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

（1月）

索普大雪封路。积雪堆到了窗台。要是和我在这里的是芙蕾雅，而不是洛蒂和莱昂内尔，那该是多么美好又浪漫啊。莱昂内尔好像得了百日咳。我听到榆树林里传来白嘴鸦沙哑刺耳的叫声，像在喊——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乌多·费尔巴哈让我写一篇关于包豪斯的文章，还借给我他私人收藏的照片。我欣赏着织造间里的女孩们的照片——那么美，那么自在。其中一个很像芙蕾雅。我真是无处可逃。

3月4日，星期一

我们在卢吉餐厅晚餐，然后去了皇家咖啡厅。人很多，全是不熟悉的面孔。西里尔和让看到我，聊了几句。他们跟一个叫莱曼还是利兰的人在一起（不确定）。他们很快就离开了。接着，艾德里安·戴恩特里[42]和一帮穿着晚礼服的人走进来——其中就有抽着雪茄烟的弗吉尼亚·伍尔夫[43]。我让他们跟我们一桌，大家开始相互寒暄时，我将芙蕾雅介绍给伍尔夫。“就你们俩在这儿？”她对芙蕾雅说，“这些人真是可怕。这里变了好多。”

“西里尔·康诺利刚刚还在这里跟我们一起。”芙蕾雅说。

“他那只黑狒狒跟他在一起吗？”伍尔夫问。

芙蕾雅不明白她在说什么。

“就是他那长相奇怪的小个子老婆呀。”

我朝芙蕾雅转过头：“现在你明白为什么大家都说伍尔夫女士很有魅力了吧。”我把头转向伍尔夫说：“你应该感到惭愧。”

我们大步走了出来，回家后，我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严肃的争吵。伍尔夫的恶毒让芙蕾雅有些震惊。我说，你永远想象不到一个写出了那么多抒情散文的人会如此充满恶意。“至少她还在写东西。”芙蕾雅想都没想便脱口而出。这话太伤人了，于是，我们想方设法地找点别的吵架由头，当然也找到了。我现在写着这篇日记，写完准备去睡沙发，我听到芙蕾雅在隔壁卧室啜泣。

3月20日，星期三

去梅耶美术馆看了场无聊的拼贴画和摄影作品展。伍尔夫女士对我的视而不见才让这一天变得稍微有趣了些——她竟然原地转身以躲开我。显然，她还没有原谅我。

去《艺术杂志》办公室，跟乌多喝酒。他耐心地听我愤怒地控诉英国艺术的平庸无趣。他告诉我，现在德国每个小镇上都挂着“不欢迎犹太人”的标语。难以置信。可乌多说，这也让人更全面地思考：忍受奄奄一息的艺术不算太痛苦，他说，至少在伦敦生活还能获得别的慰藉。

（3月—4月）

行程：诺福克—伦敦—诺福克。巴黎—罗马（和芙蕾雅在那儿待了三天，过复活节）。我们定好了夏天的计划：希腊。今年我又该怎么跟洛蒂说呢？

（4月）

以英雄般的气概，终于写完了《世界主义者》。我把它交给罗德里克，他用略为尖刻的语气，对其简短的篇幅评价说，这本书印出来还不到一百五十页吧（我解释说，我曾计划在书后面附一些翻译过来的诗歌，但后来放弃了，要是加上，书的字数就会大大增加）。好吧，至少你总算把它写出来了，他说。还有，华莱士老说出来诱惑我的那本香艳小说，是怎么回事？我让他相信，我是有可能把它写出来的。

芙蕾雅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威尔士亲王与辛普森太太关系的进展——她可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美国报纸上看到相关消息。可大部分人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她认为这很可耻。“我跟每个人都说了，”她说，“我碰到的每个人。”我必须承认，自从和亲王在高尔夫球场偶遇后，我对此事也产生了奇怪的兴趣。安格斯是我可靠的消息来源——他应该认识高层的某个人——他说亲王已被辛普森太太迷得神魂颠倒，像条狗一样跟着她到处跑。

（7月）

最后，我还是撒了谎，说我要去法国工作。在巴黎碰头后，芙蕾雅和我坐飞机去了马赛。再从马赛坐船去雅典。租了一辆汽车自驾旅行：德尔斐—纳夫普利亚—迈锡尼—雅典。酷热难耐：我们无比期盼下雨和凉爽的天气。我们下定决心，再也不要像这样度假了，总是在路上奔波。去年在比亚里茨的假期就轻松愉快。而且，我也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古代文化的熏陶——一次又一次在导游的带领下参观不同的遗址，不管它们是多么漂亮，又有着多么厚重的历史，我都不想再看了。在我的印象中，希腊不过是一大堆破败的断壁残垣，在热浪的炙烤下闪着微光。灰尘扑扑的橄榄果园，闷热潮湿的酒店卧室，还有苍蝇。我们发誓，要找一年春天再来。不过请注意，这里的物价便宜得不可思议。坐飞机从雅典到罗马。接着坐火车去巴黎、伦敦。筋疲力尽，烦躁不已，完全不是我们预想中的成功旅行。现在，我得跟家人共度一个月了。我想芙蕾雅也会享受她的独处时光。

（8月）

迪克（霍奇）来拯救我了。在基尔多纳和洛蒂还有莱昂内尔度过了安静的一个月。安格斯和莎莉来住了两周。我和安格斯一个从城里来的朋友去古兰和穆尔海德打高尔夫球，这人叫伊恩·弗莱明[44]。他正要去基茨比厄尔。我跟他说了希腊的炎炎酷暑，他推荐我夏天去阿尔卑斯山——说他最喜欢奥地利的蒂罗尔。我给芙蕾雅写信，让她选一座最喜欢的山，我们明年一起去那里。

9月26日，星期四

今天午餐时，彼得（斯卡比尔斯）送了我一本他写的惊悚小说——或者，按照他谦虚的说法，是他的“不才之作”。书名叫《小心恶犬》，将由布朗＆阿尔梅出版社于下周出版。就当乐子看看吧，真的，他说，跟你不是一个水平。我们喝了好多酒以示庆祝，彼得向我坦白，他跟《泰晤士报》一位记者的妻子有了婚外情。他说，他已经不爱苔丝了，但为了孩子，他绝不会离开她。“她很可爱，是个好妈妈，只是我跟她结婚时太年轻了。”他问我和洛蒂的关系怎么样，我说很好。你很幸运，他说，看来也不是人人都“结婚时过于匆忙，事后悔之晚矣”嘛。我差点跟他说了芙蕾雅的事，但我忍住了：我觉得在此时此地把这件事告诉彼得，是贬低我与她的关系。我和芙蕾雅之间不是什么“风流韵事”，也不是一时兴起。我为苔丝感到隐隐的心痛；她遭到了背叛，我恨彼得把我也卷进了他的骗局。当然，这一切让我开始反思自己的处境。我对洛蒂毫无感觉，但并不反感。我们实际上已经没有性生活了；不过我注意到，最近她开始说起给莱昂内尔添个弟弟或妹妹的事。莱昂内尔出生后，在我和洛蒂罕有的几次性生活中，我总会戴上安全套。最后一次（在苏格兰）时，她说：“一定要戴吗，亲爱的？今天晚上不用了吧。”我说再生一个小孩我们是养不起的。结果她哭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采取措施的必要了。

与此同时，芙蕾雅和我在德雷考特大道过着奇特而与世隔绝的爱情生活。我不跟她在一起时，她会找朋友继续原来的单身生活——她的朋友我一个都没见过。我和她在一起时，我们则像新婚夫妻般，以自我为中心，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早上出门上班，我则处理伦敦的各项事务：开会、去供稿的杂志社拜访、在伦敦图书馆做研究、找朋友共进午餐。她从英国广播公司回来时，我总会在家。白天的某个时间，我会给洛蒂打电话，聊几分钟。洛蒂似乎相当满足，毫无疑心——反正，她也不喜欢伦敦。

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状态到目前为止已持续了一年多，我想，再任其发展下去是不对的。一定会有突然的变化——一定会有什么东西打破或改变这种局面的——在那之前，我必须主动采取行动。

10月11日，星期五

在萨伏伊烤肉店与弗莱明一起吃午餐。我得说一句，我跟他又去亨特科姆打了高尔夫——是他突如其来地给我打电话，喊我去打四局的。他当然有某种隐秘的动机，我觉得。他当股票经纪人并不快乐，倒是对我的写作生活颇为好奇。他问我对色情书刊有没有兴趣，我说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在这方面的收藏相当可观，他自豪地说。接着，出于某种原因，像是为了解释我对色情文学的冷漠态度，我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了他，还说了我们的公寓和周一到周五的秘密生活。竟然会对他坦白这件事，我现在都觉得自己很恶心，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想，因为他是那样的男人吧——受男人欢迎的那种男人，擅长交际，傲慢自大，对自己有牢不可破的信心——会让你不知为何便想给他留下深刻的正面印象。我确实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让我感觉更糟了。天哪，他说，你在乡下有个老婆，在城里有个情妇。我说我并不完全是这么想的，为了转移话题，我建议他读读彼得的新书（实话实说，书还不错——我用两个小时一口气读完了）。接着，他问我晚上想不想去他的公寓打桥牌；我提醒他，我得回索普陪妻子和孩子。“这么说来，你女朋友今天晚上闲着没事喽，”他哈哈大笑，表示自己是在开玩笑，“说不定她会想来我这儿。”我微微一笑：芙蕾雅肯定不会喜欢弗莱明。我也说不清他的本性到底是怎样的。他相当英俊——皮肤黝黑，身材精瘦——可你仔细一打量，便并不会觉得他英俊，反而只会看到他的缺点：薄薄的嘴唇、忧伤的双眼。他友善、大方，表现得对你很有兴趣，可他身上没什么讨人喜欢的地方。他太被娇惯了，他的关系网太广了，他太受宠了：生活中的一切他得来都太容易了。

（11月）

芙蕾雅突然间让我去见她的父亲。为什么？我问。这样可以让他了解你啊，她说。他为什么想了解我？因为你总有一天会成为他的女婿啊。我笑了，可芙蕾雅一直以她那种坚定的神情盯着我。我必须做点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