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

1月1日，星期日

和詹妮特及柯拉柯夫斯基共同迎接新年。盛大的聚会，吵吵闹闹，酒气熏天，令人压抑。聚会开始前，我临时去了莱昂内尔在简街上的公寓，找他喝了一杯。他认为他找到了自己的新乐队——“蝉”乐团，这是一支做民谣的三人乐队。他想给他们重新起名，叫“死魂灵”。什么，我说，是果戈理的那部小说吗？什么小说？果戈理那部伟大的小说，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死魂灵》啊。你的意思是，已经有部小说叫《死魂灵》了吗？他妈的！他咒骂怒吼着，我却很开心：这是我见过他最有活力的模样。可以把它看作个优势啊，我说，要是你不知道，很有可能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而那些知道的人则会对此印象深刻。我认为，流行乐队叫这个名字好极了，我说。我的话鼓舞了他，他露出灿烂的笑容——有那么一瞬间，我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而不是洛蒂的，也不是艾奇菲尔德家族的。我双膝发软，只觉得各种混乱的情绪汹涌袭来——解脱，接着是无比的愧疚、恐惧，我猜，这是一种类似于爱的血脉之情。乐队的一个成员来了——一个穿着毛衣和灯芯绒裤子的小伙子，头发都没梳——于是，那一个瞬间便过去了。莱昂内尔给我放了“死魂灵”的磁带，我啧啧发出适度的赞叹。他想把我带进他的世界，与我一起分享，我必须尽全部努力做出回应。这是我能做的最起码的事。

在聚会上，我跟弗兰克（奥哈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不得不说，他最近这些日子特别爱争论，也相当容易动怒——有些人甚至都开始怕他了。当然，这次的争论跟我们所有的争论一样，都是由酒精引发的。我说，无论什么时候，每当我对一位新画家产生兴趣时，我总想看看他们最早期的作品，哪怕是少年时代的作品。为什么？弗兰克满腹狐疑地问。嗯，我说，因为早期的才华——又或者说早熟的程度，随你怎么叫吧——往往是后期才华一个很好的风向标。要是早期的作品中没有表现出什么天赋，那很有可能后期的成就也会受到影响，这是我的观点。放屁，弗兰克说，你太僵化了。看看德·库宁，我说，他的早期作品就相当令人震撼。看看毕加索还在艺术学校时画的画——让人难以置信。弗朗茨·克莱恩的早期作品也是不错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后来的作品也只是还不错。看看巴尼特·纽曼——无药可救。再看看波洛克——他连个纸板箱都不会画——这不就解释了后来发生的事，你不觉得吗？去你妈的，弗兰克对着我怒骂，现在波洛克死了，像你这样的混蛋就想把他拉低到你们的水平。你胡说，我说，波洛克还活蹦乱跳时，我就是这么说的。他是参天的红杉大树，弗兰克说，你们只不过是灌木丛和小树苗。他朝六七个围过来听我们吵架的画家打着手势。

在那儿认识了个漂亮女人——南茜？詹妮？——午夜时分，我们接吻了，那个吻意味深长。她给了我她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可我弄丢了。也许詹妮特能找到她。我喝了太多酒，头痛得很，全身紧张得像要打冷战。新年决心：少喝酒，少吃药。

2月27日，星期一

我的生日。第五十五个。收到莱昂内尔寄的贺卡和嘉儿寄的贺卡。“生日快乐，亲爱的洛根，别告诉妈妈你收到了这个。”早餐时我喝了杯伏特加加橘子汁，以示庆祝，上午又在办公室喝了两小杯杜松子酒。在贝默曼斯以酒代替了午餐——两杯尼格罗尼鸡尾酒。下午，开了瓶香槟和同事们共享。感觉懒洋洋的，于是吃了两片右苯丙胺。在出去跟娜奥米（聚会上认识的女人）见面前，喝了两杯马丁尼。在迪桑托餐厅喝了红酒和葡萄白兰地。娜奥米头疼，我送她回到她的公寓，并未逗留。现在，我坐在这儿，拿着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听着留声机里普朗克[37]的乐曲，准备吃两片巴比妥钠[38]，让自己进入美妙的梦乡。生日快乐，洛根。

7月3日，星期一

海明威的死[39]让我深深震惊。难过、警醒，残忍得叫人不寒而栗。赫曼（凯勒）说他用枪打爆了自己的头，真的是爆了。用了双管猎枪。整个房间里到处是飞溅的脑浆、碎骨和鲜血。这若不是一种象征，那是什么？一切麻烦来自大脑，那就崩了它。我想起一九三七年他在马德里时的样子：精力旺盛、充满激情，对我热情友善，让我坐他的车去找米罗的画。自从《丧钟为谁而鸣》后，他的小说我就读不下去了——那本书写得真差劲，他已经迷失了方向——可第一次读到他的短篇小说时，我觉得它们真是精彩极了，格外鼓舞人心。那是不是他写作生涯里唯一一次得到老天的庇佑？从那以后，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就像是美国文学界的杰克逊·波洛克。赫曼认识跟海明威家很亲近的人，说他在临死前就像一只小小的脆弱的灰色幽灵。他被休克疗法害惨了。去他妈的：我自己有过那种阴暗的经历，我很清楚他承受的折磨。感谢上帝，我从来没经受过那种疗法。当然，海明威也长期酗酒——他的酒杯从早到晚都是满的，他总是在大醉的边缘，但又不至于醉得不省人事。看看他最后的结局吧。才六十二岁——只比我大六岁。我突然很没有安全感，变得焦躁不安。我给赫曼打电话，约好见面。滑稽的是，在情况这么糟糕的时候，我想见的还是作家，我慢慢明白过来——因为他也是我们这个群体的一员。

［纽约日记写到这里就中断了。受海明威之死的影响，洛根非常认真地开始减少酒类和安非他明的摄入量。由于睡眠总是很浅，所以他还在继续服用安眠类药物。他不再喝烈酒，并把饮酒量控制在“每天一瓶红酒”以内。一九六一年夏天，他在欧洲度了一个月假，大部分时间和格洛丽亚·斯卡比尔斯及她年迈的丈夫西泽尔在一起，格洛丽亚现在是科达托伯爵夫人了，他们住在锡耶纳拉夫西纳（锻造厂）旁边一幢舒适的房子里，格洛丽亚总说那是个“鬼地方”。可对洛根来说，那里成了他自己的家之外的家：接下来的圣诞节和新年，他都是在那儿度过的，一九六三年夏天，他又回到那里住了三个星期。

一九六二年秋天，阿兰娜正式离婚，嫁给大卫·彼得曼。嘉儿仍然时不时给洛根寄明信片，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和他见面，可阿兰娜的律师明确表示，离婚的条件之一就是洛根不得再与两个姑娘接触——洛根一直觉得这个条件既没有必要，又残忍恶毒。

画廊的生意在平稳而笃定地壮大着，洛根买入大量经过精心挑选的现代美国画家的画作，主要有克莱恩、埃尔切、罗斯科、查多塞安、巴齐奥蒂及马瑟韦尔。玛莎·休伯仍忠实于画廊，一九六二年十月，托德·休伯也从德纳吉画廊转到利平之子。

在此期间，洛根写的日记也增多了——也许，这反映了他相对节制清醒的状态。英国的报纸和杂志频繁邀请他对在欧洲巡回的美国画展做评论。他总是痛恨别人说他是美国文化的捍卫者，他说他的心永远属于欧洲传统的古典现代主义和离经叛道的个人主义。但无论如何，他还是在《观察家报》、《邂逅》、《星期日泰晤士报》全彩增刊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了关于拉里·里弗斯、阿道夫·戈特利布、塔尔伯特·斯特兰德和海伦·弗兰肯特尔的重要文章。华莱士·道格拉斯为他争取到在政治文化周刊《新漫步者》上写月度专栏的工作：“来自纽约的声音”。他的日记从一九六三年春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