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埃戈·苏姆 ①
埃戈·苏姆吃过人肉。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早春时节，在沃尔库塔和克拉斯诺耶小火车站之间的某个地方。他们五个人被留在铁路道轨旁边的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因为他们要给接下来的几列火车卸货，但是火车还没有来。夜里下了一整夜的雪，比已经积在那里的雪更大，也更白。他们从雪下挖出嫩枝、残剩的青草，他们就吃这种东西。他们从棚屋的木板上刮下老苔藓，也吃掉了。幸好周围是森林，他们有木柴，可烧火烤热他们的身体，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从体内给他们些许温暖了。
埃戈不记得伙伴们的名字；他得以忘记他们的姓名，但他没法忘记那个冻死了的人的面孔，他吃了那个人的尸体。那个人很可能是夜里冻死的，因为早上他蜷缩着躺在火堆旁边，一只长筒皮靴有点烧焦，似乎是他在将死的时候把一只脚伸进了火里，想以此提醒自己“还活着”。但也可能是他死后那只脚才落进火堆的。他已开始谢顶，蓄了一脸红褐色的络腮胡。埃戈记得，他苍白的双唇露出因患坏血病而糜烂的牙龈。
埃戈·苏姆的父亲是个乡村教师，住在博雷斯瓦夫附近。他的姓名非常普通，叫文岑蒂·苏姆，但在他情绪好的时候，突然心血来潮给儿子起了个埃戈的名字。他觉得，似乎埃戈·苏姆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值得自豪。不久他又后悔没有给儿子起两个名字，要是给儿子起双名也许就会显得更为高贵和文明，也许就会成为一种标记，说明他的家族以及跟他的家族一起的文岑蒂·苏姆和他的孩子们，全都是属于西方的。
埃戈·苏姆在利沃夫上大学，攻读历史和古典文学。他被流放西伯利亚，时年二十四岁。
那个冻死的人蜷缩成一团躺在地上，盖着破旧的粗毛毡，从毛毡下边伸出一只烤焦的皮靴。他那带帽耳的帽子从头上滑落，露出了他的秃顶。他的脸具有人的线条，但已不是人的面孔。伙伴们无言地将他抬到了小木屋外边，放到了雪堆上。雪花像沙子从天空撒落下来——细小、锋利、富有攻击性。几个钟头之后就覆盖了所有的痕迹。但埃戈·苏姆却一直想着这个冻死了的人，眼前总是看到那只略微烤焦了的皮靴。他试着回忆那人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有过怎样的嗓门儿，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忘记了一切，彻底忘到了九霄云外，仿佛那个穿着一只略微烤焦的皮靴的人从来不曾在这里跟他一起待过。他们喝着烧热了的融化的雪水，彼此不说一句话。暴风雪肆虐，周围一切都在怒吼，呼啸，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雪从墙上的裂缝灌进了小屋，堆成了一个个规则的圆锥体，仿佛是一个个活人前来拜访作客，仿佛是星际空间的居民选中到地球来度过这一夜。早晨所有的人都还活着，他们有个人走到屋外，但立刻又返回来。“已经把他盖住了，什么也看不见，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他绝望地说。
他们都从座位上跳将起来，出门走进雪中，去寻找那具尸体。那具尸体突然变得极其珍贵，变成个受欢迎的值得弄到手的东西。埃戈就是这样想的——他需要他，渴望他，并不介意死者本人头脑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死者确实也在那里想些什么，比方说，在他的头脑里回荡着从维吉尔或塔西佗那里援引来的某些拉丁文句子，他无法确定究竟是从谁那里援引来的拉丁文诗句：Cum ergo videas habere te omnia quaemundus habet，dubitarenon debes quod etiam animalia，quae offeruntur in hostiis，habeas intra te. ② 他们用棍棒在巨大的白色雪堆上到处戳，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又开始用手把雪扒开，在雪堆上挖出了几个洞，直到最后埃戈见到了一只略微烤焦了的皮靴，他欢喜若狂地大嚷大叫说：
“我找到了他！我找到他了！”
他们把尸体拖到了墙边，用几块木板和树枝把它盖得严严实实。然后他们回到屋内，重新喝起了温热的雪水，因为他们也冻得半死。再晚一点他们中有个人走了出去，拿来一些小块冻肉，扔进了水中。此人不是埃戈·苏姆，不是。这一点他确确实实记得很清楚。第一次干这件事的是另一个人。那些肉块在水里解冻，又在沸水中煮了一段不长的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水锅里慢悠悠地漂浮过一阵子。那是些苍白的薄薄的小块儿，闻不出任何气味，只有水蒸气在锅的上方升腾。他们中有一个人拒绝吃，但此人也不是埃戈。埃戈把肉含在嘴里，硬邦邦的，半生半熟，他无法吞咽下去。他必须借助意志力去吞咽这些硬块。他暗自想：“你就把它想象成普通的肉，煲汤的肉。”直到这时他才狠一狠心将其吞了下去，却又坐着发呆，一动不动，仿佛吞下了一枚定时炸弹。傍晚，那个没有吃的人对他们说，他们可能会得过敏症，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不适应消化这种蛋白质。此人从前是一个生物学家之类的什么人。
“闭嘴！”他们对他说。
火车仍旧没有来。其实指望能有火车来本身就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铁轨早已消失在雪下。同样，小灌木丛和棚屋也正缓慢地消失。他们每天都必须远征稀疏的白桦林弄一些木柴。他们用手掰断白桦树枝，拖到棚屋旁边。夜里他们常常听见狼嚎，声音悠远而恐怖。埃戈·苏姆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个想法，像火一样温暖着他：“这没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发愁。”这想法有如一堵坚实的墙，不断扩大，增长，它驱赶别的想法，一再反复较量，重复上千次，直到它完全占满整个意识。“一切正常，一切都好。”当轮到他出去拿肉的时候他也是这样想。他走到小木屋前，暗自重复这些话，一遍又一遍，抑扬顿挫地重复着，像念经似的。这些话把他的思想梳理成笔直的、与任何事物都不相连的一缕思绪。因此他再也看不到人，他看到的是一个扭曲的外形，有棱有角，撒上了一层雪。他用刀割下一块块的肉，一直割到骨头。这是个艰难的工作，因为他只有一把钝刀，而肉却是冰冻的，硬得像石头。后来，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到自己割的是大腿。想到他们已割完一条腿上的肉。生物学家是如此虚弱，当别人给他一点热汤和几块肉的时候他已不再拒绝，虽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他是否能活下去。现在他跟他们完全一样了。
这样持续了一个礼拜，或许是两个礼拜。埃戈还在不停地拿肉，现在用刀从骨头上刮不出多少肉了，还得砍下一些小骨头，因为到后来骨头也得充分利用。多亏雪和其他的一切，不久便难以辨认他们储备物资的来源是什么。与其说是别的什么，不如说是一堆骨头，一种不规则的结了冰的形体。生物学家也只呕吐过一次，那是在他们吃内脏的时候。
定是有个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们，埃戈·苏姆这样想，因为就在狼群向他们进攻的那一天，他们在白桦林发现了人的踪迹。他们循踪走了一段路，可以看出那个人用雪橇拉木头，而雪橇是用一匹马牵引的。他们返回木屋时兴奋不已。他们祈求上苍不要下雪，不要掩盖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踪迹。这天夜里，起先他们听见远处什么地方有狼嚎声，后来这声音越来越近，最终听见就在棚屋的外面有一种喧叫声和相互扭打、混战的声音。狼群先是嗥叫着撕裂、吃掉了他们剩下的储备物资，为争夺一点少得可怜的食物而相互搏斗，而后又因搏斗而激起狂暴的野性，它们开始拼命挤压小屋的门，啃啮小屋的墙。屋内，他们尽量把火堆烧到最大程度，以致烤焦了顶棚。假若黑夜再持续一个钟头，小木屋就会保不住，他们就会成为狼群嘴里的食物。
太阳刚刚升起，狼群就已经离去。他们朝白桦林的方向走，去寻找人、雪橇和马匹的踪迹。他们三个人走在一起，因为一早就发现生物学家已经死了。埃戈·苏姆心想，发生这样的事倒也不错，又是有什么神灵在保佑他们，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办法把奄奄一息的生物学家带走。而他们前面的路又很长，很遥远，甚至不知有多么遥远，不知前方到底有没有目标。
他们走了一整天，穿过森林，然后沿着森林的边缘走。到了傍晚（其实天在几个钟头之前就已经黑了），他们看到远方有灯光。在这儿还能听见他们身后某处有狼群在嗥叫。
埃戈·苏姆就这样得救了，还有他的两个伙伴也得救了——他甚至都没有记住他们的姓名。他们走到一个勉强算得上是居留点的小村庄，那儿总共只有五栋房屋。那里有人让他们取暖，有人给他们食物，有人治好了他们冻伤的脚、手掌和手。埃戈在那儿加入了波兰军队，走过从列宁诺到柏林的整个路程，最后又来到新鲁达落脚，在一所老中学当了一名历史教师。在那所中学的大厅里，立着歌德的大理石半身雕塑像。
① 埃戈·苏姆，原文作Ergo Sum，是笛卡尔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后半句。
② 拉丁语，意为：一旦你看到你拥有世界所有的一切，你就不应怀疑你同时也拥有作为额外祭品而奉献给祭坛的生灵。
悲伤和比悲伤更糟的感觉
这类感觉总是在圣诞节过后就立刻出现，而且逐渐强化，到了二月份更进入了绝望状态。每年埃戈·苏姆休完假回到学校就像换了个人。他变得睡眼惺忪，精疲力竭，眼睛和脑袋都痛。肮脏的雪景令他如此厌恶，直至痛心疾首。埃戈眯缝着眼睛，感觉自己仿佛是被禁锢在一个无能、僵硬、笨拙的躯体之内，而这个躯体又被封闭在一个无能、僵硬、笨拙的世界上。孩子们上学读书在他看来同样没有意义——他不遗余力教导他们，跟他们天生的轻浮、无聊的举动做无谓的较量，因修改他们的课堂作业而视力减退，因他们的尖声喊叫而耳朵发聋，因无所不在的粉笔灰而头发变白，待他们日后长大成人，他们又投入下一场战争，再次互相屠杀，或者在和平时期酗酒成瘾，繁殖一些跟他们一样的后代。可他却教他们维吉尔，明知他们对学过的内容一窍不通。他往他们的脑子里强塞硬灌简单的拉丁语词句，可到了他们嘴里就成了莫名其妙的外语单词。含意从那些词句中散落了，恍如从破袋子里撒落的罂粟籽一样，掉进了执拗地流经城市的臭气熏天、五颜六色的河水中。在方圆一百公里的范围内没有人懂得维吉尔，没有人思念他。他成了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周围生活着与书本无缘的人们，他们经常面对成堆的书籍，其中包括柏拉图、埃斯库罗斯和康德的著作，而他们却能奇迹般地找到《采蘑菇者指南》或《马铃薯料理的百种作法》。
在这座丧失了智慧的城市的街道上，能听到的唯一有节奏的声音是孩子们在他住宅的窗外咿咿呀呀地唱着的一支悦耳的小调：“前辈维吉尔教自己的孩子们读书，他的孩子总共一百四十三，有男也有女。”
此后他很快就觉得拉丁语过于深沉庄重，缺乏奔放的想象力，还掺杂了许多宗教的联想。除此之外它也完全不适合这个令他感到陌生的小城市。跟拉丁语相宜的恐怕只有广场上的市政厅和某些以装饰性的尖顶冒充哥特式建筑的高大楼房以及那些彩色玻璃拼成的图案已被砸得七零八落的窗户。与之相宜的还有街上那些具有野蛮人面孔的行人。这是个第四生态纪的世界，一个等候着恢复黄金时代的男孩诞生的世界。
因此他更喜欢希腊语。他怀念希腊语，因为在中学里他只能教拉丁语。
每当他修改课堂作业不顺手的时候，每当他陷入绝望之时，他便拿起了柏拉图，他总是希望将其翻译得比维德维茨基 ① 的译本更好一些。他甚至觉得那是他真正的语言——那些美丽的、发音响亮的希腊词语，使他想起和谐的几何图形。他将它们转换成波兰文，就不是那样匀称、美观，由于一词多义，由于词形充满了前缀，可能会出乎意料地改变整个意思。上帝如果存在的话，必定也说希腊语。
他喜欢想象柏拉图那样的生活。他看到他们四五个男人斜靠在石头床上怎样进行对话。裸露的肩膀，皮肤——虽说可能已不年轻，但仍旧光滑、健康、黄金般耀眼，阳光从扣紧扣子的束腰外衣上反射出来，一只握住酒杯的手轻微地向上举着，斑白的头发短短地剪齐鬓角。这是他所想象的那位年纪较长的男人。两个比较年轻的可能是黑头发、黑眼睛、丰满的嘴唇。埃戈·苏姆心想，他们中的一个当是斐德罗。第四个男人抬起了身子，坐着说话，还用手在空中为他的陈述敲出某种节奏。一个年轻小伙子在斟葡萄酒，几个大盘子盛满葡萄和橄榄，虽然埃戈·苏姆对橄榄是什么模样并不十分有把握。但根据字面判断，它们应是光滑、有弹性的，而一旦牙齿咬破了它们的表皮，它们丰沛的果汁就会流到嘴角唇边。太阳晒热了石砌的小路，蒸发了每一滴偶然掉在上面的水珠。那儿不存在形容雾的词，雪潜藏在有关夜晚的神话故事中，但谁也不相信它。水只是作为俄刻阿诺斯 ② 或葡萄酒出现。天空是众神的一条大彩虹。
埃戈·苏姆窗外有个阴暗的院子，它三个方向都有房屋挡住光线，而第四个方向则被长满了树木的山坡遮挡。为了见到天空，必须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窗玻璃上，还要垂直往上看。天空经常是珍珠般的灰色。
他住在河滨的一栋低矮的旧公寓楼里。他的住所有个厨房，有个贴了瓷砖的盥洗室、两个房间和一个玻璃阳台。他不知这个阳台有何用处。冬天他便封死了阳台，还用破布塞住了门缝。夏天早上，在到学校上课之前，他在那里做早操，同时听广播电台的清晨节目。阳台上放着一块烫衣板，他的女管家用它来烫平他洁白的衬衫。那里还有一架旧的德国缝纫机。他曾想在阳台上养点盆花，就像他在别人的阳台上看到的那样。但他不知该养什么花，怎样养。一个老光棍和鲜花！埃戈·苏姆希望总有一天他会结婚，那时这个住所将会正合适，眼下有点嫌大。埃乌吉尼娅太太每个礼拜来打扫一次。她给棕色的地板打蜡，擦得闪闪发光，末了还给教授先生烤一张馅饼——总是同样大小的饼，变换的只是做馅的水果。冬天和秋天用的是苹果，夏天用的是浆果或覆盆子，春天，五月份必须是从商场买来的一束大黄。埃戈·苏姆总是把地板蜡的气味跟新烤出来的点心的气味联系在一起。他给自己沏上一杯茶，然后随便把手往柏拉图书架一伸，这个书架是他家里最重要的东西，他从书架上拿起柏拉图集子中的一本，读了起来。
这是多么奢侈的享受，这是何等惬意的生活——坐在阴凉的房子里，喝着茶，嚼着点心，读着书。他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反复咀嚼书中的那些长句子，品味它们的含意。在不经意间突然发现它们更深一层的寓意，就为之惊愕不已，一时给僵住了，凝视着长方形的窗玻璃发呆。细瓷茶杯里的茶水逐渐变凉了，茶面上升起的一缕花边状的飘渺轻烟也消失在空气里，留下勉强能捕捉到的香味。白色书页上的一串串黑色字母给他的眼睛、他的思维、他整个人提供了栖息之所，使世界变得开阔和安全。果子馅饼的碎屑撒落在台布上，牙齿碰着瓷器发出轻微的丁零声。他嘴里分泌出大量的唾液，因为智慧像发酵的点心一样诱人、一样开胃，像茶一样提神。
他床边放着第欧根尼·拉尔修的《名哲言行录》，他一向把它作为夜间入睡前的读物，有时就随便将其拿在手中。当那些课堂作业或者广播中单调的唠叨使他感到厌倦疲惫的时候，他就胡乱将其翻开，读着那些有关英雄、伟人、不凡的先哲们的故事。在这些人中有泰勒斯，他是头一个有胆量说出灵魂不死的人，费雷基德斯——毕达哥拉斯的老师，苏格拉底和他那预言他光荣死亡的精灵，伊壁鸠鲁（“人如果不是理智地活着，就不能有愉快的生活”），恩培多克勒（“使四种元素结合的东西是爱”），还有不同凡响的梅塔蓬顿人阿喀马内斯——《事物的两重性》的作者（“每种事物都有自己的两重性”）等，但首先还是柏拉图。
后来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他对柏拉图的对话集几乎是烂熟于心，但似乎从未注意到其中的一个片段。他在《理想国》的第八篇中，突然发现了一个句子，这使他大吃一惊。他读到这句话时一下子愣住了，立刻便领悟到它的意义。这个句子是：“谁若是尝过人的内脏，谁就一定会变成狼。”不错，书中正是这样写的。埃戈·苏姆站起身来，走到厨房，从厨房的窗口望着旁边的一栋公寓楼房，心想，他已想出忘记那个奇怪的句子的办法。于是他打开收音机，从那里流溢出陌生、冷漠的音乐，他在抽屉里东找西找，从年历上撕去一页，用一根撕开的火柴棍剔去牙缝里的点心碎屑。但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徒劳之举。埃戈·苏姆的头脑里出现了首批严寒的结晶体，现在已向四面八方扩大蔓延，冻住了一路所遇到的一切。厨房还是那个厨房，窗外的景物还是原来的样子，茶的幽香还飘浮在空中，苍蝇用它们的口器喜爱地拨弄着水果馅饼的碎屑。然而他脑海中已弥漫着一派永恒严冬的可怖、空虚的风景。到处是白色冰冻的大地，锋利的边缘，寒冷和脚下踩得嘎吱嘎吱响的积雪。
这个句子他每天要核对好几遍，因为他觉得这可能是他的幻觉。人的潜意识往往喜欢玩这些恶作剧。后来他又核对了别的版本，别的抄本，核对了波兰文、俄文和德文译本。到处都有这个句子，是柏拉图写下的。因而是确实无误的。
某些想法是多么奇怪，就像发酵的面点烤熟之前那样不断增长、膨胀（所有这些烹饪的联想说明我跌得多么低——埃戈·苏姆心想）。一个句子和一幅图像填满了埃戈·苏姆的生活。他请了假，虽然正是高中毕业考试时期。他如今是坐在扶手椅上打发光阴。傍晚他开始焦虑、冒汗，而他的皮肤也开始变粗糙，他害怕看自己的双手，一想起那件事就牙齿打战。终于在某个夜晚，在房屋的上方短时间出现一轮满月，埃戈·苏姆发出了一声长嚎。他用手捂住自己的嘴巴，用手指甲掐脸颊。但这样做毫无用处。他是朝内心嚎叫。奇怪的是，这一叫使他大大减轻了肉体上的痛苦，犹如他一口气憋得太久太久，现在总算吐了出来。
只有当他拼命挣扎，不允许自己变成这只狼的时候他才痛苦，只有当他处于从人到狼的过渡阶段——他已不再是人，不再是有着可笑姓氏的历史学家，但还不是一头野兽的时候——他才忧心如焚。那是一种地狱般的痛苦。他浑身疼痛，每一块细小的骨头和每一片肌肉都痛，除此之外还有极度的恐怖，与之相比对死亡的恐怖不过是温柔的抚摸而已。埃戈·苏姆对这种状态已无法忍受，也是不足为奇的。因此他突然放松了原本痉挛地坚持这种生活状态的一切努力，在刹那间放弃了斗争，让自己一落千丈地跌到底层，他躺在那里，沉重地喘息着。也不知事情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在他身上狼性占了上风。埃戈·苏姆跑进公园，跑进山坡上的青草地，跑进自留地，跑进坟场的小片土地，尽量远离人、远离他们房屋的臭气。他的记忆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至于翌日清晨他就说不出头天夜晚自己到过什么地方。
栗树开花的时候，埃戈·苏姆去了弗罗茨瓦夫，走遍了那里的图书馆，在那里他找到了一个有关变狼狂——患者幻想自己由人变成狼——的经典实例。他在这座一直受到战争不可思议地破坏的城市行走，会时不时望望自己的两只手，看它们是否已长出灰白色的刚毛。这甚至成了他的一种习惯。每当他陷入沉思，稍微不留神的时候，每当他让自己的头脑进入未来幻象的隧道，也就是跟想象的医生、精神病学家、巫医、甚至跟那个他吃掉的死人对话的时候，他总要下意识地把双手伸到自己前方，这时他才回到现实中来，这双手也才属于他埃戈·苏姆，属于新鲁达一所中学的教师。
他的整个暑假生活都是这么过来的。时间很可能是一九五〇年，因为那个夏天总是阴沉多云而潮湿。青草长得很高，又肥又壮，灌木抽出茁壮的嫩枝，显然潮湿的天气于植物的生长有利。但是人对这样的天气却不满意，他们只好坐在阳台上玩纸牌，时不时喝口烧酒。
这时七月的满月升上了天空，这是埃戈·苏姆经历人变成狼之后的第三个满月。他为此作了一番精心的准备。他在园艺商店买了一根绳子，换掉了门上的锁，甚至为自己——我的上帝，要是有谁知道这件事可就糟糕了——弄到了一点吗啡。一切就像在剧院演出的那样——乌云消散了，月亮显露出来，像一枚炸弹那样悬浮在空中。开头它升到自留地上方，起初还跟那些果树纠缠在一起，然后就径直升向天空，看得见它怎样向上移动并占有了整个世界。被捆绑在椅子上的埃戈·苏姆睡着了。
① 瓦迪斯瓦夫·维德维茨基（Władysław Witwicki，1878—1948），波兰心理学家、哲学家、翻译家。
② 俄刻阿诺斯（Oceanus）是希腊神话中的大洋神。按照荷马时代的观念，是万神的始祖。
网络中的两个小梦
1.我从后面看自己。我看见一层又松又软的厚皮覆盖着我的背部。皮肤上长着一些稀松的、单根的黑色毛发。皮肤摸上去温热、柔滑，略微有点粗糙。我惊诧不已，因为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后背。然而这不自然的皮肤并没有引起我任何厌恶之情，也没有引起我任何的不快。简而言之，我只是凝视着，惊讶着。使我感到更加出乎意料的是，我在那里看到了肚脐眼。我不知道我背后也有肚脐眼，我从来没有想过人的后背会有肚脐眼。这个肚脐眼仿佛是前面那个肚脐眼的翻转：前面的肚脐眼向内缩，这个肚脐眼往外伸。
2.我站立在桥上，站在一座低矮的桥上，我把双手泡在洁净的水中。我看到自己的倒影。水里有许多小金鱼，我抓它们。我抓得越多，金鱼来得越多。
剪头发
我和玛尔塔坐在阳台的木头台阶上。R用家酿的烧酒做辣根酊，我拿这种酊剂给玛尔塔擦手。
玛尔塔年事已高。她手上的皮肤薄而光滑，盖满了棕色的斑点。她的指甲苍白，看起来似乎没有生命，似乎她从来不曾干过活。在这层皮肤下面，我能感觉出脆弱的小骨头，它们在关节的周围肿胀，这是一种体内的寒气，风湿病，它使玛尔塔感到疼痛。也许正是体内的寒气使玛尔塔总觉得冷，甚至在酷热难当的时候也是如此。整个夏天玛尔塔老是穿着那件长袖毛衣，毛衣下面还有一件灰色的连衣裙。连衣裙的领子已经完全磨损了，挨脖子的地方磨成了碎条儿。辣根酊的气味强烈、刺鼻，淹没了花圃里鲜花的芳香。我拿它擦玛尔塔的皮肤，直到它渗入皮下，直到它进入玛尔塔的双手，用它的热来融化侵袭玛尔塔身体的寒冰。
沿着公路驶来一辆装粪的大车。一名男子挨着大车走着，眼望着我们。刹那间辣根的气味跟粪肥的气味混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喝茶，茶的气味也掺和了周围所有的气味。玛尔塔望了望我的头发，问道：
“你是怎么弄的，把头发剪得这么齐？你瞧瞧我的头发。”
她将手指插进完全灰白的头发里。她的头发果真长短不齐，显然她是自己剪的。很可能是她自己用两个小镜子配合起来胡乱对付的，且左边的镜子总是跟右边的镜子弄错，这样对着它们剪头发自然就会参差错落。我站起身，拿来一把飞利浦牌的小电动剪子，那是R在圣诞树下得到的礼品。我向她展示该怎样操作，我摆好刀刃，说明它能剪掉的长度。她那双灰色的眼睛从那个电动剪子漫游到我的头上，突然玛尔塔请求给她剪头发。
“好吧。”我说。我把电线拉进门廊，接上电源，摆好刀刃。玛尔塔伸出两根指头用相隔的距离说明她的头发该留多长。很快第一簇头发就掉落了下来，它们又细又白，宛如鸟的绒毛。玛尔塔将它们从毛衣上抖到木地板上。当我结束了修剪，她的脑袋覆盖着一层银色的柔滑的短发。我俩用手在她的头发上顺着摸了一遍，又反过来摸了一遍。玛尔塔猝然爆发出一阵大笑。原来她是喜欢逗乐的。我把这个飞利浦电动剪子递到她的手上，并且伸过去自己的脑袋。玛尔塔先是没有把握，小心翼翼地剪，后来越来越大胆。我的黑头发落到了她的灰白头发旁边。后来我想扔掉从阳台上打扫的头发，玛尔塔把它们团成一个黑色一个灰白的两个小球，埋在了花圃里。我们回到台阶上，又好几次相互抚摸我们剪过的头发。
太阳逐渐从阳台上消失。木板台上的阴影范围每个瞬间都有所不同。阴影不停地移动，终于达到了我们的后背，把我们的身体分成了两半——一半阴暗，一半光亮。然后就难以觉察而毫无痛苦地吞没了我们。
玛尔塔创造了类型学
我和玛尔塔一起去采摘甘菊是为了将它们晒干泡茶。尽管天气炎热，玛尔塔像平常一样穿着她那件用灰色毛线织出来的暖和毛衣。我们摘下黄白两色闪闪发光的甘菊头，把它们扔进篮子里。玛尔塔说，人就像他生长的土地，无论他愿意还是不愿意，无论他知道这一点还是不知道。
什么地方土壤松脆而且含沙量大，那里出生的人个子就都不高，皮肤白皙而且干燥。乍一看他们似乎很不起眼，似乎弱不禁风，缺乏毅力，然而他们就像沙一样——执拗、顽强、善于像在沙土上生长的松树那样守护住自己的生命。这是些轻信而多疑的人，他们不相信在别人看来是稳定和可靠的东西。他们好动，无处不在，不惧怕长途跋涉四处旅行，因此他们经常侨居别的国家，在许多不同的地方都同样感觉良好。他们同样迅速习惯新鲜事物，如同迅速忘记曾经遇到过的事物一样。他们在遭受了不幸、负心和损失之后不会长久痛苦。他们能嗅到未来，他们知道将要发生怎样的事。他们有个缺点，就是不履行诺言，因为他们觉得一切都是那样不持久，那样多变；履行诺言的已经不是曾经作出承诺的同一个人。他们生出了许多矮小、白皙、跟他们一样的孩子。那些孩子迅速长大，毫不伤心地离开双亲，然后就在节日寄来一张张问候的明信片。这些人从来无所牵挂，对他们而言重要的总是要将发生的事。凡是已经发生的事——就是已经死了的、已经消逝了的事。
那些出生在水源丰沛的地方，出生在滨湖地带、大江大河沿岸肥沃土地上的人们，又有所不同。他们的身体娇嫩、柔软、敏感，肤色较黑，带点橄榄油的色调，皮肤下面显露出青灰色的血管，皮肤潮润、冰凉。他们的手和脚都容易冻坏，年轻时他们的额头长满了青春痘，而头发经常是油光发亮的。这些人眷恋过往，因而总是小心翼翼而且不喜欢变化。非常容易得罪他们，一不留神说句无心话冒犯了他们，就会深深落入他们的记忆之中，永远留在那里，郁积成一种不快的感情，而且它存在的时间会跟人的寿命一样长。他们的眼睛天生爱流泪，甚至不仅是因为伤心或是由于某种不痛快的事落泪，由于激动和欢乐他们照样会涕泗涟涟。他们像动物一样轻信，因此他们早早就坠入爱河，然后爱情就迅速变成生死不渝的依恋。他们的肉体相互习惯，他们的灵魂彼此相连像两个水坑，他们心灵相通，无须说话就能相互理解。他们最不喜欢的是任何性质的旅行。他们说，到处都是一样，没有多少变化，最好是待在自己家里；呼吸自己熟悉的空气胜过漂泊在外，甚至胜过到那些最有趣的国家到处漫游。一旦处于战争或动乱时期，他们会失去自己的家园，要不了多久就会死去。他们生出一些麻烦、难缠、爱哭的孩子，夜里得起来把他们抱在手上哄他们睡觉。那些孩子不肯上学读书，不是因为他们愚蠢或者懒惰，而是因为他们害怕噪声和混乱。他们饲养的畜禽也物类其主——安静而又温驯。乳牛给他们大量产奶，绵羊都长着浓浓密密的绒毛，母鸡生的蛋又大又重。他们建造房屋是为了终生居住或者为了几代人居住。房屋的墙壁都很厚，而样子也都很敦实。
也有些人出生在多石的土地上，那里到处是砂岩或花岗岩。他们的皮肤粗糙、坚硬，肌肉和骨骼也是如此。他们的头发和牙齿都很坚韧，而手掌和脚底上的皮肤也都很硬实。从外观看他们粗犷而健壮，因为他们的身体犹如铠甲。他们内部有许多空白的空间，因此他们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在他们内部发生共鸣，犹如被罩在一口大钟里面一样。他们从来不会忘却任何东西，他们记得自己度过的几乎所有的日日夜夜，记得自己吃过的每一道菜肴的味道，记得别人对他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他们没有别人也能过日子，他们不需要别的人，虽然别人需要他们，因为他们就像路标，或者就像田埂上的界石，能指出某些事物在何处开始，在何处结束，指出道路的走向。
我问玛尔塔，她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人，这个自作聪明的老太婆回答说，她不知道。
“这种分类系统只是为别人编造出来的。”过了片刻她补充道。
府 邸
封戈埃特岑一家生活在府邸里，虽说这座府邸不是他们建造的，甚至他们不甚了解整座建筑物哪儿特别明显地需要进行必要的修缮。他们自有记忆以来就一直住在这座府邸，这意味着他们是在这里出生的，可有时他们甚至觉得自己在出生之前就早已生活在这里，因为他们日思夜梦的只是这座府邸，它的那些房间和那些走廊，它的庭院和园林，仿佛他们的灵魂除此之外便不知世间还存在任何别的事物。他们要做的只是竭尽所能，让府邸存在下去，让田地和牧场能带来扩建和美化府邸所需的收益。除此之外，他们总有钱存在这家或那家银行，他们可以提取资金进行聪明的投资，再将收益重新存入银行。他们出国只是为了学到更多有关园艺、田地耕作和养羊的知识，或者为了看看威尼斯的壁画、瑞士装饰屋顶的方法，或是凡尔赛宫的内部装修、法国某些城堡未经粉饰的墙壁上的挂毯以及织锦、洛可可式家具，也是为了将来能确确实实借助轮船、火车，或者甚至只是在想象中，将这些东西搬到自己的府邸之中。
他们中有些人研究哲学或文学，但也只是为了能在这天堂般的地方更充分、更强烈地体验自己的生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该怎么做，意识到生活的目的或者缺乏目的，认识到生活的意义或者缺乏意义，看清自己能怎样生活。若能做到这些，应是足够了。
他们世世代代出生在府邸里。他们漫不经心地靠奶妈的照料养育孩子，这些来自农村的少妇，对幼小的东西总是乐意赋予难以抑制的强烈感情。他们不记得孩子们中曾经有谁夭折。孩子们都很健康，体形匀称，强壮。他们的指甲是粉红色的，眼睛晶莹、炯炯有神。他们唯一的缺陷就是牙齿，但这弱点在他们的世界里并不那么重要，在那里吃苹果总是要削皮，吃面包只吃面包瓤，肉都煮得很软烂，或者干脆把肉剁碎做成煎肉饼。即使他们自己的牙齿过早变黑，甚至掉落，他们也不用担心，因为府邸里总有个兼作外科医生的理发师或者有个精通做假牙这门艺术的牙医，可专门为他们镶牙，甚至能以各种合宜的手段将完整的全口假牙镶到他们的光板牙床上。假牙理应安在封戈埃特岑家族的盾形纹章上。
他们在自己的花园、园林、玻璃游廊、阳台和满是镜子的盥洗室之中长成。这是个无痛的过程，没有大起大落，没有兴衰变化。他们从不造反对抗自己追求享乐、炊金馔玉的双亲，也不反对生活在府邸。偶尔他们受到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的引诱向往外部世界，那时他们便会趁收获节或基督圣体圣血节集市的机会去参加村庄的庆典。然而他们在那里只享受到片刻的节日乐趣，而后便大失所望地回家喝午茶。他们逐渐长大，甚至没生粉刺。
然后就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最常见的情况是，聪明的母亲们就地给他们物色对象，但有时也会为此目的去拜访住在波莫瑞或黑森的沾亲带故、门当户对的家庭。这时他们的爱情就会平添一层异国的色彩。无论在哪里缔结良缘，最终他们都要把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带回府邸。那时就须将府邸扩建一翼或是添盖一层，或是将楼顶间改造成适合于居住的处所。这样一来府邸也就跟他们一起成长，向园林的深部扩张，或者向天空伸展。
年轻人的夫妻之爱总是在室内滋长，借助某种形式的茶话会、玩纸牌、小型家庭舞会来发展。光线从窗口柔和地投射进来，它润饰着他们的面庞胜过最高级的香粉。室外一派寂静，徐徐而来的微弱清风不会妨碍他们轻言细语的交谈，也不会吹乱他们精心梳理的卷发。他们通常是一见钟情。
爱情在府邸具有特殊的力量，多数夫妻都是长寿而且幸福的，即使不是生活在狂热的爱情里，也是生活在相互尊重和友谊之中。他们的背叛行为从来都不大具有戏剧性——卷入偷情活动的往往是某个侍女或园丁；他们有过的也就是当他们在别的府邸作客，舞会后在衣帽间的短暂缠绵。只有一次封戈埃特岑家的一位夫人突然离开丈夫出走并一去不返。她消失在外部黑暗世界的某个地方。他痛心疾首，但时间并不长。第二年他就跟一位漂亮的女邻居结了婚，甚至生了一对双胞胎。
然而封戈埃特岑家族的孩子并不多。或许是因为他们不想使府邸人口密度过大。别的夫妇往往只生一个孩子，而生两个孩子的，像这对双胞胎这样实属罕见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孩子们的吵闹声打破了府邸生活的宁静，带来了喧闹，但是只要把他们穿戴得漂漂亮亮，允许他们用新鲜的草莓涂红脸蛋，他们立刻就会成为一幅他们家族兴旺的生动微型画，成为春天的化身，成为韶华青春或天真无邪的隐喻。总之谁愿把他们想象成什么就是什么。
安排在玻璃厅的晚餐一直持续到深夜。花园里亮着电灯，为的是更加突出童话般巨大的欧椴树。不知是封戈埃特岑家族哪一代人在玻璃厅外加盖了一个暖房，称之为“冬天的花园”，那里栽满了常春藤、喜林芋和无花果树。在花园最暖和的部分生长着仙人掌，其中的一棵每年开花一次，总是在同一个夜晚的同一时间里鲜花怒放。在那一天家族总要举行舞会，邀请住在遥远角落的亲戚还有来自别的府邸的邻居，娱乐聚会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仙人掌的花的外观实际上颇为平淡无奇，看上去就像飞廉的花，它的花朵也不大，但府邸的人还是用绘画而后是用拍照留下它的芳姿，使它永不凋谢。
他们的老年过得安详而健康。他们中从来没有人长年卧病在床，没有人精神失常，没有人患瘫痪、老年痴呆、高血压以及诸如此类折磨府邸以外老年人的疾病。或许只是苍蝇比较经常落到他们身上。不知何故苍蝇似乎总是最了解该轮到谁先死。他们至多是渐渐变得衰弱，起先难以觉察，只是精神一年不如一年，然后是一天不如一天。尽管如此，他们仍有足够的力气，能画出扩建府邸一翼的草图，或是整理旧照片，或是写回忆录，重温自己的往事或是回忆别人的往事，因为他们自己值得花费笔墨的往事并不太多。当他们进入晚年，他们就搬到那些铺了土耳其地毯的房间去，那些房间的窗户径直朝向花圃。他们能将身子探出窗外，絮絮叨叨烦扰园丁，一会儿说：“不是这样修剪玫瑰。”一会儿又说：“杜鹃花长得太高了，大丽花丛里长草了！”一会儿又说：“茉莉花不够香！”府邸的牙医委婉地劝说他们要经常从嘴里取出假牙。因为他们的牙床已变得越来越软，完全就像摇篮时期包上了一层婴儿特有的黏液膜的牙龈。这是死亡临近的一种确切的征兆。
封戈埃特岑家族的人死得既文雅又温和。死亡来造访他们，像缥缈的雾，像电流供应突然中止——他们的目光渐渐变得暗淡，他们的呼吸越来越慢，终于完全停息。站在他临终卧榻一侧的人们只须给死者合上眼睑，就可走开分别去干自己的事：流连于玻璃厅和冬天的花园温热的空气中，待在底层阴凉的走廊里，在有关园艺和艺术的附带插图的书页的沙沙声中，懒洋洋地躺在阳光充足的平台上——在那里他们能听到从村庄随风飘来的人和动物神秘莫测的声音。死者永远离开了那里，留下了照片、花圃、与他人的日记大同小异的日记、塞满了完全腐朽的衣服和废弃的床单被套的衣柜。但在不久之后，就有别的什么人很快住进了他的房间。这样一来他们似乎就永远不死。除此之外，由于他们经常家族内部通婚，他们所有人的长相都彼此相像，因此就更感觉不到缺少了某个具体的人。总有别的什么人把身子探出朝花圃的窗外，用相同的嗓门儿给园丁下指令，说：“不是这样修剪玫瑰”“杜鹃花长得太高，大丽花丛里长草了”“茉莉花不够香”。因此可以说，府邸里从来不曾死过人。
生活是美好的，尽管别人在谈论一些有关它的可怕的事。生活是美好的——这句话或许能成为家族的格言，显示在家族的纹章上。
生活是美好的。鲜亮的晨光射进敞开的窗口，出现在柔软的地毯上。无数面大镜子反照出一片片蔚蓝色的天空，它是那样晶莹清澈，透明得足以洞察宇宙的黑暗。水的存在是为了以温暖的细流注满立在黄铜支架上的瓷浴缸，为他们洗尽身上的污垢。太阳出来只是为了晒热阳台，向暖房的地板投下嬉戏的反光。下雨是为了浇花，也是为了给在沙龙玩纸牌的人们送来片刻的喘息。黑夜降临——显而易见，欢愉中总该有间隙的时间。
封戈埃特岑家的玫瑰在整个西里西亚是最美的。府邸后边有块大台地，台地上边就是玫瑰园。玫瑰丛成行成列地生长，形成一个个花坛。小路上铺了细碎的沙砾，在脚下发出神秘的沙沙声。每到夏天这种响声总是伴随着各种玫瑰内部产生的令人陶醉的馨香。不同品种的玫瑰被精心安排为成团成簇地生长。胭脂红、血红的威廉玫瑰给整个花园围上一道深色的滚边。它们的花朵稠密，花瓣肥厚，闪闪发光；它们的香气不太浓烈——否则就太过劲了。在这血红色的一圈里面是四个花坛，每个花坛上生长着不同品种的玫瑰，它们中有暖粉红色的大花香水玫瑰，紫红色的约翰神父玫瑰，鲜红色和黄色的唇形玫瑰。在它们中间延伸着蜿蜒曲折的走道，两边栽种的是芳香的茶色金茅玫瑰。这些玫瑰香气最浓，它们的香味令人想起外国水果，越过围墙飘到村庄。在晴朗的日子里，这种香气和乳牛、刚刈过草的牧场气味混合在一起，使人透不过气来。它们的花瓣娇嫩，末端尖细。在花坛的正中央有一圈白色的花，这是最罕见、最珍贵的白玫瑰。它没有名称，是封戈埃特岑家族某位夫人培育出来的。但谁也不记得究竟是哪一位夫人培育出了此等绝品。这种玫瑰白得眩眼，宛如白雪，在花瓣最深层处迷宫似的褶皱里，带点勉强能觉察到的微弱蓝光。它们的姣丽具有某种勾魂摄魄的力量，令人为之陶醉，只是它们的气味出了点毛病。当它们的花朵绽开，当它们达到了自己美的巅峰的时候，它们就开始散发出像酸葡萄酒、像腐烂的苹果一样的气味。或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没有人敢于给它们命名。
进入府邸须经过两行总是在七月初开花的椴树林荫夹道。一条铺了砂岩石板的道路通向府邸宽阔的台阶，还有一个不大的庭院，一幢仆役们居住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正面大门上有个封戈埃特岑家族的盾形纹章，上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匹摇木马，它被安置在开满伦巴第百合花的底子上。这伦巴第百合花是家族与欧洲联系的标记。进门是个巨大的门厅。楼下有个餐厅，从餐厅可以进入玻璃厅，楼下还有个藏书室和两间客房，都有直接通向平台的出口。楼下还有个音乐室，室内有架钢琴和一架拨弦古钢琴，此外还有一间专门为男士（有时也为女士）准备的吸烟室。铺着奶油色梯毯的楼梯通向楼上的两个舞厅，它们的位置是一个挨着一个，还有一个不规则的客厅（那是某个时候加盖的）。在府邸的另一边是家族老一代人居住的房间。第三层是年轻后代居住的房间，所有这些房间上面加了个庞大的顶楼，由于屋顶是倾斜的，顶楼楼层显得很高，并带有一些小窗户朝向世界的四面八方。从这些小窗口可以看见群山和挤在谷地里的房屋，那些房屋有如贵重的刀叉餐具紧挨着躺在盒子里的长毛绒衬底上。云杉林的树梢拭拂着上方的一片恍若游荡的天空。所有这一切都属于封戈埃特岑家族。
没有任何预兆显示他们将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府邸。这样的想法甚至连存在的权利都没有。想象他们有朝一日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就如想象贻贝会离开自己的外壳，蜗牛会舍弃自己的硬甲一样荒诞和不可置信。然而封戈埃特岑家的一人却预感到了这一点。他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在巴伐利亚买了一处不大的庄园。其周围的景物惊人地与府邸相似——同样有着由于茂密的云杉而显得发黑的平缓的群山，同样有着石头河床的浅浅的溪流，人似乎也是同样的那些人，他们的教堂、路边的小礼拜堂以及迂回弯曲的小路，也全与府邸周遭的环境非常相像。诚然，巴伐利亚的庄院与府邸相比要小得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最适合于扩建。他买这座庄园花钱不多，因为它的前任所有者，是一个出奇的沉默寡言的人，已经跑到国外的什么地方去了。实际上他们并未见过面，一切手续都是通过律师解决的。
他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人，意欲给家族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后来他就卷入秋天的狩猎、冬天的舞会、春天的郊游，忙得不亦乐乎，竟把这个庄园忘到了脑后。当他们接到官方通知，说布尔什维克就在这个地区周围，已是近在咫尺的时候，他们一家人都聚集到客厅，并且决定动用储存时间最长的陈年葡萄酒。其中一个妇女弹钢琴，另一个摆牌阵算命。这时那位封戈埃特岑从楼上拿来几张照片，向家人展示了那座新买的庄园。很长一段时间客厅笼罩着一派静默。但是对所有可能的更新和重建的展望却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们喜欢新房子结实的古色古香的外形。已经有人开始制订改造的计划。但是到了傍晚他们又都奇怪地沉默了，一个个垂头丧气，没精打采，他们幽灵似的在大房子里走来走去，用手指尖触摸英国护墙板，把目光投向了壁纸上的图案。
“就不能想点什么办法，让我们留在这里？”妇女中最年长的一位问道。
翌日清晨，她吩咐园丁们挖出了所有的玫瑰。
忧烦焦躁贯串了他们的梦境。就是在巴伐利亚购买了一座庄园的同一个封戈埃特岑，由于受到一种古怪焦虑的促使去了小城，发现城市已陷入一片十足的混乱。人们匆忙将自己的家当、行李装上大车、载重汽车，沿着山峰之间唯一的一条道路执拗地向西涌去。尚见不到任何一个迫害者，但在气氛上已到感觉出他的存在。他已开始以一种陌生的刺耳的噪音——仿佛是隆隆的响声，又像是受到压抑而不清晰的雷鸣充塞了河畔的街道。封戈埃特岑平生第一次感到头痛。他走进一家药店，想要买点头痛药。
“真可怕。”他说。
“我们将留在这里。”药剂师回答说。还表示想把自己的小汽车借给他，那是一辆黑色的轻巧的德国“小奇迹”小汽车，流线型的车体闪闪发亮，方向盘使用次数不多，上面还保留着制造厂包装纸的痕迹。它那皮革蒙面的座椅甚至还没来得及适应车主的体形。
“哦，不，这是辆新汽车，我恐怕不能接受您如此慷慨借车的美意。”
“请别担心，您回来时还给我就是了。”
封戈埃特岑开始在衣袋里搜寻某种抵押品，某种足以说明他们彼此之间进行的是诚实交易的保证，但他身边不曾带有任何贵重的东西。他不无惋惜地朝封戈埃特岑家族的纹章戒指瞥了一眼。这是镶嵌了一颗硕大红宝石的白金戒指，上面刻有家族的纹章，开满伦巴第百合花的底子上一匹摇晃着的摇木马。他从手指上摘下纹章戒指，放在了药房的柜台上。
他返回府邸的时候，从高处的路上看到军队的车辆停在府邸的院子里。他明白，士兵们只要看到小汽车定会从他手里夺走。他们开始时会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地请求，然后就会补充说，这是命令。于是他从路上拐向了牧场，而后沿着一条险峻的小路驶进一片山毛榉树林，那条路窄得只能勉强塞进本来就小巧的“小奇迹”的四个轮子，再大一点的小汽车，就开不过去了。他在稠密的矮小云杉林前停下了汽车，明白再远已无法通过。他年轻、光滑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他的舌头在嘴里打转，好不容易才说出了他知道的唯一一个脏字：“他妈的。”然后，封戈埃特岑松开了车子的刹车器，把小汽车推进了矮云杉林。他不曾料到竟然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小奇迹”消失了，融化在摇曳不定的云杉枝丫中间。它的黑色同树皮和森林的枯枝落叶层不可思议地混融在一起。闪光的清漆和玻璃映照出森林，这样一来土地和天空的图像交织而成的伪装物就掩盖了车体。封戈埃特岑高度发达的审美官能使他的热血在血管里奔流。“多么美，”他想，“不管人们如何说它，世界毕竟是美好的。”
他穿过茂密的灌木丛一路下坡跑回家去，在通过灌木丛时，不时被刮坏了身上的英国花呢长裤。
封戈埃特岑一家人这时已经坐在了小汽车和载重汽车上面。他们怀里紧紧抱着自己心爱的贵重的闹钟、八音盒、珠宝首饰箱、如今已没有人生产的船形调味汁瓷壶、相簿、大丽花和银莲花的鳞茎、华托 ① 油画的复制品、缎子靠枕。还有一辆载重汽车装的是最贵重的家具、镜子和书籍。士兵从封戈埃特岑家的马厩牵出良种马匹套上挽具去拉他们撤离的大炮。远远望去所有的人看起来就像去进行一次超乎寻常的疯狂远征。在尘雾和排出的废气中车队启动了，一路下坡朝着瓦尔登堡的方向前进。
① 让-安托万·华托（Jean-Antoine Watteau，1684—1721），法国洛可可风格画家，多数作品描绘贵族的闲逸生活。
我的府邸
我也是出生在府邸里。它是由猎宫改造成的学校。在那个时代已不称“宫殿”“府邸”，只说“大厦”。这个词在我的脑海里产生的联想不是建筑物，而是布丁 ① ，所以我把我的房子想象成某种能吃的东西。
我大概在什么时候曾经吃掉了我的房子，因为它就在我的体内——我体内有座多层的大厦。然而它的形状既不是持久的，也不是可预见的。这意味着府邸是活的，是跟我一起变化着的。我们相互住在彼此的内部。它住在我的内部，我住在它的内部，虽说我有时感到我住在它里面像个客人，而有时我也知道，我占有了它。在夜里府邸变得更为清晰，透过黑暗显露出来，闪着略呈绿色的光。在阳光里它过于耀眼，因此白天府邸把自己变得难以看清，但我仍然感觉到它就在我的内里。
它的地下室宛如许多迷宫。它们小小的窗户朝向长满荒草的内庭院。在那些用薄墙壁隔开的潮湿的地下房间里，躺着成堆的发了芽的马铃薯，立着一桶桶酸黄瓜。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它们的存在，因此它们上面盖上了一层纤细的霉毛。我知道，那些地下室在向土地的深处延伸，我甚至觉得，我知道许多通向地下地窖的通道。找到它们是既令人兴奋又危险的一件事。有可能会迷失回来的路。
府邸时而有人居住，时而无人居住。偶尔这里举行某种学术会议，那时便有许多客人来到府邸参加讨论会和出席豪华的晚宴，那时府邸的作用就像旅馆。但它有时是空的，甚至被弃置不顾。里面的家具消失不见了，镶木地板被拆毁了，壁炉遭到破坏，所有的楼梯也都已破损腐烂，走起来摇摇晃晃，会突然在行走的人们脚下断裂，露出意想不到的危险深渊。那时动物就会住进这荒废的府邸。我曾见到过几只狍子在成堆的硬纸箱上睡觉，我曾看到几条狗蜷缩在长沙发上，我曾听见在空荡荡的走廊里猫的肉爪子轻快柔软的踩踏声，我也曾听见大理石台阶上踏得橐橐响的沉重的脚步声——但我始终猜不透这可能是一种什么动物。
底层有个宽敞的门厅，它被装饰华丽的金属隔栅一分为二。父亲在其中的一半放置了几个鱼缸。鱼儿在略呈绿色的水中悠闲而缓慢地游动着，仪态万千，望着它们，时间的流逝似乎也减缓了许多。鱼儿的嘴唇一张一合地翕动着，在说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那些霓仙金鱼，金鱼世界的玛丽莲·梦露，身后拖曳着薄纱的衣裙，闪烁着鱼群霓虹般的光彩。鱼缸隐没在周围环绕的龙舌兰之中，龙舌兰肥厚的尖爪伸向周围的空间。有人按捺不住一时兴起，在绿色的叶片上涂画出自己姓名的花体大写的首字母或者“我爱爱娃”的表白。龙舌兰养好了那些创伤，却让别人的倾诉永远留在了自己的躯体上。从门厅进入藏书室，里面藏有数百册、也许是数千册用灰色的纸张包了书皮、书脊上写明编号的图书。我读过的第一本书也是这些图书中的某一本。那是一册塞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的大部头书，里面有许多类似的旅游线路，许多认识各种不同的生活、各种不同的世界的许诺。这本书诱惑过我的眼睛，将我的目光从天空、树梢、池塘的水面和树木之间躲躲闪闪的空间吸引到小小的长方形书页上，这里每时每刻都会有精彩的演出在我的眼前开场。
踏着铺了梯毯的宽阔楼梯上楼。楼上是卧室，还有两间大讲堂。它们或许曾是舞厅？它们的镶木地板对所有种类的舞步都记忆犹新。在第二个大厅里有道门通向平台和园林，那里还有个带镜子的大壁炉。壁炉里一年点一次火，就在万圣节那一天。我能顺着大理石圆柱往上攀爬，站到镜子前面。镜子是那么大，能照见我整个人，还能照见平台、园林和大厅。在我发现有关镜子的真相之前，我就已知道所有这些地方，但它却为我提供了一条可以进入府邸的其他部分、进入所有的人都已忘却了的那个部分的途径。那里有在岩石上凿出的狭窄的过道、回廊和高大的庭院。我在那里找到了胡乱放置的石头雕像。我明白，它们定会被放在这里，处于被放逐的状态。它们的审美观点似乎连最古怪的艺术爱好者也不能接受——这是些粗糙凿成的半人半兽雕像。雨落在它们上面，冲蚀掉雕就的一些细枝末节。
在那又小又闷热的最后一层上面，是个楼顶间。我记得上去的楼梯起先是宽的，带有装饰华丽的栏杆柱和滑溜的扶手，然后蓦地向空中盘旋上升，梯级变得狭窄、朽败。必须靠近墙壁行走，贴到墙壁光滑的表面，否则脚便会突然陷入洞中。
楼顶间很大。木头地板上盖满了尘土。这里所有的物件都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最小的物品便成了无法辨认的一堆尘垢——吃剩下的苹果萎缩成毛茸茸的匀称的小皮包，丢弃的扫帚棍躺着的地方便在地板表面形成一道令人惊异的波纹。
在楼顶间容易迷路——它太大，难以记住它的布局。我知道，在某个角落搁着一块旧床垫，那是个早已被忘却的玩游戏的地方，至于是什么人做过那种违禁的游戏，我也记不起来了。但是这里最令人惊奇的东西是呈斜坡状的屋顶上的窗户——它们不大，安置得有点过高，必须踮起脚尖才能从窗口看到外部的世界。但从那儿看到的景物却是不寻常和令人永志难忘的。那时就会发现，府邸竟然是那么庞大，那么雄伟。从楼顶间的窗口看去，一切都显得细小和不真实——就像专门为儿童玩具电动火车构筑的虚假世界，就像用积木搭成的楼房，就像迪士尼动画片中的场景。我从这儿能看到这个世界的许许多多东西——森林、田野、江河、铁路线、许多大城市和港口、沙漠和荒原，还有高速公路。而且——虽说我并不知道这怎么可能——从这里还能看到地球的弯曲部分。这景色令人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过后还会思念它，想要再次鼓起勇气从楼下上去，沿着摇摇晃晃的楼梯走上楼顶间，站在一道道花条纹状的光带里再次踮起脚尖，去眺望窗外的景物。
我曾对玛尔塔说过，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幢房子——一幢是具体的，被安置在时间和空间里；另一幢是不具体的、没有完工的，没有地址、也没有机会在建筑设计图中被永远保留下来。我们是同时生活在两幢房子里。
① 在波兰语中大厦（budynek）和布丁（budy）的发音近似。
屋顶
封戈埃特岑家族中有一位教授，名副其实的教授，他一生中都在读书、研究、旅行，对庭园不感兴趣。他叫乔纳斯·古斯塔夫·沃尔夫冈·特希什威兹·封戈埃特岑。他在自己漫长的一生（一八六二至一九四五）中，写过许多有关宗教史的书，其中最重要的有Das Heilige. über Schlesiens Mystik ① （一九一四）以及Der Ursprung der Religion ② （一九一八）。他生前有两大爱好：宗教和屋顶。他想，在这两个题目之间必定有点什么共同的东西，它们必定以某种方式相互补充。在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就对宗教感兴趣。那时在农村教堂举行的一次圣诞节弥撒上，他看到了一幅椭圆形的圣像画，围绕圣母马利亚悬着一些带有他们殉难标记的圣徒。对屋顶的爱好是后来产生的，就在又一次翻盖府邸屋顶的时候，需要把全部旧有的覆盖物换成新式的瓦。乔纳斯·古斯塔夫·沃尔夫冈无论做什么，总要做得精确、细致、认真。因此他阅读了所有关于屋顶、覆盖物、陶瓦和木瓦的书籍。二十世纪初整个时代思潮充满了革命气息，就在革命精神高涨的时候，他决定将称为“柏林瓦”的传统鱼鳞状陶瓦换成更为通用、具有哥特式风格、接近西方建筑艺术特点的浅砖红色“修女瓦”。从此府邸由于屋顶独特的盖瓦而在西里西亚成了珍奇，远近的邻居、神父和建筑师都来参观。府邸看起来就像法国的勃艮第城堡，就像巴伐利亚的修道院。
乔纳斯·古斯塔夫·沃尔夫冈无论去什么地方，他的眼睛搜寻的总是屋顶。他从火车里眺望一路经过的城市，他的目光总是仿佛不经意地沿着每座城市的上方逐一漫游，但实际上看到的是每根烟囱和每个斜面。正是根据看到的屋顶种类，乔纳斯能确定自己置身于欧洲的哪个部分。
他曾在洛桑和日内瓦学习。他在那里知道了弗洛伊德、弗雷泽和涂尔干。鲁道尔夫·奥托 ③ ，一位德国神学家，给了他强烈的印象。瑞士的屋顶是世界上最美的屋顶之一。那里人们生产陶瓦用的是不同寻常的五彩缤纷的稀有泥土，那里没有颜色相同的屋顶。屋顶的外观不断变幻着色调，以泥土所能呈现的上千种颜色而令人惊诧，看上去就像用各色布片拼缀制成的百衲衣。他在瑞士住旅馆总是要挑选最高层的房间，以便从窗口观看那些销魂夺魄的屋顶。那里的瓦不是像在西里西亚那样铺成类似花边的网状花纹，而是铺成鱼鳞状，因此那些房屋看起来就像从某片难以想象的海洋里捕捞并抛到陆地上的肚子朝上翻过来的硕大的鱼。
后来，乔纳斯·古斯塔夫·沃尔夫冈在海德堡写了一篇关于生命的博士论文，还写了一部关于传说中的西里西亚一位名为库梅尔尼斯的圣女的著作。他也曾在大学教过书，但他的专长是研究基督教改革运动时期在西里西亚活动的教派，尤其是有关卡斯帕尔·什文克费尔德 ④ 的信徒和刀具匠教派。他为这些课题写过一些文章。
海德堡的屋顶是典型的德国式——红色和青灰色的。教堂的细高的尖顶具有无烟煤的颜色，对眼睛能起一种镇静作用。乔纳斯课后常溜溜达达信步走到城堡，居高临下地望着傍晚的城市，那时熙熙攘攘的大学生由于喝着廉价的苹果酒，讨论着学术理论而显得异常活跃、喧闹。
在宗教和屋顶之间存在着某种不稳定的肤浅联系。第一种联想是平淡无奇的——认为两者都代表了最高的范畴。从这种联想得不出任何结果。但是另一种联想却具有某种意义。乔纳斯·古斯塔夫·沃尔夫冈有一天从海德堡城堡的阳台上望着城市的时候，就曾产生过这种联想——无论是屋顶还是宗教都是终极的顶点，它在封闭一个空间的同时，也将这个空间跟其余的空间分隔开来，跟天空、跟高度、跟世界咄咄逼人的无边无际分隔开来。幸亏有了宗教，我们才能正常生活，不致给一切无穷无尽的困扰弄得心烦意乱，否则真是无法忍受；而多亏了屋顶，我们才能安全地待在房子里躲避风雨和宇宙辐射。这里指的是某种类似阀门的东西，如同撑开一把雨伞，把自己藏在伞里，或是关闭一个小门，把你跟外部世界分隔开，躲进一个安全、熟悉和家具齐全的家庭空间。
① 德语，意为：至圣的地方——西里西亚人的神秘教。
② 德语，意为：宗教的起源。
③ 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1869—1937），德国神学家、哲学家、比较宗教学家。
④ 卡斯帕尔·什文克费尔德（Caspar Schwenckfeld，1489或1490—1561），德国神学家、作家，西里西亚宗教改革最早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