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再谈传统和反叛

张新颖:那你前面说到文学讲习所和“国际写作计划”这两个关节口,以后还有类似这样的重要的关节口吗?

王安忆:以后好像没有了,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以后就不大有了。

张新颖:以后可能人就比较成熟了。

王安忆:稳定了,就是说趋于成型,再没有遭遇这么强烈的冲击性了,没有这么明显的嬗变。一九八九年以后我经常感到不满足的地方,就是没有承继,好像没有前辈呀。人们经常说,上海现在后继没有人啦,没有新人出现;我倒不担心新人,我就担心前面没有人,前面没有人后面肯定没有人啦,不行的,没有承继,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好像拼命要给自己找一个领袖,有这样的心情。

张新颖:为什么要一定要——你这样讲,年轻人会觉得蛮难理解的——为什么一定要前面有人?

王安忆:这种事情,我们用很感性的话来讲吧,就像父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父亲母亲都没有了,陈村他也是和我同一年里最后一位长辈去世,他有一句话讲得很对,他说其实父母到后来吧对你已经没什么作用了,但他们是个象征,他们在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树还有荫,他们没有了,你就是自己一个人无遮无挡在前面了。需要的,前面需要有人的,就像我们有的时候拼命要看书,看书就是要找一个传承呀,我倒不是说一定要把我自己挂在这个传承上面,但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即便是要反抗,也有反抗的目标了。我很羡慕西方人他们有本《圣经》,有神和无神都有出处。

张新颖:有一个好像可以找到的源头一样的。

王安忆:这个东西非常有力的。故事也好,道德支持也好,感情资源也好,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就讲《红楼梦》,宝黛的爱情如果仅仅是大观园的那些事,挺琐碎的,就像我们日常生活一样的,生生气呀,闹闹别扭啊,再喝喝酒,就这么点事情,甚至很无聊,可是你知道它后面有一个太虚幻境,三生石,有了三生石以后所有的一切全都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就需要找到这个三生石,其实就是一个传统、源头、背景,否则的话甚至你都会怀疑我为什么写小说。如果没有那么多好小说在前面放着,没有雨果、托尔斯泰的话,你想你为什么写这些东西啦?是需要的,其实是需要的,我觉得我们年轻人的反抗都是很没道理,他没有什么可反抗的,他就这样反抗了,这很危险的,人没有一点敬意。对传统没有敬意,反抗也就缺乏严肃性。

张新颖:我们上次谈到传统与反叛的问题,其实就是这样,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父母,没有前人,如果前面有人就把他反掉。没有对传统的体会和敬意的话,连自己是谁也搞不清楚的。

王安忆:我记得是三年前了,顾彬,就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家顾彬,在华师大做访问学者,有一次我到那边去和他见面,我和他已经是好多年没见面了,那么就好像,他有很多话要说,一下子有很多问题,他感到最最奇怪的问题就是,他说当然不是不可以,就是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们怎么就可以这样子非常轻松的,任何一个人都轻而易举说不要鲁迅,不要巴金,什么都不要;如果在德国,我说我不要,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情。那是一件带有危险性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奇怪你们现在可以那么轻松,那么随便地就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这个应该打倒,那个应该取消;如果在德国我哪怕只是说出这么一点点意思,我都要有足够的准备,非常慎重的。

张新颖:所以我们就是一点点东西都积不下来,因为前面的你都不要。也不是现在,就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就有人开始不要鲁迅了,就一代一代地不要,不是从我们开始不要鲁迅巴金的,其实这倒已经是一个顽固的传统了。

王安忆:早就已经有人揭竿而起。然后就越来越迅速,三十年代的人不要二十年代的人,四十年代不要三十年代,五十年代不要四十年代,六十年代……

张新颖:现在就是速度比原来加快了一点。

王安忆:加快了,真的是很快啦,转眼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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