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四章 被约束的权力更强大

一

上一章我们讲了，成熟的议会制度为英国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那就是发行国债的能力大大增长。这个能力像变戏法一样，让英国国力一下子提高了好几倍。

了解了国债制度，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小小英国的财政收入能轻松超过庞大的中国。

英国的财政收入是什么时候开始超过中国的呢？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是中国的乾隆时期。 [29]

在清代早期，也就是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的财政收入还远不及中国。比如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光荣革命前三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为3123万两 [30] ，英国则为493万两 [31] ，仅为中国的16%。

乾隆朝的财政收入这个数字是人们一直以来津津乐道的，被认为是盛世的一个重要指标。1791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六年，达到4359万两 [32] 。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明代成化十六年，即1480年，财政收入是1332万，到了明代收入比较高的1602年，也不过是2295万 [33] 。所以清朝的财政收入比明朝强很多。

然而，事实上，这个数字放到今天其实并不算大。乾隆朝的4000多万两白银，如果按白银的价格换算，不过相当于今天的10亿美元左右，今天一个民营公司的收入可能都比这多。 [34]

光荣革命之后，因为国债发行额几何级数增长，英国的财政能力猛增。在财政收入达4359万两的乾隆五十六年左右，英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5100万两，超过了大清帝国。在此之后，英国更是绝尘而去，到了1812年，也就是嘉庆十七年，大清帝国财政收入4013万两，而英国已经是19511万两，已经是中国的4.86倍。

在财政优势下，英国的军费更是清王朝的数十倍。看到这儿，你就会明白，鸦片战争中，中国是毫无胜机的。

二

既然缺钱，那么，中国为什么不会像欧洲国家那样发行国债呢？

道理很简单。首先，中国的皇权是笼罩一切的，普天之下，莫非王财。所以中国皇帝没有借的思维，只有抢的思维。他缺钱的时候，会直接没收富商的财产，或者强迫他们捐款，但是想不到和他们借钱。所有的东西包括百姓的性命都是皇帝的，他怎么可能想到去借呢？在鸦片战争开始前，清政府就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国库存银只有1000多万两，而鸦片战争的军费达到3000万。那么，这中间巨大差额是从哪儿弄的呢？我们前面说过，除了花国库的钱之外，清政府的军费还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摊廉”，说白了就是挪用官员工资，从文武官员的养廉银中扣；二是“开捐”，就是强迫富商地主捐款，这实际上就是公开抢劫。

其次，即使皇帝愿意发国债，也没有人愿意买。虽然老百姓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很顺从，但是他们内心深处不相信皇帝会守信用。近代以前，中国政府从来没有发行过国债。一直到1894年，清朝政府近代化转型过程中，才因财政极度困难而效法西方，发行公债。然而清政府发行的“昭信股票”“邮传部京汉铁路赎路公债”“爱国公债”，几乎无一例外地在全国上下遭受冷遇，迅速失败。从“昭信股票”的名字看，清政府本来是憋足了劲想讲一把信用的，无奈没有人信，最后忍不住强盗脾气复发，强制摊派，又拒不付息，中小投资者血本无归，导致国债沦为横征暴敛的工具。清政府自己也灰心丧气地说，“自昭信股票之后，信用未复”。

因此，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等与西方根本不同，权力不受约束的中国皇帝能获得的有效税收要远远低于王权被宪政制约的荷兰和英国。 [35]

经济学家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中说，过去人们总认为，国库真金白银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借钱花的国家是弱国。但是事实也许并非如此。他说，如果把1600年左右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藏了很多现金的国家，像明朝中国国库藏银1250万两，印度国库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另一组是负债累累的国家，像英国、荷兰、各意大利城邦国家，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结果：几百年过后，当年国库藏金万贯的国家，都是比较落后的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今天都是发达国家。 [36] 因为借的力量其实比抢的力量强大，或者说契约的力量大于枪杆子的力量。

三

讲到这里，我还需要补充一笔，再聊一聊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它和后来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关系。

细读历史，你会发现法国的集权过程与中国秦朝的集权过程非常相似。他们都是通过官僚集团取代了原来的自治社会。对于地方贵族，秦始皇是用暴力强行迁徙到首都。当然欧洲人想象力再丰富也不敢做这样的事，路易十四的办法是在凡尔赛宫中每天举办舞会和晚宴，发布最时尚的羽毛、绸缎和蕾丝，把数万名贵族吸引到巴黎，从早到晚待在宫殿里，让他们没有时间去管理地方，吸引他们疯狂采购，削减他们的财力。

我们讲过，周秦之变中，大共同体取代了地方自治。原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百姓亲睦”的民间社会，变得冷冰冰，以致父子之间，婆媳之间都如同路人。而在法国的集权过程中，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原本在各地封建庄园中，贵族、农民和商人是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而“中央集权下官僚机构的行政活动取代了地方民众的公共生活”，原有的地方有机社会被破坏了。“在打碎封建制度的政治关系之后，中央集权也破坏了附着其上的社会纽带和人际网络，以及各阶层持有的共同观念、共同情感和共同习惯。” [37] 有机社会迅速沙化，原来是利益共同体的民众成为陌路。贵族不再参与地方管理，与其他阶层脱离。作为沉重军役赋税唯一承担者的农民阶层，则仇恨其他阶层。

和秦国不一样的是，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法国，一度是很想给民众谋福利的。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自国王路易十四开始，中央政权一片好心地要把全社会的责任承担起来，不但积极承担全国财政、公共工程和社会治安的管理，而且还大力筹办慈善事业，甚至帮助农民学习新技术，给农民们搞培训。然而，中央政府积极进取为民众办好事，却导致民怨重重。 [38]

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自治能力被取消后，“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 [39] ，什么事都要由它主导，不许别人插手，不许民间自发解决问题。所有不被它控制的力量都被它视为一种威胁。“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 [40] 所以，在镇压和防范社会上，国王做了很多令人反感的事，抓了大量的人。

如果排除了民间力量的政府能把一切事都办得完美，那自然也没问题。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解决一切问题的能力，“它的排他性会让关切公共事务而受阻的民众，对政府充满了指责和批评”。天底下的事总是这样的，关乎你的事，如果让你参与，那么做错了你也不好说什么，因为你自己也参与决策了。但是如果不让你参与，无论结果如何，你总可能会挑剔。既然民众无法参与关乎自己利益的公共事务，他们就挑剔而报怨，“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41] 。托克维尔看到，中央集权下的政府面临着社会的整体性疏离与反对。 [42] 虽然政府有时确实一片好心，但是它把民众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基础。

四

君主专制制度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专制国家的性格也败坏了民众的品质。路易十四的君权强大蛮横，蔑视法律，政策朝三暮四，缺乏稳定性。“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在这样的政府下生活的民众也模仿政府的行为方式，内心深处不相信法律，只想钻法律的空子。“与政府蔑视法律和缺乏信用相呼应的是，民众不遵守规则和秩序，易于走向极端。”民众发现法律没有权威，因此也不遵守法律，而是相信行贿受贿和个人关系。他们表面上顺服权力的安排，但这种服从不是发自内心，而是被迫的，因此，当政府权力高压一旦减轻，民众就会从顺民一下子变成暴民，“因缺少外在约束而变得任性、骄纵，以至于走向暴力”。托克维尔说，正是政府的武断和专横行为塑造出民众的恶劣品质。 [43]

这是后来法国大革命如此暴烈的重要原因。

中央集权化的进程破坏了传统的有机社会，制造出一个碎片化、原子化的脆弱社会，这样一盘散沙的社会缺乏抵御和消化各种社会动荡的能力。正是因此，大革命能够轻松地席卷法国。

这个过程，和秦国的崛起以及毁灭的过程是何等相似。秦始皇构建的权力体系看起来牢不可破，然而由于它让社会严重散沙化，因此，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把沙土地基挖掉一角，整个国家就迅速崩塌。秦国从建国到统一天下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而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不到3年，秦朝就灭亡了。因为它是一个没有根的政权。

托克维尔说，法国君主专制制度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破坏了法国人的自治能力，其负面影响并不止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更在于“它持续地使在这种民众中创建民主共和秩序的任何努力都大打折扣”。在大革命之后，法国政治仍然频繁动荡就是明证。 [44] “大革命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此后近百年中，法国一直处于革命与复辟的轮回中，社会持续动荡，经济发展速度受到影响，工业化进程缓慢。”

[1] 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世纪前，中国比欧洲或者亚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强大……14世纪以后，虽然欧洲的人均收入慢慢超过中国，但中国的人口增长更快。1820年时，中国的GDP比西欧和它们附属国的总和还要高出将近30%。”根据该书图表，1820年清朝GDP占全世界的32.9%，即便是进入20世纪初，该比重也在11%左右。

[2] 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

[3]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4]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5] 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第276页。

[6] 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7] 周宁：《异想天开——西洋镜里看中国》，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224页。

[8] 史宏志：《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16页。

[10]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1] 茅海建：《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6期。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4月，道光皇帝的上谕中引用曾任职户部也就是财政部的中国官员陈庆镛的一份奏折，说“此次各海疆动拨银两报部者，已不下二千万两，尚有陆续补报等项”。也就是说，根据官方尚未统计完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花了清王朝至少2000万两白银。

[12] 事后根据《南京条约》，清朝赔偿英国的战争军费为1200万银圆，相当于852万两白银。

[13]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14] 宋丙涛：《英国崛起之谜：财政制度变迁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218页。

[15]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第77页。

[16] 不过我们要说明的是，英国人均纳税虽然远高过中国，但是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并不是大头，这方面下一章有说明。

[17]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8]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19]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0] 李方恩：《“老赖”拿破仑：信用差评，焉能不败？》，《文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21] 陆炘如：《浅述法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22] 道格拉斯·诺斯、罗伯特·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14，第157页。

[23] 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24] 陆炘如：《浅述法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形成及其主要特征》，《历史教学》1979年第10期。

[25] 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节目组：《大国崛起：荷兰》，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第114页。正是因为视信用为生命的观念，导致世界上第一家中央银行（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银行）、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第一家股票可以自由买卖的股份有限公司（1609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都诞生在荷兰。

[26] 计秋枫：《近代前期英国崛起的历史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9期。

[27] 而法国政府在征税过程中，因为过程不透明，民众交税意愿不高，征税成本高达25%。

[28] 李方恩：《“老赖”拿破仑：信用差评，焉能不败？》，《文史博览》2017年第12期。

[29] 东北师范大学的杨慧在她的论文《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将英国的数字换算成了中国的银两。

[30] 《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数字。

[31] 《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杨慧研究的数字。

[32] 《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周育民研究的数字。

[33] 《17—19世纪中英财政收入和支出结构比较研究》中所引吴承明研究的数字。

[34] 陈志武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中提到，2017年全国财政收入百强县指标，一个县级市（昆山市）的财政收入都能达到352亿，约合50亿美元，也就是说，今天一个县长能支配的财政收入都5倍于乾隆皇帝！

[35] 马德斌：《中国经济在历史上什么时候落伍的》。

[36] 今天美国的经济之所以能保持世界第一，基础也是其世界第一规模的国债。

[37] 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38] 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39]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09页。

[4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05页。

[4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2013，第112页。

[42] 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43] 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

[44] 王涛：《中央集权的政治困境——再议托克维尔热之盲点》，《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