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小鲍庄》

张新颖：“雯雯系列”之后，就是《小鲍庄》了吧。

王安忆：事实上，事情并不那么整齐，在“雯雯系列”的过程中，还有《本次列车终点》《墙基》《流逝》，这些变数分散在这个时期中，酝酿着后来的事端发生，那就是《小鲍庄》。《小鲍庄》我觉得和“寻根运动”是有关系的。我记得当时阿城跑到上海来，宣传“寻根”的意义。他谈的其实就是“文化”，那是比意识形态更广阔深厚的背景，对于开发写作资源的作用非同小可，是这一代人与狭隘的政治观念脱钩的一个关键契机。当然，当时认识不到这么多，只是兴奋，因为打开了一个新天地，里面藏着新的可能性。写作《小鲍庄》的直接起因，是一个小小的具体事件。当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一九八四年盛暑，单位给我一个紧急的任务，说在江苏宿迁县出了一个英雄，一个小女孩，她为了保护一个五保户的老奶奶去世了，被评为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我们准备做个报道。我们请了团中央两个人来写，写出来不能用，差不多要开天窗，让我去补。当时我丈夫还在徐州工作，正是靠近宿迁，所以主编答应让我看望丈夫，并且让他与我同去宿迁，一切费用都报销，等于让我们公费旅游一次。我就去了，很热很热的天气。这个村庄向我呈现了一幅完整的画面，也许是“寻根”让我有了不同的眼光，那些散漫的细节似乎自行结构起来，成为一个故事，这就是《小鲍庄》，很偶然的。

张新颖：在你的叙述里面，《小鲍庄》这样一个作品不但跟“寻根”有关系，而且跟去美国有关系，这是一个情况。很多人把它跟“寻根”联系在一起，这是很自然的；大家都想不到把这个跟你的美国之行联系在一起。

王安忆：那段时间我是比较低潮的。我从《雨，沙沙沙》开始习惯了一种每天坐下来写作的生活，在去美国以前写了我的第一个长篇《69届初中生》，那个时候的作品看起来真是粗制滥造，完全不爱惜自己的资源。可是真能写，元气旺盛，写作的欲望旺盛，可是从美国回来后，一下子刹住了。《小鲍庄》这本书所收入的中短篇就是那个时候写的，可以窥见当时的状态。里面东西特别杂乱，有《麻刀厂春秋》，写社办工厂的；有《人人之间》《阿跷传略》《一千零一弄》，是写上海底层市民的生活的；《大刘庄》《小鲍庄》是写农村生活的；还有一篇《蜀道难》，是写爱情的。写爱情的这篇东西也蛮奇怪的。八十年代初，单位让我到成都开会，还给我一个任务，经过重庆到武汉去做采访，采访一个小学生女子足球队。我当时发着高烧，在成都上了火车到重庆，在重庆过了一夜，重庆给我的印象非常的强烈，一个石头城。夜里他们带我去看急诊，觉得这个城市很鬼魅的，老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人很虚弱，我就扶着墙，墙是山壁，山壁中会有灯光露出来，应是从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可就像砌在了石缝里，因为发高烧，意识很模糊，整个人在非常低沉的心情之下。我觉得我要为它写个故事，为这个空间写个故事。所以《小鲍庄》这本书里面的东西很乱的，完全不晓得我准备做什么，找不到一个很清楚的思路。前面“雯雯系列”很清楚的，很单纯的；这时是阵脚大乱。之后我连续地请创作假，事实上，生活已经进入职业写作状态了。在这个阶段我写了一本书《海上繁华梦》，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出一点职业写作的痕迹的。心境安静下来，写作进入日常状态，就像一个匠人在做他的活计，这表现在对材料不拘一格，能抓到什么就写什么。偶尔的采访、坊间的琐闻，我都能把它写成故事。《海上繁华梦》完全是按照掌故来写的，从掌故演绎的故事。《谢伯伯、好姆妈、小妹阿姨和妮妮》则是和生活经验有关，来自身边的人和事。《阁楼》完全来自采访，是《文汇月刊》托我去采访的，他们委托我去杭州采访一个所谓的资讯公司，这公司专搜罗信息，网罗人才，究竟要做什么，似乎并不明了。采访了几日都摸不到脉，只觉得人事关系很是纠缠，心里已经打算放弃采访回家，却意外碰到个老头，专门研究炉子，如何节约燃料，他和我谈了一下午，谈他怎么研制柴炉和煤炉，几两柴或者几两煤就可以烧好一餐饭。听起来有些病态，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认真地看待他的游戏，其实呢，是个纨绔，玩物的趣味，先是喜欢钟表，后来家业败落，又迷上炉子。好比染上嗜好，家也不管，孩子也不管。我小说里有句话，就是他跟他老婆讲，他很对不起他们。他老婆就讲，总比喜欢打麻将好。但是他入迷到了某种程度，超越了现实，似乎就获有了精神的价值，所以我在最后给了他一个辉煌的场面。这个小说基本是照他的经历写的，这是一个奇人，特别合适艺术的虚构，因为太不真实了。这本集子其实挺好看的，我觉得我的小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好看的。

张新颖：但这本书影响不大。

王安忆：影响不大，因为它没有什么重大禁区的突破，没有什么抢眼的旗帜。怎么说？没什么对文学史的贡献。其实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短篇都还写得蛮有趣味的。这本集子我个人觉得比较接近一个职业作家的写作。它们出自一种创造的兴味，有一些匠心的意思。就是说对写作这个活儿挺有兴趣，耐心地处理各个细节。

张新颖：就是从《海上繁华梦》开始算？

王安忆：也不能这么肯定，但这时候已有些征兆了。写作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不那么紧张了，而是松弛下来，不只是指写作的材料，还是指写作的动机。这一段时间比较平静，写作也很耐心，似乎是，渐渐地认同了写作里的创造性因素，创造一个他者，一个客观存在，与主观自我的距离拉开了。所以，它虽然没有什么影响，这个阶段引不起别人注意，可对于我自己是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