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章 宽容人格
宽容（tolerance）似乎是个软弱无力的词。当我们说我们容忍头痛，或容忍我们破旧的公寓或邻居，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喜爱它们，而仅仅是在说，即使我们不喜欢，也要选择忍受它们。容忍社区中新来的邻居只是一种消极的体面行为。
不过宽容也有一个更强的含义。当我们描述某个个体对所有人都怀着友好的态度时，我们会称其为宽容的人。无论他人是何种种族、肤色或信仰，宽容的人总是对其表达出认同。我们在本章中希望探讨的就是这种更为温暖和正面的宽容。然而，在英语中没有一个术语能够表达这种对于自身及外群体的友好、信任的态度。
一些作者更偏好使用“民主人格”或“富有成效的人格”等概念。虽然这些概念明显都是相关的，但就我们的目的来说，它们涵盖了太多的内容。它们并不一定像我们所需要的那样从种族态度出发。
在讨论偏见人格（第25章）时，我们提到过两种广泛应用的研究方法。纵向研究方法注重于偏见态度的发展，始于最早期的儿童养育阶段。横向研究方法则致力于研究当下的偏见模式，并提出一系列问题，如种族态度的组成形态，以及它对于整体人格的功能是什么。这两种研究方法在对宽容人格的研究中都是适用的。但是，不幸的是，对“好邻居”的研究不如对“坏邻居”的研究多。相较于守法公民，违法者更吸引社会研究者的注意力。就如同相较于健康，疾病更能引发医学研究者的兴致；相较于健康的宽容，社会学家更受病态的偏执所吸引。1 因此，我们对宽容的了解比我们对偏见的了解要少得多。
早年生活
我们的大多数一般性知识来自偏见研究中使用的对照组。正如我们在第25章中看到的，研究者习惯上把一群宽容的人和一群不宽容的人配对，然后关注将这两者区分开来的背景因素。
宽容的孩子似乎很有可能来自拥有宽容氛围的家庭。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能受到欢迎、接纳和喜爱。他们受到的惩罚既不会苛刻，也不会反复无常，孩子们不必时刻提防父母因为自己的冲动而暴怒。2
因此，相较于偏见儿童的成长背景，宽容儿童的生活经历中所存在的“威胁取向”更少。他们的生活充满安全感，而非威胁性。随着自我意识的发展，宽容的孩子们能够适应外界对他们的要求，发展出属于自身的良知与愉悦。他的自我不会被压抑，而是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他不会因为感到内疚而通过投射将责任归咎于他人，因此，在他的精神-情感生活中，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断裂。
宽容的孩子与偏见的孩子对待其父母的态度差异明显。也就是说，虽然宽容的孩子总体来说接纳父母，但他可能会毫无畏惧地批评他们。然而偏见的孩子会在有意识层面感到爱他的父母，却在无意识的层面憎恶他们。他的态度是模式化的，在公开场合，他会表达对父母的爱意，但这种爱是虚伪的。他们对父母表示接纳，是为了避免生活在对他们权力的恐惧之中。
由于宽容个体的道德冲突在整体上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处理，因此，对于他人的过错，他的反应并没有偏见个体那么严厉和死板。他们能够对违背习俗和准则的行为持有宽容的态度。良好的友谊和愉悦的相处，被视作比良好的举止和“得体的”行为更重要。
宽容人格的个体（即使在童年时期）显示出更大的心理灵活性，这体现为对两极化思维的排斥。他很少会赞同“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弱者与强者”；或“任何事都只有一种正确做法”这样的论断。他很少将自身环境中的事物区分为完全正确与完全不正确两个极端。对他而言，是存在灰色地带的。他也不会明确区分性别角色。他不会赞同“女孩只需要学习家务就可以了”这样的观点。
在学校中（和后来的生活中），宽容的个体会显示出与偏见的个体截然相反的行为。他不需要完全精确、有序、清晰的指示就能够推进任务。他们也可以“容忍模糊性”。他们没有对持续的明确性和结构性的需求。他们觉得说出“我不知道”，并等待一段时间才得到答案是安全的。他们对延迟没有那么恐惧，也不会迅速形成分类，或是过分执着于既成的分类。
宽容的个体对挫折的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当受到剥夺的威胁时，他们不会陷入恐慌。他们能够从自我之中，而非通过外部化（投射）冲突获取安全感。当事情出了差错时，他不会归咎于他人：他也许会感到自责，但并不会由此陷入惊恐状态。
这似乎是宽容的社会态度的普遍基础。毫无疑问，这种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养育方式、父母对孩子的奖惩模式，以及家庭生活中的微妙氛围的产物。然而，我们也不能忽视先天气质所起到的作用。一位学生这样写道：
从我记事起，我就被教导要热爱一切生物。父母告诉我，大概在我五岁左右时，有一天我哭着跑回家，说一个男孩在外面“摇动大自然”。他们向窗外望去，看到一个男孩正在从树上摇橡子。即使在这个年龄，我就厌恶暴力，这种感情持续至今。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父母就教育我不要盯着残疾人或盲人看，并对贫穷的人施以援手。我确信，这种教育使我免于形成对待少数群体的偏见态度。
这个案例表明，温和宽容的态度，是先天气质和适当教育共同造成的。
针对反纳粹的德国人的研究揭示了许多构成宽容态度的因素。（我们十分乐于采纳这种跨文化的证据，这有助于发现哪些是人类本质的普遍原理，哪些是文化所导致的结果。）大卫·利维（David Levy）针对抗拒希特勒不容异己的政权的德国男性进行研究3 ，发现他们与其父亲的关系相较于一般德国人而言更为亲密，整体而言，他们的父亲都不是严厉的纪律约束者。而且，他们的母亲也常常对他们表达出爱意。在很多宽容人格的案例中，我们发现没有兄弟姐妹也会加强这种早期的、基本的安全感。这些发现支持了我们在美国研究中得到的结论，这使我们进一步相信，早期的养育方式是使孩子形成宽容人格的重要因素。
利维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反纳粹者的家庭往往存在跨越宗教信仰与民族的通婚现象；相似地，广泛的阅读或者旅行也能够扩宽他们的视野。也就是说，家庭氛围并非形成宽容人格的唯一要素，后来获得的经验也很重要。
我们能够就此得出结论，宽容极少是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受到不同力量的推动。这些推动宽容人格形成的力量（气质、家庭氛围、特定的父母教育、多元的经验、学校和社区影响）越多，就会使人格越具有宽容的特质。
宽容的类型
不同程度的宽容个体在种族态度方面可以分为两类，显著 （salient）的宽容与非显著 （nonsalient）的宽容。某些人在特定问题上似乎总是将公平作为首要的关键因素，并将其视为自身行为动机中的重要部分。反纳粹的德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们时刻关注着希特勒的种族主义，并与其进行抗争。然而，这样的抗争会危及自身生命安全，他们不得不时刻维持它的显著性。
其他的宽容个体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他们习惯于用民主的态度对待所有人，无论对方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在他们的眼里，人生而平等：大多数人作为某群体成员的身份对他们的态度不会造成任何影响。我们在第8章中提到，相较于对犹太人群体持有严重偏见的个体而言，对犹太群体没有偏见的个体往往更难以通过面部表情辨别犹太人，因为对他们来说，犹太人与非犹太人的区分不如对前者来说显著。
可以说，最宽容的人是不会表现出任何种族态度的。对他们而言，一个人只是一个人而已。但是这种良性的意识缺失在我们现今的社会里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人类关系大部分都构建于阶级的框架之中。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只是简单地将黑人当作单独的个体来看待，然而环境迫使他们注意到种族的差异。这种普遍的社会歧视使种族态度变得尤为显著。
除了显著的宽容与非显著的宽容，我们还可以将宽容人格区分为顺应的 （conformity）宽容与基于性格形成的 （character-conditioned）宽容，就如同我们在第17章中对偏见作出的分类一样。在没有种族问题的社区中，或是习惯于按照宽容标准处理种族问题的社区中，人们会将宽容视为理应如此的态度。其中的人顺应了宽容的群体规范。然而，基于性格所形成的宽容是一种正面的人格结构，对于整个人格的建设具有功能意义。
基于性格形成的宽容总是意味着，个体对他人始终抱有积极的尊重——无论对方是谁。这种尊重可能会延伸到生活方式中的方方面面。一些人似乎怀有一种总体上的友善情感，一种真诚的善意。而另一些人的价值倾向则更具美学意味，文化差异让他们感到愉悦，外群体的成员对他们来说是新鲜有趣的。还有些人则将自己的宽容态度根植于自由主义政治观点与进步哲学的框架之中。另一些人则主要由正义感驱动。还有一些人认为，在国内公平地对待少数群体，是与国际上的和平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只有更加公平地对待国内的有色人种群体，自己才能够与全世界的有色人种和平共处。4 简而言之，基于性格形成的宽容是基于某种积极的世界观的。
战斗的宽容与和平主义的宽容
有些宽容的人是战士。他们无法忍受任何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他们也无法容忍不宽容。有时，他们会组成一个团体（例如，种族平等委员会），对餐馆、酒店和公共交通进行是否存在歧视的考察。他们作为间谍潜入对立方的组织，使煽动者与狭隘的亲法西斯组织得到曝光。5 他们支持并执行法律诉讼以挑战并最终击溃种族之间的隔离。他们会加入更为激进的改革派组织，我们能够在立法听证会，或者任何涉及公民权利的热点问题讨论中见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能说这样的狂热者自己也有偏见吗？答案有时是肯定的，有时是否定的。在这些战斗的宽容者之中，有一些是“反向的偏见者”，例如，他们会没来由地憎恶南方的白人，就像许多白人不理智地憎恨黑人一样。在他们的内心，可能有着同样的过度分类与同样潜藏着的心理动力过程。反向的持有偏见者可能会将所有持有偏见的人都称为“法西斯主义者”，或控诉所有的雇主都在剥削雇员。许多为“平等”信念而奋斗的共产主义煽动者似乎也是恰当的例子。在第1章中，我们将偏见定义为针对群体的不理性的敌意，将其他群体邪恶的属性进行夸大与过度泛化。基于这一定义，一些改革者和他们试图改变的人一样都有偏见。
然而，其他一些好战的宽容者似乎有能力更好地分析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在特定的时间采取特定的行动，比如通过某个特定的立法法案，将会促进少数群体的利益，于是他们就会投入战斗。他们的行为是基于对自身价值的现实评估之上的，而非基于对对方的刻板印象。或者，他们可能会故意无视社会习俗，并冒着被驱逐的风险对被排斥者展示友好的态度，以实现自身的价值。这种情况下，好战分子并没有对其所反对的群体进行歪曲。其坚定的信念与偏见是不同的。有人就信念 （conviction）与偏见 的区别做出定义，说：“你可以做到不带感情地谈论你的信念。”这个答案绝非完美——但却道出了真相。信念绝非完全缺乏情感，但它所带有的是一种能够控制的和不同寻常的情感，指向消除现实的障碍。相比之下，偏见中的情绪被扩散和过度地泛化了，影响了与此无关的事件。
强烈的民主情绪也可能导致个体成为好战分子。这个发现来自多布洛斯（Dombrose）和莱文森（Levinson）的研究。6 研究人员对被试进行了两次测试：一个“民族中心主义”测试（E -scale）和一个“好战与和平的意识形态”测试（IMP -scale）。结果发现，对民族中心主义持温和的反对态度的被试往往认同温和的改革方式。而对民族中心主义持强烈反对态度的被试往往更为激进。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74。例如，好战分子会赞同如下的主张：
我们应该通过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可能的手段，给予黑人与其他群体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权利。
一个人可以是民主的，相信言论自由的，但他仍然能够否认法西斯有言论自由和聚会的权利。
共和党和民主党人目前的差异很小，我们需要一个真正代表人民的党派。
正如研究的作者所指出的，许多具有民主信念的人都有一种超越种族和民族问题的气质上的好战性。他们想要广泛的改革，而且他们现在就想要。
和平的民主派人士（他们对种族中心主义的反对倾向并没有那么激烈）会使用较为温和的方式，并赞成渐进的改革运动。他们会赞同如下的主张：
聪明人能够在处于斗争的“左”与“右”两种意识形态之间找到中间地带。
“把你的右脸也给他打”依然是一条实用的生活哲学。
对反犹主义言论的过分反对没有益处；这只会让你陷入无意义的争论之中。
国际上的紧张局势主要是缺乏对其他人和国家的了解所导致的。
首选的行动方式是教育、耐心、渐进的——“和平主义”的模式。
正如这项研究所证明的那样，事实上，具有强烈的反民族主义感情者倾向于成为好战分子，然而两者并不具有完美相关性。极为民主的个体完全有可能怀有渐进主义和“和平主义”的改革理念。伟大的黑人领袖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就是一个例子。
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
无论是好战的宽容者还是和平主义的宽容者，他们在政治上都更有可能属于自由派。而持有偏见的个体往往是保守主义者。两者的相关性达到了+0.50。7 这项研究量表所定义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位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向往社会进步的个体。他不再强调粗糙的个人主义和商业成功的重要性；他将通过增加工会和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来削弱商界的力量。他倾向于对人性持乐观态度——人性可以变得更好。大多数量表所定义的激进主义都是同一模式中更强烈的一个等级。
但是，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完全反对目前社会结构的自由主义者和极端的激进分子（例如，共产主义者）之间似乎存在着质的差别。激进分子的民族情绪往往包含在对社会整体的激烈抗议之中。他们对系统的仇恨远比想要改善少数群体状况的愿望更强烈。
因此，认为激进主义只是程度极端的自由主义是不正确的。两种观点的功能意义有着显著的差异。自由-平等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社会总体上说运行得很好，只是需要加强对每个个体的关怀，无论对方是穷人、病人还是少数族裔。他的生活目标是改善主义——让事情变得更好。而另一方面，激进分子整体的生活框架则是否定的——以仇恨为底色。他们想要彻底颠覆现状，而不怎么担心后果。
事实上，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都与宽容的种族态度具有正向相关性这一事实，成了持有偏见者（很可能是政治保守主义者）手中的有力武器。他们会以部分真实的证据控诉那些信仰平等权利的“激进分子”。一位来自南方的议员声称：“人人都知道，共产党在南方的主要目标是混合种族。”因此，对他来说，代表黑人要求温和改革的对手就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样的逻辑是错误的。这就像是在说，所有75岁以上的人都赞同社会保障；因此，所有支持社会保障的人都超过了75岁。然而，他混乱的逻辑却帮助他达成了目的。他将“共产主义者”的标签强加于改革者之上。而事实上，他们中很少有人属于共产主义者。
教 育
宽容的个体除了比持有偏执者更为自由（或更为激进）之外，是否也更聪明？初看上去是这样，因为难道两极分化、过度概括、投射、错置不都是智力低下的标志吗？
然而这个问题是复杂的。即使是偏执狂，在他们的紊乱区域之外也可能是十分理智的。持有偏见的个体也经常会取得成就，而不会表现出与“低智商”相关的普遍愚蠢。
如果我们援引对儿童的研究，就会发现宽容人格与更高的智力有着轻微的关联。两者的相关性在+0.30左右。8 这种相关性不算高，并且受到所属社会阶级的影响。低智商的孩子往往来自贫困家庭、受教育机会更少，无知和偏见程度可能更高。因此，我们无法确定宽容与智商之间是否存在着基本的相关性，或者所属阶级和家庭养育方式是否是两者背后的共同基础。
如果我们的问题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否比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更易于形成宽容的态度？来自南非的一项研究能够给出肯定的答复。9 研究人员针对教育程度不同的白人对当地人的态度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赞成当地人拥有更多工作机会者：
受过大学教育84%
只受过小学教育30%
赞成当地人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者：
受过大学教育85%
只受过小学教育39%
赞成当地人拥有更多政治权利者：
受过大学教育77%
只受过小学教育27%
从这些数据看，教育的影响是显著的。也许更高的教育程度能够减轻个体的不安与焦虑。也许教育能够使个体看到社会全景，并理解一个群体的福祉是与所有群体的福祉相关联的。
在美国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果——虽然没有那么显著。美国的研究人员在使用了南非研究中使用的问卷后，测出受高等教育者与未受教育者的答案间存在10%~20%的差异，而非南非研究人员所报告的50%。10
我们需要注意两种问题之间的差异（这点在第1章中也有提及）：考察态度的问题，以及考察信仰与知识的问题。就关于少数群体知识的了解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相较于只有小学教育程度的群体，在有关少数群体的知识 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例如，前者中有更多人知道黑人的血液成分与白人的血液成分没有任何本质差别。而且大部分黑人都对自身的命运感到不满。两者态度间的差异有30%~40%是可以由两者知识的差异所解释的。但是，宽容态度与知识水平并不同步。平均而言，道德态度与教育程度没有太多联系。
一项研究表明，大学生的宽容程度与其父母的教育水平存在相关性。超过四百名学生参与了偏见的测试。研究人员将被试按照得分分成两组——宽容程度更高的群体与宽容程度更低的群体。表12显示了这项研究的结果。11
表12 父母受教育程度与偏见得分的相关性
更宽容的那一半
更不宽容的那一半
父母双方都有大学学位
60.3
39.7
父母中一方有大学学位
53.0
47.0
父母均没有大学学位
41.2
58.8
因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通识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宽容水平，并且这种收益会显著地传递给下一代。教育的这种成果究竟是来源于增强的安全感、更带批判性的思维习惯，还是更优越的知识，我们尚无法判断。我们无法将这种成果都归结于特定的 “跨文化教育”项目，因为这是近年来学校才开展的一项培训。
有证据表明，在存在此种特定类型教育的地方，人们的宽容程度的确有所提升。研究发现，在报告自己接受过特定跨文化教育的大学生中，超过70%的个体属于宽容程度更高的群组 。12
这些学生报告——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学习到了关于“种族优势和劣势理论”的基本课程，或是“少数群体与其他群体一样——有好人，也有坏人”。
虽然教育——特别是专门的跨文化教育显然有助于宽容态度的形成，但是，我们也能够注意到，它并非唯一的影响因素。而且它与宽容态度之间的相关性也并不十分显著。因此，我们无法赞同“偏见的问题都是教育的问题”这个观点。
移情能力
影响宽容态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所不了解的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有时被称为共情，也许我们也可能称之为“理解人们感受的能力”“社交智慧”“社会敏感度”，或者，借用一个富有表现力的德国词语——“知人之明”（Menschenkenntnis）。充分的证据能够表明，相较于苛刻狭隘的群体，持有宽容态度的群体对于他人人格的判断更为准确。
例如，在一个实验中，研究人员将一组在衡量专制主义量表中得分很高的大学生，与另一组年龄性别相同，但得分较低的大学生进行配对。在二十分钟的交谈中，每对学生就自己所喜爱的广播、电视、电影进行闲聊。在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后，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通过这种方式对对方形成了印象。所有被试都不了解实验的目的。在谈话结束后，每个学生单独在另一个房间中，完成一份他认为刚与他进行对话的人会如何反应 的问卷。有27对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
结果表明，高度威权主义人格的学生会将自身态度“投射”到对方身上；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他们的对话者也会以一种高度威权主义的态度回复量表（尽管实际上那些人在量表中得分都很低）。与之相反，低威权主义的学生则更为正确地判断了其谈话对象。他们不但判断出对方是高威权主义的，还更正确地估计了对方对显示其他性格倾向的问题的回答。简而言之，相较于苛刻狭隘的学生而言，持有宽容态度的学生似乎普遍更擅长对谈话对象做出正确判断。13
诺琳·诺维克（Noreen Novick）做过的另一个（未发表的）研究能够使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在美国的一所训练学校中，一些外国学生被要求在其同学中挑选出那些如果作为外交人员被派遣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服役的话，最能够在自己国家的社会中成功者。他们对这项问题的答案显示出惊人的一致性：某些美国人将在任何国家受到欢迎；而有些美国人在哪里都不受欢迎。研究人员将两个极端组别——得到所有人提名者与无人提名者作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寻求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特征。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够成为受欢迎的人物，而其他人则不会这样？
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共情能力”。那些受到欢迎的学生有着显著的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他们对他人的想法很敏感。他们有“知人之明”。而不受欢迎者则缺乏这种社会敏感性。
这项研究中有两个尤为重要的发现。（1）人际关系的技巧并非因文化而异，来自所有国家的代表都会选择同样的一群具有某种天赋的个体。（2）这种天赋主要在于共情能力，一种设身处地、调节自我的灵活性。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为什么共情与宽容有关。难道不是因为一个可以正确估计他人的人没有必要感到忧虑和不安全吗？他能够准确感知他人所流露出的情绪线索，他对自身在有需要时能够回避不快而感到自信。正确的感知使他能够避免人际摩擦，并拥有成功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一个缺乏这种能力的人不能相信他自己与他人相处的技巧。他被迫保持警惕，将陌生人归类以一起（en masse）做出相应的反应。由于他缺乏察言观色的能力，他只能依赖于刻板印象。
我们还不能够明确地判断共情能力的基础是什么。它也许是安全的家庭环境，美学上的敏感性和高尚的社会价值观所共同造成的。无论它来自哪里，它都似乎是具有种族宽容的人格的一个显著特征。
自我洞察
自我洞察的特质也是类似的。研究表明，对自我的了解往往与对他人的宽容态度联系在一起。有自知之明、懂得自我批评的人不会惯于把自己的责任归咎于他人。他们了解自身的能力与缺陷。
还有很多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者针对持宽容态度的群体与有偏见的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的自我理想中常常会出现自己所缺少的特质；而有偏见的个体所勾画的自我理想则是与其自身相似的。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似乎在根本上更有安全感，能够轻易发现自我理想与现实的差距”14 。他们了解自己，并不会对自身感到不满。他们的自我觉察能降低将自己的缺点投射到他人身上的诱惑。
另一项研究询问了宽容和偏见的受试者，他们是否觉得自己比普通人更有偏见。几乎所有持有宽容态度的被试都知道自身的偏见程度较低，而只有五分之一持有偏见态度的被试知道自己的偏见水平高于平均水准。15
一些研究人员提示我们注意宽容人格个体所具有的普遍的内向性（inwardness）。他们对想象过程、幻想、理论思考、艺术活动更感兴趣。相比之下，偏见人格的人格倾向是外向型的（outward）。他们会将自身冲突外化，并通过环境而非自我进行调节。持有宽容态度的个体渴望获得个人自主，而非外部制度性的锚定。16
共情、自我洞察、内向性都是难以在实验，甚至临床调查中观察得到的特质。我们现在能收集到这种程度的证据已经很令人惊讶了。然而，到目前为止，一个同样与此相关的特质——幽默感 （sense of humor）至今无法通过心理学研究得到证实。我们有理由假设一个人的幽默感与他自我洞察的程度密切相关。17 然而，幽默感是难以定义的，以目前心理学研究的水平，我们很难对其进行精确的测量。但是我们大胆断言幽默感可能是影响偏见的一项重要因素。那些在集会中向神情严肃的听众鼓吹苛刻狭隘态度的煽动者们，常被评价为“毫无幽默感的”。这是一个印象主义的判断。然而，如果我们在第25章中对于偏见人格的综合界定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缺乏幽默感的个体，也缺少了宽容人格中所需的一项特征。一个能够自嘲的人不大可能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
内罚型
这种内向性、自知之明以及自嘲能力构成了内罚型倾向，我们在第9章与第24章中对其做过讨论。自责取代了向外投射的责备。
一名研究人员研究人们对苏联的态度时，问了他的许多被试一个问题：“当事情的发展不乐观时，你更有可能归咎于他人，还是为当前情况而感到自责？”结论发现，报告自责的被试对苏联口出恶言的倾向更低。因此，内罚型特质在国际态度上也是适用的。自责的人对共产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并不会非理性地将罪责归咎到替罪羊身上。18
这种特质具有另一个更为积极的效果：对失意者的同情（有人给它起了一个名字infracaninoophilia）。这种同情可能是一种混合性的心态。它可能是真诚的，也可能会带有施恩的色彩。帮助弱势群体很容易使人的自我膨胀。有时，这种偏向几乎会带上强制性、神经质的意味。但无论这种同情是无私的还是自私的，它都可能与内罚性有关。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示人们注意一种相当普遍的社会化人格模式。这种类型的宽容个体会对弱者产生真正的同情；他对自身有着强烈的自卑与无价值感；他感到自责；他能够快速敏锐地发觉并同情别人的痛苦，在帮助许多同胞的过程中，他能够感受到愉悦。并非所有的内罚型都会发展为这种人格，但这种人格模式并不罕见。
对模糊性的容忍
读者可能会回想起我们关于持有偏见的个体在心理操作中所具有的独特认知过程的几次讨论。我们已经在各章节（尤其在第10章和第25章中）就他们的类别僵化、倾向于两极化思维、选择性感知、简化记忆痕迹，以及对明确的心理结构的需求——即使与偏见没有直接联系的过程中也是如此——进行了讨论。所有案例都基于对有偏见的被试组和没有偏见的被试组的对照研究。因此，我们可以断言，为宽容人格者所特有的心理操作也具有与偏见者相反的明显特征。
我们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宽容人格者精神生活的特征——它具有灵活性、差异性和现实主义等特点。对此最好的概括可能是由埃尔斯·福伦科尔-布伦斯威克（Else Frenkel-Brunswik）所提出的“对模糊性的容忍”。19 不过，标签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牢记其背后的原理，即对种族群体的宽容心态，与偏见心态一样，都是认知操作的整体风格的反映 。
个人价值观
然而，宽容思维不仅反映了个体认知操作的风格，还反映了个体的整体生活方式。
当我们谈论整体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其实是本章中提到的所有离散变量是如何组织和整合在一起的。宽容不仅是一种态度，还是一种模式 。气质、情绪安全感、内罚性、细分类别、自我洞察、幽默、对挫折的容忍、对模糊性的容忍——所有这些因素，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都将被纳入宽容模式之中。一种模式即一种综合，但是心理学家更倾向于以分析的方式工作。因此，心理学在处理模式或者“总体风格”时会遭遇困境。
但是，一项研究就模式问题进行了分析。它揭示了宽容是如何植根于个体的整体生活价值之中。20 研究人员基于最初由爱德华·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所提出的六大价值观对大学生进行了调查。21 研究人员还通过利文森-山福特的反犹太主义量表（Levinson-Sanford Anti-Semitism Scale）对大学生的偏见程度进行了测量。22 他们将偏见程度极高的25%被试与极低的25%被试按照价值观排序，结果如下：
反犹程度高的25%
反犹程度低的25%
排序高的价值
政治的
审美的
经济的
社会的
宗教的
宗教的
社会的
理论的
理论的
经济的
排序低的价值
审美的
政治的
两者的价值排序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当我们考虑到量表所定义的这些价值观的性质时，这项发现就具有了重大意义。政治性 （political）价值观意味着对权力的兴趣；这意味着人们习惯于从等级、控制、支配和地位的角度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事务。有些东西被认为比其他东西更高、更好、更有价值。一个用这种视角看待生活的人会自然而然地认为外群体地位低、价值低，也许还将他们看成是可鄙的；或者他会把他们视为对自己地位的威胁，或是要篡夺社会控制权。我们的这一解释得到了来自宽容被试组的数据支撑，与偏见群体恰恰相反，他们几乎不具有通过权力-层级看待生活的倾向。因为他们对政治性价值的排位最低。
审美 （aesthetic）价值观（在宽容群体中得分最高，在偏见群体中得分最低）代表着对特殊性 （particularity）的兴趣。它意味着生活中的所有事件——无论是日落、花园、交响乐或者是一种人格——都作为其本身而被欣赏。审美的态度不是分类的，每一种体验都作为独立的经验而具有内在价值。持有审美价值观的个体是个人化的。当他遇见某人时，他会将其作为一个人，而非一个群体的成员来进行评价。由于偏见群体很少持有这一价值观，而宽容群体则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该价值，这个发现具有指导意义。
排在第二位的价值观也很有趣。经济性 （economic）价值观代表对效用（utility）的兴趣。“这有什么用处？”是持有经济性价值观的群体最常问的问题。这种价值观常见于商品的生产与分发过程中，或银行和金融行业中。在一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政治性价值观与经济性价值观自然而然地具备相关性（在“价值观量表”［Study of Values］中，它们的相关度为+0.30）。反犹太主义者能够轻易地将犹太人的形象阐释为一种经济威胁、金钱至上的代表（自身金钱至上思维的投射？）和竞争对手。宽容的个体即使在生活中经济条件较差，也不会过分敏感于少数群体对其经济状况所产生的威胁。
社会性 （social）价值观在宽容人格中的认可度达到了第二的位置。它代表着爱、同理心、利他主义。个体对这种价值观的重视，使种族偏见无法在其生活中发挥出显著的作用。尤其是当社会价值观与审美 价值观相结合时，个体的注意力会聚焦在对象的优点上，继而对泛化思维产生抗拒。
显然，这两种人格中宗教性 （religious）价值观与理论性 （theoretical）价值观的排位都不高。这很容易解释。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读到，宗教既可能倾向于加强偏见，也可能倾向于减轻偏见，这完全取决于个体对宗教的理解。在这项研究中，宗教的效应互相抵消，使宗教性价值居于中间位置。而理论性价值观代表着对普世真理的兴趣。这在反犹太主义群体中是最不被看重的价值观。持有偏见的个体显然并不关心真理的价值。这个价值观之所以没有能够在宽容群体中具有重要位置，是因为审美价值观、社会性价值观与宗教性价值观在宽容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更具有决定性。
生活哲学
在福斯特（E. M. Forster）关于偏见的经典小说《印度之旅》（Passage to India ）中，几位英国人正在筹划一个聚会。受邀嘉宾的名单变得越来越长，甚至包括了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其中一位英国人惊愕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些人，不然谁也不会参加这场聚会。”
而宽容的人会持有与此相反的观点。越多人参加他的聚会，他就会感到越满足。排外主义的生活方式不适合他。
本章就很多人为什么会更偏爱包容的生活方式，给出了一些影响因素。一些人似乎生来性格温厚。另一些人的性格则显然反映了他们早年受到的养育方式。他们看重审美价值观和社会价值观。受教育程度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会使他们具有整体上偏向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自我洞察也是影响因素之一。类似的还有换位思考的能力（共情）。总而言之，基本的安全感与自我的强韧度能够抵消在追求个人安全保障的过程中压迫性、归咎于他人、依赖于制度主义，以及专制主义所带来的影响。
问题的核心似乎在于，所有个体都试图完成自身的本质，即通过沉浸式习得（第19章）。他在探索中可能走上的路有两条。一条路要求他通过排斥性的平静获取安全。选择这条路的人执着于狭小的安全地带、不断缩减社交圈、敏锐地选择能够抚慰自己的对象，并排斥对他产生威胁的一切。另一条路则是放松的、自我信任的，因此也需要对他人的信任。走上这条路的个体不再需要将陌生人排斥在自己的聚会之外。对自身的爱是能够与对他人的爱共容的。基于在处理内心冲突和社会变迁中所获取的安全感，我们可能能够形成宽容的导向。与持有偏见者不同的是，宽容的个体不会将世界视为一个人性本恶且充满危险的丛林。
正如我们在第22章中所读到的那样，一些关于爱与恨的现代理论，都坚持认为所有人的原始导向都指向信任与爱。这种天性会在母亲与孩子之间、地球与生物之间自然而然地生长形成。爱是所有幸福的源头。生活中的仇恨与敌对可能只是对这种自然生长的爱的扭曲。对挫折与剥夺的错误处理才会滋生仇恨，它是自我核心所不能整合的部分。23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民主人格和向成熟的人格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内心的安全感之上的。只有当生活中不再有狭隘的威胁时，或者个体能够通过自身内心的力量化解这些威胁时，人们才能够与所有类型、处于所有状况的他人彼此和平共处。
参考文献
1. 在社会研究领域的重点似乎将有所改变。哈佛大学的助学金研究完全致力于研究正常大学生的身心健康。Cf. C. L. HEATH, What People Are: A Study of Normal Young Me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 Press, 1945. 在同一所大学，帕·索罗金领导着一个专门致力于发现有利于“好邻居”的条件的研究中心。Cf. P. A. SOROKIN, Altruistic love: A Study of American “Good Neighbors” and Christian Saints, Boston: Beacon press, 1950.
2. 第18章和第24章给出了这些断言和本节中其他断言的证据（除非另有说明）。
3. D. M. LEVY. Anti-Nazis: criteria of differentiation. Psychiatry , 1948, 11, 125-167.
4. Cf. J. LAFARGE, No Postponement ,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50.
5. Cf. J. R. Carlson, Under Cover, New York: E. P. Dutton, 1943, Also the publications by Friends of Democracy Inc.
6. L. A. DOMBROSE AND D. J. LEVINSON. Ideological “militancy” and “pacifism” in democratic Individual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50, 32, 101-113.
7. 见S. P. ADINARAYANIAH的研究：A research in color prejudice,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l, 31, 217-229。另见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50, 特别是第179页。
8. Cf. R. D. MINARD, Race attitudes of Iowa children, University of Iowa Studies in Character, 1931, 4, No 2. Also, RUTH ZELIGS AND G. HENDRICKSON, Racial attitudes of 200 sixth-grade children,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 1933, 18, 26-36.
9. E. G. MALHERBE. Race Attitudes and Education . Johannesburg, S. A.: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1946.
10. S.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9; RIVA GERSTEIN, Probing Canadian prejudices: a preliminary objective survey,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7, 23, 151-159; BABETTE SAMELSON, The Patterning of Attitudes and Beliefs Regarding the American Negro , Cambridge: Radcliffe College Library, 1945.
11.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Some roo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6, 22, 9-39.
12. Ibid.
13. A. SCODEL AND P. MUSSEN. Social perceptions of authoritarians and nonauthoritarian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3, 48, 181-184.
14. T. W. ADORNO, et al. Op. cit., 430.
15.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Op. cit.
16. Cf. E. L. HARTLEY, Problems in Prejudice , New York: Kings Crown, 1946.
17. Cf. G. W. ALLPORT, Personality: A Psychological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Henry Holt, 1937, 220-225.
18. M. B. SMITH. Functional and Descriptive Analysis of Public Opinion . (Unpublished.) Cambrid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947.
19. ELSE FRENKEL-BRUNSWIK.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n emotional perceptual perso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949, 18, 108-143.
20. R. I. EVANS Personal values as factors in anti-Semitism.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2, 47, 749-756.
21. Also G. W. ALLPORT AND P. E. VERNON, A test for personal value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31, 26, 231-248. 这个测试于1951年被修订了，参见G. W. ALLPORT, P. E. VERNON, AND G. LINDZEY, Study of Values ,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1。
22. D. J. LEVINSON AND R. N. SANFORD. A scale for measurement of anti-Semitism.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4, 17, 339-370.
23. 对于这个观点的详尽阐释见：E. FROMM, Man for himself , New York: Rinehart, 1947; I. SUTTIE, The Origins of love and Hate , London: Kegan Paul, 1935; G. W. ALLPORT, Basic principles in improving human relations, Chapter 2 in K. W. BIGELOW (ED.), Cultural Groups and Human Relations ,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