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陆文夫、高晓声、白桦
张新颖：你父母这一辈的人，宗璞和汪曾祺之外，还有哪些作家可以讲一讲？
王安忆：我父母这辈人，有一个作家我应该讲一讲，就是陆文夫。陆文夫，他有一种气质吧，像汪曾祺，但又不完全像汪曾祺，他比汪曾祺要犀利。他这种作风甚至影响了整个江苏的作家。恐怕是和自己的生活经历有关系，他是比较介入现实，并且他能够在现实里取一个态度。我曾经写过一篇小说《酒徒》，其实我就是写陆文夫。有一次在苏州，他请我们吃了一顿饭，他给我描摹一些事情，我特别感动。他就给我谈酒，小说里面的酒经，基本上是他的原话，我就再扩充点材料。他是一个非常能收放自如的人，他和我说，我有好多朋友，全都喝酒喝死了。那确实，我也知道，其中有几个人真是喝到后来都没有尊严了。我就问他，那么你呢？他说，我就能告诉你一句话，什么时候我说不喝了，我就能不喝了。后来我在想，他在逆境里面的态度，他的人生，都是有一种这样的气质，就是收放自如，很能控制自己。这非常非常不容易，苦难大家都有，他不像汪曾祺，那我干脆站出来看看生活，他是坚持在里面，但不允许自己下滑，这种自律性给我很大的震动。所以他有些小说，你好好去读，读到后面，这个人，你就觉得蛮有力量的。可是我觉得，好像至今为止，他小说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像他这样强的。他喜欢写弱者，可能也是因为他比较强吧。比如《井》里面那个女性，其实这个人物应对现实的能力很强，可是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软弱的结局，挺遗憾的。还有《美食家》。他写的人物总归不像他，他比他们都要强，他写的却多是对生活服从的态度。
张新颖：他后来写得少了。
王安忆：这也是跟他收放自如有关系，有些作家觉得，写不到我期望的那么好，我就不写。
张新颖：那么高晓声呢？
王安忆：他们这代作家里，高晓声很像乡下的智士。他很聪明，人情世故皆通，会看出很多的奥妙。他的小说有一点像笔记小说，有点诡异，写农民的时候也有足够的同情，文字也好。反正我觉得江苏作家都蛮好的。
张新颖：你刚才说到陆文夫对江苏文学的影响，这怎么理解呢？
王安忆：江苏给我感觉，特别丰饶。那边会不会有一种气脉？你很难说，有时候事情又似乎决定于某些个人，高晓声他们都有点名士派的风度的，江苏作家气质都很好。而且他们一茬茬出来那么多的人。从最初“伤痕文学”开始，就没断过。
张新颖：从“探索者”一批开始。
王安忆：可能从个人开始，渐成气候。他们有一种风气是上海没有的，就是一种写作的风气。那儿我觉得风水很好。这地方很奇怪，说是江南吧……
张新颖：其实很像北方。
王安忆：它有北风，其实蛮粗粝的。相术上说，南人北相或者北人南相，都很好。而且作为一个生存的地方来说，一个省比一个直辖市好，直辖市好像有点空。
张新颖：省有一个大的背景，而且有草根性。
王安忆：比如托尔斯泰，他不仅是有城市，他还有城市以外那么广大的土地。在上海这个城市写东西对人真是有一种挑战。上海的写作有两条路，一是走出城市，或者就是走进书斋。
张新颖：书斋，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念书的地方。
王安忆：这和一九四九年以后上海的处境有关系。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央一直把上海作为一个经济城市定位。你是山东人吧，你应该经常回家去看看。我有时候到外地，到那种很偏僻很狭小的地方，南通啊，临安啊，你就会看到许多年轻人在读书。他们没有那么多的诱惑。你会觉得，呀，久违了，现在还有人过着这么安静的内心生活。然后你会发现他们中间有着一位精神领袖，可能是一个老夫子，可能是一个挺现代的人……大家都会到他那里去，听他论道。这是很有趣的。其实这就是民间智士，我们上海人叫“老法师”。这种人是很重要的。
张新颖：这在上海是没有了吧，但我想上海很早就没有了。八十年代有吗？我不了解。上海人是比较个性的。
王安忆：也有的。“文革”当中，年轻人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同时呢，又自发形成群体，就会有一个人出现，大家都喜欢到他家去聊天，听他谈东谈西，他又很有权威性。比如陈丹青提到过一个“城隍庙的拉斐尔”。当时我学过乐器嘛，我们这些人当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音乐爱好者，但他是路路通，认识各种各样的人。“文革”当中我们这些插队落户的人不是都想考到各地文工团去吗？各地文工团也集中到上海来招生，就需要找到一个人能提供人才。而我们呢，则能通过这样的人到各个团体去面试。他就是其中一个。其实他自己在音乐方面也很野路子的，可是，大家都很尊敬他，因为我们也都是野路子嘛。
张新颖：那你到文工团不是通过这个人去的？
王安忆：最后我是通过我妈妈的老战友。他帮我介绍了几个地方，可是这几个都是省团，我考不进去的呀。但是他却让我结交了这么一批人，像我这种无头苍蝇一般的，到处奔来奔去应考的人，有唱歌的，弹钢琴的，拉提琴的。我跟你讲，到处奔来奔去应考的往往业务都是不大灵的，都是那种中不溜的，好的人老早前线、总政都看去了。张炜也说过，他那时候在农村，听说山那边有一个人喜欢写小说，他会背着他的小说爬山越岭，到他那边，天已经黑了，就点着灯，大家坐在桌子旁边，你读你的小说，我读我的小说。非常庄严的。这情形看不到了。它本身就是审美的，那时候的生活方式很审美的。在小说《隐居的时代》里我也写过这么一个人，原型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老大学生，这人现在想起来就是一个没有着落的人，分配他到外地，他又不愿意去，不服从分配，一个社会青年。他没什么事情，通过什么关系，到我们插队的那个县城去做客，那地方很偏僻，要坐火车要坐船。我现在回想起来很佩服他，生计都没着落，他还有这个兴致。他要来的消息很早就传开了，到了这一天，大家都到那个地方去听他谈天，吃饭的时候就到食堂里用脸盆打饭。他讲的也是些杂碎，但他是复旦大学的，中文系，我们就当他经典。我想他年纪也不大，二十多岁。好像那时代比今天显得丰富。
张新颖：说到上海，我想起白桦，可以谈一谈吗？白桦前几年有几篇小说写得挺好的。有的时候分不清楚是小说还是散文，其实写得蛮好的。
王安忆：白桦是个诗人，他写过一些散文和散文化的小说。他的文字好。他有一些散文挺动人的，我看了很震撼，但白桦这感情，到最后没有扩张出来。他的父亲是被日本人杀的。他很小的时候，有一天听到日本人又在街上杀人，他就随了看热闹的人群奔过去看，结果路上碰到他们的街坊邻居，街坊一把把他扯住，你怎么能去看，你爸就是被日本人杀的。这真的很好，这种东西其实在中国古人那里很强的，可是到现在越来越弱。我很喜欢他这类东西。他因为是个诗人的缘故，如果去描摹一个真实的场景，会写得特别漂亮。但他情感的分量，难免受意识形态影响，会变得简单化。他还写过两个小人物，微如草芥，可是日本人侵略到他们家乡的时候突然焕发出英雄的气质来。那也写得很好，短短的。他是有浪漫气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