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煽动
煽动者编造虚假的问题来转移公众对真实问题的注意力。他们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将少数群体的不当行为选作他们的错误问题——但是很多人这样做了。他们的说法对上一章中描述的威权型人格特别有吸引力。
据估计，美国有一千万种族主义煽动者的追随者。然而，这个估计是很不精确的，而且可能过高了，因为并不是每个参加煽动者集会的人都是其追随者。然而，据福斯特报告说，在1949年，美国有49种反犹太主义期刊，60多个有反犹太主义记录的组织。1 除此之外，还有专门从事反天主教和反黑人活动的期刊和组织——尽管三者间有重叠，但其总量之大还是令人惊叹。
样本材料
从煽动者口中和笔下流出的言论很奇怪地具有一种恒定的性质，尽管这种恒定性很难简单定义。以下来自1948年“基督教民族主义党”会议记录的节选即为典型：
我们从美国的各个角落聚集到这里，唯一的目的是采取必要的步骤，抗击物质主义的侵蚀，挫败威胁着、吞噬着我们所爱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邪恶势力浪潮。我们聚集在耶稣基督和美利坚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在十字架和国旗之下，向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家、莫斯科的国际共产党人和全世界的国际犹太恐怖分子表明，他们已经失败了。我们所孕育的政党，就是我们仍然抵制存在于这个世界的邪恶、奴隶制和无神论共产主义的纪念碑。
为什么美国人没有被告知，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筹集的9000万美元，其实支付给了国际上的几个银行业家族，以喂养和充实黑人鼓吹者和社会主义诈骗犯的钱包，他们已经在欧洲摧毁了基督教，而且一有机会，就会将美国的基督教也摧毁？在两党制的外交政策下，我们被迫背负了已死的前独裁者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所进行的秘密交易和做出的秘密承诺的后果！在两党制的外交政策下，我们成了纵容强加于德国人民之上的罪恶的摩根索政策（Morgenthau Policy）的恶人。数以百万计的基督教妇女和儿童因此饿死。现在，为什么美国人民没有被告知摩根索政策实际上是由一群疯狂攫取权力的虐待狂、亲共产主义的犹太人所制定的呢？他们想要摧毁德意志民族，使苏联军队能够占领并奴役整个基督教欧洲。
在已有的旧政党的纲领中寻求解决国际犹太人阴谋问题、共产主义犹太人叛国问题，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恐怖活动问题的方案时，我们看到的只有对同理心的呼吁，因为旧政党已经在巴勒斯坦创立了所谓的犹太国家。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提及美国的犹太盖世太保，他们胁迫并诽谤为基督教美国而发声的美国公民。我们没有看到旧政党提及共产主义犹太人，他们已经渗透进了我们的政府，目的是为共产主义美国的统治和奴隶制铺平道路。我们没有看到旧政党对犹太复国主义双重效忠的谴责，他们压榨美国人，并为外国军队提供武装。我们没有看到旧政党对复国主义犹太人有任何谴责，他们在美国的大街小巷进行监听跟踪，目的是剥夺美国基督徒自由言论和集会的权利。
基督教民族主义党的使命就是在美国宣布共产党为非法，它是对所有正派的人的犯罪，对美国政府的犯罪，也是对所有我们基督教民族主义者珍视的事物的犯罪。我们打算把每一个共产党成员、每一个共产主义兄弟会成员和每一个把对约瑟夫·斯大林的爱置于他对美国星条旗和美国宪法的爱之上的人投入美国的监狱。
现在，在华盛顿，所有已经暴露的犯罪分子都是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的学生，我想是时候找出他在哈佛大学都教这些家伙什么了，如果他们最后都被发现成了共产党间谍的话。他还就职于美国最高法院。如果这些人在政府中位高权重的话，我们的政府怎么能安全呢？是时候让美国政府清理门户了，我们组织基督教民族主义党就是为了将这些败类从我们的政府中清除出去。
现在，我们并非想要就黑人问题煽动人心。我们要说出实话，我们要说出我们所相信的，我们要说出我们找到了解决美国现有的种族混居困局的唯一方案。我们主张和倡导制定一项宪法修正案，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隔离制定为美利坚合众国的一项法律。并且，我们主张将黑白种族间的通婚视为联邦的犯罪行为！
在这里我想分享一个前几天我在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见朋友时听说的小故事。一个黑人去了圣路易斯，在那里与一名白人女子结婚了。当他回到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时，一群男子将他围在街角说：“摩西，你不能和那个白人女子待在这个镇上。你知道，我们不允许黑鬼和白人女人在一起，和白人女人结婚。”他说：“老板，你大错特错了，那个女人一半是北方佬，一半是犹太人，她身上没有一点白人的血。”
无论是右派的共产党人，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人，都是迫害柯夫林神父（Father Coughlin）、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马丁·迪斯（Martin Dies)、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杰拉德·史密斯（Gerald Smith）的幕后黑手。威胁他们、激怒他们、压迫他们、嘲笑他们、摧毁他们、让他们销声匿迹，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拒绝被消声。我对戴斯委员会（Dies committee）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斯退丁纽斯（Stettinius）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联合国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对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的看法……也是正确的！
从来没有那么多商人受到迫害，从来没有那么多男人和女人受到虐待，能像过去十五年里那两个被称为罗斯福夫妇的刽子手、骗子、斯大林绥靖主义者、战争贩子所做的那样！上帝把美国从罗斯福夫妇手中拯救出来！
这篇杂糅的混乱论述，初看上去似乎完全无法分析。
最明显的主题是仇恨。在这个相对较短的篇幅中，作者提及的反派有物质主义者、国际金融家、犹太人、共产主义者、黑人鼓吹者、社会主义者、摩根索、苏维埃军队、犹太复国主义者、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哈佛大学、黑人、阿尔杰·希斯、当时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前总统罗斯福、罗斯福夫人和罗斯福家族。其中主要的恶人似乎是犹太人，他们被更频繁地提及，与其相关的组合也更多。此外，演讲者似乎对罗斯福恨之入骨。天主教徒没有受到谴责——因为在一场大型的城市集会中，听众中可能有很多是天主教徒，煽动者也需要他们的支持。
我们从这种多样化的敌意中可以看到（正如我们从第5章的统计分析中得知的那样），对少数群体的仇恨并非是孤立的。仇恨会被泛化。任何被感知为威胁的东西都会遭到憎恨。
然而，威胁从未得到明确的界定。但所有这些辱骂似乎都指向同一个显著的主题——即对自由主义或社会变革的恐惧。罗斯福夫妇首先是变革的象征，他们所倡导的变革对保守的经济生活与种族关系模式造成了尤为明显的威胁。人们也憎恶（哈佛大学所象征的）理智主义。因为它也带来了变化，同时也加剧了反智主义者心中的自卑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带来了变革。黑人情况的改善也同样如此。犹太人长久以来都被与冒险、投机、边缘价值联系在一起（第15章）。具有专制人格的个体无法面对所有这些不确定性和非常规性，这一切使他们失去了熟悉的锚定点（第25章）。
他们提到的安全感的象征和他们认为恐惧的象征一样有趣。演讲中作为偶像被提及的有耶稣基督、美利坚共和国的旗帜、十字架和国旗、柯夫林神父、查尔斯·林德伯格、马丁·戴斯、伯顿·惠勒、杰拉德·史密斯。在演讲中此处没有引用的部分里，演讲者还向保罗·瑞威尔（Paul Revere）、内森·黑尔（Nathan Hale）、林肯、李（Lee）以及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致敬。在演讲者和听众的眼里，这些偶像都是保守主义的象征，代表着民族主义、孤立主义、反犹太主义，或是一种传统宗教，它们为制度主义者提供了终极的安全堡垒（第28章）。
从这个演讲样本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正面与负面的象征，以及这些象征是如何营造恐惧和不安感的。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进行更为详尽的讨论。所有煽动性言论都是大同小异的。重要的是它们的模式。
煽动者的计划
洛文特尔（Lowenthal）和古特曼（Guterman）在他们合著的作品《欺骗的先知》（Prophets of Deceit ）中分析了大量与此类似的演讲和作品。煽动者所宣讲的内容似乎能够归结为以下几点：2
你被欺骗了。 你的社会地位不保是由于犹太人、新政支持者、共产主义者和其他改革者的阴谋。像我们这样普通诚实的平民总是被当作笨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想要置你于不利的阴谋无处不在。 我们被恶魔所包围——华尔街、犹太银行家、国际主义者、国务院。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阴谋者在性方面也是腐化堕落的。 他们“在财富中翻滚，在美酒中沐浴，被受他们引诱的美国女孩所环绕”，“东方的色情作品是为了腐蚀外邦人的青年，使他们道德沦丧的”。外国人正享受着所有的禁果。
我们现在的政府充斥着腐败。 两党制是虚伪的。民主只是一种“花言巧语”。“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公民自由是些“愚蠢的自由”。我们不可能在伦理上将人们一视同仁。我们必须对此保持谨慎。
厄运近在咫尺。 看看工会首席信息官和工会激进分子会议上的“新政版共产党充公税制”。他们和犹太人正在迅速掌权。马上就会发生暴力革命。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威胁着我们。 毕竟，无神论共产主义最初产生于犹太资本主义和犹太人的理智主义之中。
我们不能相信外国人。 国际主义是一种威胁。但我们也不能信任自己的政府。外来的白蚁正在内部进行腐蚀。华盛顿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贼窝”。
我们的敌人是低等动物。 他们是爬行动物、昆虫、细菌、类人生物。我们需要对其赶尽杀绝。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没有中间地带。 世界是分裂的。不支持我们的人就是与我们对立的人。这是一场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的战争，是一场真正的美国人与“外国人”之间的战争。“欧洲-亚洲-非洲的塔木德（Talmudic）哲学，还有新政，与基督教义是截然对立的。”
一定不要玷污血统。 我们必须保持种族的纯洁性与精英地位。自由主义的道德沦丧者是邪恶的污染源。
灾难近在咫尺，你能够做些什么？ 可怜的、单纯的、真诚的人民需要一名领导者。看啊，我就是这名领导者！美国没有错，错在那些被腐化了的执政者。将执政者换成我。我会改变混乱不堪的局面。我会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愉悦和安全。
情况如此紧迫，没那么多时间思考了。 快把钱交给我，然后我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所有人都在反对我 。我是你们的殉道者。媒体、犹太人、腐朽的官僚都在试图使我闭嘴。敌人们正在策划着阴谋取我性命，但上帝会保护我。我会引领你们，我会启蒙公众，我会清洗数以百万计的官僚和犹太人。
也许我们会向华盛顿挺进……
计划到这里就逐渐继续不下去了。因为法律禁止煽动暴力与主张以武力推翻政府。煽动者为追随者许诺了一幅模糊的，流着奶和蜜的乌托邦图景，并暗示存在某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能让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成为可能。这让追随者们感到兴奋。当然，在欧洲的一些国家，这种煽动显然已经转化成了行动。整个政府都被受类似的野心家煽动的暴民推翻了。
煽动者对其追随者感觉到的不满和不适的成因做出了夸张而错误的诊断。毫无疑问，他们感到沮丧、痛苦，与自己和社会格格不入。然而，真正的问题没有被陈述。煽动者们会将矛头指向经济结构中的缺陷，人类无法避免战争这一缺点，人们在学校生活中、工作生活中、社区生活中对基本原则的忽视，以及精神健康和坚定自我的缺乏。
真正的因果关系是复杂的，也是煽动者所完全避开的。追随者们确信他们自己完全不应受到责备。他们岌岌可危的自尊受到基督徒、真正的爱国者、精英人士等身份的安抚。他们甚至被告知，憎恶犹太人并非反犹太主义的标志。在每一处，他们的外罚倾向都是合理的，他们的自我防御都得到了加强。
煽动者从来没有提出过一个理性的方案，以缓解社会的动荡与个人的痛苦。他也没有提出一个清晰的武力推翻这个拥有着坚定政府结构的国家的计划。煽动者只有在类似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俄国等社会结构已经摇摇欲坠的国家发起革命才可能成功。煽动者的言论无法在繁荣稳定的土壤中生根发芽。
但是，有时即使在一个稳定的国家中，煽动者也有可能由于具备本地根基，在城市或州县中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力。
无论成功与否，煽动者在本质上都是在倡导一场遵循法西斯主义模式的极权革命。在美国，为了显得不太过分地侵害这个国家的立国价值，某些维持形象的掩护是必要的。煽动者通常会辩称自己不是反犹太主义者，自己也反对法西斯主义，就如同他们也反对共产主义一样。有人指出，如果法西斯主义要落地美国，一定会打着反法西斯运动的幌子。然而煽动者的特征仍然是显著的，煽动者在所有国家的计划本质上也都是相似的。
在“民主之友”机构以《如何识别美国的亲法西斯主义者》为题的备忘录中，列举了以下特点：
1. 种族主义 普遍存在于所有亲法西斯群体。事实上，在任何地方，种族主义都是亲法西斯理念的基石。而在这个国家，亲法西斯主义呈现为白人至上的形式。
2. 反犹太主义 是所有亲法西斯主义者与“百分之百美国人”群体的共同特征。在新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地区，反天主教有时也会取代反犹太主义，成为这个共同特征。但煽动者一般认为反犹太主义才是最有效的政治武器。
3. 反对外国人 、反对难民 、反对外国的一切 ，都是主要特点。世界各地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强调“本土保护主义”，并对“外国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持负面态度。
4. 民族主义 是关键。极端民族主义者会声称自己的国家是“主人国家”，正如他将自己国家的人民称为“主人民族”一样。权力是他理论的主旨。
5. 孤立主义 是模式中的一个显要部分。孤立主义者认为，这个国家被夹在两片无垠的海洋之中是坚不可摧的。
6. 反国际主义 也是模式的一部分。这种反国际主义包括反对联合国和所有其他为和平达成国际谅解与合作的努力。
7. 将所有对立者不分青红皂白地扣上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标签。共产主义被用作恐吓欺骗人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手段。除此之外，亲法西斯主义者还会使用诸如自由党、进步分子、犹太人、知识分子、国际银行家、被称为共产党或“同路人”的外国人之类的群体作为恐吓。
8. 反对劳工 ，尤其是反对劳工组织，是一个主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常常会受到掩饰。
9. 对其他法西斯主义者的同情 在亲法西斯主义者中很普遍。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这种同情包括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辩护为“抗击共产主义的伟大堡垒”。在战争期间，这种同情针对贝当（Petain）和维希政府（Vichy government）。之后，这种同情演变为对佛朗哥（Franco）和庇隆王朝（the Peron regimes）的维护。
10. 反对民主 是另一个共同点。“民主是颓废堕落的”，所有的法西斯主义者都会这样说。在美国，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是个“共和国”而非“民主国家”。“共和国”是精英统治，而民主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11. 颂扬战争、武力和暴力 也是他们的一个主题。战争被认为是创造性活动，军事英雄拥有至高无上的荣耀。亲法西斯主义者的一条口号称“生活就是斗争，斗争就是战争，战争就是生活。”
12. 一党制 是法西斯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极权主义以“同一个人民，同一个政党，同一个国家”的口号被颂扬。3
美国民主具有无与伦比的韧性，成功抵御了此类煽动数十年而不倒。4 然而如今，随着压力的恶化，文化的滞后（即社会技能无法跟上技术发展的步伐），煽动话语的吸引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这不是一夜之间突然诞生的运动。法西斯主义的种子一直存在，然而它最初的成长可能是渐进的、无法察觉的。直到在某个时间点，它突然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它的兴衰与特定的煽动者有关。但有时，它在国会委员会，地方和国家政治团体之间，某些报刊、广播的评论员中也能获得坚实的信念基础。
总体而言，民主传统似乎仍然处于优势地位。每场法西斯运动都会造成强大的逆流，然而社会压力的增加和社会变革的加速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制造了一种危险的状况。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更多的民众受煽动者的蛊惑开始慌乱恐惧之前，开发出现实的判断和政策，以改善国内外目前所存在的弊病。
追随者
追随煽动者的人们对他们自己所致力于的事业并没有明确的概念。他们对要达成的目的本身与达成目的的手段都感到迷惑。煽动者本人可能并不认识他们。即使双方相识，他也认为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自己身上是更有利的。他了解到，具体的形象（领导者）比抽象的形象更能让人牢牢记住。
既然没有办法摆脱困境（除了遥远而尚未明确的采取暴力的可能性），追随者被迫信任煽动者的指导，并盲目地效忠于他。煽动者为他们提供了抗议和仇恨的渠道，迁怒使他们得到了暂时的愉悦和满足。美国人是美国人，基督徒是基督徒，这些人是最出色的群体，是真正的精英，此类同义反复的保证给人以安慰。一个人是基督徒，因为他不是犹太人；是美国人，因为他不是外国人；是朴实的老百姓，因为他不是知识分子。这种安慰似乎很单薄，但是却能够增强自尊。
我们需要对本土主义组织的成员进行全面的、科学的研究。根据研究人员的观察报告，这些组织的成员似乎是那些显然没有在生活中取得成功的人，大多超过40岁，没有受过教育，困惑，表情刻板严峻。成员中还有许多看起来严肃古板的女性，这暗示出其中有些人可能是由于缺乏爱情而将煽动者幻想成一位爱人和保护者。
事实很可能证明，煽动者的追随者都是感到自己遭排斥的个体。他们普遍有着不愉快的家庭生活和不满意的婚姻。他们的年龄表明，他们已经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对自己的职业和社会关系感到绝望。因为他们在个人或财务资源方面几乎没有积累，他们害怕未来，并乐于将自己的不安全感归因于煽动者挑选出的恶性力量。现实满足感和主观安全感遭到剥夺，使他们对社会持虚无态度，并沉迷于愤怒的幻想。他们需要一个专属的安全岛，满足自身受挫的希冀。所有的自由主义者、知识分子、偏离正轨者和其他可能带来变革的个体都必须被排除在外。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自身也想要某种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仅限于能够为其提供个人安全感，并给予其自身弱点以支撑的程度。
我们在前几章中探讨的每一种由性格所致的偏见源头，都有助于解释煽动者的追随者们的心理。煽动活动招致仇恨和焦虑的外化；这是一种制度性的投射；他合理化并鼓励小报式思维、刻板印象与世界上充斥着骗子的信念。他将生活划为判然两分的选择，遵从简单的法西斯主义公式，不然就会有灾难产生。没有中间地带，也没有国家层面上的解决方案。虽然终极目标是模糊不清的，但“追随领袖”规则仍然满足了人们对明确性的需要。煽动者宣扬所有社会动荡都是外群体的不当行为所导致的，他们想避免追随者关注自身内部的冲突。这样，追随者的压抑感才能够得到保护，而自我防御机制也能就此得到加强。
一项小规模的实验研究使我们对易受煽动人群的特质有了一定的了解。这项研究选择生活在芝加哥的退伍军人为样本，研究人员之前对他们做过采访，因此对其背景与观点有了一定了解。在这项研究中，被试首先会通过邮件收到两份反犹太主义宣传资料。在两周后，研究人员将对他们进行再次采访。结果显示，有些被试接受并赞同宣传资料上的观点；而有些被试则对此表示排斥。前者包括：之前就显示出狭隘态度的被试，或宽容态度只停留在言语层面的被试。而对宽容态度有着强烈倾向的退伍军人则不会信服其观点。此外，他们坚信这些宣传资料来自于权威可靠的公正来源。最后，他们还是那些觉得这些宣传材料让人安心的人；其内容减轻了他们的焦虑，并且没有引起新的恐惧或冲突。总结以上证据，就其本身而言，煽动言论的吸引力建立在人们先前的态度和与其相一致的态度和信念上；在它的消费者看来，它是权威的；这减轻了他的焦虑。如果煽动信息符合以上所有标准，那就有可能被接受。5
作为个人的煽动者
煽动者之所以能够得逞，是因为威权型人格的个体需要他们。然而，煽动者这样做并非出于利他的动机，而是为了实现自身的谋划。
在许多情况下，煽动行为是有利可图的。会费、礼物、会员购买的衬衫和徽章都能使党派头目大赚一笔。6 煽动者能够通过煽动活动赚取财富，而由于管理不善、法律困难或追随者转投其他的新鲜事物而发生的运动失败，也会让一笔可观的财富落入煽动者的口袋中。
煽动者具有政治动机的情况也很普遍。煽动者们通过夸张而含糊的承诺（仇恨言论）而当选参议员、国会议员或进入当地政府部门工作。煽动技巧足以使他们登上报刊头条，或被邀请至电台接受采访，夺人眼球。这些煽动者会因此声名鹊起，在下一次选举中占有优势。煽动者的技巧之一就是唤起希望（例如“分享财富”），或是唤起恐惧，“投票给我，不然共产党人（或黑人、天主教徒）就将控制政府”。正是这两种技巧使希特勒迅速攫取了权力。
但煽动者的动机往往更为复杂。他们也具有受性格制约的偏见。全然冷酷精明、只是在利用反犹太主义攫取利益的政客很少。
让我们来仔细看看希特勒的反犹太主义策略。它的一些根源可能在于其自卑和性层面的内在冲突，我们在本书第424页曾对此进行过探讨。但是，似乎他不可能仅仅出于满足自己的个人情感需求，而将反犹太主义作为一项国家政策。可能他和他的同僚贪图的是犹太人的财产。对犹太人财富的直接征用可能是一个促成因素，虽然这些掠夺而来的财富是否能够冲抵市场中商业活动中断所造成的资本损失依然存疑。希特勒的主要动机是为经受了1918年的战败和随后的通货膨胀的德国人民提供一个替罪羊。他通过迁怒加强民族主义和内部的团结。所有这些动机都可能同时存在。不仅在德国，希特勒在整个世界上试图通过摆出屠龙骑士圣乔治的姿态以获得青睐。他希望借此被普遍存在反犹太主义的国家视作盟友。在许多地方，人们说他们喜欢希特勒只有一个原因，因为他反对犹太人。他依靠这一点招揽人们的同情，与其他国家完成了许多难以达成的交易。无疑，他获得了一些好感；然而他高估了反犹太主义的长期价值。
已经掌权的煽动者可能会通过煽动性的呼吁转移人们的注意力。他们一边忙于自身的筹划，一边不断向人们灌输自己是如何拯救他们于危难之中。他们如同罗马皇帝们利用面包与斗兽一般，利用少数群体。
除非存在大量不满的人群，否则煽动者们就无法得逞。他们无法煽动具有安全感和发展出了成熟自我的群体，使他们追随自己。但在通常情况下，煽动者总能够找到充足的潜在追随者（有人将他们称为“宣传受众”）。对于煽动者而言，大众是必需品。一旦离开了煽动者，大众就很难被唤起。在珍珠港事件之后，麦克威廉斯（McWilliams）将日裔美国人遭到的不公正对待归咎于特定的爱国人士和猎巫者。7 如果希特勒不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力和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是否可以避免，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尽管煽动者似乎对灾难的发生至关重要。但是当时机成熟时，即使一个煽动者不出现，很可能也会出现另一个。
总而言之，煽动者的动机可能十分复杂。但是，大多数煽动者自身都是威权型人格，拥有极佳的表达能力。虽然一些煽动者所寻求的是权力与金钱，但是大部分煽动者之所以能够成为煽动者是性格所致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既没有钱又没有能力印刷属于自己的宣传手册或是发表肥皂箱演讲的小人物而言，更是如此。也许他们具有些许表演性倾向，然而只有当他们的偏见态度十分强烈时，他们才会通过这种渠道表现出来。某些小的煽动者——可能某些大煽动者也是如此——似乎已近于偏执狂。
偏执狂
克莱佩林（Kraepelin）在对精神疾病进行分类的过程中，将偏执念头 （paranoid ideas）定义为“无法被经验纠正的错误判断”。根据这一相当宽泛的定义，包括偏见在内的许多念头都是偏执的。
然而，真正的偏执狂有着难以穿透的坚硬性。他的想法都是妄想，是与现实脱节，并且不受任何因素影响的。
一个患有偏执狂的女人有着一个顽固的妄想，她认为自己是个死人。医生尝试了通过逻辑推理使她察觉自己的观念是错误的。医生问她：“死人会流血吗？”“不会。”她说。 “嗯，如果我刺伤你的手指，你会流血吗？”“不，”女人回答，“我不会流血，我死了。”“那让我们来看看吧。”医生说着刺了一下她的手指。当病人看到指尖涌出的鲜血时，她惊讶地说：“噢，所以死人也会流血，不是吗？”
偏执观念的特点是，它们通常具有局部性。也就是说，受偏执所害的人可能除了在他观念紊乱的那个领域，其他方面都是正常的。与其生活中所经历的所有苦难一样，他的所有内心冲突都被凝缩成了单一的、有限度的妄想体系。在第327——328页中，我们看到排斥性的家庭生活是大多数偏执狂的特征之一。他们将早期的痛苦进行合理化，并纳入了其单一的观念体系之中——通常得出的结论是，他们遭到了邻居、共产党或犹太人的迫害。
偏执观念有时会与其他形式的精神疾病混杂在一起，但是，它们似乎经常会构成一个所谓的“纯偏执狂”的整体。有时，这种折磨是温和的，所以我们会对其作出一个边界性质的诊断——“偏执狂倾向”。
大多数心理分析师和许多精神科医师所持有的理论是，任何程度或类型的偏执狂都是同性恋倾向被压抑的结果。有一些临床证据也支持这种说法。8 人们对此有如下解释：对于许多同性恋孩子，尤其是那些曾由于性活动而受到严惩的孩子，当他们无法面对自身的同性恋冲动时，他们就会压抑这种冲动，对自己说，“我不爱他，我讨厌他”。（类似的“反应形成”还包括我们在第23章中所提到的对黑人的性仇恨。）这种冲突逐步外化，并出现补充性的投射。“我讨厌他是因为他讨厌我。他跟我过不去。他正在迫害我。”这一系列曲折的合理化的最后一步是置换和泛化。“不只是他在恨我，设计陷害我，黑人、犹太人、共产党也是如此。”（偏执狂这种“总有人 在迫害他”的感受可能会被认为是替代性质的性象征，或仅仅是便利的、被社会认可的替罪羊。）
无论这一详尽的理论整体上是否合理，偏执观念的发展史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1）存在剥夺、挫折、某种缺失（如果不是在性方面，那么就是其他高度个人化的方面）。（2）通过压抑和投射机制将缘由完全外化 （偏执狂在其症结所在的领域内完全缺乏洞察力）。（3）由于外部因素被视为一种严重的威胁，这个威胁来源会受到憎恨和攻击。在极端的情况下，偏执狂会对“有罪”者进行攻击或消灭之。一些偏执狂嗜杀成性。
当一个真正的偏执狂成为煽动者，将会导致灾难。如果他在其领导活动中表现得足够正常，行事精明，那么他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的妄想体系将会显得貌似合理，他会吸引许多追随者，尤其是那些自身怀有潜在偏执观念的人。一旦有足够多的偏执狂，或是足够多的具有偏执倾向的个体集结在一起，那么就会出现一群危险的暴徒。9
偏执倾向解释了为什么反犹太主义者执着于对犹太人和共产党的迫害。偏执狂始终冥顽不化。即使遭到公开的反对、嘲笑、曝光或监禁，他们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偏执观念。也许他们会暂时停止煽动追随者使用暴力，但没有什么能够动摇他的强烈信念，他不苟言笑、咄咄逼人。无论是论证，还是经验都不会改变他的观点。即使有与其观念矛盾的证据浮现出来，他也会扭曲证据以适应自己原来的信念，就像那个认为自己“死了”的女人一样。
我们尤其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程度的偏执可能存在于任何正常的个体身上。投射机制是偏执的核心，哪怕是正常人也会出现投射机制。病态者与正常人之间并非泾渭分明。
偏执是偏见所导致的极端病态。目前似乎不存在任何治疗的方法。谁发明了治疗偏执狂的方法，谁就是人类的恩人。
解决癌症问题的一个途径，就是研究有助于生物体保持健康的条件，并防止细胞的恶性生长。同样，我们也希望通过研究宽容人格的特征以控制偏执、投射和偏见等这些无法植根于宽容人格的精神功能。是什么构成了宽容人格呢？
参考文献
1. A. FORSTER. A Measure of Freedom . New York. Doubleday, 1950, 222-234.
2. L. LOWENTHAL AND N. GUTERMAN. Prophets of Deceit: A Study of the Techniques of the American agitator . New York: Harper, 1949.
3. How to spot American pro-fascists. Friends of democracy’s Battle , 1947, 5, No. 12. Issued by Friends of Democracy Inc, 137 East 57th, St, New York 22, N. Y.
4. Cf. L. LOWENTHAL AND N. GUTERMAN, Op. cit., 111.
5. B. BETTELHEIM AND M. JANOWITZ. Reactions to fascist propaganda——a pilot study.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 1950, 14, 53-60.
6. A. FORSTER. Op. cit.
7. C. MCWILLIAMS. Prejudice . Boston: Little Brown, 1944, 112.
8. J. PAGE AND J. WARKENTIN. Masculinity and paranoia.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38, 33, 527-531.
9. 然而，像一位作者在讨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时所做的那样，宣称一个国家可能是偏执狂是太过分了。 见R. M. BRICKNER, Is Germany Incurable ? Philadelphia: J. B. Lippincott, 1943。但是少数偏执狂，甚至一个偏执狂，就可以造成足够的伤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