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写爱情

张新颖:你说到证明自己的写作能力,写男人,因为你以前写的多是女人,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批评你,说你不会写爱情,你写的这些个爱情大多数是写女人的爱情,但这里面多数都是算计,勾心斗角的成分太重,很少看到感情纯洁深挚的那种。

王安忆:我觉得他说得有点道理。陈村他对我曾经有过一次批评,也不是批评,评介,我觉得讲得特别对,他就把我和杜拉斯去比较,他说杜拉斯写的爱情,写的《情人》,是轻盈的爱情,而我是很结实的爱情。我想这和我的写实观有关系。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生活的质感的,爱情这样的东西特别容易有假象,罗曼蒂克的假象,因而失去生活的质感,所以,我觉得写爱情很危险的,写得不好就变成了风花雪月。这是一个解释。其实应该说我是会写爱情。

张新颖:我没有这个疑问。就是你不太把爱情孤立出来,放到一个中心去写。

王安忆:可能是对爱情这件事情本身评介得还不是太高,或者觉得这一件事情太通常了,太普遍了。我个人觉得,如果写不到像《呼啸山庄》这样的爱情的话,别的爱情又满足不了我。你看所有的爱情故事里边都是需要别的条件来支持的,都是需要现实条件来支持的,包括《呼啸山庄》也是需要现实条件来结构的,比如说门第的观念,出身的观念,性格的观念,还是需要别的东西来支持的。其实《情人》里边外界的东西特别多,现实的含义多得不得了,杜拉斯是笔调比较轻盈,但是事实上,“情人”就是一个殖民和被殖民的关系,或者是一个移民的关系,种族的关系,这故事是不错的,也只有法国人会这么写,法国人是有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你可以说它是优雅,也可以说它是轻佻,它可以把很多大的事情变成轻盈的故事。

张新颖:那《我爱比尔》有没有这种很大的东西在里面?

王安忆:《我爱比尔》其实是一个和爱情无关的故事,因为名字叫《我爱比尔》,他们就以为是写爱情。我就想我哪一个小说是和爱情比较有关系的,我自己得想一想看,我觉得我写爱情的还是《香港的情和爱》,但是它的爱情需要很多很多别的东西参加进来,它最后是有爱情的,爱情其实不会那么多,那么多叫滥情,像《廊桥遗梦》啊这种算什么,太小资产阶级的伤感剧就是了。我也没看到过什么特别好的写爱情的。

张新颖:在我们的现代文学作品里面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写爱情的作品,我们回想一下,这一百年来我们文学里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那样的作品。

王安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红豆》里边的那个爱情,因为最后不成眷属,特别遗憾,它是写爱情的。那你看一下雷马克写的《凯旋门》,雷马克他很会煽情嘛,他就说那两个人,最后的时候那女的,琼恩,马上就死掉的时候,忽然之间他们各用本国语言说起话来,他们所说的对方根本听不懂,可是他们却达到了空前的互相了解。这一段真是写得好极了,可你没有前面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支撑的话,后面就不能成立的呀,但前面的故事不是一定要和爱情有关系的。有一天如果一定要写一个爱情故事,单纯的爱情故事,很不容易,就算是一个标高吧,暂时作一个标高。你要说爱情的话,我觉得《约翰.·.克里斯朵夫》大概写得比较好。

张新颖:就浪漫主义而言大概写得比较好。

王安忆:就浪漫主义而言写得比较好。你看克里斯朵夫遇到那么多女人,可是其实他只和一个人有爱情,而这个有爱情的人是连手都没碰过,对话都没对过,就是安多纳德。最后葛拉齐亚和他说的话是对他一生爱情的总结,他那时候想和她结合,葛拉齐亚就说我们之间很庆幸没有发生任何关系,否则我们就会被日常生活玷污。你看浪漫主义的爱情就这样子,不能有生活的加入。《巴黎圣母院》里边那个丑人卡西莫多和艾丝梅拉达两个人写得都好,他们两个人死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当你刚刚要看到这个场景的时候一切就化成灰了。我觉得真的爱情就是这么脆弱,那么碰也碰不得的,就这样子,所以当你真的要正面去写爱情的话,一定是俗世的,我们现在没有这种浪漫的情怀,也没有浪漫的环境。

张新颖:浪漫主义的时代早就没有了。

王安忆:这个爱情问题和那个英雄的问题是一样的,这跟时代是有关系的。其实我也很想找到,看到一个英雄,比如就像《复活》里边的那个贵族聂赫留朵夫,或者像《悲惨世界》中的冉阿让,但是你说现在哪一个人是这样?我真的觉得想象力穷尽了。

张新颖:你如果想象出这样一个人的话,也没办法放在这个时代里写,他跟生活一定是脱离的。

王安忆:我觉得英雄到这个时代吧,就有点像卡西莫多一样的,就是说他是埃及的神,但是他已经受尽了人间的折磨,他变形了。我觉得今天的英雄吧,如果我们说有的话,都已经变形了。变形到什么程度啊,变成罪犯了,或者是变成一个怪人,或者变成一个精神病了,我就觉得英雄都变形了。总归是古代好,也不是古代真的比现代好,就是每个艺术者都对自己的时代不满意吧,所以都说是古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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