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德
一
形势日趋恶化，按组织命令，父亲撤到上海，去熟识的香粉弄华商旅馆与系统领导吴成方见面，之后搬入同孚路斜桥弄（今石门路吴江路），化名丁弢（党内从此叫他小丁），自称杭州人，任汪伪某协会干事，所编辑的《市声》半月刊，隶属龙襄三（洪帮头子，参加过“四一二”政变的帮会首领之一）、陈孚木，有汪伪背景。他与另一同志乔犁青（化名曹亚臣，山西人）共同为杂志工作，互相知晓对方是本系统人员，按当时话讲，没有“横关系”，单线联系之意。
他的吴江同道萧心正，客寓金神父路福履理路（今瑞金二路建国西路）；马希仁暂住萨坡赛路（今淡水路）妹夫家；沈痴云搬入赫德路（今常德路）居士林“觉园”之法室馆一雅室……之后，他按指示搬离了斜桥弄，迁至辣斐德路萨坡赛路（今复兴中路淡水路）“斐邨”，与程和生同住。
最后的这段经历，颇有小说的意味—他和“老程”扮为假兄弟，户口登记化名为“程维德”，入住后他才真正知道了原因—楼下“二房东”是一产科女医生，总想把楼上改为产科病房，收入就比一般房租高数倍，多次催促程和生搬离。程不大会说话，不堪其扰，最后请来了中西功（日共情报人员），让这位中西先生当着女医生的面，打了几次日本电话，以显露日本背景来施加压力—“我们和二房东的群众关系，从此被搞坏了。”程和生曾经对他这样说。待到“程维德”入住，却发现这个女医生并不似想象里那么凶恶，此后也再没发生这一类的纠纷。
一对假兄弟，在同一个领导下面工作，相互却没任何工作关系，朝夕住在一起，这是特别的体验。他觉得“老程”是个很好的人，遵守纪律，从不谈论个人的事。有一次考虑到如何应对查户口，他问程在哪里工作，两人的公开职业，应有一个具体的说法更为妥当。程却简短地回答他说：“我在钢铁公司。”连公司名称也不愿说。他就此也不便再问，只讲定两人的籍贯是安徽太和（和县）。
[父亲致马希仁信]
从四〇年五月我离严（严墓）来沪后，仍在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一位负责同志领导下工作，领导人叫我搬出来与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同住萨坡赛路产科医师楼上，我化名程维德，装作同胞兄弟，这住址其实离你妹夫家极近，当时不能向谁公开，免得人来人去影响他，他至多比我大一二岁，是同济高工专科学生。为什么上面要我与他同住呢？好笑得很，因为女房东很凶，想把亭子间做病间，一股劲地赶（房客）搬场。我那假胞兄，不大会说话，穷于应付，向领导反映，领导出了馊主意，让我去同住示威，看我巧言舌辩好像蛮活络（说实话，当时租亭子间，只要出小顶费，也可容易，何必硬顶呢？），我才搬去的。后来我在编杂志，先是《市声》，后是《先导》，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人员编的，不能再对一起编的人不公开地点，同事对我也公开了（其实也是情报部门的党员，老资格），我只得对他公开，时来找我。程和生后来就搬走了，原因也不详（都不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这样我就一人独住。房东仍不乐，总在轧我的苗头（引注：打探底细），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但没敢公开赶我。
一九四二年三月某夜，他和程在楼上意外发现，弄堂里冲进一群日本便衣，敲打对面一扇大门捕人。程即从一张夹底方凳内，取了几份复写资料匆匆忙忙毁掉，之后才知是一场虚惊。再过了数天，程忽然就搬走了，临走时程说：“你住下去吧，如果房东问起，就说我去南京了。”
这段遥远的对话，常让父亲感慨：“两个人就这样同住了半年，关于假兄弟的情况，也只交谈了这么三句话，双方再没有做任何仔细的准备，以应对突然出现的盘问—万一被捕了，怎么准备口供？根本没想到，没有去做。”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的假胞兄在何处谋生，公开职业是什么，他也不告诉我，只说他在“钢铁公司”，什么钢铁公司，也不能问。其实他打入了日本著名的特务机关“满铁”—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与他同事的有一个日籍的共产党员，另外在南京又有一日本共产党员、中共情报人员，都归我的领导人负责，程同他们有联系。我只做编辑杂志的事，另联系巡捕房警官和开警车之司机事。同程没有工作关系，只不过领导人叫我们俩住在一起，称兄弟（而且白天有时还同另外三四人一起吃饭碰头）。毛病就是此处……
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父亲接到领导人通知，某日下午去大世界“三和楼”底层与一日本人见面，同桌有胡小姐（胡楣，即关露 [2] ），按计划由这位日本人（事后知此人即日共情报人员中西功）介绍他和胡小姐接编《女声》杂志，这本刊物由日本大使馆、日本海军报道部合办，主编佐藤俊子（一说佐藤春子），中西功是佐藤俊子的左派朋友之一。谈完，三人一起去北四川路一所公寓找佐藤，但她不在家。改日中西又约了他和胡小姐同去慈淑大楼斜对面日本咖啡馆（即解放前《大公报》原址）见面，四周全是日本人。在这样的环境里中西却用华语大谈珍珠港事变后的国际形势，旁若无人，使他和关露感到非常吃惊。
那次会面后他再没见到中西功和关露，多年后知道关露最终由中西功介绍去了《女声》（负责文艺部分，一九四二年我父亲被捕，她没出事），他则加入《先导》月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此杂志为汪伪陈公博背景，社长是我方系统的党员李时雨（时任汪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组织上让他进入《市声》、《先导》两刊工作，要求他及时搜集各方面更多的资料。
写至上述这一节（二〇一五年四月），我在父亲书橱里发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重刊本—關露《新舊時代》（民國廿九年七月初版，上海光明書局“光明文藝叢書”），打开扉页，即看到他写在扉页的大段文字：
这本小册子引起我一段回忆。一九四二年初，距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不久，组织上通知我去大世界天津馆三和楼，在座除吴成方同志外有一个胡小姐和中先生，商量要胡、我两人去接编日本人佐藤俊子的《女声》（妇女杂志）。胡小姐比我长好几岁，身材矮小，穿藏青长毛绒大衣，面貌清秀，但鼻梁上有一显著的疤痕 [3] 。后来才知道，她便是久已闻名的关露。而中先生则是中西（这是日本汉字，如今写作“功”），他是日共，同程和生（对我假称胞弟）打入满铁工作，都受吴成方的领导。中西陪胡、我两人去北四川路一公寓找佐藤，佐藤不在家，侍者让我们进入屋内，地方甚小，陈设亦凌乱，似见主人不属爱好修饰者。翌日应中西之约，胡、我俩同去南京路慈淑大楼对面一个日本咖啡馆会面（抗战胜利后作《大公报》馆，今已改为某商店），这是一个日本人麇集的场所，四周满座，烟雾弥漫，充耳都是日语，若非身历其境，是不能领略其状的。中西却在这环境下用流利的华语，同我们谈太平洋战争的形势，称轴心国必败。胡谈话甚谨慎。当时我对她俩的政治身份均不了解。后来《女声》没有去，我应曹亚臣（乔理清，情报部党员）之约，去李时雨（党员，公开职务为汪伪保安司令部处长）办的《先导》当编辑，从此没再与胡会面。我始终没有再问过吴老，胡小姐究竟是什么人，但凭我的直觉，她准是与吴有关系的。
迨抗战胜利后，我与朱维基交游，从他闲谈中获知关露已去苏北解放区。朱不止一次地咒骂她做过“汉奸”（据说蒋锡金也经常指名大骂山门，表示义愤云云），我伪称不相识，未做任何辩解。事情隔了四十年，去年阅《新文学史料》记叙关露生平史实，才知1942年她还是去编《女声》并公开去东京参加了大东亚的什么文学会议，朱、蒋之骂盖出于此。关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女作家，参加过左联，在救亡运动的一些宣言上有她的署名，其作品有明显的进步倾向。即如本书结尾就有战争来源于私有制社会，要消灭战争，首先要反对私有制度之议论，其政治倾向是非常明确的。然而就在她发表本书二年后，她毫无顾虑地隔绝一切进步朋友，服从组织的分配打入日伪文化界公开活动了。她忍受了种种误会与辱骂。及至日本投降后她撤往苏北新四军，据说也曾为这段历史引起怀疑与审查云云。
关露原名胡楣，其妹即李剑华的爱人胡绣枫。据吴老云，关露是情报系统的党员干部，四十年代曾奉命去见过李士群云云。以上史料是《新文学史料》刊载所未道及者，近闲步书店购得此集，提笔记之，聊表悼念之忱。
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灯下
关露于一九三二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一九三九年经王安娜介绍给刘少文见面，同年冬被派去香港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后者要她回沪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界不得为“汉奸”身份有所辩解，她服从了组织决定，接受任务工作到一九四一年底，然后再调去《女声》杂志社。
[《潘汉年传》/尹骐]
……潘汉年又叮嘱她（引注：关露）说：“千万要记住，你在那里只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又说：“今后要有人说你是汉奸了，你可不要辩护，要是辩护就糟了。”关露点点头说：“我不辩护。”…… [4]
一九四三年八月，关露作为汪伪妇女界作者代表去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一直在该刊工作，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为止。一九四五年十月，国民党欲以“汉奸罪”起诉她（也清楚她曾参加“左联”），组织上调她去解放区，安排在新华社范长江处工作，不久即遭遇“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得患精神分裂症，愈后在建设大学、华北大学任教。一九五五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一九五七年出狱，一九六七年起被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一九八二年三月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对关露同志的平反决定》，十个月后，关露自杀去世。
父亲在一九八五年一次有关情报工作的发言（稿）中说：“关于关露同志的情况，文艺界在纪念她，情报系统也应当纪念她。”
二
父亲参加筹备《先导》杂志的工作（并无社址，登记地为李时雨住处），地点在萨坡赛路李复石医生家，这地方与辣斐德路他的住所只隔三四百米距离，李医生从不在家里会客，每天午饭后即去锦江茶室，直到晚饭后回来。他感觉这个地点人员的来往较杂，甚至专跑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尤迁（手持日本特务机关徐州分机关颁发的特种通行证）都住在此处。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四川人李云仙（又名李复石）同志，中共党员，我们称呼他李云老，他是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联络员……依靠对外称为干女儿的王雪云同志（解放后任庐山幼儿园园长）带领着曹荻秋的幼孩（曹荻秋在解放区，孩子生下后无法抚养，托李云老照顾的），陪伴他共同居住在上海萨坡赛路，生活简朴……李云老特长中医，依靠半收半送的少数门诊费维持生活。我在经济上常常支持他。这位老人喜欢锦江茶室，茶室离他家又近，几乎三餐都在那里。他是被锦江欢迎的多年免费常客。他以医生身份和我接触，掩人耳目的。他也经常给我们看病。我从菲律宾回国后，才知他已经去世……
父亲在关露小说扉页上附言，1985年。
1945年3月在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任干事时的证件照，时年26岁。
在洪家合影，1946年夏。
萧心正，1946年。
（父为此文加注）
1942年5月，吴成方介绍我去李复石家，同时晤面的有程和生（郑文道）、沈静文、黄英，尤迁就住李老家阳台上。以上数人中午共饭。那时就知道李老常去锦江的故事。黄克诚的爱人怀孕来沪待产，就住李老家的后间，对外称干女儿，由他掩护。有人说何克希是他的女婿。吴成方说，这房子在抗战前，我党办过通讯社。
7月底，我突然被日宪兵逮捕，小车就从他门下经过，望见阳台上灯光未熄时，已半夜1点多了。“文革”时有人来向我调查曹荻秋有没有到过李老家，我答未见。今阅此始悉其中原因。
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他发觉程和生在某天竟然也走了进来，与身穿全套邮递员号服、骑邮局自行车的陈来生谈事，大致内容就是“有一批资料已经转移了（事先他已经知道某同志曾整理这些资料）……”之后一天，领导人告诫大家，这幢房子有暗号，各人进来之前，要抬头看一看阳台北面，如果开了一扇窗，就是安全的……几件事联系在一起，他感觉似乎出了什么问题，此地有什么必要集中那么多人？但组织规则如此：不接通知，不打听或不猜测。
事情追溯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本警视厅特高第一课开始清查日共重整旗鼓的活动。一九四一年九月，事因某一知情者无意间供出“佐尔格案”的宫木（日方没有此人资料），宫木被捕，供出“佐尔格小组”，导致日本警方立案侦查，历时八个月侦破全案，捕获、审讯与该案有关的男女三十五人，其中日籍情报人员为十一人（都有名有姓可查），该机构极为精干。
[父亲笔记]
1939/11—1941/10/18
（日本警视厅根本不知宫木为何等人，据宫木口供破获佐尔格小组，纯属意外。 [5] ）
1939年警方整肃日共，捕获已被共产国际开除的伊东立。
伊于1939/8参加满铁东京研究所，1940年假释，为警局密探之嫌疑人，与尾崎 [6] 是同乡同学。1941/9（突破缺口）
伊东立妻子柳青久喜代，日本某军需品厂工人，属日共妇女支部。因该支部另一成员牵连而被捕。柳青久喜代向警局承认是北林智子外甥女—北林智子与美共日本科有关系，主要任务是搜集日军情报，通过美共送往莫斯科。
十四年前，北林智子是宫木在洛杉矶的房东太太，由此，北林智子供出了宫木。
10/11
宫木被捕。
10/12
清晨，宫木招供小组名单：佐尔格、伏开利克、克劳森、尾崎和川井。
10/13
警方监视宫木住宅，逮捕译员秋山，及宫木之女情报员久津见子。
10/15
尾崎秀实（大崎）当天被捕，当天全部招供。
（当天佐尔格一案确立。佐与驻日大使奥登将军关系密切，出入档案室自由。既有亲纳粹派《地理政治》、又有反纳粹派《交易所报》的介绍信。）
10/16
影响所及—引发日本内阁总辞职。近卫文麿辞去首相职务（被软禁于帝国饭店），东乡上台。
10/18
清晨，佐尔格小组欧洲成员被一网打尽。
“佐案”暴露后，日方大肆搜捕嫌疑分子，一九四二年六月，仅上海日本当局根据东京警方提供的情况，就逮捕了给中共提供情报的日籍嫌疑分子约百人，捕面甚宽，中西功是其中之一。
[父亲致马希仁信]
四二年日本出了一件震动帝国的大间谍案，苏联的著名国际谍报人员佐尔格，同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团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佐的公开身份是德国驻日大使馆人员），结果受到了大破坏（佐有一个最高级小组都被捕）。日本军方震惊万状，立即在国内外开展大清查，对象是日本的左倾人物。（按：战前有过一次大破坏，日共中央停止活动。侵华战争爆发后，因为需要人才，允许左倾人士为日军工作，他们的档案都被军警掌握，日共和左倾人士很容易暴露。）四二年北京、上海开始行动，日共中人被捕。南京和上海受我部领导的日籍共产党员被捕了。上海的一位，就是与我假胞兄同在“满铁”的调查班内工作。我同此人也见过面（为办杂志，我同关露曾同他谈话二次，正准备接编一个日本人办的刊物），但该日本人被秘密逮捕后（程和生不知道），他与南京方面的日本人一同被押回东京审问。他们供出了程和生的住址（新老二址，旧的即我住在那里）。被捕当天上午，我还与领导人、程和生等数人一起见面吃饭的，他们没有叫我搬走，没嘱咐我做应付日军的突然袭击和口供的准备。我只觉得出了什么事，在布置运走别处的资料，似乎同我没有什么关系似的—这样，七月二十九日半夜里，日本宪兵总司令部派出的两路人马，同时并进，捉牢我这个“兄弟”，另外同时也捉牢了我的“胞兄”和另一个同住的党员。
他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深夜一时许突然被捕，直至多年之后，他才知道日方在捕前已来“斐邨”查核，女房东已经知道，故宪兵一来，也就开门了。宪兵上楼问他姓名，他答：程维德。宪兵拿出照片对照后问：程和生是你什么人？他答：是我哥哥。问：他去哪里了？他答：去南京了。当场宪兵大力打他耳光，把他逮走。他事后知道，与此同时，宪兵已在另处逮捕了程和生与倪子朴，押往宪兵司令部途中，经过北四川路桥（一说是今江西中路汉口路），程突然跳车，受伤甚重。
[父亲致马希仁信]
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九日那夜，我吃饭后去福熙坊，天很热，与心正两人走上向北的晒台，向福熙路（引注：今延安中路）眺望，对面正是外国坟山（即今之静安公园），黑黝黝的，夜光隐隐然照见那些白森森的大理石墓碑。不知怎么，心里惆怅，很不愉快。十二点多步行回辣斐德路（萨坡赛路口东一条大弄堂，外面有蒋葆儒产科医师招牌的，我就租这个产科医生的亭子间），上床大概一点了，过不多久，突然前面电铃声大作，朦胧间我想是谁家生孩子了，后门的皮鞋声也大作，惊起一看，后门日本人冲入，我知道逃不了，心里却特别冷静。小汽车（把我揿到车座下方）经过萨坡赛路北行，经过我与领导人经常碰头的一个医生（李复石医生，老党员，挂中医牌其实不看病）家门口，经过你妹夫家的门口，我想起你们都安睡，别矣。到了北四川路桥北向的大公寓，即日本宪兵司令部。
他根本不明白被捕的原因—但能估计到问题出在程和生方面，因为宪兵进来先就追问程的新地址。
他第一时间想的是，必须隐瞒自己进入汪伪民协会编辑《市声》的经历，这工作是直接由领导人通过一汪伪人员介绍的，说出这层关系，将直接危害领导人的安全，其次，也将暴露他和程和生假兄弟的关系。当夜押他至北四川路日宪兵总部，即刑讯逼供程和生的地址。他坚持说程已去了南京，并捏造了一南京假地址。对方毫不理会，边打边问半个多小时，没有口供。最后收监。
[父亲致马希仁信]
当夜我进宪兵队就被打，追问兄的住址，我不知道。过一忽儿，一日军官匆忙冲入向审我的尉官报告什么什么云云，“蓬”地叫了一声，用手比划头部，我意会到，大概在捉他，他跳车被打死了。后来才知道，车过北四川路桥上行车速较慢时，他跳出篷车（他的一辆是敞篷车），脑部受重伤。数日后在刑审间隙，他们领我去宪兵病房与胞兄会面，只呆一二分钟就分别，一直没知下落。“文革”后，从被捕的原日共的回忆录中得悉，假胞兄在宪兵队跳楼壮烈牺牲了。这个同志非常正派。我在宪兵队内根本不知道是在什么问题上出了错而被捕。
翌日起连续两天，他经受宪兵反复刑审，逼问吴成方（只知化名刘国栋）的住址及程与吴之关系，他都顶住了，没有口供。
一周后，由东京警视厅一课和东京法院来人审讯，重点：1.追逼领导人的住址及活动；2.程和生的政治身份及与日本人的来往；3.他的政治身份和上海亲友社会关系、《先导》投稿人地址。东京警方与法警均动用严刑，却没有得获口供—他始终坚称，程是胞兄，安徽太和人。
关于刑讯细节，多年来我只记得父亲偶与母亲的片语只言，如：“让我坐到浴缸里……”然后就是他忽然意识到的沉默。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
……
李德生和上海情报科南京组其他成员被捕后的情况，今多称十分英勇，如“李德生的一口牙齿都被打掉”，对革命信念“仍信守不渝”云云。
……
中共背景被捕者的处境无疑是最差的，除了“敌国”的因素，“反共”是战时日本的最主要国策之一。与李德生一起被捕的上海情报科南京组成员程和生被捕后两次自杀，原因不详，如果推测和宫城与德（引注：日共党员，即前文提及的“宫木”，因日本人名字中的汉字假名发音不固定而翻译有所不同）的处境和心境相同，大概虽不中亦不太远。
所谓“慷慨捐生易，从容赴死难”，从这些亲历者所述“うつつ责め” [7] 等求死不得的拷问看，“法制社会”的日本牢房是一种更难熬的炼狱。
……
尾崎的二封申述书，分别作于判处死刑的之前和之后，确实已不复刚刚被捕时对信仰的守持。但即使是信仰坚定的佐尔格，面对讯问，也是有问必答。强调此点不是为了表示佐尔格还不够坚贞，而是为了说明定力再高，终有限度。
东京来人审问—自三四岁起，问经历、家庭人员，问父母名字、职业等，直至他被捕前任《先导》编辑为止，十分详备。他发现，所幸日方没去《先导》调查，否则极可能在他进入《先导》的细节上露破绽，因而，也就没发现他的假经历和假兄弟问题，更也由此可知，程和生没一点口供—虽日方一直追逼他关于直接领导的情况，常用你“哥哥”已全部招供引诱，他仍然坚称两人是兄弟关系，此外一概不知。记得有一审，日方指明了他就是程的“联络员”，反而露出了根本不了解情况的马脚。
被捕后第三天上午，军曹审讯人带他去宪兵医院病房三楼看“哥哥”。他走进房内，见程与几名宪兵病员同住一室，程面色苍白，头部包扎了很厚的纱布，小茶几上摆了多瓶菊花牌炼乳。他握住程的手，程紧紧把他的手贴到心口，带着坚定的语气说“完了”两字（他理解是为理想牺牲，且有“一起牺牲了”的含义），程再没说一字。待他一开口：“我刚从金华到上海来……”一语未毕，即被军曹喝住禁止讲话。两人凝视片刻，仅仅一二分钟，他就被带下去刑讯，从此再没有与程见过面。
记得老程的病床边，倪子朴靠墙坐着，低着头，没看他一眼。
在东京来人的审讯室里，他看到了桌上有“李德生”案卷。另一次见桌上摊有毛笔字名单，约七八人，开头二三人姓“景”，有倪子朴的名字，没有姓“丁”（他）的。
需要说明：此李德生非红军将领李德生。
[《党史博览》http：//jczs.news.sina.com.cn]
毛泽东问：“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说：“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引《佐尔格事件4》/卷首附言]
……
李（德生）为中国共产党上海情报科负责人，西里（龙夫）、中西功等日本人活动家在他领导下活动。从1935年到1941年（原文如此—引者），他们的情报相当大量地传给了尾崎秀实，成为佐尔格判断的基础。反过来说，佐尔格、尾崎的情报，记录（指讯问记录，下同—引者）记载的事实，也可认为十分可能通过中西—西里—李，流向中共中央。据西里记录，将他提供的情报传达给李的陈一峰（原注：倪兆鱼[即倪兆渔]—引者）说，日本人的情报活动延安也知道。笔者自己解放后在旅大市和中国要人会见时，亲耳听此人说，战时在上海与西里和中西一同从事情报活动，对他们的献身活动深深感谢，这些情报极其有用，受到毛主席的嘉奖。
……
佐尔格案件发生后，中共上海情报科的日本人中共党员中西功（公开身份为满铁调查部上海事务所属员）、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公开身份为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记者）被逮捕，上海情报科南京组负责人李德生与汪锦元、陈一峰、程和生等旋即亦遭逮捕。《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是日本警视厅特高一课于1942年（昭和十七年）9月（引注：父亲见桌上“李德生”案卷，却为该年8月）至次年1月对李德生十六次法庭调查的记录。李德生在调查中，供出了上海情报科的组织、人员、日常活动、联络方法、工作重心、获取传递情报的途径手法以及所获情报本身。李德生的回答事无巨细，十分详尽。
被捕后，父亲即伪造了我祖父母姓名、职业、籍贯，自述从小与哥哥程和生两地生活，多年不联系，互不了解，抗战中父母遭日机轰炸死亡，毕业后在内地编写文艺杂志宣传抗日，得知哥哥程和生在钢铁公司做事，近期特意由金华到上海找哥哥谋生。（以便各人对自己的口供负责。）
他承认担任了汪伪刊物编辑，原在桂林、昆明等地做抗战文化工作，宣传抗日，对国民党腐败不满，之后在金华做文化工作，受到当时国民党文人纷纷投向南京、上海参加“和平运动”的影响，决意脱离金华抗战区来上海做“和运”工作，编辑宣传“和平文化”内容—他心里明白，这样的回答，符合“必须坚持党分配的掩护身份”这一组织原则。
[父亲致马希仁信]
我在宪兵队吃了不少苦，敌人一个劲逼问领导人住址，我都能顶住。难于应付的是口供（由于牵连东京，所以审问者是日本警视厅和东京法院，从东京来），这胞兄弟父母的姓名职业，兄弟二人从四岁到被捕，我都硬着头皮胡编（万一穿帮，反正一死），结果一字也没被拆穿（原来假胞兄牺牲了！）。我防止上海社会关系和两家杂志牵出别人，都没有被发觉（引注：原文如此），他们档案里没有我的名字。为什么要判罪？我承认了从国民党抗战区金华来谋生的，刚到上海，没有朋友，与假胞兄的历史一刀割断，只承认为国民党抗战区抗日宣传写文章，而现在宣传和平文化运动。这样大概作为历史抗日分子，查《六法全书》，用文讲法律，是被捕前不知道的（引注：原文如此），说复杂非常复杂，说简单非常简单，我就那么糊里糊涂被打入监狱，巧妙的是一个也没有牵连到别人。最难对付的是查朋友，上海没有，只有抗战区的桂林、昆明写一堆，而且年轻，一次次背假口供（四岁到二十七岁，报大了五岁），一次也没有出漏洞。
一九四二年同期被捕人员，南京方面是李德生、汪锦元、陈三白（陈一峰、陈汝周），上海方面是他、程和生、倪子朴。被捕后一个多星期，南京三人被移解到上海。
在监中，他曾与南京陈三白同住一天。当天陈审讯回监说，你是程和生弟弟？他回答说是，并问陈是怎么认识老程的。对方说：“我们是同案。”
[父亲致马希仁信]
一星期后，南京被捕的（共三人）也解到上海，其中一人，是汪伪中央通讯社采访主任，日本人错关他在我同一个号子，他坐在我旁边，知道我是程和生弟，才告诉我是同案，别的没说话，只一天，他就被调了号子。还有南京一人姓汪（即汪锦元），母为日本人，时为汪精卫的亲信秘书，现尚健在，很巧，住我隔壁弄内，其妻“文革”自杀，孑然一人。他说没有办法，日本人都知道了—即指西里龙夫招了口供（当天方志达正去李德生处，发现日军搜查，假口是病人，得以脱身）。他们的党员身份及地址，都是日共西里龙夫招供的，而程和生的两个地址，中西功都知道，程和生和我等三人被捕，都因日本人知道了地址，我住的辣斐德路斐邨，中西熟悉，不招供怎么知道住址？程也因中西供出地址而牺牲。西里龙夫供出四人，被捉三人。
基本审结阶段的某天，他看到汪锦元在五号监门口洗脸，汪从栅栏外招呼他说：“我是南京汪锦元，我们要去东京受审，你要做准备。”
[日本宪兵司令部口供/东京来人审讯口供/选自父亲六十年代第N次《申诉报告》]
问：你在《先导》当编辑同哪些人来往？
答：只同《先导》主办人保安司令部李时雨来往。
问：你同哪些写稿人来往？
答：我同作者并不认识，都是投稿寄来。
问：谁介绍你进《先导》当编辑？
答：我凭自己本领考入，没有介绍人。
问：你没有一个朋友？
答：有很多朋友，都在内地。（报名字）
问：他们是什么人？
答：写稿朋友。
问：有何联系？
答：现在已无联系。（这一段反复问多次）
问：党组织的情况是怎样的？
答：我不是共产党，不清楚。
问：我们从东京来，你们的组织是这样的吗？（说毕在纸上画出 ）
答：不知道。
问（指小圆点）：就是这样的细胞组织？
答：不知道。
问：《先导》杂志的目的和内容？
答：宣传和平运动的大型新刊物，以反对和平八股、推广和平运动的新文化运动为创刊目的，得到陈公博的支持。
问：什么叫和平八股？
答：就是只说和平政府好，不敢说一点坏，这样的宣传人民已经不听了。
问：你在上海有什么抗日活动？
答：没有。
问：你对和平运动有什么看法？
答：我的看法和发刊词一样，反对和平八股、抗战八股、共产八股，提倡文化自由，强调纯学术研究，发起建设新文化的运动。《先导》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
问：你对南京政府的看法如何？
答：我不赞成南京政府官员的贪污行为，最近陈公博提倡廉洁政治，《先导》响应他的主张，我也赞成这个主张。
问：什么叫大东亚共荣圈？
答：指一切亚洲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全面合作，互相提携，共同繁荣。
问：你对德苏战争的前途作何估计？
答：我对国际问题没有研究，没有资格回答这问题。但我认为双方都有力量，未来形势如何，要看双方战争中的变化来决定。
（结案时问答）
问：你打算今后出去干什么？
答：我仍旧回《先导》当编辑。或者做生意去。
问：你愿意仍旧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意做和平文化工作。
历经多次刑讯，最后由日宪兵司令部重审。
至一九四二年十月，他已经下肢瘫痪，延至开大庭前一二天，自宪兵司令部被解至江湾“登部队”（7330部队，司令部一度设于“格林文纳公寓”）军法庭判决，他的双腿已不能站立，坐在地上，第一个判决。
[判前口供/选自父亲六十年代第N次《申诉报告》（按：这次口供，倪子朴、陈三白在场听到）]
问：什么名字？
答：程维德。
问：什么职业？何处办公？
答：《先导》月刊编辑。（并答该社地址）
问：程和生是你什么人？
答：哥哥。
问：你从哪里来？
答：今年四月从金华来。
问：你在金华从事什么活动？
答：宣传抗战。
问：你到上海做什么活动？有哪些抗日活动？
答：编辑《先导》，宣传“和运”，绝无抗日活动。
问：你今后还去金华抗日区么？
答：不去。
问：你愿意在和平区居留么？
答：愿意。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问：今后愿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三
他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判前囚于日本宪兵监狱（在《一切已归平静》中我误写为“提篮桥”），获刑后关入南市车站路汪伪监狱。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三年三月]
同时被判的有倪子朴、陈三白。我一直不了解组织被破坏的原因及案情，直到12月份判刑后同倪关在一个号子内，从倪口中才了解是两个日共（中西功即其中之一）在东京被捕，供出南京、上海两地关系及住址，引起两地破坏。（当时我尚不了解倪在被捕后有否叛变行为，直到1954年才知道。）
[父亲致马希仁信]
在那里关了四个月，同年十一月底，被解往江湾日军军法法庭判决七年，这才改移到汪伪监狱执行监禁，你来探监，我就在那处，谅必记得。关到四三年七八月因为上海囚粮有问题（南市是属于汪伪地方法院管的看守所，只关一般的刑事犯），就分散犯人，一部分人解到提篮桥大监狱，我争取不成，就同近百人被解往杭州监狱（正式的大牢，省一级），这才有了你在南京同我表兄联络的事，因杭州老监狱长与我表兄关系较好，我在四四年十二月底通过此老的关系，得以“保外就医”的，但比原定坐满刑期三分之一可得以“假释”，只早了两三个月而已。
入狱期间，他半身瘫痪，心脏扩大。组织（吴成方）关心他，通过萧转来一次生活费，请医生到监房看诊，送针药；父亲的二姐、姐夫瞿凤成不时送钱物到狱中；同乡同党、联系人萧心正多次探狱；萧的姐姐萧慕湘（吴江严墓县长沈立群之妻）、弟弟萧跃庭都和他通信不断，不离不弃（至1990年代，萧心正把我父亲几十封盖有狱方“查讫”红章的来信装订奉还）。
[父亲致萧心正信]
……请买①五分簿（写作用，如价贵，改购切纸公司16开白报纸另洋铁夹子一个）②500字稿纸（便宜者）③毛笔、写字纸、墨汁④邮票、较大之信封、论语、孟子及老庄……
[父亲致萧心正信]
……请买绿茶2元一两和一元一两各二两，是朋友（狱内）托买，钱已交我，望到好的店去买。恐姊忘记，故托你，叫我姊带红茶来，放在香烟筒中。
[父亲致萧心正信]
……Row-miam就是一种你我爱吃的“炒面”，这是用西文拼华音的所以发音也似北方话“炒面”。（在狱中饥饿总是想吃。）我的一篇马虎作文如何？虽然写得草率，但是我想想：蛮有趣的。
接到东西，我想送赠你一点物品，《诗经》里二句“鹡鸰在原，兄弟急难”。如黄山谷有诗：“急雪鹡鸰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鹡鸰、鸿雁都是集群鸟，象征兄弟朋友，寒冷下雪时候，鹡鸰互相依傍取暖，所以《诗经》上说兄弟，在急难中的样子，而今日我们依傍着过渡这一寒冷的冬天，以实情论确合《诗经》上二句话的。
[父亲致萧心正信]
……物价之贵使人害怕，旬日之内，米价由千元之余涨至2600元左右，三号粉，变成全是麸皮的“面粉”，起码山东松姜饼涨至22元一斤（我到杭时，只有8元5一斤），宁波白年糕每条1元9，如此预料，到过年时，大饼也许会涨到30元一斤，宁波年糕将二三元一条吧，这样涨真要穷人饿死。前三四天监旁的苦儿院中，大闹大叫，据说因每日食粮本来至少，被主管掺一半豆，烧出来的是豆米浆，苦儿为了生死问题拒绝接受，都齐心不吃，高声大叫：“饿死了。”救命声达户外，许多人都张望着，而马路上的小孩们，也应着“饿死了”。这是十分凄厉的场面，一些管理人员进来呼喝，竟为大众愤怒的场面吓退了，多么厉害的管理人员一无办法……这一次，一共吃了四次豆饭，斗争了三次成功，现在的饭同浆糊一样厚。我能吃苦，请放心。
[父亲致萧心正信]
……现在写信觉得很不自在，没有桌椅，席上垫一本书当做桌子，低着脖子，身体僵着写，头脑也似乎笨起来……四二年是受苦的时候，现在想来事事可记，却似烟一般地藏了，可是搬了场，每餐除了盐水老苋菜，便一无佐膳之物，更遑论酒肉……
关于家庭怕是极度想念的，我并非希望回去，而在想家如何在此境况下过渡：爸的头晕是高血压，暮年的失意，我予他的刺激，母亲清瘦辛苦，不知在如何心境下想同我见面。妹妹大概二十岁吧，已订了婚待嫁了，我在这里，不能说一定没有什么更大的不幸会发生呢，我常常预计一个巨浪打来，也许是过虑（也愿是过虑），我常为这些刺痛着……
[父亲致萧心正信]
……近有人（在南市监狱时相识的）病死。我很可怜他，写快信通知他家里。昨天，此人母亲（素不相识）一见到我，拉着我拼命地哭。我安慰她，她哭了许久，忽然想起，拿出一袋豆说：“先生，给你的！”我窘极推辞。“先生，昨天车上挤煞了，这一点东西，特意从乡下带来，你一定要接受。”把豆往我口袋里倒。我感到这老人悲伤的心。我茫然。苍白的头发，一顶绒线帽，穿的棉披肩很臃肿，泪水像小溪一样在流淌。她哆嗦着把儿子一堆旧衣裳理好，请这里的人到儿子坟前焚烧，是要钱的。我为她出了60元。老人见后大哭了一阵：“我只有这么个儿子啊，我要靠他吃饭啊……”此事发生在43年12月31日上午。
[父亲致萧心正信]
……你们不必赶来看我，我已买了两斤饼，两斤炒米粉，如寄信，请寄来①《飘》②《经济学》③英汉字典④《欧洲史》。
中秋节晚饭是吃骨牌大小五块豆腐和菜脚—果然在饭后，朋友送来一碗蛋和肉，心里却闷闷的，不痛快。
连日来已有近廿天了，六个人同住……屋内臭虫多极，咬得我连夜失眠，困了水门汀（引注：睡水泥地），饼等又涨，外面是每斤9元，我叫看守买每个10—12元秤上又不足。
你的经济也成问题，更别说我的生活了，生活、生活、钱、钱，真把我的心压抑得将停止跳动。我是在贫困中生活过来，却从不惶惧，反能很快乐地在贫困中生长着，但自从跌入这圈子里后，“贫困”二字，日夜在我眼前，装着吃人的鬼相在恐吓我，使我不能不觉得它力量的可怖，而在它面前恐怖得哆嗦。从前我们用智力、劳动力同贫困做斗争，冲破它的包围……
大约有近十天，过着极度仓皇不安的日子，起先向人借钱买了二个饼，补充食粮，维持三四天，后被借的同狱者，钱也不多，没有深切的感情，不好开口。只望寄钱来，一到傍晚饿得难熬……我向郑作书询问告借，昨天“双十节”睁着眼睛等他。可是今天（十月十一），突然他到这里来，出乎意料地送我一碗肉和四只蛋。很有趣地告诉我，他自己也在等钱用，同我一样窘，所以，接到我信后无言可复。昨他才有钱，又借到法币百元，像被吊在绳索上的一颗心才松了下来……这百元钱大概可维持十天左右（欠30元，故仅70元可用）。
现在这里，规定每人每天吃五合米，这是糙米，打这以后，只有四合，改为五两面粉和两合半糙米，其中被烧饭的揩油外，所能入口充饥的是少得稀奇，面粉差不多是麸皮和玉蜀黍粉，上午九时吃麸皮玉蜀黍粉汤，同开水的距离相差有限，吃下去肚子涨痛，半小时后便饿得哇哇叫。下午二时半左右开饭，同乡下厚粥一样，是没有米粒的烂米浆，每人两小碗，这要到下一天上午九时，才有面汤吃。在过去，我很少获尝得饥饿的滋味，现在很有经验了，在上海（南市监狱）时，佐膳的菜完全没有，连盐也没有，因这里有三四十亩菜园，自己种，故在下午吃烂饭时，有几十条菜皮用水煮了赠送给我们，种的菜是外面菜贩买走的，所入之款可以使“老板”（狱中主管）们吃肉、抽烟，甚至置家产。我们所吃的一般是所弃之菜，在上海是垃圾箱瘪三拾取的东西。
[父亲致萧慕湘（萧心正姐）信]
湘姊：
开口第一声“很好吃”，要谢谢你对我的关心。我在吃的时候，心里想笑出来，现在居然，不要做事情，只须伸手拿饭、张口吃菜好了。虽然你们送来的菜，有一些可怜我的成分在里面，但我倒似乎只觉得老天帮我忙，因为在外面没有吃，太穷，特地把我放在这里，让我做一做阔人，享享福。的确，有许多人以为我很阔，真要笑不出、哭不出，我哪里配做阔客呢？只是一个空心大佬倌！
这次多亏心正为我忙了不少，连二个文俊文娟（引注：湘姊子女）也特地来看我这位赖皮先生，将来回家时，请他们看一次戏是一定的！
上海物价很高，听到米买一千六百一担，静静想来，也为你们担心！
但愿你们全家康健，快乐过年！
[父亲致萧心正信]
……上午九十时光景发过第一顿早餐，极粗等的面粉做的面，本是从我这头一号房间发起，可今天从后边发过来，后边是病房，肺病什么病都有，面的铅碗又不洗，如是轮到我们，就是很脏的碗，先有我们房中人叫起来，这是要传染的事，那些饭间主任（顶混蛋的东西），引起我莫大的怒火，高叫起来，那混蛋的家伙就过来高声骂：“哪一个混蛋？什么东西……”你想谁能受这样的辱骂？他是什么东西配骂我？我一肚子火回骂：“你是什么东西，科里去！”一开门就被拉出去了。这样的火越升越高，一到科里，他在科长前大骂，我看他骂得不成话，也不顾自己的地位，竟在科室发出最大的怒火，不顾一切地吼骂了出来，那时我的血管将崩裂，完全换了一个人了。隔壁的最高官长被声音惊动出来，出乎他的意料，竟来这么一个倔强的小伙子，于是连忙摇手止声，向我问话，开始用威严兼并口吻问，我堂堂地回复“容易传染”的理由，也声述对方的辱骂。他用他的立场说了许多警戒的话，说我火太盛，不应在监狱科室大闹，太不成话。我昂然地申辩，不屈地回答，引起他大怒，双手拍着桌子，前后达几十下。科里为之惊惶，我却出乎寻常的镇静，毫不能使我气馁，不怕碰钉子，为了大众，又不是为了我自己，似乎成了一个铁铸的心，软软硬硬达一时半之久，我毫不退却；后来，他又软如绵地说了许多安慰的话，可是又被我一顶，引起他大怒，接着他又平静了，又劝解。本来我如此态度应带一副镣，但没有，他只责罚我打十记手心，以惩我在科中大闹（实在我在科里骂着，使他们觉得失面子，未免难堪），这依然不能使我畏缩，我把竹板给他，把手伸着竟由他亲自动手在我手心上打了五下，比小学生打手心轻，皮肉没有痛，可是觉得难免侮辱我的面子而已，自然也是不得不他才打的，为了他的尊严，不会顾及我的体面。到底我的地位是受管束的人—如此以后，大概尚知我气愤，由他与科长再三好意安慰，说有意见，尽可供献，切勿火气太大，又说：“你在外面是编辑，那‘主任’（管伙食）只是起码的东西，辱没你的人格了！”对方据说处罚记过（是否记过无从知悉）。
如此二小时的纠纷，我又自然回来了。我踏着坚定的脚步似乎是一个战争回来的战士，正气仍充满了胸膛，使自己惊奇，竟如此镇定、倔强……这是我出生来未有的了。大部分房间全有人问打听，很担心我的结果，我很觉痛快。我疾恶如仇，脾气一发，不怕天多高，地多厚，这也有原因，对于没法早日外出的希望已取消，绝望……便有怒火在，冲出来了，此后曾提过许多意见，为了饭的问题，常有意见，我也由太过沉默的态度变为发言人，反正我要住在这里，住下去我必不沉然，为了多数人有讲话的必要。
[父亲致萧心正信]
……前天科长特别告诉我，要我同石二人住一小间，且可出房在做工场（撕蔴皮）中记记账，优待我。再有一个青年成员同我很好，竟也是一个主任，竟常到我牢房内，在戏台似的板床上屈膝相谈，我得到不少方便，他曾请求科中要我教他和最高长官的儿子的书，科长为了地位，实际尚未答应，可是慢慢地感情融洽，我可得些方便。
[父亲致萧心正信]
……你劝我写些回忆，我准备写，可是现在两条腿不听话，屈着坐，把膝盖做台面写不到一小时就甚痛了，胸口也痛，不过这些并不会阻碍我的手，我怕的不是这些疼痛，而是四周乱哄哄，头痛，昏沉沉的。
有一个广西人，对他同情，我把一条旧的卫生裤送给他，像这些毫无家属接济的人很可怜。
我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今天又补助了一个朋（难）友100元药费，因为这人一点钱也没有，害很重的伤寒，虽然我很穷，也要人帮助，看到人病危引起同情心，同时也引起好的影响，不论同居者还是差役都对我有好印象，不过我用钱还是很谨慎。最近零星送人210元，一半是同情，过去同室的蒋君，在沪寄我200元。蒋后来又送我700元……
[父亲致萧心正信]
……这里要开一个工场，制火柴和盒子，他们认为我是个有头脑会办事的人，叫我记记账，管理管理，有70个人在做，我行动上比较自由。工场四周有个花园，我想能栽花，很美，这是块无人地，我计划除继续写作看书外，工场事务较轻，当个园丁种些花，能否寄些种子？老科长人很和善。
在我心上的事，有二件尚难打开：一是医药问题，二是合作社。这里的人90%都生疮，老板无药供给，我计划在每批货的工资下，提几成作药费，还有存款中（利润）七折八扣给了这里的茶房，我当面责问老板得改进。
杭州狱中留影，1944年。
背文：“照已摄两张，玻璃底版，请姊寄家，告诉他们，我看上去判若两人，在这里是极时髦的。”
1942年，上海。
在苏州税务局工作期间，1948年5月。
糊盒的纸条带被揩油，上次发出二十万匣，短少了一万匣的材料—闹了纠纷使我头痛……工场中现在乱哄哄地议论着，因为刚才发过来的米面稀饭，工人们很是满意，其实这米是小鸡吃的东西，都是草子和砂粒……这一个月中，我每日上午八时离宿舍，下午六时回房间，身体很自在。
[父亲致萧心正信]
……我做账务，因为有一个助理，大家对他恶感，怕我走了他来继任，拉住我不让我走，这账务麻烦，使人头痛，还要稍稍赔一些钱。还专管了花园，我想有一空房布置一下作为自己的书写室，把一间像双亭子间那么大小的空房打扫一下，这个房间先是卧室，后空下，为病死的人作停尸间，开工后作了材料堆积，现在材料出空了，我就搬入一张桌子，铺上旧报纸，又把工场主管坐的椅子移了过来，把书籍全放在抽屉里，水门汀打扫干净，俨然是一个写字间了。我正动手写字却被一个人瞧见了，发觉秘密似的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当作秘书的，他们一块笑着进来：“呵，你躲在这里怪惬意。”就一个搬出，一个拉椅子，又把桌子翻得四脚朝天，好容易布置的书写室，不到一分钟就被拆光了，我气得很，知道他们故意这么混，要扰得我没有安宁，我要同他们打，说如果我输了，我甘心离开这儿回到工场去，就第一个把秘书老爷翻到水门汀上了，他们知道我发牛性（我的绰号被称铁牛，因为据说像条牛那么结实），也就回去了。
[父亲致萧耀庭（萧心正弟）信]
福熙路
福熙坊十一号三楼
萧耀庭先生（引注：转萧心正）
心正：
大扎敬诵一番，即有话想说，可是眼疼不耐作书，在你来时或有书相致也。
眼未好，被那乡下佬扎了二针后，仍无显效，眼白有翳，红未退。请代至南京路顺宏鹧鸪菜药房附近有北京大仁堂去购琥珀退翳丸，如有药方更好。
又请购洒尔肤一瓶，你如无暇则可电姐，但恐姐弄不清爽，不如你好。
房中现已二人，稍静，脑亦好，但眼为患，读写二不能。
巴奋近日如何？希大有海上屁精派，灰鼠其袍，纺绸其裤，飘然自得。年过半甲，不知自检，甘与浊少追逐，虽送我饼团，应训斥可也，君亦以为然乎？
大姊如何？
均念
弟久年上
三月廿七星期五下午
来时有歌片则惠下为好
[父亲致萧心正信]
……千万叫他放心，不必为我的问题焦虑，而况我现在长得如此胖了。
父亲已将入老年的人了，连年受贫困的苦，为家庭奔走，现在又不免想到我的复元问题，也许他会回想年轻时的生活，触今思昔，未免伤感，但是你想，这有什么办法呢？千万代我安慰他。
下星期来，馒首（引注：馒头）拿一半来就够了。我大概食量已正常，已吃不多，如果简便拿一些面粉也可，上次的我省有一半。
天热了，我写得满头大汗，想你为我带东西来……
[父亲致萧心正信]
……宁静是千金难买的，现在多么静啊，风从窗（有二扇窗）中吹进来，八哥儿在屋檐和树上叫，叫得怪甜蜜的，真像在花园或农村里一样，而且还有几个小孩咿咿呀呀地在读什么书，随风飘过来（八哥儿在学小鸡和燕子的声音），小孩虔诚地送一碗开水进来，在桌旁站一会，就走了—我这一年多来只有现在是顶愉快的，静得愉快……
一次，祖父赶至杭州探狱，老人家找了一上午，总算找到了他，两人见面四目相对。父亲回忆当时场景说，你祖父一直看看我，一直叹息，他老人家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倷戆？”（“你傻呵？”或“你傻不傻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