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里
一
一九四四年底，经组织同意，萧心正运用我父亲表兄蔡公弼的关系，通过杭州伪监狱长邢源堂采取“重病保外治疗”方式（没任何政治手续），得以出狱。但时过不久，萧心正即于苏州被捕。我父亲只能隐蔽于赫德路居士林“觉园”沈痴云处，“度过了最凄凉的1944年除夕”。之后，他在汪伪宣传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工作，不久接到通知，奉调淮南根据地情报部，接受组织审查—也是在得信的当日，他收到了黎里老家的来信—他的父亲，我的祖父，五天前在黎里老宅去世了。
他即赶回黎里料理丧事，从我祖母口中得知，我祖父去杭州探监的那次，正是家里最拮据的时候，去杭州没有车费，还要住旅馆，祖父不想来，可我祖母催得急，无奈中即向富裕的大女儿（我大姑母）借五至十元路费救急，不料被她一口回绝。对此，我祖父的伤心和愤懑可想而知，最后不知从哪里弄了几块钱，来杭匆匆见我父亲一面，这一面，终究无法让老人释怀，回到黎里就卧床不起了，最后是无钱求医买药，在贫病交迫中告别了这个世界。
父亲说，当年你大姑母出嫁时，家境尚可，嫁妆丰厚，夫家也很富足，只是她自小骄横吝啬，平素只爱打扮自己，婚后常去苏州游玩。这次对我祖父的求援竟然坐视不救：“她是家里最受宠爱的大女儿，却这样没有天良……”他在黎里忙完了丧事，特意上门痛骂了大姑母一顿，从那时至今的数十年里，他与这个大姐彻底断绝了来往。
[父亲致马希仁信]
鄙人吃官司，先严闻讯急得失魂落魄。事为苏州我姑丈所知，也非常忧虑，生怕凶多吉少。姑丈是书香之家，幼年由老太爷授《易经》，所以会算命。另外我的大姐夫是黎里镇凌甘伯长子，父子俩也都读易，而且都会八字算命甚至看风水。抗战结束我到苏州，姑丈说，你被东洋人捉去后，我同你算过一命（我的生辰八字，姑丈都知道），真是奇怪，这一年你命里正是“天克地冲”。接着他呆呆地说：“玖生（我乳名），当时我排一排，你的命真不怎么样……”似乎不胜扼腕之意。俗语说：“天克地冲，银丝挂钟。”危险倒是真的，然而他没有排出解放后我的灾星。“不怎么样”倒是千准万确地算中了。
祖父去世时父亲佩黑纱照，1945年。
1945年，回沪后在静安寺路一大宅所摄。
襄阳公园，1948年。照片后题：“翘首云天，忧从中来。”
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运命“不胜扼腕”的寻常……
[《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
……1945年初夏有天清早，我正在凡尔登花园家里二楼卧室梳洗时，张锡祺的弟弟忽然来家告诉我，张锡祺和住在该院的楼上的党员刘之光（真名吴成风）及刘之光介绍到该院挂号处当事务员的女党员黄英三人一起被日本特务逮捕了，关禁在四川路日本宪兵队。我听了很着急。忽然想起林医生曾告诉过我：他有个日本病人是日本宪兵队长，叫金井……开始金井板着脸不言语……我们送给金井金币四十元，白兰地酒两瓶，并请他吃饭。经过一个多月，张锡祺等三人由林医生做担保人都搭救了出来，据闻张锡祺等三人和台盟有关。
（父亲为此文加注）
吴成风，为吴成方，又名刘国光，1925年党员，属社会部，已故，终年九十二岁。
张锡祺兄弟俩在今淮安路江宁路（戈登路）口开设光华眼科医院为掩护，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有日本方面的联系。吴成方常去见面。
黄英，解放后在北京安全部工作，1942年时用名黄悦兰，沈静文是她丈夫，解放后在新华社工作，已故。
如今读到父亲接赴淮南审查指令直至成行细节，除特殊的隐蔽色彩外，颇有运命无定的漂泊感。
[父亲《申诉报告》/六十年代第N次]
A……某日于霞飞路（引注：今淮海中路）复兴咖啡馆见张静林（党内称“张胖” [8] ），通知去淮南根据地“加强学习”一事。
B后一日，在霞飞路善钟路（引注：今常熟路）口电车站与潘秋江联系，潘告诉了下一次联系地点及暗号。
C……去地地斯咖啡馆，“张胖”问有何困难，答一切准备好了。
D……同何犖接上联系，此次由何带到淮南华中情报部。
在淮南华中情报部，经过多次谈话审查，包括汇报“被捕出狱经过”，终告结束。部长潘汉年此时去了延安，由城工部长刘长胜（兼）做了审查结论：“你的报告曾山同志也看了，我们认为你在被捕后的表现是好的，经过了党的考验。”
并无书面结论—应与当年环境有关，包括返沪后他与领导人刘人寿接上了联系，同样无需和平时代的组织介绍信。
[《一切已归平静》/原载于《生活月刊》/金宇澄]
……他年轻，他的活力神奇抵御了严重的疾病，恢复年轻人的体魄和风貌……日本宣布投降的那天晚上，是他和朋友庆祝胜利的狂欢之夜，一群青年人开怀痛饮，在路上漫无目的闲逛，高声谈笑，无所顾忌，陶醉中走近西区，已是子夜了，看见附近绿树丛中某幢大洋房，通体灯光雪亮，门窗大开，顿悟这是某大汉奸的宅第，于是大摇大摆推开铸铁院门，进入这所大房子，满地狼藉，宅主显然已逃匿，猫狗全无踪影，凌乱的大菜间里有几箱洋酒，众人打开箱盖，人手一瓶，巨大枝型吊灯照耀着一张张年轻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于是歌唱起来，声震屋宇，一直闹到东方既白，一个个醉倒在细木地板的波斯地毯上。等下午醒来，这幢折衷主义风格的豪宅仍不见一个人影，只有花园里小鸟在鸣叫。
他不会知道，他的命运人生，将长期纠缠于“审判口供”最终数行的问答中：
……
问：你今后干什么？
答：回《先导》去。
问：今后愿为南京政府做和平文化工作么？
答：愿做和平文化工作。
一九五五年，他因涉“潘汉年案”被隔离审查。直至该年九月始审被捕变节，审理者打开他当年的全部供词，抽取最后的这几句问答，当即认定他“叛变”。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二年第N次]
我第一次写了检查，反映我的抵触情绪，下一日，负责审查的俞平原同志见了我，劈头大骂我是“叛徒”。他对我说：“不老老实实承认，就逮捕！”我搞过运动，估计在那种情况下确有可能，不敢理直气壮地再与他顶（已经顶过一次了），被逼写第二次检查，也孤立地就一句供词承认背叛了党。其实就这份检查中，如果细心研究，一面强调被捕后绝无叛变行为，另一面却突然承认错误，这是矛盾的，但是俞平原同志并无觉察，不几天，就把我逮捕了……
处理结论其一：也即“被捕变节”。某负责人说：“我们说你是变节，你说没有失节，现在又不好向日本人调查……”
经过他数度申诉，一九五八年的“初稿结论”改为：“被捕失节。”
经他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五年N次的申诉，结论略改为：“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
[《明室》（三十六节：“证实”）/罗兰·巴特]
……自己不能证实自己，这是语言的不幸（但也可能是语言的乐趣）。语言的实质可能就是这种无能为力，或者，用一种肯定的方式说：语言在性质上是虚幻的。为了试着使语言变得不那么虚幻，必须有一个巨大的测量装置：求助于逻辑。或者，在没有逻辑的情况下，求助于誓言。
在漫长的申诉过程中，他已清晰地意识到—即使再如何申诉，也未必能有“实事求是”的结果，只能接受并赓续下去。
一九五五年—在我母亲描述里是“大难临头，人见不到了，待遇取消，必须搬家”之年。最为感叹的是两个月后，通知她送冬衣，“地址也就是日伪时期关你爸爸的南市车站路监狱，后又转他到建国中路公安局……”
[父亲《申诉报告》/一九六〇年四月]
……附带一笔，1957年市委负责烈属工作部分的人员，向我了解程和生（真名郑文道，已牺牲）被捕的情况，据说由于他生死不明，长期没有查清，一直没有定程为烈士；老程还有老父亲在广东，没有享受烈属的待遇，虽然我的问题尚没查清，但程和生同志的表现是坚定的……
父母摄于苏州西园，1948年10月。
着蓝布（阴丹士林布）旗袍，沉默，朴素，父亲初以为母亲是小学教员，当时他住康脑脱路。这年暑假，常常在午饭后，太阳热辣辣的，母亲雇一轮黄包车去看他。
经过二十四年的纠缠，延至一九七九年，我父亲的“政治历史问题”才获得完全的改正。
然而关于他们，关于这一段难忘的细节历史，关于中西功呢……这一截昔时光影的“积藓残碑”，复杂文献漫漶凝结，时显时隐，于当事者言，仍如海上冰山那样触目……那样无法忘怀……
[《红色谍王》/董少东]
据俄罗斯解密的苏联档案，苏联方面在佐尔格被捕五天后就获知了这个消息，但莫斯科选择了沉默。日本则紧张筹划着对美国的战争，也没有对苏联提出公开的交涉。据说，日本驻莫斯科使馆曾向苏联提出，用佐尔格交换1939年日苏诺门罕战役的日本俘虏，但得到的答复是：“我们对理查德·佐尔格这个人毫不知情。”
[《党的文献》/一九九八年第五期]
中西功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的国际反法西斯主义战士，他曾是日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共党员。在中共江苏省委和王学文同志领导下，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做出过不少贡献。1942年，他被日本特高课拘捕，判处死刑。他和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一起，在狱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为了拖延死刑执行时间，在狱中，他历尽辛苦，写下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史》。正当敌人要对他执行死刑时，日本政府宣布了无条件投降，他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仍然积极从事中日友好活动，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建设的文章。
[《吴成方谈话摘要》/一九八五年七月九日午后，上海寓所]
中西获取的重要情报并不多，主要是“满铁”的汇编。“日汪协定”公布前，中西曾送来这份材料，交程和生，他另有藏处。经沈安娜交舒曰信，由舒编写后，再经龚饮冰阅定处理（包括发报）。潘、刘、我三人都在舒处看材料。中西在上海，从哪儿能取得机密文件？他对程和生说的多是分析研究，不是文件。而我们需要第一手文件，连图章都要核实的。因此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事，事先他是否能取得、交来情报，除我，舒曰信他们也会知道。我做的工作也不止中西这一拖（引注：原文如此），情报来源不止他们数人，中西说，苦于不知道爆发太平洋战争的时间，他们是做了工作的，但现在说的太玄了。
第三国际同我们根本没有联系。中西等人同佐尔格案中的日本人来往，根本没有向我们汇报过，怎么把我们的情报活动和第三国际情报案拉在一起？
有些文件，当时是从另一条线弄来，关于日军番号等武装情况，有人同管文件的日本人打交道，请他吃喝，这日本人没什么文化，问请客的钱哪里来，说是写文章得来。日本人相信了他，给他看材料。后来日本人升官了，这条线的来源就断了。
[父亲“抗战时期上海情报史座谈会”发言/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七日]
“佐案”暴露，中西功是其中之一，中西功同“佐案”中三个日籍情报员是同班同学或同事关系，实际上同他们没有建立工作关系，资料说明“中西功在中国或日本都没有参加佐尔格小组”、“同中西功没有关系”、“他替中共工作，捕前在满铁上海办事处工作”。中西功是由于替中共工作而受到起诉，但迟迟未判，直到一九四五年九月美军已经占领日本之时，才移解法院判处无期徒刑。过了十二天，根据新颁布的释放政治犯命令即获释放（参看《佐尔格案件》/[美]狄金及斯多利/二八八页）。中西功等日本人在被捕前为我们党做了不少工作是事实，但是怎样看待他们的被捕表现：招了口供，供出上海、南京我情报部门地下党员（代表上级的联系人）地址，造成了事实上的破坏。这究竟是什么性质，如果在审干中，该如何做结论，不是很清楚吗？对于出卖叛变的人，不能扬善隐恶。如果不分是非，就谈不上立准立好史料。同样的理由，对中西等的“回忆录”一类东西，也应联系被捕的表现，必须用清醒的态度对待之，许多老同志在，我就不多说了。
关于转移不转移的问题，已经是历史了，我在被捕后也产生过埋怨领导的情绪，但是事隔四十年，只宜从积极方面总结教训，不该追究个人责任，在地下环境下，其他各条战线也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失误，其原因往往是多方面的……
[《吴成方谈话》/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上午，于文艺会堂]
我们这一拖情报系统的干部，过去规定是不向上汇报的，很可能没有资料。
（一）季纲（李德生），张明先，陈一峰，汪锦元，方志达。
李复石（交通），下面在锦江饭店、锦江茶室有董竹君和刘伯吾。
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中西发展），郑文道，钱明（郑文道侄女）。郑文道联系中西等日本同志，还有一洪帮头目，山东人。
（二）季明（步飞、崇威）。
季下面有一拖华侨关系。（有些非华侨也归他，季曾去新加坡。）
吴天爱人钱莉兰，王石安，林思远（昆山县长），潘子康（联系作家李小峰），何福基，倪青，林平，林之爱人史罗莎（原在社联），王宣化（见过李士群），关露（关系在夏衍处，但在情报系统工作，见过李士群搞策反）。
（三）刘钊，刘少文安排管文件。
（四）缪常青（国生）。以下倪之璜（又名倪子朴），刘述梅（美国留学生，后派崇明打游击受伤，病故于上海医院）。
搞武装有梅先迪，朱松寿（均为江阴人，帮会头目，老同志，初搞“武抗”后搞“江抗”）。
恽逸群（搞情报，关系在外面，缪常青常为恽代笔写社论）。
梁曼谷（派去苏州），吕秉生（西药业，是刘述梅介绍）。
金若望，萧心正。尤迁（交通）。
王绍鏊。
交通陈来生（姓甄），王月英。
陈关通（陈来生亲戚，下面有数十人）。路新根（邮差）。
上海警备区密件打字员两女同志。（这部分属军统陈一鸣，内容是针对逮捕共产党上报密件。陈后来起义。）
周明（女），派去打入托派（后调入苏北社会部，一直没联系，解放后为她做了证明，恢复党籍）。王高。
（引注：五至十三略）
（十四）台湾张锡君，张锡奇，谢乃光，李伟光。
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事，当时并没有拿到确实情报，仅是我同张锡君的分析，按战争规律，一般是在星期日发动多，一日、八日、十五日都在星期天，张锡君同K做假情报，就报了八日要爆发。K不相信，事后验证了，查问从何而来，张就造谣说，其兄的老婆是日本皇族。
张为我们搞来台湾方面许多军事活动、番号的情报。解放后判二十年，现已平反。
……
二
牵扯这一些新缣旧素，或者零缣断素，是否都与故乡黎里有关？
记得那天，我们和父亲静静看了古镇，对岸是“柳亚子故居”，其中部分建筑曾于一九六〇年辟为了孵化厂，原属周家老宅，祖上周元理，乾隆年间的直隶总督、工部尚书，后代做过蓝顶子道台等等，最后败落了，顶给了柳家两进，军阀时期柳氏“复壁藏身”就在此宅（我祖母的堂兄蔡寅，是柳亚子的二姑夫，柳亚子曾对我父亲说，你我是同辈表亲）。童年时，我父亲每进周家，可看到内庭金龙环绕的乾隆所赐九个“福”字匾额，名“赐福堂”。这座罕见的江南七进大宅，门口竖有八根旗杆，内中包括“四面亭”、“五亩园”，有班房、家庵—我祖母迁来上海之前，一直给庵里的吕纯阳进香，近旁另辟一小庵，供有狐仙，那是一个白衣少年塑像，现都消失了。
[父亲笔记]
幼年患痢，家慈即去吕祖庵求签，签诀以木版字印于杏黄纸上，长约五寸，宽一寸，系七绝一首以占凶吉，若求仙方，则写五味药，病家自外店赎服，余竟以得治。
拜狐仙一事，缘出周家隔壁王家（同为大宅）曾经“天火烧”，民间都认为大火由狐狸引入，必认真供奉。父亲说，金家早年也因失火迁来了黎里，当年很多大宅遭火灾，然而家家筑有“风火墙”，一般不可能自燃—“应该是佃户放的火。”
黎里镇有不少深邃的官气大宅，格局规模远比朱家角、周庄、西塘要气派得多，数座明代石桥，有所谓“黎里十景”，但因为紧邻沪青平公路，自1950年代起就陆续消失，逐渐扒除沿河民居、传统廊棚（我们去的这年又在恢复），建造水泥房子。及至一九八〇年初，镇办的各类经营项目一如雨后春笋，其时古建筑专家阮仪三先生曾自荐家门，游说古镇保护，结果是被镇领导粗暴赶走—阮先生也因此顿悟，去到交通不便的地方，最终发现了冷僻的周庄与平遥古城。
[CCTV《面对面》/阮仪三（下简称阮），王志]
阮：我跑到那个镇（黎里）上跟他讲，帮他搞规划，帮他做设计，我把我们省委给我开的大介绍信给他看，他马上就回头（引注：回绝），我们这儿不要规划，我们这儿建设得很好，不要你们知识分子跑这儿来多管闲事。
……
阮：你们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来实习，我们忙得要死，你们不要来干扰，请你们赶快走。我们还想抢辩几句，他就双手把我推出门去，就动手啊。把我踉踉跄跄推出去，推出去还不算，我们走出门了，他赶到后面，还在院子里大吼一声，这两个上海人啊，食堂里不要留饭给他们啊，不要卖饭票给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赶快滚蛋，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在食堂吃饭，没地方吃的。
……
阮：看到那么许多好东西，就在那个时候毁掉，我心里疼得不得了。看着明代的石桥就这么被拆，看到那些明代的建筑、清代的非常精致的建筑就这么被拆，非常非常地痛心。
……
阮：后来我就改变策略了。不能找交通沿线的城镇，因为交通沿线的城镇，它汽车交通很方便，我想就是要找一些根本还没有发展的，这一种所谓发展生产的意识还比较淡漠、还不太清楚的，后来人家告诉我，有一个画家告诉我周庄，周庄那个地方，没有人知道，很偏僻。
直至一九五〇年，我祖母一直希望我的父母能在金家老宅结婚，甚至为他们准备了婚房。我父亲一九四八年在苏州买的一些旧家具，初期也置放于老宅二层前楼。一九五〇年，我父母在上海结婚，一年后，我祖母迁来了上海—她只能同老宅告别，带着自己当年的嫁妆，大小清代碗盏、做工精良的旧式米桶、大小脚盆、装糕饼点心的一对古锡樽、一座光滑小石臼（黎里人制“虾圆”的石器，已传三代），总之，能带的她都带着，带到了我父母住地的虹口溧阳路，然后随全家搬入卢湾的长乐路。之后，也即我父亲运交华盖、正式被逮捕、取消所有待遇的一九五五年，祖母又随着我母亲和三个孩子搬到附近的陕西南路六十三弄，住进我外公解放前购置的一幢三层洋楼。在我的童年时代，这个地段尚无热闹的地铁站，静谧无人，时会见一个推着磨刀剪小车的落魄白俄远远过来，腰杆笔直，旧西装纤尘不染，清晨常听淮海路上有轨电车经过，嗡嗡作响，再就是我牢固记忆里铜铃低音，一直由远及近，由近及远，意味着附近有母马经过，中国人或白俄，牵一匹白马或灰马，慢慢慢慢走过附近街道，马脖子挂一小铜铃，听到了铃声，居民端搪瓷碗或茶缸出门……不久的不久，这层宁谧也就被冲破了，我外公的产业因为“公私合营”，全家也迁来这幢三开间三层的洋房居住，楼上楼下人口众多，在这样的环境里，只记得我祖母很少说话，经常微笑，上海吃定息的资本家与反革命破落地主家庭的生活，就这样拼合在一起，其中生发的对于经验和历史的交错，应是我祖母最深刻的感受了。至一九五九年，我父母调至湖州水泥厂下放（太湖小梅口，择地质队之岩芯储藏室为宿舍，父亲戏称“顽石堂”），我祖母仍像面临黎里老宅数度突变的姿态一样，继续操持这相对陌生复杂的家，她只是经常慈祥地看着我，对我非常宠爱，我每天都把不喜欢吃的菜梗拨到她的碗里，听她早晚念佛。她完全不知晓我父母的事，只是朝夕面对老式百叶窗，嚅动嘴唇，保佑他们无病无灾，专心缝制她的冥衣、绣花寿鞋，让我如今还能清晰见到鞋底那几片七彩祥云和两朵并蒂莲花。在上海食品供应最艰难的时光里，我祖母一直忆及黎里镇她新婚期的模样—那时镇外到处桑田，到处鱼虾，即便街面上最潦倒的乞丐，也是穿丝绵袄裤，盖丝绵被子，不吃死鱼死虾……自十七岁起，她即戒除荤腥，灶前从不试咸淡，却可以做出最美味的红烧鱼，她一直啰嗦黎里镇琐事，从不改换初心，这一幅鱼米之乡的丰足图画，在漫长的困难时世，那是极其的虚无，也是一种坚定扎实的慰藉或困扰。
太湖岸边，1948年。
苏州，1948年。下为母亲字：“太一本正经了，头发给你正经得变出灰白色了。我不知道你是小眼睛还是大眼睛想睡觉。三六-四□ 无锡 元（鼋）头渚。”
合影，1948年。
结婚照，1950年。
[父亲笔记]
黎里风景：
春—塘里鱼竹笋，麦芽塌饼（采紫苋头），水银鱼，野菜马兰头拌豆腐干丁子，莼菜（叫卖）。
夏—香瓜，芦黍，白糖梅子，家家做黄豆酱、梅酱、串条鱼汤，吃鳗鲤菜、鲜毛腐乳、生笃面筋，西瓜皮吃法妙不可言，菱（叫卖：野菱、戳嘴菱、圆角菱、和尚菱）。
秋—蚕蛹吃法，月饼和百果糕，扁豆糕，豌豆糕，赤豆糕，风干荸荠，白糖拌风菱。
冬—热乌菱，盐金豆，米饽，家家炒米粉，做风鱼、酱肉、酱蹄，做过年团子（葱油萝卜丝馅，南瓜猪油豆沙馅，野菜馅）。
记得那时我养了只兔子，走遍附近南昌路、巨鹿路、襄阳路小菜场竟找不到一张菜皮，最终让它死去。祖母摸着细瘦的兔子说：“倷阿晓得？伊（小兔子）去月里唻，倷阿相信？八月十五倷望一望唻？”一九六三年她在附近淮海医院平静去世，临终前对我父亲说了心底愿望，想吃根油条。待父亲急急买回，她已经走了。
于今我唯一遗憾的，是无法细问我祖母和父亲，关于我祖父入葬的现场。“大跃进”时期，附近陕西南路长乐邨（即“凡尔登花园”）长长的围墙，几天内画满“大炼钢铁”、“赶超英国”、“一天等于二十年”壁画，鲜艳色彩之下，梧桐掩映的幽静街区全然变了，也是在这一年，我父亲收到了黎里镇的通知，为“向龙王要粮食”，祖父墓地将迁作公用。就此父亲赶回到镇上，买了数个火油箱子，请人剪开拼接成一大张铁皮，放上我祖父的遗体化成骨灰，带回了上海。我记得父亲对母亲说，待火焰升起，他就跪下给祖父磕头……祖父睡在大铁皮上，身穿灰布长衫，完全原来相貌……但是在一九七二年，我三姑母从黎里来，手拎湿漉漉两个蒲包，内有一只免“肉票”的蹄髈、两条活鳜鱼、鲜艳水红菱—早年她因情感问题吞过几盒白磷火柴头，之后常常独坐抽烟，喃喃自语，她和我的祖母一样，非常宠爱我，为我盛饭，为我仔细整理返回东北嫩江的旅行袋。记得某日她抽着烟，在烟雾缭绕中忽而悄悄说到了当年黎里的掘坟现场，灵榇已经全朽，像盖拢一床咖啡色丝绵被，阿爹（爸爸）相貌如生，戴一顶制帽，一身青灰颜色哔叽制服，尖头高帮皮鞋，武装皮带。数天后，她对祖父的衣装记忆变为铜盆帽、薄呢短裤、羊毛长袜，身侧摆一支网球拍子……我一直疑惑这种说法，但那时我养了多年的小松鼠每一回失踪，全家只有她清楚，“小家伙”是躲在菜橱下面，还是藏于每天收起的帆布床夹缝褶皱里。这个小动物是一九六七年我“步行串联”在杭州虎跑的短松林里抓到的，牙齿尖利，经常咬坏铁丝笼子，有次咬坏了三姑母的呢大衣，让她十分气恼和痛惜。
一九六三年，祖母去世，遗体于斜桥殡仪馆火化，我记得父亲当时告诉母亲，选购骨灰盒时遇到了巧事，恰逢市里援建蒙古人民共和国一座建筑物，殡仪馆进到了少量孔雀绿大理石零料，这种石材在当年十分珍贵，说只有国际饭店大厅里才看得见几块，他为我祖父母订了一对这种石材的盒子。
在印象里，父亲一直与时代同步，但是每至新年，会憬然忆起黎里旧俗，提到遥远的“麦芽塌饼”，包括除夕“祭祖”、“小辈为长辈磕头”，常憾叹祖父去世“家祭从简”……这几乎是深入他血液的某种印痕。数年前，他在我写此文的记录里圈去了“我祖父金九龄”并加字：“后辈子孙，不能直呼长辈之名，你不懂，不许提名。”一九九一年底，我外祖母在家中去世，父亲时年已七十二岁，我见他仍然恭敬地缓缓跪下身来，为老人家磕头。
[我的日记/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祖父的骨灰，当年暂存上海胶州路万国殡仪馆，一老者接待，见“金九龄”三字，脸色一震，上下细察打量，忽然客气而周致，欲言又止—我父亲即意识到，对方一定误认逝者是上海青帮“通字辈”大佬（旧上海闻人。法租界巡捕房探长，1949年前后去台湾）—此人与我祖父同名同姓—这段回忆，是今早家兄说起的，因而上文“不准写祖父名字”一事，是否有更复杂的意味……
上海，1950年。
上海，1951年。
父亲和同事们在外滩，他和蔼坦荡，大家都喜欢和他交往。
午休时的黄浦江，他们无忧无虑，不在乎收入多少，对前景充满梦想和希望，微笑发自内心，这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光。
三
[父亲笔记]
我读初中，来往苏、黎，每一次总会仰观一座石头桥，在吴江、八坼之间的古运河道上，横跨运河。石拱甚高，过大帆船不需卧倒桅杆，不需下篷，每一回旅客中必定有人说：呵，尹山桥到了。就如乡下人仰观（上海）国际饭店惊喜不已。我父回忆1913年爆发“讨袁”二次革命，各省纷纷独立，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响应，上海陈其美率军攻打制造局之际，吴江也宣布独立，黎里人殷佩六，参加了这次行动，带领讨袁军，驻守尹山桥，抵抗军阀部队的镇压，开了火。但据说殷佩六听到枪声，狼狈逃回家躲起来，从此不再讲什么革命了。殷是我的父执辈，小学时到与他同住的同学家玩，我称他“佩六叔”，矮个，胖圆脸，留着两绺八字胡，一点看不出会闹独立的模样。他是医师，但不以行医谋生，病人极少。据说他敢开别人不敢开的重药，如大黄之类的虎狼之药，胆小的病人不敢请教，镇上其他儒医治不好的病人，请他开三贴重药，也有霍然而愈的例子。镇人在背后议论，“尹山桥打过仗，到底胆子大”。如今回想，黎里参加讨袁的人物，虽昙花一现，没闹出名堂，总比冷眼看的老爷们有胆量。守过尹山桥，不能小看他。
（父亲为“尹山桥”加注）
《明史》康茂才（P：396）率水军，从朱元璋克江州，陈友谅西逃，又麾师江南，攻张士诚，拔湖州，近逼平江（苏州）：“士诚遣锐近斗，大战尹山桥，茂才持大戟督战，尽覆敌众，与诸将合围至城。”
对于逝者，常挂我父亲嘴边的是他的假胞兄程和生，另一位是小学同学沈玄溟，少年时代的亲密玩伴，两人喜欢去看镇上佛像店、裱画店。沈家房子比金家新，三进三开间带厢房，天井有一棵老山茶树，高至二楼，遮得冬夏不透阳光，因此方砖地长年生满青苔，气氛相当阴暗。最特别的是，沈家大白天都在楼上走动，厅里不挂字画，不见人影。夏天我父亲和玄溟走到沈家天井里玩，玄溟朝上喊“姆妈，热煞唻”。楼上“咿呀”一声，帘子里露出一张明媚端润面孔，吊下一小竹篮，篮中两杯冷开水，他和玄溟“咕咚咕咚”喝尽，篮子收上去。这是玄溟的母亲，婚前在上海某知名百货店做事，属“五四”前上海最时髦的职业女子，平湖人，天足，一次与玄溟父亲沈剑霜邂逅，展开了上海的新式自由恋爱，双双回镇结婚，生下独子玄溟。
沈剑霜是我祖父的朋友，镇上洋派人物之一，早年和我的祖父一样穿西装，会拉小提琴，也工书法，精“瘦金体”，娴商科。我父亲叫他“剑霜叔”，多次看他运刀如飞，石头直接捏着，只一会刻就了印章。
婚后的沈剑霜，仍在上海教书。三进大房子，只有玄溟和母亲、外婆在一起生活，因为都不是本镇人，少有亲友来往。暑天正午，在古镇的蝉鸣中，父亲听到断断续续的风琴声：《霓裳羽衣曲》、《因为你》、《落花流水》……那是玄溟母亲的琴声，之后有一年，玄溟母亲就将楼下厢房租给一个青年医生做了西式诊所，使这座阴沉沉的大宅子添了些许生气。
历史上的黎里镇，从来不缺著名中医，只西医少见，且沈家不远就是镇公所、警所，一旦四周乡民打架、械斗，头破血流来镇上理论、验伤，都会进入沈家就诊。玄溟的母亲时约三十多岁，青年西医眉清目秀，才二十出头，吴姓，个子不高，态度极为和蔼。然而这西医诊所只开了半年多，沈剑霜忽然就在上海辞了职，匆匆回到镇里生活。我父亲每次遇见“剑霜叔”，印象里都是面容凝重，沉默寡言，独自在镇里走动—据说，沈已发觉了妻与青年医生的不贞之事。镇里几家茶馆，自然也早就传开了沈家的桃色细节。从此，沈剑霜常在街上独步，郁郁寡欢，对熟人不讲一句话。
之后，据说沈结识了本镇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小姐”，对方能诗善画，态度顺和，让沈剑霜下决心准备离婚，之后就娶她。没有想到的是，玄溟母亲极为厉害，一方面坦承了自己与吴医生有染，却绝不应允丈夫离婚，两人常为离婚之事大吵大闹到深夜，引发了玄溟外婆过世。这样的僵局维持半年多，直至有一天下午，玄溟的父亲沈剑霜，静静走下楼梯，走进厢房，打开吴医生的药物玻璃橱，吞了一小瓶的生汞。沈剑霜自杀了。
镇上某测字先生说，沈大少爷名字里就有难，图章刻得好，刀运得好，但字里有刀，配雨字头，也即凶险加眼泪，两样摆一道，苦唻。当时我父亲十二岁，沈家出了如此大事，每见玄溟的悲切之色，苦于难以安慰。我祖父和沈剑霜虽是朋友，也表示了沉默，只能是在自家饭桌上多次大骂“人心太坏”！
我父亲与玄溟的同学之谊，由亲切化为沉重，即便表面不言，有时也去父丧后的沈家探望，次数却逐渐少了。玄溟母亲仪态如常，之后就直称青年医生名姓，亲昵如家人。吴医生玉树临风，眉宇间同样是十二分的自然。沈家在镇里开有一家腌货行，原先一直由玄溟母亲打理，之后逐渐由吴医生经营，男女两人也公然于镇里镇外双双走动，不避他人耳目。再以后，我父亲小学毕业去苏州读书，玄溟去到吴江读县中，两人互不通信。一次我父亲回镇发现，玄溟经常不上课，已学会了抽烟，会打麻将，之后就听说，玄溟辍学回家了—是遵照玄溟母亲的意见，尽早做了沈家的“一家之主”。至我父亲读高中时，玄溟已经结婚，女方是镇西一典型的乡镇小姐，我父亲以前见过她立在自家门口的样子。直到抗战爆发，其时赴苏、浙、沪读书的学生基本都返回了本镇，参加抗敌后援的种种宣传活动，多次聚会的人群中，已没有玄溟身影。据说他一直宅于家中，享受所谓“新婚的幸福”，且结交了一批好赌的朋友……再以后，玄溟吸了鸦片。
阴暗的沈宅一直孕育着事态的恶化，其实在本阶段，青年吴医生已完全控制了沈府的财务，成了一个隐秘的富商。玄溟母亲虽终日对镜梳妆，实亦难掩年华的老去，已然是一位“阿婆”了—她平生做出最愚蠢的决定，是把一华年玉貌的儿媳娶回了家，儿子玄溟好赌成性，整日举一枝“甘蔗枪”，卧于烟榻吞云吐雾，只知道从吴医生手中取用赌资与烟钱……
[《夷氛闻记》/梁廷枏]
……烟枪多用竹，亦有削木为之，枪头镶以金银铜锡，枪口饰以金玉角牙。闽粤又有一种甘蔗枪，漆而饰之，尤为若辈所重。
（父亲为此文加注）
此枪利其轻，又能“清火”云云，江南乡镇流传已久。
就这样，这位沈家大宅里的青年吴医生，逐渐逐渐也就做了玄溟妻子的入幕之宾……这事终被玄溟母亲发觉，两个女人为此破口大骂，声闻户外，继续成为了几家茶馆的火热话题。
某年夏天，黎里镇大小茶馆再爆消息—青年吴医生与玄溟的年轻妻子席卷沈家所有金银首饰、钱庄存款私奔了，肯定在黎明时分坐了小船出走的，却不知这对男女最终去向了何方。当时黎里镇及四乡环境相当复杂，原属汪伪和平军的地盘，又被国民党游击队控制，基本失去了起诉与传讯的方式。玄溟的母亲失魂落魄，跑去镇上多家钱庄询问，庄上先生都回答说：“三四日前是吴医生提现了。”沈家腌货行的老账房应声道：“回沈少奶奶，店面早就盘把镇东陈老太爷了，倷一滴滴呀弗晓得唻？！”玄溟母亲惊、急、气、羞，数月后在沈宅阴暗老茶树的阴影里中风去世。
父亲说，黎里镇不少大户人家的后代都经历了种种家道突变，在赌、烟之中弄到死无葬身之地。他小同学玄溟，早在婆媳相骂期间搬离了沈宅，待等吴医生裹挟他的娇妻卷逃、母亲亡故，只遗留了吴医生来不及卖掉的沈宅。这幢三进三开间大房子，战前值好几百石大米，一百石米时折一根“大条子”，沦陷后镇上房价大跌，也因玄溟懦弱无能，最后只能在掮客的七骗八哄包围之中，三折卖出，款子付掉玄溟所欠烟赌高利贷和母亲丧葬费，余钱在一年多后也就用空了。
一九四五年初，父亲回镇料理祖父的丧事，据某同学称，玄溟最后已经食宿无着，流落街头，幸亏腌货行一老师傅动了怜悯，把这位昔日的少东家接入仓库，在堆置腌货的地坪旁铺了稻草，容他遮风避雨，暂进两顿粥饭，但毫无办法满足其鸦片烟瘾，最后的玄溟，是瘾发哀号而亡的，死时才二十五岁。
[父亲笔记]
这故事是我在七十九岁时写的，它同我的读书笔记混在一起，束之高阁，这一搁，竟过了十三年，如今我已经九十二岁了，再回顾这件旧事，故事讲完了吗？讲完了，又似乎没有，最近偶然乱翻书发现的旧闻，在一本小册子上赫然印着一段记录：抗战期间，黎里镇一位年轻的西医曾派人通风报信，使中共地下吴嘉工委书记及时转移脱险，传为佳话。令人惊讶的是，做这件好事的，便是这个吴医生。
呜呼玄溟，童年情深。
既长回乡，草木无声。
路人叹息，谁为招魂。
泪滴桥下，褉水 [9] 盈盈。
九十二岁翁记。2011年10月2日
这件事父亲讲了多遍，写了多遍，此节是据他的笔记改写，完成时凌晨三点，我意外发现，父亲笔记里滑出一字迹潦草的纸片—也即上述最终的附白。他似乎知道，此刻唯有这突如其来的结尾，才符合本文的互照样式，符合这悲情故事难觅的某一延伸线头……
关于黎里的记忆和前辈们的过去，应该都消失了。
我还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跳下长途车，走上太浦河大桥，附近的桑田和稻田，满眼绿色，走进黎里老街，镇河是亮的，高低错落的屋脊还余存青灰的古意；一九八〇年再来黎里，我三姑母说，金家老房子，就剩一张露弹簧的蓝丝绒破沙发了—“上海人，现在家家自做沙发，弹簧难买，倷阿要旧弹簧？”
在“文革”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我十五岁，问过当时四十八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记得那是一个早晨，他穿着带有补丁的中山装，戴了袖套，正准备出门赶去某校—他已在那地方扫厕所半年。他定然看看我，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
[父亲笔记]
38/39年间，同乡朋友张流芳（时任上海苏州中学教员）给我两本书，列昂捷也夫《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及《〈资本论〉入门》，日本某经济学家所著。我很珍惜，埋头苦读，钻在一些名词里。记住工人每日做几双皮鞋的例子来解释劳动和价值，脑子里一个声音，这是共产党必读的书。
待到来上海，读书甚多，租界的书店公开发售介绍苏联的书，毛泽东《论持久战》、张闻天《论待人接物问题》都能买到，但德国侵苏后，我被战争和时事吸引，《资本论》陈列在书架上，引人注目，未敢问津。
解放后，机关每周半天布置学习，几乎所有人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崇拜得无以复加……55年因“潘案”接受隔离审查阶段，自学“马恩”，59年下放湖州，买了《反杜林论》（吴亮平在延安的最早译本）。读到马克思对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中，关于唯物辩证法观点的称赞。这位德国制革匠盛赞《资本论》是用“最通俗的语言阐明最深刻道理的经济学巨著”，使我惊讶不止。60年代中苏论战，买了《布加勒斯特国际会议文件汇编》、《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简史》、《马恩通信选集》、《给美国工人的信》、《马恩论机会主义》。
从1968年开始，扫地和清厕成为我的专业，直到林彪事件后被允许参加科室学习，当时大家都学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和《国家与革命》、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等等，这些书摊在干部们面前，没人读得下去，承他们的情，一位山东干部叫我朗读，我总算每一次没有读破句，顺顺当当，一口气读下去，仿佛是我老早就读过的熟书。
71年之后，劳动任务减轻了，负责三幢五层教学、宿舍楼的清洁工作，清洗十五间厕所，每天大约做五小时，余下时间就是读书。学校共有两个批判对象，另一人是《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长孙刘厚泽。他认识我，我不认识他。
我辗转湖州回沪，分配到建工局技校教语文，当时刘在校务科任职。我47岁，他长我3岁，属于学校老朽。某夜我批改作文，刘悄然进来，坐在我对面，看了看左右两堆作文本子说：“你让两座须眉山压扁了。”我不作声。他微笑说：“你的大报告做得极好，受益匪浅。”顿感全身被电击，我原以为由湖州调此，无人得知。“大报告”三字，我立即猜出“三反”期间，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劳改处负责“打虎”？还是53年调水上区搞“民改”“普选”做一系列学习报告？有点发窘说：“呵呵，过去你在哪工作？我们大概见过……”他答：“内河航运局。”我说：“那该认识的，呵呵，我后来犯了错误……”我如此回答，既不能叫冤，也不能讲被某个大案牵连，当时都不允许。他倒是通情达理，安慰我说：“你来第一天，我就注意了，但从不跟别人讲，没人知道我认识你。”
刘此后常来办公室串门，知道我喜欢昆曲，从赵景深处要来《红色娘子军》的昆曲谱，他同赵很熟。“文革”开始后，我和他同关一个牛棚，才知抗战时期，他在天津任华北伪政府新民会某职，去过日本，解放后参加“民盟”，却没交代这段历史。我们一起扫地，一起抽八分一盒“生产”牌烟。他常吃学生剩下的饭菜，我不肯这样。
71年我“定性”（戴“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帽子）不久，刘突患急性菌痢，专案组不准他去大医院看治，只许在“红医班”马马虎虎开点药，二三天后刘已没有气力，我催他去找“军宣队”，某日总算批了假。我劝他打电话请儿子来接，他摇头说不必了，其实是担心儿子来“牛棚”有心理的困窘。我看他摇摇摆摆出门，当天不治身亡。
记得专案组负责管制他的某工人速成大学培训的党员教师事后辩解，谁教他不早些去看病？是他自己不肯去！
刘去世后，我彻底孤立，人人避之不及，学校撤销“牛棚”，安排清洁工滕师傅与我搭档，从此一切唯滕马首是瞻，滕幼年据说无业流浪，做大饼、擦皮鞋、“拿开销”（拜过流氓头子，每节到南京路大店乞讨），吃过不少苦，相当机灵。休息时他抽烟，我看书，很少交谈，他一直对我保持高度警惕，我也一样。但日子长了，从他的眼光里看出对我的一点同情，我一直在读书、笔记（甚至抄书），不像是坏人。房里有滕的午睡床位，他骑脚踏车下班后，四周是我的世界（别人万万不肯进来），凌乱不堪，都与我一身旧衣破帽，扫帚拖把畚箕等物和谐。某夜，一位新调来的书记暂住附近，大概对我独零零关在屋内发生了兴趣，敲门借火抽烟。他走进一刻，好奇地看我在抄周一良的《世界史》，百闻不如一见，他的疑问得到了解答。
在这样的条件下，细读列宁、恩格斯两书，读史，比较范文澜《中国通史》，欧洲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与我国同期相比较，两者“国情”相差之大，震动心扉。
直到1976年5月，我才鼓起勇气去书店，购得《资本论》第一巻上下两册（76年1月上海第一次印刷），人民币1.80元，真是便宜。
[父亲笔记]
2001年1月14日
建国前一年，我在现锦江饭店旁边的苏商时代书店，购得一册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视为珍本，建国后我又有了《列宁主义问题》，这是姚云（引注：我母亲）同学送我的结婚礼物，读这两书，我自以为知道了俄国情况的尖锐和复杂，但“季、托联盟”是怎么回事，不明底细，也不敢发问。四十年后，红得发紫的这两书销声匿迹了。 [10] 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
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问书书不语，自问又不能自答。我去问谁呢？是为记。
2010年7月4日
我母亲说：你爸爸从不讲自己的痛苦，总是讲别人的事，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确实如此，在我记忆里确实如此，只提别人的苦痛，他多次说到与顾高地先生重逢的沉郁心情，顾是蔡廷锴秘书，参加淞沪抗战，协助潘汉年脱险的老军人，一九五五年涉“潘汉年案”入狱判二十年，一九七七年从青海释放归来，方知家徒四壁，妻秦慎仪、女顾圣婴、子顾握奇早于十年前自杀……八十年代某个夏日，父亲在火车上遇见一个有明显刀疤的人，一道极醒目的斑驳疤痕由耳后一直延伸到颈背，攀谈后知晓，眼前这老者即“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当年遭日寇追劈，刃及肌里，扑地昏厥，翌日从尸堆里爬出活命……我母亲说，只在某一封没写完的信里，“才见到你爸爸充满情感的回顾：‘天寒刮起西北风，让我想起满目萧条的，我的青春年月……’”
陕西南路，1962年。
父诗《揽桥》，2009年。
“缆桥风物纪华年，浅草繁花意惘然。秋色可人留不住，诗情沉郁向谁宣。渔灯摇荡疏还密，菟魄巡空缺复圆。几度行吟双鬓白，蹑归去访神仙。”
[父亲致马希仁信]
……每年看见广玉兰满树生花，怀旧之情油然而生。同它结缘的朋友都先后凋谢了。这种树高大壮茁，绿得乌油油的肥大叶子，撒下一片清凉树阴。记得每当花开的日子，我从学校后门回家，老远看见陈家后门那枝大树的花朵，通体洁白，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仰望着，像有无形的绳子把我牵着走路，一张无形的蛛网把我这个小青虫黏住了，不明白为什么喜欢上它，也许爱它们高高在上，另有一种超尘脱俗风姿。我从小有一点清高孤僻—如今大树依然耸立在那里，只是童年早已消逝无踪。上海也有一株玉兰树，同我青年生活发生联系，在海格路（引注：今华山路）一座大宅里，我在那儿寄居数月，45年5月正当玉兰盛开，接到通知要到淮南根据地去，我提着一个柳条箱（是家父旧物），告别了这株大树。花开得真白，隐藏在树冠的绿丛中。那些年头说走就走，虽然母亲在镇上生活也难，顾不了许多。每当玉兰花开，青春的影子，一起起旧事重新浮现在眼前。一株是童年的，一株是青年的……今路过常德路，在车上凝望路口有三层楼高的玉兰，想起以上这些萍踪絮影，聊记数语。
本文多处所引“致马希仁信”—这些昏灯下的笔墨，是1990年代他与马恢复联系后所书，频通鱼雁，隔日来回，直至马谢世，家属将这堆喋喋了数年、文从句顺的字纸奉还。当年他们虽一直引以为同道，但当年他们一直信守规则—互不讲自家细节。
[父亲笔记]
翻出半页没有写完的信，看了两遍，此公去世已三个月了，再没有闲人能与我那样轻松地通信。他的一束信，我曾经重读几封，至今没再动过。他儿子退回我的信，也没有翻阅，它们都默然无言躺在抽屉中，真是物在人亡，仰天兴叹……
时光的桨声灯影，船过无痕，应该都消失了。
最后这次故乡之行，父亲几乎没说什么话。
临近黄昏，我们离开了黎里镇，老街整日散发着历史的寂寞，横跨镇中心一座改建的水泥“浒泾桥”，车水马龙，连接镇的新老两端，数十年“摊大饼”，镇北密集的居住区已然一种店商林立、缺失地域特征、极尽喧闹的普遍景象……
车子从黎里驶向金泽，沿路一侧的绿树中，或谷歌卫星地图上，都可看到一条极为宽阔的大河—太浦河，由太湖流向黄浦江，甚至比黄浦江更宽，却少有人提到。有一年，正也是飞速行驶在这条美丽大河边，阳光耀眼，空气清新，偶见柳岸旁隐约泊靠了一座大船，两个雾鬟云髻女子端坐路侧，脚旁竖一牌子“停车吃饭”……前行许久后我提到此事，众人怨我怎不早讲，立刻调转车头去找，却怎么也找不到了。记得当时车中，反复回荡着鲍勃·迪伦的歌：
马希仁致父亲的明信片，1980年代。
黎里祖屋天井，2002年。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清天空？
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听见人们哭泣？
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人已死去？
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
答案在随风飘荡。
在掠过的无数柳枝芦苇间，只见密西西比河那么宽阔温和的水面时时闪耀着细碎亮光……
[附：地理资料]
黎里距上海九十公里、苏州四十五公里，江浙交界，水陆便捷，唐为村落，南宋成为集市，明弘治年定为江南大镇。
[附：我的日记/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今早三点二十六分，父亲去世了。天蒙蒙亮，我们给父亲穿衣，我一直担心他身体变硬，穿不上，心里很急。母亲与妹妹，急急忙忙从家里拿来了衣服。护工阿姨说，不行不行，子孙满堂的人，里面怎么能穿短袜、短裤头子、短布衫子，要穿长袖，长的。我茫然。阿姨说，帽子呢，干部不戴帽子，怎么可以去呀，要戴帽子……家兄看到了眼镜盒，我说，眼镜？阿姨不语。最后我和家兄与医工一起，抱父亲上车，推到附近的太平间—医院底层，门边嵌有一块墨字刻石“備殮室，民國二十六年立”。
父亲生于一九一九年，民国二十六年，即一九三七年，那是他十八岁在二百公里外杭州大营盘军训的时候，也是他得知战争爆发消息的这一年，他应该不会知道，二百公里之遥的远方，新建了这所陌生大房子，勒石铭文，会是七十六年以后，停放他遗体的所在……他晓得这所房子，看见过石上这两行隶字吗？
我和家兄扶父亲送入抽屉……医工说，现在磕三个头。我和家兄跪在水泥地上磕头。医工四十多了，看看我们说，阿哥，总要意思意思吧。我给了他们每人一百元。
他曾名大鹏，乳名玖生，曾用名丁弢、丁楚三、小丁、程维德、久年、边星、子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