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 大使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喂，伙计，”伯爵冲站在广场边上的费奥多打了声招呼，“今年的黑莓这么早就上市了？”
小贩吓了一跳，他还没来得及答复，伯爵就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他打过蜡的胡子像海鸥的翅膀般朝两边支开。穿过复活门 (1) ，他背对亚历山大花园 (2) 里的紫丁香，朝剧院广场走去。雄伟的大都会酒店就坐落在那里。来到酒店门前，伯爵冲值下午班的看门人帕维尔眨了下眼，然后转过身，朝一直尾随在他身后的两名士兵伸出手去。
“先生们，谢谢你们把我安全护送到此。接下来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两位小伙尽管身材高大，却得扬起头才能越过帽檐看见伯爵的眼睛。和罗斯托夫家族近十代里所有男人一样，伯爵很容易就长到了六英尺三英寸 (3) 。
“继续走。”两人中更凶的那位说道。他把手往枪托上一搭：“我们得亲眼看着你进房间。”
进到大堂，伯爵幅度很大地挥了挥手，跟（前台的）沉着冷静的阿尔卡季和（正为雕像掸灰的）活泼漂亮的瓦伦蒂娜打招呼。虽然以前伯爵用同样的方式跟他们打过上百次招呼，今天，二人却都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这是你去参加晚宴，却忘了把裤子穿上，大伙儿见到你时会有的那种反应。
那个钟爱黄色的小女孩正坐在大堂里她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杂志。伯爵从她身边走过，突然在几株棕榈树盆栽前停下脚步，问他的护送者们：
“先生们，电梯还是楼梯？”
两位士兵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伯爵，再看回彼此。显然，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伯爵心想，连上楼这种事都不能当机立断，还能指望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吗？
“楼梯。”他替他们做了决定，然后一步跨两级台阶地往上走去。这个习惯他是在上军校的时候养成的。
来到三楼，伯爵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他的套房——由相互连通的卧室、浴室、餐厅和豪华客厅组成，客厅的落地窗高达八英尺，刚好俯瞰着剧院广场上的菩提树。然而，此刻在那儿迎候他的却是粗暴之举。被猛然打开的房门前站着保安队长，还有服务员帕夏和彼佳。触及伯爵的目光，两位年轻服务员的神色显得有些尴尬。很显然，有人刚刚命令他们干了一些令他们反感的事。伯爵便问保安队长：
“这是什么意思，队长？”
队长被问得微微一怔，可他毕竟训练有素，处变不惊。
“我是来带你到你的房间去的。”
“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
队长脸上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说：“往后恐怕不是了。”
队长让帕夏和彼佳留下，他自己领着伯爵和护送他的两名卫兵来到酒店最里面的一扇毫不起眼的门前。门后藏有一道多用途楼梯。楼梯内光线昏暗。每往上走五步就转一个急弯，如塔楼一般。他们往上爬了三段楼梯，来到一扇通向狭窄走廊的门前，走廊上一字排开的是一个卫生间和六间卧室。卧室形似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这层顶楼最初是为安置大都会酒店宾客随行的管家和女佣所建，后来，带仆从出行的做法不再流行，这些空置的房间便被用于应对一些临时而紧急的需要，比如存放废弃的木料、破损的家具或其他杂物。
那天早些时候，紧邻楼梯口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出来，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有个小壁橱，它更像个后来才添加的电话亭。顺着屋顶的坡度，天花板自门上的位置开始，逐渐往屋里倾斜。那面开有一扇棋盘大小的老虎窗的外墙的墙根成了唯一能容伯爵挺身站立的地方。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
“那其余的呢？”
“将成为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好吧。”
他几乎是跳着从塔楼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他身后匆忙追赶，他们身上的步枪被墙壁磕得咔嗒直响。下到三楼，他沿着走廊径直走进他的套间。两位服务员抬起头，神情有些伤感。
“没事，伙计们，”伯爵镇定地说，接着比画了起来，“这个，这个，还有那些。所有的书。”
在可以搬往新居的物品当中，伯爵挑了两张高背椅，还有祖母留下的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她最喜爱的那套瓷盘。他还选了两盏用黑檀木雕刻而成的大象造型的台灯，以及妹妹海伦娜的一幅画像，那是一九〇八年瓦伦丁·谢罗夫 (4) 在艾德豪尔山庄小住期间绘制的。他也没忘了拿上那口在伦敦爱丝普蕾公司定制的皮箱。他的好朋友米什卡曾为这口箱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大使”。
不知哪位好心人已将伯爵的一只行李箱拿到了卧室里。所以，当服务员开始将上面提到的物件往楼上搬时，伯爵正把衣服和私人物品往行李箱里塞。他发现站在一旁的士兵瞪着落地柜上的两瓶白兰地，便把它们也塞进箱子里。行李箱也被抬上楼之后，他才冲着办公桌指了指。
两位服务员一人抓住桌子的两个角，他们那宝蓝色的制服已在这一番劳作中弄脏了。
“这玩意儿也太重了。”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服务员使劲将桌子往走廊里拖，这时，罗斯托夫那口注定要被留下的大座钟发出八声悲鸣。保安队长早已返回他自己的岗位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两名卫兵这会儿也变得有些百无聊赖了。他们倚墙而立，任凭烟灰掉落到镶木地板上，混入倾泻进大客厅的阳光里。夏至时节，莫斯科的阳光尚毫无颓意。
伯爵怅惘地走向房间西北角的那几扇窗户。他曾在这扇窗前消磨过多少时光；多少个清晨，他身披睡袍，手端咖啡，目睹着那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旅客经过一夜火车颠簸后疲惫不堪地走出车站；又有多少个冬夜，他出神地凝望着外面的雪花徐徐飘落，街灯下时不时闪过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在这时，在广场最北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正急匆匆地跨上莫斯科大剧院正前方的台阶，他已经错过了今晚前半小时的演出。
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在幕间闯入剧场的嗜好，伯爵不禁哑然失笑。有一次，时间明明仅容他在英语俱乐部喝上一杯就走，他却又一连喝了三杯，才跳进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马车。马车疾驰如飞，穿城而过，他连跑带跳地冲上剧院那著名的台阶，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闪身进入金色的大门。舞台上，女芭蕾演员正翩翩起舞。伯爵忙不迭地低声道着歉，挪往他位于第二十排的专座。那是少数几个能够一览包厢里女宾们芳姿的福利座位之一。
迟到，伯爵边想边叹了口气，年轻人的通病。
他把脚跟一转，在自己的房间踱起步来。他最喜欢廓大的客厅，还有客厅里悬挂的两盏枝形灯。他也喜欢小餐厅里的漆木镶板和用以固定卧室双开门的精致的黄铜机关。总之，他就像一位头一次见到这个套房的潜在买主，将屋内的装潢细细打量了一遍。进到卧室，伯爵在大理石面的桌案前略微停了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他从中挑了把剪刀拿起来。那是他妹妹的心爱之物，整把剪刀被做成一只白鹭的形状，长长的银色刀刃代表鸟喙，金色的小螺丝则是眼睛。这把剪刀是如此小巧，他都没法将大拇指和食指塞进指圈去。
伯爵从套房这头往另外一头望去，仿佛要将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再盘点一番。这些四年前跟他一起进驻这个套房的私人物品、家具和艺术品当年已经历过一轮精挑细选。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
“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吧。过来和我一起喝茶。”
他开始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给她详细讲述他为她所做的出行安排。老伯爵夫人这才知道她已经别无选择，也才明白，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愿跟随她，她却只能从中挑两个带走。她也弄懂了为什么她的孙子，她唯一的继承人，这个她从十岁一直带到大的孩子，不能陪她一起上路。
七岁那年，有一次，伯爵下象棋惨败给了邻居家的男孩。他哭鼻子，骂粗口，还把棋子摔了一地。这番极其缺乏体育精神的表现遭到了伯爵父亲的严厉责罚。那天晚上，父亲没准伯爵吃饭。他是空着肚子上床的。年轻的伯爵攥着毯子，饥肠辘辘，这时他祖母来看他了。老伯爵夫人在他的床头坐下，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输棋当然没什么可高兴的，那个叫奥博连斯基的孩子也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萨沙，我亲爱的，你知道他要的就是看你的笑话，你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正是提着这口气，在彼得霍夫码头分别的时候，他和祖母谁都没哭。其后，伯爵回到庄园，处理关闭事宜。
很快，烟囱打扫完毕，食品储藏室清理一空，家具也都蒙上了挡尘布，就像他们只是因为换季，全家又要例行返回圣彼得堡了似的。不同的是，这回狗都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马全出了马厩，仆人们也统统被免了职务。伯爵挑出了罗斯托夫家最漂亮的家具，只装了满满当当一马车。然后，他插上门闩，朝莫斯科出发了。
这真有趣，即将告别豪华套间的伯爵暗自思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得学会如何跟朋友或者家人说再见。我们在车站送别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去表兄弟家串门；我们上学、参军、结婚、出国旅行；我们抓着好友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盼望分手后能尽快收到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物件毕竟只是物件。
于是，伯爵把妹妹的小剪刀放进裤兜。他朝屋里的传家宝投去最后一眼，把它们带给他的心痛永远地抹去了。
✮
一小时后，伯爵站在新床垫上使劲蹦了两下。他想听听那嘎吱作响的弹簧奏出的是哪个调（升G调）。他审视一番堆在四周的家具，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特别渴望坐轮船去法国，或是乘夜班火车去莫斯科。
为什么他会向往那种特殊的旅行呢？
因为它们的舱位都很小！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桌子折叠起来便无影无踪；抽屉就在床铺底下；墙上壁灯的大小刚好能照亮你要阅读的书页。对一颗年轻的心来说，这种高效的设计宛如美妙的音乐，兼顾了功用的精准和冒险的可能。这与尼摩船长驾驶潜艇在海底航行两万里时身处的船舱肯定一模一样。倘若能到鹦鹉螺号上去住一夜，就算有人拿在皇宫住一百天来交换，但凡稍有勇气的孩子，又有哪个肯换呢？
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
何况，与一半的房间都被布尔什维克征用为打字室的二楼相比，六楼至少不会一整天充斥着打字声。在这里，他还能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事情。 (5)
伯爵站起身，他的头撞到了天花板的斜壁。
“可不是嘛。”他回应道。
他把一张高背椅推到一旁，将大象造型的灯移到床边，然后打开行李箱。他首先把代表团的合影拿出来，摆在原本放它的桌上。接着拿出那两瓶白兰地，还有他父亲那只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伯爵正要取出祖母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把它搁在桌上时，天窗那边传来翅膀扑棱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尽管天窗只有一张赴宴邀请函那么大，伯爵还是能看见外头有只鸽子刚刚落在窗台的铜板上。
“喂，你好。”伯爵说，“这么好心来看我啊。”
鸽子摆出一副主人公的架势，扭过头来往里瞅了瞅，然后一边拖着爪子在挡雨板上行走，一边在窗户上使劲地啄了几下。
“嗯，对，”伯爵承认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正准备向这位新邻居解释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时，走廊里有人清了清嗓子。伯爵不用回头就知道，来者是安德烈——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叨扰别人之前的这声轻咳是他的标志。
伯爵冲鸽子点了点头，表示稍后再继续他们的交谈。他把外套重新扣好，转过身来，发现来的不只是安德烈——走廊里挤着三位酒店员工。
长有一双灵巧而修长的双手的安德烈冷静如常；酒店无可替代的礼宾接待员瓦西里也在；还有带着快活、羞涩又好奇的神情的玛丽娜，她刚刚从客房部的服务生升职为缝纫师了。他们三人眼里的困惑和数小时前伯爵从阿尔卡季和瓦伦蒂娜脸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伯爵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早上他被从酒店带走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可现在，他居然走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这简直无异于飞行员从摔碎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们，”伯爵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让你们受惊了。你们或许听说了，我被请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在那里，几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政府官员对我做出了裁决，因我的贵族出身，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家酒店里。”
在一片欢呼声中，伯爵同访客一一握手，衷心感谢他们每个人的真诚情谊。
“进来吧，进来。”他说。
三位酒店员工从那堆摇摇欲坠的家具中间挤进屋来。
“来，有劳你，”伯爵把一瓶白兰地往安德烈手中一递，然后，他在那口名为“大使”的箱子前跪下，解开钩扣，像翻开大部头的书一样把箱子摊开。箱子里稳稳当当地放着五十二只玻璃杯——更准确地说，是二十六对玻璃杯。每一对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和用途，从喝勃艮第红酒用的大肚球形杯到专为喝色彩鲜艳的南欧利口酒设计的细脚杯，一应俱全。为了节省时间，伯爵从箱子里随手挑出了四只杯子递给大家。此时，安德烈已经拔出了瓶塞，履行了他光荣的职责，给众人倒上酒。
所有客人手中都有了白兰地之后，伯爵把自己的酒杯高高地举起来。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说。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们附和道。
伯爵天生就是个高明的东道主。他一会儿替这个斟酒，一会儿同那个聊得兴起。他对屋里气氛的每一丝变化都有着本能的体察。今晚的安德烈放下了职位赋予他的拘谨，变得笑容可掬，还时不时俏皮地眨眨眼。平时为客人们介绍旅游景点时有板有眼的瓦西里此刻也好像变了个人，他是那么轻松，一副今天说出口的话明天一概不负责的架势。玛丽娜呢，每听完一个笑话，平时羞答答的她现在张口便咯咯地笑出声来，早把用手捂住嘴的那一套忘在了脑后。
这个夜晚，伯爵十分感激他们带给他的喜庆和快乐，但他并不会自负地以为，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祝贺他虎口余生。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一九〇五年九月俄国代表团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自那之后十七年，俄国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内战、两次饥荒，还有一场所谓的“红色恐怖”。总之，它经历了一个无人幸免的动荡时代。无论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是红还是白，也无论你的处境是在好转还是在变坏，此刻都该为这个国家的健康干一杯。
✮
夜里十点，伯爵把他的客人们送到塔楼，跟他们互致晚安，与他在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庄园门口送客时该尽的礼数一般无二。回到屋里，他打开窗户，把瓶里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杯中，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这张办公桌是伯爵的教父杰米多夫大公留给他的，产于路易十六时期的巴黎，饰有当年顶级的镀金和皮革。大公蓄着白色的大鬓角，有着淡蓝色的眼睛，佩戴着金色的肩章；他会讲四种语言，能读六国文字。他终身未娶，代表祖国去了朴次茅斯。他还打理着名下的三座庄园。他一贯勤勉，反对夸夸其谈。早年，他曾和伯爵的父亲一道当过轻骑兵军官。大公因此成了伯爵的监护人。一九〇〇年，伯爵的父母因染上霍乱而在数小时内相继过世。当时，是大公把年轻的伯爵领到一旁，叮嘱他说，为了妹妹，他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伯爵伸出手，轻轻抚摸办公桌表面的小凹痕。
这些浅浅的凹痕凝聚着多少句大公的话啊。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这张桌上写过给管家的简要的吩咐，与政治家的精彩雄辩，对朋友的肺腑之言。换句话说，这张桌子不容小觑。
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