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4月19日，星期五
参加《左轮手枪》的发刊仪式。大家都说，是安·金斯伯格为杂志社提供了资金。乌多（费尔巴哈）重操旧业了。不过我觉得，一本先锋艺术杂志竟然会用戈林的名言[40]做自己的刊名，实在很奇怪。转念一想，也许这样还挺俏皮的。一帮忠心耿耿的老朋友都聚了起来——但我看我们都有了老态，也倦了。弗兰克脸庞浮肿，双颊绯红（我们向保安证了不会吵架），还有詹妮特和柯拉柯夫斯基（那个男人到底是做什么的？）。让人有更明显感觉的，是不在人世的那些人：波洛克、泰特、克莱恩。在纽约的艰难生活是有代价的。我保证过不会跟弗兰克争吵，所以，我转而和赫曼就肯尼迪夫人所谓的惊天美貌辩论起来。我说，任凭怎么发挥想象力，你也不能将她形容成一个美丽的女人：友善的女人，没错；苗条的女人，肯定的；衣着优雅的女人，毫无疑问——可美丽绝对算不上。赫曼曾经跟她同在一个房间，他说，她的存在就像让你进入了一个强大的力场——你会失魂落魄、迷迷糊糊。你是她疯狂的仰慕者，就是这样，我说，是那间办公室让你充满了敬畏——还有她第一夫人的身份，所有那些——你不是在判断，你是在感知。接着，我又和迪迪·布莱恩就沃霍尔吵了起来——她说沃霍尔是反基督的。至少沃霍尔能画画，我说，他能画，但他决定不画——这是完全不同的策略。娜奥米打断了我们——她觉得我表现得太好斗了。
后来，安把我堵在墙角，让我保证我会给她写点东西。我说我太老了，不适合《左轮手枪》这么“新潮”的杂志。她说：“好吧，我保证我们不会把你的年龄印在文章的末尾。”我喜欢安——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瘦得像根柴火棍，嗓音比我的还低沉——你必须承认，她从石油化工行业赚来的百万家财，都被她用来做了善事。她邀请我作为护花使者，陪她去参加法国大使馆的招待宴会。我无法拒绝。
5月8日，星期三
莱昂内尔激动不已地上门拜访：“死魂灵”进入了什么排行榜，排名六十八。他的胡须没有变得更浓密，但他的头发已盖过了后衣领。他现在有女朋友了，他说，是个真正的美国女孩，叫梦迪。
他离开后，我把自己强塞进燕尾礼服（我绝对是长胖了），悠闲地走到第五大道上安的家，从那里，我们乘坐豪华礼车，前往就在几百米外举行的晚宴。大使先生像老朋友一样迎接了安。我跟其他大概八十个中年达官显贵混在一起，在六座枝形吊灯发出的耀眼光线下，小口喝着香槟。这么亮，很有法国特色，我认为，跟他们必定灯火通明的小餐馆一样。我跟满头大汗的使馆随员聊了几句，他似乎有种不必要的紧张，不停地朝门口瞟着。“啊，他们来了。”他虔诚地说。我转过身，看到温莎公爵及公爵夫人走了进来。
我有什么感觉？我有将近二十年没有离他们这么近了。公爵看上去老了，皱巴巴的，很瘦弱——他应该是七十多岁了[41]。公爵夫人在明亮的光线下，像个彩绘的小雕像，脸庞仿佛用滑石雕刻而成，嘴巴上抹着鲜红色口红。两个人对来到这里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谦和或高兴，但我敢说，他们不能拒绝来自法国的官方召唤，因为法国免除了他们该交的收入税（我认为，这是极其可耻的行为）。
我四下转悠，想找个更好的位置观察他们。公爵抽着烟，要了一杯威士忌加苏打水。公爵夫人的两条腿仿佛遭遇霜冻就会折断。她到处溜达，跟别人打招呼（她像是认识不少人），公爵孤苦伶仃地跟在她身后亦步亦趋，一边抽烟，一边朝目光所及的每个人点头微笑，只是，他的眼神是忧愁而阴冷的，他的笑容是完全无意识的。他们越走越近，我僵硬地站住了。
公爵夫人先看到我，笑到一半僵住了，嘴巴咧着一条缝。我什么也没做。一九四三年以来积蓄的所有仇恨都爆发出来，冲过房间，释放出一如既往的威力。她朝公爵转过身，跟他窃窃私语。公爵也看到我时，脸上的第一个表情只能被形容为恐惧，接着又慢慢变成充满怒气和愤慨的怪相。他们转过身背对我，跟大使说着什么。
没过多久，之前跟我说过话的随员走过来，要求我离开宴会。我问到底是为什么。是“殿下”坚持如此，他说，否则他就将和公爵夫人离开。请告诉金斯伯格夫人，我在外面等她，我说。
我在第五大道上来回走了半个钟头，抽着烟。公爵和公爵夫人离开时，我正好经过大门口。夫妻俩朝自己的车走去，一帮叽叽喳喳的摄影师和一小群十来人左右的看客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甚至看到有女人在行屈膝礼。
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谁杀了哈里·奥克斯爵士？”他俩脸上惊恐慌张的表情足以弥补我的怨愤——弥补他们对我做的一切，永远地。他们现在尽可使出最卑劣的手段了。他们争相坐上豪华礼车，匆匆离去。我差点跟一个身材肥硕的王室拥趸赤手空拳地打起来，他骂我是败类，是美国的耻辱。其他旁观者热烈地表示赞同。当我解释说我是英国人时，他们显得很困惑。“叛徒。”他们转身离去时，有个人漫不经心地说。“那个人阴谋阻碍司法公正啊。”我对着他们冷漠的背影说。
我向安·金斯伯格解释过去的一切，她觉得有趣极了。你以前的生活可真有意思，洛根，她说。
7月11日，星期四
拉夫西纳。完美的一天。只有我们三个——今年我们很少见到西泽尔。他垂垂老矣，十分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习惯，整天都在自己房间里写回忆录，只有喝酒和吃饭时加入我们的行列。房子里乱糟糟的，但因为有位置恰好的日光露台，所以让人感觉轻松舒适，周围是自家的橄榄树和柑橘果园，这里是一处坡度和缓的山谷尽头，面朝西，背朝锡耶纳。我在独立的附属客房小楼里有个房间，我会走过院子去吃早餐，总是第一个到。西泽尔的男仆兼管家恩佐会为我端来早餐，格洛丽亚听到声音后就会下楼来。她穿着牛仔裤，头发用丝巾扎在脑后，腰间系一件男士衬衫。她现在丰满了不少，但对于多出来的这些体重，她仍然保持着一贯无所谓的态度。“我都起来好几个钟头了，亲爱的。”她说。我假装相信了她。她抽了支香烟，看着我吃东西——我的早餐总是吐司加水煮蛋，这是恩佐能做出来的最像英式早餐的东西。
今天，我们去锡耶纳吃午餐，坐在大广场的咖啡馆里，喝意大利白葡萄酒。有趣的是，游客并不会让我心烦——这个广场够大，游客的存在没有影响到它的美。格洛丽亚去取送去维修的留声机时，我四处晃悠，去了大教堂。接着，吃了意大利面和沙拉后，我们回到拉夫西纳。格洛丽亚带着她的几条狗去散步——四条——我就躺在吊床上，看书，打瞌睡。太惬意 了。
她还是非常性感，格洛丽亚，至少在我这个老人看来是如此。那天傍晚，她穿着棉衫下楼，我从她乳房下垂摇晃的样子看得出来，她没有穿胸罩。晚饭后，西泽尔上楼睡觉了，她站在留声机旁边，翻着唱片，我走到她背后，环抱住她的腰，用鼻子蹭她的脖子。“嗯，舒服。”她说。接着，我的两只手向上摸到她的乳房。“不行，不行，不行，”她说，“坏洛根。”“看在旧情的分儿上，放纵一次都不行吗？”我说。她放下唱片，直接吻上我的双唇：“不行。”
问题在于，只有我们俩在泳池时，她总会脱掉上衣晒日光浴。这对我是诱人的折磨，我从拿着的书上方偷瞄她。也许，这就是我爱这个地方的原因——这里总是散发着格洛丽亚和我们往日情史的强烈气息。我觉得，她喜欢看我坐在那里因挫败而痛苦的样子。她带来关于彼得的最新消息。古巴导弹危机让他的《为时已晚》在全世界都冲上了最畅销小说排行榜的榜首。“他最喜欢评论家们说他有先见之明了，”格洛丽亚说，“他去过两次越南。”
今天晚上，西泽尔和我们一起吃晚餐，他穿着外套和白色棉裤，完美的一身。他的行动非常迟缓，非常僵硬，必须靠着拐杖走路。格洛丽亚打趣他：“他来了，这傻老头。”他很开心。
此时，我坐在我小小客房的阳台上，写着这篇日记。飞蛾扑打着嵌在粗糙石壁里的灯泡，壁虎吃着猎物。蟋蟀唧唧鸣叫，癞蛤蟆在黄色光圈之外的黑暗中呱呱叫着。我拿来一大杯加了冰块的威士忌。我在这里总是睡得很好——不需要吃药。
10月12日，星期六
纽约。和莱昂内尔还有梦迪在布法餐厅吃晚餐。杰克·芬纳尔就在另一张桌上和菲利普·加斯顿[42]及山姆·M.古德福斯吃饭，可我躲避着他的目光。如果芬纳尔看到下个月《左轮手枪》上我的文章，那我肯定会成为他们家最不欢迎的人。我对他的新作品深恶痛绝。一个完全有实力的画家，故意要画得很差，真是奇怪。只有最顶尖的画家才能侥幸成功（毕加索）。至于芬纳尔，他就像是绝望地企图追赶时下潮流。
梦迪竟然是个皮肤黝黑、高大结实的女孩，依我看，应该是意大利裔或西班牙裔：深橄榄色的皮肤，小巧漂亮的鼻子微微勾着（也许她是犹太人？），下巴尖尖的，头发浓密卷曲，没有洗过。她看起来能把莱昂内尔当早餐吃了。她原来跟戴夫约过会，戴夫是“死魂灵”的主唱，可后来她把注意力转向经纪人里奥。这一转变是和平的：实际上，整个乐队为了省钱，目前都住在莱昂内尔的公寓里。他们没能复制首支单曲《美国雄狮》（它在排行榜上的最高排名是三十七）的成功。莱昂内尔和梦迪不知为何，一整晚都牵着手。我问梦迪她姓什么，她说她没有姓。在你抛弃自己的姓氏之前，你是姓什么的，我坚持问。哦，那好吧，姓“史密斯”。我叫洛根·布朗，我说。
我陪他们走回家，莱昂内尔邀请我上楼去跟乐队的人见见。有两名成员在家，其中一个我之前见过，另外还有三个女孩，都跟梦迪差不多年纪。六张床垫和五颜六色的毯子便是主要的家具。我这辈子第一次感觉到莱昂内尔是轻松自在的：他挣脱了洛蒂和艾奇菲尔德家族的世界——在这里，谁管他是不是准男爵，是不是伯爵的外孙。他找到了一个能真正做自己的地方。当我走在街头寻找出租车时，我想象他们大概都在准备上床了，不由生出妒忌的刺疼。毫无疑问，他们想做爱的时候就做——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突然感觉自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