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刀具匠
他们以唱自己的赞美诗和制作刀具打发时光。他们制作的刀刃在整个西里西亚比任何人制作的刀刃都要锋利得多。他们给刀刃安装上经过仔细雕琢的白蜡树木刀柄，每个人一拿起它都会爱不释手。他们每年出售一次刀具，都是在初秋树上的苹果已经成熟的时候。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某种展销性质的定期集市，吸引全地区的人前去采购。有人一次便买了几把甚至十几把刀子，然后再将其出售营利。在进行这种集市买卖的时候，人们忘记了刀具匠们是异教徒，信仰的是不同的上帝。假若人们认真起来不肯让步，会很容易提出这方面的证据，把这些刀具匠驱逐到天涯海角去。可那时谁能制作出这么好的刀具呢？
每当他们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他们不是欣欢庆贺，而是号啕痛哭。而当他们中有人死去的时候，他们就会将其脱得精光，然后放进一个地洞里，并围绕敞开的墓穴翩翩起舞。
他们定居的村落位于将两个山脉分隔开来的丘陵地带的末端。这是一座石头建筑物，围绕它的是一些小小的土坯房。没有窗户，没有烟囱，看上去就像一些狗窝。这些屋子里装满了刀具。他们贮存刀子的方式就像熏制干酪一样——刀尖朝下悬挂在木头的顶篷上。穿堂风摇曳着它们，它们相互碰撞，像铃铛似的发出铿锵的响声，人们毫不畏惧地在这满是刀尖的天空下走来走去。钢尖触摸着他们的脑袋，仿佛在虔敬地为他们的死亡举行傅油圣事。
他们对世界的起源具有非常奇特的信仰，他们相信物质是精神的“感情冲动”，认为精神忘记了，停止了自己所完全投入的无边的平静，体验到了某种精神不应体验的东西——感情冲动，不可抗拒的激情。（后来神学家们绞尽脑汁，猜测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感情。是恐惧？还是对存在和无法逃避这种存在的绝望？但是关于这一点任何地方都没有讲清楚。）
刀具匠们相信，灵魂是插进肉体里的一把刀。它迫使肉体去经受我们称之为生活的持续不断的痛苦。灵魂激发肉体的活力，同时又杀死肉体。因为生活中的每一天都使我们离开上帝远去。假若人没有灵魂，也就不会感受到痛苦；人也就会像阳光里的植物，像放牧在阳光灿烂的牧场上的动物。可是因为人有灵魂，而灵魂在自己存在之初就曾见过上帝的难以形容的光辉，一切在它看来就都似乎是黑暗的。作为从整体上削下来的一小块，却记得这个整体。作为为死而创造出来的生命，却必须活着。已经被杀死的，却依然活着。这就意味着有灵魂。
清晨和傍晚他们反复单调地吟唱自己忧伤的赞美诗——当他们用白蜡木雕刻刀柄的时候，当他们熔化钢坯和锻造刀身的时候，当他们秋天从树上摇下野苹果的时候，当他们照料自己为数不多的孩子——那些不经意间来到世上的不幸生灵——的时候，他们都在忧伤地吟唱着。
他们有着稀奇古怪的习俗，他们的全部生活都是稀奇古怪的。他们交媾的时候，会小心预防精液排泄至女方子宫。他们让精液泄到外面，奉献给他们自己的上帝。他们想象在人的精液里蕴藏着上帝的光辉，通过献祭将其从物质中解放出来，以期使其回归上帝。所以他们很少生孩子。
他们唯一的祈祷形式是大放悲声，他们将此称为唱赞美诗，而唯一的礼仪则是奉献他们的精液。否则他们便不会祈祷。他们认为，上帝是超人的生灵，跟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不明白人的祈祷。
森林轰然崩塌
玛尔塔并不喜欢倾吐内心的秘密。但是有一天她却对我说，她能记住不同的时期，记住许许多多的时期，甚至像瓦姆别日采的还愿画所表现的那些时期她也记得。她辨认时间不是根据当时活着的人的长相——因为人的长相彼此可悲地相像，总是同样的那一些人——而是根据空气的颜色，根据绿色的色调上的细微差别和阳光照射在物体上的不同方式。玛尔塔对这一点确信不疑：她认为时间的特定阶段能通过色彩来辨别；颜色是时间的唯一可识别的特点。也许这跟太阳有某种共通之处；也可能是太阳在搏动的过程中改变了波长，或者空气过滤光线的方式不同，使地上的所有东西每年都有其独一无二的色调。
因此，玛尔塔学会了将她记忆中特定的时间细节同当时世界的色调联系起来的本事。我设想，可能是这样的，比方说，某天她见过运送干草、装满面粉的麻袋，装载建造房屋的黏土或是仓促装运日用器具的大车沿着石头道路滚滚而去，在她的大脑里就会将这类大车的木头轮子的外形同当时天空可能具有的奇特的淡红褐色联系在一起。或者她可能会把束胸的连衣裙式样跟透明的、甚至略带淡绿色的大气以及严寒冬天的天蓝色天空连系起来。
玛尔塔的记忆就是这样运转的。玛尔塔就是这样识别过去的。但是这种试图在时间上寻找顺序和规律性的方式，有时也会引她误入歧途。玛尔塔见过一些她不能理解的画面，这些画面似乎是唯一能在她心中唤起恐惧的东西——因为她已见过这么多的世事，还有什么能使她感到害怕的呢？
她曾见到谷地，谷地上方悬着低矮的橘红色的天空。这个世界所有的线条都不清晰，连阴影也是模糊的，投射在这一切上面的是某种陌生的异化的光。谷地里没有任何房屋，没有任何人的踪迹，没有生长一簇荨麻，没有一丛野生的黑醋栗灌木，也没有一条小溪——而原本曾是小溪流过的地方却早就消失在茂密、坚硬的棕红色荒草之下。小溪流过的地方看上去就像一道伤疤。在这个地方既没有白天，也没有任何一个夜晚到来。橘红色的天空在所有时间里都闪烁着同样的光——既不热，也不冷，完全是静止和冷漠的。山丘上依然被森林覆盖，但当她仔细观察它的时候，便看到森林是死的，在一个瞬间变成了木化石，凝固了，僵化了。云杉上挂着球果，树枝仍然盖满了发白的针叶——因为没有风可将它们吹得七零八落。玛尔塔有个可怕的预感：一旦在这自然景观里出现任何一点运动，这森林就会轰然崩塌，化为齑粉。
带锯子的人
喧闹声总是表明他的来临。刺耳的机械的狂啸，就如看不见的球从谷地的斜坡上弹回并总是在阳台附近停住。我们惴惴不安地抬起头，两条母狗竖起了颈背上的毛，我们拴在树干上的山羊吓得开始围绕那棵树奔跑。稍后，他本人才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一个高大、瘦削的男人从森林里现出身来，他在自己头顶上方挥舞着一把电锯，好像那是一杆威力强大的来复枪，而这个男人的样子似乎根本就不是从白桦林里走出来的，而是直接从战场，从战火纷飞的坦克中间，从炸毁的桥梁瓦砾堆下走出来的。从他的手势上我们看到了胜利的喜悦——挥动着铁片，有时甚至快捷地扣动锯子的启动器，引起锯子发出嘈杂的噪音，将整个谷地震成了裂块。“喂，喂！”他欢快地叫喊着，“我来了！”他顺着斜坡往下走，径直朝我们这儿走来，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锯子，用它的锯齿胡乱地砍削白桦树苗、幼小的枫树、山毛榉和草尖儿。在他的动作中有某种自鸣得意、虚张声势的因素：锯子挥得太高，摆动的幅度太大，就在他昂首阔步前行的时候，连青草都来不及退避，它们缠住了他的脚，使他跌了一跤。我们赶忙闭上了眼睛，生怕看到那外露的长长的锯齿怎样伤着了他自己。可他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站起身，只为自己的跌倒略感惊诧，但立刻就将其忘诸脑后，因为他眼前是坐在阳台上的我们这些人，那么多好奇的眼睛，那么多准备鼓掌的空手。当他走过公路，踏上小径，我们便看清他原来是个醉汉。锯子围绕着他摆动，划出一个个不规则的预示凶象的圈子，仿佛是想逃离自己狂乱的主人，又似乎是受到了他的诱惑和怂恿。“你们有什么需要锯的吗？”他大汗淋漓、面红耳赤、步履蹒跚而冒冒失失地问。
有一次R犯了个错误，吩咐他锯断一棵倒下的樱桃树。锯子震颤着，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锯子紧紧咬住了死树，将它锯成了几段参差不齐的木头。干完了这件事，他仍不满足，接着又把空气切成了几段。这男人的眼睛在我们的几棵椴树和苹果树的树干上转悠，直到R不得不站到它们前面，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遮挡住无力自卫的树木。“这棵白蜡树锯吗？”男人问，“它不遮挡你们的阳光吗？”同时挥舞着自己的武器。R把他送过公路，送回山上，陪着他走了那么长的一段路，直到那人嗅到了别的用锯的机会。
带锯子的男人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回来，而我们则惊慌失措地从阳台上收起玻璃杯，关门闭户。我们窥视着他的绝望神情，他从我们房子旁边走过，冲着天空喊叫：“喂，你们有什么需要锯的吗？有要锯的吗？”
埃戈·苏姆
他在阳光里醒来。他躺在高大的植物中间的排水沟里。离他两米之处就是公路，他听见了有节奏的马蹄嗒嗒和大车嘎吱嘎吱的声响。他身上除了一条长裤一无所有，而且裤子也已撕成了破布条。他胸口的皮肤涂满了泥浆，大概还有鲜血。他观察全身，触摸了一遍，查看身上的皮肤是否完整。是完整的，但他宁愿身上哪怕什么地方的皮肤被抓伤或割破。由于血的源头是在他的体内，那样的话他至少能弄清身上的血是否是自己的。
但他没有受伤。他站了起来，感到一阵眩晕。头痛得古怪，仿佛脑袋不是自己的，仿佛脑袋里的血流不畅，真痛得他眼里直冒金星。他最发愁的是现在怎么回家，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回到位于市中心的自己的街道，那里在一天中的这个时段所有的人不是出门买面包和牛奶，就是站在窗前看天气，而男人们为了不错过这美好的七月天的哪怕是片刻的时间，常常在阳台上刮胡子。人们甚至不会让他在这种状态下回家，他们会寻根问底，打听教授先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将神色惶惑地望着他外观上的创伤，会去请医生。或者，他们也许已经知道这一切？说不定警察已经在附近一带转悠，因为有人曾经发现了尸体……埃戈·苏姆坐到地上，平静地看了看自己的双手。双手完全正常。他一下子恢复了神志，振作了起来。他决心去警察局，就在当时当地来个竹筒倒豆子彻底坦白，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个清楚。于是他起身走了，想到终于能向某个人倾吐秘密，把自己交到一双安全的关爱的手上，他顿时勇气大增。“我希望他们迅速对我做出判决。”他想，“谋杀是死罪，让他们立刻审判我，最终把我绞死。阿门。就算为现在所做的一切而作为一个罪犯死去，又何必经受那么多的痛苦？”不过，这已不是他的事，他不知道未来将会怎样，甚至无法猜透。“反正自有某位上帝或是某些经常出席备有橄榄和葡萄的盛宴的天神为此承担责任。祝他们好运。”
他终于弄明白，现在自己是身处圣安娜山的某个地方，离城镇约有六公里。不远处延伸着一条古老的旅游路线，去年他还带着一群年轻学生到过这里。下方流淌着一条小河，河上有道不同寻常的石头拱桥。地图上标出的名称是会计员桥。不错，他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由几栋房子组成的村庄就是皮耶特诺。从那里有条小道直接通向公路，通向城市。他加快了脚步，后来竟然奔跑了起来。
在皮耶特诺，刚过桥，在一块小小的浸水草地上站着一群沉默不语的人。他们见到埃戈·苏姆便向两边挪动了身子，埃戈·苏姆在他们的脚与脚之间看到一头死了的乳牛的庞大尸体。它肚皮破裂地躺在一边，内脏流淌在染满鲜血的青草地上。埃戈·苏姆本能地捂住了嘴巴，但他不能停步，他必须往那里走。人们给他让出了一块地方。所有的人都有阴沉难看的面孔、灰白色的头发和开裂的嘴唇。
“狗咬死了乳牛。”一个有副不匀称面孔的老者说。
“博博尔的狗。”一个抱着婴儿的妇女补充道。
“不是我的狗。我的狗是拴着的。”
此人大概就是博博尔，但一个瘦得像刨花、嘴里叼着香烟的男子立刻就向他扑了过去：
“放屁！你是这会儿才把它拴起来的。”
“博博尔从不看管自己的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几条狗。”老者坚持说，同时朝埃戈·苏姆瞥了一眼。
埃戈·苏姆只觉得一阵头晕，因为他已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想到了他夜里曾有过的某些模糊的回忆，或者那可能只是他的想象。他差点就要呼喊、尖叫、狂嚎，但他紧紧扼住自己的喉咙，制止它发出任何声音来。这个动作是如此奇特，以致人们全都好奇地望着他。这时博博尔从人群中冲了出去，他看起来像个侏儒——矮小、粗壮、胡子拉碴。他毫不犹豫地来到用条短链子拴着的大黑狗跟前。狗发出一声哀鸣，倒在了地上，它多半是靠嗅觉察觉到死神的到来。博博尔举起一块粗大的劈柴，挥动着胳膊，对准狗的脑袋狠狠地砍砸了下去。狗发出的尖叫是如此刺耳，有些妇女吓得瑟瑟发抖，而后它软软地翻滚到一侧，一动不动。鲜血从它的脑袋下边流淌了出来。
那时埃戈·苏姆跪倒在湿淋淋的青草地上，挨着乳牛的尸体，在心灰意懒的人们和脚与脚之间——开始啜泣。人们惊愕地望着他，时而彼此交换一下令人哭笑不得的一瞥。他们那冷峻的眼睛闪闪发光。
“喂，先生还是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吧，请莫激动。先生是为乳牛还是为狗哭泣呢？先生不怜惜人吗？”
埃戈·苏姆抬眼望着老者的面颊，在那张脸上寻找同情。也许他甚至以为这个男人会把他搂进怀中，并且用那件肮脏的长袍擦去他脸上的泪水。但是那农民的双眼有如两把刀子。
不久之后他沿着一条主要街道走了，但仍然身处郊区。他走过了这个时辰已经关闭的“利多”餐馆，他那破碎杂乱的思想环绕着柏拉图盘旋，他想到那位聪明而冷静的哲学家，那位像希腊的神一样的哲学家。不！不！这是个不恰当的比喻，因为希腊的众神既不聪明也不冷静。不过，那时的世界是另一种样子，不知是由于谁在发号施令，太阳闪烁着金色和桃红色的光，山坡上生长的橄榄树一派葱绿，人们都有着白皙的肌肤和白色的长袍。他脑海中产生的这种幻象逐渐转移到对死乳牛、被打死的狗和皮耶特诺那些人的面孔的想象上面，直到一个场面跟另一个场面重叠在一起。天晓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但确实如此。一个场面是另一个场面的一部分。内心深处出现的有关柏拉图——他和他那只将一枚橄榄举到他金子般的嘴边的手——的画面，还有那同时出现的皮耶特诺的景象，成了奏响埃戈·苏姆未来的序曲。
人们目送着他，但他并未真正注意到他们——他们表现得很有分寸：皱着眉头，用眼角的余光凝视着他，多半是不想让他感到窘迫。但他好几次听见有人说：“他喝醉了！教授先生喝醉了！”他咬紧了牙关，已经走到了内波穆克的圣约翰大街的十字路口，他突然想到，去警察局之前该洗个澡。于是他机械地拐向自家房子的方向。楼梯间的门在他身后富有同情心地关上了。埃戈·苏姆将肮脏的拳头按到眼睛上，因为他感到自己再也无法忍住泪水使其不流出来。“柏拉图遇到这种处境会怎么做呢？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在柏拉图身上吗？倘若他遇到这种情况，他或许会自杀。”埃戈·苏姆自问自答。他也想自杀，像古罗马的风雅裁判官彼得罗纽斯 ① 那样切开自己的血管，从容地流血而死；他也想在宴会上做这件事，在朋友中间，在一个明亮的敞开的正厅里，那里有金子般的空气、葡萄酒、橄榄等等。他死时会像苏格拉底一样开着玩笑。
嗬，埃戈·苏姆多么想死啊！他想象在自家的阳台中，他自己吊在绳子上摇摆。
但是埃戈·苏姆既没有上吊自杀，也没有去警察局。厨房的那张椅子，就是他曾如此仔细地把自己捆绑在它上面的那同一张椅子，怜悯地接纳了他那因恐怖的夜晚弄得筋疲力尽的身体。他一动不动地在上面坐到了天明。
早上他只洗了脸，就把几条长裤、几件内衣和一件毛衣装进了硬纸小提箱，锁上了自己的住宅，然后就出城，又回到了皮耶特诺。在那里他成功地说服了侏儒般的博博尔，使他确信，每个农民都需要个强壮的长工，即便只是为了掩埋死去的牲畜。博博尔满腹狐疑地望着他，但当他终于弄明白长工不想要工钱，只须有个睡觉的角落，有点什么吃的东西就知足，农民同意了，他那对灰色的眼睛闪烁着狡猾的光，活像只狐狸。
① 彼得罗纽斯（Petronius，约27—66），生活于罗马皇帝尼禄统治时期的朝臣、讽刺小说家。
半生在黑暗中度过
确实如此，无论我们知道还是不知道，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无论我们对其同意还是不同意。世上大多数人只是由于失眠才记得漫漫长夜。当一个人酣睡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夜是什么。
埃戈·苏姆成了布罗尼斯瓦夫·苏姆；成了布罗内克先生。他带着轻快的心情欢迎这个正常的新名字。皮耶特诺的人们在这个名字后边加了“先生”二字，这是因为他尚有一双娇嫩的手，而且鬓角也已花白。只有博博尔在需要他干活的时候才简单明了地喊他布罗内克，吩咐他清除牛栏的粪便，给乳牛送水，翻晒干草。在皮耶特诺，由于这个地区难以置信的潮湿，干草永远也不能干透。
布罗内克先生如今不得不黎明即起，挤牛奶。他毫不费力就学会了做这项工作——只要看到乳牛的乳房像装满了液体的鼓胀的肉袋子，便用手指自上而下地轻轻挤压，直到白色的细流在奶桶壁上敲得咚咚响。然后他就喝这牛奶，它是温热的，有股牛粪的气味。这就是他的早餐。接着他把乳牛赶到牧场，还有一匹马——它把脑袋上下摆动，像是点头向他道早安，又像是对他的照料表示感谢。然后他便返回去清除马厩和牛栏的粪便。多年没有打扫过的牛栏、马厩积累了那么多的牛屎、马粪，踩实了的牛屎马粪慢慢变硬，硬得像石头。布罗内克用铁铲去敲去铲，犹如敲击泥炭一般。随后他将其装进手推车运到屋子前面，堆成一堆。快到正午的时候，他走进屋内，削了马铃薯的皮，煮熟后浇上猪油，跟酸牛奶一起摆上桌。他和博博尔两个人默默无言地吃着。走廊里博博尔的狗望着他俩，有小狗、有大狗、有狗崽儿，也有老狗，它们总是饥肠辘辘。永远也弄不清楚它们究竟有多少条。午饭后，博博尔躺下睡个小觉，布罗内克先生便坐在台阶上，望着波浪一般起伏绵延的地平线、牧场和山中草地被践踏得满是皱纹的区域，然后又是挤奶，过滤，熬制奶酪，把牛奶装罐，翻晒干草，用手推车运粪。晚饭吃的是面包加灌肠或劣质的软香肠；饭后博博尔就去邻居家喝酒。夜晚也就这样开始了。
夜总是在小河周围的什么地方悄悄降临，也就是从这个潮湿、阴冷的地方的天空开始黑下来。每天傍晚布罗内克先生都是这种天色变化的见证人。他坐在屋子正面的台阶上，眺望四野。首先他听见夜鸟有如时钟清脆的嘀嗒声一样有规律的啁啾。待黑暗完全笼罩了大地，他便听到了人的动静，他们酒后的声音——结结巴巴、迟钝、无助、含混不清，散发着仓促酿造的私酒的臭气——在黑暗中慢慢减弱、沉寂。像往常一样，布罗内克先生竭力不去思考，或者至少是尽可能少思考——实在避免不了思考的时候，就想想明天该做什么，是否该去睡觉了，那头黑色乳牛是否有点不正常，或者想想博博尔可能把干草叉放在了什么地方。最后他上楼去睡觉，在那里他浸泡在黑暗、潮湿和粪便的气味中，直到早上。
但也有另一种夜晚，它像水晶一样纯净得透明，晶莹得异常，那时布罗内克先生就不能入睡。在某种似梦非梦的状态下，他热切地渴望喝杯茶，他嘴里涌出了唾液，感到嗓子眼儿发紧。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眠，越来越心烦意乱，他的脚发痒，好像是想要奔下楼梯，跑过院子，向前冲。“我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想，因为这种渴望迅速摆脱困扰的心态犹如痛苦的排尿需求，犹如积聚得太满的东西要求宣泄的机会一样，意志起不到任何作用。他哭了好几次，却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哭，只是泪飞如雨，而内心却是平静的——有如长满了青草的牧场。
那时他走进了森林，在树木之间转悠，用脚踢树干，将手紧紧握成拳头——他用力用得那么大，竟使指甲掐进了掌上的皮肤。他还记得森林的边缘和小礼拜堂，它守护着进入森林的入口，就如运动场旁边的售票亭。它的灰泥已经剥落，石头已经破裂，里面隐约可见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双脚已经断裂的塑像。他厌恶地绕过小礼拜堂，上山，朝着边界的方向走去。此刻在他那昏昏沉沉的脑海里出现的唯一想法是盼望听见一声枪响，而且这声枪响是冲着他来的，是瞄准了他的身体的，他盼望这一枪带着可怕的呼啸射穿他的脑袋。在这之前什么事情也不要发生。
但却发生了跟往常同样的事情——首先他感到浑身疼痛和对这种疼痛的极端憎恶，然后是恶心想呕吐，而当他感到胃里翻江倒海正要呕吐的时候，他的思想之光熄灭了，他惊恐万分地看到的最后东西是一双长了尖爪子的手，还有一簇簇蓬乱的灰色的软毛。然后他就已整个受到渴望的控制，但他并未受到这种渴望的奴役，反而感到自由。
有时他的雇主雅谢克·博博尔想要聊聊天。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体育牌香烟，在说出第一句话之前就已抽掉了两支。他们坐在门口的石头台阶上，穿堂风吹着他们的后背，冰凉的石头使他们的屁股冷得无法忍耐。雅谢克·博博尔知道的只是坏消息。他说，广播里讲到一个妇女，她住在贝斯基德的大森林中。她能预言未来。曾经有三个旅行者到了那里，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最终都得在她的茅舍宿夜。她给他们牛奶，而后对他们说：“我能给你们预言未来，不过你们得给我买双皮鞋。”于是他们派了一个年纪最轻的旅行者下山，在村庄里给她买了一双网球鞋。老妇穿上了鞋，让旅行者看三具棺材。第一具棺材里装的是粮食，第二具棺材里装的是糠秕，而第三具棺材里却装满了鲜血。“未来三年将是这样的年份。”她说，“究竟是哪几年？”旅行者想弄清楚。但她不肯泄漏天机，只是说：“第一年是大丰收。接下来的一年从田地里将只能收到糠秕，而第三年则会血流成河。”“谁的鲜血？”她没有回答。所以现在博博尔大伤脑筋，琢磨今年是什么年——丰收年、糠秕年还是流血年？但是在皮耶特诺，未来看起来总是阴暗、不祥的。青草总是生满了鼻涕虫，小河里的水总是浑浊不清，人总是浮肿——不是得了酒后不适症候群就是有病；母羊在神秘的情况下倒毙，貂吃光了整窝雏鸡，雷劈死了乳牛，全窝的狗崽儿会在暴风雨时被淹死。这里下雨的时间总是最长，每样金属制成的东西都锈得发出嘎嘎的响声，牛粪上面则长满了白色的霉菌，因为它们永远不会被分解，不能为土地所吸收。
布罗内克总是那个将动物的尸体埋在小河边的人。每当博博尔的那些永远饥饿的狗从森林里拖回一只被咬得残缺不全的狍子，博博尔总是不允许它们将其吃掉。他那双给酒精弄得泪汪汪的眼睛出乎意料地罩上一缕温情，那时他就吩咐布罗布克把狍子埋掉。布罗内克几乎就能成死去动物的合格掘墓人了。可他在掩埋狍子的尸体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需要挖很深的坑穴，因为狍子有四只又长又僵硬的腿，任何旧式墓穴都容纳不下它。为了不让狗将它再次从地里刨出来，必须用铁锹砍断狍子细长的胫骨。布罗内克正是这样做的，尽管狍子已是毫无疑问地死了，但砍断它的腿仍然是件残酷可怕的事。
他想起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到克沃兹科去献血的事。献血的念头也是在某天夜里突然出现在他的脑海之中的，当时他浑身疼痛得那么厉害，以致他想发出狂嚎。这个念头的出现有可能是受到当时正好在宣传义务献血的地方广播电台的启发，也可能是一张报道此事的报纸的图片偶然落到了他的手中。他当时已把自己彻底变成了布罗内克，他对捐血这个想法并没有深思。他只是觉得把他的鲜血献给某个人是件美妙和公平正义的事，血不过是他体内的某种东西而已，这东西从未见过世界，从未感受过阳光，却能使他活着。怀着有人会乐意接受它们的信念，从自身开启那些内在的河流，让那些令人厌恶的黏稠和温热的东西流出来，毕竟是件美好的事。相信那些乐意接受它们的人也会接受它们对已是模糊不清的苍白的西伯利亚景色的全部记忆——那是一派由于恐怖而变得酸楚，由于无能为力而恶化了的风光。
一个有双白嫩的手的女人按摩他手上的血管，接着把一根针刺进血管，用塑料吸管抽出布罗内克的血，留待分发给别的人。事后布罗内克感觉到的唯有轻松。他得到一杯咖啡和一块戈普沃牌巧克力，他立即就吃了下去，甚至没有尝到甜味。当他爬上高踏板的公共汽车时感到有点虚弱，汽车把他送回山麓的村庄。
从此他每月献两三次血，超过了可以献血的量。但他经常可以撒谎，因为义务捐血中心站的日常文书工作相当混乱，手指白嫩的女护士不断变换，而且脑子里想的也是别的事情。他甚至等不到正规献血的时间就又跑去献血——让针刺入自己的血管，血液像小河淌水似的流出。他为这种失血后的头晕感到飘飘欲仙，这是他唯一可以享受的乐趣。他必须躺一会儿，休息片刻。他就在这时想象跟女人做爱。他学会了看懂护士的量血器刻度。一百毫升，两百毫升的血，他的身体顽强地生产这种红色的体液。有一天的夜晚，他一边听着喝醉的邻居们吵闹，一边计算。他总共献出了足有两桶的鲜血，却仍旧没有死。
蘑 菇
八月是从采蘑菇开始的，也就是说，像一向应有的那样。艳阳高照，把土地都晒干了，但我们的草地依旧积满了水；草地上长着茂盛的青草，绿得令人目眩。
第一株蘑菇是我偶然发现的，它生长在去玛尔塔家的小径上。一株小小的红色的哥萨克蘑菇看上去就像根粗大的火柴，而它头顶上方的天空就像涂上了红磷的火柴盒。这可能是火灾的预警，火灾可烧掉青草，把天空烧成橘红色。
整个早上我什么也没想，只想蘑菇。夜里我觉得似乎听到了蘑菇在生长。森林里噼啪作响，这是一种勉强听得见的声音，或者与其说是听到的不如说是感觉到的声音。故而我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头一年黑森林里的蘑菇多得简直把我吓坏了。我带了满满几篮子蘑菇回家，把它们铺在报纸上。我久久地望着这份收获，真是百看不厌，直到不得不拿起刀去切它们柔软的、稚嫩的躯干。我割下了它们的菌盖，穿在黑刺李的刺上，让它们晒干。满是针刺的树枝连同戳在上面的菌盖，整个秋天都紧靠在我家房子的墙上。房子的墙壁吸足了干燥的鳞皮牛肝菌和哥萨克蘑菇的芳香。头一年就是这样的，当时什么都多，苹果、李子，甚至那棵老樱桃树也发疯似的结果子，喂饱了周围一带所有的椋鸟。然后是所有的东西全部越来越少。今年我只发现了几个苹果。我给它们点了数，守护着它们，随时准备放出两只母狗去赶走偷苹果的贼。
尽管潮湿的草地上没有伞菇——虽说这正是伞菇生长的时节——每逢八月来临，森林边缘地带就会冒出许许多多白色的帽子。
伞菇是那种没有青春的蘑菇。当它以头戴白色羊皮尖顶帽的形象刚从地里冒出来的时候，就已是老态龙钟了。它有副上了年纪的身子，老妇人的身子，这常常使我想起玛尔塔。青筋突起的瘦腿在地面上支起娇嫩的菌盖，触摸它的时候似乎总有点温热的感觉。在咔嚓一声掐断那条脆弱的瘦腿带回家去之前，常会跪下去闻闻它的气味。大家都知道怎样烹调伞菇——需要把它浸泡在牛奶里，而后滚上鸡蛋和捣碎的面包干，再用油将其煎成像煎肉排那样的金黄色，当下就得把它吃掉。以同样的方法可以烹调松球形的毒蝇菌，它有股核桃的气味。不过人们都不采集毒蝇菌。人们将蘑菇分为有毒的和可食用的，有关食用蘑菇的手册详细论述了将前者和后者区分开来的所有特征。手册上介绍了好蘑菇和坏蘑菇。任何一本有关蘑菇的书都不把蘑菇分为美丽的和丑陋的，香的和臭的，触摸时是令人感到愉悦的和不可忍受的、恶心的，也不将它们区分为哪种是可诱人出错的和哪种是可获得开脱、解救的。人们看到的是那种他们想看到的东西。这样的分类一清二楚，但却是人为的、不真实的。而实际上在蘑菇世界里没有任何绝对可靠的东西。
自打八月开始，几乎每天都有些患酒后症候群的男人在拂晓时分磕磕绊绊地走遍小白桦林，而后给我送来好几袋蘑菇放在台阶上。他们想拿这些蘑菇换一瓶家酿的葡萄酒。
“请进屋吧。”我最常说的就是这句话，但我往往大失所望——他们只采哥萨克蘑菇和白蘑。
然而我吃过所有品种的蘑菇。当我发现什么我不认识的蘑菇时，我总要先掰下一小块，放在舌头上试一试。我用涎液将蘑菇弄湿，再用舌头摩擦上颚，品尝味道，咽下。我从来没有给毒死过，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因蘑菇中毒而被弄得死去活来的事。有可能会由于别的东西中毒而死，但绝不是由于蘑菇。我就这样学会了吃铜绿色的红菇，这种蘑菇谁也不采集，它们在秋天把整座森林染成了棕黄色。我也学会了吃鹿花菌，这种蘑菇形状相当奇特，简直可以作为完美结构的范例为建筑师效劳。还有毒蝇菌，神奇的毒蝇菌——我把它们的菌盖用油煎炒，又撒上了香芹菜。它的味道是如此鲜美，怎么可能有毒？我等待了一整夜，甚至等待了两三个长夜，因为中毒的症状有可能出现得很迟。拂晓时我凝视着窗户玻璃上的反光，那是一片比墙壁更亮、中间带个十字形的不协调的空白。小轿车的钥匙就放在桌子上。蘑菇不肯把我毒死。R平静地说，假若出现中毒症状，肯定已经来不及抢救了。即使洗胃、打点滴输液也全都是徒劳！如果中毒，早已进入了血液。
“为什么有的东西会想要置我于死地呢？”我问他，“难道我竟是个如此重要的人物，以致什么东西会想到杀死我？”
我小的时候曾吃过嫩马勃菌。它们看起来是那么漂亮，在乱草丛中显得那么完美。我激动得吞下了它们，我始终记得它们那种香粉的气味。我带了一点马勃菌回家，妈妈命我把它们扔掉。我没有告诉她我肚子里装的比这还多。从此以后我学会了吃这种蘑菇，把它放在奶油里稍微煎一下，撒上糖。
我把采到的第一批马勃菌送给了玛尔塔。我俩立刻就拿这种蘑菇做成了饭后甜点，把它们全都吃掉了。
用马勃菌制作甜点
白色的嫩马勃菌
用来煎它的奶油
细白糖
把马勃菌切成硬币厚度的小片。无须削去蘑菇的皮，只要去掉上面毛茸茸的赘瘤就可以了。用平底锅把奶油烧热，把马勃菌煎成金黄色。撒上细白糖，上茶时一起端出来。
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穿连衣裙就像穿修士服一样。连衣裙不同于修士服的地方是更加贴腰，开始穿它时甚至有点不舒服，因为太紧了，还有领口需用什么东西掩盖起来。卡特卡找来一条洗褪了色的羊毛围巾，将它围在帕斯哈利斯苗条的双肩上。
他几天没有走出房门，卡特卡给他送食物，主要是面包和牛奶。她说：“喝牛奶吧，这会帮你长乳房。”于是他就喝了。早上，确切地说，在快到正午的时候，他们起床，她给他做精巧的发型，在他的头顶上编了许多小辫子，将发梢用手指卷成鬈发。她用挣得的钱给他买了一条胭脂红的丝带。她对他讲话使用的语言里塞满了捷克语词汇，这使他并非总能全部听懂。整个下午和傍晚她都不露面，而他从褡裢里拿出圣女的著作，认真地读了起来，一字一字地读着，寻找自己在此前的阅读中可能遗漏了的东西。
库梅尔尼斯写了一些自相矛盾的东西，这使帕斯哈利斯感到特别泄气。“上帝乃茫茫的造物，这造物是纯粹的呼吸，纯粹的消化，纯粹的衰老和纯粹的死亡。所有的一切都包含在上帝的身上，但这一切却是不断被增多、不断被强化的，因而既是完美的，同时又是有缺陷的。”在别的地方她又写道：“上帝是完美的黑暗。”或者：“上帝是个不间断生育的妇女。生命从她那里不断输送出来。在这种无止境的生殖中没有喘息的时间。这就是上帝的本质。”
“那么上帝最终是谁？”当帕斯哈利斯把这些内容读给卡特卡听的时候，她昏昏欲睡地问道。
他不知如何回答她。
“你是否曾经考虑过，在你的身体内部完全是黑暗的？”有一次，当他们俩相互依偎着躺在床垫上的时候，他问她，“任何光线都不能穿过你的皮肤照到那里。男人进入你体内的那个地方，也一定是黑暗的。你的心脏在黑暗里工作，跟你所有的器官完全一样。”
这不过是个普通问题，但他们俩都为此而感到极为害怕。
“黑暗超越我们的肉体。我们是从黑暗中形成的，我们跟黑暗一起来到世界上，一生中黑暗都伴随着我们一起成长，一起死亡。当我们的肉体瓦解、化为乌有的时候，它就渗入地下的黑暗里。”库梅尔尼斯写道。
卡特卡更紧地偎依着他。他说：
“我真想做个聪明、有学问的人。我真想知道一切，那时我俩就不用躺在这里担惊受怕了。遗憾的是，我们对活在我们前头以及活在我们以后的人一无所知。也许一切都是周而复始地自我重复着。”
夏天结束了，暖和的赤褐色的秋天的序幕已悄然降临。帕斯哈利斯开始忐忑不安起来，开始思念那不受街道墙壁所阻隔的空间。他理解到待在格拉兹已毫无意义，无论是为圣女，还是为自己，为卡特卡，抑或是为上帝，待在这儿已什么事都做不成。他的旅行没有教会他任何东西；他没能更清晰地看清楚任何事物。他思念自己的女修道院，但他期望的是某个更大的女修道院，期望它像山一样大，修道院的庭院能由山中的牧场所取代，那儿能容纳下所有的东西。他期望阿涅拉嬷嬷能成为他的母亲，而他自己也能成为另外一个什么人，成为某个酷似库梅尔尼斯，或者就像卡特卡那样的人，或者成为某个连他自己也想象不出的人。他认识到，他必须重新塑造自己，这一次是从零塑造的，因为迄今为止他是生活在极大疑虑的基础上的，他担心自己不是以正当的方式创造出来的，或者甚至是以如此苟且的方式临时创造出来的，以致他不得不毁掉自己，重新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他不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不知从何下手摧毁和重塑自己的工作。一天下午，卡特卡离开他的时候，他收拾自己的行李，离开了城市。
帕斯哈利斯遇到刀具匠人的时候，他们把他称为“兄弟—姐妹—火”。雨点鞭子似的抽打在他的身上，踩踏出的一条小路上流淌着红色的水流。他想找个藏身之所躲雨。
他们无论对他的服装，还是对他的卷发全都不感到惊讶。他们让他睡在一个小房子里，帕斯哈利斯在里面感觉到就像在自己昔日窄小的修室里一样。然而他仍旧在思念。他几乎是赤身裸体地躺在被褥上，而他的行李正在石头房子里的炉火旁边烘烤着。他什么也看不见，这儿是如此之黑暗，以至于他觉得在城里度过的所有那些白天都更为明亮，也更长，夜晚也更为暖和，就连下雨也跟这里不同，硕大的雨点庄重地降落，它使燥热的皮肤清凉，使人精神振作；就连牛奶也有更加微妙的幽香。城市从远处看起来似乎更加引人入胜，通向罗马的道路是那么笔直而又方便。
他们让他就这么一天到晚无所事事地躺着，而他们自己却在操劳：男人们都进了打铁房，整整一天直到傍晚，都能听到从那里传来的有节奏的铁锤敲击声和水的嘶嘶声——那是给烧得通红的铁淬火时所发出的声响。所有的妇女全消失在同一栋小房子里，也许在那儿给刀子装手柄，或是在烤馅饼。他们的孩子在默默无言地玩耍着，他们神情郁闷，脸上给鼻涕、泥土弄得脏兮兮，直到黄昏时他们才被人像赶家禽似的赶进屋里。黎明时分，帕斯哈利斯听到刀具匠们如泣如诉的歌唱，他们单调重复的唱法扭曲了歌词。无论他们唱的是什么全都充满了哀怨与悲伤。这是个多么悲惨的地方！他思忖道。他等待着，只要停止下雨，他就能翻过重山到任何别的地方去。
后来终于出现两个晴朗的日子，但寒风刺骨像刀子一般。从山丘上可以看到半个世界。在南边的远方帕斯哈利斯能看到自己的女修道院。
“上帝没有任何特征，没有任何形象。”那些忧郁的男人中的一个对帕斯哈利斯说，当时他正帮助那男人将樱桃树干劈成小块。“他想显现就显现，想何时显现就何时显现。甚至，有时我们觉得他应该显现，但他却根本没有显现——这也是他的一种显圣的形式。”刀具匠沉默了良久，两人审视着被伐倒的原木。过后他又补充说：
“上帝在我们内部，而我们在他的外部。他行事随意，轻率，但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就像面包——每个人得到自己的一片，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方式认识它，但任何一片面包都不包含整个面包。”
他们给他面包送他上路。适逢刚下第一场雪，不过由于土地仍旧是暖和的，雪很快便融化了。他往下走进了谷地，渡过了那条自孩提时代起就很熟悉的小河，心里思考的一直是那个思想信念坚韧得就像皮革似的老刀具匠对他所说的话：如果上帝希望我们找到安宁，如果他希望我们退出这个世界，将我们的灵魂提高到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层面上，如果他想让我们回归自己，且赋予我们以自然的欲望，赋予我们对他的天生的思念，如果他召唤我们，如果他在我们面前敞开了一扇通向永生的大门，而对这尘世的生活则允许恶骄横恣肆，如果他对自己圣子的死听之任之，并让其从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如果死亡是最完美的宁静，那么死亡实际上就是上帝创造的所有事物中最为神圣的东西。如果是这样，那么人能奉献给上帝的除了自己的死亡之外，就没有任何更能让上帝称心的东西了。
每样东西都是一种标记，但其中某些东西却不能忽视。因此才存在某些严峻的事物。帕斯哈利斯心想。因此森林才长满了有毒的蘑菇，因此草原火灾才会把数以百万计的昆虫躯体变成焦煳的灰堆，因此水灾才会将无数生命从谷地中冲走，因此才有战争，才有电闪雷鸣，才有大灾大难和各种疾病，因此才有衰老，因此在刀具匠人的房子里的顶棚下才挂着数千把刀尖朝下的刀子，而他们自己也在襄助死亡。
上帝如此创造世界，为的是让这个世界指点我们：我们该做些什么，该怎么做。
尾 声
有关帕斯哈利斯故事的结尾存在两种说法。其一是自杀说。它完全是偶然地出现在“über den selbstmorderischen Tod des Bruders im kloster der regulierten Chorherren Augustiner in Rosenthal” ① 之中的，它是这么说的：
“在举行晨祷的时候，大教堂的教长发现帕斯哈利斯兄弟缺席，而他平时从未在祈祷仪式上迟到过。在唱过头两首赞美诗之后，出事的预感促使教长去了他的修室，想去唤醒他，教长猜想帕斯哈利斯兄弟可能是睡过了头。他打开修室的门，见到帕斯哈利斯的身体悬吊在一根用来挂衣服的横杆子上。尽管迅速地割断了绳子把他放了下来，并试图进行抢救，但帕斯哈利斯兄弟始终没有醒过来。抢救了一段时间，大家明白他已永远离开了。”
第二种说法相当含混不清，从中得不出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结论。他似乎在欧洲漫游，也可能到世界各地周游列国，宣讲自己的圣女的事迹，掺和着介绍刀具匠人的忧伤。他在空间里活动，多半像在时间里活动一样——每个新的地方都在他心中敞开了不同的潜在可能性。这个说法在那些受到帕斯哈利斯的生活经历和作品感动的人们中间广泛流传，他们是从碰巧遇到的不经意的外国人嘴里，在形形色色的传言、引证、闲言碎语和别人的记忆之中得知有关他的一切的，确切地说，没有人真正知道这种说法是从哪里听来的。或者相反，有些人就像封戈埃特岑教授那样，在追寻库梅尔尼斯的足迹时，在大学的图书馆里查阅《圣女传》的时候发现了他。他们的阅读有时会因休息抽烟、喝从暖瓶里倒出的咖啡或啃咬手指头上的倒刺而中断。在这种说法里，没有任何有关《圣女传》叙事者死亡的记载，再说，又怎会有这种记载呢？这个人既然是在娓娓动听地讲述圣女的故事，那就必定是个活人，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永生的。他超越了时间所能包容的范围。
① 德语，意为：关于罗森塔尔市教堂唱诗班奥古斯梯纳尔兄弟自杀身亡一事。
芦 荟
我曾怀疑芦荟是否是长生不老的植物。它总是生机勃勃地立在窗台上，只需从它数十个腋芽里轻轻掐下一枝，便可进行繁殖。久而久之，我便忘记了哪棵植物是它的母本，哪棵是它的子株。我曾将它们分别馈赠城里来的熟人，送给玛尔塔、阿格涅什卡和克雷霞。我用泥制的小花盆、装过酸奶和奶油的盒子盛着腋芽，亲手送给他们，因此可以说，多亏了我它才能挪动，到处漫游。我不知道如何确定芦荟的年龄：是计算那些分开再植的腋芽、枝丫的年头，还是计算那种绿色、多肉的物质的整个生存时间。那些腋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它们飞速生长，同时用自己满是锋锐尖刺的边缘刺破空间。可以将腋芽种在花盆里，在花盆上贴个标签，注明是“标本Y”或“标本2439”，如此就能观察它的生长变化。它那绿色的物质填满了叶子直至叶子的边缘，有人将那多汁的芳香物质贴在烫伤的手指上，而它竟能将所有的灼热、所有的疼痛都吸入到自己体内，那物质是长生不死的。种在形状各异的花盆里、立在世界上各种窗台上的不同芦荟植株都有同样的物质。多年前立在我父母家的窗台上的芦荟植株，有着同样肥厚的叶片，而此前似乎还曾出现在家具店的橱窗里，在那个时期家具店的橱窗一般还不曾摆放过盆栽植物。更早以前它还曾出现在哪里，有谁知道呢……显然它经历过长途旅行，因为芦荟在我们的气候条件下是不能野生的。定是有过一艘船沿着非洲东海岸航行，挤过苏伊士运河，满载着咖啡豆、奇异的水果、装在笼子里的猴子和发出颤音的鹦鹉。下甲板上定是装有许多盆栽的植物，那便是不受晕船影响的熟睡的芦荟。新大陆满腹狐疑的、犹豫不决的征服者，很快就会成为各种其他种类的植物——桃金娘、天竺葵、芸香和帚石楠的无意识的大敌，窗台上的新住户则会受到呵护并贪婪地捕捉北方忽明忽暗的阳光。
我知道，无论是活的还是死的东西，都在其体内记录下各种图像。因此这芦荟体内也会仍旧保留着它最先生长地的阳光、令人难以置信的亮得炫目的天空和无声地冲蚀着沿海岸低矮的地平线上的硕大雨点。插枝的每个部分都以它内在的这种光辉自豪，并且复制了植物的保护神——太阳的图像，立在我家的窗台上对太阳静静地顶礼膜拜。
傍晚，当我将一株这种既古老又稚嫩的插枝送给玛尔塔的时候，不禁想起，像芦荟这样老是坚持着、老是保持原样继续存在下去，一定是件令人厌恶的事。对植物而言，能拥有的唯一的真正情感也许只是厌烦。玛尔塔同意我的想法，她把芦荟放在窗台上时说道：
“假如死仅仅是件坏事，那么人们大概就会立即停止死亡。”
篝 火
翌日傍晚，邻近的皮耶特诺的农民来跟我们做买卖。大家围着一堆篝火谈生意。他们怀里藏着几瓶像那一出现就会给世界带来欢乐的魔术师的白兔子一样的烧酒。他们把酒瓶放在临时凑合着搭起来的桌子上，眼里饱含着自得的神情。我和玛尔塔切面包，并从玻璃罐里取出腌制得不到时候的小黄瓜。R拿来玻璃杯。
自打去年以来就长发齐肩的博博尔先生说道：
“给女士们准备了果汁鸡尾酒，妇女不喝纯烧酒。”
我们没有异议。我担心的是端上来的切成了四块的番茄会爬着步行虫，这儿到处是这种虫子，每片树叶下面都爬满了。
客人一共是三个人——博博尔先生和他的邻居热茹拉先生，还有布罗内克先生——大家都管他叫“长工”。我们坐在篝火旁的树墩子上；在一派静默中，烧酒从酒瓶子狭窄的喉管源源不断地涌出。男人们一仰脖子，一口就喝掉了半玻璃杯，而我们则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着带酒精的果汁，玛尔塔喜欢黑醋栗果汁的味道。他们谈起了带锯子的人，说是警察因他从森林里偷伐木材而拘捕了他。我回想起早春和雪，还有手电筒闪烁不定的光照亮的黑暗，锯子不祥的刮擦声和云杉倒下的轰隆声。有人说，永远别去纠缠盗木贼，你最好是装作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他们。所有的树木命中注定是要遭到砍伐的。任何人，谁不知道这一点，就可能脑袋上挨斧头。我们要用多少立方米的木材来安装房间的地板？这里谈的还只是一个房间。
只有布罗内克先生一人没有喝酒。在瞬间出现的寂静里，我们听到了庄重的声音：
“你们可知道我已献了多少血？”
谁也不知道。
“那么就请女士们说说看。”
“十公斤？”我以一种出乎意料的大胆高估回答道。
所有人的脸全都转向了布罗内克先生。他淡淡一笑，动了动嘴唇，仿佛是在咂嘴。
“那究竟是多少，布罗内克？”博博尔催促他告诉我们。
“整整十八桶的血。”
热茹拉先生说了句什么有关猪血灌肠的话，并且点着了一支香烟。“用如此数量的血能做出多少血肠！？”
但是，对所有的人都称之为“长工”的布罗内克先生而言，显然这句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胆怯地咳嗽了一声，期盼别人的赞叹。然而，只有玛尔塔，富有同情心的玛尔塔，用一根小棍子拨了拨火炭，说道：
“啊哟，这可是非常非常多的。这简直是一个血海！”
博博尔给我们做好了下一份鸡尾酒。直到这时我们才看到，他几乎用了满满一玻璃杯烧酒，一点点水和少量的黑醋栗果汁。我喝得站不起来了。
感谢上帝——波兰人
最让他们感到惊愕的是，一切都组织得如此糟糕。但又有什么是他们能够预期的呢？战争刚刚结束，他们便乘上了火车，进行长达两个月之久的长途旅行，穿越了整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他们路过的一些瓦砾堆尚在冒烟。火车在长满青草的铁路小站往往一停就是一两个礼拜，谁也不用问原因。乳牛就只好在铁路道轨之间放牧。那时他们便燃起了篝火，而妇女们则煮上了马铃薯汤。他们中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诚然火车上有位列车长，但他难得露面，每次出现总是带着神秘的表情反复说：“明天我们就开车。”但是到了明天，火车继续停在那里不动。他们不知是否该拉出匆忙打包的锅，重新烧旺篝火，削马铃薯，煮马铃薯汤。有时他说，那边有许多完整的村庄在等待着他们，空出来的石头房子正等着他们去住，房子里的一应家具他们做梦都想象不到。说他们到了那里就会享有一切。“你一进门。所有的东西就全都是你的了。”于是那些奶孩子的年轻妇女便幻想装满丝绸连衣裙的衣柜，幻想高跟皮鞋、带镀金拉锁的手提包、镶花边的餐巾和雪白的桌布。他们带着映入眼帘的种种人间财富的诱人图景沉沉入睡。清晨她们醒来的时候，给露水弄得又冷又湿，因为车厢没有车顶，只有几块木板，她们的丈夫巧妙地将这些木板改装成了顶篷。
有时火车出人意料地突然开走了，那些看得出神，又莫名其妙的人就赶忙去追赶，他们沿着铁路奔跑，手里提着要掉下来的长裤。情人们留在了干草垛里；心不在焉的老人们把脸转向了陌生的地平线，迷失在拥挤的月台上不知所措；孩子们为丢失爱犬哭哭啼啼，那些爱犬正徒劳地在附近的小树下撒尿做记号。必须冲火车司机高声叫喊，让他停一停车。司机或者没有听到喊声，或者忙于赶路，总之没有停车。然后被落下的人就得去寻找开走的火车，请求士兵顺便带他们一段路去追赶火车，到那些临时的遣送机关去打听，在各个火车站的墙上留下讯息。最糟糕的是，那些火车没有目的地，没有任何预定的停靠站和终点。只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朝西开。在铁路枢纽站它们一会儿向左拐，一会儿向右拐，但总的来说，有一点基本不变，那就是跟着太阳走，始终在与太阳赛跑。
此处无人主管：没有任何国家，政府刚刚是他们自己梦想中的事，但它却在一天夜里突然出现在小城镇的月台上，在那里命令他们下车。
政府——是个足登军官长筒皮靴的男子，所有的人都管他叫“长官”。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他的嘴唇仿佛给烟雾熏软了。他吩咐他们等着，等了几个钟头，直到听见马蹄嗒嗒、大车轰轰的声响，几乘四轮运货马车从黑暗里隐隐出现：马匹昏昏欲睡，神情沮丧。他们摸黑将行李装上这些运货车，沿着空无人迹的狭窄小街朝城市的下方走去。木头车轮发出的噪声宛如飞来的飞机的轰鸣，商店的招牌由于这种轰隆声而瑟瑟发抖。黑暗中一块玻璃松动了，落到了石头上。大家都打了个哆嗦，而妇女们则抓紧了自己的胸口。那时老博博尔意识到，他总是害怕，不间断地怕了好几年。但这没什么了不起。一辆高斯牌军用越野汽车护送这个车队到了城郊，然后出了城，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路向谷地驶去。天已破晓，因而他们能见到两边耸立着的高高的绿树成荫的山丘，山脚下立着一些房屋和粮仓，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像农村的房子，而只像是农庄——用砖建造的大房子。老博博尔的眼睛既不习惯如此的空间环境，也不习惯这样的房子，于是他在心中暗自祈祷，千万别是这个地方。
他们拐了个弯缓缓上坡，通过了架在水流湍急、河床上满是石头的汹涌澎湃的小河上方的桥梁，爬上绵延起伏的高原。在他们的右边升起了一轮红日。只有从这里方才看得见太阳，而从谷地里是见不到它的。太阳照亮了远方的群山和晨雾缭绕的发霉的天空。眼前的一切都在动，都在起伏着。他们之中的那些较为虚弱者，像妇女和老人都感到恶心难受，觉得要呕吐，尤其是到处都如此空寂，杳无人烟，如此陌生，以致有人甚至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亲切的回忆掠过他们的脑海，难忘自己离开的那片金色和绿色的平原，难忘那安全的、上帝的土地。甚至那些在车轮旁边奔跑的狗也保持着很近的距离而不肯钻进青草和灌木丛中，它们惴惴不安地嗅来嗅去，夹起了尾巴。由于长途跋涉，它们疲惫不堪，身上的毛根根竖立起来，肮脏而凌乱。
终于他们看到几栋村舍小屋散布在下方的谷地上，彼此相隔很远。军用越野汽车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嘴上叼着香烟的长官。他读着名单上的姓名，同时用手指指点点：赫罗巴克，这里；万盖卢克，这里；博博尔——那里。谁也没有争论，谁也没有抗议；长官和他的香烟犹如神力——指到哪里，哪里便有了秩序，无论这秩序是什么样的，肯定要比混乱无序好得多。
博博尔一家来到指定给他们的村舍前面。房子看上去相当坚实，粮仓是加盖到房屋边的，而不是像应有的那样与房屋分开。小小的庭院铺上了宽石板。丁香花正在盛开。他们坐在运货马车上，谁也没有勇气头一个下车。博博尔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目不转睛地望着房子的窗口。然后他忐忑不安地寻找水井，但哪儿也见不到一口井，也许水井挖在房子后面。最后越野汽车开来了，停在了他们近旁。
“喏，已经到了。”叼着香烟的人说，“过来吧，这已是你们的啦。”
他雄纠纠地向门口走去，但刚刚走到门前他又显得似乎有点踌躇。他朝门瞥了一眼，敲了敲，又使劲擂了一下。过了片刻门打开了，他走进屋内。他们等待着，直到他重新出现。他不耐烦地催促他们说：
“怎么啦？进去吧。”
他们动手从运货马车上卸下鸭绒被和锅瓢盆罐。博博尔头一个走进门廊。里面昏暗，天花板是半圆的弓形结构，散发着一股熟悉的乳牛的气味。他们在寂静中拖着脚步走进一个大房间，站立在窗户对面，刹那间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因为强烈的光线使他们睁不开眼睛。长官点燃了香烟，用德语说了些什么。那时他们才见到两个妇女，一个年纪较大，头发灰白，另一个比较年轻，手上抱着孩子，还有一个小孩偎依在老妇人的身边。
“你们住这边，她们住那边。以后会有人来把她们弄走。”长官还说了这样一番话，然后便绕过他们，消失不见了。他们听见越野汽车发动时的轰隆声。
他们就这么站立着，直到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只猫，它坐在房间中央，开始舔自己的爪子。那老妇头一个移动身子，她从床上卷起被褥，拿进了另一个房间，而年轻的妇女和孩子们也跟在她身后走了。这时博博尔太太乒乒乓乓将锅瓢盆罐送进厨房摆放整齐。
上午剩下的时间他们一直在从运货马车上卸下自己的行李。其实东西并不多——一些衣服、几幅圣画、几床鸭绒被和一些镶了木框的照片。博博尔太太在稀奇古怪的炉灶下点着了火，因为她想熬点汤，可是她找不到水。她拿着锅围着房子转了一圈，找不到水井，于是便想，那些人是不是从溪里取水。最后她鼓起了勇气，去看了看两个德国妇女所在的房间。那年轻女子见到她便跳将起来。
“水。”博博尔太太说，指了指手里的锅。
年轻的女子向厨房走去，但那老妇人冲她咆哮。德国妇女停住了脚步，站立了片刻，仿佛有些犹豫不决。后来她很不情愿地给博博尔太太指了指炉灶旁边墙上的一根制动杆——博博尔已把自己的长裤子挂在了上面。她把锅放在制动杆下边，将制动杆上下移动，水流了出来。
“来做饭吧，炉子已经点着了。”博博尔太太对那妇女说。
那德国妇女拿来装满马铃薯的瓦罐，放在铁板上。博博尔太太向她解释说，他们的文件上清楚印着“临时遣返”的字样，这意味着，他们在这里不会待很长时间，还说，所有的人都在议论下一场战争。而那个德国妇女却突然痛哭失声，那完全是一种无声的啜泣，她将满腹涌出的哽咽声又吞了回去，博博尔太太甚至不知如何安慰她，于是咬着嘴唇，离开了厨房。
整个夏天他们就这样生活在一起。男人们迅速安装好了酿造私酒的设备，从此烧酒就像涓涓细流一般源源不断地流进小酒桶和酒罐里。当时天气酷热难耐，他们不知把自己怎么办，一到下午早早便开始灌黄汤。妇女们在共同的炉灶上一起做午饭，实际上是沉默不语，只是偶尔相互交换几个单词，既不乐意、也不自觉地彼此学习自己并不喜欢的语言，暗中窥探对方的习俗。在波兰人眼中，德国人的吃法好不奇怪：他们早餐吃的是一种牛奶酒，中饭吃的是没有削皮的马铃薯，外加一点奶酪，一点奶油，而到了礼拜天他们便杀兔子或鸽子，用来熬一锅面糁汤。第二道菜是面疙瘩，以及照例必有的罐装糖煮水果。男人们走进粮仓，去看德国人的那些机器，但他们不知道机器如何操作，有什么用途。他们蹲在房屋外边，议论着那些机器，喝干一杯杯私酿的烧酒——这样一直到傍晚。最后有人带来了手风琴，妇女们便聚集到一起，开始跳舞。他们把头一个夏天变成了没完没了的波兰节日。他们中有些人从来就不曾清醒过。他们唯一能做的事便是盲目高兴，庆幸自己劫后余生，庆幸自己终于在某个地方——一个无论怎样的地方！——安下身来。最好是不去考虑未来，因为未来是反复无常的，靠不住的；最好是唱二重唱，翩翩起舞，跑进灌木丛，忘乎所以地尽情做爱，不去看留在这里的那些德国人的面孔，因为一切都是由于他们的过错，是他们发动了这场战争；正是由于他们的过错，一个世界结束了，同示巴女王 ① 的预言中所说的一模一样。有时波兰人情绪激动，步履蹒跚，摇摇摆摆地回到家里，扯下他们家里那些德国人的圣像画，把它们抛到橱柜后边，乃至把柜上的玻璃都震裂了。他们还是用原先那些钉子挂上了自己的、非常相像的、或许甚至是一模一样的基督圣像画和带着一颗流血的心的圣母圣像画。
秋天，他们由于天天过节而精疲力竭，又由于政府彻底忘记了他们的存在而大失所望，他们串通一气，钉了个十字架，将它树立在道路的分岔口，并且在上面写上：“感谢上帝——波兰人。”
那个夏天波兰人没有工作——只要德国人还待在那里，他们就无须工作。他们把德国人应得的东西给了德国人。毕竟他们这些波兰人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来到这里的，也不是出于自己的奇思异想而把自己辽阔的田地撂在了东部并颠沛流离了两个月之久到这里谋生；他们根本就不曾希冀过这些陌生的石头房子。德国妇女挤牛奶，清除牛粪，然后去地里干活，或者打扫卫生；她们战战兢兢，弯腰弓背，沉默不语。只有在礼拜天才让她们歇息。她们穿上节日的服装，甚至戴上洁白的手套，上教堂拯救他们有罪的德国人的灵魂。
秋天，政府来了人，这一次是找德国妇女的，叫她们收拾行李准备上路。年轻的德国女子情绪激动，开始打起了包裹，老年妇女坐在床上一言不发。翌日清晨她们站立在房子前面等待着。博博尔太太送她们一点猪油路上吃，一面暗自高兴从此又多了一个房间。终于来了个什么人，用德国话命令她们朝着小镇的方向走去。年轻女子拉着一辆小板车，跟别的德国人的车队会合，那些人就站立在小桥上，但老年妇女不肯走。她返回厨房，抓起一只瓷碗，已经喝得稍带醉意的博博尔试图从她手里夺下器皿。两人相互拉扯、争夺了片刻，直到那老妇女满头白发根根竖立。突然间，她几个月来第一次出人意料地大喊大叫起来。她跑到房子前面，吼叫着，将紧握的拳头举向了天空。
“她说什么？她吼叫什么？”博博尔一再追问，但政府官员不肯告诉他。
直到德国人消失在山丘后面，政府官员返回来，为的是通知他们，说他们的村庄已经不叫艾因西德勒，而是有了个新的波兰名称，从现在起叫作皮耶特诺。同时博博尔也获知，那德国老妇人是在诅咒他。
“她咒骂你，对你说了一大堆蠢话，她说：‘但愿你的土地颗粒无收，但愿你孤独一生，但愿你一直疾病缠身，但愿你的牲畜纷纷倒毙，但愿你的果树不结果子，但愿你的牧场连遭火灾，烧得寸草不留，田地给洪水淹没。’她就是这么吼叫的。”政府官员说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着香烟，“不过，只有蠢货才会把这些话放在心上。”
① 典出《圣经·列王纪上》10：1—13，示巴女王觐见所罗门。
锡盘子
玛尔塔有许多残缺不全的东西：单只的瓷茶杯，带有模糊边饰的茶碟子——它的图案上还能勉强猜想到是叶子的镀金波形纹路，临时凑合装配上铁丝把手的镀锡铁皮大杯子，带有搪瓷剥落的锈迹斑斑的铆接的锅。她有一把刻着德国纳粹党党徽“卐”字饰的大餐叉和几把餐刀，那些玩意儿由于磨过上千次而变得又薄又细，使人一见便会联想到串肉签。我疑心她是每年春天在菜园里耕作的时候偶尔挖到了这些东西，把它们从地里扒了出来，然后清洗干净，再用灰烬将其擦得晶亮，觉得满意了才放到抽屉里的。假如真的是这样，那就意味着，玛尔塔在厨房用具方面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要知道土地也曾给我们提供过这类极其丑陋、千奇百怪的物品，只是我们没有以足够的尊重对待它们，而是把它们全然不当一回事。我们，像所有的人一样，希望拥有的是崭新的、闪闪发光的东西，带有价格标签的黏胶痕迹的东西，还要求附有一份保险单，能确保其经久耐用，永远光泽可鉴、表面平滑完美无瑕，并要留有远方工厂的金属气味。
我不曾欣羡过玛尔塔的餐具，也不曾觊觎过她那些沉重的枕头——在那些枕头里，羽毛在夜间跟人体角力时总要从一个角落游荡到另一个角落——更不曾希冀过她那些洗褪了色的小块装饰花毯，它们上面常用德语绣有令人宽慰的成语，诸如绣有“Wo Mutters Hände liebend walten，da bleibt das Glück im Haus erhalten”或“Eigner Herd ist Goldes wert” ① 之类。
只有一件东西唤起过我的钟爱之情，那就是一只锡盘子。它沉重、粗糙、边缘上装饰着浮雕的几何图形，它由于手指长年的触摸已经磨损，许多地方图案淡出，与背景融为一体。尽管如此，触摸这些图案还是给人带来一种愉快的感觉，无须看，一摸就能感觉出图案上的标识。那些装饰图案似乎是希腊风格的，或者采用了装饰艺术的手法。它那一再重复交替出现的圆形和正方形中间用十字形连接起来，这些十字形像加法符号一样，使图形显得更丰满，不过那些彼此相加的各个组成部分倒还保持原来的模样。有许多地方无光泽的金色涂层已经脱落，露出赤裸的灰色金属。
夏天玛尔塔在盘子里摆上水果，秋天用它盛核桃。盘子在她那铺了漆布的桌子正中央俯视一切。在玛尔塔的全部有缺陷的财富里，唯有这种东西能吸引我的注意力。其余的一切就都只能唤起同情。
① 德语，意为：“只要是母亲慈爱的手掌管的地方就充满着幸福”或“自家的炉灶胜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