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

1月21日，星期二

昨天晚上，国王驾崩，上周，吉卜林去世[45]。古老的英格兰似乎突然消失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我隐隐感到害怕。我猜，我是习惯了这些老人在身边，我总能在生活背景中感觉到他们的存在。他们消失后，房间没那么吵闹了，你就会四下张望，看到底是谁不见了。

想到亲王变成了我们的国王，觉得很奇怪——想起比亚里茨高尔夫球场上那个小小的身影。

2月27日，星期四

人生的第三十个年头。三十岁了，我的天。我应该在伦敦，和芙蕾雅在一起，可洛蒂为我安排了惊喜——在艾奇菲尔德办舞会。她极其秘密地准备好了一切：本带着桑德琳和他们的孩子来了；迪克·霍奇远道从南方过来；安格斯和莎莉当然也来了，还有我母亲、艾斯莱德、伊妮德以及一帮本地人。彼得和苔丝来不成，这没关系，因为本和桑德琳知道芙蕾雅的事已经够让我尴尬的了，我坐立不安，满心愧疚。哎呀，那又怎样？这本来就是你自己的错，不是吗？是你把芙蕾雅介绍你的朋友们的，所以，当他们和你的妻子同处一室时，你怎么能抱怨说这很尴尬呢？这是你的选择——接受吧——别哼哼唧唧了。

好吧，三十岁了，失望以及壮志未酬的感觉是不可避免的，像病毒悄悄侵袭着我的身体。出版了两本书，第三本马上也要出版，在报刊圈子勉强有了点名气。我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钱过舒适的生活（乡下有幢房子，城里有间公寓），我结了婚，有个儿子。我爱着一个美丽的女人，她也爱我。只是，有两件事总让我痛苦。第一，过去这几年，没写出什么真正好的作品。我感觉没有好好利用二十来岁的旺盛精力。《女孩工厂》侥幸成功，可《世界主义者》简直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挤出来的。第二，我所有的幸福都取决于芙蕾雅，可这种幸福是妥协的，被它周围一个充满谎言与逃避、欺诈与背叛的世界所污染。就像把一幅漂亮的画挂在漆黑的房间里。多浪费呀，你会想，这有什么意义？

（3月）

上周，《世界主义者》出版，到目前为止毫无反响。我感觉文学圈的人还在斟酌，不知该如何评价这本书——他们无法将《女孩工厂》的作者与这本书联系起来，这本饱含感情但并无学识的著作考察了七八位鲜为人知的法国诗人。这是个恶作剧吗？拉尔博和莱维特是谁，迪欧多内和法尔格又是谁？我想，这一切是不是在浪费时间，花了那么多精力，写出这本文字游戏的小书……不，这不是浪费。我一直敦促自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要做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这是个谎言。华莱士将我还没写的《圣让的夏日》以一千英镑的价格预售给斯普莱蒙特＆德鲁出版社——签合同就能拿五百英镑，交稿时再拿五百英镑。这数额大到令人生忧，我突然警觉了，我怀疑我到底写不写得出来。当然，我也立马觉得自己又有钱了——嗯，是更有钱了。洛蒂对此一无所知。我对芙蕾雅说，我们该怎么花这些钱呢？她说，要不我们买幢漂亮的小房子吧？

昨天，我在夸格里诺餐厅碰到彼得。他跟一个年轻女人在一起，他介绍说她叫安·怀斯。她离开去上厕所时，我问彼得，这是不是他跟我说过的外遇对象。哎呀不是，他说，那个早结束了，这个是新的。《小心恶犬》卖出了将近一万册。而且他马上就要写完另一本新书了，新书名叫《开往巴黎的夜班火车》，要是这本也卖得很好，他就打算放弃新闻工作。他说，他很喜欢《世界主义者》，他都不知道我的水平竟已这么高了——书中细致的研究让大家都震惊了。他惭愧地向我承认，我们这两本书在文学造诣上有着天渊之别。他如此赞不绝口，委实让我开心，我本想多陪他一会儿，可我要去见乌多了；况且，他女朋友也要回来了。彼得，这个幸运的浑小子。要是只有我们俩午餐，我想我可能会把芙蕾雅的事告诉他。两个老于世故的作家聚在一起，两个老朋友——多讨人厌啊。

［一九三六年七月，西班牙数位将军发动叛变，反对西班牙合法政权，随之而来的左翼政府及血腥内战从表面上看却像是一场左翼势力（共和派）与右翼势力（保皇派）的典型冲突。左翼的人民阵线总是比它的对手更分裂，它由多个派别组成（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工会仅为其中之三），而且它们并不总是意见一致。随着战争的推进，西班牙的版图四分五裂，脆弱的左翼联盟开始显露颓势。大家感觉到，法西斯右翼势力接受了来自意大利和纳粹德国独裁政权的军事支援。法国和英国仍保持不结盟的态度。只有苏联向四面楚歌的共和派施以援手。

众多坚定的欧洲年轻人加入国际纵队，抵抗法西斯，作家、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几乎一致支持人民阵线的事业。

战争爆发后不久，华莱士·道格拉斯帮洛根和美国的一家新闻社——杜森伯里新闻社——签下合同，他被派往西班牙，为美国读者报道当地的冲突。他们给出的报酬相当优厚，洛根自然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在此期间，他两次前往西班牙进行战争报道，一次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三月。］

11月2日，星期一

巴塞罗那。外籍人员管理处混乱得令人发疯。他们说可以让我去参观一个医院：我说我周五参观过医院了，我想去的是前线。明天再来吧，他们说——他们连续四天提出同样的建议。于是，我坐在兰布拉斯大道的这家咖啡馆里，喝着苦艾酒加气泡矿泉水，打量来往的女孩。

看到这座熟悉的城市陷入战争是很奇怪的。每幢房子的每扇窗户都交叉贴着胶带，以免窗玻璃在空袭中被震碎。阳台上飘舞着红黑相间的旗帜。有一半街角都贴着马克思、列宁或托洛茨基的巨幅海报，到处都是英文首字母缩写的涂鸦——CNT、UGT、FAI、POUM、PSUC。可在巴塞罗那，占据主导的还是CNT和FAI——无政府主义者。

街上的气氛极度狂热。大家似乎对自己创造出的新社会激动不已——你会以为这里进行的是革命，而非内战。巴塞罗那的问题在于，它离战场太远了，所以每个人都有太多时间来谈论和分析、策划和密谋。所有的言语都有了响亮的形式，从挂在房子和树上的喇叭中没完没了地传出来，虚张声势。我环顾身边大摇大摆的年轻人，他们穿着皮坎肩，皮带上挂着左轮手枪，仿佛神枪手。女孩跟男孩一样自信满满，她们不戴帽子，嘴唇涂得通红，一副无所顾忌的模样。这是巴塞罗那的庆典：它更像一场街头聚会、一次嘉年华，而不是什么严肃的——或致命的战事。

回到酒店。我住在格拉西亚大道上的英格兰大酒店，条件挺好。这里住的似乎都是记者，主要是法国和俄国记者。我尽可能躲着英国人。英国共产主义者是怎么回事？要我说，简直太普通了。到了这里，他们反倒有了装模作样、傲慢自大的气质，在伦敦是绝对行不通的。很有点“看到没？我早跟你说过的”的意思。

我写好给杜森伯里新闻社的报道——一千字，主要是关于城里的局势——然后我坐电车去邮局把它寄走。在离开前，我一定要去一趟前线。

11月4日，星期三

他们给我安排了专属的特别联络员（你给美国报纸写新闻，就会有这样的待遇）。他四十多岁，名叫福斯蒂诺·安吉尔·帕雷迪斯。我跟他在新闻部见面时，他穿着无政府主义者的标准制服，即牛仔工装裤和短皮夹克，我得说，在那一群人中，他显得有点局促。他花白的头发抹着发油，从额头向后梳去，留下一道道整齐的梳痕。他相貌英俊，但脸上有麻点，像是小时候得过天花。我用西班牙语跟他说话，他用相当不错的英语回答我——看来有些文化，不是工人。我告诉他，我想去前线，要么是马德里前线，要么是阿拉贡前线，能去哪个就去哪个。他礼貌地表示，他将竭尽所能，满足我的愿望。

跟《新政治家》的通讯记者杰弗里·布里尔顿见面。他说西里尔·康诺利随时可能会来。

11月5日，星期四

福斯蒂诺坚持让我直呼其名（我们现在是兄弟了），他说他给我们弄到了坐火车去阿尔巴塞特的通行证。为表庆祝，我请他吃午饭。他是个滑稽而保守的人。我问他在战争前是做什么的，他说他是拉隆哈艺术学校的管理人员。是管理人员，他提醒我，不是老师。我们聊起现代绘画，我告诉他我见过拉隆哈学校最出名的校友。“啊，是帕布里托吧，”他不带感情地说，“他还好吗？应该还安全地生活在巴黎吧，我猜。”他跟我解释了目前人民阵线与弗朗哥及其法西斯势力对抗的复杂形势。别管那些五花八门的工会了，他说，那只会让你更糊涂。共和派这边主要就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组成。“在加泰罗尼亚，”他不无伤感地说，“我们是非常坚定的无政府主义者。很不幸，我们也对彼此有所猜忌。派系里面有派系，再里面还有派系。在瓦伦西亚，共产主义者把我们在巴塞罗那这儿的人叫作法西斯分子。我们也把在瓦伦西亚的共产主义者叫作法西斯分子。”他耸耸肩。可你们都是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的呀，我说。“当然。不过这也正是相互谩骂时最有效的指控。”你对共产主义者怎么看？我问他（边问边做笔记）。“有好的，有蠢的。”他微笑着说。有好的，有蠢的。

我把这些都打印出来，寄到杜森伯里在纽约的办公室。发电报似乎没有必要——我得有什么独家新闻，才有理由花那么一笔钱。到目前为止，在一周时间里，我从杜森伯里赚到了三百美元——迄今报酬最丰厚的报刊工作。照此速度，我每两天就能赚一百美元，还可以报销开支。

11月6日，星期五

天刚亮，就去了火车站，可民兵告诉我们，我们的文件还没有准备好。我向福斯蒂诺建议，我们干脆去瓦伦西亚，看看跟那里的共产主义政府打交道会不会运气好点。毕竟，它是政府的共和派啊，我分析道，而且，从瓦伦西亚去马德里可能比从巴塞罗那去阿尔巴塞特更容易。你也许说得对，他带着礼貌的微笑说。“我到底还不是个傻瓜呢，福斯蒂诺。”我说。听到这话，他竟然哈哈大笑，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想我已解决了关键问题。

11月7日，星期六

昨天晚上，坐了差不多十个钟头的火车后，我们终于到了瓦伦西亚。福斯蒂诺换下无政府主义者的工装裤，穿上公职人员的破烂黑套装。瓦伦西亚挤满了人，但没有巴塞罗那那种略带疯狂的激情。在这里，你能看到的士兵比民兵和武装平民更多，军队卡车定时在街道上来来去去。很多楼房周围都堆着沙袋：毕竟，前线就在六十千米开外。我们住在西班牙酒店。昨天晚上，我们吃了极其丰盛的牛排和炸土豆大餐，餐厅的名字很奇怪，叫“完美房间”。里面坐满衣冠楚楚的男男女女。显然，这个城市不存在物资短缺。我们去了政府办公室，他们告知我，我可以在十到十五天后，跟一群外国记者去马德里。这对我没用。午餐时，我们又饱餐了一顿——就着一大罐啤酒吃了青口和虾。福斯蒂诺坐下午的火车回巴塞罗那。他说他在瓦伦西亚感觉很不自在，这种感觉似乎让他很困扰。“这可是我这一边啊。”他说。我们热忱地相互道别，我告诉他，我过一个月左右就回去。我会从这里坐轮船去马赛，再从马赛坐飞机去巴黎。我会向杜森伯里交出我写的瓦伦西亚的故事，并尽量在伦敦把事情安排好。我也可能在这里徒劳地等上数周。

下午去了省博物馆。关门了。我想看委拉斯凯兹的自画像。主要是为了给我的旅程做个小结。

11月27日，星期五

坐在开往诺维奇和索普的火车上，去过周末。心头如有千钧重石。在经历了巴塞罗那纯粹的激情和狂热后，回到伦敦让人无比压抑。在巴塞罗那，年轻的男男女女抱着真诚的信念，有着清晰的价值观和奋斗目标，他们想要让自己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好。见过了他们，再走在伦敦街头，看到我们这些清癯灰暗的脸庞和饱受蹂躏的普罗大众，我不由心生绝望。

跟安格斯在怀特酒吧[46]碰头喝过酒之后，这种绝望愈发强烈。他问我想不想加入这里的俱乐部（他会把我的名字加进去，他说）。我立刻说不要，接着，为了缓和他的惊讶，我说我没钱了。伊夫林（沃）也和几个人在酒吧里，我们交谈时，我告诉他，我刚刚去了西班牙，并告诉他共和派的精神面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怜悯地看着我，浅蓝色的眼睛又大又亮。“西班牙跟你跟我都没有关系呀，洛根。”他说。紧接着，他又自相矛盾地问，我有没有见到被烧毁的教堂。我见过上锁的教堂，我说，但没有看到什么反教权主义的迹象。然后，他改变话题，开始问我艾斯莱德和艾奇菲尔德的事。有时我觉得，伊夫林对我感兴趣不过是因为我娶了伯爵的女儿罢了[47]。

酒吧里，大家都在谈论国王和他的美国女友，有不少下流甚至相当恶心的流言，说国王有“性功能障碍”，而辛普森太太有技能帮他消除障碍。为什么我会替他感到羞愧？就因为我们短暂的会面，我把我的火柴给了他，他又问我叫什么名字，所以我感觉和他有了某种奇怪的联系。显然，我在巴塞罗那是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

11月30日，星期一

整个周末我都垂头丧气、心情沉重，洛蒂一反常态，问我怎么了。我告诉她，我心情不好，我痛恨英格兰，我想住到国外，离英国越远越好。我想过各种可能：澳大利亚、加拿大、马来西亚、南非、香港……可到处都有我们的人——我无处可逃。

12月8日，星期二

报纸上没有任何关于王室危机的报道。这让我恶心。就让他为了她退位吧，我说——这样对他好。在西班牙，他们就会理解他：他决定遵从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头脑，只有我们这小小的布尔乔亚世界会感到惊骇。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有一篇对《世界主义者》的书评（当然，是匿名的），评价很积极，我备受鼓舞。评论者似乎很理解为什么世界主义者能让我产生如此强烈的感情。他们写的都是浪漫的事，是关于生活中的刺激与冒险，及其本质上的悲哀与短暂。他们细细品味生活给予我们的一切，有好的，也有苦乐参半的——他们的享乐主义中带着禁欲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令人钦佩的生活准则。销量三百七十五册。可说是“在媒体上夭折了”。罗德里克和我见面时，对此书避而不谈，仿佛它是人行道上的一坨狗屎，他只说《圣让的夏日》——可我只匆匆写了几页而已。我觉得我目前可以把它先忘掉，反正在西班牙挣的那些美元足以在经济上支撑我了。我计划三月再次出去旅行。《生活》杂志委托我写一篇关于国际纵队的长篇文章（稿费三百五十美元）。我把我写的一篇关于巴塞罗那的文章以三十英镑价格卖给了《纳什杂志》。

12月14日，星期一

我认为国王的广播讲话[48]很感人、很冷静，表现出恰到好处的愧疚，还混杂着一种责任感与刻意的牺牲感。你能听出他语气中的紧张。应该说，是前国王，现在乔治六世才是我们的国王。多么神奇的一年，一九三六年：至少，它在英国历史上将成为有三位国王在位的一年，无论其在位时间是多么短暂。在完全未受到我影响的前提下，芙蕾雅对国王退位的观点和我的完全一致；洛蒂则截然相反。那他应该怎么做呢？周日时，我问她（我们在艾奇菲尔德吃饭——整桌人都在针对我）。他连想都不该想要娶她，洛蒂说。离过两次婚的女人是不能成为英国王后的——这会起到什么样的榜样作用？不，不，艾斯莱德说，他应该把她送上船，送回美国待一年，假装一切都结束了，等到大家都忘了她之后，再悄悄在伦敦找个隐秘的地方，把她安顿下来——这样她便可以回到他的生活中，而又不带来任何麻烦。“那样不是有点自私吗？”我说，“是不是有点不光彩？”艾斯莱德是真的困惑了。“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他说，“他是国王啊，他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让我恶心——这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