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
1月25日，星期四
昨天在圣洗池前的受洗仪式上，突然觉得可怕又难受，我猛然意识到，我的儿子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叫莱昂内尔，更不应该叫莱昂内尔·艾斯莱德，可现在已经太迟了。这算是什么传承呢，莱昂内尔·蒙斯图尔特？我应该给他想个昵称：巴奇、明奇、波波——什么都行。彼得和安格斯是教父，布伦娜·阿伯丁和伊安瑟·弗奇—道森是教母。布伦娜其实挺有趣的（在一些小的方面）。但我受不了伊安瑟——她是洛蒂最好的朋友。
彼得晚上留宿在我家。我们拿着波特酒瓶，坐着聊到很晚还没睡。苔丝没有来，因为她的第二个孩子随时可能出生。彼得说，他现在从周一到周五都住在伦敦——他的语气让我怀疑他们的婚姻遇到了问题。他还告诉我，他在利用业余时间写一部侦探小说——以我为榜样。
2月16日，星期五
在莱昂内尔的摇篮床尾站了足足十分钟，注视着他睡觉。我试着尽可能诚实地分析自己的感受，可除了平淡乏味，我真的再找不出别的心情：怎么所有的婴儿在生命头三个月看起来都差不多呢；他们的手指甲和脚指甲是那么小，真是神奇；可他们要那么晚才学会说话又是多么可惜。现在，恰恰就是我最想跟他说话的时候。想象一下，要是奇迹出现，婴儿出生几周后便能说话，那我们也将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世界。
晚餐时，洛蒂思考我们今年夏天可以去哪儿。她说我们最好找一处大房子，得有婴儿房和保姆房；至少还需要两间多余的卧室，以备“妈妈和爸爸”到访，或是弗奇—道森一家前来同住。康沃尔也许很好玩，你说呢，洛基？
（2月）
这就是我的问题，这就是我的工作停滞不前的原因。整整一下午，我都在试着翻译亨利·莱维特《西非》中的五句诗：
在布拉柴维尔[35]，在他小屋的游廊上，
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
一位殖民地的小官，
翻看着阿尔弗雷德·德·缪塞的“诗歌”……
因为他还想着那美丽的智利姑娘……
这首诗只能是法语，翻译成英语就变得平庸、啰唆了，完全失去了那种令人心痛惆怅的浪漫感觉。世界主义者就是这样萦绕在我的脑中——炎热、非洲、文学、忧郁、性……可它只能是法语。“在刚果热烈的月光下/一位殖民地的小官/翻看着阿尔弗莱德·德·缪塞的‘诗歌’”。不行不行不行。放弃吧，蒙斯图尔特。
2月21日，星期三
昨天午饭后，写《世界主义者》的第三章，可毫无进展，我决定开车去诺维奇买一令打字纸——至少，这是在周二下午我能做的和写作勉强扯得上关系的事。我跟洛蒂说，我会赶回家吃晚饭，接着就出发了。我刚到诺福克，天上就下起冰雹，冰雹很大，但只下了几秒钟，然后，明晃晃的太阳便出现了，天空晴朗。马路上在施工——铺煤气总管——车辆只能绕道开往车站，我自然把车停进了车站停车场。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想着自己的生活，以及我该做什么，想完，我买了张去伦敦的单程车票。
我走到月台上，想起我在艾比念书时每学期结束都会来这里，这个车站对我来说只象征着失望和失败。可今天，我站在这里，等着去伦敦的火车，除了雨衣和帽子，我双手空空，毫无负担——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自由和激动。诺维奇车站：通向世界的大门。这是一种多么神奇又纯粹的自私；我谁都不想，只想我自己——我不想洛蒂，不想莱昂内尔，也不想我的母亲。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抛弃已有的生活，重新开始。
华莱士劝下了我。我去了他在河岸街的办公室，告诉他我都做了什么，并让他帮我找一家报社或杂志社，只要是现在能把我送出国去的都可以，去哪儿都可以。他让我冷静，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了他。
“你的车呢？”他说。
“停在车站外面了。”
“车钥匙在你口袋里吗？”
“呃……是的。”我掏出钥匙：它是我草率行事的证据。
“护照呢？”
“在家里。”
好心的、清醒的、理智的、务实的华莱士啊。我们想出了B计划。我给洛蒂打电话，告诉她我到了伦敦，我编了个故事，说我给华莱士打电话，是他让我立即赶来处理一桩紧急事务的。我还告诉洛蒂，我明天就会回去了。华莱士邀请我晚上去他在旺兹沃斯的家里过夜，在他家，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妻子（海瑟）以及他们介于九岁到十五岁之间的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不知为何，我之前从未对华莱士的家庭生活产生过好奇，此时，我多少有些惊奇地看着他置身于这个和谐的大家庭中。
晚餐过后，我们坐在客厅。一排排书架上摆满了他的客户各种版本的作品。他问我想去哪儿。非洲、日本、俄国，我说。可你真正想去的到底是哪儿，他温和地坚持问。西班牙。好吧，他说，那应该不难安排。
3月
伦勃朗酒店。巴黎。华莱士成功地帮我和《图说》签了三篇文章的合同：用五百字介绍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瓦伦西亚，每篇稿费五英镑。没有中介费。比我平时的稿费标准略低，但我目前的境况不允许我讨价还价。我还和《艺术评论》签了几份约稿合同，所以，等这次旅行结束时，我应该能小赚一笔。我向洛蒂和莱昂内尔道别，尽量不露出狂喜的傻笑。我为什么等了这么久？我绝对不能让这种有害的沮丧情绪再次累积了。我必须认识到，我的性格不适合待在家里，不适合过与世隔绝的英国乡村生活。我绝对需要变化和惊喜；我的生活中必须要有城市——我天性属于城市——我的生活中还必须有对旅行的期待和真正的旅行。否则，我将枯竭而死。
昨天，本带我去毕加索的画室见他。本跟他不是那么熟，毕加索似乎有点乖戾，不爱说话，直到本恰巧提起我要去西班牙，他立刻变得热情起来，给了我巴塞罗那两家极好的餐厅的地址。我问他他在画什么，他让我拭目以待。他说的法语带着浓浓的西班牙口音。他穿着衬衫，系着领带——画画时还系领带好像挺奇怪的。他个头矮小，看起来颇有攻击性，我感觉他对本和我保持着警惕。这两个英国年轻人在他的画室做什么呢？一定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吧。我猜，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的。不过我无所谓：只要能离开英格兰，我就很高兴了。
我跟我在黑色笔记本出版社的发行人皮埃尔·拉马丁一起吃饭。他身材瘦长，心事重重，前额搭着一缕头发，像希特勒。他说话时会有长长的停顿。我把我写《世界主义者》的事告诉他，他装出礼貌且颇感兴趣的样子，但显然，跟我其他的发行人一样，他还是希望我能再写一部小说。“那个世界主义吧……”长长的停顿，“有点老套了。”他说话时抱歉地耸耸肩。
明天，我会在奥赛火车站搭乘开往南边的火车。应该赶得及在波尔多的大公鸡餐厅晚餐。接下来我的计划是，波尔多—图卢兹—佩皮尼昂，在波乌港过境，从那里沿海岸线南下去巴塞罗那—瓦伦西亚—格拉纳达—塞维利亚。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在去过塞维利亚后再去里斯本，说不定能坐船回南安普顿。
一切，井井有条，优雅美丽，奢华，宁静，安逸。
（波德莱尔）
4月4日，星期三
里斯本，大都市酒店。昨天我坐火车去辛特拉。天气雾蒙蒙的，很凉爽，四处一片模糊，反而让景致显得更加迷人。不知怎么搞的，白天我的外套被偷了，我的钱包和护照都还在外套口袋里。被偷的地点是佩纳城堡。我把外套搭在户外走廊的墙上，走到一处朝外伸出去的阳台上，照了一张南边阿拉比达群山的风景照。我拍完照片，回来时发现外套没有了。我在城堡到处走动，仔细查看每位游客，还有在外面公园里的人，什么都没找到，也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人。这是个谜，也给我造成了极大不便。今天早上我去领事馆，解释了我尴尬的处境。今天下午，他们将给我签发临时护照。我给我的银行发电报，让它给我寄点钱来。
稍后。以下是事情的经过。
我去了领事馆（在下菲瑞盖尔大街上），他们让我在接待室等着——这里有几把木椅子、一张桌子，桌上摆满过期的期刊和几份上周的《泰晤士报》。门开了，我抬起头，以为是工作人员，结果看到一位年轻女子。神奇的是，我突然感到一种电光火石般的效应——一定是出自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的某种返祖式的交配欲望吧。只需一眼，你就会想：“对了，就是这个人，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你身体的每道直觉似乎都在唱着和谐的颂歌。是哪些因素的组合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感觉？是她抬起的眉毛，噘起的嘴唇，转动的脚踝，还是纤细的手腕？……我们礼貌地朝彼此微笑，两个陷入官僚体系困境的外国人。我翻开报纸，从报纸上方细细地打量她。
第一眼看去，她的脸又长又细，显得很坚毅。眉毛弯弯的，修过，也画过，她还抹了口红。她的头发浓密而蓬乱，介于浅棕和深棕之间，太阳穴和额头上有几缕天然的金发。我想象得到，她每天早上用梳子又拉又拽地梳好头发，然后一整天都不再理会它。她穿着亚麻套装，浅绿色的，很时髦。她从手袋里拿出一盒烟，还没等我拿着打火机凑上前，她就自己点燃了一支。好吧，我心想，我的机会来了：我可以找她借火。我正要打开自己的烟盒时，领事馆的秘书走进来说：“蒙斯图尔特先生，你现在可以去见领事了。”我走进领事办公室，迷迷糊糊签收了我的临时护照。出去时，我又钻进接待室，可她已经不见了。
我感到一种无法解释且毫无道理的恐慌和担忧。我跑回去找到秘书，问她那个年轻女子去了哪儿。去见另一位工作人员了，她回答。原来，她和父亲在驾车旅行时出了交通意外，她父亲受了伤（一条腿骨折），所以涉及复杂的保险问题。我回到接待室等着，将门半掩，方便观察外面走廊里的情况。
看到她从一间办公室出来，我便尽可能装作随意的样子走了出去。我微笑着，却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她冲我皱着眉头，画得完美无瑕的弯弯眉毛拧成一团。
“你该不会是洛根·蒙斯图尔特吧？”
“正是本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她竟然是我的读者。
“我猜就是。”接着，她露出只能说是讥笑的表情，大踏步从我身边经过。我跟着她下楼，走到街上。
“稍等片刻，”我说，“你怎么认识我？我们见过面吗？”
“当然没有。不过我碰巧知道，你没有十畿尼是不会到伦敦来的。”
我成功说服她跟我去了一家咖啡馆。我点了杯葡萄酒，她点了矿泉水，我摸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是英国广播公司谈话节目部门的秘书，职责是预约嘉宾；他们曾想邀请我去谈一谈“欧洲绘画的新趋势”，结果得知了我的出场费用。全部门的人都觉得太荒唐了，她说。
“我说你以为你是谁啊？”她说，“斯特拉文斯基？高尔斯华绥[36]？”
“哎呀，那是我经纪人的错呀，”我说，“他总是自作主张提高我的出场费。没法忍。”
“他这不是帮你，我告诉你，”她气势汹汹地说，“你直接上了我们的黑名单。十畿尼？太他妈荒唐了。我要是你，就开除他。”
我说我老早就想开除华莱士了。接着，我问她叫什么名字。
“芙蕾雅·德弗雷尔。”她说。
芙蕾雅·德弗雷尔。芙蕾雅·德弗雷尔。光是拼她的名字，我就已心跳加速、血液沸腾、呼吸急促了。她的美带着咄咄逼人的气势。她的双唇微微嘟着，既不是突出也不是噘起，只是好像想要脱口说点什么。她个头高挑，身材苗条，我觉得应该才二十出头，而且这么年轻就显得相当自信。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摔断了腿，伤得很严重，他们认为，他还得等一周才能出院并继续旅行。
“我明天就要坐船去南安普顿了，”我说，“我今天晚上能不能请你吃饭？看我能不能说服你，把我从谈话节目的黑名单上除名。”
此刻我坐在这儿，写着这些文字，等着去她的酒店和她见面。生活中这些微妙的时刻总让我害怕。要是我没有弄丢护照。要是她的父亲没有撞车，也没有摔断腿。要是她没有正好在那个时间去领事馆……前景空洞而虚无；只有回望你才能明白，这些关键的联系是多么随机且偶然。
（4月）
“盖卢佳号”。法国船，葡萄牙船员。一半船舱都是空的。我写完了给《图说》的三篇稿子，还多写了一篇，记录了造访毕加索画室的经历，我相信华莱士一定能给它找个发表的地方。早上我待在甲板上——今天阳光灿烂，空气清新——我走来走去，试着理清思绪，畅想不远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与芙蕾雅的晚餐很愉快，我对她有了更多了解。她的父亲是个鳏夫，和她哥哥住在柴郡。芙蕾雅每年和父亲度假一次。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德国和奥地利，但由于当前的政治局势[37]，她这次不想去那儿，这才有了倒霉的葡萄牙之旅。芙蕾雅比我左翼得多，我意识到我现在是多么远离政治，不禁为自己的冷漠淡然隐隐感到惭愧。她二十一岁，已在英国广播公司工作了两年。她想凭自己的本事成为节目制片人：“坐上那个位置可不容易，我告诉你。”对于我们聊到的某些话题，她强烈地表达了与我不同的意见。毕加索——“江湖骗子”；弗吉尼亚·伍尔夫——“目前在世的最伟大的作家”；莫斯利——“国家的灾难”。我陪她走回她住的酒店，我们互道晚安时，她用力和我握手。我问她，我们回了伦敦还能不能再见面，她给了我一个地址——她和另外八个年轻的单身女子，同住在奇斯威克的一处租屋里。她知道我结了婚，还有个孩子。我说她一回去，我就会马上跟她联系。我给了她我的名片，她把地址念出来：“索普戈丁厄姆……听起来很遥远。”我告诉她，我正在伦敦找公寓。
“你看过我的书没有？”晚上某个时间，我问她。
“没有。”
“那你为什么想找我上你的节目？”
“我也不知道。有人看过你写的一篇文章。我想是你的名字勾起了我的兴趣。”
这不算开始一段关系最有前景的基础，但我已完完全全、彻彻底底被这个女人给迷住了。芙蕾雅。芙蕾雅。芙蕾雅。
5月15日，星期二
回到切尔西。我刚刚为德雷考特大道上一套半装修过的小公寓支付了三个月租金。它有一间面积较大的客厅，可以兼作我的书房，还有一间极小的卧室、一间盥洗室（没有浴缸）、一间很窄的舱式厨房和一张可折叠的桌子。我得自己买些家具，包括一张床（单人床——双人床放不下）、一张沙发和一套锅盆碗盏。我楼上住着一位中年波兰女裁缝，楼下住着两位公务员，我怀疑他们可能有点“同性恋”倾向。整条街阴暗乏味，每个人只管自己的事。我认为，这里将是我新生活的理想起点。
芙蕾雅非常喜欢芭蕾，上周五我们去看了《吉赛尔》。我自认对舞剧一窍不通（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别的艺术形式都让我着迷），可我看得很开心——我猜，是优美高雅的舞蹈和动听的音乐让人很难抗拒吧。看完后，芙蕾雅在餐厅问我问题，并对我的无知感到震惊。“要是我说，我对文学艺术毫无兴趣，你会怎样？”她说，“你会怎么看我？”我高兴地认了输。我很高兴能坐在她对面认输。
我开了新的银行账户，让华莱士把我所有的稿费都转进来。艾斯莱德每年给我们——实际是给洛蒂——三百英镑零花钱，足以维持我们在诺福克的生活开销。我跟洛蒂说，我在伦敦待的时间会“大大增加，增加很多”，她似乎并不介意——她唯一的条件是我周末要回家。我乘胜追击，悄悄将我大部分的书和画转移到了德雷考特大道——我想她压根儿没有发现。华莱士将我的《与毕加索会面》的文章以两百美元价格卖给了《生活》杂志。
（5月）
我小心谨慎、不慌不忙地追求芙蕾雅。我热切地约定见面的时间，提前很久询问她，从不自以为是。她喜欢在餐厅吃饭，酒量也跟我差不多。我暂时避开了常去的那些地方——常青藤餐厅、皇家餐厅、普来维塔利餐厅等——我不想引起流言蜚语。我们去看电影，去参观美术馆，去看戏，去欣赏芭蕾。上周去看戏之前，我们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喝酒，她很喜欢那套公寓。英国广播公司有个“年轻人”对她颇感兴趣，但我认为他不是我的对手。
6月8日，星期五
昨天，芙蕾雅在谈话节目部门的一位上司举办鸡尾酒宴会，她邀请我同行。她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换了衣服（穿上海军蓝的绸纱裙和高跟鞋之后，她突然显得非常成熟），我们坐出租车去了上司在海格特区的家。上司叫特维尔·史蒂文斯——四十多岁，头发却已变得惊人地雪白。傍晚天气很热，参加聚会的人纷纷走到花园里。不知为何，我感觉酒精上了头（在芙蕾雅出现并安抚我之前，我喝的是纯杜松子酒），便自顾自地走开，想要清醒一下。在夏日傍晚柔和的暮色中，站在英式花园里，我突然感觉全身涌出一种纯粹的幸福感。快乐与爱意的暖流流过我的身体，让我为之颤抖。我四下环顾，看到芙蕾雅正在草坪对面盯着我。这就是爱。这就是爱对你产生的影响。我们彼此对视，无声的信息通过四目传递。这时，特维尔大喊她的名字，她只得把视线挪开。
我像个机器人，朝另一群人溜达过去。我觉得我好像看到了汤米·比提。让我略微吃惊的是，兰德竟然在他们中间。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她告诉我，她要在下次选举时支持议会。她问起洛蒂和莱昂内尔的近况，以及我正在写什么之类的，我也问了她福瑟吉尔家其他人的近况。在那样的亲密关系后，我奇怪地察觉到我们之间这种冷冰冰的感觉。我猜，如果你向某人求了婚，而她拒绝了你，一切就再也不可能恢复原样了吧——太多的伤害已经造成，而人只能忍受那么多的拒绝。我们继续聊天，芙蕾雅来了，我为她们做了介绍。这种情况没什么好隐瞒的。我不知道我们到底透露出了哪些微妙的信号——也许女人比男人更能感知到这些——反正我立马就意识到：（1）兰德知道我对芙蕾雅的感觉；（2）芙蕾雅知道兰德曾是我的情人。三方交谈极其尴尬、生硬，我们迅速而礼貌地分开了。
聚会另一个让我高兴的地方就是，我发现我小小的文学成就激起了涟漪。伊丽莎白·鲍恩[38]问我（我觉得她问得有些狡猾）：“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有钱？”另外，我起码被问到六七次，下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特维尔·史蒂文斯对《思想的想象》赞不绝口，还说等《世界主义者》出版时，我们一定要做期广播节目。
芙蕾雅和我九点左右离开，我们在高街叫了辆出租车。我问她想去哪儿吃东西。“德雷考特大道。”她说。
一丝不挂的芙蕾雅。更美了。她的胸口和双肩长着雀斑。她的髋骨向外突出。我们都是二十多岁——但不知为何，我竟感觉自己比她老多了。我们在我的单人床上紧紧相拥。“我们永远都不要买双人床，洛根，”她说，“永远不要。我们要一直睡在单人床上。”
她留下来过夜，今天早上八点出门上班。我穿着睡袍，坐在厨房里，在折叠桌上写着这篇日记，我面前的盘子里是她早餐没吃的吐司皮，我内心充满狂喜。我想到洛蒂，想到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孩子，我意识到，和她结婚确实是弥天大错。然而，过往无法重来。我只想跟芙蕾雅在一起：没有她的时间都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6月）
索普。今年夏天会非常难熬。洛蒂在康沃尔的福伊租了幢房子，准备七八月住。我告诉她，我八月份大部分时间都会在法国，为《世界主义者》的创作做研究。她同意了，但一整天都耷拉着脸。她什么都没有怀疑，我知道。
也有金钱方面的忧虑。我们在银行透支了，洛蒂找父母要求增加零花钱，艾斯莱德焦虑地跟我私下聊了聊：他不明白，以我的收入再加上洛蒂的零花钱，我们这年轻的两口子（没有按揭贷款）怎么会负债。洛蒂花起钱来从不动脑筋，我解释说，我还告诉他，我目前的收入很少——作家的生活，你也知道的，不是撑死就是饿死。当然，我的收入一分钱都没有进入我们的共同账户。我力劝洛蒂勤俭节约，只是这个概念对她来说是陌生的。《思想的想象》和《女孩工厂》的版税现在不多了（不过《女孩工厂》在法国倒是卖得出人意料地好），来自电影票房的分成也像阳光下的积雪在不断减少。我写报刊文章挣来的钱，绝大部分用在了德雷考特的公寓以及我和芙蕾雅在伦敦的生活开销上，在《世界主义者》交稿之前，我都不会有大额的收入；交稿之后，大约能拿到一百五十英镑。在那天到来之前，我只能以稿费为抵押，（找好心的华莱士办公室）借钱度过这个夏天。我要带芙蕾雅去比亚里茨。
（事后补记。一九六五年。有趣的是，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为钱操心，并不得不省吃俭用。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之前，可以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或者其他任何人——是怎么付账单的。）
（6月）
莱昂内尔得了哮吼症。看起来病恹恹的。那天，我让他坐在我的膝盖上，他用一只阴沉而无知的眼睛恶狠狠地盯着我。
华莱士说《艺术杂志》（是的，就叫这个名字）要找个书评主笔，每月十英镑稿费。如果写了专题报道，还有额外报酬。显然，我写的关于毕加索的文章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是本装腔作势且定价不菲的杂志（由某位装腔作势、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大力资助），可至少，它承认在我们这个小岛之外，还有别的人也在创造艺术。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但我很清楚，我必须尽快写完《世界主义者》。过双面的人生是件花钱的事。写完《世界主义者》，接下来呢？
7月30日，星期一
从福伊回来。天哪，真是一场严酷的考验。只有我们一家人在时，我还能勉强忍受；有客人时，我就忍无可忍了。我感觉像在经历某种精心设计的监禁。安格斯和莎莉[39]，接着是伊安瑟一家。幸好，我不会见到艾斯莱德和伊妮德。我乘坐最早的一班火车来到伦敦，直接去广播公司找芙蕾雅。我们绕过街角，去了一间酒吧，我们手拉着手，喝金汤力。她只能离开两周时间——她还得留出一些年假，陪陪她父亲。
我去看了母亲。萨姆纳现在住了四户租客。母亲和恩卡纳茜欧住一楼，把包括地下室在内的其他三层楼都租了出去。一年多没见过普兰德盖斯特，也没听过他的消息了。我让母亲把和金融交易有关的所有文件都找出来。父亲给她留了伯明翰的房子和将近一万五千英镑财产。哪怕是在买下萨姆纳的房子并装修之后，也应该还有足够的钱，让她一生都能有不菲的收入（每年至少一千英镑），并让我分到父亲承诺过的遗产。我仿佛还能听见他说：“你们俩都将衣食无忧。”你们俩。这不仅是母亲的钱，也是我的钱。考虑到那些奢侈的开销——汽车、用人和我的零花钱等——我算了一下，大萧条让我们损失殆尽。普兰德盖斯特在美国股市不计后果的投资又让我们损失了八千英镑——一笔巨款，更别提还有六十二街的公寓。我猜我应该愤怒，但试图想象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总是很难。至少，萨姆纳的房子还是母亲的，虽然看到她和陌生人同住让我难过，但房租总算让她有足够的持续的收入照顾好自己。我发现厨房里有个空的杜松子酒瓶——我会找恩卡纳茜欧私下谈谈。不用说，她自然是没完没了地抱怨，说跟孙子见面太少之类的话。
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里，我写下这篇日记：我在康沃尔时，芙蕾雅一直住在这里。花瓶里有鲜花，整间房子感觉很干净，闻起来也很干净。我们窄小的床铺上是刚换的床单。我听到芙蕾雅用钥匙开门的声音。星期三，我们就将离开这里，前往法国。
7月31日，星期二
在《艺术杂志》的会面。我喜欢乌多（乌多·费尔巴哈，编辑），他是个皮肤黝黑、见多识广的德国难民，曾在包豪斯艺术学院短期任教，我觉得他对我的文章很满意。乌多的评价标准总结起来只有两个：一位艺术家或一件艺术品要么是非常普通，要么就得展示出恶魔般的精湛技艺。我从来没听过他再做进一步的阐释。不得不说，这确实能让评判变得简单。他委托我写一篇关于胡安·格里斯的长文章——是我建议的。倒不是因为我正好有几幅他的木炭素描画，而是因为格里斯的地位被严重低估了——他已不在人世，毕加索和布拉克两大巨星的光芒让他隐入了黑暗，这不公平。乌多还想让我去采访毕加索，如果我能让本帮忙安排的话。我对乌多的包豪斯平等主义深有同感。《艺术杂志》的办公室就是个大房间，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每个人——编辑、秘书、设计师、校对员以及来访的作家都是围桌而坐。英格兰绝不会有哪家杂志社如此布置。
在布朗普顿路跳下公共汽车，正准备拐上德雷考特大道时，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四下张望，看到约瑟夫·达克从警车上下来。我们聊了一会儿，我跟他说了洛蒂、莱昂内尔和我搬到诺福克的事，并为和他失去联络致歉。
“你家里人都还好吧？”我问。
“说到这个，我们有点倒霉，”他低下头，“蒂尔达去年去世了。白喉病。”
我不知道这个消息为什么会让我那样震惊。我甚至踉跄着后退了一两步，像是被人推了一把。我还记得那个胆怯羞涩的女人，总是在道歉，现在她死了，永远消失了。我喃喃地说着毫无意义的话，但他看出了我的震惊。我们又交谈了几句，我告诉了他我的新地址。我回到家，真心觉得悲哀。我跟芙蕾雅说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没有想到我们的同龄人也会死去。我们以为自己暂时是安全的，可这只是幻觉。没人是安全的。”她用手梳理我的头发，伸出双臂抱着我，站在我的鞋子上。接着，她用一条腿缠着我的腿。她喜欢这样，这是她的怪癖之一——她把这叫作“腿抱”——“抓到你了，”她总会说，“拼了老命也不会松开。”
8月3日，星期五
比亚里茨。本在比亚里茨和比达尔之间的地段找了处大别墅，离海岸约八百米，带一座树木繁盛的大花园和一个水泥游泳池。参加聚会的人包括本和桑德琳、爱丽丝和蒂姆·法雷诺、我和芙蕾雅、西普里安·迪欧多内和他的女朋友，来自瓜德罗普岛的舞者米塔，以及格迪斯·布朗（现在也是本麾下的画家了）和他的意大利朋友卡洛，卡洛也是画家。
每天，泳池边都有为留在家的客人准备的户外午餐，我们可以自由来去——去圣让德吕兹和比亚里茨的海滩，或是去山区徒步。
昨天午餐时，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当时，格迪斯和卡洛不在，西普里安去比亚里茨修眼镜了。我们都吃了饭，喝了好多的酒，突然，爱丽丝解开自己两件式泳衣的上衣，把椅子搬到阳光下，袒胸露乳地坐在那儿。
“你还好吧，亲爱的？”蒂姆镇定自若地说。
“你知道我喜欢这样，”她说，“清风吹过乳头的感觉好极了。”
听到这话，桌边所有的女士都相互看了看，然后自然而然地脱掉各自的上衣，我们在这些袒露着的曲线优美的胸脯前吃完了午餐。一开始，我觉得太刺激了，可十分钟过后，这仿佛成了世界上再自然不过的事。我和芙蕾雅四目相对——我们头顶的竹帘透下的光影照在她身上，留下老虎般的条纹。她把手伸到脑后，调整发夹，她这样做时，我看到她的胸脯隆起来又变平，光影投下的条纹随着轮廓变化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众人散开去玩滚球时，我们偷偷溜进自己的房间。
8月9日，星期四
格迪斯和卡洛要去山上画几天画。“在这里，从海上来的光线太强了。”格迪斯说。我认为他很有天赋——当然也很努力——我非常喜欢他，他是个直率而倔强的人，不过我觉得他对我有些警惕。他还在和兰德见面，他告诉我，并暗示兰德与奥利弗·李有了暧昧关系。
今天早上，天气有些阴沉，蒂姆·法雷诺和我去比亚里茨的灯塔俱乐部打高尔夫球。蒂姆打得不坏，但我们都缺乏练习，手法生疏得很。我刚以低于标准杆一杆打进第九洞，把球放到第十洞的球座上时，一个穿白色法兰绒裤子和套装夹克的男人朝我们走来，自称是高尔夫俱乐部的秘书，他问我们介不介意让一位贵宾在我们前面打完下半场。为了诱惑我们，他还补充说，他将退还我们打球的费用，说完他朝几个从俱乐部走出来的人打了个手势，他们正沿砂石小路走来，后面跟着球童。
“你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秘书问。
“我是英国人。”我说。
他向前俯身，悄声说：“来人是威尔士亲王。”
他越走越近，我当然立刻认出了他。他个头不高，身材纤细，穿着一尘不染的高尔夫球裤和高帮靴。他手里拿着粗花呢扁平软帽，满头浓密的金发，擦着发油，头发一丝不乱地分开。跟他一起的还有个个头更高、年龄更大的男人，穿着稍微有点不整洁，没有人介绍他——我猜，是个随从武官。
秘书鞠着躬，向后拢了拢头发，解释说这两位英国绅士好心，同意让他先打。
我们握了手。我做了自我介绍，并引介了蒂姆。
“你们真好心，”亲王说，“我们只想在午餐前赶快打完九洞。不想让女士们久等。”
我们站到后面，看他们开球。亲王的挥杆僵硬而笨拙——要我说，应该没什么运动天赋。他们大踏步地走了以后，亲王突然又小跑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支没点燃的香烟。
“有火吗？”他说。我拿出一盒火柴，点燃他的香烟。
“能不能把一盒都给我？”他边说边朝我露出他标志性的笑容。
“都是您的了，阁下。”我把火柴递过去。
“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告诉了他。我叫洛根·蒙斯图尔特，阁下。
稍后。本说，亲王就住在这里的一处房子里，那个美国女人，辛普森夫人，在她婶婶的陪护下，也跟他在一起。这引发了不少下流的揣测。蒂姆说，在她嫁给辛普森先生之前，他就对她略有耳闻——他知道她的第一任丈夫是个可怕的酒鬼，所有人都是这么说的。芙蕾雅不明白我们在含沙射影地说什么，于是，我们跟她解释了弗内斯女士[40]被新欢取而代之的事。她大为震惊：她对这些一无所知。我发现，所有的流言蜚语我都是从安格斯·卡塞尔那儿听来的。本说，这在巴黎早已人尽皆知。
值得记录下这次偶遇，我认为，无论它是多么微不足道——送了一盒火柴给未来的英国国王。要是不记下来，我们就会忘记的。还有什么？他没系领带。
8月17日，星期五
芙蕾雅明天就要回去了，我打算待到月底——也许还会去洛特跟西普里安住一阵。“想想，我星期一早上就要走进英国广播公司了，”我们躺在床上，半呻吟半尖叫时，芙蕾雅说，“再想想，我一想到你们都还在这里。这太不公平了！”
“你得辞职。”我向她伸出手。
“那我该干吗呢？”她说，“当个作家？”
8月18日，星期六
芙蕾雅坐上去巴黎的火车。我恳求她住在德雷考特大道的公寓，把那里当成自己的家，她答应我会好好考虑。“我要是搬进去了，”她说，“我会付自己那份房租的。”我敷衍地表示反对；但实际上，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才不要做被你包养的女人呢，洛根。”她严肃地说。我该会有多想她呀。
海边的这些日子太美好了。我被晒得黝黑，可芙蕾雅，这位来自北方的女神，并不像我那样喜欢阳光。记住：在昂代伊沙滩，我们手拉着手蹚进大大的海浪。赤身裸体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的花园，感受清凉的夜风吹过身体，聆听不休的蝉鸣和芙蕾雅喊我回到床上的声音。午餐桌边的长谈——拿来更多红酒，帮我们撑过整个下午——西普里安、本和我关于乔伊斯的争论；格迪斯据理力争，说布拉克比毕加索更胜一筹；讨论布鲁姆斯伯里的恶意——芙蕾雅坚决捍卫伍尔夫女士在所有后起之秀面前的地位；分析菲茨杰拉德的新小说[41]（爱丽丝说，他的妻子显然是疯了）。在赌场度过的那些夜晚，跟着爵士乐队起舞。芙蕾雅在玩二十一点时赢了一千法郎——这笔横财让她欣喜若狂。
本是个谨言慎行的真朋友，他还是我婚礼的傧相。我试着解释目前的状况与我和洛蒂的矛盾，可他连听都不想听。“我无所谓，洛根。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我不会评判你——只要你开心就好。我希望你对我也是一样。”我向他保证我会的。
他跟我说了很多格里斯的事，以及他在生命最后阶段病入膏肓的情况。他还说，如果我有兴趣，他可以帮我买一幅格里斯晚期的静物写生，画不大，“但很精致”。多少钱？我问。五十英镑，他说，现金。我买不起，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说我买了。他立刻给巴黎方面打了个电话。
满脑子都在转着一些模模糊糊的想法，想以这里为背景写部小说，就写这样的夏日乡村别墅聚会。
（11月）
胡安·格里斯的画，《瓷罐和三颗杏》，此时挂在我德雷考特大道公寓的壁炉上方。墙上挂满其他的素描和油画。八月，芙蕾雅将整个房间刷成深橄榄色，在这些阴沉的傍晚，随着冬日的临近，台灯的光芒在四周朴素绿色的映衬下，似乎散发出更多暖意。
芙蕾雅决定住在这里，前提是她也要出一部分房租（每月五英镑）。她郑重其事地在每个月第一天交给我一张五英镑钞票（毫不惭愧地说，每一分钱对我都有帮助——我看到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不管怎么说，这是事实）。我现在把《世界主义者》的预付款全部借了出来。从《女孩工厂》赚来的所有的钱都被绑在蓝筹股和保险上，一旦兑现，必然引起洛蒂和艾斯莱德的警觉，甚至导致更糟糕的情况。华莱士督促我赶紧把《世界主义者》交稿，可我一再和他说，这些日子为了平衡收支，我不得不写更多的报刊文章，实在是挤不出时间。我提议写一篇关于格里斯的专题文章，华莱士立马否决了——他说我要是能拿到十英镑稿费都算走运。
*
那天午餐时——
华莱士：我记得，你说你有想法再写本小说的。
我：只有个大概的想法。想写一群年轻人，还有情侣，一起在比亚里茨的别墅度过夏天。
华莱士：听起来很棒啊。我会想读的。
我：我想给它取名叫“圣让的夏日”。
华莱士：书名里有“夏日”的，绝对差不了。我明天就能给你弄来五百英镑。
我：太好了。可我该什么时候写呢？
华莱士：先写个提纲。两页纸。几句话。时间不等人啊，洛根。
这话听起来有点不吉利——显然，我在《女孩工厂》上的信贷额度已经用完了。我坐下来，尝试在纸上写点什么。就当是简单的尝试，我选了我们在比亚里茨的经历，改了每个人的名字，创造更多的紧张气氛和外部压力（妻子们、前情人们）。突然，跟华莱士一样，我也发现了这个想法所蕴含的巨大潜力——有性诱惑，有异国情调，还有海边自由自在的炎夏——可无论怎么尝试，我就是没法将它付诸笔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