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偏见人格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偏见可能成为一个人生活组织的一部分，它会蔓延至人格的方方面面，成为生活秩序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但是偏见并不总是通过这种方式发挥作用，一些偏见仅仅只是顺应性质的、温和的民族中心主义，与整体人格并无本质关系（第17章）。但另一些偏见通常是有机的，与生命过程密不可分。我们现在将对这种情况做更仔细的研究。
研究方法
有两种方法在研究受性格影响的偏见中卓有成效，即纵向研究（longtitudinal）与横向研究（cross-sectional）。
在纵向研究取向中，研究人员试图追溯到可能对目前偏见模式的特定生活史产生影响的因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阿克曼（Ackerman）和亚霍达（Jahoda）的研究中，研究人员使用了访谈和精神分析的研究技法。以及高夫（Gough）、哈里斯（Harris）和马丁（Martin）在比较目前的儿童偏见水平与目前养育观念的关系中，也使用了巧妙的手段，从而揭示了当前偏见中可能起到作用的情境因素。所有这些研究，我们都在第18章描述过了。
横向研究方法试图找出当代偏见的模式，特别是它试图探讨种族态度如何与其他社会态度和一个人的总体人生观相关联。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关系。例如，福伦科尔-布伦斯威克（Frenkel-Brunswik）报告说，持有高度种族偏见的儿童倾向于赞同以下信念（其中没有任何一项直接涉及种族问题）：1
做任何事情都只有一个正确方法。
对他人稍少防范，就会遭到欺骗。
教师越严格越好。
只有和我相似的人才有权利享乐。
女孩只需学习怎么更好地做家务。
战争总会发生；它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
你出生时星宿的位置能够揭示你的个性与人格。
当同样的方法应用于成人时，也会得到类似的结果。相较于持宽容态度的人而言，某些特定主张更受到持有高度偏见者的推崇。2
世界上充满危险，人们都是邪恶的。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缺乏足够的纪律性。
总体而言，我更怕遇到骗子，而不那么怕被帮派抢劫。
粗略看来，这些主张似乎与偏见无关。然而，结果证明这些主张中都含有偏见。这一发现仅仅意味着偏见常与人的生活方式合而为一。
功能性偏见
在所有严重的性格所导致偏见的案例中都有一个普遍因素，纽科姆（Newcomb）将其称为“威胁导向”（threat orientation）。3 某种不安全感似乎深植于人格的根源。个体无法无畏地、坦率地面对世界。他似乎对自己、自己的本能、自己的意识、周遭的变化和所处的社会环境都感到恐惧。他无法与他人和睦生活，也无法与自身和平共处，他被迫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包括他的社会态度，重新按照自己的人格缺陷重组。畸形的并不是他具体的社会态度，而是他的自我。
他需要的“拐杖”必须具备几种功能。它必须为过去的失败提供慰藉，为现在的行为提供安全的指导，并确保面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偏见本身并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它会在全面保护性调整中起到重要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受性格制约的偏见在每一个持有偏见的个体人格中都具有相同的目的。因为“威胁导向”在本质上因人而异。例如，这可能和与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未解决的婴儿期冲突有关，也可能和年长后的连续受挫有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从中都很可能发现自我异化，渴望确定性、安全感和权威的迹象。无论出于任何原因，感到受威胁的个体都很可能求助于相同的总体适应模式。
这种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压抑 （repression）。由于个体无法在有意识的生活中直面并驾驭自身的冲突，于是他对其进行了全部或部分的压抑。这些冲突成了一些碎片化的、被遗忘的、不被面对的念头。自我根本无法整合人格中产生的无数冲动与外在的无数环境压力。挫折导致了不安全感，这些感受反过来又造成了压抑。
因此，偏执人格研究的一个突出成果似乎是发现了意识层和无意识层之间的明显分裂。在对反犹太主义大学女生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她们表面上是迷人的、愉快的、情绪稳定的、完全正常的女孩。她们彬彬有礼、品格端正、对父母与朋友全心全意。这些特质都是普通人能够观察到的。然而，当我们深入挖掘她们的内心时（通过投射实验、访谈、案例），我们发现了这些女孩截然不同的另一面。在传统的外表之下，她们的潜意识处于激烈的斗争状态，她们对父母怨气冲天，具有很强的破坏性和残酷的冲动。然而，对于持有宽容态度的大学生而言，是不存在这样的分裂的。他们的生活是整体的。他们的压抑更少也更温和。他们呈现给世界的人格面 （persona）不只是个面具，也是他们真实的人格。4 他们几乎没有压抑自我，也没有出现自我异化，他们坦率地面对自己的失败，不需要“投射屏幕”。
这些研究揭示出压抑会造成下列后果：
对待父母的矛盾心理
道德主义
非黑即白的心理二分法
对确定性的需求
对冲突的外部化
制度主义
威权主义
所有这些特征都可以被认为是用来加强一个羸弱自我的手段，这些个体无法直面自我，勇敢面对冲突。它们都指向一个偏见对其极为重要的人格特性。
对待父母的矛盾心理
上文所引用的对反犹太主义女大学生的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女孩都无一例外地宣称自己喜欢自己的父母”，但是她们对图片的阐释（即主题统觉测验，Thematic Apperception Test）反映出她们对父母的形象有着强烈的不满，认为他们刻薄、残忍、嫉妒、多疑，这反映出女儿们对父母怀有的敌意。相比之下，没有偏见的受访者在同样的测试中对父母表现出了更多的批判态度，他们能够就此话题开诚布公地与调查人员交流，但是他们在投射测试中流露出更少的仇恨。5 后者对他们父母的看法更为差异化 。也就是说，他们看到父母的错误，并能够公开批评它们，与此同时，他们也能够看到父母的美德。总体而言，后者与父母在一起是愉快的。而持有偏见的女孩们则处于撕裂的状态：表面上，在公众的眼里，她们都是甜美和阳光的；但是，在她们的内心深处充斥着激烈的反叛。她们的情绪被割裂了。反犹太主义女孩有着更多关于其父母死亡的幻想。
尽管存在这种隐藏的敌意，持有偏见的青年与其父母之间似乎更少有意识形态上的摩擦。他们从小就继承了父母的观点，特别是种族态度。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意识形态模仿是被要求和奖励的。在第18章中，我们研究了偏见主导的家庭中儿童的养育方式。在这样的家庭中，我们看到了服从、惩罚、实际的和被威胁的排斥。在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爱，而是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孩子往往难以充分认同自己的父母，因为他对爱意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他通过模仿学习，受到奖励、惩罚和责备的胁迫。他不能完全接受自己和自己的失败，但必须时刻警惕失宠。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一个孩子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处境如何。威胁笼罩着他的每一步。
道德主义
这种焦虑反映在大多数偏见人格所采取的严苛道德观念之中。相较于态度宽容的人群，他们更多地严格坚持保持清洁、良好的礼仪和社会习俗。当被问及，“最让你感到尴尬的经历是什么？”反犹太主义女孩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在公开场合违反习俗的经历。而不大有偏见的女孩们则更常谈到个人关系中的困窘和遗憾，例如让朋友失望。此外，反犹太主义女孩在对他人的道德判断中更为苛刻。她们会说：“我会判处所有违法者50年有期徒刑。”而持有宽容态度的被试则会显示出对越界者更多的宽恕。他们不会对犯下轻微罪行（包括在性方面越界）的人恶言恶语。他们能够宽容人类的弱点，就像他们宽容少数群体一样。
针对孩子的研究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当被问及一个完美的男孩或女孩的标准时，持有偏见的孩子通常会提到纯洁、干净、举止有礼懂规矩，而更为宽容的孩子往往只提到陪伴和一起度过的愉悦时光。6
纳粹以其对传统美德的强调而闻名。希特勒宣扬全方位的禁欲主义。公开的性变态行为会受到强烈谴责，有时甚至会判处死刑。纳粹不断指责犹太人违反社会守则——肮脏、吝啬、不诚实、不道德。但是在道德主义高涨的同时，纳粹党成员的个人行为似乎并不符合这种道德。这是一种虚伪的约束，以使对犹太人的剥削和折磨成为“合法的”。
这种道德苛求背后的遗传理论与孩子早期的生理冲动受到的挫折有关。假设他每次把自己弄脏、玩弄自己的生殖器（我们记得持有偏见的孩子们的母亲更可能因为这样的行为而惩罚孩子）、发脾气、打父母而遭到惩罚，感到内疚，那这个孩子就会认为自己的所有冲动都是邪恶的——并感到自己一旦屈服于冲动就会不再被爱——他很可能变成因自己犯下的过失而仇恨自己的人。他背负着沉重的婴儿期的内疚。因此，当他看到他人违背了习惯守则时，他就会变得怒不可遏。他想要惩罚越界者，就如同自己之前被惩罚那样。他对困扰他自己的冲动产生了恐惧。当一个人变得过于关心别人的罪错时，这种倾向可以被视作“反应形成”。这样的个体不得不与自身的不洁冲动斗争，因此他无法对他人抱持宽容的态度。
相比之下，宽容的个体似乎在早年就学会了如何接受被社会不容的冲动。他不惧怕自身的本能，他不是一个过分拘谨的人，他以很自然的态度看待身体功能。他知道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有技巧地向他指出社会守则的红线，而且即使他犯错，也不会收回对他的爱。持有宽容态度的人学会了接纳自身本性中的邪恶一面，而不会在见到（或想象）他人相似的罪恶时感到恐惧与焦虑。他的观点是基于人性、同情和理解的。
道德主义只是形式上的循规蹈矩；而无法改善内在冲突。道德主义生活中充斥着紧张、强迫性和投射。真正的道德是更为轻松、更为整合、更内在于生活方式本身之中的。
二分法
研究证实，相较于没有偏见的儿童，持有偏见的儿童更倾向于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弱者和强者”和“任何事情都只有一种正确的解决方式”。持有偏见的成年人也显示出相似的二分倾向。具有种族偏见的男性也更为赞同这一主张， “世界上只有两种女人，纯洁的和堕落的”。
那些认知运作倾向于两极化的人（第10章）看重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差别。他们不会 赞同下面这句打油诗表达的观点：
从我们的缺点中也能发现不少优点。
而我们的优点中也存在不少缺点。
我们中很少有人有权利，
肆无忌惮地谈论他人。
这种“两极化逻辑”对于持有偏见的人而言，具有十分显著的功能意义。他们的挫折源于无法接纳自己身上善恶交杂的本性。因此，他长期对是非判断敏感。这种内部分歧会投射到外部世界。他对外部世界给出明确的赞同与否定。
对确定性的需求
在第10章中，我们提到，近年来最重要的心理学发现之一，就是偏见的动力学与认知的动力学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偏见所特有的思维方式，大体上反映了偏见者对一切事情的思维方式。我们已经在关于二分法的案例中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需要着重引入一系列有关“模糊容忍度”的实验。
实验人员安排被试处于黑暗的空间中。在这个空间中只有一个点光源，没有任何视觉锚定或习惯来引导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被试看到的光都是四处摇摆的。（这可能是视网膜结构或大脑的内部状况导致的。）然而，实验人员发现，持有偏见的人很快就会为自己制造一套规则。他们报告称自己看到光束一次次朝着恒定的方向摇摆。他们需要稳定感，并在客观上不存在这种稳定感时为自己创造它。然而，宽容态度的人倾向于用更长时间来建立规则。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容忍模糊性。7
另一位实验者就高度偏见和低偏见的群体进行了记忆痕迹的研究。他使用了一幅金字塔截面的图画作为实验材料，如图13所示。8
图13 记忆痕迹研究中使用的图像
在简短观看过实验材料之后，被试们需要根据记忆画出这个图案。
两组中都有40%的人倾向于绘制一个对称的图案。这种对称化的倾向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的回忆倾向于简化以达到“更好的秩序/格式塔”（better Gestalt）。有趣的是，在四周后的另一次实验中，更多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会将图案对称化。这次有62%的高度偏见群体与34%的低偏见群体这样做了。
我们可以看到，持有高度偏见的人似乎无法忍受图案中的模糊性；他们需要一个坚定、简单、绝对的记忆。另一方面，偏见水平较低群体的感受似乎是：“我知道这是一个金字塔的截面，但我也知道它没有那么简单，有着一些独特和不寻常的地方。”简而言之，虽然偏见水平较低的人也倾向于形成简化过的记忆痕迹，但是，相对而言，他们的头脑中有更多的威廉·詹姆斯称之为“似乎……，但是……”感的东西。
持有偏见的人对之前的解决方式更为坚持，这是他们的确定性需求的另一种表现。如果他们见到了一幅猫的线描画，并且在随后的一系列短暂显现中，这幅画逐渐发生变化，直到一幅狗的线描画浮现出来，持有偏见的被试会在更长的时间内执着于（cling to）猫的形象。他们不会那么快意识到变化，也不会报告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9
从这个实验中，我们看到，持有偏见的群体是更为“坚持不懈的”（perseveration），这意味着他们认为陈旧的、经过了考验的解决方案是安全的方式。这个实验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相关现象。持有偏见的人似乎对说“我不知道”有某种恐惧。这样做会使他们失去认知上的锚定。范围很广的不同调查都验证了这一发现。在一项实验中，罗克奇（Rokeach）要求被试将姓名与面孔进行配对。那些持有高度偏见的人做出了很多错误的猜测，而偏见水平较低的人则更频繁地承认自己不知道，并放弃猜测。10 罗伯（Roper）在研究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中发现，反犹太主义者更少在被问及对当前事件的看法时回答“我不知道”。11 似乎持有偏见的人能够通过给出“明确答案”而获得更多的安全感。
对确定性的需求可能导致认知过程的受限。个体无法看到问题的所有相关方面。罗克奇将这种解决方式称为“心智狭隘的（narrow-minded）”。下面这个实验能够说明这一过程。
下列十个概念按照首字母序列被呈现给大学新生：佛教（Buddhism）、资本主义（Capitalism）、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Christianity）、共产主义（Communism）、民主（Democracy）、法西斯主义（Fascism）、犹太教（Judaism）、新教（Protestantism）、社会主义（Socialism）。学生需要指出其中某些或所有概念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罗克奇将结果整理如下：
分析显示，由描述所代表的认知组织可以沿着从全面 到孤立 再到狭隘 的单一连续体排序。全面的组织方式是指将所有十种概念组织为一个整体（例如，“都是信仰”）。孤立的组织方式是指将十种概念分为两种或以上的子结构，这些子结构之间存在很少的联系，或根本没有联系（例如，“五种是宗教，五种是政府组织”）。狭义的组织方式是这样一种组织，其中客观存在的一个或多个部分从描述中省略，其余部分被组织成一个或多个子结构（例如，“只有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犹太教和新教之间存在联系，因为他们都信仰神”）。12
结果证明，在很大程度上，那些持有高度偏见的群体给出了更狭隘的分组，即省略了一些相关的对象；那些偏见程度较低的群体则将所有对象考虑在内，并给出了全面的分组，而那些具有中等偏见的群体则倾向于孤立的分组。
赖卡得（Reichard）报告了同样的思维设限，他指出，与其他更倾向于看到整体、更善于联想的群体相比，接受罗夏测试的有偏见的受试者倾向于给出更受抑制、过度强迫性地整齐的反应。13
所有这些实验都指向了同一个立场。有偏见的群体需要自己的世界具有明确的结构，即使这种结构是狭隘的、不足的。当不存在外部秩序的时候，他们就会自己在上面强加一个。当需要新的解决方案时，他们会坚持久经考验的习惯做法。只要有可能，他们就会抓住熟悉、安全、简单、明确的东西。
至少有两种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无法忍受这种模糊性，两者可能都是正确的。其中一种认为，偏见者的自我形象被严重混淆了。从童年开始，他们就从未能够整合自身的本性；结果是他们的自我本身并没有提供稳固的锚定点。作为补偿，个体必须找到一个外部的确定之物作为自身行为的指导，因为他们没有内在的明确性。
另一种理论略微复杂一些，它认为，持有偏见的个体在童年遭受了太多剥夺。很多事情对他们而言是被禁止的。于是，长大后的他们为延迟满足感到恐惧，因为延迟可能就意味着剥夺。因此，他们产生了一种对快速、明确答案的渴望。抽象的思考意味着要冒模糊和不确定的风险。最好不要犹豫，最好采取具体的、即使是僵化的思维模式。我们之前提及的案例就支持了这一理论，持有偏见的人似乎的确更容易感觉到挫败（第378页）。他们的低容忍度导致他们总是过度在意自身所站的位置，因为只有结构清晰的感知才能避免挫折的威胁。
客观化
在上一章中，我们提到，持有偏见的人倾向于将自身的品质投射于不具有该品质的他人身上。事实上，持有偏见的人对自身的洞察似乎总是存在缺陷。14
具有偏见的人似乎总是认为，事情就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和自己没有关系。他无法控制自身命运。例如，他认为“即使许多人对其不屑一顾，但是占星术的确可以解释很多东西”。相比之下，宽容的人往往认为我们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非受星宿掌控。15
持有偏见的女孩在讲述关于图片的故事（主题统觉测验）时更经常将事件看作在没有女主角积极参与的情况下发生。行动是由命运决定的（例如，女主角的未婚夫在战斗中丧生），而不是由她自己决定的。当被问及，“什么会使人发疯？”持有偏见的被试会回以某个外界威胁，或类似于“在我脑海中不断出现的念头”这样的东西。两种回答都指向不受控制的外部因素。在他们眼中，“使人发疯”的绝非自身的缺陷或行动。16
为了解释这种倾向，我们可能需要再次将自我异化视作潜在的影响因素。对于内心冲突的个体而言，避免自我参照是更为容易、安全的做法。他们希望将事件视作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而非由自己所造成的。外罚型作为一种特质，是个体表现这种泛化倾向的一种方式。它与群体偏见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并非我憎恶和伤害他人；是他们憎恶并伤害了我。
制度主义
持有由性格而导致的偏见的个体爱好秩序，尤其是社会 秩序。在明确的制度成员身份中，他能够得到他所需的安全感和明确性。家庭、学校、教会、国家都可以作为他对个人生活中不安的防御。依靠这些可以让他免于依靠自己。
研究表明，总的来说，有偏见的人比没有偏见的人更热衷于制度。反犹太主义的大学女生更热心参加她们的姐妹会；他们在制度上更信奉宗教；他们更加“爱国”。被问及“最令人敬畏的经历是什么？”他们通常用外部的爱国行为和宗教事件来回答。17
许多研究都发现了偏见与“爱国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正如下一章中将要提到的，极端偏执者几乎都是热诚的爱国者。民族主义与对少数群体的迫害之间的联系在纳粹德国的案例中显而易见。这似乎也适用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南希·莫尔斯（Nancy S. Morse）与奥尔波特（F. H. Allport）针对美国郊区中产阶级人士的一项调查尤其具有启发性。18
这些调查人员承担了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即发现反犹太主义的几个被指控的原因中，哪一个事实上最为突出和明显。他们使用的方法很复杂，需要一个92页的满是测试、量表、问卷的小册子。为保证175名被试的合作，研究者为每本完整填写并寄回的小册子支付一笔费用，付给他们当地俱乐部的金库。
首先，研究人员使用了多种方法对反犹太主义的不同方面进行衡量：被试对犹太人的憎恶程度如何；他们会用什么程度的言语表达憎恶（反对言语）；他们的敌对和歧视使他们做出了多大程度的伤害行为（反对行为）。
然后，研究人员测试了几个假设，例如：反犹太主义与不安全感，或与对未来的恐惧之间的联系；反犹太主义与实际经济匮乏，或不确定性之间的联系；反犹太主义与挫败感之间的联系；反犹太主义与关于犹太人“本质”的信念之间的联系；反犹太主义与“民族参与感”之间的联系。
与“民族参与感”之间的联系是通过对一系列命题的赞同与否进行衡量的，使用的命题如，“有些人觉得自己是世界公民，他们属于人类，而非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我认为自己首先，最后，永远都是一个美国人”。
研究人员通过这种方式，发现被试中的反犹太主义者比例非常之高。只有10%的被试完全没有反犹太主义倾向。而16%的被试的反犹太主义程度到达了一种极端的、几乎是暴力的程度。
虽然也有一些证据表明不安全感和挫败感在反犹太主义的形成中发挥着核心的作用，但是研究人员发现，对反犹太主义而言，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民族参与感”（national involvement）。它是所有变量成立的前提。“民族参与感”符合与偏见“独一共变”（unique covariation）的条件。 “对本质的信念”，即相信犹太人具有与其他人不同的本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只有当个体同时持有相同强烈的民族观念时，这种“本质观”才与偏见密切相关。因此，“爱国主义”可能只是偏狭观念的掩饰。
这项研究的结果很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反犹太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组负面态度。相反，反犹主义者有一个明确的为之行动的目标：寻找一种能够提供安全感的机制。国家即是他所选择的庇护所，是他信念的锚定之处：无论是对是错，这都是他的 国家，国家高于人性，民族国家比世界国家更可取。它具有他所需要的明确性。研究证实了一个人的民族主义程度越高，反犹太主义程度也越高。
请注意，这里的重点是正面的安全感。反犹太主义并不只是恐惧和焦虑投下的影子。经历了大量焦虑和挫折的人并不必然会发展成为反犹太主义者。重要的是对恐惧和挫折的处理方式——以制度主义 ，特别是民族主义的方式处理这些感情——似乎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
发生的情况是，持有偏见的人按照他自己的需求定义“国家”（参见第40页图1）。国家对他个人而言，首先是一种保护（而且是主要的保护）。他将国家视为他的内群体。他将自己所认为的威胁入侵者和敌人（即美国的少数群体）排除在国家的利益圈之外，并视其为理所应当的。另外，国家代表的就是现状。国家是一个保守的代理人；里面有他认可的所有安全生活的装置。他的民族主义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不相信自由主义者、权利法案的支持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威胁到了他的国家概念。19
威权主义
民主国家中的生活是复杂多变的。持有偏见的人在发现这一点后，有时会声称美国不应是一个民主国家，而只是一个“共和国”。他们认为个人自由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个体性造成了不确定性、无序性和变化。在一个等级分明的制度下生活更为简单，群体的分类是明确的，群组也不会持续变化、不断解体。
为了避免这种不确定性，持有偏见的人在社会中寻找等级制度。权力安排是确定无疑的——这是他所能够理解和指望的事情。他喜爱权威，认为美国需要的是“更严明的纪律”。当然，这种纪律更偏向于指外部纪律，换言之，他们更希望从外部而非内部把人约束起来。当学生们被问及他们最崇拜的人物时，我们发现持有偏见的学生最崇拜的伟大人物常常是拥有控制他人权力的强力领袖（拿破仑、俾斯麦）。而没有偏见的人则更倾向于崇拜艺术家、人道主义者、科学家（林肯、爱因斯坦）。20
这个权威的需要反映了持有偏见者对人类深深的不信任。在本章前面的内容里，我们注意到持有偏见者倾向于认同“世界上充满危险，人类根本上是邪恶而阴险的”。而民主哲学的本质则恰恰相反。只有在对方被证明不可信任之后，我们才会不信任他。而持有偏见者则并非如此。他不信任任何人，除非对方证明自己是可信任的。
在对以下问题的回答中，偏见者也表达出相似的多疑。“我对以下类型的犯罪感到更为恐惧：（a）强盗，（b）骗子。”两个选项的支持率相仿，但是更恐惧骗子的群体总体具有更高的偏见得分。相较于直接的身体攻击，他们觉得欺骗造成了更大的威胁。通常，对强盗（身体攻击）的恐惧似乎更为自然和正常——这也是没有偏见者所倾向的恐惧类型。21
对于持有偏见者而言，控制其疑虑的最好办法是拥有一个有序、威权主义、强大的社会。强大的民族主义是一件好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强大的领导者——一个马背上的将军！
有证据表明，在儿童阶段，孩子们就可能养成威权主义的人格模式。相较于其他孩子，持有偏见的孩子更有可能相信“老师应该告诉孩子们该去做什么，而无须考虑孩子们想要什么”。即使到了七岁，持有偏见的孩子依旧会因为没有得到明确指令而感到苦恼。22
讨 论
我们对偏见人格（一些研究者也会称之为“威权人格”）的描述主要基于近来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明确了这一模式的轮廓，但是不同证据之间的权重和联系并未完全得到归纳。相较于威权型人格，研究人员归纳了与之截然相反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有时会被称为“民主”“成熟”“创造性”“自我实现”人格。23 我们将在第27章中对这种人格模式进行更为详细的探讨。
这章所讨论的大部分研究结论都是基于极端的或对比显著的被试群体——那些在偏见测试中得分非常高或非常低的群体。处于中位数，或“平均”水平的被试没有被计算在内。这样的研究方法论是合理的，但它的缺点在于过分地强调了类型化的一面。我们很可能会忘记，有很多混合型的人格，他们所持有的偏见并不符合我们所描述的理想模式。
目前，我们的研究方法还需要进一步的改良。大多数的方法还处于起步阶段。这种方法将高度偏见的群体与低度偏见的群体放在一起，得出了一些结论，如前者在感知或问题解决任务中对模糊性的容忍度更低。它并没有使用逆向控制法，即测试对模糊性容忍度较低的被试是否一定也持有更强烈的种族偏见。在我们做出完全肯定的结论前，必须对此进行相关性的双向证明。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主要是由于该领域的研究仍然是前沿的、年轻的——本章中所呈现的结论趋势仍然是足够显著的。我们目前的观点可能有些过度，需要此后对其做出修改和补充。但基本事实已经得到了确定——偏见并不只是生活中的一个个独立事件；它通常根植于人格结构之中。因此，我们不能治标不治本。要想改变偏见，必须改变其主体的整个生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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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bid.
6. 见上面的注释1。
7. J. BLOCK AND JEANNE BLOCK.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nd ethnocentrism.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951, 19, 303-311.
8. J. FISHER. The memory process and certain psychosocial attitud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law of Pragnanz.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951,19, 406-420.
9. ELSE FRENKEL-BRUNSWIK. Intolerance of ambiguity as an emotion and perceptual personality variabl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949, 18, 108-143.高偏见人群中无用的坚持的倾向在下文的问题解决实验中得到了清晰的阐述：M. Rokeach, Generalized mental rigidity as a factor in ethnocentrism,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8, 43, 259-278。
10. M. ROKEACH. Attitude as a determinant of distortions in recall.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52, 47, Supplement, 482-488.
11. E. ROPER. United States anti-Semites. Fortune , February 1946, 257ff.
12. M. ROKEACH, A method for study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arrow minded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951, 20, 219-233; also, “narrowmindedness” and personali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1951, 20, 234-251.
13. S. REICHARD. Rorschach study of prejudiced person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 , 1948, 18, 280-286.
14. 相当多的证据可以在这里找到：T. W. ADORNO, et al.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New York: Harper, 1950, also in G.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op. cit。
15. ELSE FRENKEL-BRUNSWIK AND R. N. FORD. The anti-Semitic personality: a research report. In E.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8, 96-124.
16. Ibid.
17. 见上面的注释4。
18. NANCY C. MORSE AND F. H. ALLPORT. The causation of anti-Semitism an investigation of seven hypothes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52, 34, 197-233.
19. 其他研究证实了偏见与政治、经济和宗教保守主义之间的相关性。Cf. R. STAGNER, Studies of aggressive social attitud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44, 20, 109-140.
20. 见上面的注释4。
21. G. W. ALLPORT AND B. M. KRAMER. Op. cit.
22. B. J. KUTNER. Patterns of Mental Functioning Associated with Prejudice in Children . (Unpublished) Cambridge: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1950.
23. 对这两种基本类型人格的最充分和最标准的比较包含在T. W. ADORNO, et al., op. cit。同样相关的是以下讨论：E. FROMM, Man for Himself , New York: Rinehart, 1947，以及马斯洛的两篇文章A. H. Maslow, The authoritarian character structur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43, 18, 401-411和Self-actualizing people: a study of psychological health, Personality Symposium , 1949, 1, 1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