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里
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一
父亲九十岁那年，我家三代人，三辆车，沿沪青平公路、朱家角、金泽、芦墟，看望我们的故乡：吴江黎里镇。
镇耶稣堂以东，下岸临河，有金家四进老宅，基本为清代建制，历经1950年代“公私合营”等变故，年久失修，房子朝东倾斜，如今只余一间算金家（我三姑母）所有，临河大门似乎变矮了。幽深的弄堂还在，见到钉有一块门牌“中金家弄”。
弄堂上方，灰暗的屋檐翻轩，尚留有精致雕花，朱漆光芒早已消失，绽露暗紫底色，前厅侧扇的玻璃洋门，还有一件洋白瓷的拉手，父亲说是清末旧物，门上原有一个铜铃，有人进来，门铃便响，过去叫“响铃门”，这铃自然已不见了。在他童年时代，这宅子已开始衰败，如今仪门及东墙的精致砖雕，都于“文革”中被毁，宫扇的字画刮尽，房屋杂乱分割拆建，第一进天井里搭出一间水泥房子（解决居民住房困难），弄堂的方砖踏过几代人脚步，依然没见破碎，父亲说它们起码有两百年了。
这里曾经的家具、字画已荡然无存。他记得大厅东墙原有一副对子—“濡染大筆何淋漓，浩茫六合無泥滓”，是北京一戊戌翰林所书，青年时代的父亲，常看着它，遐想所谓天地之大，文章之美，尽于不言中……
抗战前，父亲在嘉兴读高中，有次回家拆开一包铜板，当时一块银元兑三百铜板，一百个一包，他发现其中夹有一枚铸有镰刀斧头交叉图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制钱，悄悄塞于二楼窗前的屋瓦下面。这天我们在弄堂里鱼贯走过，他看看花窗内的低矮屋脊说，还像是旧瓦片，有这只铜板吧？
在青年时代，他多次离开这所老房子，多次返回到这里。一九三六年，苏州、嘉兴之间筑有苏嘉铁路，“苏州南”到嘉兴全长七十五公里，他去嘉兴读书，去杭州接受军训，经常坐船，坐这路火车。到了一九四四年，日军需要钢铁，这条铁路被全部拆毁，至今没有重建。
他记得苏嘉铁路中途的平望火车站旁，有白布黑字旗的“慰安所”，盛泽镇上也有三处，一处在银行街，另两处是姚昌弄和后街，靠近盛泽日军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吴江全境沦陷的这天，从青浦嘉善方向来侵的日军汽艇经过黎里镇西行，军用地图应该标明附近隐有这座大镇，但他们直接驶往交通要道的平望。这天下午，我父亲尚在凄清的镇街上张望，根本不知道日寇已经过了本镇，可见这一带水域之复杂。
[父亲笔记]
首任维持会长丘纠生，被不知名游击队击毙，停尸镇东商会，竟无人吊唁。
[父亲笔记]
我镇一捐官士绅，素善书法，沦陷后自谓“进士”遗老，应召赴平望日本军部，呈手书楹联：“为善日不足，读书乐有余。”敌酋阅即厉责，“日不足”所指何谓？“进士”惊怖万状，伏地乞命。此系先考所述，至今已六十又五年矣。
即使敌方从无驻扎，黎里镇“维持会”仍迫于平望日军的压力，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在某月某日，送镇上几个最无亲无眷的尼姑到平望去交差。这一日，清早落了小雨，“远远就听到女人哭声，镇里人人晓得，是几个尼姑的声音，一艘菜贩小船要送这几个女人去平望了。哭声越来越响了，小船顺了桥洞开过来，慢慢近来，慢慢摇过去，声音慢慢低下去，轻下去……这是啥世界？！天落无穷无尽细雨，小船一路摇，尼姑一路哭，桨声哭声，穿进一座接一座石桥洞，朝镇西面慢慢慢慢开过去……这是啥世界？！”
两年前，也即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和全体高中同学去杭州大营盘（现凤山汽车站一带）接受全省军训的阶段，根本不会相信，他的黎里镇会有这样的局面。
那是沸腾的四月天，火车开到了艮山门，大家束紧了皮带，打好绑腿，脚穿乌黑锃亮的高帮皮鞋，分两路纵队，步行经过了南星桥，引得路人围观。
中队长芮乾元，云南人，三十左右，衣冠整洁，挂“军人魂”短剑，外鞘有“蔣中正贈”四字，据说军官凡中央军校毕业均佩此剑，战败可用以自戕。
进入大营盘，同学们脱下黄卡其高中校服，穿灰布军装，粗布袜，休假出营，门岗有检查，规定改穿高帮皮鞋，必须擦得乌黑锃亮，出操换苎麻编结的草鞋，发刺刀，“中正式”长枪是当年最新型号，比七九步枪短很多，宿舍有固定的个人枪架，刺刀插入皮套放于床头，清早四点半一声起身号，值星官穿戴整齐，连声催促，一连串“快！快！”“动作快！”全副武装，披挂水壶、背包、腰带、刺刀。他觉得最麻烦的是缠绑腿，一团绑腿布捏到手中，越忙越绑不好，要打出规定的三个“人”字花，要挺括平整，有人可以打到膝盖上，更显两腿修长。
每天“三操两讲堂”、加强野外行军、演习，军事教材是六十四开玫瑰红封面《步兵操典》—包括“野外勤務”、“築城教範”（筑战壕、防御体操作）的正规军校教本。军训第一条规定：听到“蒋委员长”四字，无论何时何地，必须迅速立正。一个三百来人的大队，瞬间爆发出三百来双皮鞋敲击地面的一声巨响，其速度之快，动作之整齐，声音之响亮，令人震撼。
他发现学生兵明显被优待。普通士兵犯纪即当众吃军棍，立刻剥除下衣，揿到地上紧压双腿，一军人举起七尺长军棍执行，共打五下（轻罚），已皮开肉绽。学生兵犯了错，最多关禁闭。
[父亲笔记]
在杭州，我竟同二姐会了面。蕴姐十七岁出嫁，后搬到苏州，一直关系亲密。三年初中我在苏州读书时常去见她，她曾在景海及惠灵中学读书。后来搬家到上海，住宝山路。这次父亲来信说她到了杭州，我非常高兴。隔天照信上的地址找到艮山门，走进一个上海里弄式的房子，刚上了二楼，不料正与她迎面相遇。我热得脱下军帽扇风，她见一个光头对她傻笑，竟认不出我来，“倷（引注：你）寻啥人？寻错人家了！”我叫声“阿姐—”“啊呀—是弟弟哩，剃了个光头？从啥地方来呀？”见我这身打扮她大为惊讶，两人哈哈大笑。我摸光头说：“军训啊！”—我十八岁，她二十一岁。这一幕印象甚深，如今回想，就像发生在昨日。
二姐是为服侍高龄的公公，特地带了女儿搬来杭州。她介绍我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见了面，实际也不过六十岁左右年纪而已，较显苍老。知道我在杭州军训他非常高兴，眯起老花眼从上到下对我打量一番，马上叫我姐姐：“‘代名词’，去买点心给弟弟吃。”说来好笑，据说姐姐初到夫家时，学生气未脱，有一回大发议论说，人的名字，不过是个代名词罢了，怎么取都可以。听者大噱，遂给她起了“代名词”的绰号。以后姐夫全家上下都叫二姐为“代名词”而不呼其名。
这次去看姐姐，同她没讲多少话，倒是老先生与我叨叨不休，拿出装裱的册页诗作，不厌其烦一页页讲解，字写得苍劲古朴，很有功底。现在想来，老先生怎会拉我大谈诗词？他的谈兴不是为我，他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不在身边，且同诗文无缘，同我姐姐也无从谈起，无人好谈，知道我是高中生，好似遇到知音，一发而不可收。我不理解老人的苦楚，只喜欢他一手好字，想讨字又不敢。此后一直再没见过他。
六月下旬的某日，杭州特别热，全体高中生集中到营房前操场，不久大学生队伍也到了，一片“报数、立正、稍息、实到人数”声此起彼落，值星官喊口令开始拖长尾巴，声音变粗，立正的“正”字拖长四五拍，全场一万多人集合完毕。
总队长范汉杰从一群军官中出来，白面书生，挂少将金底板领章，穿棕色马靴，一口文质彬彬广东官话，踏上司令台，大队长高喊“立正—”一声“正”字长音，那年代不用扩音机，全靠丹田之气，数千人都能听到，因此当年军官像唱京戏，天蒙蒙亮要去田野里吊嗓子。此刻，另一批人由侧门鱼贯上台，为首穿夏季白西服的是汪精卫，后面是曾仲鸣、褚民谊和陈春圃等人。
他记得就在这天，汪讲了“焦土政策”，开口闭口“兄弟”“兄弟”，引出“焦土抗战”的议论，当时报纸还没公开提出这个调子。汪一再强调中国是弱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弱国之民要抵抗日本人杀进来，是很难的，只能让敌人进得慢一些，要争取时间“安内攘外”，对付日本人要抱定牺牲决心，即使人与土地“俱成灰烬”……
褚民谊（曾提倡“救国不忘运动”，生性风流）也结结巴巴讲了几句，南浔话，江南小镇味道……无人能预测时隔八年，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在苏州高等法院记者席，听此人语无伦次为汉奸行为开脱，虽一再申言曾保留孙中山肝脏有功，乞求从轻发落，终不免伏法。
[《抗战时代生活史》/陈存仁]
……（褚民谊）临死以前，忽然很镇定，跟摄影记者笑着说，这是最后一次照相了，希望照得好一点。他的一枪，是从背后打进去的，褚民谊原有太极拳的功夫，中枪之后，忽然作一个鹞子翻身，仰天而逝，结束了他糊涂的一生。
每天频繁出操和急行军，导致父亲腿部的淋巴腺肿胀溃疡，一次在家信里告诉了父母，不料引起他们万分不安。
一个星期六下午，我祖父从黎里镇赶到杭州大营盘。我父亲刚跑近门房，见老人家正对着营门内张望，见到他就诧异地问：“腿上疖子怎么了？不要紧吧？啊？”
他回答说，已经收口了，已经好了。那时，他一身军装，剃了光头，打绑腿，仿佛变了个样子。祖父目不转睛凝视他说，夜里可以跟我一道住旅馆吧？他答说受训期间不可在外住宿的，但为免老人家失望，最后约定改日再见面。父子俩立得笔直，讲不出几句话来。
翌日中午，祖父又来到大营盘，穿一件白香云纱绸长衫，戴浅灰色巴拿马软木帽，父子俩走到西湖旁边坐了一会，吃了一碗面，一瓶橘子水。我祖父抽烟，不时望望我父亲，望远处的六桥山水，神情忧郁。父亲回忆说，你祖父以前常来杭州游玩，大概留下了太多的印象……
这次相见，只短短三个小时，要按时回营了，两人步行到南星桥，一路说了些什么话，已不记得了，走到大门口准备告别，就听我祖父说：我车票已买好了。然后祖父背过身去，就于西晒太阳下缓步离去，路上留下了长长的影子。我父亲在短墙栅栏缝隙里目送老人家渐行渐远……尤其当他进入了自己的老境，每提起这告别一幕，恍如隔世，常常极为伤感。
二
黎里附近，震泽、南浔之间的杨墅兆村，有金家祖墓。一九三七年，父亲读高中时特意从震泽步行“寻根”，路旁祖坟地基还在，附近有“金氏宗祠”，于右任题的匾额。
据我祖母说，金家是明代被抄，一大家子逃难，其中一支逃到了附近的杨墅，多年后枝繁叶茂，筑起江南人称的“墙门庄”，然后是突然一场大火，又迁往了黎里镇，同时迁入的是金家另一分支，出过一位孙中山、蒋介石的私人医生金诵盘（曾多次给我祖母看病），是我祖父的堂弟，其子金定国与蒋经国为结拜弟兄，多年前被海内外媒体集中报道，热过一阵子。
迁来黎里镇前，我太祖父一直无所事事，嗜好鸦片，嗜赌，不久就去世了。我太祖母带着三个孩子，花一千多两银子买下了黎里镇“中金家弄”房子，作为寡妇，在当时是十分招摇显眼之举。入住后，太祖母着手翻新这座旧宅的第二进房屋，包括弄堂旁长长一排裱有字画的宫窗。以后，也即我祖父五岁时的某个深夜，一伙强人夺门而入，捆绑了太祖母，将家中所有的金银洗劫一空。所幸她还留有窖银，待到几个佣人挖出了装元宝的地缸，却发现缸里全部是赤链蛇，太祖母立刻就哭了，她知道，金家要败了。
太祖母去世，留下三个少年人—我的祖父、叔祖父和姑祖母。祖父当时十七岁，在苏州东吴大学读预科，已与镇上蔡姓大族女儿攀亲，因此由族长出面做主，金家向蔡家借两千银元，办了我祖父这一门婚事。新过门的祖母（蔡月座）也是十七岁，贤惠能干，不久就为我的姑祖母攀了亲，嫁与苏州带城桥下塘的袁诗亭（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其侄袁水拍，排球教练袁伟民，都出自苏州袁家这一族）。以后，我祖母也为我的叔祖父娶了亲（黎里镇汪家），也是由族长出面，正式为金家两兄弟分了家，其时金家一千亩田地被一分为二，中金家弄的宅子也一分为二，后二进为我叔祖父使用，前二进归我祖父居住。
祖父两兄弟的关系一直十分要好，维新时期废除科举，他们曾一起拜同里镇“江南大儒”金松岑读书，结婚后两人照常在一起玩。当时的黎里镇，已有了所谓“交际花”，按现今理解，就是相对新派风流的已婚女人每夜在家中会客，丈夫毫不过问，是可以彻夜接纳男人们上门打牌喝酒之所。两兄弟经常深夜才回来，有一夜我祖母锁了内门，两兄弟在天井里呼叫之时，楼上就倾下一大盆冷水来，两人浑身湿透。这表明我祖母已十分不安，不久，她就卖掉了二百亩田，让我叔祖父赴京读书。
当时黎里镇到北京，舟车辗转极不方便。我叔祖父金鹤年就读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精通日文（其时中国法律均由日本引入）。抗战前他在设于苏州的“江苏省高等法院”任检察官，后辞任，战后在桃花坞买了大房子，很是气派，已然是当时苏州最知名的律师了，在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有事务所。
即使用现时的眼光来看，我祖父在当年也算是新派人物，只是他一直在镇里生活。他朋友无数，花钱如流水，常去苏杭游玩，喜欢洋货和化学，家里有不少化学玻璃仪器，还有网球拍、洋酒洋烟。有一段时期，他经一位朋友介绍，在镇小学教过书，后因为教了一个白字，被人取笑，立刻就辞职了。他喜欢广交朋友，共和时期推翻帝制的群体中，黎里人氏不少，黄埔军校有几位朋友来信，希望他过去做事，但当时从江南去广州要转道香港才能到达，祖父因觉得麻烦而作罢。
待到北伐胜利，有个朋友忽然做了浙江省水警厅的厅长，立刻写信来，邀我祖父去做财务科长，月薪两百大洋，于是他快乐地去了。这时已经是新派军队编制，戴制帽，一身青灰色哔叽制服，尖头高帮皮鞋，武装皮带，他曾这样打扮了在镇上走了一趟，在照相馆拍了照片。大家都觉得惊奇，只是我祖母对这身装束生疑，认为已经穿了洋装，现又改为军装，是不吉利的，没有好处。
果然，祖父到职没几个月，水警厅的厅长忽然间就死了，他的全班人马立刻被后任取代，祖父只能带着几百大洋回到了镇里。我父亲对我说：“你祖父只是字写得好，其实他不懂得做事情，是不会做事的……”
祖父的状态就是如此，一直闲于家中，无所事事，常去苏杭游玩，喝酒打牌，性情慷慨，常借钱给朋友，所幸是他始终没有染上鸦片烟瘾；一度他很想做小职员，请苏州我的叔祖父帮忙，但在当时，法院系统的人特别谨慎，讲究规则，我叔祖父到底也没有介绍什么事情给他做。
金家老宅与黎里镇不少的老建筑，同样是在静谧时光里逐渐衰老……我祖母嫁来后，虽也如我太祖母那样尽力维护修葺，然而这些老屋仍然散发着朽坏之气，家中事无巨细都由我祖母操持，一直有佣人、厨子，春秋两季请裁缝，表面架子大，实际已陆续变卖田产……直至最后讫尽，终不愿卖掉房子。溯自我父亲读初中阶段，家中用度已很严峻，每至新学期开学，祖父即到苏州求姑丈接济，祖母不时变卖细软……有次，他见我祖母从箱笼里翻出两朵发黄的珠花、一件狐皮袍子，裹成一个包袱，嘱咐黎里镇一个叫万隆的老裁缝悄悄从后门携出，走很长的石板路，绕很大一个弯到镇西的当铺里卖掉，凑够了学费。
他一直被初中三年的经济窘境压得喘不过气来，何况高中呢。钦佩进步作家，接受左倾文艺书籍的变化，是在这个阶段开始的。他隐隐感到迟早有一天，他会进不了学校大门—情况确实如此，也就是他在震泽镇育英高中读书那年，日军突然入侵了华北。
一九三六年除夕，育英中学欢庆元旦，学生会主席发表讲话，盛谢校方安排的除夕会餐。谁也预料不到他竟然上台发言说：国难当头，校方不该如此庆祝—今夜会餐的钱款，应如数捐给绥远前线将士才更合理……校长勃然大怒。
当晚同学们都在用餐，只他一人静静站在学校附近的河岸边。“效仿屈原之行吟，极为孤立”，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这样写。本学期成绩单“品行”一栏，被评为“乙下”，这在他无疑是“奇耻大辱”，因此不久他就转校到嘉兴秀州中学，再读高一。
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顾惠人是留美生，虔诚的基督徒，父母据说原为教堂佣人，获美国牧师好感，因而助其子出洋读书。全校课务由教导主任和一个美国教师窦维斯负责，设有工读，可全免学杂费。
黎里廊棚。
黎里祖屋弄堂上方。
比起黎里镇小教堂，嘉兴教堂更称得上一个堂，哥特式拱形长窗，仰头才可以望见高高的尖顶。进入这个沉静氛围，同学们不论有无宗教情感，都一样抱着烫金《圣经》穿来走去，在牧师的温和祷告中，他得到了慰藉，这个阶段，他常常默诵《圣经》，餐前谢上帝，睡前真诚忏悔，有时流泪饮泣，深感迷惘……等这年的年底发生了西安事变，图书馆里看报讨论时事的同学越来越多了，他也逐渐离开了《圣经》，然后，整校突然间倾巢而出，实行省内军训—整个大时代突然变了，属于每一人的命运，也即从这一天起，完全彻底突然改变了。
父亲常会提到“七月八日”这一天，杭州的气温逐日升高，午休时他读《猫城记》至一时半，离开图书馆走回宿舍，整个大营盘静悄悄的，偌大的操场烈日当空，猛听到街上报童“号外！号外！”的凄厉呼喊声，他隔着矮墙木栅买了一份八开单页报纸，赫然印有特大醒目黑体标题—日軍炮轟宛平守軍！啊！战事全面爆发了！打仗了！正午炎阳晒得操场的砂子发白，皮肤刀割似的灼痛，地上是一动不动的一团黑影。
两小时后，全体学员紧急集合，范汉杰宣布军训即刻结束，所有学生立刻归回原校。下一日，他与同学坐火车到嘉兴，校方亦宣布放假，他乘苏嘉火车到了平望，雇小船返回黎里镇。他穿着校服，戴大盖帽，脚穿前掌有铁钉的军用皮鞋，急冲冲赶到黎里老屋。祖母端一碗炒米糖茶，惊喜交加，问他的脸和两手怎么晒成了酱蛋色，祖母叹息道：“玖生（他的小名），倷哪能这副样子了……”祖父听得消息，也即从茶馆赶回来相会，加上他的妹妹，全家四口（蕴姐婚后住杭州，大姐住本镇西首），算是在战火中团圆了。
以后的几个月，举镇惶惶不安，日军进逼的战事新闻不断传来，“八一三”爆发，战事激烈，日军飞机常从古镇上空经过，人人都在空气里闻到了火药味，谣言四起，一度传说：只要身穿丝绵袄裤（本地盛产蚕丝），子弹就打不进，死不了人。不久，平望遭到轰炸，形势逐日紧张。
[父亲笔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上旬，沪战失利，松江青浦一带难民船，首尾相接，日夜兼程，穿过我镇市河，向苏嘉路以西逃亡，橹声彻夜不绝。五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守军全线溃退，青沪公路日夜挤满官兵车马。十一日，上海失陷，日军自嘉兴占领平望，距我镇仅十余里，翌晨，全镇十室九空，鸡犬无声。全家避难于三里外老宅。
十一月十二日，吴江沦陷，全家离镇逃向祖居杨墅—逃难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此刻祖父再向那些老友们仓皇问借，已是五元都难了。
[父亲笔记]
沦陷初，自淞沪战线撤退到太湖地区之散兵游勇，自称游击队，多如牛毛，经常勒索钱财，百姓称“老刀牌”、“强盗牌”（均为香烟牌子）。中有程万军者，号称拥万人，自立番号“天下第一军”，后即投降日寇，收编为汪伪第一师。
三
那天我们退出“中金家弄”，便看见了安静的“市河”。
在旧时代，黎里与周边各镇只依船运维系，水网密布，眼前的“市河”曾何其繁忙。父亲描述当年来往的行船，一如上海马路上大小汽车那样络绎不绝。船头漆了红绿一对大眼睛的是绍兴快班，方头方脑的是夜航船，镇上地主与店家到四乡收账用船，包括有钱人的雇船，精光锃亮，统称账船。在沦陷之前，秋季的市河有更多更密集的卖菱小船，吴江四乡女子，打扮得“山青水绿”，一路摇船一路叫卖鲜菱，镇上的石板路、桥栏、驳岸，包括茶馆内外，立刻铺满了厚厚一层米色的菱壳。
眼前笔直的市河，曾是父亲少年时期的看台，也是无数“太湖强盗”驾快船前来抢劫的必经之路—我曾在中篇小说《轻寒》（《收获》一九九〇年第六期）中写一黑制服的水警，立于漆有白“警”字小舟中大吹铜号的场面，是虚构的一种悲凉；在父亲记忆里，每逢这特殊时刻，等于人坐家中，风云突变，忽听得一阵阵极为惧怖之声—全镇三里长的街面上，自西渐东的店铺响起一片关闭“排门板”声响，如骤雨暴风，如除夕夜大燃鞭炮那么滚滚而来。黎里镇四面环水，仿佛太湖流域一个岛镇，历朝历代都须经受这突发的无情劫掠，然而在少年人的眼里，从快船上跳下来的“湖匪”一点也不凶，有男有女，大大咧咧在镇上行走，在每座石桥布哨，队伍中的女子丝毫不减男子气概……“中金家弄”斜对岸有一大当铺，两扇包裹厚铁皮的巨门早已紧闭，门后贯有五寸见方粗大门闩、大丁字撑，但“湖匪”往往只撞数下，门就不声不响开了。父亲说：“现在想想，一定是有内线的。”一干强人即刻拥入当铺，也即刻搬出大大小小抽屉，朝快船的船舱倾泻银元，声音陌生，哗哗在耳，河中浮动大大小小的抽屉。镇上有个吃鸦片败家的乞丐，长年蜷缩于当铺门侧，第一个经过的“湖匪”，丢了一件灰鼠皮袍子在乞丐身上，闪闪发亮的青缎子面；第二个强人经过，一个挥手，“哐啷啷”几个银元，在灰色石板街上跳跃闪光。乞丐立即滚爬起身，诚惶诚恐，深深作揖道：“队长顺风！顺风！顺风！”
每逢这种场面，全镇只有瓷器店“海興盛”照样开门，店伙计靠紧柜台，“笃定泰山”，静看这一出大戏—是屡经乱世的传统：瓷器店向来属于“清水衙门”。
[父亲笔记]
田岫山，沪战撤离之下级军官，蓄两绺燕尾须，持红穗驳壳枪，号田胡子游击队，一律快船、便衣（俗称“便衣队”、“便爷”），曾来镇西当铺发表抗日演说—若镇方无诚意，即驻扎镇上“抗日”，万一引起烧杀，概不负责。镇商会赠300银元、廿担大米，当日开拔。
[《庚癸纪略》/倦圃野老]
咸丰十年（引注：一八六〇年，下同）
四月二十三日，西路火光烛天，晡时吴江陷。
四月二十七日，贼（太平军）尽南去，吴江城内外杀数百人，虏千余人。焚民房十数处。土匪肆掠。嘉兴陷。
六月初一日，五更炮声震天。贼起岸。下午闻贼退。土匪蜂起。
六月初二日，（同里）烟焰冲天，火势正炽。泰源、恒源、永和三典被土匪抢掠。放火烧尽，街上杀死数十人。晚间又讹传贼至。良久始定。
六月初六日，周庄枪船（民团）日日来搜土匪所掠货物。
六月初七日，镇上（同里）各无赖倡进贡之举。
六月初八日，黎里失守。南望火光不绝。
[《柳兆薰日记》/柳兆薰（柳亚子曾祖父）]
咸丰十年
四月初四，迁徙纷纷，太湖有蕉湖船数百，均是土匪，乘间思劫夺者。
四月廿七……梨镇（梨川，即黎里）惊惶，罢市则确，若长毛已到，则未得实也。
六月初八……长毛已到梨川，逃难者纷纷东下……七月廿九……舟至（黎里）市河，两岸市房自流下浜起至唐桥止，一片灰烬，惨目伤心之至。
十月廿四……小舟冒雾到梨川，知长毛头目钟姓在地藏殿，缙绅、耆民均已见过，极谦和，云是湖南人，告示安民，极工丽，极体恤……街上多长毛来往，异服怪状 [1] ，真妖孽也……
我父亲22岁，祖父50岁。
我（19岁）与家兄（金芒，20岁，图右者）摄于黑龙江嫩江农场，1971年。
一九七四年，我曾在黎里镇住了半个月，眼前这条“市河”，在当年印象里就这样窄吗？记忆中它宽阔很多，那时我已在黑龙江务农五年，回镇小住是因为近期有不少上海青年人已由赣、皖、滇、吉、黑等劳动地点转至江、浙祖籍落户，生活环境改善很多，回沪探亲也方便不少。这年春天，三姑母和表姐都这样来电话说：“舒舒（我曾用名）可以回转了，倷就是黎里镇人嘛，祖宗就是黎里人，倷不是上海人，不是黑河黑龙江嫩江人，倷是吴江黎里镇子孙……”得此信息，我就到上海老北站公兴路坐上长途汽车，沿沪青平公路来到了黎里，住三姑母家。那段时期，我每天在镇里无所事事游荡，后认识了一青年理发师，常去他店里看过期的上海报纸。理发店有两根柱脚插在水里，有时地板和镜子摇晃，是小船碰到了柱脚，他就推窗对下面的船夫说：“扳艄呀！”
但过了没几天，三姑母得到坏消息，镇“上山下乡办公室”已停办这种户口手续了。翌日，她想出另一个办法，准备找一个附近的水乡女子跟我订婚，这样的话，我肯定可以从黑龙江迁来此地。我表姐讲：“不过嘛，此地水乡订婚有一点啰嗦，就算目前阶段，至少倷也要买多少斤上海‘什锦糖’、‘大白兔’，上海葛丝被面多少条等等，做男方上门礼品，一道坐了小船，到女方屋里去拜谢。”三姑母看定我说：“倷阿答应？答应就讲定，下个礼拜，或者下下个礼拜一，一大清早，先约男女双方到黎里镇绸布店门口，见面再讲，阿好？”我当时笑笑，把这事告诉了理发师，他也是笑笑……但我父亲得知此事，即打来一份加急电报，当时我拆开封口，见里面一行字：“即使天仙美女也不许见面。”—我父亲怎会当了电报员的面，拟出这一句尴尬电文的？
订亲的事就这样作罢了，记得那半个月，我常在镇里游荡，坐在镇桥石栏上看看来往行船，看绍兴来的脚划船、从太浦河和太湖开来卖鱼蟹的渔船，水阔天远，石桥一座接一座，每天凌晨时分，镇上几家茶馆灯火昏黄，已密密麻麻坐满了人……
我父亲清贫的学生时代，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前夕结束了。
也是在这个阶段，他加入了中共的秘密情报系统。
他常常说，这是一种最讲规则、也最没规则的工作，必须随时独自应对突然的变故，常不知所措，不知如何是好—比如组织上一度派他到国民党三战区的冷欣指挥部受训（可收集情报），去后不久，该部却又调他去了郎溪。突然之间的调动，无法及时与组织联系，到达郎溪几天后，他又接奉了调令：即刻赶赴江西上饶的四十八都（现称四十八镇），接受更高一级的特工训练。这期间，他得不到组织上任何的指示，抵达上饶也无人商量，极为苦恼，只得称病暂住于民居，不办理报到的手续，屡次致电冷欣参谋部，“得患急病，难以受训，请求调回休养”。多天后终获批准，这才取道广德、湖州独自返回吴江。
他至今记得，同赴上饶受训的人员里，有吴江的马希贤（马希仁弟，曾任冷欣部参谋四课少校督导员，后被忠义救国军杀害）、无锡的朱影渔、溧阳的段道恕。朱影渔于一九四九年任江苏省保安总队大队长，因策划起义未果，同年被杀害于上海警察局牢房内。段道恕久无音讯，但在一九六〇年，有关“外调”人员找他回忆当年冷欣部特训班情况，提到过此人。
这段往事，我听父亲讲过多次，记住了一个细节—那时他从上饶返回吴江“养病”，独自坐车、坐船，长时间步行，有一天，他走入大片大片的竹海，满目是蔽天翠竹，长久在寂静无声的浓荫中行走，忽见一只火红色大鸟飞落到不远的竹丛前，久久停立不动，浑身披挂赤焰一般的羽毛，极为炫目。这不知名的红色大鸟，始终留在密密层层的翠竹前面，留在父亲和我的眼前，殊为特别。
近发现他某一首旧诗有相似的注：
一九三九年冬夜，群雁落余脚下，声闻数里，诚为奇观。
他回到了故乡，作为冷欣指挥部下派的上尉情报员，进入严墓县政府，同年与上海吴成方（中共中央社会部在沪负责人）接上联系，主要工作是“收集情报”，当年对情报的理解相对狭隘，认为只有“密件”才是情报，一般是从政府公文中挑出密件，寄往上海秘密通讯地点“先施公司于明达”。
[父亲笔记]
浙西来的朱文礼、王化鹏等一批人进入“政工队”，他们没有地方关系，据说是通过庄绍桢进来（解放后才知是同一个党支部），共同宣传抗日，后在镇上开“二五减租”座谈会，触怒了地方士绅，引起国民党注意，撤销“政工队”，改为“青工队”，我任队长，朱文礼开始同我接触，但双方总保持距离，互相猜测对方的政治背景。我记得曾在北栅田野同王化鹏散步，想摸他的底，他装糊涂。庄绍桢也忽然问我，上海有没有共产党朋友？他想找“关系”。我说没有。反问庄，别人都说你是共产党，会没有“关系”？庄说，啊，原来你也没“关系”啊。庄走后，我同萧心正谈起此事，认为庄是在试探。在那困难的年月里，双方一度是“捉迷藏”式的合作，对至今的人们而言，难以想象，双方没有“横关系”，客观上就存在隔阂，当时我真想把双方拧成一股绳，可发挥更大的作用，组织上不允许这么做，只能忍着。
[父亲笔记]
沈文潮当时在专员公署任总收发和监印，发觉了我和萧的举动，表示愿意一起工作，一次他甚至想随我同去上海，“让我看看上面的共产党是怎样一个人”。我曾把一份上海八路军办事处的捐款收据，请他送至吴江城内的金某。
[父亲笔记]
大革命时期建立的中共吴江支部，“四一二”后被打散，长期空白。“沦陷”后，国民党政治力量与乡村保甲制度仍秘密存在，始终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吴江一站一站通往后方，其时县党部收到的反共密件较多，文字较长即不易密写，如“中统”建立“农村通讯网”的密令，长至数页，都是萧心正手抄，装入一个纪念册的洋装封面内，由我带去上海。
[《六十余年前的特殊“口述历史”—〈中共谍报团李德生讯问记录〉书后》/程兆奇]
……上海的情报传往中央主要通过交通员亲传，而情报则用密写方法写在右翼出版物上；中央指示则用密写法写在衣物上传回。（密写方法大致有三种，一是米汤，显影是用一种叫“淀酒”的材料；二是用“五倍子”研碎书写，用“黑矾”显影；三是国外特殊墨水，用普通墨水涂后可自然显出。）……一般情报仍用密写法写于商品包装纸等物上，由交通员每月一次携往香港，再转延安。1941年7、8月间上海情报科拥有自己的电台……
这种传递方式，如旧电影表现的细节，包括带至上海香粉弄某旅馆等，大多为文字方面往来。
在父亲笔下，当年另一种影像同样溢于词表：
“夜半枪声急/移舟泊远邻/冰凌篙橹裂/袜破足跟皲/抱秸遮飞雪/捧瓯啜粝飨/田翁扫竹榻/稚女奉茶巾/辗转突围出/应知一饭恩。”
注：日军扫荡，冬夜常乘舟转移，多次投宿毛家浜处，某日大雪，余与心正拂晓在枪声中赤足涉水数里，旧影如在眼前也。
他在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三日《申诉材料》—密密麻麻工整蓝圆珠笔复写的红双线纸上自述：
40年冬，兼任吴江伪俞清志部队大队副，夜袭苏嘉线日军据点盛泽镇，亲自锄杀吴江汪伪“安清会”会长叶冠吾。
一陌生房屋照片背后有他留言：
盛泽毛家弄照片，摄于1981年。左首有车轮的门户，即1940年安清同盟会会长叶冠吾姘妇住处，当年这条街上摊贩林立，夜市兴旺，附近尚有戏馆，登楼将其击毙，事毕提枪出门，在戏馆人群中独入小弄去也。
吴江地区俞清志、沈文潮参加了这次刺杀行动，事后，俞等人亦即刺杀汪伪吴江区长简孝峰—父亲在《得百句赠友》中称：
“……众秀咸同德/况君茹苦辛/挑灯论史鉴/置酒说乡坤/喜见义旗下/同仇共此心……”
注：嗣后清志、文潮又杀敌伪区长简孝峰。朱见华从未拿枪，亦独自去盛泽杀一日军伍长。张贻翼领取自动步枪当天，正逢日军扫荡，提枪带二人迎敌狙击，掩护我们转移，后即带六七青年到梅堰公路伏击日军便衣，一时群情高涨……
他保留了其中二人照片，背后均有文字：
沈文潮，盛泽人，1941年8月□日（引注：原文如此）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秘密绑架，惨遭杀害，遗骸不明所在。
文潮未婚，殉难时年方二十三岁。虞仞千亦同日遇难于马腰桑林中，尸骨无存。同天被杀的还有庄浜马希仁家房东等数人。
读父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写的申诉，“俞清志大队长”职称前，他都留下“伪”字，我理解该部队属于“皖南事变”前的国民党部队—现相关资料，均称俞为“抗日青年”、“抗日志士”，俞部也是当年日军警备队、松山部队和绥清部队悬赏搜捕的重要对象。父亲保留了俞的照片，背后说明：
俞清志，安徽泾县人，1941年□月□日（引注：原文如此），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暗杀于吴江严墓镇（今铜锣）枫桥西街。
同年春，伪军扫荡坛坵，前有大河，后有追兵，俞部情报员许永蓼、文书施明不愿被俘，一起跳河牺牲，遗体出水时，衣袋里还藏有部队印章，农民为之痛哭不已。
他在《笠泽纪事遥祭诸亡友两首》后注：
马希仁弟马希贤，亦遭暗杀于商榻，尸骨无存。
父亲摄太湖照片及背面小诗，1948年。
“太湖呵 为什么你的脸这样红晕？你伏在那远山的脚下 细声细气讲些什么话？
而破旧的小帆船 你驮着满舱碎金的太阳 漂着船夫们的汗 是不是把太湖的控诉带向远方？”
摄于上海，1942年。
翌年春节，青年区长俞清志又为“忠救军”便衣所暗杀。
又：文潮、仞千牺牲，嗣后袁璋被杀，而朱见华竟贫病交逼自沉求死。
以上部分的引文，也即一九四一年春“皖南事变”后之复杂细部，其时“忠救”已从安徽进驻苏嘉湖地区（延伸至上海浦东高桥、东沟），这支队伍的行动与态度，难有《沙家浜》（原作《芦荡火种》）角色的戏剧化。
[互动百科/“胡传魁”词条]
……编剧文牧同志讲，剧中的胡传魁和刁德一一样，原本都是没有原型的虚构人物，只是因为胡传魁的性格有些胡搞，所以才让他姓胡，就像刁德一性情刁滑，就让他姓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