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投射

投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错误地将自身的动机或特质，或是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解释或辩护我们自己的特质归于他人的倾向。投射至少可以被分为三类。我们将分别称之为：

（1）直接投射，

（2）刺-梁木式投射，

（3）补充投射。

在我们就每一种做出详细讨论之前，最好先了解一些基础知识作为准备，因为投射是一个隐藏在潜意识中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理解。

妒　忌

我们从最简单的情况开始讨论。一个妒忌他人的人是知道自己嫉妒的。这部分情绪并不是被排除在意识之外的，但是，简单的嫉妒会立刻引发一些奇怪的心理过程。

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部队的态度为例。他们嫉妒任务危险性较小的部队——分到后勤组管理军需，或从事任何不上前线的工作。那些无法获得此类特权的人，常常发展出两种我们可能称之为初期偏见的观点。1 （1）他们对不参与战斗的部队感到愤怒，并动辄批判所有后方人员。大约有一半的前线士兵公开对此表现出愤慨，虽然很明显的是，没有一位后方人员需要为前线部队所面临的危险与不适负责。我们能从这一现实中看到，对那些碰巧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特权的无辜的群体，人们可能会感到不满，并有可能将自己感受到的剥夺胡乱归咎于该群体。这个群体被视作造成他人不安的缘由，即使其他人的不安实际上与该群体无关。我们会在“补充投射”这个标题下进一步讨论这种倾向。（2）同时，前线部队发展出了一种优越感。尽管他们也希望能够与任务安全性更高的部队交换岗位，但是他们觉得自己要比其他那些部队优越。强烈的内群体自尊成了一种弥补缺憾的方式。在此，我们能够看到对群体的忠诚与对外群体的蔑视之间的相互关系，它们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

当然，嫉妒并不总会导致偏见。尽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缺乏部队轮调制度，这种初现的偏见似乎就会落实为真正的偏见。我们的观点是，在心怀嫉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形成基本的投射机制。嫉妒使我们对别人充满恶意——这种恶意比情况本身所能允许的恶意要恶劣得多。

外罚型作为一种人格特质

我们已经指出过，外罚很可能是一种人格特征（第21章）。有些人总是不断为自己的过错开脱。希特勒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将早年的许多失败归咎于世界、学校、命运。当他没有能够通过学校的考试时，他责怪疾病。当他在政治上遭遇挫折时，他指责他人。他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败，全是他的将军们的错。他指责丘吉尔、罗斯福和犹太人发动了战争。似乎没有他因任何失误或失败而责备自己的记录。

外罚型的愤怒有其令人兴奋的地方。认为自己是无过错的好人，痛斥他人或命运对我不公，有一种类似狂欢的快感。快乐是双重的。一部分是对被压抑的紧张和沮丧的一种身体上的解脱，另一部分原因是它有助于修复自尊。错误全在于他人，而不是我。我是无可指摘的、充满美德的、所受惩罚超过所犯过失的。

对儿童的多项研究表明，推卸自己应负责任的倾向从很早就开始发展了。幼儿园中充斥着孩子们的各种借口。“我不能喝纸杯里的橙汁；纸杯会让我呕吐。”“我不能侧躺着睡觉，因为妈妈不让。”渐渐地，这种趋势可能会让位于责怪其他孩子的习惯。有趣的是，在六七岁之前，孩子们几乎不会将自己的不端行为归咎于他人，尽管他们早就学会了找借口逃避责任。

一位心理学家对有着“肮脏交易情结”的人格进行了研究。有这种情结的人，通常声称自己周围的许多人都行为不端，而自己是其受害者。研究人员对此写道：

将不幸归咎于他人使他们感受到纯粹的愉悦。这种将自身错误投射到他人身上的情结是个体最为令人不悦的性格特质。2

这种倾向于指责他人的人格特质也分为不同程度——从最强烈的偏执（第26章）到最温和的吹毛求疵。无论哪种情况，它都代表着从理性和客观思维向投射思维的倒退。

下面这个尤为温和的归咎倾向的例子可以展示出人们是如何脱离对现实的分析的：

大学校长被邀请就偏见问题向犹太人听众发表演讲。他接受了邀请，但在演讲中一直劝诫犹太人，希望他们能表现得更好，这样非犹太人才更容易对犹太人产生好感。

有些人听闻了这件事，说：“他话说得太直接了，不够圆滑。”又有人说：“也许这是种勇敢的行为，因为犹太人当然不是完美的。很多犹太人都挺令人反感的。”

这名校长的评判方式具有典型的归咎倾向。让犹太人使自己不要那么让人反感；让天主教徒证明自己不是法西斯主义者；让黑人表现出更多抱负。这种方法（尽管貌似合理）是基于错误假设之上的。就犹太人而言，这种言论暗示着他们比非犹太人具有更多令人反感的特质（这点从未得到证明）。此外，这种假设还意味着仅仅是某个群体的成员身份本身就足以构成排斥一个人的理由。它假定了那些令人反感的个体本人是造成错误的罪魁祸首，但实情是，他们令人反感的性格特质往往是防御性反应导致的，是他们被排斥的结果而非成因。校长将改变现状的所有责任都推给了犹太人一方。

既然对于群体差异及其原因的客观讨论是一个合理的话题，我们注意到，即使一个以自身的公正为荣的人也很容易陷入一种将责任过分推及他人的态度之中。

压　抑

投射只会出现在对当下情况的内部知觉（洞察）不知何故受到阻碍之时。我们所讨论的例子已经揭示了这一点。受“肮脏交易情结”所困扰的人缺乏对情况全貌的了解；他不知道自己该为当下的情形负有多少责任。他拒绝面对他的内在缺陷，并积极在外部寻找恶人。希特勒就缺乏自我洞察。否则，他不会始终将“犹太寡头-民主贩子”视作造成自身困境的罪魁祸首。

压抑意味着将一个个人冲突情景的全部或部分排除在意识和可调节反应之外。任何不受意识欢迎的事情都可能被压抑，尤其是冲突中的那些如果坦白面对的话会降低我们自尊心的因素。被压抑的东西通常与恐惧和焦虑有关：仇恨，尤其是对父母的仇恨；不被认可的性欲；过去的如果直面就会导致内疚的行为，以及之前的罪恶感和羞耻感；贪婪；残忍和侵略的冲动；对婴儿式依恋的渴望；受伤的自尊心；以及所有不加掩饰的自我主义表现。这个列表可以扩展到包括任何反社会或不受欢迎的冲动、情绪，或个人因将其成功纳入意识生活而没有处理的情绪。（必须指出，并非所有的压抑都是有害的，因为有些压抑可能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牺牲不良的冲动。因此，一个人的人生哲学可以完全有效地排除贪婪、不诚实或放荡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压抑是必要的，也是良性的。我们在这里谈论的只是无效的压抑，在这种压抑下，一个麻烦的残余物可能会持续困扰着此人的人格和社会关系。）

无效的压抑会使人生活在痛苦之中。使其困扰的动机依然蠢蠢欲动。他无法将其调节成合适的行为。因此，投射机制就可能会介入他的动机和行为之间。他会外在化 （externalize）整个局面。他会否定自身视角，而完全从外部世界的角度进行思考。如果自身破坏性的冲动困扰着他，他会将其视为外部世界的其他人的冲动。

墨迹测试

如果外部物体缺乏自身的坚固结构，将内在状态投射到外部物体上就容易得多了。白天，我们很难把路边的树苗视为拦路强盗。我们内心可能很焦虑，但如果暴徒不在那里，我们仍然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他们。晚上，当物体轮廓模糊时，恐惧的投射就更容易了。

临床心理学中所谓的“投射测试”总是使用可供个体自由投射内在状态的非结构化形式。一个人可能会将一张模糊的，印有一位年长女性和一名年轻男性的图片解读为一位母亲和她的儿子。而他所叙述的关于这张图片的故事很可能会流露出他自身压抑的某种感情（也许是过度依赖、敌意，甚至是疯狂的欲望）。

最著名的投射媒介是墨迹测试（罗夏测试）。人们会从不成形的墨迹之中读出具有丰富含义的图案。而且，重要的不只是他们看见的东西本身，还有他们处理和组织墨迹图案细节和构图的方式。

“对于反犹主义者而言，”阿克曼（Ackerman）和亚霍达（Jahoda）写道，“犹太人就是个有生命的罗夏测试。”3 这句话的意义很清楚。犹太人是神秘的、未知的。他们没有固定结构。他们可以是任何样子的。传统认为犹太人是邪恶的。人们可以将犹太人作为其内心压抑着的内疚、焦虑、仇恨的外在代表。

还有一个因素也使犹太人成了优质的投射对象。那些遭受严重压抑（甚至可能到了神经质的程度）的人往往会对自身感到疏离。在无意识折磨的影响下，他们感到陌生和非人格化。这种自我疏离的感觉促使他们寻找一个同样陌生疏离的投射目标——对于他们自身无意识而言不熟悉的对象。他们所需要的是一个陌生的人类群体。犹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群体。黑人也是一样。社会规范（刻板印象）会使个体明确哪些特质是能够归属于该群体之上的。我们已经注意到，性放荡这样的指控更经常被用于欧洲犹太人群体，而非美国犹太人群体。黑人也易于遭受此种指控，类似的指控还有肮脏和懒惰。犹太人（与历史上基督教的建立和一神论有关）对于基督徒自身的道德衰败，是一个很好的现成投射对象。

并非只有犹太人和黑人能够作为投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波兰人、墨西哥人、大公司、行政当局等也会成为人们投射的对象。一个偷税漏税的公民会将华盛顿视为一个充斥着贪污腐败的巨型官僚机构。（也许此处重复了我们之前所提及的，指控中的确存在一个“真理核心”并不意味着它就不涉及偏见。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理性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投射对象，如果有可能的话。然而事实仍然是，一个人仍然会从他提出的指控的类型、他提出指控的敏捷和愉快感觉，以及他所选择注意到和夸大的对象的特殊缺陷中，暴露他自己心理中的负疚冲突。）

让我们考虑一个互相指控的案例。纳粹集中营前囚犯贝特尔海姆（Bettelheim）报告称，集中营中的犹太人囚犯和盖世太保们看待彼此的方式是相同的。

双方都坚信对方是虐待狂、肮脏、智力低下、更为劣等的民族、沉迷变态性行为。双方都指责对方只关心物质，而不尊重道德与智慧的价值。4

为什么双方对彼此的指控会是全然相同的呢？我们很难找到如同纳粹和犹太人一样截然相反的两个群体。无论从任何角度而言，他们的群体特征（第6章）都绝非一致。所以这两种观点不可能同时是准确、现实的描述。（显然，并非被归于这两者的所有特质都是正确的——在当前的案例中，显然存在过分泛化。）

这种针对彼此的相同指控似乎都是在说：“我讨厌你所在的群体，我通过声称你所在的群体背离德国的传统价值以合理化这种仇恨。”纳粹和犹太人有着共同的文化，也拥有相同的参照群体（见第3章），所以他们会以相同的方式塑造恶棍的形象——与其文化理想中的美德相背离的形象。

直接投射

没有什么比纳粹控诉犹太人是“虐待狂”更明显的投射行为了。不仅犹太文化传统中完全没有施虐的元素，而且在受到极端迫害的生活环境中，即使哪个犹太个体具有类似的冲动，他身处的社会环境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另一方面，许多纳粹在折磨犹太人时所获得的明显快感表明，虐待行为实际上是一项被认可的党卫军政策。

这是一个明显的直接投射 的例子。一个完全属于自身而绝不属于另一方的特质被归属到了另一方身上。这种手段所具有的保护意味很明显：这是一种使良心得到宽慰的虚伪。人们可以反对某种邪恶的品质——然而只有当他们认为这些品质都在别人而非自己身上的时候，才能心安理得地这样做。直接投射是通过将情绪、动机、行为归因于另一个人（或群体）以化解自身冲突的手段，而这些元素本属于自身，而非归咎对象。

了解直接投射与刻板印象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假设自身拥有一些糟糕的特质——也许是贪婪、肉欲、懒惰、邋遢，他们所需要的是这些特质的一幅讽刺漫画——为这些邪恶特质找一个人性化身。他需要如此极端的东西，只有这样他才不会感到自己有任何做错的地方。因此，所有犹太人都被视作放荡下流的，所有黑人都被视作懒惰的，所有墨西哥人都是肮脏的。持有这种极端刻板印象的人甚至不会怀疑自己具有这些令人生厌的倾向。

直接投射可能关于自身的一些具体特质，也可能关于自身的总体观点。希尔斯（Sears）的一个实验具体阐释了这种特定倾向。他发现，兄弟会中的某些个体倾向于将自己身上严重的固执与吝啬归到他人头上。5

在临床观察中可以发现一种一般性的投射倾向：对自己评价低的人很可能对他人评价也很低。治疗工作中的这一发现表明，比起直接提升个体对他人的尊重，通过帮助个体提升自尊的迂回方式更为有效。只有在自尊方面与自己和平相处的人才能尊重他人。对他人的仇恨可能是自我仇恨的镜像。6

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对犹太人的仇恨是直接投射的最经典案例。以下重要的事实是基于他早年的生活记录拼凑得来的。

他的父亲是一个叫作谢克尔格鲁贝（Schicklgruber）的女子的私生子，他是个坏脾气的退休海关职员，阿道夫和他有过多次争吵。而他的母亲是一个工作勤奋的女人，她与阿道夫很亲密，然而却在阿道夫青春期时死于癌症。阿道夫是如此依恋他的母亲，以至于有传闻称他有强烈的俄狄浦斯情结。他的父亲和母亲是表亲，他们的婚姻需要主教的特许。母亲去世后，希特勒强烈地依恋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吉拉（Angela）。之后，他和安吉拉的女儿吉丽（Geli）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这种关系的本质是乱伦。就在吉丽要与阿道夫分手的时候，她被枪杀了（没有人知道是自杀还是谋杀）。这些不愉快的事实都指向了阿道夫有充足的理由对乱伦这个主题负有罪恶感（无论有意识地还是无意识地）。

那么，投射是如何进入他的心里的？据他自己的说法，在十四岁或十五岁时，他独自生活在维也纳，过得贫穷落魄，这时“犹太人问题”吸引了他的注意力。在他的写作中，他批判犹太人在性方面的不当行为（包括乱伦）。例如，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 ）中的一个段落，他写道：“那个黑头发的犹太男孩脸上洋溢着恶魔般的喜悦，一连几个小时等着伏击不明真相的女孩，并用自己的血统玷污她。”希特勒是黑头发的。所以他的朋友会开玩笑地称他为犹太人。在离开维也纳，到了慕尼黑之后，他已经开始憎恶维也纳。 “我憎恶各个种族混杂在一起……犹太人，更多的犹太人。对我来说，这个都市似乎是乱伦的化身。”除了乱伦外，他还将各种各样的不道德性行为归属于犹太人：卖淫和性病（从阿道夫的写作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他极为在意，而且无法容忍的事）。虽然我们不需要就此展开讨论，但是有力的证据表明，希特勒的性欲是扭曲的，有时他甚至厌恶自己——当他无法厌恶他人身上的相同倾向时。

从这个证据可以看出，希特勒将自己身上的低劣特性赋予了犹太人，并通过谴责后者来逃避对自身的批判。格特鲁德·库尔特（Gertrud Kurth）指出了他这种直接投射行为对历史造成的深远影响，她写道：“吞没了六百万犹太人的灾难性洪流，源于阿道夫·希特勒竭尽全力也无法消灭的海德先生（Mr. Hyde），那个淫荡的黑发怪物。”7

这种类型的（或任何一种类型的）投射都不会解决任何基本的问题。这只是一种暂时的、自我修复的伎俩。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大自然会创造如此适应不良的一种机制。它本质上是一种神经质的手段，无法从根本上减轻患者的负疚感，或建立持久的自尊心。将仇恨转移至替罪羊身上，只是掩盖了一种持久的、未被辨认出的自我仇恨。如此形成的恶性循环使患者越发地憎恶自己，继而越发地憎恶替罪羊。但是，他对替罪羊的憎恶越增强，他自身的逻辑与良知就变得越微弱，因此，他能够将更多的罪行归咎于替罪羊之上。8

刺-梁木机制

伊奇瑟（Ichheiser）已经阐明了，将他人所不具备的特质归到其身上是一种病态行为。同时，即使自身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对他人身上的缺陷（或美德）进行夸大——即使只是轻微的程度——则是更为普遍的人性弱点。9

刺-梁木机制可以被定义为夸大他人和我们共同拥有的品质的过程，尽管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也拥有这些品质 。

大多数作者不会在这个过程与直接投射间做出区分。两者确实很接近，但它们的区别更值得观察。“投射对象”很少是完全不具备我们所归属的邪恶特质的。任何人都能够找到某些不诚实的犹太人、某些懒惰的黑人。这些群体之中总会存在一些“刺”。结果是，看到污点的人紧紧抓住了这个细节（因为它反映了他自己的冲突），夸大了它的重要性。他这样做，就可以避免看见自己眼中的梁木了。

纳粹与犹太人用相同的罪状控诉彼此的例子也反映了这个机制。例如，双方大多数个体都毫无疑问地承受着一些压抑的性冲突。因此，他们在夸大对方的性变态时会获得特殊的快感。再次，双方都注意到了对方不符合德国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因此，他们抓住对方身上的完全相同的缺点，批判对方缺乏对文化的尊重与对国家的热爱。

刺-梁木投射是一种“感知强化”（第10章）。我们看到的比客观存在的更多。而我们之所以看到得更多，是因为它所反映的是自身的无意识状态。

刺-梁木机制与我们所谓的直接投射之间的区别可以借助教皇的训谕来总结：“在黄疸病人的眼里，一切都是黄色的。”这指的就是直接投射。然而，如果我们对这句话稍加修改，“在黄疸病人眼里，一切黄色的东西都看起来更黄了”。此处则包含了刺-梁木机制。

补充投射

我们接下来要讨论一种截然不同的投射形式。它并非一种镜像感知，而更多的是一种合理化的感知。我们为饱受困扰的情绪体验寻找根源。我们可以简单地将补充投射定义为：通过参考想象中的他人意图和行为来解释并合理化自身的想法 。补充投射的成立必须基于对他人意图和行为不符合实际的构想之上。如果这种构想是准确的，那么个体的认知就是基于现实的，也就根本不涉及投射。10

一个实验能够说明补充投射的运作机制。研究人员要求一群参加派对的孩子们看一组陌生男性的照片，并依次评定其友好度、可爱程度等。随后，孩子们在一座阴暗的房子里参与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游戏。当他们做过游戏后再次对照片进行评定时，所有陌生的男性对孩子们而言都成了威胁。他们似乎全都是危险的陌生人。孩子们通过表示我们（We）害怕，来暗示他们（They）构成威胁。11

补充投射能够应用于无数的偏见问题之上，尤其是焦虑或低自尊而造成的偏见。怯懦的家庭主妇（不知道自身究竟为何焦虑重重）对流浪汉感到恐惧。她给大门加上两道锁，怀疑所有经过的路人。她也可能很容易受到谣言的影响，她会轻易相信黑人们正在囤积冰镐准备攻击白人，或者是某个天主教堂的地下室堆满了枪支。在她的眼里，周围充斥着会威胁到自己的群体，这合理化了她莫名其妙的焦虑。

让我们回到贝特尔海姆关于纳粹和犹太人的报告，他们彼此都将对方视作“劣等民族”。我们能将这种特殊的合理化视为补充投射。因为每一个群体的成员都想要提高自己的自尊。但取得极高的自尊水平必然需要践踏别人的自尊。因此，将他人归为“劣等”就自然而然地满足了这种需求。

结　论

在此前的四个章节里，我们对偏见的心理动力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了专门讨论。本章所描述的心理过程是人类本质中的非理性冲动。它们代表了精神生活中无意识的婴儿期的、压抑的、防御性的、侵略性的、投射性的部分。一名拥有显著的此类性格特征的个体几乎无法成为一个可以在成熟的社会关系中按需求做出调整的成年人。

同样重要的是，在解释偏见时，我们不能将过多的权重赋予这些过程。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孩子的教育内容、教学方式、养育模式、语义混乱、在群体差异上的无知、形成分类的原理等诸多因素都对偏见有所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体处理这些影响的方式，包括自身无意识的冲突和心理动力学的反应，这些因素编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完整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检视这个问题的结构性 特征。

参考文献

1. 下列材料引用自S.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Combat and Its Aftermat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9, Vol. 2, Chapter 6。

2. FRANZISKA BAUMGARTEN. Der Benachteiligungskomplex. Gesundheit und Wohlfahrt , 1946, 9, 463-476.

3. N. W. ACKERMAN AND MARIE JAHODA. Anti-Semitism and Emotional Disorder . New York: Harper, 1950, 58.

4. B. BETTELHEIM. Dynamism of anti-Semitism in Gentile and Jew.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7, 42, 157.

5. R. R. SEARS. Experimental studies of projection, I. Attribution of trait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36, 7, 151-163.

6. ELIZABETH T. SHEERER.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ceptance of and respect for self and acceptance and respect for others in ten counseling cas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 , 1949, 13, 169-175.

7. GERTRUD KURTH. The Jew and Adolf Hitler.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 1947, 16, 11-32.

8. 投射的无意义性在这本书中得到了讨论：A. KARDINER AND L. OVESEY. The Mark of Oppression , New York: W. W. Norton, 1951（特别参阅 p. 297）。

9. G. ICHHEISER. Projection and the mote-beam mechanism.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47, 42, 131-133.

10. 关于这两种投射的区别的讨论：H. A. MURRAY. The effect of fear upon estimates of the maliciousness of other personaliti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33, 43, 310-329（特别是 p.313）。

11. Ib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