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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的钟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欣喜。不仅是在俄国或欧洲，就是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纵使罗密欧事先得知中午时朱丽叶会出现在窗口，在那一刻到来之际，那位意大利维罗纳年轻人的狂喜也不足以与伯爵的相比。纵使斯特尔鲍姆博士 (15) 的孩子们——弗里茨和克拉拉——在圣诞的早晨得知，客厅的门将于中午向他们敞开，他们的兴奋也无法与伯爵听到钟声响起时的喜悦同日而语。

从特维尔大街（以及与年轻的贵妇们不期而遇）的遐想中逃脱出来之后，伯爵洗过澡，穿好了衣服，用过咖啡和水果（今天是无花果）。十点刚过，他便赶紧捧着蒙田的书读了起来；刚读了十五六行，他又不知不觉向钟瞄去……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第三篇文章刚读到一半，伯爵发现自己的目光又朝钟的方向瞥了过去，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或第五次了。或许是六次？虽然伯爵不能肯定究竟看过几眼，但事实表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那架座钟吸引过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架钟还真是台棒极了的精密计时器！

这座钟由闻名遐迩的宝玑公司为伯爵的父亲特别定制。这台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本身就是一个杰作。它白色的珐琅钟面只有葡萄柚般大小，青金石的钟体从顶上开始一直渐进地倾斜到底座。珠光宝气的钟壳内部是由享誉世界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这些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在伯爵接着往下读第三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 (16) ，后来连马克西米连一世 (17) 也加入了）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听到座钟发出的每一次嘀嗒声。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六秒，座钟在说。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七秒。

五十八。

五十九。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对了，刚才看到哪儿了？

哦，是第三篇。

伯爵往左稍稍挪了挪椅子，这样座钟就不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开始翻找刚才停下的书页。他几乎肯定他已经读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五段。可当他重新钻进那段文字里品读时，里面的内容却似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之前的那段也是这样。事实上，他不得不往回翻整整三页，才找到一个还算有些印象的段落。他收敛心神，从那里开始重新读了起来。

“你就这样读我的书呀？”伯爵仿佛听到蒙田在质问自己，“进一步，再退两步？”伯爵决心让他瞧瞧究竟谁才是主人。他发誓，在读到第二十五篇文章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视线从书本上抬起来。下了这个决心，伯爵很快就读完了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看完了第七和第八篇。二十五篇的目标现在就好似摆在餐桌上的那壶水，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读到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篇文章的时候，他的目标——那壶水——却仿佛在往后退，而且越退越远；横亘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仿佛不再是那张餐桌，而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光，书页却犹如沙丘的尖顶，一直绵延至天际，而他仍需逐句逐段地在沙漠里艰难地往前爬……

好啊，就这样吧。伯爵继续爬着。

上午十一点过了。

第十六篇文章也读完了。

这时，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终于在表盘的最上方与它那位短腿的兄弟——时针见了面。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座钟罩里的弹簧顿时松开，齿轮开始转动，一柄小锤落下来，敲响了那支悦耳曲调的第一个音符。中午到了。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而那位蒙田先生，则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跌落到床罩上。钟鸣声刚到第四下，伯爵人早已抵达塔楼的楼梯；响到第八下，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正向楼下走去。他和大都会酒店里手艺出类拔萃的理发师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约好每周在这时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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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 (18) 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沿着大堂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报摊。它为过往的每一位绅士提供数以百计的新闻，尽管如今全都是些俄文报纸了。

接下来经过的是法蒂玛·费德洛娃的店铺：一家花店。受时局的影响，法蒂玛的货架已被清得空空如也，窗户上糊的是一九二〇年的旧报纸。原先酒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如今已成了最凄凉的去处之一。在生意最火的日子里，这家店卖出的花要以英亩 (19) 论。它不单供应着大堂里高耸的花坛，连客房里的百合，莫斯科大剧院里抛到芭蕾女演员脚边的一束束玫瑰，还有那些抛出玫瑰的绅士别在纽孔上的花，也全都来自这家花店。更重要的是，法蒂玛精通骑士时代至今的上流社会送花的全套礼仪。她知道道歉时该送什么花，迟到了又该送什么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被门口另一位年轻女士吸引而忽略了自己女伴时，该送什么花来赔礼。总之，论对每种花的色、香，乃至用途的了解，连蜜蜂都得对法蒂玛甘拜下风。

唉，法蒂玛的店是被关了，伯爵心想，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巴黎的花店不也都关了吗？可那座城市现在不照样到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吗？所以，这儿也一样，鲜花一定会回到大都会酒店里的。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伯爵走进店里，雅罗斯拉夫正在替一位满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顾客理发。靠墙的椅子上有个穿着皱巴巴的夹克，体形魁梧的家伙在等待。理发师朝伯爵微微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示意他到旁边的空椅上坐下。

伯爵一边落座，一边冲那位体格魁梧的家伙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仰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了雅罗斯拉夫店中最让人惊奇的物件上：他的柜子。假如有人让拉鲁斯 (20) 给“柜子”一词下个定义，这位知名的法国词典编纂者也许会这样回答：柜子，一种家具，外部通常绘有装饰，内部可存放物品，且无法从外向内透视。这个定义无疑十分出色：从乡下人家的橱柜到白金汉宫的齐本德尔式家具，都概括进去了。但雅罗斯拉夫的柜子却不符合以上描述，因为它们全是用镍和玻璃制成，这种设计非但不会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甚至是刻意让这些东西被人看见。

这也不奇怪。因为柜子里摆满了令人艳羡之物：用蜡纸裹着的法国香皂，用象牙瓶装着的英国肥皂水，还有奇形怪状的小瓶里装着的意大利奎宁水。那藏在后面的那只黑色小瓶子呢？“那里装的是‘长生不老泉’。”雅罗斯拉夫会一边这么回答一边神秘地冲你眨一眨眼。

伯爵将视线从镜子中慢慢转移到了雅罗斯拉夫身上。他手里同时操着两把剪刀，在那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头上施展着魔法般的技艺。一开始，他的剪刀让人联想到芭蕾舞剧中男演员表演的击足跳，即双足跃起之后腾空交叉数次的动作。可随着他继续往下剪，理发师双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它们就像哥萨克人又踢又蹦地跳起了高帕克舞。最后一剪完成时真该在他身前落下一道幕布，俄顷再将幕布重新升起来，使观众能再次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向观众鞠躬致谢。

雅罗斯拉夫把披在顾客身上的白布解了下来，往空中啪地一抖。接过顾客的付款时，他总会将两只脚后跟轻轻一磕，表示感谢。等那位顾客走出店（他看上去比来时年轻多了，也精神多了），理发师才取过一袭新洗的白布朝伯爵走了过来。

“阁下，您还好吗？”

“好极了，雅罗斯拉夫。再好不过了。”

“今天打算怎么剪，请您吩咐。”

“修修吧，我的朋友。修修就行了。”

剪刀再次曼妙地舞动起来，伯爵似乎感觉到板凳上坐着等待的那位身材魁梧的客人起了些变化。尽管刚才伯爵冲他友好地点头打过招呼，但那家伙的整张脸已涨得越来越红。伯爵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看见那家伙连耳朵都红了。

伯爵试图用眼神同他沟通，他想再次冲他友好地点点头，那家伙却固执地将眼光锁在雅罗斯拉夫的后背上。

“下一个该轮到我。”他说。

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雅罗斯拉夫也常常会沉醉在自己的技艺中难以自拔。他仍在高效而又高雅地剪着。所以，那家伙只好重复了一遍，这回带着强调的口吻。

“下一个应该是我。”

雅罗斯拉夫从艺术的神奇魔力中抽身出来，用清晰而礼貌的语气答道：

“请再略等片刻，先生，我马上就能为您服务了。”

“我进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这句话明显带有敌意。雅罗斯拉夫不禁停下了手里的剪刀。他转过身，面带惊讶地迎着那位顾客的目光看过去。

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但此时他觉得，让理发师出面替他解释不大合适。所以，他开口打了个圆场：

“这位先生，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只不过每周二中午十二点是我固定预约的时间。”

现在，那家伙也把目光转过来，落在了伯爵身上。

“固定预约。”他重复了一遍。

“对。”

只见他猛然站起身，由于起急了，他的板凳都被撞到了墙上。他的个头至多五点六英尺，可他从袖口里伸出的那对拳头和他的耳朵一样涨得通红。他往前迈一步，雅罗斯拉夫就往后退一步，直到后者的背抵在了柜台上。那家伙又往前逼近一步，劈手从理发师手里夺过剪刀。然后，他以比他更瘦小的个头才有的灵敏猛转过身，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领，接着，用剪刀把他胡子右边翘着的那支“翅膀”咔嚓地剪了下来。他死死地攥住伯爵，往前一拖，直到他们俩几乎鼻尖对着鼻尖。

“很快就到你了。”他说。

说完，他把伯爵往椅子上一推，将剪刀朝地上一扔，大摇大摆地从店里走了出去。

“阁下，”雅罗斯拉夫惊得目瞪口呆，他大声说，“这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家酒店。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理发店不欢迎他再来。”

这时伯爵已经站了起来。他本想和雅罗斯拉夫一起宣泄自己的愤怒，声讨那家伙应受的惩罚。可他转念一想，他对刚才攻击他的家伙究竟了解多少呢？

当伯爵第一眼看见他穿着皱巴巴的夹克坐在板凳上，他的第一判断是：这家伙一定是干活累了，不知就里地闯进了这家理发店，然后便决定留下来，难得地享受一次理发服务。但伯爵不知道的是，这家伙很有可能是酒店二楼新搬来的那些住户中的一位。他自幼在钢铁车间长大，一九一二年便加入了工会，一九一六年领导了罢工，到了一九一八年他手下已有一个营的红军士兵。如今，他掌管着整个企业。

“他说得没错，”伯爵对雅罗斯拉夫说，“他的确一直都在等。而你也没办法，因为事先和我有预约。其实我应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让你先给他剪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伯爵转过身，冲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起来。这么多年了，他还是头一回这么仔细地打量自己。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许多次，他看到年轻美丽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总把身体斜侧30度（就像今后全世界的人都只从那个角度看她似的），好以最美的角度欣赏自己。又有多少回，他看到有的女人在镜子前戴上一款相当过时的帽子，但她毫无察觉，因为那顶帽子和镜子边框的装饰风格属于同一个逝去的时代。伯爵当然为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西装感到自豪，但令他更自豪的是，他懂得一个人的形象更多是由他的举止、言谈和风度决定的，而非他衣服的剪裁样式。

是的，伯爵心想，这个世界的确转个不停。

事实上，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绕着太阳公转。同样，银河系也在旋转。大旋套着小旋，发出与钟锤敲打声完全不同的宇宙钟声。而一旦宇宙的钟声响起，那些镜子也许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而是真正的自我。

伯爵坐回到椅子上。

“全刮了吧，”他对理发师说，“全都刮了，我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