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焦虑、性、内疚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反犹太主义者的立场了。他是一个充满恐惧的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所惧怕的不是犹太人，而是他自己——自己的意识、自由、本能、自己的责任、孤独、变化、社会和世界——除了犹太人的一切。
——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恐惧、性欲、内疚与偏见的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对侵略性的心理动力学分析很相似。
恐惧和焦虑
理性和适应性的恐惧必然要求对危险来源的准确感知。疾病、即将到来的火灾或洪水、拦路抢劫都属于会造成现实恐惧的条件。当我们准确地察觉到威胁的来源时，我们通常会反击，或撤退到安全地带。
有时，人们能够正确感知到恐惧的根源，但却无法控制它。一个害怕失去工作的工人，或生活在对核战争模糊的忧虑中的公民，他们感到恐惧，却对此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恐惧变成了一种持续状态，即我们所说的焦虑。持续的焦虑使我们保持警觉，我们会将各种刺激都视作威胁。一个生活在失业恐惧下的人感到被危险包围。他可能会认为黑人或外国人想要抢走他的工作，这是一种现实恐惧所导致的错置。
有时恐惧的来源不为人知，或者已经被遗忘或压抑。恐惧可能仅仅是在处理外部世界的危险时内心脆弱感的一种不断累加的残余物。受害者可能一次又一次在与生活的交战中失败。因此，他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缺失感。他害怕生活本身。他害怕自己的无能，开始怀疑其他人，他认为他人更强的能力是一种威胁。
于是，焦虑成了一种弥散的、非理性的恐惧，而非针对一个适当的目标，它不受自我的控制。就像衣服上的油渍一般，它会污染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并在个体的社会关系之中留下痕迹。因为他无法满足自身的亲和需求，所以他可能对某些人（也许是自己的孩子）变得专制、富有占有欲，同时抗拒其他人。但这些强迫性的社会关系进一步加剧了他的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存在主义者认为，焦虑是所有人生活中的基本元素。由于人类生存的处境本身就是神秘可怖的，尽管人们并非时刻都在遭受挫折，焦虑依旧比侵略性更为显著。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焦虑相较于侵略性更易于扩散，也更具备扩散的条件。
然而，焦虑与侵略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人们常常为此感到羞耻。我们的道德准则奖赏勇气和自立。自豪与自尊心让我们试图掩盖我们的焦虑。当我们压制焦虑时，也开启了一个发泄错置焦虑的出口——被社会认可的恐惧源头。有些人对我们中可能存在“共产党人”几乎感到歇斯底里的恐惧。这是一种被社会所容许的恐惧。如果他们承认自己真正的焦虑很大一部分来自自我的缺失和对生活的恐惧，那他们就不再会得到相同的尊重。
当然，事实是真实的恐惧和错置的恐惧常常混合在一起。尽管共产党人所能造成的威胁远不及许多煽动者和恐惧者所宣扬的那样严重，我们中的共产党人确实构成了一种威胁。在打败日本之后，舆论出现了显著的转变。在此之前，我们对日本的敌意是无限的。不仅仅是日本这个国家，所有日本人也都被认为是狡猾的。甚至连忠诚的日裔美国人也为此被赶入了集中营。在1943年，人们喜爱俄国人，害怕日本人。五年后，情况已经或多或少地发生逆转了。这种转变表明，即使在严重错置的情况下，仍然存在一个现实的内核。人有足够的理性，只要有可能的话，他们就会选择看似最为合理的目标来排遣恐惧。
就我们现在所知的而言，似乎性格中的焦虑主要来源于童年的不幸。在前几章中，我们多次注意到养育方式中的一些特点可能会引发持续的焦虑。对于男孩尤为如此。男孩们为了符合社会对男性的期待而不断努力，他们可能由于过分在意成功与否而长期处于焦虑的状态。排斥性的父母所制造的深深的恐惧，可能会给孩子埋下神经失调、犯罪和敌意的种子。以下的案例绝非极端，但它能够说明其中可能涉及的过程的微妙之处。
当乔治（George）四岁时，他的母亲又生下了他的弟弟。乔治害怕弟弟夺走母亲的爱。他非常忧虑，并开始讨厌他的弟弟。他的弟弟生病了，而他的母亲的确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弟弟而非乔治的身上。这个四岁孩子的怨恨与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他多次试图伤害弟弟，并因此受到父母的制止与惩罚。不幸的是，他的母亲在安抚好乔治前就去世了。乔治再也没能够从这种双重剥夺中恢复。
他上学时性情多疑。他对新搬入的邻居尤为憎恨，他会与所有新来的孩子斗殴。这种测试陌生人的方法在少年时代的圈子里很常见。新来的孩子必须证明自己是能够得到接纳的正常人。在几个星期内，孩子们就能够消除对陌生人的不信任感，与其和解。
但即使在与他们斗殴之后，乔治仍然不会接受某些类型的陌生人。在他眼中这些孩子完全是社区的外来者。他们是如此地不同，以至于看起来像是无法被同化的入侵者（就像他的弟弟那样）。他们住在奇怪的房子里，吃奇怪的食物，有奇怪的肤色和庆祝奇怪的节日。这种陌生感不会减退。新来者是如此格格不入，每一处都能够识别出他们的与众不同（就像他的弟弟小时候那样）。乔治的初始怀疑和敌意始终无法消融。他会接纳那些与他的自我形象一致的男孩（自恋），但排斥那些与自我形象不同的男孩（他的弟弟的象征）。对乔治而言，种族成员的差异就像他与弟弟之间的对立一样，有着相同的功能意义。
在社区中，有许多像乔治这样的孩子。他们并非都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处于敌对状态，但都因为各种其他原因产生了被剥夺感，承受着无以名状的恐惧。他们像乔治一样，将个体间的差异视为威胁。他们因为无法确定的缘由而感到焦虑，他们苦苦寻求导致自身焦虑的原因。最终，他们将某些差异作为自身恐惧的合理来源。当所有和乔治一样饱受焦虑折磨的个体同处于一个社区之中，他们就会将自身的恐惧汇聚在一起，并认可同一个虚构的源头（黑人、犹太人、共产主义者），继而产生大量恐惧所导致的敌意。1
经济上的不安全感
虽然很多焦虑起源于童年，但在成年之后，依旧有一些因素，特别是经济的匮乏，能够成为焦虑的源头。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引用了相当多的证据（尤其是在第14章），其中经济的下行、失业和经济萧条都与偏见水平存在正相关。
有时候，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可能存在一定的现实冲突，例如黑人地位的提升使其成为一些岗位的有力竞争者，特定民族的成员也可能实际上的确想要阴谋垄断一个行业、工厂或职业。但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威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任何外群体的成员所展现出的野心或地位提升的迹象，无论是否可能构成现实的威胁，都令被边缘化的人群陷入模糊的恐惧之中。
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对他们的财产变得占有欲极强。这成了保守主义的支柱。任何真实的或虚构的威胁都会引起人们的焦虑和愤怒（它们混合在一起，共同助长了仇恨）。这种关系的残酷性，在纳粹统治的德国，许多犹太人被送往中欧的集中营这段历史中就有所体现。这些犹太人将他们的财产委托给某个外邦朋友。而他们中的大部分后来都被杀害了，这些财产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朋友的财产。但是，有些犹太人侥幸活了下来，当他们向朋友们讨回财产时，他们通常面对的不是欢迎而是憎恨。他们所托付的朋友可能已经花完了这些钱，可能是为了购买食物。一名犹太人预见到了这个结果，于是拒绝请求外邦朋友保管他的财产，他说：“我的敌人想要我死还不够吗？我不想让我的朋友也想要我死。”
彻头彻尾的贪婪肯定是偏见的一个原因。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待人们对殖民地人民、犹太人和原住民（包括美洲印第安人）的负面感情，我们可以发现对自身贪婪的合理化是偏见的一个主要来源。这一过程非常简单：贪婪-攫取-合理化。
人们常将经济恐慌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在美国，反犹主义似乎尤为受成功人士欢迎。2 这可能是因为犹太人常常被视为象征性的竞争对手。打压犹太人就是在象征意义上扫除所有的潜在威胁。因此，他不仅被排除在特定职业之外，还被排除在学校、俱乐部、社区之外。人们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种模糊的安全感和优越感，麦克威廉斯（McWilliams）将这整个过程称为“特权掩护”（mask for privilege）。3
自 尊
经济方面的担忧还源于饥饿和生存的需要。但是，在这种理性需求实现之后很久，这种忧虑依旧存在。它们衍生出对地位、声望和自尊的需求。食物不再是问题，金钱也不再是问题——除了，它能买到生活中永远短缺的一样东西：地位差异 。
并非每个人都处于“顶尖”阶层。也并非所有人都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大部分人都希望自身的地位得到提升。“这种渴求，”墨菲（Murphy）写道，“就如同对短缺的维生素的需求一样。”他认为对地位差异的渴求是种族偏见的主要根源。4
对地位的渴求与困扰着个体的，对地位不保的恐惧是一致的。维持摇摇欲坠的地位的努力可能会导致个体对他人近乎条件反射性的蔑视。阿施（Asch）给出了一个案例：
我们从南方人的种族自豪感，以及对保全面子和自我辩护的专注中观察到这一点，这可能是出于一种深刻的，虽然多半只是位于潜意识中的，但却无法忍受的对其地位稳定性的疑虑。他们在面对北方时，为自己是南方人而自豪；在面对新兴的工业秩序时，为自己是腐朽的地主群体而自豪；在面对没落贵族时，为自己是新实业家而自豪；他们在面对贫穷的白人，处于劣势的黑人面前，都展现出自身的骄傲——这些都是一个不确定他们的失败是否是他们自己的错的民族的反应。5
哲学家休谟（Hume）曾经指出，嫉妒似乎只有在我们和那些比我们幸运的人之间的距离足够小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我们才能合理地把自己和他们进行比较——这也是“微小差异的自恋”。小学生不会嫉妒亚里士多德，但他可能会嫉妒得了“A”的邻班同学，因为他的成绩使自己的分数显得格外差劲。奴隶可能并不会嫉妒他们富有的主人——二者差得太远了——但是，他们可能会嫉妒其他拥有更好职位的奴隶。每当严苛的阶级壁垒瓦解，或阶级的流动性增加时，人们都会产生更多的嫉妒。美国人在教育、机会、自由层面彼此足够相近，因此会互相嫉妒。虽然听起来很矛盾，但这就是为什么仇恨的增加总是伴随着阶级距离拉近的原因。
人们最乐意被劝说接受的观点就是，他比其他人要好。三K党和种族主义者的吸引力都基于这个类型的煽动。势利是一种紧紧抓住自己地位不放的方式，在那些地位较低的人中间也同样普遍，也许还要更普遍。通过将注意力转移至遭到反感的外群体身上，他们能够从中获得些许自尊。外群体格外适于充当自身获致地位的踏脚石，是由于其具有唾手可得的特性，并往往被公认处于较低的地位，从而为自己的地位提升感提供社会支持。
自我主义（地位）这个主题贯穿了我们的许多章节。也许墨菲认为它是偏见的“主要根源”，这是对的。我们现在讨论的目的是把这个主题与恐惧和焦虑的因素以正确的方式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崇高的地位会消除我们的基本忧虑，因此我们努力为自己争取一个安全的位置——通常是以损害我们的同胞为代价。
性
性，像愤怒或恐惧一样，可能会贯穿我们一生，并可能以迂回的方式影响社会态度。像这些其他情绪一样，当它被理性和适应性地引导时，它就不会向其他的领域扩散了。但是在性失调、性挫折和性冲突之中，一种紧张情绪就会从情色领域蔓延至其他的方方面面。一些人认为，如果不提及性失调，就不可能理解美国的群体偏见，尤其是白人对黑人的偏见。英国人类学家丁沃尔（Dingwall）写道：
在美国，性以一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方式主导着人们的生活。如果不充分认识到它的影响和结果，就不可能阐明黑人问题。6
我们也许可以忽视这个未经证实的断言，即美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热衷于性爱，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说法中所隐含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一个北方城市的家庭主妇被问及是否会反对与黑人住在同一条街上。她的回应如下：
我不想和黑人一起生活。他们体味太重了。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这就是为什么会有种族仇恨。如果我能和一名黑人同床共枕，那么我也能和黑人们一起生活。但你知道我们不能。
在此，性方面的障碍被牵涉到了一个逻辑上毫不相关的问题之上——关于住在同一条街上的这个简单问题。
并非只有针对黑人的偏见才反映出性方面的兴趣和指控。一本抹黑天主教的小册子上这样写道：
由于拒绝服从教士的要求，一个修女被绑住了手脚，堵上了嘴，躺在地牢里……阅读关于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里，一个浑身赤裸的修女与三个喝醉了的教士的故事……毒药、谋杀、强奸、酷刑和闷死婴儿……如果你想知道在修道院的围墙后面发生了什么，请阅读《死亡之屋，或修道院里的暴行》（House of Death, or Convent Brutality ）这本书。
将淫乱与罗马天主教会（也被称为“妓女的母亲”）联系在一起，是对天主教徒怀恨在心的人所使用的一种古老的、熟悉的伎俩。早在一个世纪之前，这些有关荒淫行为的黑暗寓言就很普遍了，这也是当时蓬勃发展的“无知”政党所开展的耳语运动的一部分。
在19世纪，针对摩门教徒的激烈迫害既与他们的教义，也和他们偶尔实行的一夫多妻制有关。尽管1896年在法律上被废除的多元婚姻是一项不健全的社会政策，但当时的反摩门教宣传中显露出对这方面兴趣的特别关注和对幻想的放纵。对该教派的反对意见，是从许多人自己性生活的冲突中汲取资源的。为什么允许其他人选择比我们自己更广泛的性伴侣？在20世纪20年代，对共产主义苏联最常见的指控可能是它“国有化”了它的妇女。
在欧洲，对犹太人严重的性不道德的指控很普遍。犹太人被认为是纵欲的、强奸者、性变态。希特勒自己的性生活也绝不正常，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地编造指控，指责犹太人堕落、患有梅毒和其他希特勒本人所恐惧的疾病。纳粹中的头号犹太人猎人施特莱歇尔（Streicher）至少在私下交谈中，提到割礼的次数和他提到犹太人的次数一样多。7 某种特殊的情结似乎在困扰着他，（会不会是他的阉割焦虑？）而他设法将其投射到犹太人身上。
在美国，人们很少听到针对犹太人在性方面的控诉。是因为美国的反犹主义者比较少吗？是因为美国犹太人比欧洲犹太人更有道德吗？这两个解释似乎都说不通。正如我们在第15章中所读到的，更可能的原因是，在美国，黑人才是我们投射性情结的首选目标。
黑人的特征在我们的想象中倾向于与性产生关联，其原因牵涉到了一种微妙的心理。黑人看起来黑暗、神秘、遥远——但同时又温热、人性化，并且有可能接近。这些神秘和禁忌的元素内含于清教徒社会对性感的理解之中。性是被禁止的，有色人种也是被排斥的；于是这两种观念逐步融合。因此，持有偏见的人将持有宽容态度的人称为“黑鬼爱慕者”（nigger lovers）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所选择的称呼表明了他们正在与内心所受到的吸引做斗争。
存在于种族之间的性吸引力可以从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混血儿这一事实中得到证实。肤色的不同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所引起的似乎更多的是性兴奋，而不是性排斥。人们常常回忆说，来自更低阶级的成员似乎比来自上层阶级的成员更具有吸引力。在文学作品中，贵族家庭的女儿与马车夫私奔，贵族浪子抛弃家产与底层的女性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类似的故事层出不穷。这两者所揭示的都是同样的道理。
日光浴是为了使皮肤变黑——从而更具有吸引力，无论男女都沉迷于这种消遣。肤色的差异本身就有性方面的诱惑力。莫雷诺（Moreno）在报告中提到，处于青春期的黑人女孩与白人女孩之间一见钟情，成为同性恋人的情况很普遍。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肤色的差异似乎可以代替性别上的差异，并具备与之相同的功能。8
现实中（或传说中）黑人对生活开放、没有一丝羞耻感的态度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吸引力。许多压抑了性欲的人也想要得到同样的自由。黑人对待性的开放与直接招致了人们的嫉妒和愤怒。他们指责拥有极强性能力的男性和毫无羞耻感的女性。即使是生殖器的大小都能够招致夸大与嫉妒。人们很容易将幻想与事实搞混。
这种不正当的幻想可能在一些生活无趣的地方变得极端严重。莉莲·史密斯在她的小说《奇异的果实》（Strange Fruit ）中， 描述了一个情感贫瘠的南方小镇。他们在宗教狂热或种族冲突之中寻求释放。或许，人们也可能在黑人身上看到了自己所缺乏的欲望。于是，他们嘲笑和迫害黑人。禁果唤起了强烈的情绪反应。海伦·麦克莱恩（Helen McLean）写道：
在我们将黑人称作“自然之子”，认为他们单纯、可爱、没有野心并且屈服于自己的每一个冲动的时候，白人就为自己设立了一个象征，为那些抑制本能或本能残缺的人提供了一种秘密的满足。实际上，白人非常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象征。9
如今，这种在性层面普遍的跨种族迷恋已经很少通过正常渠道表现出来。青少年们几乎不会约会任何其他种族的人。在所有人都能够建立合法的跨种族婚姻的情况下，跨种族婚姻依然是罕见的，即使是最恩爱的跨种族夫妇都会受到社交方面的严重困扰。因此，跨种族的性接触是秘密的、不正当的、伴有罪恶感的。然而，这种迷恋是如此强烈，以至于人们经常愿意打破哪怕是最为严格的禁忌。而在这些打破禁忌的人中，白人男性要多于白人女性。
将这种性状况与偏见联系起来的心理动力学过程，在白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白，并非所有个体都受到相同方式的影响；但是这类心理动力学过程十分普遍，足以成为偏见的建立与持续中的重要因素。）
假设一名白人女子对与黑人男性的禁忌之恋非常着迷。她不太可能对自己承认，她是被黑人所属的种族与更低的社会地位所吸引。然而，她可能“投射”她的感觉，并相应地想象欲望存在于另一边——黑人男性对她有性攻击倾向。内在的诱惑摇身一变，成了外部的威胁。她过度泛化了自身的冲突，继而对整个黑人群体都产生了焦虑和敌意。
对于白人男性而言，这一过程可能更为复杂。假设他对自己的性能力和性吸引力充满焦虑。一个针对成年囚犯的研究发现，这种情况与高度的偏见态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少数群体充满敌意的男性，整体上表现出更强烈的对自身性被动、半阳痿与同性恋趋势的不满。这种不满通过夸张的强硬和敌意得以展现。这些个体，相较于那些在性吸引力方面拥有安全感的罪犯，实施了更多性犯罪。而他们所伪装出来的男子气概使他们对少数群体更具敌意。10
一个在婚姻中感到不满的男人在听到有关黑人性能力之强、生性放荡的传言时，可能会产生嫉妒。他也可能会产生怨恨，并恐惧黑人可能会与其争抢白人女性。这导致了与之前讨论过的那种情况相似的对立，即在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黑人可能抢走白人的工作机会。
或者，我们可以假设白人男性已经与黑人女性有了性接触。但是这种接触是不正当的，于是引起了罪恶感。一种扭曲的正义感迫使他认为，黑人男性原则上也有着接触白人女性的平等机会。嫉妒和内疚会产生不愉快的冲突。他也通过“投射”找到了出路。真正的威胁是好色的黑人男性。他们会玷污白人女性的贞洁。并在公义愤慨的爆发中轻易地忘记了自己对黑人女性的蹂躏。愤怒能够减轻内疚，恢复自尊。
因此，牵涉性犯罪的黑人男性（当受害者为白人女性时）会受到格外严苛的惩罚。虽然事实上，大部分性犯罪都是白人实施的。1938年至1948年，在南部13个州里，有15名白人和187名黑人因强奸指控而被处决。而在这些州中，黑人只占其人口的23.8%，除非我们认为黑人男性犯下强奸罪的概率是白人男性的53倍（依据人口比例），否则就不得不认定，此类案件中处决人数的不成比例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针对黑人的偏见。11
取消性禁止毫无疑问会同时减少黑人的魅力和因黑人而起的冲突。但是，在性禁止中，存在几个难以消弭的因素。首先，它是基于清教徒对一切性活动的态度之上的。性本身就是禁忌。但是，由于黑人和白人之间几乎不可能发生正常的社会交往和婚姻，所以任何亲密的关系似乎都带有不贞的色彩。12
据称，核心问题在于跨种族婚姻。由于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合法的，因而可尊敬的问题，它成为几乎所有讨论的焦点。两个健康人之间的跨种族通婚并不会对后代产生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一事实被忽略了。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异族通婚是不能被合理反对的。然而，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它可能会引起父母和子女的不便和冲突，因此可以基于此被理性地反对。但是反对意见很少用这些温和的词语来表达，因为这样做意味着社会的现状应该得到改善，这样人们就可以安全地推进种族杂居。
我们谈论婚姻问题的时候，大多不是理性的。它常常是包含了性吸引、性压抑、罪恶感、地位优势、职业优势和焦虑的激烈融合。正因为如此，跨种族婚姻才能够代表偏见的废除，并引发激烈的斗争。
也许在整个情况中，最有趣的一点就是，跨种族婚姻成了一切讨论的焦点。当一个黑人得到了一双好鞋子，并写出第一封有文化的信时，有些白人都会觉得他想和他们的姐妹结婚。可能大多数关于歧视的讨论最后都以一个致命的问题作结，“但是，你想让你的姐妹和黑人结婚吗？”其中的逻辑似乎是，除非我们维持目前一切形式的歧视，不然就要面对种族通婚的后果。同样的逻辑也被用于捍卫奴隶制。一百年前，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被迫抗议“这种虚假荒谬的逻辑假定，如果我不希望黑人女性当我的奴隶，那么我就一定想让她做我的妻子”。13
为什么持有偏见的人在说理时几乎一定会使用婚姻话题作为挡箭牌？因为他所给出的是最有可能使对方陷入困惑的论据。即使是最宽容的人也不会欢迎跨种族婚姻——因为在一个有偏见的社会中，这是一种实践上不明智的做法。所以他就可能会说：“不，我不想。”如此一来，持有偏见的人就占据了优势，他会理直气壮地说：“看，不同种族之间存在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因此，我认为我们必须将黑人作为一个不同的、不受欢迎的群体对待是对的。我对他们的所有指责都是有理有据的，我们不应该去除种族之间的隔离，因为这样会提升黑人对婚姻的期望。”持有偏见的人强行引入了婚姻问题（实际上大多数黑人问题还远远到不了婚姻那一步），以袒护并合理化偏见。14
内 疚
一名非天主教的男孩与一名天主教的女孩分手了，在此之前，这个男孩还短暂地迷上过另一个天主教女孩。他写道：
两个女孩都求我回来，与她们结婚。她们说为此愿意答应我任何事。她们的苦苦哀求让我恶心。我意识到，天主教徒是一个无知的群体，我的偏见由此而来。
于是，这种令人不快的状况就被归到了天主教会而非他本人的头上。一位外邦商人为自身不道德的做法导致犹太竞争对手的破产而内疚，他安慰自己说：
他们总是试图把基督徒赶出这个行业，所以我不得不先下手为强。
这名学生是个无赖，而这名外邦人则是个骗子。但主观上，他们都通过投射的方式逃避自身的内疚感；将错误归咎于他人，免除自己的责任。
来自临床研究的证据能够为我们提供更多细节。在第18章中，我们提到了在压抑的养育方式下成长的孩子会对自身的冲动产生恐惧，继而也恐惧他人的冲动。我们也提到了加利福尼亚的研究显示，在持有偏见的人群中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即他们将他人（而非自己）视作怪罪的对象。来自印度的类似研究也为此提供了证据，心理学家米特拉（Mitra）发现，对穆斯林偏见最为严重的印度教男孩在罗夏测试中都表现出无意识的内疚反应。15
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面临负疚感的困扰，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将这种内疚情绪与自身的种族态度混合起来。就如同愤怒、仇恨、恐惧和性方面的情况一样，人们对于内疚也可以产生理性与可调节的反应。只有某些人格才会将这些感受纳入受性格控制的偏见之中。
人们处理内疚感的一些方式是良性的、健康的；而另一些方式则不可避免地将矛头指向外群体。在此，我们将列举处理内疚感的几种主要模式。其中的一些模式与第20章所述的处理精神冲突的方法密切相关。
1. 悔悟与补偿 。这是伦理上最受认可的反应。这是一种完全内罚型的方式，并抵制了一切迁怒于他人的诱惑。一个人如果能够为自身的错误而感到悔悟，那么他就不太会将错误归咎于他人，尤其是外群体。
虽然这不常发生，但有时，我们还是能够发现某些迫害过外群体的个体，会对其一开始所表达出的憎恶感到悔恨，并从此开始转变。圣保罗（St. Paul）的皈依就代表了这种转变。我们还经常会发现一个敏感的人会为他所处集体的行为感到内疚。一些致力于改善黑人生存条件的白人可能就怀有这样的动机。他们处于一种高度的内罚状态，并想为自己所处集体犯下的错误努力做出弥补。
2. 部分和零星的补偿 。有些人尽管自己坚信白人至上的原则，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为黑人的进步而努力。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偶尔表现得好像偏见根本不存在一样，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保留其基本的偏见。“我们经常做好事，”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t）写道，“这样我们就能够不受惩罚地作恶。”最积极地将黑人拒之门外并“希望他们知道自己的位置”的妇女，同时也被发现最积极地投身于黑人慈善事业。这是我们在第20章中所讨论过的“交替”和“妥协”的情况。
3. 否认内疚 。摆脱内疚感的一种常见方式，就是断言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感到内疚。为歧视黑人开解的一个常见的理由就是，“他们和自己所属的群体待在一起更自在”。一个在南方人之中普遍的观点是，黑人相较于北方雇主，更偏爱南方雇主，因为后者更“理解”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黑人经常被认为是出于这个原因，而宁愿在南方白人，而非北方白人军官手下服役。而且，他们坚称，黑人更偏爱白人军官而非黑人军官。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在针对黑人士兵的调查中，只有4%的北方黑人与6%的南方黑人更愿意在白人军官之下服役。此外，仅有1%的北方黑人与4%的南方黑人更偏爱南方白人军官。16
4. 怀疑控诉者 。没有人会喜欢别人对其不当行为的指责。在面对指控时，一种常见的防御方式就是声称控诉者不可信任。哈姆雷特当面质问自己的母亲背叛了父亲，嫁给了谋杀其父亲的凶手。而他的母亲非但没有直面自己的罪责，而是责备哈姆雷特“子虚乌有”，指控他发了疯。哈姆雷特试图向她表明，她正在对自身行为进行合理化以摆脱良心的不安。
……母亲，看在上帝分上，
请不要再安慰自己的良心，
以为我这一番话，只是出于疯狂，而非针对您的过失；
那样的想法只不过是骗人的油膏，给您溃烂的良心附上一层薄膜，
而内心那些看不见的地方却溃烂发臭。
向上帝承认您的罪恶吧！忏悔过去，以戒将来；
不要将肥料浇在莠草上，使它们蔓延生长。17
而在民族关系领域，那些唤起良知的人被称作“煽动者”“麻烦制造者”“共产党人”。
5. 对境遇的合理化 。最简单的逃避方式就是将错误完全归咎于憎恶的人。在第20章中，我们看到很多持有偏见的人都采取了这种路径。这是不会伴有内疚感的偏见。 “谁能够容忍他们？看，他们肮脏、懒惰又淫乱。”事实上，这些特质也完全可能是我们自身正在努力与之搏斗的，因此，我们也更容易在他人的身上观察到这些。无论如何，这种借助于应有的名声理论所表现出的完全的外罚性，使个体摆脱了内心的愧疚煎熬。
6. 投射 。根据定义，内疚意味着我为自身的错误行为而感到自责。但是，这个列表中只有第一项（悔悟与补偿）是严格符合这个定义的。只有这项是一种理性的、可调节的反应模式。而其他的几项都是逃避内疚的手段。逃避内疚的手段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自我指涉的知觉被压抑，而倾向于某种外部（外在）知觉。存在一个错误，是的，但这不是我的错。
因此，在所有逃避内疚感的行为中，都有某种投射机制在起作用。我们列举了一些例子。但它们并不涵盖我们发现的所有类型的案例。例如，有一种指向他人的更大罪责以减少我们自己的罪感的方法。在这一节开始时我们引用的那位商人认为，鉴于整个犹太人群体更加不诚实，他的欺诈就是可以原谅的了。
无论何时，无论通过什么方式，当个人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情感生活，并因此对他人做出错误的判断时，我们所面对的就是投射这一心理动力学过程。它对理解偏见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将会在下一章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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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 A. DOMBROWSKI. Execution for rape is a race penalty. The Southern Patriot , 1950, 8.1-2.
12. 我们的报告并不涵盖对黑人的观点。肤色的差异和禁忌可能会对黑人跨种族的约会交往增添优势，同时也会对白人产生相同的效应。与性欲共同释放的敌意与怨恨偶尔会导致残忍的强奸。但是似乎这并无法有力地证明黑人男性比白人男性更为冲动。实际上，一些研究认为恐惧、依赖和破碎的家庭在很大程度上都对黑人男性产生了消极的影响。Cf. A. KARDINER AND L. OVESEY, The Mark of oppres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1951.
13. Reply to Judge Stephen A Douglas at Chicago , July 10, 1858.
14. 宽容的人应该如何回答这个致命的问题“你希望你的姐妹嫁给一个黑人吗？”引起了一些创造性的猜测。一个建议是回答“也许不，但我同样也不希望她嫁给你”。
15. 由G. MURPHY引用于 In the Minds of Me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3, 228。
16. S. A. STOUFFER, et al. The American Soldier Adjustment During Army Lif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1949, Vol. 1, 581.
17. Hamlet , Act III, Scen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