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

洛根·蒙斯图尔特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夏季学期结束后回到伦敦，再次住进皮姆利科的特彭泰大道。他的经济收入只有养老金和储蓄（他在艾吉瑞大学加入退休金计划的时间太短，所以只有极少的退休金），于是他重操旧业，做起自由作家，虽然没有那么多热情了，但还是相当勤勉。他收入的主要来源——《政体》杂志——在一九七二年倒闭了，华莱士·道格拉斯公司的希拉·阿德拉尔也未能（可能是故意拖延）为他酝酿已久的小说《八重奏》从出版社那里争取到预付版税。乌多·费尔巴哈继续让他担任《左轮手枪》的驻伦敦通讯员，本·利平此时罹患前列腺癌，偶尔会出钱请洛根为“利平兄弟”做些咨询顾问的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洛根将会慢慢地，但一定是不可避免地，变得越来越困顿。第二本伦敦日记始于一九七五年春。

4月23日，星期三

今天，我炒了那个贱人阿德拉尔的鱿鱼。我到公司去，想复印几篇写《八重奏》需要研究的杂志文章。首先，前台的女孩不相信我是公司的客户；接着，她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我的档案。我说，华莱士·道格拉斯本人允许我想什么时候用办公室的设备就什么时候来。总而言之，我还是进去了，也复印了，但我很清楚地意识到办公室里充满疑惑的窃窃私语和半恐慌的情绪：那个穿着细条纹套装的老头是谁？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我们应该报警吗？最后，希拉·阿德拉尔终于亲自现身，她穿着蓝色套装和短裙，看起来衣冠楚楚、光鲜亮丽。“洛根，”她带着最灿烂又最虚伪的笑容说，“见到你真高兴。”她主动帮忙，将散落的纸张收拢起来，并查看了复印机上的计数器。八十二页，她说，两便士一页，一共是一镑六十四便士。真好笑，希拉，我说，我从她手里拿过复印件，自顾自朝门口走去。请付钱，洛根，她说，这里不是慈善机构。于是，我爆发了。你竟敢找我要钱？我说，你知道我为这个公司赚了多少钱吗？复印了几张纸，你竟有胆子找我要钱。你可真不知羞耻。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就没为这个公司赚过一分钱了，她说。好了！我大吼，够了。你他妈被解雇了，还有你们这帮窝囊废！我要跟别人合作去了——说完我大步走了出来。

我去了家酒吧，想让自己冷静下来，却发现双手都在颤抖——纯粹是出于愤怒，而不是尴尬，这句话我得赶紧加上。明天一早我就给华莱士打电话，告诉他发生的一切。也许他能给我推荐个新人。

很高兴又重新开始写这本日记了，尽管动机更加阴暗。我担心它会记录下一位作家的衰落；会从年老力衰的拙劣文人的角度，对伦敦文学现状做出评价。作家生命的最后时刻往往是不会被记录下来的，因为现实太令人羞愧了，太悲哀了，太平庸了。然而，对我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在经历了发生的一切后，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显得尤为重要。在这里，没有乡村大宅，没有荣誉加身的迟暮之年，没有一个充满感恩的国家对我应有的尊敬，也没有我为之奉献了几十年的行业对我的补偿。像阿德拉尔这样的狡诈吸血鬼竟敢找我收一镑六十四便士的复印费，我把这视作真正的转折点——不是因为她的无礼，而是因为我实际上真的付不起这笔钱。一镑六十四便士，要是节省点花，足够我三天的伙食费。我已然沦落到这种地步。

以下是我的财产清算。资产：我拥有皮姆利科特彭泰大道的地下室公寓。我拥有公寓里的家具。我还有大概一千本书，一些越来越破旧的衣服，一块手表，一些袖扣等。收入：我已出版的书全都卖完了，所以版权收入是零。我有国家发放的标准养老金，再加上来自艾吉瑞大学退休基金每周将近三英镑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自由职业工作状况：极不稳定。

花销：税、煤气、电、水、电话、食物、衣物、交通出行。我没有车——出门坐公共汽车或地铁。我没有电视机（电视机租金再加上收视费太贵了，我只听收音机，听留声机唱片）。我唯一的放纵，我生活中唯一的奢侈享受，便是酒和烟，以及偶尔去看电影或上酒吧。我看的报纸是我在公共汽车和地铁上找来的别人不要的报纸。

偶尔写的报刊文章和为“利平兄弟”做的咨询工作，让我得以勉强维持生计。去年，我挣了大概六百五十英镑。今年截至目前，我写了一篇关于罗斯科的长文章（五十镑），给布鲁姆斯伯里的一本书写了书评（二十五镑），给本私人收藏的一系列画作进行了估价（两百镑）。

我吃得十分简单，罐装咸牛肉（我的餐饮主调）、烤豆子和土豆。一罐浓缩汤多加点水就能喝上四五顿。一个茶包好好利用能泡出三杯淡茶。诸如此类。感谢上帝，我以前的裁缝还不错。我在伯恩＆米尔纳裁缝店做的最后几套套装只要小心保养，还能穿上很多年。我很少买内衣、袜子和衬衫。我用手洗衣服，冬天把它们挂在煤气壁炉前烤干，夏天就在地下室里支个架子挂在上面。出国旅游是不可能了，除非费用全由他人支付。比如说，格洛丽亚邀请我今年夏天去拉夫西纳：“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告诉她，我出不起路费，她也没有提出要帮我付，所以我猜她可能跟我一样，手头吃紧了。

我还喝酒——苹果酒、啤酒、最便宜的红酒。我开始自己卷香烟抽。

白天，我去公立图书馆，继续《八重奏》的相关研究，或罕见地写点文章。晚上，我在家里用打字机把它们打出来。我听收音机或留声机唱片，然后看书。我会去我经常去的酒吧，康沃利斯，买半品脱苦啤，每周去两三次。我身体健康，自力更生，但我没钱。我只是——只是——在勉强维生。这就是一九七五年，一个年迈文人的伦敦生活。

（事后补记。一九八二年。当时我完全不在意，但这些年来，在我一贫如洗的岁月里，我时不时会回想起那天早上在纽约，当梦迪/萝拉为自由拼命奔跑时，施密特先生对着我吼出的那句话。你这窝囊的英国佬！窝囊废……我猜，他认为这是他能想出的最侮辱人的话。可这样的咒骂对英国人——或者对欧洲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作用，我是这样认为的。我们很清楚，最终我们都将成为窝囊废，所以它便失去了羞辱的效果。在美国不是这样。也许这便是两个世界最大的区别——对窝囊的定义。在新世界里，它是最极端的羞辱；在旧世界中，它只会让人产生啼笑皆非的同情。不知道泰特斯·费奇对此会有何话说。）

5月7日，星期三

去旅行者俱乐部和彼得（斯卡比尔斯）共进午餐。我在集市小摊上买了件新衬衫（八十便士），再加上我的深蓝色套装和皇家海军志愿军预备役的领带，我觉得我的打扮还不错。往头发上抹了点油，把它梳平。鞋子看起来有点可疑——尽管拼命擦过了，但这双鞋仍显得有些破旧。无论如何，我觉得自己打扮得还是挺时髦的。

彼得变得很胖了，面红耳赤，喋喋不休地抱怨着：他的血压、他令人生厌的孩子，以及在海峡群岛[1]无聊透顶的生活。我说，如果金钱迫使你生活在你不喜欢的地方，那拥有这些钱还有什么意义？他反驳我，我也不明白——但他无法说动他的会计师。我利用这个机会大吃特吃——就着咖喱浓汤吃了三个面包卷，就着烤羊羔肉吃了三份蔬菜，接着又吃了苹果酥皮奶油点心和奶酪拼盘里一块三角形的文斯勒德干酪。彼得现在不能喝酒（他觉得自己有了早期糖尿病症状），于是我独自享用了半瓶波尔多干红和一大杯波尔图葡萄酒。他送我到门口时，我注意到他走路有点跛。他问了我见面以来第一个关于我的问题：你在忙什么呢，洛根？忙着写小说呢，我说。很好，很好，他含糊地回答，接着又问我还读不读小说。他坦白说，这些日子他都不读小说了，只读报纸和杂志。为了让他惭愧，我告诉他，我在重读斯摩莱特[2]，说完，我们走到外面的蓓尔美尔街，招手拦下出租车。我们握了手，承诺要保持联络。我爬进出租车，等它一转过街角开上摩尔街，我便让司机停车，赶紧下来了。三百米，六十五便士，为了面子，每一便士都值了。

6月8日，星期日

昨天，走路去巴特西公园，坐在阳光下看报纸。我看到英国的通货膨胀率已达到百分之二十五，所以，如果要维持惨淡的现状，我还得多干四分之一的活。纳皮尔·福赛斯写信给我，说他现在在《经济学人》杂志工作。也许我也能在那儿找点儿事做。

我溜达几条街，走到梅尔维尔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我想着芙蕾雅和史黛拉，还有我们以前一起在公园散步的情形。我们的狗后来怎么了？它叫什么名字来着[3]？我惊讶地发现我竟然想不起它的名字了。也许，它也死在了那场V2爆炸中。现在我想想，芙蕾雅很可能是带着狗去接史黛拉放学的。

回到家，我坐在那儿盯着她们的照片看了一个钟头。哭得不能自已。那些年是我真正幸福的时光。知道这一点，既是福气，也是诅咒。知道自己曾在生命中找到过真正的幸福，当然是好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这一生才不算白费。可要承认你永远都不可能再像那样幸福却无比艰难。史黛拉要是还活着，该有三十七岁了，也许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就是我的外孙外孙女了。也许她并未结婚。一个人的生活会怎样谁能知道呢？所以，痴心妄想的猜测全是徒劳。

我喝了瓶苹果酒，我想进入喝醉和醉后的状态。今天早上头痛得厉害。满嘴都是手卷纸烟的臭味。真是个又蠢又老的笨蛋。

8月1日，星期五

今天伦敦又是个令人无法忍受的炎炎夏日，脚下的柏油路面似乎都变软了，熔化了。我不得不放弃平常穿的外套和领带，找出在艾吉瑞大学时穿的花哨衬衫，领带是钉死的。午餐时间，我去康沃利斯喝了杯杜松子酒，把我给《经济学人》写的书评打了出来（纳皮尔帮了我个大忙——我给他们写任何一种艺术书籍的评论，都是三十英镑一篇）。酒吧安静整洁，到处都擦得干干净净，等候着午餐时的客流高峰。我坐在敞开的大门边，感受着微风，手里摇晃着冰凉的酒杯，听着坐在外面长凳上的一对中年男女的对话。

女人：你还好吗？

男人：不是很好。

女人：怎么了？

男人：身体不行。心脏有点问题。还得了癌症。可以说祸不单行。

女人：哎呀，你真可怜。

男人：约翰还好吗？

女人：他死了。

男人：癌症？

女人：不，他自杀了。

男人：天哪。

女人：对不起，这真的太叫人压抑了。她站起身，走进酒吧，独自坐到角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