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近代世界转型最顺利的国家：日本

一

在中国鸦片战争结束11年后，1853年7月，四艘巨大的黑色铁甲舰，冒着隆隆的黑烟，驶入了日本的江户湾。这就是所谓的“黑船来航”事件。

上岸的美国海军准将佩里携带了美国总统写给天皇的措辞非常礼貌的信件，要求日本开放港口，与美国通商。并说他明年春季会再来，听取日本方面对总统信件的答复。

第二年，日本乖乖地和美国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宣布开国。日本近代化的进程由此开始。

近代史上，还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像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机敏的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40多年，它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强国。

因此日本人对“黑船来航”一事，普遍抱有感激而不是仇视的心理，他们感谢佩里打开日本国门，见识到外部的新世界。日本人在佩里上岸处树起了纪念碑。时至今日，日本每年都要举行一次特殊的纪念活动，叫“黑船祭”，来纪念“被美国侵略”这件事，在表演活动中，当年的“入侵者”美国人是以英雄的姿态出现的，而当年的日本人则被处理成滑稽可笑、惊慌失措的小丑形象。

二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汇是“同文同种”“一衣带水”。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 [1] 所以中国要变革，除了学日本没别的办法，只学日本一国就足够了。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中国和日本相似的表面下面，其实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全国一盘棋”。而日本则是诸侯林立，分为200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类似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日本的天皇，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生活状态很是可怜，连吃饭都靠别人。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把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但是幕府也从来不敢公开蔑视天皇的权威，名义上还是要服从天皇。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封建世袭制，社会流动性很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通过科举做到卿相是常见的事。因为“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延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经常惊讶于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至今，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家产主要都给长子。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不懂什么叫贪污。

因此，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与一衣带水的中国完全不同，却与遥远的欧洲非常相似。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这些在中世纪西欧都有，只不过欧洲不叫武士，叫骑士。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正是因为与欧洲的相似：它和欧洲一样，都是从封建制的基础上，而不是从中国式郡县制的基础上开始转型的。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中国用文官治国，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教条。而日本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2]

确实，日本统治阶层远比中国的官僚阶层更为现实，因此，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权，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与此相对照，中国早己存在着欧洲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迎来的那种平等主义。

这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 [3]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皇上一句话，下面立刻执行，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大权独揽，没有日本幕府将军专权，指挥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样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远过日本。”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中国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做出的反应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乱杀外国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比如水户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 [4]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依赖于欧洲小国林立的特殊条件。无独有偶的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也因为诸侯林立，可以在危机面前做出多种选择，从而使正确的选择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