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侵略和仇恨
在前一章中，我们讨论了侵略性与挫败感、错置之间的关系。然而，进一步的分析还是必要的，因为侵略性常被认为是大多数社会弊病的核心源头。在这个充斥着流血冲突的年代，侵略吸引住了所有社会科学家的注意力。侵略常常作为一个基本的解释性概念出现。虽然它最早的普及是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开始的，但侵略适用于所有的心理学派。
侵略的本质
弗洛伊德在自己的写作中，和其他许多精神病学家一样，倾向于将侵略视作一种广泛的、本能的、不可遏制的推动力。它被认为是人的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几个原初动力之一。它是无处不在的、紧迫的、几乎无可避免的。弗洛伊德写道：
男人总是在寻求对自身侵略倾向的满足……只要任何侵略的对象存在，它就有可能将相当大数量的男人团结在一起。1
弗洛伊德将这种本能等同于杀死或摧毁侵略对象的欲望。在最后的分析中，他认为这种本能甚至能够导致自我的毁灭。我们本性中的塔纳托斯（Thanatos，即“死亡”）所产生的原始驱动甚至比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厄洛斯（Eros，即“爱欲”）带给我们的冲动更多。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侵略与爱往往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就连我们的非必要需求也会沾染上这种破坏性的冲动。
按照这种思路，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在对婴儿的观察中，发现侵略性行为在婴儿养育环节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哺乳被认为是一种破坏性的吞噬。而吮吸则是一种侵略的形态。齐美尔（Simmel）写道，我们的祖先是食人族。
我们自生命的初始，就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冲动，我们不仅吞食食物，而且还会吞食一切给我们带来挫折感的东西。在婴儿获得爱的能力之前，他首先要受到与其周遭环境之间原始的仇恨关系的约束。2
现在，这种侵略理论的后果是使战争、破坏、犯罪、个人和群体冲突看起来完全自然——甚至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能做的最优的选择是升华，耗尽，将无处不在的攻击性冲动转移到可接受的或破坏性较小的渠道上去。每个人都会需要一个替罪羊。我们必须为我们的侵略冲动发现或发明一个受害者。
我们最好拒绝这种单一的侵略观念。因为侵略并非一股单一的吞噬力量。这个术语涵盖了各种基于不同原因的行为，让我们来看看其中一些。3
1. 当动物吃掉一株植物或另一只动物，或者孩子自行取了玩具去玩的时候，他们唯一的意图就是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其他人可能会称这种行为具有攻击性，但行动者本人不会。一个两岁的孩子显得像是“破坏性的”，但他的掠夺完全是出于他急切的好奇心和兴趣。从他的视角来看，他并没有咄咄逼人，即使当他从另一个孩子那里抢走玩具时也没有。
2. 有时，“侵略性”也会被当成“自信坚定”的近义词。我们常说美国人很有侵略性。这意味着他们（即一些美国人）在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时，通常会直截了当地正面处理。这种侵略性并非指向个人。它并不带来着对他人的伤害。在一项针对幼儿园孩子们的研究中，露易丝·墨菲（Lois Murphy）发现，最具有同理心的孩子往往也更具有“侵略性”（相关系数= + 0.44）。4 这个有趣的发现表明，似乎更外向（即更愿意与他人互动，更有可能参与各种社会接触）的孩子侵略性得分更高。他们其实并非具有“侵略性”，而是积极活跃（active）的。
3. 有时，侵略性不仅仅意味着自信，也意味着生性热爱战斗。战斗能够给一些人带来愉悦。爱尔兰人（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在这种意义上，被认为是具有侵略性的。一个广为人知的笑话就阐述了这一点：两位女士在谈论她们的祖先——
首先发言的爱尔兰女士：麦卡锡家族是哪个民族的后裔呢？
麦卡锡夫人：我告诉你，他们哪个民族都不认，见谁都是一顿揍。
4. 有时，伤害对手的意图是竞争活动过程中的副产品。这时，实现某个目标的愿望占了上风；然而，情况是如此的紧急，以至于行动者没有时间犹豫；如果有必要，他就会采取暴力或欺骗的手段达成目的，不顾他人的抵抗。“侵略者”意图实现一个自己的目标。帝国主义和扩张所带来的大量民族侵略性都属于这一类。
5. 有时，也会出现真正的以施虐为乐者，有的人会从对受害者的虐待中获得愉悦。在此，侵犯并非达成目的的工具，正如前两个例子中所展示的那样，它本身就是目的。似乎许多纳粹冲锋队员对德国犹太人的侵犯即为这类情况。
6. 最后，我们来到上一章讨论过的那类愤怒和侵略。它可以被称为反应性的 （reactive）。出现了一个挫折。个人没有以现实的计划或坚持来面对它，也没有默默退缩或自责。相反，他对障碍本身产生了愤怒和攻击性——或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可能将敌意转移到一个替代性对象（替罪羊）上。在对偏见的理解中，我们最关注的是这种反应性的侵略。
无论这个简短的分析可能意味着什么，它都显示出侵略性理论中的直觉主义、本能主义是站不住脚的。侵略性涉及了各种不同的动机及其所导致的各种类型的行为。将婴儿无害的吮吸行为，美国商人的事业野心，施虐者的残忍，失去工作的人的暴怒全都当成是同一种本能的体现是荒谬的。在观察者的眼中，它们之间的所有相似之处都是观察者自己想象出来的。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看事实远非如此。
读者们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我们驳斥了弗洛伊德侵略理论的一个方面，但是，对于其理论中的另一方面，我们是持认可态度的。侵略不是一种需要发泄的浮夸本能。无论如何，反应性质的攻击是大多数人似乎拥有的能力，这种能力有时会导致错置。挫折-攻击-错置理论是弗洛伊德整个理论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在上一章中看到的，这一部分是有效的，只要记住几个重要的约束条件。
“本能（instinct）”与“能力（capacity）”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本能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而能力只是一种潜在的属性——并不需要发挥作用。这一区别对我们看待偏见的方式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侵略性是一种本能——人们总是寻求本能的满足——那么限制或消除偏见的希望就很渺茫。然而如果其中牵涉的只是一种反应性的能力，那我们就可以制造外部或内部条件来避免激活这种能力。理论上，我们至少能够在家庭和社区中创造出使人们体验到较少挫折感的条件；我们可以训练孩子们在遭遇挫折时，不要采取外罚性的侵略策略；或者，我们可以训练孩子将自身的侵略欲望导向引起挫折的直接源头，而不是发泄在替罪羊身上。
“发泄”的问题
有时，我们会读到“自由漂浮的侵略性”（free-floating aggression）一词。人类学家克鲁克霍恩（Kluckhohn）曾写道：“在每一个已知的人类社会中，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5 克鲁克霍恩接着用反应性假设解释道，在大多数文化中，社会化过程都会为儿童施加限制。在所有社会中，人们在整个长大成人的阶段，都会经历严重的剥夺和挫折。因此，人们的侵略冲动一定会日积月累地和增长。有时，这种慢性刺激会造成大量模糊的、互不相关的抱怨；有时，当人们的生活较为平顺的时候，这种侵略行为可能会发生得相对较少。
这个概念直到这一点上都是能够被接受的。无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对具体个人而言，这种说法似乎都是讲得通的。当我们遇到一名喋喋不休地抱怨、充满怨恨、对外群体持有严重偏见的个体时，我们自然而然地会猜想他可能有很多反应性的侵略需求没有得到解决，他无疑是受到了长期的挫折，而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但是，我们无法认可克鲁克霍恩接下来对侵略性行为的归因，他使用蒸汽锅炉和安全阀等意象来描绘它：
在许多社会，这种“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主要是通过定期发生（或几乎连绵不断的）的战争而得到释放的。一些正在繁荣期的文化，能够把社会上大部分的攻击性导向创意渠道（文学艺术、公共建设、发明创造、地理探索等）。在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这种能量都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得到分流：进入日常生活中的小型愤怒爆发之中；进入建设性活动之中；进入偶尔发生的战争之中。但是历史表明，在大多数国家的大部分年代里，侵略性的能量始终存在，并或多或少地集中在或集中、或分散的少数群体之上。6
然而，认为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能够通过文学、艺术、公共建设等创造性工作得到疏导显然不切实际。在通常情况下，创作绘画作品或为建筑绘制蓝图这些活动并不包含任何侵略性。上文引用的这段话似乎全然回归到了弗洛伊德学派的观点，即人类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侵略性。侵略性会漂浮到任何地方。甚至可能被升华，成为非侵略（和平追求）。换言之，即使在根本不存在侵略行为的地方，也有可能存在侵略性。
同样值得怀疑的是，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能够通过战争得到“发泄”这个论断。而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如果发泄理论成立，那么在战争时期，国家内部的纷争应该显著减少。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公民自由漂浮的侵略欲完全指向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敌人时，他们在国内就应该和睦平静地生活。然而，现实却与此大相径庭。在前几章中我们注意到，在战争年代，敌对的谣言所造成的严重种族骚乱，相较于和平时期要频繁得多，情况也更为激烈。当前，国内朝着共产主义苏联、自由党派、知识分子、劳工、犹太人、黑人、华盛顿政府等方面所“发泄”的敌意也使现实情况更为恶化。
史塔格（Stagner）对大学生侵略行为的表现形式做过一个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方面上的侵略行为并不会减少学生在其他方面的侵略性。相反，一个以一种方式“引导”攻击性的人可能也会以其他方式“引导”它。不同发泄渠道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0。7
一项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好战的社会中，个体之间更倾向于产生侵略性行为，并且这种侵略性在这个社会文化的神话中也会有所体现。在一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中，并没有找到上述依据。里夫人（Rif）和阿帕切族（Apache）就是前者的例证，而霍皮人（Hopi）和阿拉佩什人（Arapesh）则是后者的例子。博格斯（Boggs）在社会中通过各种方式对个人、群体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侵略性进行测量，发现其间的相关性在+0.20到+4.48之间。8 他由此得出结论，的确存在侵略性高的社会和侵略性低的社会，而且侵略性高的社会就是在一般意义上更好斗。
所有这些证据都无法为以下理论提供支持，即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可能会由一个对象“发泄”至另一个对象。这些依据甚至都不足以支撑沮丧——侵略过程。因为侵略性更强的那个社会（或个人）不可能总是感到更多挫败感的那个。就整体而言，霍皮人和阿拉佩什人的生活并不见得比里夫人或阿帕切族更为轻松。但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推断出，霍皮人和阿拉佩什人已经学会了如何以非侵略的方式对应挫折，而里夫人和阿帕切族的文化则鼓励用侵略性的方式处理挫折。然而，似乎发泄理论是站不住脚。因为根本不存在固定数量的自由漂浮的侵略行为，能够通过这种、那种、或任何其他方式得到发泄。
否定“发泄”并非否定“错置”。这两者在两个方面是完全不同的：（1）错置只是指反应性侵略中有时出现的特定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得到了实验证明。其中只有数量有限的几种冲动才需要发泄在替代对象身上。然而，带有发泄情绪的、“自由漂浮的”侵略性行为暗示着她可以通过各种不定的渠道得到发泄，并且能够被升华，甚至升华成非侵略的行为。（2）在错置理论中，侵略性的“释放”并不会减少侵略性通过另一个渠道得到“释放”的可能性。这与表现出越强的侵略性意味着拥有着更多的侵略性这一发现是一致的。而发泄理论则恰恰相反。
侵略性作为人格特质
虽然我们一直在批判弗洛伊德关于侵略性的观点的某些方面，但我们同意弗洛伊德关于它与人格特质之间关系的观点，个体如何处理其侵略性冲动是其性格结构中的重要特征。
然而，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我们认为侵略性是一种能力，而非本能。它主要是一种反应性的行为。对一些人而言，它与某个特定的客观刺激有关，而并非是人格的深层特质。正常的反应性侵略行为具有一定的适应性特征，贝格勒（Bergler）将其归纳如下：
（1）仅用于自卫或捍卫其他人；
（2）针对一个真正的敌人——即挫败感的真正来源;
（3）不会伴有内疚，因为这种行为被感知为完全合理的;
（4）是适度而不过分的;
（5）出现在适当的时刻——当敌人脆弱时；
（6）以个体期待会有效的方式被使用；
（7）并不会被轻易激发，只出现在相当明显的冒犯时；
（8）不会与过去无关的挫折混淆，例如童年早期的挫折。9
这些适于理性的侵略行为并不会导致神经性疾病，也不会导致偏见的发展。只有在我们的侵略性行为打破了这些正常的标准，才会在人格中遇到不健康的攻击性形成。个体可能无法了解挫折的真正根源（打破第2条标准），因此他不得不将自己的敌意错置于一个不真实的敌人身上。而有些人，在了解造成其困境的根源时，他依旧可能无法找到能够直接解决它的方式（打破第6条标准）。另一些人可能会将自己所有的日常烦恼都归咎于童年时受到的挫折（打破第7、8条标准）。
按照这种思路，我们得出结论，只有对于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遵循正常路线的人，处理侵略性冲动才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他们的侵略性并非只是一种能力，而是构成了一种特质。它不再是理性的、适应性的，而是习惯性的、强制性的。他们的侵略性反应可能过激、错置、不合时宜。真正的神经质侵略性行为会打破正常侵略性行为的所有八项标准。
无序的侵略性可能因此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性格紊乱。这可能是因为正常的反应性侵略行为由于许多家庭和个人因素被阻断了，精神分析特别提醒我们去注意这些因素。另外，这部分也是因为文化压力。
侵略性的社会格局
美国竞争激烈的生活方式很看重某些类型的侵略性。人们期望小男孩在必要的时刻用拳头保卫自身的权益。在某些地区，习俗制裁针对特定少数群体的口头和身体敌意。但是文化不仅为侵略性行为的发展提供了规范，也提供了许多个体遭受的典型挫折的根源。
以西方文化为例。帕森斯指出了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侵略性特质的演变有着显著的影响，从而使个人倾向于偏见。10 在西方的家庭中（也许特别是在美国），父亲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孩子总是跟母亲在一起，她成了孩子的唯一模范和导师。因此，孩子小的时候一定是认同母亲的。因为一个家庭中的女儿很早就知道她也将成为家庭主妇和母亲，这种身份给她带来的麻烦很少或根本不存在——至少在几年内是这样。然而，年轻的儿子很早就陷入了冲突。女性的行事方式不适合他。就在他渐渐适应这些的同时，他也很早就感觉到社会对自己有一套不同的期望。他了解到男性拥有权力、行动自由和力量。女人要更弱。然而他和母亲的关系却很亲密。她给他的爱满足了他最深切的需求。然而，这种爱可能取决于他是否勇敢，是否算得上一个小男子汉，因此，他要在某种意义上否认他认同的女性特质。年龄大些的男性会产生大量神经质障碍，这源于“母亲依恋”和儿子试图逃避的“娘娘腔情结”。
作为一种过度补偿，男孩们在年纪稍长时可能会对父亲，尤其是其男性化的行事方式极度认同。男孩文化中的粗暴、强硬和恶劣的行径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对母亲统治的过度反应。虽然大多数男性都会以某种方式进行过渡，最终在对母亲的爱意与必要的成年男子气概之间取得平衡。而在有些案例中，也会出现男性对母亲持续过度依赖的情况，并伴有对外界过度的侵略性行为。有证据表明，这些案例中的男性，很大一部分都是反犹太主义者。他们幻想自己是充满男子气概的、富有侵略性的、坚强的，但是他们并无法控制自身被动和依赖的态度。其结果就是补偿性的敌意——错置于社会所认定的替罪羊之上。11
父亲也经常在儿子身上诱发出强迫性的男子气概。他是具有拓进传统的竞争文化的载体。他鼓励儿子表现出超出其年龄，甚至超越青年人所能达到程度的强力和英勇果敢。而在儿子方面，一个常见的回应是把纯粹的侵略行为与男子气概混淆至少，男孩们能够言谈粗鲁、破口大骂、斥责外群体。这种暴虐的模式可能会转化为真正的敌意。在我们的文化中，帮派模式和“坏男孩”模式基本上都是强迫性的男子气概的标志。在某种程度上，种族偏见也是如此。德国的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所不同，但是纳粹对强迫性男子气概的狂热崇拜，伴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也与盛行的家庭模式有关。
美国家庭中的女儿们逃脱了这一种冲突。但她们同样遭受了文化上的挫折感。她们中许多人憎恨我们文化分配给女性的劣势地位。同样，女人几乎把一切都押在成功浪漫的婚姻上。如果失败了，她比男人有更少的逃跑途径。因此，她在婚姻中的挫折感可能而且经常比男人更强烈。同样，她也没有逃脱文化中对男性理想的强调。她也想适度地“强硬”，但这种趋势可能会因为她在社会秩序中的女性角色而受到更多的压抑。
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与种族偏见的发展有关。人们发现反犹太主义的女大学生在传统女性的外表之下有大量被压抑的攻击性。这种模式在对犹太人宽容的女性中并不存在。12
美国的职业状况，似乎也很容易招致反应性的侵略性和错置。成就的标准如此之高（每个儿子通常都被期望在财富和声望上超过他的父亲），以至于失败和挫折经常发生。然而，煽动侵略性的职场氛围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合法的渠道来排泄它。
有人可能会认为，由于就西方社会总体而言，直接攻击造成侵略冲动的源头是被强烈禁止的。因此，有大量的愤怒亟待错置。我们在家庭中和职场上所遭受的挫折是如此同质化，而控制如此大量的，未得到表达的敌意，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没有发展出对外群体的偏见呢？
这里提出的社会学分析类型有助于说明社会中偏见模式的一致性。然而，它并没有解释我们所遇到的，个体之间的巨大差异。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注意力转向作为选择主体的人格发展。
仇恨的本质
愤怒是一种暂时的情绪状态，由阻挠某些正在进行的活动引起。因为它是在给定的时间被一个可识别的刺激唤醒的，所以它会导致产生直接攻击挫折来源，并对这个来源造成伤害的冲动。
在很久以前，亚里士多德就指出，愤怒与仇恨不同，因为愤怒通常只针对个人，而仇恨可能针对一整类的人。他也观察到，一个屈服于愤怒的人事后经常为他的爆发感到抱歉，同情他攻击的目标，但在表达仇恨的时候，很少有人表现出悔意。仇恨更为根深蒂固，并不断“渴望消灭其厌恶对象”。13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愤怒是一种情感（emotion），而仇恨则必须被归类为一种情绪（sentiment）——一种持续的、有组织的、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体的侵略性冲动。因为它是由习惯性的痛苦感觉和指责性的思想组成的，所以它在个人的精神情感生活中构成了一个顽固的结构。它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并受到宗教的谴责。它具有强烈的伦理色彩，尽管憎恨者本人会避免这个层面上的冲突。由于仇恨的本质是极端的外罚性，这意味着仇恨者将所有错误都归咎于其仇恨的对象。只要他坚信这一点，他就不会为自己不仁慈的心态而感到内疚。
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能解释为什么是外群体，而非个体常常被选择为仇恨和攻击的对象。毕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是很像的，他人会让我们想到自己。人们会情不自禁地同情受害者。攻击他会引起我们自己的一些痛苦。我们自己的“身体形象”会被牵涉进来，因为他的身体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但是，群体没有身体形象可言。它更抽象，更不具备人性。群体一旦具有某些显著的区别特征（见第8章），例如，不同的肤色，会使人们对他们进一步产生距离感。我们能够更易于将不同肤色的个体作为外群体的成员，而非个体看待。然而，即使如此，他依然至少有一部分与我们相像。
同情心的这种倾向似乎能够解释我们常观察到的另一种现象，在抽象的意义上仇恨某个群体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该群体中的个体往往是公平的，甚至是友好的。
仇恨群体比仇恨个人更容易，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不需要通过比照现实来检验我们对一个群体不利的刻板印象。事实上，如果我们可以将我们认识的个人成员当成“例外”，我们就能更容易地持有它。
弗洛姆（Fromm）指出，区分两种仇恨是至关重要的：其中一种可以被称作“理性的”，而另一种则是“基于性格的”。14 前者具有重要的生物功能。当人的基本自然权利受到侵害时，就会产生这类仇恨。人会仇恨任何威胁到他个人的自由、生命和价值的东西。此外，如果社会化程度高的话，他也会讨厌威胁其他人自由、生命和价值的东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荷兰，挪威和其他国家遭到了纳粹的入侵，绝大部分居民们仇恨纳粹的程度令人难以想象。这是一种“冷”仇恨，只在非常少的情况下会导向公开的攻击行为。这种仇恨并非一时的愤怒，而是持久的蔑视。只要有可能，入侵者就会被视若无物。一名纳粹士兵挤入了荷兰拥挤的铁路车厢，所有乘客都对他视而不见。他注意到了人们对他的仇恨，但仍然试图给自己挽回一些颜面，他说：“能让我稍微有点空间喘口气吗？”没有人理睬他。
相较于理性的仇恨，我们更关注 “基于性格的”仇恨。正如弗洛姆所指出的那样，我们有一种持久的憎恨的意愿。这种仇恨情绪与现实状况几乎没有关系，尽管它可能是生活中长期经受痛苦失望的产物。这些挫折融合在一起，成了一种“自由漂浮的恨意”——对应着不受控的侵略行为。这个人有一种模糊的，任意的被冤屈感，而他想要将其清晰化、极端化。他必须去憎恶些什么。仇恨的真正根源可能会让他感到迷惑，但人们会制造一些方便的受害者，编造一些借口。犹太人正在密谋反对他，或是政治家们执意要将情况变得更糟。生活中的挫折是仇恨的最典型对象。
无论是哪种仇恨，都只会在人们的价值遭到挑战后出现（第2章）。爱是仇恨的前提。只有到了一段亲密的关系被打破后，个体才会对其破坏者产生仇恨。这一事实与我们在第388页所引用的齐美尔的论断互相矛盾，他认为在个体获取爱的能力之前，首先受自身与环境的原始仇恨关系支配。这是一个严重错误的观点。
在一个人生命开始的时候，支配他的是与母亲的依赖和从属关系。几乎没有破坏性本能的迹象。出生后，在哺乳、休息、玩耍时，孩子对环境的依恋仍然占主导地位。发育早期产生的社交微笑就象征着他对人们的满意。对于他的整个环境，婴儿是积极的，接近几乎每一种刺激，每一种人。充满渴望的外向性，和正面的社会关系，都在他的生活中留下了标志性的印记。
当受到威胁与挫折时，最初的亲密倾向就会被警觉与防御所取代。伊恩·斯蒂伊这样形象地对其做了描绘：“地球上本没有仇恨，但人们因爱生恨；地狱中本没有愤怒，只有一个受了嘲弄的婴儿。”15 因此，仇恨的起源是次要的、偶然的，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相对较晚。其原因永远是受了挫折的从属性欲望，及其伴有的，对一个人自尊或价值的羞辱。
也许在整个人际关系领域，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个：为什么我们与他人的关联中，只有相对极少的一部分符合和满足我们的依恋需求？为什么人们在心底都渴望爱和关怀，但忠诚和爱意却仍然如此稀少和有限？
这些问题似乎能在三个方向上找到答案。其中一个是生活中时时侵袭的挫折和艰辛。严重的挫折感很容易是一再出现的愤怒化为被合理化的仇恨。为了避免伤害并至少获得一个避风港，排挤外界要比吸纳外界更为安全。
第二个解释与习得过程有关。在前几章中，我们已经读到，在排斥氛围中成长、暴露在既有偏见之中的儿童，很难形成信任、友好的社会关系。由于几乎没有受到父母的关爱，他们也无法给予别人关爱。
最后，在人际关系中采取排他性路线是一种经济的适应方式（在第10章中，我们谈到过“最小程度的努力”）。通过对大部分群体持有负面的态度，我们的大大简化了自己的生活。例如，如果我排斥所有的外国人，我就不必再理会他们——只需要让他们离开我的国家就可以了。如果我能够给所有黑人贴上低贱和负面的标签，那我就能轻易地抛弃十分之一的同胞。如果我能将所有天主教徒归为一类，并排斥他们，那么我的生活则进一步简化了。接着，我猜把犹太人划为异类……
因此，偏见的模式涉及了各种程度和种类的仇恨和侵略，是个人世界观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无法否认，它具有简便经济的特征。然而，在人们为自己构想的愿景中，仇恨与侵略并无法占有一席之地。在低落的时期，人们依旧渴望来自生活的善意，以及与他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S. FREUD.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London: Hogarth Press, (Translated) 1949, 90.
2. E. SIMMEL (ED.) Anti-Semitism: A Social Diseas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48, 41.
3. 这个分析部分地与此相似：FRANZISKA BAUMGARTEN, Zur Psychologie der Aggression, Gesundheit und wohlfahrt , 1947, 3, 1-7。
4. LOIS B. MURPHY. Social Behavior and Child Personality .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37.
5. C. M. KLUCKHOHN, Group tensions. analysis of a case history. In L. BRYSON, L. FINKELSTEIN AND R. MACIVER (EDS.) , Approaches to National Unity . New York: Harper, 1945, 224.
6. Ibid.
7. R. STAGNER. Studies of aggressive social attitudes: I. Measurement and inter-relation of selected attitudes.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 1944, 20, 109-120.
8. S. T. BOGGS. A Comparative Cultural Study of Aggression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Social Relations Library, 1947.
9. E. BERGLER. The Basic Neurosis . New York: Grune & Stratton, 1949, 78.
10. T. PARSONS. Certain primary sources and patterns of aggression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 world. Psychiatry , 1947, 10, 167-181.
11. ELSE FRENKEL-BRUNSWIK AND R. N. SANFORD. Some personality factors in anti-Semitism. Journal of Psychology , 1945, 20, 271-291.
12. Ibid.
13. ARISTOTLE. Rhetoric . Book II.
14. E. FROMM. Man for Himself. New York: Rinehart, 1947, 214 ff.
15. I. D. SUTTIE. The Origins of Love and Hate . London: Kegan Paul, 1935,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