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
1月1日，星期四
用一夸脱威士忌（“苏格兰家族”）和两罐嘉士伯特酿啤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我觉得，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还没这么醉过。今天我心情很差，我老朽的身体努力应对着我给它灌进去的毒素。面对接下来的一年，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依然是顽固的冷漠。就在不久前，我家里还有四个用人，我觉得那真是非比寻常又不可思议。西莫昂给我寄了张圣诞贺卡，祝我身体健康，快乐幸福，并希望我能写出很多好书。快乐幸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许我应该专注于保持目前的健康状况，这样我才可能写完我心中的那本书。
我还要给《旁观者》写篇关于保罗·克利的文章。（想想我以前还有一幅保罗·克利的画呢。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为何，《旁观者》的稿费降到了少得可怜的十英镑。
我最怀念非洲的一点就是跟夸库博士在灌木丛生的艾吉瑞高尔夫球场打球。我怀念高尔夫，怀念我们在俱乐部门廊里喝着啤酒看夕阳。我到底喜欢高尔夫的哪一点呢？它打起来不是太累，这是个优点。我认为，它作为一种运动最妙的地方在于，无论水平多差，你都有可能打出足以匹敌世界最棒高尔夫球手的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艾吉瑞四杆洞的第八洞打了个很潦草的七杆，拿着六号球杆在三杆洞排队，等着打短九杆。我全身燥热，大汗淋漓，没精打采。我挥杆，击球，球飞了出去，在棕色的地面上弹了一下，掉入洞中，一杆进洞。这是完美的一击——哪怕是世界高尔夫球冠军，也不可能打得更好了。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球类运动，能让业余爱好者也有表现完美的机会。我开心了一整年，就是这个球，每当回想起来，我都很开心。现在还让我开心。
2月15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打来一个奇怪又可怜的电话，问她能不能来跟我住几天。我说，当然可以。接着又照例提醒她：我这里可不舒服，没有电视机，就是又脏又破的街区里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公寓之类。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在二月份来伦敦？她用颇不吉利的语气说，她来看医生。
据我所知，格洛丽亚有个兄弟住在多伦多，还有个侄子住在斯卡伯勒。她只有这些亲人了。好吧，老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忘了说，上周五醒来时，我感觉嘴巴里有异物，我把它吐到枕头上——是颗牙齿。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起床经历之一。可是，我去看牙医时，医生却说没事。其他牙齿看起来都还不错，他说，他还评价我的牙冠和牙托都做得非常好。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吧，他感叹道。谢谢你了，纽约优秀的美国牙医。我开始毫无来由地担心掉牙齿——其实，也不是毫无来由，而是很有理由。不过，我猜，活的时间长了，这种事大概是不可避免的。有人（谁呢？）告诉过我，沃和T. S. 艾略特的牙齿被拔光后，面对着全副假牙，他们都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这是作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吗？失去咀嚼能力时，我们不如彻底放弃算了？
2月27日，星期五
昨天，格洛丽亚来了，我让她睡在我的房间；不过，我不得不说，我这把年纪睡在沙发上还是挺难受的。她的模样很糟糕：形容枯槁，面黄肌瘦，脸都凹陷了，手抖个不停。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她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是大病。她的头发又枯又少，皮肤上满是斑点，松弛得像只远古时代的蜥蜴。她觉得可能是肝脏的问题（“要不然我怎么会是这种颜色？”），但她也抱怨脊柱和屁股都很痛。她喘不上气。
无论如何，我们很高兴能见到彼此，她带来一瓶杜松子酒作为礼物，我们俩喝掉了一大半。我煮了意大利面，配上罐头里的酱汁。她几乎什么都没吃，只想喝酒、抽烟、聊天。我跟她说了我上次跟彼得见面的经过，我们哈哈大笑，笑得咳嗽起来。她卖掉了拉夫西纳的房子，正在把钱转过来。“我没卖到什么钱，”她说，“把税一交，欠的债一还——不剩几个钱了。”我问她打算住在哪儿，她说：“我其实打算跟你住，洛根，亲爱的。至少等到医生给我看完，我们知道诊断结果了再说。”我要带她去鲁帕斯街我看病的诊所。
今天，我七十岁了。
3月9日，星期二
格洛丽亚从医院回来。不知为何，她不让我去医院，不让我去看她，也不让我去接她。我听到她从出租车上下来的动静，连忙跑出门去扶她进屋。她去购物了，买了香槟、鹅肝酱和李子蛋糕。她不肯告诉我在医院发生了什么事，也不肯告诉我她的医生说了什么。
今天晚上，我们打开香槟，吃着抹了鹅肝酱的吐司，她告诉我她得了肺癌，而且没法手术了。“肺上都是洞了，我怀疑，”她说，“但他们说不清为什么我的背会这么痛——至少目前还不知道原因。”她问我，可不可以继续和我一起住：她不想在癌症病房或临终安养院里了结余生。我说，当然可以，但我也提醒她，我很穷，我能带给她多少慰藉都将取决于这一现状。她说她在银行里还有八百英镑，我可以把这笔钱当成自己的钱用。“我们用这笔钱，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地过吧，洛根。”她粲然一笑，仿佛我们是在谋划深夜狂欢的学生。我想，即便是八百英镑也撑不了多久，她一定是注意到了我的眼神。她对着壁炉台上的那幅双人肖像画点了点头。“也许是时候把毕加索留下的东西变现了。”她说。
3月10日，星期三
今天早上，我给在巴黎的本打了电话，问他怎么样。“病入膏肓了，不过还活着。”他说。我欢迎他加入我们的行列。接着，我跟他说了毕加索的素描，他连画都没看过，当时就给我出价三千英镑。
我把画从画框里取出来，一分为二，把画了我的那半边剪下来。我的这半边只写了我的名字“洛根”；其他的题词和最关键的签名都在格洛丽亚的那半边，上面用法语写着“给我的朋友□□和我的朋友格洛丽亚。友谊长存，毕加索”，还有日期。我们各自所占的部分不比明信片大，没有了签名，我的那半边当然一文不值，但仍是个纪念。我很高兴，可怜的格洛丽亚还能从多年前戛纳的那顿午餐中获益。
3月19日，星期五
天气冷得像冬天。低矮的蓝灰色云层，强劲的东风从北海带来了一阵又一阵雨夹雪。格洛丽亚在我的卧室得到了妥善安置——留声机、杜松子酒、书和杂志。我们像流亡贵族一样吃饭喝酒。每天都会有私人护士来帮格洛丽亚洗澡换衣（来自毕加索的馈赠），健康随访员也时不时上门检查她的状况，给她补充药物。格洛丽亚没有接受放射治疗或其他任何“大胆”的新药疗法。她假装很开心，毫不在意，她说只要她没觉得疼，她才无所谓呢。“我不会成为一个无聊的人，亲爱的，”她说，“我绝不会让你帮我倒马桶或是帮我擦屁股之类的。只要我们还请得起护士，你就当我是个借住在你家的脾气不好的老朋友吧。”于是，我照例过着自己的日子，去图书馆，继续写作，傍晚早早回来。格洛丽亚白天自己待着还挺开心的，多少也能照顾下自己；只是，到了晚上，她喜欢有人陪伴，我便坐在她旁边，给她读报纸上的小文章，一起听音乐，喝酒。通常不到十点，我就喝得醉醺醺的，格洛丽亚开始点着头打瞌睡。我把她手里的玻璃杯拿走，整理好毯子和床单，踮着脚走出房间。
我在沙发上睡得很不好，我想象癌细胞就在隔壁房间里成倍繁殖，努力不去回想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格洛丽亚·奈斯史密斯。早上，我很早醒来，立刻刮胡子洗脸，好把洗手间空出来。我祈祷护士能在她醒来之前到——这样，我就不会听到她恢复意识后，发现自己现状时那声惊恐的“洛根！”。在她戴上无所谓的假面具之前，恐惧总是在清晨第一个击垮她。
护士来了以后，我就会出去采购一天的食物——通常我会去哈罗德美食广场，找些格洛丽亚喜欢的外国糖果（“今天吃金橘怎么样？糖板栗？”）。我在一家外卖酒馆有账户，他们给我们送来所有的酒。一箱杜松子酒好像能撑一周。我要是在家，我们午餐前就开始喝红酒，夜幕降临时喝烈酒，喝到腿都发软。我问她想不想让我和彼得联系，她立马说“不要”，我便作罢了。
我不回首过往；我不展望未来。我对格洛丽亚的身后事没有任何计划——我们都在等着那天的到来——实际上，我完全不知道处理那种情况应该有哪些程序。毫无疑问，我会知道的。在那之前，此时此地的事就够我操心的了。
4月4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进入全身衰竭、骨立形销的阶段，五官都不像是她自己的了：眼睛大得眼眶都装不下来，牙齿也大得像要从嘴里凸出来，巨大的鼻子和耳朵都像是别人的。她嘴唇总是湿漉漉、亮晶晶的，一点胃口都没有。她勉强能吃半个水煮蛋或一块软心巧克力，把鸡尾酒当止疼药喝个不停，所以她的世界安静又模糊，她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的时间最多只有一两分钟。她非常努力了——我察觉得到，她不想感到自己在游离。现在，我上午都会给她念报纸，她拼命地集中着精神：“为什么泰德·希斯要这样占着茅坑不拉屎？‘朋克’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我们接手过来的财富还剩大概一千二百英镑——够用一个月左右，我算了算——无论如何，我们的酒水账单大大减少，我也多少恢复了清醒。
鲁帕斯街诊所的医生定期来查访，每次来的都是不同的医生——诊所里应该有几十个医生——我问他们她还有多长时间。可能是明天，也可能是明年，医生说，他举出了不少惊人的例子，那些早该去世的人以这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坚持了几个月。感谢上帝我们还有麻醉剂，我说。护士负责护理格洛丽亚的各项身体机能——我也不知道护士是怎么弄的。
我坐下来，念书给她听，眼睛不时瞟向她太阳穴上微微跳动的暴出的青筋，下意识用自己的呼吸为那微弱的节奏计时。格洛丽亚时日无多了。
4月6日，星期二
下午四点三十五分。格洛丽亚去世了。两分钟前，我走进她的房间，她已经死了。她一动不动地躺着，跟半个小时前的姿势一模一样，她的头向后仰着，鼻孔张大，嘴唇微微分开，露出了牙齿。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可就在半个钟头前，我握着她的手时，她似乎还轻轻捏了捏我的手。
此时，她膝盖微微曲起，仿佛为呼出最后一口气耗尽了虚弱身体的全部力气。我把手伸到被子下，握住她的两只脚踝，把它们朝我的方向拉。她的两条腿被拉直了，它们柔软得就跟她活着时一样。为什么我这么关心格洛丽亚？我问我自己。因为我喜欢她。因为我们曾经是情人，分享过彼此人生的一部分。因为她是我的朋友。还因为，我为格洛丽亚做的这些事，我高兴地把它们视作应尽的职责，我觉得——一厢情愿地觉得——以后也会有别人来为我做这些事。这种想法很荒谬，很虚幻，我知道。你不能跟生活做这样的交易，没有什么种瓜得瓜种豆得 豆。
4月10日，星期六
四月里寒冷的一天，帕特尼维尔火葬场应该是全国最阴郁、最压抑的地方之一。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奇怪小教堂巧妙地兼用作火葬场，周围是一大片破败而凌乱的墓地。小教堂四周有高耸的紫杉，紫杉像戴着帽子的巨人僧侣，给已然阴森的场景又增添了更多阴森。
彼得来了，还有数量惊人的陌生人——都是格洛丽亚以前的同事，与她关系复杂的亲戚等。彼得问我她是在哪儿去世的。在我的公寓，我说。你的公寓？往日各种怀疑和敌对情绪让他气得涨红了脸。但他很快控制住了自己：你真的很好心，老兄，他说。
回到他住的酒店后，他变得滔滔不绝，不停地问我问题，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前妻会死在他老朋友的地下室公寓里。他问我是不是真的喜欢格洛丽亚。当然了，我说，她是个多么好的朋友啊——那么风趣，那么直率，粗野得叫人喜欢。
“你看，我觉得我从来不曾真正了解她。”他用困惑的语气说。
“你跟她结过婚呢，天哪。”
“是。但我觉得那更像是精虫上脑的结果。从没碰到过像格洛丽亚那样，知道吧，让我兴奋的人。”
我们叫了三明治送到房间来，继续抱着威士忌酒瓶猛喝。我注意到服务生叫他“波特曼先生”。斯卡比尔斯怎么了？我问。
“我不应该来这儿——我的会计师要是知道我来了伦敦，会心脏病发作的。”
“啊，是税务的原因吧。你能回来太好了。格洛丽亚要是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感动。真的。”
“这些税，真是他妈的魔鬼。我现在在考虑搬去爱尔兰。显然，你要是个作家，在那儿就不用交收入税。可那里又有爱尔兰共和军的危险。”
“我觉得你不会成为爱尔兰共和军的目标，彼得。”
“你开什么玩笑。像我这种身份的人都会有危险。”
“爱尔兰的房子很漂亮。”我说。但不值得住到那里去。
“你为什么不去？”他说，“你怎么能忍受这里的税收？一年只有两个月是为自己工作，十个月是为税务部门工作。”
“我的生活很简单，彼得。非常简单。”
“我也是啊，他妈的。我会后悔喝了这个威士忌的。要是我的医生看见我喝这个，他再也不会管我了……本怎么样了？”
“癌症。前列腺癌——不过好像快好了。”
这个消息让他很沮丧，他开始列举自己的毛病——动脉硬化、心绞痛，以及越来越聋的耳朵。我们在崩溃啊，洛根，他不断地说，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东西。
我任由他喋喋不休。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老，但我必须承认，变老的迹象无处不在。我的腿越来越细，因为肌肉在萎缩——腿上几乎没有腿毛了；我的屁股在消失，裤子后面变得松垮垮、空荡荡的。还有件滑稽的事：我的阳具和睾丸似乎更松弛、更下垂了，在两条腿之间晃得更自由了。而且，它们看起来更大了，像是我刚从热水浴缸里爬出来时的样子。这到底是普遍现象，还是只有我这样？
我忘了说，在我为格洛丽亚哀悼的这段时间里，我收到了诺埃尔·兰格办公室寄来的一封信，说一位西普里安·迪欧多内[4]先生在遗嘱中给我留下了一处法国的房产。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还以为是西普里安自己在凯尔西的大宅呢，但认真看过地址又查阅地图后，我发现那应该是一幢位于洛特的房子，在圣萨比纳小镇外。我写了封回信说，把它卖掉。格洛丽亚把她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我，包括她活期账户里的九百英镑（谢谢你，毕加索）、两手提箱衣服和存放在锡耶纳一处仓库里的物品。我该拿那些东西怎么办？我需要的是真正的财物。
［六月七日，星期一，上午十一点半，在鲁帕斯街横穿马路时，洛根被一辆超速行驶的邮局货车撞倒，伤势严重。他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圣托马斯医院手术。他脾脏破裂，头骨骨折，左腿有三处完全断裂，全身的严重瘀青和擦伤就更不用提了。
手术后（他的腿里打入了钢钉），他被转到佩克厄姆的圣波托尔福医院C病房。日记从事故发生大约四周后重新开始。］
7月5日，星期一
总有些老太太带着拼图书和针线包来病房转悠，其中一位帮我弄到了圆珠笔和书写纸，所以，我终于能把我对这个炼狱的印象记录下来了。今天吃了瑞士卷和蛋奶冻，是这周的第三次。对不起，可瑞士卷不是布丁；瑞士卷是蛋糕。餐饮部里一定有人贪污了本该买好布丁的钱。这就是这个地方的特色——这里建于十九世纪，依然保留着那个世纪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C病房是一个天花板很高的巨大房间，像个乡村议事堂或学校礼拜堂。为了发挥病房的作用，他们在三面墙上都装了又长又细的窗户，好让更多“具有治愈效果”的阳光照射进来。病房里有三十张病床，是原规划的两倍，护士们手忙脚乱，疲惫不堪，脾气也都很大。我在中间走廊的病床上被困了两周，后来宝拉——唯一叫我喜欢的护士——才想办法把我挪到角落。所以，现在我旁边只有一张病床——病人是个醉鬼老头，让我很不满意。这些阳光炙热的七月天里，病房被烤得像间温室。下午三四点，我们都躺在床上直喘气，大汗淋漓，尚有力气的病人会掀开被子，用杂志或报纸给自己扇风。我实在不愿多想从掀开的被子里冒出的那股像沼泽地似的恶臭气味。它让我管中窥豹地想象到维多利亚时期的情形：想想吧，当时大家一到夏天都热得无法忍受——他们穿的衣服更厚，穿在身上的衣服层数更多，而且，那个时候脱掉外套还是不礼貌的行为。男男女女的身上一定都臭气熏天。除此之外，还有街道上的马粪……十九世纪的伦敦一定比粪坑还臭。
左腿从脚底直到屁股都被裹在石膏板里，我基本无法活动。我在瓶子里撒尿，如果我要拉屎，就只能喊护士。我不肯用床上便盆，所以，她们只好用轮椅推我去厕所。在厕所，我自己坐到马桶上解决问题。厕所的隔间没有门。护士们都恨我不肯用便盆。
腿上打了石膏唯一可能算是好处的结果，就是我能享受海绵擦身浴。虽然擦洗的护士动作粗鲁而迅速，但在那两分钟的时间里，我仿佛又重回婴孩时期——有人把我的胳膊抬起来，把胳肢窝擦得干干净净，冰凉的海绵会绕开我的私密部位，然后我往前俯身，让她们把我的背也擦一擦。她们会直截了当地用毛巾擦干水，再扑上爽身粉，结束整个流程。要是大胸脯的弗洛斯特修女能露出一边乳房让我嘬嘬，那这画面就完整了。
医院的食物很恶心，真该遭骂——是我自打在艾比学院读书以来吃过的最差的伙食。我们吃了所有你能想象到的恐怖食物：用稀糊和罐头蔬菜做成的肉馅；没有鱼的鱼肉派；咖喱蛋；半生不熟的酱饺子加粗糙的蛋奶冻。你不得不吃——尤其是我，这种被困在病床上的人。每天有人推着小推车来转一次，你可以找他买饼干和巧克力，以补充营养。膳食的搭配也很糟糕。每个人都在为便秘而抱怨。
宝拉是我唯一喜欢的护士，因为她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我谢谢她，并问她姓什么。“普雷茉利。”她说。好吧，那就是普雷茉利小姐了，我说。可她还是让我叫她宝拉，免得其他护士觉得奇怪。这个姓很有趣，我说。她告诉我她是从马耳他来的。可你的头发是红色的呀，我不假思索地说。那你的头发还是花白的呢，她回答，这多滑稽呀。
（事后补记。我对于那次事故的记忆很不完整，断断续续的。自从回伦敦后，我就常常发现，邮局货车无一例外开得飞快，司机像生怕错过什么重要安排或截止期限。撞到我的那辆车当时应该开到了每小时一百或一百一十千米。可被撞完全是我的错：我脑子在想别的事，我压根儿没看就走上了马路，如同在自家厨房里一样随意。显然，我被巨大的冲击力撞飞到十五米之外。我对撞车本身毫无记忆了，也没感觉到疼痛。两天后，我在圣托马斯医院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在做什么。我能活下来是很幸运的，他们告诉我。邮局客户关系部的人给我送来一束枯萎的剑兰，“祝愿我尽速康复”。这个形容词真是用得太差劲了，我记得自己当时这么想。）
（8月—9月）
来自C病房的观察
今天进行了长时间的肠道排空，我才意识到自己已便秘了两个月。感觉好些了，同时也发现自己瘦了不少。我现在就像只又瘦又老的秃鹰。该剪头发了。
尽管没人会真正承认，但这里其实就是老人病房。这里的病人没有低于六十岁的。它既是老人病房，也是癌症病房。我们都是有着老年病的老人。很多人在这里死去。只是病房太大了，我没办法准确计数，而且她们总把病人移来移去的（为了隐瞒死亡率吗？）。自从我来了这儿，依我说，死了大概有三十个人了。
宝拉昨天去度暑假了。你要去哪儿？我问。马耳他呀，傻瓜。她的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项链——她是信天主教的好女孩。替她岗的是个叫盖瑞的男护士——他身上有很多可怕的文身。
我最痛恨的人离我四张床。他叫内德·达尔文，我叫他“不紧张先生”。护士们都很爱他：他从不抱怨，总是乐观积极，见到谁都笑容满面，他好像还挺享受这里的伙食的。他中了风，但还能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到处走。他知道所有护士的名字。有一天天气特别热，他走到我床边，叩了叩我腿上的石膏。“这下面一定痒得快要疯了吧，我敢担保。”他是那种老把“我敢担保”“是不是吧”“感激不尽”之类的话挂在嘴边的人。我让他滚一边去。
我要求和管理/行政人员见面，抗议厕所隔间没有门的事（这也是造成我们集体便秘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此举可以说是以毫不含糊的方式在惹是生非，并因此招来了护士比往常更阴沉的表情。终于，一位身着正装的年轻人出现了，听完了我对他说的话。“这样设置是为你自己的安全考虑，洛根。”他说。我让他叫我蒙斯图尔特先生，他置之不理，之后甚至什么称呼都不叫。什么都不会改变：我只是愈发巩固了我麻烦精的名声。
《马丁·瞿述伟》[5]里对佩克斯列夫一家去伦敦旅行的描述（第八、第九章）是英国文学中喜剧描写最伟大的段落。值得讨论。
我脾脏的排液管被移除了。腿上的伤痛似乎也有所缓解。到目前为止，骨折的头骨也没有引发其他并发症。自从来了这儿，我至少见了十个医生，每个在接手我的病例时似乎都一无所知：“那么，你是出了什么车祸吗？”“哎呀，我看见你的脾脏破了。”我不怪他们，我也不怪护士。我痛恨待在这个可怕的地方——天知道在这里工作是什么感觉。但我始终认为：一定还有更好、更人性化、更文明的方法来照顾我们这些老弱病残。如果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国家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做好：每个人都被这个纷繁琐碎、睚眦必报、斤斤计较、冷漠麻木的世界伤害到了。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受重伤且严重不适；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并接受全身麻醉；也是我第一次住院。那些一直拥有健康的幸运儿会忘记属于病人的这个庞大的平行宇宙，忘记他们每天遭受的痛苦和严峻的考验。只有当你越过那条界线，进入病人的世界后，你才会意识到它沉默而庞然的存在，以及它令人忧惧的永恒。
病房新来了个修女：“我听说你不肯用便盆。”你听说的没错，我说。接着，她说，我要是“需要上厕所”，要么自己去，要么就用便盆，不会再有护士用轮椅推着我来来去去了，太浪费宝贵的时间。那你最好帮我找副拐杖来，我说，因为我是绝对不会用便盆的。医生还没有批准你使用拐杖，她带着胜利的微笑说，说完给我拿来了便盆。我要拉屎时，只好自己挣扎着爬下床，用尽全力走到“不紧张先生”那里。“我能借一下你的拐杖吗？谢谢了。”我知道他不想借给我，因为他怕自己会惹上麻烦。讨厌鬼。
脾脏。我破裂的脾脏。我在百科全书里查了这个词。“脾脏是一个小的紫红色器官，位于横膈膜之下。脾脏能过滤影响血液的外来微生物。”我的脾脏在车祸中破裂了。在中世纪，人们认为脾脏是忧心愁绪的来源。所以才有了“脾气差”的说法——它是一种更容易出现忧愁或压抑情绪的倾向，一种更容易闷闷不乐或暴躁易怒的性格。我担心，我破裂的脾脏已将它特别的毒素释放到了我的身体里。这是引发我新的愤怒和仇恨的原因吗？
我担心我的公寓——那里几周都没人去了。宝拉问我，为什么从没人来看我。我说，我的家人都住在国外——可悲的谎言。我说，我的女儿在美国。“不管怎么样，她还是得来看看自己的爸爸吧。”宝拉说。
来了位罗马天主教的神父。“宝拉告诉我，你跟我们的信仰是一样的。”宝拉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我们会在某个方面暴露出信仰吗？某些特定的语言、表情、动作什么的……我们的共同之处一定是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我告诉他，我是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在十八岁时就失去了自己的信仰。他问我，难道我这辈子从没感觉到上帝的爱吗？我让他看看这个房间，看看这些人承受的折磨和痛苦。可上帝就在这个房间里呀，他带着微笑坚持说。我说，没有哪根准绳能量出我无信仰的程度——我给他引用了乔伊斯的朋友约翰·弗朗西斯·伯恩的这句话。他不知该如何回应，我请他离开。
睡我邻床的老人今天早上去世了。他像是被钉死了一样躺在床上，纹丝不动，氧气面罩在他脸上咝咝喷气。只有他的眼睛在表达着什么，时不时朝我转来，让我惊恐。最后，我决定把这当作一种信号。我翻身下床，揭开他的面罩。
“你是英国人吧。”他悄声说。
“差不多吧。是的。”
他鼓起的眼睛四处闪烁，像只变色龙。
“把管子拔了，兄弟。我想走了。”
我四下张望。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我觉得我真会这样做，可我看到一个护士朝我们走来。我把他的面罩戴了回去。两个钟头后，他死了。
辛格先生（洛根楼上的邻居）来看我，带来攒了几周的邮件。他告诉我，我公寓的电话和电都被停了。他带来从邮局拿来的表格，可以授权给他帮我领养老金。这个印度老兵是个好人（我得解释一下：辛格先生曾在印度军队短暂服役——所以，我叫他印度老兵，他叫我司令）。他坐下来跟我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我住院期间，他做了个输精管结扎手术，最高兴的是辛格太太，他从没见过有人像她那么开心。自从他来探望后，我感觉自己在病房里的地位有了变化——现在我更神秘了。我为各种未付的账单写好支票，交给他帮我寄出去。
“不紧张先生”今天出院。他一瘸一拐地走出病房时，护士们都围拢过来为他鼓掌。轮到我出院时，只怕见不到这样的场景。我旁边又来了个临终病人——晚上总发出可怕的呻吟声——我开始怀疑我被排挤了。
今天，我左腿的石膏拆了，露出苍白无力、毛发浓密、满是疙瘩的一条腿，只有右腿的一半粗。我注意到胫骨上有个奇怪的扭结，应该是断掉的骨头没有连接好的地方，外科医生看到时也皱起了眉头。大腿和小腿的肌肉几乎完全萎缩了，所以医生向我保证，每天会给我做两个钟头的理疗，帮它重新恢复。随着身体机能的康复，我感觉我的情况不算紧急了。医护人员应该也有同感。
厕所里的一个隔间装了门。微小但甜蜜的胜利。
9月8日，星期三
我必须把这件事记下来：我的视力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今天早上醒来时，我看到我视野所及的世界的一半——上面的那一半——被一团只能形容为是旋转着的棕色迷雾给遮住了。像是某种有毒的雾气降了下来。可一转头，我才意识到，变色的是我的眼睛，而不是眼前的世界。
来了个医生，是个年轻的僧伽罗[6]女人。她问我是否对某些特定的食物过敏，并给我预约了心电图检查。我告诉她，我曾遭遇意外，头骨骨折。什么意外？她问。我在这里待了太久，那车祸已是陈年旧事了。我解释给她听后，她不再提过敏的事，而认为我应该去看脑神经外科医生。
9月9日，星期四
迷雾散去。今天早上刮胡子时，我突然意识到镜子的上半部分不再是棕色的了。外科医生盖德先生给我做了检查，测试我的反应能力，并推荐了一位眼科医生。盖德先生彬彬有礼，看起来也很关心病人。他上了年纪，满头浓密的银发。我说他“上了年纪”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比我还小十岁呢。
宝拉给了我一块用银链子串着的圣克里斯托弗奖章。为什么给我？我问她。你太好了。为了让你一生都平平安安的，蒙斯图尔特先生。接着，她说。我出院时她不会在这儿。我什么时候出院？是啊，她说，你明天一早就会出院，但我明天是晚班。她吻了我的脸颊。好好照顾自己，小心点，注意邮局的货车。我喉头缩紧，双眼刺痛。亲爱又甜美的宝拉。至少我能活着走出这里了。
9月24日，星期五
特彭泰大道。回来的感觉特别奇怪，我以陌生人的眼光打量着这些财物和家具。这是你的家，蒙斯图尔特，这些是你的财产。我感觉像登上了“玛丽·赛勒斯特号”[7]。门后面堆着六十厘米高的传单和免费报纸。尽管我痛恨医院，但那里是安全的，是我所熟悉的；现在，我发现喧闹拥挤的城市才让我害怕。经历了数月集体病房的生活后，我体会到一种迫于无奈的孤独——可这是我以前很享受的。今天傍晚，我坐了半个小时，等别人帮我送来晚餐。家里什么食物都没有，所以，我只能跛着脚，走到康沃利斯去喝酒（医院借给我一根铝合金拐杖）。这里还是同样的老面孔，同样弥漫啤酒味的环境。老板点头示意，如同我昨天刚刚来过。我不是他最喜欢的顾客——因为我在他的地盘上总是逗留太长时间，而花的钱又不够多。我点了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还有两份猪肉派（印度老兵转交给我一大笔应急养老金。我目前手头还算宽裕），店主看到这个情况，露出罕见但并不真诚的微笑。
我看着这些顾客，这些喝酒的人——他们都是我的同类——我希望他们都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