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
在将醒未醒的九点半，于意识尚未全然恢复的混沌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把一天中所有的好滋味都品味了个遍。
不出一小时，他将走上特维尔大街，和煦的春风会把他的胡须吹得随意飘拂。途中，他会在戈泽特尼街的小摊上买份《先驱报》，路过菲利波夫的面包房 (6) （在橱窗前驻足只是为了观赏一下里面的糕点），然后去和他的银行经理人会面。
在路边停下脚步时（因为要避让拥堵），他这才想起自己在赛马俱乐部预订的午餐是下午两点的。尽管银行经理人十点半就在等着与他碰面，可对经理人而言，储户永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等等应该也不碍事……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折返回去，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拉开了菲利波夫的店门。
一进门，他的感官瞬间得到了极大的犒赏，面包师的高超技艺毋庸置疑。空气里飘散着新鲜出炉的椒盐卷饼、甜面包卷和面包条的柔和香气。每天都有专列将这些无与伦比的糕点送进冬宫。在前排的玻璃陈列柜里，一排排蛋糕摆放得整整齐齐，蛋糕上五颜六色的糖霜就像阿姆斯特丹多彩的郁金香。伯爵走近柜台，他会向那位系着淡蓝色围裙的年轻女士要一份法式千层糕（多么恰如其分的名字），然后，赞赏地注视着她用茶匙将那块美味的糕点从银铲上轻轻推到一只瓷盘里。
端着点心，伯爵会找一个离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每天早上那里都会聚集三个时髦的年轻女子，谈论着昨天夜里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周边环境的顾忌，三位年轻女子起初说话声还很低，不失文雅，可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们的声音会不可避免地高昂起来。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十一点四十五分，清扫完盘子里的糕点，他把胡子上沾着的面包屑掸掉，挥手向柜台后面的女孩致谢，再冲三位年轻女士脱帽告辞（他刚才找机会同她们聊过几句），回到特维尔大街上。他停下脚步，心想：下面干什么去呢？也许可以去伯特兰画廊欣赏刚从巴黎来的油画，或者悄悄溜进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听年轻学生们排练贝多芬的四重奏，要不就索性回到亚历山大花园，找张长椅坐下，一边欣赏那里的丁香，一边听鸽子在窗台的铜质防雨板上来回徜徉，咕咕地低吟浅唱。
窗台的铜质防雨板……
“啊，对了。”伯爵醒悟了过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了。”
倘若此时伯爵再闭上双眼滚到墙边，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梦中的长椅上，让他得以在菲利波夫面包房里，在那三位女士碰巧经过的当口，及时地打招呼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这真是太巧了。”
肯定能。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伯爵坐直了身体，脚径直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扭了扭他那指南针似的两撇髭须。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伯爵刚站起来，头就磕到了天花板。
“稍等。”他说，然后一边揉着头一边去箱子里翻找衣服。穿戴停当之后，他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小伙，他手里端着伯爵日常吃的早餐——一壶咖啡、两片饼干和一块水果（今天是李子）。
“很好，尤里！进来，进来吧。放这儿，就放在这儿。”
趁着尤里把早餐一一摆在箱子上的工夫，伯爵坐到大公的办公桌后，飞快地给住在达诺夫斯基大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写了张字条。
“能不能替我送个信，孩子？”
尤里从来不会推脱，他痛快地接过字条，答应亲手把信交给收信人，并鞠着躬收下了伯爵给的小费。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
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开着吧。”
尤里的脚步声朝塔楼下远去了。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
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从阴影里走出来后，它一下跃上那张叫“大使”的皮箱，又蹿到靠墙的小桌上，接着跳上了三腿写字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摆放得拥挤而杂乱的家具让伯爵的这片领地看上去仿佛阿尔巴特街 (7) 上的寄售商店。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他原本只该放置一把高背椅、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的，他没有祖母的那一整套利摩日瓷器也照样可以生活。
书呢？全给我留下！当时他虚张声势地说道。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喝令更多的是出于冲动，为了把行李员给震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因为这些书甚至不合伯爵的胃口。他把自己那套蔚为壮观的藏书，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巨匠的著作留在了巴黎。服务员们搬进小阁楼的那些书是他父亲的，都是些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的专著，每一本都是大部头，一看就知道根本读不动。
毫无疑问，这些书得再筛选一次。
吃完早餐，伯爵洗了个澡，穿戴完毕后便开始忙起正事。首先，他试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但门似乎被里面的某一个重物堵住了。伯爵用肩膀用力去顶，门仍然纹丝不动。在另外三个房间，伯爵发现的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零碎杂物。最后一个房间里，一堆石板瓦和遮雨板之间放置着一只带有明显凹痕的俄式茶壶。茶壶旁边的空地被人清理过，这一定是从前修理屋顶的工匠们喝茶休息的场所。
伯爵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几件夹克挂进衣柜，然后翻出来几条裤子和衬衫，把它们卷起来垫在写字台的右下角（以确保这只三条腿的怪物不会翻倒）。他又把所有的箱子、将近一半的家具，还有他父亲的那些书（除了一本），拖了出去摆在走廊上。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
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说完，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来，拿起了他留下的那本书。这本饱受赞誉之作曾被他父亲视若珍宝。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伯爵把书牢牢地握在手里，一只脚搭在写字台的角上，把椅子往后仰去，直到它仅靠后面的两条椅腿保持住了平衡，他才打开书翻看起来：
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当面对我们曾经开罪过的人的复仇之手而又无力抵抗的时候，想让对方变得心软而饶恕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用屈服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但无畏与坚定，这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有时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看书时把椅子向后仰，这是伯爵早在艾德豪尔山庄时养成的习惯。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 (8) 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从蒙田的书页上抬眼望去，伯爵的目光停滞在靠墙放着的海伦娜的画像上。这是那年八月在艾德豪尔山庄画的，描绘的是妹妹在餐桌边一盘桃子前的样貌。谢罗夫的画笔可真是传神啊：乌黑的秀发，泛着红晕的双颊，纤弱而仁慈的表情。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伯爵从遐想中唤醒。他把父亲的书合上，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希腊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将悬着的两条椅子前腿“砰”一声落到地板上。他走到门口，一把握住了访客的手。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年迈的希腊人鞠了个躬，以示这个提醒颇无必要。
“进来，进来吧。请坐。”
伯爵冲那只独眼猫挥了挥蒙田的大作（独眼猫咝咝地叫了一声跳到地板上）。伯爵把高背椅让给客人，自己在办公椅上落了座。
接下来，年迈的希腊人回应着伯爵的凝视，他的眼神中透着些许好奇，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他俩还从未为正事而会晤过。伯爵毕竟不是那种被动的人，于是，他率先开了口。
“你也看见了，康斯坦丁，我这儿的情况有了些变化。”
来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不，这是真的，”伯爵说，“变化还不小。”
年迈的希腊人环视了一圈房间，然后抬了下双手，承认注意到了伯爵眼下的窘境。
“您是不是想筹些……资金？”他试探着问道。
在把这一猜测完全说出口之前，年迈的希腊人在“资金”二字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伯爵看来，这一停顿委实恰到好处。这是一位深谙微妙的谈话之道数十年的人。通过这一停顿，他表达了对谈话对象的同情，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意味。
“不，不，”伯爵边说边摇头强调罗斯托夫家族从来没有借钱的习惯，“正好相反，康斯坦丁，我觉得我这儿有样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说完，伯爵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枚藏在大公办公桌里的金币。他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把它稳稳地夹在指尖。
年迈的希腊人仔细察看了硬币，然后缓缓吐了口气表示赞叹。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老本行是贷款，他有一手绝活：任何一件东西让他瞧几眼，再给他掂上一掂，值多少价钱他便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能不能……”他问道。
“当然。”
他接过硬币，翻转来看了一眼，然后恭敬地把它还给伯爵。这东西不仅从冶金上说纯度非常高，而且，行家里手们从硬币背面的眨眼双鹰就看得出，这是为纪念叶卡捷琳娜大帝加冕而铸造的五千枚金币中的一枚。换在太平时节，能从一位急需用钱的绅士手里把它买下来，转手卖给即使是最谨慎的银行，也能赚上不小的一笔。可在如今动荡的时期呢？虽然市场对普通奢侈品的需求已近乎崩溃，但像这样的宝物，其行价只会看涨。
“请原谅我的好奇，阁下，这东西……您只有一枚吗？”
“就一枚？哦，不。”伯爵连连摇头答道，“它就像军营里的士兵，运奴船上的奴隶，恐怕从来都不会有落单的时候。”
年迈的希腊人又长长地吐了口气。
“那好……”
于是，两个人在几分钟内就痛快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年迈的希腊人说，他很乐意帮伯爵把他当场写就的三封短信亲手递交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们便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并约好三个月之后再见。
年迈的希腊人正要出门离开，又突然停了下来。
“阁下，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着大公那张办公桌比画了一下。
“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
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
“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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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二层的东北角藏着一家叫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它即便不是全俄最好的餐厅，也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里的拱形天花板和暗红色的内墙让人不禁想起沙俄贵族幽静的宫殿。博亚尔斯基餐厅拥有这座城市最高雅的装饰，最无可挑剔的侍者，以及最高明的厨师。
它名声响亮，无论今天是周几，你都得架起胳膊，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才能见到负责订座的安德烈。他守着一本黑簿子，里面记着那些幸运儿的名字。当餐厅主管叫到他们的名字并领着他们往餐桌走时，他们常因为要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同熟人打招呼而停下五次。等他们来到墙角的餐桌旁，身穿雪白制服的侍者会为他们奉上无微不至的服务。
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上述盛况便成了过眼云烟。这时，布尔什维克人关闭了边界，并禁止在高档餐厅里使用卢布。这样一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都无法到这些餐厅消费。当伯爵在安静的餐厅里享用主菜时，餐具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以及邻座夫妇的交谈声都清晰可闻，连最勤快的服务生都有闲暇冲着天花板发上一阵呆。
然而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动荡时期也不例外。
一九一二年，埃米尔·茹科夫斯基被大都会酒店招进来当主厨，那时他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帮厨，还有一个大厨房。此外，他还拥有一间在维也纳以东都首屈一指的食品贮藏室。香料架上，世界各地的口味，无奇不有；冷冻室里，水陆杂陈的生禽野味都已头上脚下地挂在架子上。人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九一二年是检验这位主厨水平的最佳时机。在物资充裕的年代，水平一般的厨师也能弄出些爽口的菜式。要考验厨师的聪明才干，还得看他在物资匮乏时期的表现。可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造成物资匮乏呢？
革命爆发以来，经济接连衰退，农作物歉收，贸易停滞。在莫斯科，精致的食材如同大海上的蝴蝶，成了稀缺之物。大都会酒店贮藏室里的物资已一蒲式耳 (9) 接一蒲式耳，一磅 (10) 又一磅，一勺又一勺地被消耗殆尽，厨师只能靠玉米面、菜花和卷心菜，或任何他有办法弄到的东西，来满足顾客的期待。
的确有人管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叫“倔老头”，也有人说他粗鲁，还有人说他个头不大，脾气不小。但没人否认他的天赋。就拿伯爵吃的这道菜来说吧：用普通食材烹饪出来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小牛肉片没有了，埃米尔便以捣平了的鸡胸肉替代。意大利帕尔马的熏火腿没有了，他就削了几片薄薄的乌克兰火腿。而像鼠尾草这种综合各种味道的叶子又没有了怎么办呢？他选择用一种与鼠尾草同样柔和、清香但比前者略苦一点的草本植物来替代……它绝对不是罗勒叶，也不是牛至叶，这一点伯爵可以肯定，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尝过……
“今晚一切都还好吗，阁下？”
“哦，安德烈。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完美。”
“这份小牛肉火腿卷呢？”
“很有创意。我还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埃米尔压在火腿下面的香叶……我知道绝对不是鼠尾草，但它有没有可能是荨麻呢？”
“荨麻？我想应该不是。但我可以帮您问问。”
说完，主管鞠了一躬，退开去。
伯爵想，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固然是个天才，可维持着餐厅良好口碑和正常运转的一直是这位叫安德烈·杜拉斯的人。
安德烈出生在法国南部。他英俊、高大，两鬓已经有些许白发。可他最显著的特征并非他的长相、身高或者头发，而是他的双手。在他那精心修剪过指甲的苍白双手上，手指比多数相同身高的男人长了足足半英寸。如果让安德烈去当个钢琴家，他应该能毫不费力地按下横跨十二度的琴键。如果他去演木偶剧，那么他一个人便能游刃有余地呈现麦克白与麦克德夫仗剑决斗、三女巫一旁观战的那场戏。可安德烈既没有当钢琴家，也没去演木偶剧（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没有），而是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若你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留意他那灵巧的双手，你一定会目瞪口呆。
比如说，将一桌女宾领到座位边后，安德烈似乎能同时帮她们所有人把椅子抽出来。其中一位女士刚拈出一支香烟，他便已上前，一只手拿出打火机给她点烟，另一只手则竖起来帮她把火焰挡住（就像人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能感觉到气流似的）。拿着酒单的女士征询他的建议时，他从来不会冲着一九〇〇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随手一指，相反，他会略微伸出食指，在酒单上点出自己的建议，那动作与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画的宇宙“第一推动者”（上帝）向世人传出生命最初的火花时的手势一模一样。然后，他会微微鞠躬，从桌旁退开，穿过大厅后走进厨房。
不到一分钟，厨房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埃米尔。
这位身高五英尺半、重两百磅的主厨朝大厅里迅速扫了一眼，然后径直向伯爵走过来。安德烈一步不落地跟在他身后。穿过餐厅中间的时候，步履匆忙的主厨一不留神撞在了顾客的座椅上，差点将一名服务员手上的盘子打翻。来到伯爵桌前，他猛地停下脚步，将伯爵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在决斗之前估量对手的架势。
“好极了，先生 (11) ，”他说，语气里带着些不忿，“很好 (12) ！”
说罢，他转过身，消失在厨房门后。
气喘吁吁的安德烈鞠着躬向伯爵道歉，同时也在祝贺。
“是荨麻，阁下。您的味觉还是那么出众。”
伯爵不是个沾沾自喜的人，可一闻此言，他还是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安德烈知道伯爵喜欢甜食，便朝盛甜点的小餐车指了一下。
“我能代表餐厅送您一块李子挞尝尝吗？”
“多谢你的好意，安德烈。换在平时我正巴不得，可今晚我另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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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被画地为牢判处了终身监禁的人，去考虑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许更有意义。对被关在伊夫堡中的爱德蒙·邓蒂斯 (13) 而言，是复仇的愿望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经受住长期的非法关押，从而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对被海盗掳至阿尔及尔的塞万提斯来说，让他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对被拘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来说，散步时与鸡鸭为伍，进屋有苍蝇相伴，出门是泥坑水洼，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呢？是对回归巴黎的渴望。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在打消了起初指望迅速得救的念头之后，鲁滨孙·克鲁索盖起了房屋，找到了水源。他学会了钻燧取火，开始考察岛上的地形、气候和动植物，同时没忘记训练自己机敏的双眼——无论是海平面上的船帆还是沙滩上出现的新脚印，通通逃不过他的双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伯爵让年迈的希腊人送出了三张字条。不到数小时，伯爵的门前就来了两位信使：一位是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 (14) 派来的年轻小伙子，他送来了精美的床单和舒服的枕头；另一位信使来自普拉托诺夫专卖店，他给伯爵带来了四块他最喜欢的香皂。
那第三位呢？她一定是在伯爵出门吃晚餐期间来过了。因为他的床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法式千层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