和减低竞争的破坏程度；要么是为了在利益冲突较小的非竞争性群体或者个体之间建立共存的可能；要么是一种交换；要么合作各方所面对的是一些不存在稀缺性的非零和资源。因此，虽然合作对于人类来说非常重要，但就对历史形态的影响来说，竞争才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本质。">但是政治、军事/地域、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争以及这四个面向的权力的不同性质会产生出不同的机制性因果关系，这些机制性因果关系会产生巨大的能影响人类行为、形塑历史发展的结构化力量，因此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时间性的关键所在。
在进一步展开之前，笔者需要强调以下论点都建立在对于理想型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的分析基础之上。我在这里以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为例来说明理想型分析的含义：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犹如两个互相不了解对方身份的人在辩论。如果辩论的一方试图用拳头（武力）把另一方压服，或用金钱把对方收买，或者说辩论的一方知道对方的政治身份（比如因为知道对方是自己的上司而害怕），那么这种辩论就不再是理想型意义上的意识形态竞争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理想型表达在真实生活中并不常见，因为真实生活中的人类活动（包括他们之间的竞争活动），一般都同时在多个方面展开，因果关系由此变得十分复杂。但我们必须从对政治、军事、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理想型性质出发，才能找到每一类权力背后所隐藏着的各种纯逻辑，或者说清晰的机制性因果关系，而在这些机制的背后隐藏着的就是历史的时间性或者说发展规律。需要说明的是，以下分析仅局限于一些最能揭示历史的结构性规律的机制性因果关系。
(2)经济和军事权力的时间性
理想型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有两个共同点。第一，打仗的输赢，做生意的盈亏，对于竞争的双方来说都应该是比较清楚的。当然，现实中也会出现输的一方死不认输的情况。但是，真的不认输就不会改变策略，因此会输得更惨，乃至于仗打得全军覆没，生意做得彻底破产。总之，经济和军事层面的竞争有清晰的输赢准则。第二，要在经济和军事竞争中取得优势，竞争的各方都要降低产品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数量，并且组织得要比对手好。
如果说以上两点能成立，我们就能得出以下两个对历史具有结构化作用的机制性推论：(1)理想型的经济和军事竞争有着清晰的输赢准则，因此会促进工具理性（即一种以最有效达到目的为目标的思维方式）精神在社会中的发展，并且这两类竞争在某个社会中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该社会就越具有主导性。(2)历史是积累发展(cumulative development)和有方向的，或者说当前西方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是有误的。历史的积累发展速度取决于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以及竞争的“迭代长度”。“迭代长度”指的是竞争各方在一轮输赢分明后进入下一轮，并且一轮又一轮投入竞争的能力。迭代长度越长，历史积累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久。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科技、军事、经济和组织能力上的高度发展(Zhao 2015)，以及近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科技、军事、生产能力和组织水平的飞速提高，都是经济和军事竞争长期主导（或者说超长的迭代长度）而带来的非预期性后果。
需要强调，经济和军事竞争给了历史一个看上去是线性的时间性，但这并不等同于进步史观含义上的“进步”。在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在近代欧洲的形成过程中，经济和军事竞争在世界范围长期处于主导地位(Howard 1976；Mann 1986；Tilly 1990)，由此产生的突破性的积累发展极大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但是它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危机、人口危机、资源危机、全球不公正、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原子弹这种能毁灭人类数次的武器。进步史观一般都是由赢者创造的，并且也是赢者的自我论证。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绝大多数西方思想家都是进步史观的鼓吹者，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欧洲人在世界上取得优势之后自我感觉越来越良好。
但是就对历史时间性的形塑方式而言，经济竞争和军事竞争有两点不同。首先，做生意赢利一般都是为了自己、家庭或者某个属于私域范围的小团体，因此经济竞争促进的是一种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rivately-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增长。战争所声称的目的都是某种集体（如家族、村落、部落、国家）“利益”，因此军事竞争促进的是一种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publicly-oriente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增长（Zhao 2015，第一章）。私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促进的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的发展，而公域导向的工具理性促进的则是官僚制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发展。两种权力的性质因此就产生了相反的结构化力量。
第二，经济和军事权力的相对重要性对某个社会中的权力的结构性分布也有截然相反的影响。经济力量不具有强制性（如果你用枪胁迫人家买你的东西，这就不再是理想型的经济行为了），并且经济权力是一种弥散在社会中的权力。如果没有非经济性的社会力量（特别是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家或数家公司很难在一个国家中建立全面垄断，同时消费者也有一定的力量。因此，在经济竞争占据主导的地方，社会权力就会弥散到由大大小小的企业主、商人和消费者共同组成的社会当中。相比之下，军事权力是强制性的权力，并且军事权力需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才能形成很大的力量。因此，在一个军事竞争占主导的地方，权力就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显然，如果国家成了主导军事竞争的行动者，那么国家统治者就会对社会权力形成越来越大的垄断性。因此，军事竞争往往会促进国家力量的增强以及国家在社会上形成主宰。
需要强调，虽然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能让历史获得具有明确方向的积累性发展，但是历史发展却不是线性的。因为除了经济和军事，意识形态和政治同样也是人类的本源性质，这两类社会权力和经济和军事权力相比，有许多不同的性质，因此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对于历史的结构化力量。
(3)意识形态权力的时间性
笔者在多个场合强调，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犹如两个互相不明对方身份的人在辩论，这样的辩论本身并不产生任何物质上或组织制度上的东西。由此出发，我们可以获得两个对历史具有重大结构化意义的因果推论：第一，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不促进历史的积累发展；第二，意识形态竞争在某个社会越占据主导，或者说意识形态在一个社会中的位置越重要，该社会积累性发展速度就会越缓慢，乃至出现停滞不前和倒退。
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同时又像不同价值观的人之间在辩论。如果你让基督教徒、佛教徒、穆斯林和道教徒辩论各自教义的优劣，各方肯定谁也说服不了谁，并且一场辩论过后，各方也许都自以为赢了。由此能获得如下的对历史进程具有结构化作用的因果推论：理想型的意识形态竞争没有明确的输赢准则，不会促进工具理性在一个社会中的增强。意识形态权力还有两个对历史具有结构化意义的性质：一是意识形态是一种劝说性权力，本身不具有强制性；二是人们对某一意识形态的理解总是基于个人的特殊经历和人生体验，而人与人之间的经历和体验又很不相同。意识形态的这两个性质决定了以下的因果推论：意识形态具有本质上的高度多元性。俗话“一娘养九子，连娘十条心”，背后隐含的就有这个层面的意思。
意识形态竞争不促进积累性发展，没有清晰的输赢准则，并且意识形态权力高度弥散多元。意识形态的这些机制性性质是人类历史高度多样性和多重时间性的重要来源，而另外一个历史多样性来源就是多样的商机造就的多元市场。从某种角度来说，当前西方世界盛行的无方向性的多元史观的问题就在于，把主要由意识形态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性质而造就的历史高度多样性当成了全部事实。
但是在给定的时空中，群体中不同个体的观点有时会非常接近，或者说某一意识形态会在给定的时空中能占据上风，甚至绝对上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大家可千万不要认为这一占据着主导的意识形态更接近事实或真理，或者更能代表人类发展的方向，从而产生盲目自信，而应当从两个方面来寻找非意识形态性的力量在背后发挥的作用：一是主动强制，即来自强制性力量（如国家）或者半强制性力量（如教会、学校、传媒）的规训和灌输；二是被动强制，即重大灾害或冲击后形成的短暂共识，比如“二战”后大国之间形成的和平共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自由民主共识，以及今天在受到第三次民主浪潮伤害的国家中形成的反西方民主共识。
以上分析看似简单，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可能永远也不会真正懂得并从中接受教训。我们有个通病：每当看到某个宗教（特别是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影响飞速增长或者在某地区获得主宰时，我们就会误以为该宗教的教义比其他宗教好（反之就会以为该宗教的教义不如其他宗教）；每当看到某一世俗意识形态（特别是自己所信仰的意识形态）在世界上占据了上风时，我们就会误以为该意识形态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反之则会认为该意识形态只是个误区）；每当一个国家刚获取了一点成功，该国的精英和民众都会对自己国家的体制和文化信心爆满（反之则会把自己国家的体制和文化看得一无是处）。远的不说，第三次民主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之初，没有人能指出其兴起与自由主义这一意识形态是否具有真理性、是否更符合人性毫无关系，而主要原因是在苏联和东欧威权统治失败后，东欧知识分子形成了短暂的民主共识（被动强制），以及美国作为苏联解体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到处输出民主（主动强制）。
(4)政治权力的时间性，以及它与意识形态权力结合后的时间性
以上的分析显示，意识形态权力所带来的一些机制性性质是历史高度多样化的时间性一个重要源泉，而国家作为一个最为重要的政治权力的代表，则是造就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过程中消长的一种最为重要的强制性力量。要更全面地了解历史的时间性，我们就必须了解政治权力的性质，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历史具有重要的结构化作用的各种机制性因果关系。
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现实世界很难找到相近的例子，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不能依靠任何组织和资源，以及不能诉诸意识形态的总统竞选，那么该竞选就接近于理想型的政治竞争。理想型的政治竞争有比较清晰的输赢准则（如果竞选只有一人能当总统，没选上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失败了），因此能促进工具理性文化在社会层面的增长。但理想型的政治竞争不会促进社会的积累性发展，因为它与物质生产没有关系。一个进一步的关乎历史的时间性的因果推论就是：如果理想型的政治竞争在某个社会占据主导，该社会的积累性发展就会放缓。
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性质是，它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力量相比会占据一定优势。这是因为经济和意识形态权力不具有强制性，而政治权力具有强制性。在直接对抗的情况下，政治行动者会占上风。我们可能会说军事权力也具有强制性，但是军事行动者并不具有统治合法性（马上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政治权力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公共物，而提供公共物的能力（绩效）则构成了政治的重要合法性基础。有人会说军事行动者也可以提供公共物，但如果军事行动者能常规地为所控制的地方提供治安、法律和防御等公共物，他就成了政治行动者了。因此，政治权力在历史进程中有着很强的主导和吸纳军事权力的倾向，以至于在韦伯的理论中，军事权力就被简约成了政治权力的一部分。政治权力所占的优势对历史进程有多重的结构化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作为人类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政治行动者，对社会方方面面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巨大，且在全世界范围内有着不断走强的趋势。
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国家力量不断走强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其提供公共物的功效。如果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国家唯一的合法性基础，基于工具理性的交换关系就会主导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民众认为国家没有能很好地提供某些公共物，他们马上就会不满，由此造成的政治不稳定就会严重削弱国家的政治力量（赵鼎新2016）。国家权力能在历史进程中走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能利用意识形态为其提供软实力，或者说一个更为稳固的合法性基础。要想把某一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基础，国家作为一个政治行动者就会选择与给定时空下的某些意识形态行动者结盟。我在前文中已经说明，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只有与具有强制性和半强制性的力量结盟后，才能得到飞速扩张。因此，作为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教会、寺庙、学院，大多数都会很愿意与政权结盟。毛泽东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来描述知识分子的属性，应该说这是一个抓住了意识形态权力的性质和意识形态行动者的性质的洞见。但在另一方面，不同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不同的合法性叙事，也定义了一个国家的性质和国家—社会关系。古代世界的不同文明、当今世界的不同制度，它们之间最为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国教”或者国家所推崇的世俗意识形态的不同。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轴心时代宗教对文明分岔具有韦伯所说的“扳道工”作用(Weber 1970)，以及曼所说的“铺轨”作用(Mann 1986，341)。
(5)道家时间
人类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行为的内在的各种机制性逻辑会给历史带来不同的时间性，但是这些机制性逻辑大多数都具有很强的正反馈性（赵鼎新2021，43—45），或者说都具有内禀的不稳定。这一不稳定性势必会带来“报复”，具体说就是会受到各种具有负反馈性质的社会力量的调节，这就形成了所谓的道家时间。道家时间有两个关键。其一是转化和否定，而不是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既然没有螺旋式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历史也就没有什么终极目标。道家时间就像是一幅太极图，它没有终极目标和意义，但却有规律可循，并且规律的重要性和作用方式也会不断转化。其二是多元动力，即导致事物转化与否定的原因是多重的，并且这些原因的重要性和组合方式可以不断改变。
道家时间的这一特色使它明显区别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各种对称性循环理论，即认为是同样的力量让历史获得了正向运动和反向运动，也是同样的力量造就了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循环。持道家史观的学者会认为，虽然历史发展呈波状，但造成单一循环的正反两个方向，以及每次历史循环波动的原因都不见得相同。老子把这个意思总结为“道可道，非常道”，即所谓可道的道，比如，奥尔森的利益集团势力消长周期，特钦的凝聚力周期及人口和政治周期，虽然很有洞见，但都不是“常道”。这是因为可道的道仍然属于社会机制范畴，它们的重要性和在社会中的作用方式必然会随着历史情境而变（赵鼎新2021，第二章）。那么，什么是“常道”呢？按笔者的理解，在老子的哲学思想下，所谓的常道其实是一个可以做如下表述的强弱转换法则（也可以说是反向运动原则）：任何性质的社会组织、思想和制度，随着它们的力量变得强大，削弱它们的社会力量和社会机制也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笔者在前文中指出，军事和经济竞争能促进人类社会的积累性发展，而积累性发展一旦被赢者定义为“进步”，就会给人一种历史具有目的性方向的错觉。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军事和经济权力的自身逻辑除了能给历史以方向性的积累性发展，也会引发各种反向力量。比如，军事冲突的双方都会试图在资源、技术、组织、信息、战略和战术等方面超过对手。军事差距达到一定程度后，占优势的一方就可能做出包括过度扩张、藐视对手、忽视自己的弱点和潜在危机等错误决策。对于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对方越强大，他们向对手学习和图强的欲望就会越大，于是就会启动强弱力量转化的军事道家时间。
经济行为所能引发的道家时间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分别来理解。在微观层面，任何一个公司在成功的同时，势必会提高公司职员的讨价还价能力，从而提高商业成本；公司的成功也会使得成功阶段的组织和经营模式固化，从而给以后的制度创新造成困难；成功还会刺激其他公司模仿并研究超越手段。这些和其他类似性质的社会机制都会把某些公司从成功带入困境，把另一些公司从弱小引向壮大。在宏观层面，市场竞争越不受到控制和调节，贫富差距和环境危机等问题就会越严重，由此造成的各种压力势必会在社会上引发反市场经济的大潮；而大潮一旦来临一般都势不可当，由此造成的对市场的过度压制，势必会引发普遍的贫穷和稀缺，从而增强各种反向逻辑的力量。
政治行为所能引发的道家时间逻辑就更多了。比如，在农业社会中，国家的持续强盛会加快人口增加。这时，人多地少现象就会越发严重，国家的税收能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就会不断减弱。还比如，国家力量的持续走强必然会给统治者带来过度自信，固化和强化利益集团政治，让官僚科层逻辑取代政治逻辑，导致社会凝聚力下降，类似的原因都会壮大那些削弱政治势力的力量，形成各种与政治逻辑相关的道家时间。
理想型的意识形态权力不会促进积累性发展，并且高度弥散多元。这些性质就使得理想型意识形态在社会上的存在就如同工程学中所讲的“白噪声”一般，它不提供任何实质性的信息，最多就是给社会增加了一个稳定器，且不引发任何形式的“发展”，也不会启动循环时间逻辑。但是意识形态能论证社会存在和社会行动的合理性，因此很受其他类型的社会行动者青睐，这是因为有意识形态支持的社会力量不但更为牢固，而且还能释放出原本不可能获得的社会能量。但是在与其他形式的社会力量结合后，意识形态权力就不再以理想型状态出现。具体说就是，与其他社会力量相结合后的意识形态就可能会走向强势，其行动者就会获取大量社会资源，并且启动意识形态权力的组织化、教规化以及表述的“高级化”和精细化进程。这就给今天的我们带来了某些“高级”意识形态更具有说服力的错觉。可是，意识形态与其他社会力量组合的另外一个后果，就是成倍地加强了各种反向运动的力量，加速了反向运动的进程。举例来说，没有意识形态的支持，经济自由主义不可能取得强势，而支持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越在一个社会中占主流，市场的负面性在该社会就越得不到有效控制，由市场的负面性所引发的反向运动也会来得越凶猛。一旦有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支持，军事侵略和奴役其他社会群体的行为就会被认定为理所当然，而所引发的各种反向运动自然也会来得越凶猛。
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所能形成的各种两两组合中，没有比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结合对于历史发展来说更为重要的了。意识形态能为国家（政治行动者的最重要代表）提供更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但是一旦国家推崇某个能为自己提供合法性基础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就会在高度多元的理想型意识形态场域中脱颖而出取得强势地位。这时，各种反向力量马上就会萌生。比如在当代社会，当作为立国之本的意识形态发展成为被广泛接受的主流价值观时，该价值观就会成为民众看问题的出发点和行为模式的依据。民众因此会对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舆论坚信不疑，并追求与主流价值观一致的政治正确，包括对自己的行为主动设限、抨击他人的政治不正确行为，甚至要求国家对政治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打压（赵鼎新2016）。当政治正确的压力达到一定高度后，伪装和虚伪就会变得普遍，道德高调就会与社会实际产生严重脱节，社会问题就会难以得到反映。再加上对主流价值观深信不疑的国家精英会坚持己见，知识精英会粉饰太平，国家权力的黑暗面和某意识形态的盲区在此时就会被成倍放大，反向力量因此会来得更为凶猛。
在分析社会科学范式交替变化的原因时，笔者曾指出：“社会科学范式的背后不仅仅是一些客观事实，而且是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看问题的方法，并且每一看法都是误区和事实的混合，非常复杂。因此，一旦一种观念在社会上或者在学术圈盛行，它都会引发两个导致事物走向反面的机制。(1)在社会上，一种观念一旦取得优势，无论是真诚信徒还是机会主义分子都会不遗余力地把这一观念在思想和实践层面做大。其结果就是不断显露和放大这一观念的误区，所带来的负面（甚至是灾害性的）后果反倒“证明”了其他观念的“正确”。(2)在学术圈内，某一观念一旦占领了学术市场，无论是它的真诚信徒还是跟风者也都会不遗余力地把围绕着这一观念的研究做到极致。学术与经验事实的关系越来越不切合，从而为其他观念和理论的兴起铺平了道路。最为可悲但却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情境，就是主流社会观念和主流学术观念的合流，学术在这时会降为权力的附庸和帮凶。在历史上，这种合流带来的总是灾难——古今中外，无不如此。但是，由于以上的两个机制的约束，人类几乎是不可能从中真正吸取教训的。”（赵鼎新2015b，16）笔者在此所分析的，正是政治和具有一定意识形态性的社会科学学术的结合所能引发的道家反向运动。
总结
本文指出历史社会学是一门结合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序列叙事，并且在经验和理论层面上探讨结构/机制和时间/历史之间的关系的学问。历史社会学不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交叉学科。本文还提出历史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意识是工业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产生、发展及其后果，或者说它的关怀在当代，而不是过去。在本文的其余部分，笔者试图提出一个能贯通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分析和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序列分析的历史发展规律理论，其要点可以总结如下。
第一，除了地理、气候等外部因素，宏观历史的发展规律主要是由经济、军事/地域、政治和意识形态这四个从人类本性发展起来的社会权力来源所形塑。
第二，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都带有相应的对历史的时间性具有结构化作用的机制性性质，这些权力来源在不同时空下的相对重要性和组合方式的变化，会导致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和作用方式的改变，从而改变了不同时空下社会行动者的权力结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第三，理想型的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政治权力的一些机制性性质所产生的因果关系，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引发反向力量的壮大。这些机制性性质表达得越充分，反向力量也就越大，于是就形成了理想型意义下的经济循环时间、军事循环时间和政治循环时间。
第四，理想型的意识形态权力本身不会引发反向力量的增长，但是一旦某一意识形态被用来论证其他权力行动者（特别是政治行动者）行为的合法性，该意识形态就会在其他权力行动者的支持下获得社会影响。该意识形态在社会上越具有主宰性，它所引发的反向运动的力量也越大，形成了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各种循环时间。
第五，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以及相应的社会行动者一个都不会缺席，情况因此更为复杂。更何况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相对重要性和交互方式在不同时空下高度可变，赋予了历史从表面上看无穷的可能性。
第六，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在历史过程中能产生无穷的组合，因此它们组合后造成历史循环的原因，在理论上也具有高度多样性。虽然历史发展呈循环状，造成循环的原因其实很难雷同，因此构成了道家时间。大多数历史循环其实都是道家时间意义下的循环。
第七，在四个权力来源所能产生的两两组合中，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组合对历史发展来说具有一定主导性(primacy)，但这主导性并不绝对。因为当这两个权力来源的具体组合（比如多党民主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组合）在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占据强势地位的时候，也是占据着主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行动者行为张狂的时候。这个时期的政治/意识形态行动者势必会做出各种误判和犯各种错误，从而加大让历史迈入反向进程的力量。在这反向进程中，原有的看上去很牢固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结合就会松动甚至被打破，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之间就会出现其他的结合方式，从而把历史引向其他方向。但是在新的方向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新的结合马上就又会占据主导，人类也会继续犯着形异实同的错误，造就了一次又一次外观相似、内在原因却很不一致的道家循环。
第八，因为意识形态和政治这两个软硬权力的组合能产生特别大的社会力量，其引发的反向力量因此也更为凶猛。可以这么说，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组合所产生的道家时间圈中“阴”和“阳”的顶点和底点，往往定义了一个时代的风貌。比如，以我个人的经历，就目睹了三次世界性的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的大重组（包括前两次的顶点和底点）：“二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苏联和中国的推动下汹涌澎湃；20世纪80年代以来民主化浪潮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推动下，波及世界各个角落；近十几年来保守主义政治在全球的回归。这真是令人唏嘘不已。
不无遗憾地说，在笔者的理论下，人类就像是饮酒过量却还自以为掌握着历史钥匙的醉汉，明明是在一张有四根琴弦（象征着经济、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巨琴上用脚乱踩，却还自诩是在画着“最美最好的画”，由此导致的各种悲剧性和闹剧性的后果只会加快历史以报复性的方式迈入相反进程。尽管如此，历史仍然有大量规律可循。总之，笔者认为，只有以四个权力来源的性质，以及它们和道家时间的交互为主轴来理解历史，我们才能在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和历史学的事件/时间叙事之间建立更好的结合。也只有扬弃主宰西方社会科学的时间观，特别是在近代西方发展起来的世俗进步史观和在当代西方学术界盛行的多元史观，我们才能够发展出带有中国智慧的历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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