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宗教与偏见

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

——《使徒行传》

宗教是一个诅咒——使已经四分五裂的世界进一步分隔。

——第二次世界大战老兵

宗教的作用是矛盾的。它既会制造偏见，也会消解偏见。虽然各个伟大宗教的信条都是普世的，都会强调兄弟情谊，然而这些信条在实践的过程中往往是充满分裂和残酷的。以崇高的宗教理想之名所进行的可怕迫害，削弱了宗教理想的神圣、高尚。一些人认为解决偏见的唯一途径就是更多的宗教信仰；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解决偏见的唯一途径就是废除宗教信仰。部分有宗教信仰个体的偏见程度比平均水平更高；也有部分有宗教信仰个体的偏见程度比平均水平更低。我们将试图揭开这一悖论。

现实冲突

首先，我们应该对宗教在各个方面所固有的某些本性，或可能无法解决的冲突保持清醒的认识。

我们先看一下某些伟大宗教的以下宣称：它们都声言自己掌握了绝对的、终极的真理。信仰不同的绝对真理的人们无法对彼此产生认同。在各宗教的传教士都在积极游说他们各自真理的情况下，这种冲突就变得更为尖锐了。例如，在非洲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传教士长期以来处于对立状态。双方都坚持认为，如果其信条在实践中得以完全实现，它将消除人与人之间的所有种族区隔。的确如此。但实际上，任何一种宗教的绝对真理都从未被多于一小部分人类所接受。

天主教因其本质就必须相信犹太教和新教是错误的。犹太教和新教中的一些教派也会认为其他教派与自身的信仰在很多方面互斥。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中，印度教在原则上似乎是最宽容的，“真理只有一个，但人们用许多名字称呼它”，神也有许多同样有效的面向和化身。然而与此同时，历史上的印度教在其信徒中生成了种姓这种恶的制度，也并不是没有分裂冲突。

由于没有一个宗教能够成功地征服全世界，人们的这些分歧点可能是冲突的真正焦点。当一个真诚的信徒试图用武力改变一个不信的人时，那个不信的人（信奉另一套截然相反的绝对真理的人）也会以死相搏。殉道者有时是偏见的受害者，但他们也可能是现实的理想冲突的受害者。只要是核心价值相异的人，就会有分歧。那些勇敢地为自己的信念辩护的人，或者那些誓死捍卫自己信念的人，不一定是有偏见的，也不一定是偏见的受害者。

虽然能够导致现实冲突的因素很多，但大多数宗教都包含旨在减轻冲突的教义。例如，他们认为即使外群体现在生活在谬误之中，他们也将在未来获得上帝的救赎。同情是一种美德。即使在实践中，宗教所带来的残酷压迫很普遍，但是在原则上，神学很少认可对异教徒的残忍。在现代，关于纯粹宗教问题的公开冲突也较少。现在的情况是，希望表达某些绝对信条的个体退进了自己专属的小群体，而且大多数时候他们也认可其他人同样享有这样的权利。

目前在美国，关于天主教会是否对民主自由构成潜在威胁，如果天主教徒获得政府的多数控制权，他们是否会取消他人的宗教信仰自由，有相当多的讨论。这样陈述出来的问题是现实的，也能够获得一个现实的答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必定会出现绝对信仰所造成的现实冲突。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些问题就应该合理地被弃置。如果尽管有明显的与之相反的证据，指控却仍然存在，那么就是偏见在起作用。

但是，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人们很少能够基于现实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双方都会对对方提出无关的指控。反天主教主义者仅仅想利用这个问题掩饰自身的仇恨。他们痛恨天主教，他们能够迅速地将任何天主教教义或做法视作对民主自由的“威胁”。他们的感知和解释是选择性的。相反，四面楚歌的天主教徒极为憎恨这些无关紧要的指控，以至于他们也从基本问题上分心，做出相反的指控。

总之，虽然对立的绝对信仰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我们能够在实践中找到通过和平方式弭除这些差异的方法。事实上，一些宗教所倡导的绝对真理本身也欢迎这种适应，积极帮助我们找到适应的方法。然而，好战分子很可能使争论升级为公开的冲突。最为显著的就是，与宗教有关的所有问题都会成为各种与此无关的挑衅。而偏见则弥漫在所有与问题本质无关的冲突之中。

宗教中的分裂因素

宗教成为偏见焦点的主要原因是，它通常不仅仅代表信仰——而是群体文化传统的核心。无论一个宗教的起源如何崇高，它都会通过接管文化功能而迅速世俗化。伊斯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这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相关文化的群体，与非穆斯林世界有着天壤之别。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在人们已经很难记住它最初的核心，基督教各教派已经被捆绑在各亚文化和民族团体中，因此宗教分裂与民族分裂相伴而生。这些情况都在犹太人的案例中得到了最清楚的体现。虽然犹太人主要是一个宗教团体，但它同时也会被视为种族、国家、民族、文化（第15章）群体。当宗教上的区分又承载了其他区分的功能时，就会产生偏见。因为偏见意味着使用恒定的、具有过分囊括性的分类取代差异化思维。

教会的神职人员可能常会成为一种文化的卫护者。他们也使用不恰当的分类。在捍卫自身绝对信仰的同时，他们也将自己所在的内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捍卫，并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信仰的绝对性中为他们团体的世俗行为找到正当理由。他们经常用宗教制裁来辩护和美化种族偏见。一位波兰裔美国移民分享了以下经验：

我能够生动地回忆起12岁时在学校所受到的宗教教育。有些学生问牧师是否可以抵制犹太商店。牧师的回答让他们感到安心：“虽然上帝教我们爱人，但他没有说我们不能够偏爱一些人。因此，相较于犹太人，我们更偏爱波兰人，只光顾波兰商铺是没有问题的。”

牧师是一个虔诚的骗子，他将宗教按照世俗的偏见进行了扭曲，并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了偏见的种子，而这种偏见可能会成长为掠夺和大屠杀的基础。新教徒歪曲神学以合理化自身种族利益的行为也是同样虚伪的。

因此，虔诚可能会成为掩盖与宗教本质无关的偏见的借口。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以下段落中提到了这一点：

对犹太人的诱捕，对亚勒比根斯派（Albigenses）和瓦勒度派（Waldenses）的追杀，对贵格会的捣毁，对卫理公会（Methodists）的逃避，对摩门教徒的谋杀，以及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更多地是在表达人原始本性中对新事物的恐惧症，而非在表达他们的各种信仰本身有什么冒犯我们之处。他们与我们相同的外貌激起了我们的好斗心，我们天生就会将那些异样的和奇怪的人当成外人对待。虔诚是种掩饰，部落本能才是内在的驱动力量。1

我们之所以引用这段话，是因为它指出了宗教与迫害之间的不相关性。我们不需要赞同詹姆斯的观点：将偏见的本能根源视作“人原始本性中对新事物的恐惧症”。

当人们用他们的宗教为追求权力、声望、财富和民族私利辩护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令人憎恶的结果。宗教与偏见由是融合在一起。人们常常可以从民族中心主义的口号中发现这种融合：“十字架与星条旗”“白人、新教徒、外邦人、美国人”“被神所拣选的人”“神与我们同在（Gott mit uns）”“上帝的国家”。

一些神学家通过宣扬将宗教建立在自身利益之上的人即为罪人这一点，来解释这种对宗教的歪曲。每当人们转向上帝，而不背离自我时，就会产生罪恶。换言之，犯下骄傲之罪的人没有学到宗教的本质，宗教的本质绝非自我开脱、自我肯定，而是谦逊、自我节制、爱人。

按照自身的偏见而扭曲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是很容易的。一位极其反犹太人的天主教牧师会宣称，基督教不是爱的宗教，而是仇恨的宗教。对他而言的确如此。一系列新教教派因类似的对福音书的歪曲而繁荣。2

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曲解。使我们注目的是，信仰宗教的人们似乎更容易从虔诚滑向偏见。即使是教会中的圣人也无法避免这种倾向。下面这段布道摘录能够说明这一点：

犹太会堂比妓院更龌龊……它是恶棍的巢穴……是犹太罪犯的聚集地……他们在那里策划暗杀基督……这是贼窝，恶名昭著的地方，恶人的住所……我对他们的灵魂持相同的态度……滥情纵欲的恶人和醉汉使他们转生为色鬼和猪……我们对他们不应该有任何敬意，或者和他们有任何的交谈……他们是些贪婪的、好色的、背信弃义的强盗。3

诚然，这篇布道写于4世纪；但是它出自当时教会中最伟大的圣人，圣约翰·屈梭多模（St. John of Chrysostom）笔下。这位圣人创造了最古老的礼拜仪式和许多崇高的祷文。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有些人在他们生活的某些领域可能真正富有普世的宗教情怀，而同时在其他领域可能是偏见和狭隘的。天主教历史上对犹太人的评断就充满着这种冲突。在某些时期，会流传着特定的一些偏见，但在另一些时候则怀有真正广泛的同情，正如如今教宗庇护十一世所发表的演讲那样：“我们基督徒不能参与反犹太主义。我们在精神上都是犹太人。”

像在美国的吉姆·克劳教会（Jim Crow church）中，也能够发现种族中心主义对普世主义的污染。大多数黑人新教徒都会去种族隔离的教堂做礼拜。4 而种族隔离在天主教会的教堂中并不明显。虽然无论是新教还是天主教，种族隔离的比例都在缓慢缩减5 ，但这种批评似乎是有道理的，在美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教会一直是种族关系现状的维护者，而不是寻求改善现状的十字军战士。

我们认为，虽然宗教间的现实冲突时有发生，但大多数所谓的宗教偏见实际上是出于自身利益的民族中心主义与宗教相混淆的结果，而后者为前者的合理化提供了借口。

体制化宗教中所存在的极端多样性加剧了这种情况。1936年，美国宗教机构的普查显示，全国约有5600万名教徒。其中约3100万名是新教徒，还有2000万名天主教徒和460万犹太教徒。总共有256种教派，52个团体。每个团体中拥有超过5万名成员，占总数的95%。另外，还有少数的印度教徒、穆斯林、佛教徒和美洲本土宗教信仰者。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像这个国家一样，存在形式如此之繁杂的宗教信仰（与无信仰）。许多教派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移民将旧世界的分裂带到了这个国家，虽然也存在一些本土教派，如后期圣徒（Latter Day Saints），基督门徒（Disciples of Christ），以及各种五旬节团体（Pentacostal）。尽管新教团体之间近来不断发生温和的摩擦，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在可预见的将来会发生相当程度的统一。

因此，宗教因其机构组织形态就是分裂的。如今，教义间的区别不再像以前那样尖锐与重要了。此外，自美国殖民地建立之初，就有数量惊人的普遍的宗教大赦运动。宪法和权利法案标志着旧世界和殖民地长期以来对宗教实行的严苛政策的巨大改善。但与此同时，现存的分裂使人们很容易用种姓、社会阶层、民族血统、文化差异和种族等无关的考虑污染宗教的普世信条。天主教徒较少因他们的信仰而受到轻视，但他们仍然被困于最初针对移民的偏见——移民往往教育程度低。圣公会教徒不再因为他们的教义而受到迫害，但他们会由于自身的势利和上层优越感而受到厌恶。五旬节派被认为是原始的，这一信念中的感情色彩远大于宗教因素。耶和华见证人派因为政治上的轻微偏离而受到迫害。以上这些偏见都不是宗教性质的。

事实上，伴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我们会疑惑偏见是否可以为宗教所专属？教义的差异的确存在，现实冲突也可能发生。只有当宗教成为给群体内优越性辩护的借口，并因超越信仰差异的原因贬低外群体而过度扩张时，偏见才会出现。

各宗教群体的偏见是否存在差异？

有许多实验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作为研究对象，以观察哪个群体所显示出的偏见更为强烈。而结果往往是模棱两可的。一些研究发现天主教徒偏见程度更为强烈，而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新教徒的偏见程度更为强烈。还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两者间有任何差异。6

在发现差异的实验中，似乎宗教并非引起差异的直接变量。在天主教徒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社会经济地位也更低的地方，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轻微的更高程度的偏见。而在新教徒受教育程度更低，地位也更低的社区中，他们似乎也持有更高的偏见水平。

虽然研究人员没有发现整体的差异，但是该领域的一项研究呈现出尤为有趣的结果。研究人员使用博加斯社会距离量表对一所东部大学的900名新生进行了测试。7 平均而言，天主教、新教和犹太学生之间的测试结果没有区别。每个群体所欢迎或排斥的民族的数量都是相近的。然而，研究人员发现，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学生有着各自特殊的排斥模式。

犹太学生最为排斥加拿大人、英国人、芬兰人、法国人、德国人、爱尔兰人、挪威人、苏格兰人和瑞典人（总体上说，他们排斥这个国家里地位较高，较受偏爱的族群）。天主教学生最排斥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黑人和菲律宾人（对有色人种群体尤为排斥——可能与关于“异教徒”的观念有关）。新教徒学生最为排斥亚美尼亚人、希腊人、意大利人、犹太人、墨西哥人、波兰人、叙利亚人（排斥他们在自身文化中所熟悉的“少数”群体）。

这项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表明，虽然偏见的平均程度可能相同，但不同的群体可能会根据自身的价值观形成不同的憎恶对象。因此，犹太学生似乎憎恨肤色白皙、占主导地位的多数群体，这些群体传统上把他们置于较低的地位。天主教徒将非天主教徒、距离较远的种族（有色人种）视为厌恶的对象。而新教徒则选择在自己的社会中地位较低的群体作为偏见的对象。

虽然这项研究并没有发现犹太教被试的平均偏见较低，但大多数研究人员确实注意到了这一趋势。例如，在一项研究中，78%的犹太教被试对黑人的友善态度高于平均值。8 而这类发现并不少见。在第9章中，我们就迫害对犹太人态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发现这导致了犹太人对弱势群体的认同与同情。而这是这类遭受过迫害的群体的普遍反应。

我们缺乏数据以进行更为精细的比较：例如，两个新教教派之间的差异。但是，就目前的发现而言，类似的分析很可能没有意义。

然而，研究人员就宗教教育的强度与偏见之间的关系得出了惊人的发现。他们针对400名学生进行采访，“宗教在你的成长中有着多大程度的影响？”之后，研究人员发现，报告宗教在其成长过程中是一个显著的或中等程度因素的学生的偏见程度，远高于报告宗教在其成长中起到了轻微的或不存在的作用的学生。9 其他研究也揭示了这一点，相较于教徒，无宗教信仰的个体所持有的平均偏见程度更低。

两种宗教性

尽管会让宗教人士不快，但这个发现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它指向教会似乎在宗教教育中以普世论为掩盖，向信徒输入了不良的信念，然而它却似乎与其他证据相矛盾。在同一调查中，研究人员还要求学生说明他们所接受的宗教教育是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种族态度的。人们对此的观点分为两类。一些人坦白地认为宗教的影响是负面的，它使人对其他宗教与文化群体产生鄙夷。但是，也有人提到宗教的影响完全是正面的：

教会使我知道，我们都是平等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都不应该有迫害。

它帮助我理解了这些群体的感受，我意识到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人类。

在第25章中提到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调查中，研究人员也注意到了宗教教育的双重影响。他们发现，许多反犹太主义者是清教徒式的、道德主义的、（在制度意义上）献身教会的。然而，研究人员也报告说：

在反犹太主义量表中得分较低的群体中也有许多教徒，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他们似乎对信仰有着更深层次上的体验，并注入了伦理和哲学的特征，而不持一般认为宗教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的那种功利而刚硬的观点。10

因此，虽然总的来说，教会成员似乎更多地与偏见联系在一起，但仍有许多情况下，其影响恰恰相反。宗教是高度私人化的事情。对于不同的个体而言，宗教的意义也各不相同。它的功能意义可能既包括为停留在婴儿期的幼稚自我和不理性臆想提供支撑，也包括使人形成包容的思维方式，继而从自我中心主义转向真正的爱他人。

为了得到更多启发，一个在大学研讨会中进行的（未发表）实验，对一位天主教牧师和清教神职人员分别做了访谈。

他们在天主教和新教群体中各选出了两组可以分别被称作“虔诚的”和“制度性的”的普通教徒。在天主教教区，他们是由一个对实验一无所知，但对教区居民非常熟悉的人挑选出来的。他选择了20名“怀有真正信仰”的教徒，与20名“似乎因宗教活动在政治与社会方面的影响而加入”的信徒。而两组新教徒（浸信会教徒）则是通过另一种方式被挑选出的。 一组被试由参加圣经研习课程的22名常规成员组成，而另一组则由15名非常规成员所组成。所有被试都需要完成一份要求回答他们对下列陈述同意与否的问卷：

虽然会有一些例外，但总的来说，犹太人都差不多。

我可以设想这样一些情形，在其中对黑人的私刑是合理的。

一般来说，黑人是不能够被信任的。

犹太人的一个严重缺点就是，他们从来不会满足，他们总是想着得到最好的工作，赚更多的钱。

两项研究中所使用的问题略有不同，在提供给浸信会被试的问卷中，还包含了反对天主教的言论。

但是，这两项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果。那些被认为是最虔诚的，比其他人更真诚地献身于自己宗教的人，偏见程度远远低于其他人。而那些制度性的信教者，因其外在和政治性的特质，似乎是与偏见相关联的。

通过第25章和第27章的讨论，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发现。因为教会是一个更为安全、强大、优越的组织而依附于它，很可能是威权人格的标志，这些动机可能与高度偏见有关。而由于教会关于兄弟情谊的基本教义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信念，而归属于教会者，很可能是更宽容的人。因此，“制度化”的宗教观念和“内部化”的宗教观念对个体而言，具有截然相反的作用。

西蒙-彼得的案例

宗教对偏见的两面性作用，能够通过《圣经》中使徒彼得的经典故事得到生动诠释。11 在教会成立早期，基督教徒对福音的普世性感到困惑。《新约全书》只是属于犹太人群体的吗？其他的族群是否也是其受众呢？基督和他的早期门徒都是犹太人，而基督教的框架也是基于犹太教的。因此，很容易将基督教视作为犹太人所专属的一种救赎教义。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犹太人对所有非犹太人都持有强烈的偏见，甚至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也自然地认为外邦人是得不到救赎的。

一名叫科尼利乌斯（Cornelius）的意大利百夫长，住在离彼得所在的雅法（Joppa）不远的凯撒里亚（Caesarea）。当时的彼得正在四处传教，而科尼利乌斯渴望了解更多新的基督教教义。因此，他写信给彼得，邀请他来凯撒里亚做客传道。

科尼利乌斯的邀请使彼得内心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他知道，根据自己部族的习俗，“与异族为伍，或造访其他国家，对犹太人而言是种犯罪”。同时，他也了解耶稣同情那些被遗弃者。在科尼利厄斯的信使到来之前不久，彼得看到了异象。他饿着肚子睡着了。

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缒在地上。

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

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

彼得却说：主阿，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

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

这个梦反映了彼得的内心冲突，向他指出了他之后所（不大情愿地）遵循的做法。因此，他造访了科尼利乌斯的家，坦率地告诉了他自己内心的冲突，并指出了束缚他的部族禁忌。最后，他才询问科尼利乌斯为何如此紧急地邀请他过来。

科尼利乌斯说话时，彼得为他的真诚和正直所感，说道：“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于是，彼得向他们布道。科尼利乌斯及其同僚对基督教的热情也逐渐增长。彼得和他的犹太伙伴们对此“就都希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最后，彼得为这些异邦人施洗——即使这很不寻常。

在彼得回到耶路撒冷后，他的犹太同胞愤怒地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指控他“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这些犹太同胞可能依旧对彼得给外族人施洗愤慨不已，他们认为福音仅限于他们的内群体。

于是，彼得将故事从头至尾地告诉了大家，并分享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他描述了科尼利乌斯是如何让他抛弃了基督教的种族中心主义观点，获得了真诚的信仰。因为上帝赋予外邦人拥有同样信仰的权利。彼得总结道：“我怎么能够反抗上帝的旨意呢？”

在故事的结尾，耶路撒冷的犹太人群体被彼得说服了。他们对教会的政策进行了改进：

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于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

内群体与宗教普救论的冲突持续至今。并非所有人都能像彼得和他们的同伴们一样接受这种观念。与此相反，研究人员发现，平均来说教会成员似乎比无宗教信仰的群体持有更高程度的 偏见。

对宗教的种族主义解读的流行，使很多持有宽容态度的人远离了教会。他们成了叛教者，因为历史上宗教承受了太多由寻求安全感的内群体成员所带来的偏见。12 他们并非从纯粹经文的角度对宗教做判断，而是通过大部分追随者所歪曲的现实对其作判断。正如我们所说，“制度化”的宗教观点和“内部化”的宗教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宗教与性格结构

我们已经很清楚，宗教与偏见之间的口径并非是统一的。宗教的影响是重要的，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则是相反的。信徒们忽略了信仰本身所含的民族中心主义和自我拔高，而其反对者则看到了其缺陷。只有清晰地了解到宗教对狭隘的、不成熟的人格的功能作用，与对成熟的、创造性的人格所起到的作用所存在的区别，才能够对此进行有效的分析。13 一些人紧紧依附于部族的传统宗教，以求安慰与安全；另一些人则将宗教所宣扬的普救论作为现实生活中的行为守则。

许多热心工作者出于宗教与爱人，而致力于改善群体关系。以布克·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为代表，他说：“我不会为了任何人，将我的灵魂沦陷到仇恨的水平。”正如他们在《箴言》（Book of Proverbs ）中所引述的那样，上帝痛恨“抛弃同胞的人”。他们真诚地相信“他痛恨出于黑暗中的同胞”。他们也明白，宗教对他们的意义远大于此——例如，所有伟大宗教都遵循这一黄金法则——对犹太教、佛教、道教、穆斯林、印度教以及基督教而言，都是如此。他们知道，任何绝对的差异，都能够通过普世的爱——包括人类之间的兄弟情谊得以消解。

贝特尔海姆和贾诺威茨在对退伍军人种族态度的调查中发现，“有稳定宗教信仰的退伍军人更倾向于持有宽容态度”。他们将稳定性定义为教义内核的内化。

如果个体能够将教会的道德教育作为行为的绝对标准，而非因为害怕受到侮辱，或引发社会的不满，或一切来自外部的威胁或赞许，那么他就做到了道德戒律的“内化”。

作者区分了外部世界——包括父母的主导与制度化的宗教——带来的确定感和内在的控制感。14

宗教不但能够提供稳定的自我控制与清晰的行为守则，还能够通过对骄傲的警示促成宽容的态度。虔诚的人必须承认自己的缺点。正如我们的其他发现，自责——内罚——形成宽容；宗教倡导谦逊，不鼓励傲慢。

许多民主个体没有宗教信仰。他们的稳定性和控制性能够通过非宗教的伦理术语进行表达。他们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自由平等的”，或只是赞同这样的格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live and let live）。他们对西方文化中，犹太-基督教所衍生而来的道德规范并不感兴趣，即使信仰消失，伦理也许还是能够持续下去。

然而，宗教是大多数人的生活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已经看到，它可能遵循着民族中心主义的规则，促成偏见和以排他性为特征的生活方式。它也可能按照普救论，将兄弟情谊的理想融入教徒的思想和行为。因此，我们无法就宗教与偏见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说明，也无法解释特定宗教信仰在个人生活中所起到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W. JAMES.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02, Modern Library edition, 331.

2. R. L. Roy描述了当代新教中致力于复仇和仇恨的教派。R. L. ROY. Apostles of discord. Boston: Beacon Press. 1953.

3. 引自M. HAY, The Foot of Pride , Boston: Beacon Press, 1950, 26-32。作者介绍了天主教对犹太人态度从早期到现代的长期历史。

4. F. S. LOESCHER. The Protestant Church and the Negro . New York: Association Press, 1948.

5. 黑人与白人隔离的教堂并非完全出于白人不愿与黑人融合，尤其是在北方，白人教堂很欢迎黑人的到来。但是，有时他们都更偏好与自己所属的种族成员一同集会，因为这样他们会感到更为放松，也希望为黑人牧师提供就业机会。如果白人或融合族群的集会能够聘用更多的黑人牧师，那么教堂中的肤色禁忌将会更快消失。

6. 这种模棱两可能从下面的两个调查中一目了然：A. ROSE, Studies in Reduction of Prejudice, Chicago: American Council on Race Relations, 1949 (mimeographed)和H. J. Parry, Protestants, Catholics, and prejudi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inion and Attitude Research , 1949, 83, 205-213。

7. DOROTHY T. SPOERL. Some aspects of prejudice as affected by religion and educatio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51, 33, 69-76.

8.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Some roots of prejudice.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6, 22, 9-39, 27.

9. Ibid, 25.

10. ELSE FRENKEL-BRUNSWIK AND R. N. SANFORD. The anti-Semitic personality research report. In E.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 Press, 1948, 96-124.

11.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 Chapters 10 and 11.

12. 一项研究表明，这种对历史上宗教的不满是大学生经常背教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犹太学生，他们对许多世纪以来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迫害特别警惕。Cf. G.W. ALLPORT, J. M. GILLESPIE AND JACQUELINE YOUNG, The religion of the post-war college student,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8, 25, 3-33. 早期犹太基督徒对非犹太人的偏见或现代基督徒对犹太人的偏见，都不会从根本上影响犹太教或基督教的普遍教义，但看到这一点需要格外宽广的视野。

13. Cf. G. W. ALLPORT, The Individual and his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50, especially Chapter 3.

14. B. BETTELHEIM AND M. JANOWITZ. Ethnic tolerance: a function of social and personal contro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 1949, 55, 137-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