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彼得·迪泰尔
彼得·迪泰尔和他的妻子爱丽卡通过边界的时候，彼得的手上蹲着一只花大姐。他留心地瞥了一眼，见它有七个斑点。他高兴了起来。
“这是欢迎的意思。”他说。
他们走的是一条奇怪的公路干线。公路两边站着穿紧身短裙的姑娘，他们向汽车招手。
傍晚他们抵达了弗罗茨瓦夫，彼得感到出乎意料的是，他竟认识这座城市。只是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更黑更矮小，仿佛他们进入了随便一张照片里面。在旅馆睡觉前他不得不吞下随身携带的药片，因为他的心脏跳动并不平稳，前后两次跳动的间隙会无限延长。
“我们到这里来得太晚了。”爱丽卡严肃地说，并坐到了床上。“我们太老了，经不起激动。你瞧，我的脚肿得多厉害。”
翌日，他们走马看花地参观了弗罗茨瓦夫，跟他们平生所见过的所有别的城市一模一样。他们见过各种各样的城市：处于瓦解状态的城市、繁荣的城市、向河流倾斜的城市、深深扎根于土地的城市和一些建筑在沙滩上像霉菌的结构一样脆弱的城市。还有遭到破坏变得杳无人烟的城市，有在坟地上重建起来的城市——后来在这样的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就像行尸走肉一般，有分隔成两半、在起着决定作用的唯一的石头桥上保持平衡的城市。
参观城市之后便开始游览山区。喀尔巴阡山满是出售纪念品的摊贩亭，提到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时，彼得固执地将其称为斯赫雷贝豪，似乎是怕与新的波兰名称弄混了。其实他们对途中的景色漫不经心，只想着一件事——何时能朝内乌罗德和格拉兹谷地的方向走得更远一点——他们是否来得及去看所有想看的地方。总而言之，是否有足够的时间去看曾经有过的一切，他们的眼睛是否能变成照相机，直截了当地把他们看到的东西拍摄下来。
彼得想再次看看自己的村庄，而爱丽卡却想看到见到了自己村庄的彼得。她考虑的是，只有到那时她才能从头至尾理解整个的彼得，理解他所有的忧伤，理解他那些简短的回答，理解他为何会突然改变决定，这种改变常常使她恼火，甚至终于能够理解他为何常常固执地摆纸牌算命，会为一些蠢事而浪费时间，会在公路干线上冒险超车，理解他身上所有挥之不去、令她感到陌生的东西——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四十年中，这些东西始终没有发生过变化。
他们在一家乡村家庭小旅店歇脚。在这家旅店，所有注意事项，鼓励、要求、警告、通知，都用德语写得明明白白。在早餐之前，彼得就已穿戴整齐。他走到了房屋的门口。时值五月，苦苣菜开花比平原地区要晚得多。他看到自己的群山，只不过是地平线上一条条云遮雾绕的漂浮的直线。他闻了闻空气。是气味，而不是景色，造成了狂潮巨浪般的画面移动，像过度曝光、不清晰、扯断了胶片的电影，既没有声音、没有高潮，也没有故事情节。
早餐给他们吃的是水煮蛋，早餐后他们就出发了。道路引着他们先是向下，然后平缓向上。蜿蜒的山路东拐西弯，他们完全失去了方向感。他们经过了散布在山坡的村庄、一些大大小小的房子、一些神秘的溪流——不管它们的外表如何千变万化，总归是同一条小河。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谷地，像巧克力糖块躺在盒里丝绒衬垫上的凹坑里。
这天最糟糕的感觉是——彼得认不得自己的村庄。它已缩成了一个小村子的规模，缺了房屋，缺了院落，缺了羊肠小道和桥梁。昔日的村庄只剩下一副骨架。他们把小汽车停在上了锁的关闭的教堂前面，教堂后边椴树林中曾经立着彼得的房子。
他闻了闻这个地方，重新放映起这古怪的过往的电影。终于他意识到，这样的电影他到处都能放映：在酒吧，在加油站旁，在地铁里，在西班牙度假的时候或是在购物中心采购物品的时候，说不定那时这钟爱的电影还会比现在看到的更加清晰些，因为那时没有眼睛看到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干扰它。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弄平整了的道路漫游，居高临下地看到村庄，村庄的骨架，看到剩下的几栋房屋，几个小菜园，几棵高大的椴树。但这一切都活着——下方有人在行走，赶着乳牛，狗在奔跑，有个男人骤然爆发出一阵大笑。他按响了汽车喇叭。高一点的地方有个挑着水桶的人向他们招手，房屋烟囱的炊烟袅袅升上天空，鸟儿向西方飞去。
他们坐在路旁的草地上，吃着马铃薯片。爱丽卡匆匆朝他脸上瞟了一眼，她怕看到他湿润的眼睛或者抖动的胡须。那时她就会把装马铃薯片的小袋子放在一边，把他搂到怀中。但他的脸还是原来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仿佛是在看电视。
“你自己走远一点吧。”她说，又补充了一句，“瞧，我的脚肿得多厉害。”这话听起来就像副歌。
他没有回答。
“我们来得太晚了。我老了，没有力气向上走。我回到汽车那儿去，在那儿等你。”
她在他手上温柔地亲了一下，回头走了。还听到他最后说的一句话：“给我两个钟头，或者三个钟头。”
她心里一阵难过。
彼得·迪泰尔慢慢腾腾、晃晃悠悠地独自走着，眼看着石头和已是含苞待放的野玫瑰花丛。每走几十米就停下脚步，喘着粗气。那时他总要瞧瞧树叶、草基和长在纤细的树干底部的蘑菇，正是那些蘑菇慢慢吃掉了倒下的树木。
起先道路在荒地之间伸展，后来进入云杉林。但森林很快就到头了，彼得现在身后就是迄今一直装在自己心中的群山全景。他只回头望过一次，因为他害怕自己一看会把这景致破坏殆尽。这就像珍贵的邮票，若是看得太勤，便会丧失它原有的色彩和图案。直到他登上山脊方才站定，转着圈子环顾四野，饱览品味这景观，尽情享受。他把世上所有的山跟这些山做过比较，在他看来任何山都没有这么美。那些山要不就是太大，太雄伟，要不就是过于平淡无奇。或者太野，太幽暗，覆盖着森林，像黑森林山那样；或者太缺乏野性，太驯化，太明亮，像比利牛斯山。他掏出了照相机，对准了所看到的景物。咔嚓——照上了散布在各处的村庄建筑物。咔嚓——照上了盖满黑色阴影的幽暗云杉林。咔嚓——照上了一条细线似的溪流。咔嚓——照上了捷克一方黄色的油菜田。咔嚓——照上了天空。咔嚓——照上了云彩。这时他感到喘不过气来，马上就会窒息。
他继续走得更高，到达了旅游的指定路线，一些背着背包的年轻人向他招手问好。汗水蒙蔽了他的眼睛，他擦汗的时候，他们走远了。他感到实在遗憾，他们就这么走了。要不他就能对他们讲讲，自己在他们这个年龄的时候，如何来到这里，如何在低一点的地方，在潮湿的苔藓上第一次跟女人做爱；或者从山上指给他们看看，奥尔布利希特家的风磨立在什么地方，风车活动的曲轴是村庄的标志。他甚至想在他们身后喊他们，但他肺里缺乏空气。他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憋得他喘不过气来。现在就回头岂不是浪费了难得的机会！于是，他以巨大的毅力又向前走了几十米，来到了顶峰，边界线就从此经过。老远就能看到刷白了的分界柱。他完全丧失了呼吸能力，显然早已忘却了稀薄空气对他不利。他忘了，高山的空气对已习惯呼吸潮湿海风的肺可能是更加危险的。
当他想起自己的归程的时候，不禁一阵头晕。“假如我死在这里，又会怎样？”他思忖，挣扎着慢慢走到分界柱。不知何故，他突然觉得很可笑。这么多年生活在港口城市，盖房，恋爱，生儿育女，经历战争，却要穿过半个欧洲来到这里，走这么大一段山路。他暗自好笑，从衣袋里掏出一块巧克力。他站住了，仔细撕开包糖的金箔，但在他把巧克力塞进嘴里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咽不下这块糖。他的躯体正在忙别的事。心脏减缓了节奏，动脉松弛了，大脑产生出安然死亡的麻醉剂。彼得坐在分界柱下边，嘴里含着巧克力糖，地平线遥远的一圈慢慢拉走了他的目光。他的一只脚在捷克，另一只脚在波兰。他这么坐了大约一个钟头，一秒钟一秒钟渐渐逝去。最后时刻他还想到了爱丽卡，想到她在下边坐在小汽车里等他回去，她肯定在着急。说不定她已报警。然而此时此刻，在他心中她成了一个洼地的、海滨的和不现实的女人。仿佛他的一生只是一场梦。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何时死的，因为死亡不是一下子就到来的，而是一点一点逐渐发生的——他身上的一切逐渐崩溃、瓦解。
天黑的时候，捷克的边防军发现了他。其中一个军人还在他手上寻找脉搏；另一个年纪较轻的，害怕地望着一道从他嘴里渗出并流到脖子上的棕色的巧克力细流。第一个军人拿出了无线电通话机，以询问的目光看了看第二个军人，两人同时瞧了瞧手表。两人犹豫了片刻。他们大概是想起了可能会迟到的晚餐，也许是想到了他们还必须写的报告。后来他俩统一了思想，完全一致地将彼得放在捷克一边的这只脚挪到波兰那边。而这样做他们还觉得不够，因而他们又轻轻把整个尸体往北移，拉到波兰那边。随后他们带着负疚感默默无言地离去了。
半个钟头后，波兰边防军的手电筒灯光发现了彼得。其中一名军人叫了一声“耶稣！”就一步跳开了；第二名军人本能地抓起了武器，环顾四周。到处一派静寂，谷地里的城市看上去就像扔掉的巧克力包装纸，上面反射出闪烁的繁星。波兰人瞧了瞧彼得的面孔，彼此悄声交谈了几句。然后在庄严的静默中拉起了他的手和脚，把他抬到了捷克那边。
彼得·迪泰尔在灵魂永远离开肉体之前，就这样记住了自己的死亡——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就在这两边之间做着机械运动，就像站在桥上，在边缘处保持着平衡。在他昏昏欲睡的大脑中出现的最后画面，正是对阿尔本多尔夫木箱木偶戏的回忆——一些小小的木偶在用油彩画出的景物里移动，完成给它们规定的机械动作。走着的是木头人，赶着的是木头乳牛，奔跑着的是木头狗，有个什么人木呆呆地笑着；高一点的地方是另一个形象：挑着水桶，招着手；画出来的炊烟升上了画出来的天空，一群画出来的鸟儿向西方飞去。两对木头军人没完没了将彼得·迪泰尔的木头躯体从一边搬到另一边……
大 黄
玛尔塔在房子后边栽培大黄。那小块土地是个陡坡，作物的行距不匀整——避开了较大的石头，然后向经常变动的田埂拉齐。冬天大黄消失在雪下和地下，蜷缩起自己肉质的茎，向另一方生长，倒着生长，向自己的芽体，向自己沉睡的根部生长。到了三月末土地隆起了肚皮，大黄重新出生。它又是小小的，白、绿色的，脆弱得如同没有皮肤的躯体，像个婴儿。它夜里生长，我们在青草丛中听见这种生长的沙沙声，非常细小——像一点点碎屑飘落——这种生长的声波惊醒了别的作物。白天苗畦就平静了，玛尔塔望着它们，脸上泛起红晕，这就像沉睡的部队醒来了，就像排好了战斗队列的士兵从地里冒了出来。起先是头顶，然后是强壮的肩膀，永远立正的挺直的身躯，最后从身躯上撑起有皱褶的绿色帐篷。
五月玛尔塔用把锋利的刀割下自己的士兵，似乎是对他们说一声“休息！”他们大概从下边看到了她，一个高大、强壮的婆娘手持一把快刀。刀在味浓、多汁的茎上横向割得咯吱响，酸味的汁水留在钢刀的刀口上。
玛尔塔将一束束整齐的大黄拿到新鲁达的绿色市场去卖，给人做第一道春天的蔬果汤，或是拿去做冬天朝思暮想的发酵大黄烤饼。
我帮她扎大黄束。我们把不完美的、受过伤的或太短的茎放在一边，留到以后在我的俄国小炉子里烤点心。
宇宙进化论
毕达哥拉斯的一位老师阿喀马内斯，是我最喜爱的哲学家。
根据阿喀马内斯的说法，世界是两种原始因相互作用的结果。阿喀马内斯将原始因理解为强大的宇宙本原，它们是永生的和普遍存在的。对这种相互作用最好是称之为永远的吞噬。一个吃掉另一个，无止无休，世界的存在就有赖于此。第一个宇宙本原是克托诺斯，这是某种不断地生育、萌芽、繁殖、增长的东西。它存在的目的和手段——就是从自身不断地创造。这种创造不仅在于自身增加许多倍，而且也在于发射出那些跟它不同，甚至矛盾的生命。因此在克托诺斯中是永不停息的增长，盲目的、无思考的、蒙昧的增长——生命的炮灰的增长。第二个宇宙本原是混沌，它吞噬克托诺斯，仿佛是消耗它，吃掉它。整个时间以尽善尽美的方式吞噬。混沌是非物质的，是一种法则，它溶化克托诺斯存在的空间，就像是将它消化掉了。没有克托诺斯混沌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混沌将克托诺斯变为虚无，今天我们就可以说，把它消减了。
两种宇宙本原的联系异常紧密，从中产生柯罗诺斯——也是一种法则，最好将其比作旋风眼，在吞噬和毁灭或破坏的正中心创造一种表面平静的存在，绿洲式的存在，几乎是海市蜃楼式的存在，其特点是稳定、规律、秩序，甚至充满了和谐，正是这种和谐给世界的存在提供了开头。柯罗诺斯阻挠吞噬，赋予它某种形式。一方面使劲创造、生产，将其分别组成一些由时间调整的小岛。时间是它（柯罗诺斯）的本质，也是它的基本法则；另一方面削弱破坏的冲击力。在这个地方产生世界和它的基本能量。
柯罗诺斯是宇宙本原之一；火、气、水是柯罗诺斯的产物，一代一代的神就是起源于这些基本元素。所有的神的基本特点是爱（philia）。所有的神因充满爱而光华灿烂，他们也正是竭力用爱战胜基本元素的恨（neikos），以便让世界最终获得一种坚不可摧、轻如空气的精神本性。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神创造了人、动物、植物，并赋予他（它）们爱的种子。
这是我在扎大黄束的时候对玛尔塔讲的。我们干完活后，玛尔塔对我讲了这样一番话：当人们说“一切”“总是”“任何时候也不”“每一个”时，可能这只是对他们自己而言的，因为在外部世界不存在这种普遍化的东西。
她向我提出忠告，让我留神，因为如果有人开口闭口“总是”，这意味着此人失去了与世界的联系，他说的只是自己。
我耸了耸肩膀。
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帕斯哈利斯留在了圣女玛尔塔姐妹修道院，为了写出她们秘密的四个名字的守护神的故事。他在庶务用房得到了一间单独的修室，远离修道院的其余部分。修室宽敞、舒适、暖和，窗户高大，夜里关上木头的护窗板。修室里有张宽大而沉重的斜面书台供他写字，书台上带有特殊的凹槽，那是摆放墨水瓶的地方。帕斯哈利斯的窗口朝南，因此只要冬天的阴云飘走，一大束阳光就会射进他的房间。由于空气中细小的浮尘的飘荡和苍蝇急不可待的飞行，那束光带显得异常活跃。每当他在书台旁边感到寒冷的时候，他便站到阳光里晒热冻僵了的身子。那时他便看到平缓的山脉，觉得它波浪起伏，仿佛正跳着不易为人发现的舞蹈。很快他便认识了这条不同一般的地平线上每个弯曲的部分，每个谷地，每座山丘。
修女们每天两次把食物放在他的房门前。平常是面包和煮熟的蔬菜，礼拜天和节日还有葡萄酒。女修道院院长每隔两三天来看望他一次。“他们问起过你，”开头她说，那时他还不知如何着手开始自己的工作，“他们问过。而我回答说，你自己走了。那时他们说，你准是在路上发生了什么不幸，说不定是狼把你叼走了呢。而我则说，这里多年没见过狼，你多半是逃跑了，溜进了山里……” 帕斯哈利斯对这样的回答惊诧不已：“嬷嬷干吗要这样讲？”“我宁愿见到你背弃誓言，逃之夭夭，而不愿见到你死了，血肉模糊地躺在地上。”他抱怨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女修道院院长指着放在斜面书台上的一本不大的书，对他说：“你必须把这本书认真读一遍，那时你就会认识那位写这本书的女子。你必须仔细地读，反复地读，直到了解她的每个细节，看到她是一副何等的模样，看到她的一举一动，了解她用怎样的声调讲话。到那时你将更容易理解，写出了这一切的那个人的感受和现在读到这一切的那个人——也就是你自己的感受。”
于是，帕斯哈利斯就开始读了起来。起先他觉得这本书似乎很枯燥，而且他也没有读懂多少，因为他的拉丁文不太好。可是后来他开心地发现，这位圣女的拉丁文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同修女们送来的甜饼中夹着葡萄干一样，她的拉丁文中塞进了一些捷克文、德文和波兰文。但后来他逐渐在库梅尔尼斯的著述中找到了那种他自己心中也有的渴望——变成另一个不同于现在情况的人，这一发现给了他莫大的鼓舞。
这是本奇书，因为得两页同时读。他从一页看到的标题是Hilaria ① ，一旦翻过一页倒过来看，看到的标题便成了Tristia ② ，也就是欢乐和忧伤。在书的两个部分之间还有几页是用另一种颜色的墨水写出来的，这个部分称为祈祷教程。
还有个原因使帕斯哈利斯不能集中精力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工作——墙外女人的生活吸引了他。有时他能听到她们说话的声音和木屐敲击地面的声响。每到送饭的时刻，他就站在门后，窥伺着餐具轻轻敲击地板的响动，这告诉他门外有个什么女人。但他从来不敢在那时把门打开。只有在夜里，修道院生活的隐约回声已然止息，他才走出自己的修室。他只有这么点自由。他只能走一条允许他走的路线，从修室到挂有钉在十字架上的库梅尔尼斯肖像的小礼拜堂。终于圣女赤裸、发亮的乳房开始在他心中激起一种难以抑制的渴念。他幻想着，要是能把自己的脸藏进那两个乳房中间该有多好。有时他也幻想过某种更富刺激性的事，某种与策莱斯滕有关的事，他知道那种事是有罪和受到禁止的。他不止一次在自己身上检查过那种幻想，夜静更深的时候他把自己埋进粗糙的毛毯里，研究自己把持不住的躯体。
在Hilaria 中，吸引他注意力的第一段的内容如下：
“我幻想能躺在地上，伸开双手和双脚，就这样等待着，直到你的天空充满灿烂的阳光，不断扩展，降落到我的身上，紧紧贴着我的腹部和胸脯。”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她的模样。她躺在修道院后边平缓的山坡上，躺在青草丛中，周围是盛开的色彩鲜艳的苦苣菜花，花的颜色令帕斯哈利斯看着刺眼。他从画面上抹去了苦苣菜花。现在围绕她的是碧绿的青草和纯净、巨大的天空。她的躯体像个十字架，摆在山坡上，像个符号，这符号在说“瞧，这里，这里！”下方，人们在路上行走，赶着犍牛，狗在奔跑，有个男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羊脖子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地响着，刺激得人的皮肤发痒，高一点的地方走着个人，扛着一只捕获的野兔在招手，烟囱里的炊烟袅袅，缭绕升上天空，鸟儿漠然地向西飞去。帕斯哈利斯见到这一切。
一个无力自卫的人，伸开手脚仰卧地面。要是黏附到这个人的身上，以全部力量紧贴着这个躯体，将它包围住，将这个躯体紧紧搂到怀里……那又是一种怎样的滋味？帕斯哈利斯对此并不知道。夜里他将毛毯卷成长长的棒槌形状，放在地上，想象自己下面躺着的是个女人的躯体，这躯体浑身热乎乎的，同时又柔软又坚硬，搏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他小心翼翼地躺到了上面，呼吸一下就变得很浅，而且时断时续，仿佛突然缺少了空气。他就这么躺着，没有感到轻松。他脑子里想到的唯一的事就是就是把这个躯体固定在地上。后来，他睡到了床上，调整了呼吸，他想到了库梅尔尼斯的父亲，想他多半会有同样的感觉。
“荒唐透顶！”第二天女修道院院长恼怒地说，而帕斯哈利斯则是满面羞惭，心里责怪自己竟敢向她倾诉这种事。“我在这里给你提供藏身之所，给你提供吃喝，不是为了让你胡思乱想。你感到饥饿就吃，你感到孤独就祈祷。祈祷教程你已熟记在心了吗？”
是的，他已读过这个祈祷教程，但他觉得不可理解。“无思无虑”是什么意思？他想。怎么可能什么也不想？他站立在窗边的太阳光中，探究自己的思想。他觉得思想是无所不在的，眼睛看看窗外的景色，思想就会有活动，并且会一再重复：啊，乌云，树木，群山；啊，瞧它们怎样向高山牧场投下阴影。而当他为了跟那些景物分开，闭上了眼睛，他的思想虽然发生变化，但总是存在，总是不离不弃：我饿了，是不是已经到了开饭的时间？上边的声响是什么？是不是有人在奔跑？每天傍晚给乳牛挤奶的那个高个子修女是个什么人？或者，他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女修道院院长神情专注的面孔，她上唇上长的绒毛，她那从凉鞋里露出来的粗大脚趾；库梅尔尼斯画像前的帷幔，钉在十字架上的身体，圣水中漂着的一只死苍蝇。怎么可能不想？
有时帕斯哈利斯感到自己是给禁闭在修室。他的双脚需要运动。他郁闷地望着窗外的群山。他思念世界。他感到伤心的是，他既没见过城市，没见过宫廷的绘画，也没见过据说是高耸入云的教堂。教宗在南方遥远的地方，现在正跟宗教会议协商如何在路德教派信徒面前拯救世界。他想象这个世界——它是美好的，如同画上的一般，他在先前那个修道院对着这样一幅油画有时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平缓的山地景观，谷地的沙堡，河流，沿河漂浮着的小船，小片耕过的田地，田地里是穿着整齐的农民，一座磨坊，一个乞丐，几条狗。可是在这里，眼前坐着的不是怀抱婴儿的圣母，只是教宗，一个高大、肃穆的男人，有点像策莱斯滕或格拉兹的主教。教宗的头脑里产生思想和言辞，天使们将其写在飘荡的丝带上，现正拿着丝带立在他的头顶上方。
修士的手正午时总是发软，思想停滞在飞行过程中，像一条条丝带那样挂在帕斯哈利斯的修室。它们杂乱无序，混成一团，文字失去了自己的形态并纷纷碎落，化为齑粉撒满一地。正午的魔鬼给修土造成一种印象：事物产生意义的历程减缓了速度，而太阳则停住不动。帕斯哈利斯将目光盯在某个点上，甚至不知是个什么点。打算做的工作变成了悬在头顶上方的石头，成了整个世界的重负。放弃的诱惑，突发的钻心的空虚，总是像蟋蟀鸣叫那样的单调、无聊。帕斯哈利斯读着“Anxietas cordis quae infestat anachoretas et vagos in solitudine monachos” ③ ，他知道，自己在犯罪，不是因行动而犯罪，而是因放弃一切行动而犯罪。看来唯一的拯救就是逃跑。
帕斯哈利斯本想，一旦留在修道院，修女们会将他视为与自己地位相同的人，给他穿上修士服，允许他跟自己同桌进餐，允许他参与自己的生活。可她们都把他关在修室里，对待他的态度就像他根本就不存在。她们要他描述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的生活，整理她留下的文字，而这些文字他又不甚了了。他思忖：“要我写库梅尔尼斯的故事，可谁来写我的故事？”因此第二天女修道院院长来的时候，他说，他要放弃。说他想去罗马，请求教宗承认他是个女人。到那时他就会作为享有与大家同等权利的修女回来。女修道院院长眨了眨眼睛，什么也没说。他用嘴巴触了触她的手。“好吧，”她终于开了口，“告诉你我为什么允许你留下来吧。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想起了一头鹿，一头受伤的小鹿。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小鹿会长成强壮的大鹿。你向我请求留在这里的那一天，我曾向库梅尔尼斯祈祷，因为我不知该怎么做。我一向很少做梦，但那天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漂亮的象牙浮雕，展现的是两只动物——鹿和狮。鹿吃掉了狮子，吞下了它的脑袋。”女修道院院长住了嘴，满怀期待地望着帕斯哈利斯。“喏，后来呢？”他问。“什么也没有，这已是一切。”“这意味着什么呢？”她耸了耸肩，“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我知道，这样的梦不是每天都会有的。你应该留下来，写出圣女的故事，带着它去谒见格拉兹的主教，然后再去陛见罗马的教宗，好让他们正式将她尊为圣徒。”
这天傍晚，帕斯哈利斯详细地想象自己在罗马的一幕：教宗因他的工作和长途跋涉而大受感动。教宗使他想起策莱斯滕。他把手放在帕斯哈利斯头上，此举令众位主教和国王羡慕不已。而后他转身朝着所有这些统治者、富翁和聚集在庭院里的人们，说道：“从这一刻起帕斯哈利斯是个女人！”在回程的路上，每走一俄里 ④ 帕斯哈利斯的身体都在发生变化，乳房逐渐变大，皮肤变得越来越光滑，终于在某一个夜晚，他那天生的阳物一去不返地消失了，有如连根拔掉。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洞，神秘地通向他躯体的深处。
① 拉丁语，意为：欢乐。
② 拉丁语，意为：忧伤。
③ 拉丁语，意为：心灵的不安折磨着处在孤寂中的隐居者和修道士。
④ 1俄里约等于1.06公里。
书 信
我收到的信件几乎仅仅来自妇女，我写信的所有对象也几乎全是——妇女。在不看电视的时候，从这个地方看到的整个世界，似乎完全是女性的。女人在商店里出售食品，组织开会，带孩子购物，塞满往返新鲁达的公共汽车，剪头发，洒香水，约定黄昏时见面，亲吻两个面颊，在商店里试穿衣服，在邮局里出售电话卡，投送女人写的、女人读的书信。我还有玛尔塔和两条母狗。还有一只母山羊。R是个例外，他的在场更加突出了这种无所不在的女性气。按照同样的原则，有人往发酵的甜点心里加点盐，而往酸味的果汁里加点糖。
我考虑过一些词，它们之所以是不公平的，定是由于它们出自不平等的和胡乱划分的世界。“英勇”一词的阴性对应词是什么？难道是“女英勇”？如何称呼女子身上的这种美德而不强调她的性别？“老丈”或“哲人”这些词都没有阴性的对应词。说到老年妇女只能说是老太婆或老妇，似乎妇女到了老年就没有任何尊严，没有任何豪气，似乎老年妇女不可能是聪明的。充其量只能把她说成是“巫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词源于——“知道”，就是说“巫婆”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物。但这将是一个恶毒的老妇形象，是一个有两个耷拉着的乳房和一个不会生育的肚子、因怀恨世界而疯狂的人物，尽管是强而有力的。老年男子有可能是个聪明、尊贵的老人，简而言之就是智者，而要对女子说点什么类似的话，则必须绕来绕去，拐弯抹角，形容一番——年老的、聪明的女人，这听起来是那么卓越、崇高，以致足以令人产生怀疑。不过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收作儿子”一词，因为没有直接与之对应的“收作女儿”这个词。上帝就把人都收作了儿子。
大麻做的糕点
把德国人的尸体从边界一方扔到另一方的同一个边防卫兵，冬天的时候来到黑森林巡逻。他的任务是检查森林中那条通向捷克的老路对于所有可能出现的酒精和小汽车走私者是否仍无法通行。早春时节需要带着电锯到那里去，锯倒几棵树木让它们倒在行车道上。这是保护国家边界的惯常做法。砍倒云杉当然要得到林业管理人员的同意。
边防卫兵认识附近所有的人。他一眼就能分辨出生人，那时便要检查那人的证件，给基地打电话。不管那是什么人，是采蘑菇的还是迷路的旅游者，边防卫兵总要从高处通过望远镜观察他的行踪，直到那人远离边界，朝自己的一方走去。
他以这种方式见过许多人，其中有单个的人，这种人迈着摇摇晃晃的两腿，但步子坚定；有成双成对的人，这种人很快就会没入某处的灌木丛中；有鱼贯而行的一群人，这种人在背包的重压下往往低垂着脑袋；有带着动物的人，这种人往往带着狗、马匹、乳牛、用篮子装的瞎眼的猫——那是要送到某处淹死的；有带着东西和机器的人，有骑自行车的人，有驾小汽车的人，有开拖拉机的人（实际上附近只有一个人有拖拉机）；有的人带着渔网，有的人带着电锯，有的人带着装在塑料袋里的蘑菇，有的人带着在贼窝里买的半公升烧酒……从某种意义上讲，边防卫兵眼前有个剧院，可惜剧院里演着的是些枯燥乏味的节目。他必须自己作出许多补充，好把故事拼凑完。他还必须知道某些事：如此这般推着自行车走过坎坷不平的路要到哪里去；下方一栋房子前面停着一辆白色的欧宝牌汽车是什么意思；而深蓝色的公共汽车、在别的房子里开着或关着的百叶窗又是什么意思，绵羊为什么在山隘里放牧而不是在森林边，铁床为什么会摆在果园……这一切他都必须弄清楚，否则对他见到的东西便不会明白。那他也便是视而不见。
他有过这样的情况，很显然，他经常看得出神，他看自己面前的世界就像看图片一般。下方，人在柏油路上行走，在赶着乳牛，狗也在奔跑，有个男子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羊脖子上的铃铛叮当叮当地响着，使人觉得皮肤发痒；高一点的地方走着个人，扛着一只偷猎的野兔，在向什么人招手。烟囱里的炊烟袅袅上升，鸟儿向西飞去。这画面持续存在，没完没了，似乎是永恒的。是场面巧遇了人，而不是人巧遇了场面。
除夕下午，这个有着红润、朝气勃勃、宛如甜面包似的脸蛋的年轻边防卫兵，骑着自己的大摩托车慢慢驶过雪地。车轮深深地陷入雪里，他必须加倍小心，以免滑进路旁的深沟。后来他看到许多来来回回转着圈子、又向前方奔跑的足迹。较大的雪堆印有个人体的形状，定是有谁在雪堆上待过并顺着它滑落，翻滚。定是有人躺在雪地上，挥动着手和脚，以这种方式在雪上留下一只大鸟形状的印记。
他在隘口遇上了他们。他们戴着五颜六色的可笑的帽子，总地看上去，有些令人生疑。尤其是当他想要他们出示证件的时候，他们竟然嘻嘻哈哈毫不当回事。他们相互投以意味深长的目光，接着又爆发出一阵大笑。他心想，这些人定是喝醉了，转而又觉得自己像个白痴，须知今天是除夕。然而他们愈是高兴，他就愈是严肃；他们愈是由于情绪高涨而热气腾腾，愈是高兴得几乎要飘浮到雪的上方，他便愈是感到给钉在了地上，他的双脚在雪地里也就陷得愈深。他们的好情绪激怒了他。
他们是些年轻人。跟他们一起有个姑娘，她给他的印象是又美又难以接近。她嘴里咬着一缕浅黄色的头发梢，神秘地望着他，仿佛是刚从美梦甚至是色情的梦中惊醒。
他们是些不认真的人，在边界地区随身不带证件，他甚至无法给他们登记。
“背包留在茅舍里。”他们说。
不管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跟他们一起回去。他们轮流在雪地上推着摩托车走。小伙子们对摩托车是内行，但这一点也没使他感到惊讶。他始终觉得自己在他们身边是个可笑的无足轻重的角色，于是他仿佛是无意识地敞开短大衣，向他们展示手枪闪闪发光的皮套。
茅舍里散发出无人居住的气息，也就是一种潮湿和晚秋残余物的气息：枯叶和干草，还有耗子的酸臭味。屋子里很冷。他坐在桌旁，登记他们身份证上的资料。他们所有的人都来自弗罗茨瓦夫，居住的街道名称听起来充满大城市味和世界味：维也纳大街，维斯皮安斯基海滨，格伦瓦尔德大街，太空人大街。不错，他知道，他们是来这里欢度除夕的，为了喝个痛快，胡闹一番。很显然，他们不是走私贩子，无论如何他们不会有损于边界。可是现在不宜后退，不好对他们说：一切正常，我走了，我晚上也有活动，深色西服已烫得平平整整的，准备就绪，就挂在橱柜的门上。烈酒也已放在冰箱里冰着，香槟酒正威风凛凛地立在壁橱的酒柜里。
在他们那种搅乱他写字的思路、令人难以忍受的嬉笑声中，姑娘在他面前放下一杯茶，他怀着感激之情喝下了。热茶使他内里暖和起来，也放松了许多。他点燃了一根香烟。他吃了一块黑乎乎的古怪糕点，它带点草药的味道，带点异国风味，有点像蜜糖烤饼。他们的笑声是针对他的严肃来的。他应放过他们或者给他们以惩罚，然后朝森林的方向走，回到哨所，交差，回家。可他却坐着不动，吃着那种糕点。他们在彼此交换着意味深长的眼色中，以某种令人怀疑的热心不断把糕点送到他面前。所有的人都在望着他怎样把糕点塞进嘴里、咀嚼和咽下。他有个印象，他们的思想联合在一起，彼此交谈，只是他听不见，在他们中间只有他是个陌生人。他们是自己人，他是外人。可要知道，这是他的防区。
最后，不知何故——与自己的意愿相违，他走到屋前，给基地打了个电话。说他正在返回。天已经黑了。他们向他摇晃着帽子，哄然大笑。
他走的是一条自己熟悉的路，但他似乎觉得有点长。他应该已经到了小桥边，可实际上刚刚经过最后一幢房子。他想着那些年轻人，实际上他不能不想他们，他似乎觉得那是些狼人。我的上帝，这个想法吓了他一跳。狼人！他停住了摩托车，熄灭了车灯，骤然处在一片黑暗之中，黑暗使他愣愣地站立不动。他看到远方的村庄，亮着灯的窗户宛如空间的一些四方形窟窿。或许他应该回头，再一次回到那些人中间，告诉他们……可是，告诉他们些什么呢？他把摩托车猛地一拉，调转了车头，启动了发动机。车开动了，可片刻之后就钻进了雪堆。整个前轮消失在雪堆中。他的双手开始令人难耐地发麻，他不得不尽量活动手套里的手指。
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他头脑里出现了万千思绪，它们被掐头去尾，弄得支离破碎，残缺不全。话语从这些思绪中散落，如同从破口袋里撒落出罂粟花籽。他开始收集它们，但持续的时间是如此之长，大概过了一个钟头。而他则信心不足地继续使劲拉拽那陷在雪堆里的摩托车。他看了看表，但表盘是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于是他开始寻找打火机。他定是将打火机留在那间茅屋里了！那里一直在用干草烤糕点。糕点的气味回来了，边防卫兵感到不好受。他拿一小把雪擦脸，但这一点帮助也没有。他望着自己的摩托车，仿佛觉得它睡着了。得将它这样留到早上。他脱下短大衣，盖在机器疲惫的躯体上。它感激地嘟哝了一声。
边防卫兵回头又朝着隘口和小村庄漆黑的房子方向走。嘴里有糕点的味道，他又一次感到不好受。不好受，不好——受。他缺少了某种东西，某种跟温暖和食物有关的东西。瞬息间时间的流逝停止了。边防卫兵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犯了错误，他不该脱掉短大衣走路，而且是步行；他应该加快脚步，因为夜间在荒野这样行走是危险的。这里夜间一直有狼。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狼就在上方森林的某处，他听见了一种充满绝望的尖厉刺耳的声音，一种无望的、充满痛苦和孤独的哀鸣。
他在弗罗茨瓦夫动物园里见过狼。看上去像个标本，虽然会动。它有一身蓬乱的、发臭的毛，很像那条每天礼节性地追逐他的摩托车、企图抓住他的裤脚的看家狗。但这不是一切。因为看家狗有自己的时间，而狼是无时间限制的。狼不生也不死，狼甚至存在于那种没有狼的地方。这个发现使边防卫兵大吃一惊，以致他站住了，开始竖起耳朵谛听。悲伤尖厉的嚎声停息了，但现在他听见似乎有某种踏雪的细碎脚步的窸窣声。
他像渴念女人一样渴念丢失的打火机。如果它在身边，他就能用来给自己照亮，他就会知道现在是几点钟，就能解决许多问题。他就能在它的光照下一步步往上走，就能到他想去的地方。可像这样甚至不知是向右还是向左，是向上还是向下。不管怎样，反正都得往前走，他在雪地上流畅地滑行，俨如穿上了滑雪板。他喜欢这样。走得好。走得——好，到又暖和又有亮光的地方，到有梦一般的姿色、嘴里咬着一缕浅黄色头发的姑娘那里去。这时，在他的身后雪地上已无声地出现了五瓣蹄印。
他看到了它。既不在自己前边，也不在自己后边，只是在黑暗中的某处。它身躯硕大，花白的毛映照着雪的亮光。
“狼啊，以国家边界的名义饶了我吧！”他在这黑暗中说道。
狼在他身后站定了，思索了起来。
网络中的梦
我到了一个奇怪的杳无人烟的地方。我知道自己是迷路了。我在这阴郁的荒漠里徘徊；整个时间都是昏暗的。我时不时找到自己的踪迹：我的皮鞋印、我丢失的打火机、帽子、照相机，这给了我慰藉，让我知道我是沿着自己的足迹走的。冷不防地我站到了小溪旁，溪水里映照出灰蒙蒙的天空。我也看到了自己的面孔——我感到出乎意料，因为那原是另一副面孔。我一生都以为自己是另一副模样。我开始洗脸，并且惊骇地看到，水洗掉了我脸上的肉，却一点也不痛。我的脸溶化了，仿佛是蜡做的似的。我的脸溶化在水中。最后我恐惧地感觉到手指下方是光秃秃的骨头。在这个瞬间，我猛然悟出了一个令人心惊胆寒的真相——我已经死了，再也不能回头。
星历表
玛尔塔有个特别令我不快的习惯：她喜欢站在我背后，越过肩膀窥视我在干什么事。我听见了她的呼吸：又轻，又快，又浅，典型的老年人的呼吸。我闻到了她的气味，总是一种梦的气味，被单的气味，睡意蒙眬的皮肤的气味。儿童有时也有这种气味。这就是那种成年人乐于用香水和除臭剂压下去的气味——到那时人就有一种像东西散发出的气味，而不像人的气味。
玛尔塔常出现在我的上方，就这么站立着。这时无论我在做什么事都开始出差错：如果我在读书，书中的文字就会从我的眼前溜走，词句就会变得含意不清；如果我在写作，我就会突然感到文思枯竭，找不到可写的东西。那时我便会婉转地离开她远一点，以免刺伤她，但我却生她的气。
她不妨碍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读星历表，即完美地标明行星位置的详细的表格。之所以不妨碍，可能是由于那里既没有文字，也没有句子，甚至没有需用眼睛看的插图。只有一列列完全是中性的数字，固定的数字，不适用于缺乏理解力的人的、一次算出就永远不变的、白纸黑字印出来的数目字。数的排列从一到六十，因为人们给了时间这么多的可能性，以便时间能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因而它只有数的组合，十二个简单的、表示天空的字形符号，还有十个表示天体的标识——这就是一切。而认真地深入阅读这些数字，目光移过行和列，有了相当的实践经验之后，就能掌握其全部内容，看到其细致的瞬间平衡，这种平衡唯独纸做的活动装饰物才有。我妹妹就会做这种活动装饰物——细心斟酌的空间结构，它挂在丝线上，靠房间里难以觉察的气流推动。然而纸做的活动装饰物是很脆弱的，破坏它要比创造它容易得多。星历表中表现的世界却是神奇地稳定，确切地说它是永恒的。多半是由于这个缘故，没什么能妨碍我看它。
但是，在我的星历表中没有彗星。
火
“这是彗星年，”阿格涅什卡把牛奶倒进我的小锡罐时这样说，“那是教宗活着的倒数第二年。两种自然力相遇，而后到来的就是奇怪的冬天。人开始像苍蝇一样地冻死。”
阿格涅什卡有时会预言未来。她每天眺望皮耶特诺，唯一能预感到的事情就是世界末日。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有关未来事态的另一种说法。她的想象能力是无限的。此外，她还善于东拉西扯，最终总能编出个什么故事。跟如此这般一样，随着讲故事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不同，讲的故事内容也不断变化：这要看是在傍晚还是在早上讲的，是在井边还是在“利多”餐馆里讲的，是喝着葡萄酒还是喝着烧酒时讲的。
听了她的预言之后我走大路回家。我走走停停，直接从小锡罐里喝着牛奶——那味道就像白色的天空。我想起了蘑菇，不知是否已经长出来了。天气已够暖和，该有第一批伞菌了，也够潮湿，该有旅行家蘑菇，对于马勃菌也已有足够的阳光。后来我含着满嘴的牛奶看到，房子上方的牧场着火了。火势像条细链往山下烧，顺风朝森林的方向蔓延。一条细线在缓慢移动，在阳光里愉快地闪烁着。它很安静，身后留下一片黑色的地带，留下一片酷似云影的东西，但比云影要黑一百倍。
“停住！”我说，一切都应停止，像在电脑的战略游戏中那样，像在电视的气象图里那样，在那里世界是由波浪形的线条和数字组成的。
什么也没有发生。突然听到有人在我身后叫喊。阿格涅什卡站立在隘口，她那短小、又矮又胖的身材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服看上去极其丑陋。
“风向一变，就会烧着你们的房子。”她叫喊着。我似乎觉得，在她的喊声里仿佛包含着几分得意。
我朝下方奔跑。牛奶从晃荡的小锡罐里泼了出来，洒到我的皮鞋上。熏得黝黑的消防队员到来之前，我们已经忙了几个钟头。他们说是山丘那边的牧场烧着了。他们齐腰脱光了衣服，不慌不忙的。他们若无其事地穿过火墙，抓住那条熊熊燃烧的火线的两端。大概他们知道该怎么办——以这种方式控制这条在地上延伸的火线。他们使火线的两端拐弯，直到火线变成环形，让火在中心燃烧。风停了片刻，出现了一个大大的火圈。火在圈内肆虐，像飓风，像龙卷风。我透过吓得瑟瑟发抖的空气看见，它们怎样总是落到尖尖的草梢上，看见太阳去年的杰作如何枯死、烧焦。旋转的火舌喧嚣着，直到火自己吃掉了自己，最终熄灭。
烧毁了牧场、一片森林和浆果灌木丛。我最痛惜的是所有的浆果，这样一来，火便毁灭了一片多汁的未来。玛尔塔曾经向我们演示了如何扑灭燃烧的青草——用云杉树枝打火。轻轻地拍打，就像火是个小孩，只能轻轻地打他的屁股。如果拍打的动作过于强烈，就是给火提供了空气，火就会烧得更旺。玛尔塔说，牧场每隔几年就会烧一次，无须为此难过伤心。R对牧场火灾却另有看法。
“我找到了这个词，”他说，“‘哲人’的阴性对应词是‘卖弄小聪明’。”
谁写出了圣女传，他是从哪儿知道这一切的
他动手写圣女传。写得很慢，很艰难。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编织姑娘的故事。后来，我们的主把自己的面孔赐给了她，从而使她最终殉难而亡。传记的头一个句子是这样的：“库梅尔尼斯出生似乎是不完美的，但这种不完美的含意却在于，是人们强加给她的某种不完美。”第二个句子：“但有时在人的世界里不完美的事物，在上帝的世界里却是完美的。”两个句子花了他整整四天的时间。实际上他弄不明白自己写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或者他明白了，但不是靠文字，也不是靠思想理解。他躺在地板上，闭着眼睛，一再重复这些句子，直到它们完全失去意义。直到这时，他才悟出自己是写下了世上最重要的东西：他该从什么地方了解，现在该做些什么；知道只有当他跟菜肴的味道、空气的气味以及各种声响分隔开来，那时他才能继续写下去。那时他将变得干巴巴、麻木僵化、没有感觉、没有味觉、没有嗅觉；修室里的一缕阳光不再令他高兴，而太阳的温暖在他看来也是无所谓的东西，不值得注意；同样，他曾经喜欢的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他的肉体在麻木僵化，在逐渐远离他，同时还将期盼他的回归。
他写呀写，迫不及待地写着：何时终于能够结束写作，何时能恢复自我，重新把自己安顿在自己体内，可以伸开手脚懒洋洋地躺在里面，如同躺在舒适的被窝里。
他描述了圣女的童年——大家庭中的一个孤独的女孩，一个迷失在众多同胞姐妹群中的女孩的童年。“有一天父亲想把她唤到自己身边，却忘记了她的名字，因为他有那么多的孩子，头脑里装着那么多的事，他一生进行过那么多的战争，他还有那么多的农奴，以致女儿的名字都给忘到了九霄云外。”帕斯哈利斯现在深信，库梅尔尼斯的童年定是不同一般的——她瘦弱的儿童身体散发出一种香膏的气味，虽然是冬天，人们却在她的被窝里找到了新鲜的玫瑰花。曾经有一次为了准备参加某个庆祝活动，把她放到镜子前面，镜子上竟出现了圣子面庞的肖像，并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帕斯哈利斯认为，定是这件事促使库梅尔尼斯的父亲（他体魄健壮，性情暴躁，易怒）把女儿交给修女们教养。女修道院看上去就像他从自己的修室窗口看到的样子，一座建筑在高处的大房子，从女修道院的窗口看得见山。照顾小姑娘的那位地位较高的姐妹长得就像女修道院院长。当然不是那么具体，上唇没有绒毛，但她甚至是对自己的原型也可以辨认出来。
“这一切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当她读完头一页之后问他。但从她的声音里，听得出这是一种赞赏的语气。
从哪里知道的？他不知道是从哪里知道的。这种认识是从闭着的眼睑下得来的，是从祈祷、从梦、从环视四周、从到处看看得来的。也许是圣女本人以这种方式对他讲过话，也许是她的著作的字里行间在某个地方出现过她生活的画面。
他仿佛觉得，不仅是要写出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叫出各种事件和行为表现的名称具有重要的意义，而给不曾有过、从未发生过、只是有可能发生、只是想象出来的一切留下一定的地方和空间也将是同样重要的，甚至是更加重要的。圣女的生平同样是不存在的东西。于是他甚至想过，可以在纸上留下空白的地方，比方说，在行与行之间，甚或在字与字之间——留下较大的间距，但最后他觉得这样做太简单化了。倒不如在描写库梅尔尼斯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之外留下空白空间——留下多种可能性的广阔地域，留下一些扩展到整个舞台内部的活动的结果。
有一点也妨碍了他的写作，那就是圣女生活在往昔，生活在过去，当时那里既没有他的双亲，也没有他的祖辈，他能从哪里知道圣女的世界是何等模样？须知树木在不停地生长，人们在不停地砍伐森林，不断在出现新的道路，而旧的道路又长满了荒草。他的村庄跟他童年记住的村庄肯定不一样。而他没有见过的罗马又是一副怎样的景象？能跟他想象的完全一样吗？如何去讲述那些没有见过、从未体验过的事物？
因此，不管他愿意还是不愿意，他总是在自己熟悉的场景中观察她，在这座女修道院，在这个庭院里，在这些给他生蛋吃的母鸡当中，在那株他夏天享受阴凉的栗子树下，在跟女修道院院长的修女服一模一样的修女服里看到她。可以说，她伸开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的肉体搅乱了她存在的时间。只要他把库梅尔尼斯作为活着的姑娘来描写，她就一直活着，哪怕他在思想上让她死过许多次。整个时间她都待在空气层下面，待在空气层之间的什么地方，因为那里任何东西既没有逝去，也没有结束，虽说看不见任何东西。他认定自己写作的目的是使所有可能的时间、所有的地点和景物并存于一幅画中，这幅画将是静止的，是永远既不会过时，也不会变化的。
现在每天中午以前帕斯哈利斯都在写圣女的故事，而在下午他便开始用心抄写Tristia 和Hilaria 。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样的情况，他在写完她的一句话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他明白了这句话的内在含意。这使他激动不已，同时也惊诧不已。原来那些同样的字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去阅读和理解；或者能理解所写句子的含意，但体验不到这种含意；能知道写的是什么，但不明白写的东西。这一发现使他握笔的手停住了，一动不动，而他的思想却黏在发现的东西上面揭不下来。
库梅尔尼斯写道：
“我见到自己像个镶嵌的百宝箱。我打开箱盖，里面还有一个百宝箱，完全是用珊瑚做成的，珊瑚箱子里还有一个箱子，完全是用珍珠串起来的。我便这样急不可待地自己打开自己，一层一层地打开，不知还会见到什么，直到在最小的一个百宝箱里，在一个最小的盒子里，在所有百宝箱的底部，我看到了你的画面，鲜活的、色彩斑斓的画面。为了不致让你从我自己内里丢失，我立刻关上所有的箱盖。从此我跟自己和睦相处，甚至爱上了自己，因为我内心有你。
“任何人只要心中有你，都不可能是卑劣的，因此我也不是卑劣之人。
“我总是怀着你，却茫然不知，就像别的生灵怀着你也一无所知一样。”
帕斯哈利斯在自己的圣女故事中写到库梅尔尼斯为逃避未婚夫而躲进了女修道院的那一时刻，曾是如此激动，以致抛开了情节发展，从结尾的事件写起：被禁锢和被钉上十字架。他不吃不睡，奋笔直书。夜晚的天很热，因此不会挨冻。只是他的手指发僵，后脖子痛。
现在他看到的库梅尔尼斯是如此清晰、详细，仿佛跟她是老相识。仿佛她就是那个照料乳牛的修女，或者是那个给他送饭的修女。她个子长得很高，但身体苗条，手和脚都长得大，像女修道院院长。她有一头古铜色的浓密秀发，编成两条辫子，绕在头顶上用发卡别住。她的两个洁白的乳房圆润得那么完美。她说话迅疾而感情激烈。
后来他梦见了她，就是他创造的那个模样。他在某些走廊里遇见了她，走廊是这个和那个修道院细节的混合物。她手里端着个什么器皿，他走近她的时候，她递给他一只杯子。他喝下杯子里的东西，立刻明白自己犯了错误，他喝下的是火。她冲着他神秘地微笑，冷不防地亲吻了他的嘴巴。他在这梦中心想，他必定是快要死了，火已在起作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救他。他感到孤单，孑然一身，形影相吊。
次日清晨女修道院院长来的时候，他对她讲了这个梦，而她则动情地将他搂在自己粗糙的修女服里。“你的头发长长了，儿子。”她说，将一绺黑发缠到手指上，“已经盖住了你的耳朵。你看起来开始像个姑娘。”
集体祷告之后，她把他领进了园子里。帕斯哈利斯由于芳香和温暖的空气而感到头晕目眩。月季和白色的百合已经开花。在苹果树和梨树中间，精心管理、没有杂草的草药畦和菜畦标示出一些简洁的图案。女修道院院长满面笑容地望着他，见他穿着自己的灰衬衫，赤着脚，心醉神迷地在花间走来走去。蓦然间她摘下一片薄荷叶，搁在指间揉碎了。“假如我不是……”她在这话语的边上停顿了一下，“我就能把你收作儿子。”她说。“应该说收作女儿。”他更正她说。
六月末帕斯哈利斯写出了舍瑙的库梅尔尼斯传的最后一个句子。进行打印、复制并抄写完Tristia 和Hilaria 又持续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女修道院院长给格拉兹的主教写了封长信，帕斯哈利斯不久就要动身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的修士服已洗干净并且修改过。它定是缩了水（或者是他自己长高了），因为它的长度才到他的踝节部的上边。他得到一双新木屐和皮褡裢。
“路上你会碰到许多离奇的惊险怪事、奇遇，说不定还有诱惑。国家到处笼罩在一种不平静的氛围之中……”帕斯哈利斯听到完全像自己母亲的女修道院院长的叮咛频频点头称是，但她说的话好不令人奇怪：“你只能顺应那些你认为值得顺应的奇遇。”这些话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瞥了她一眼。她把他紧紧搂在怀中，久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他委婉地从拥抱中挣脱了出来，亲吻了她的手。她的嘴唇轻轻触及他的额头，在这轻轻一触之中他感觉出她上唇绒毛的接触。“是上帝把我送到你身边的。”她说。“愿上帝与你同在，儿子。”
翌日黎明时分帕斯哈利斯就上路了。刚出女修道院的大门，他便进入了夏天的晨雾里，太阳光透过雾层照射出来，仿佛只像是月光——雾就这么吸收了它的全部力量。他朝群山的方向走，整个时间都在向上迈步，越走越高，直到把脑袋从雾海下伸了出来，看到鲜绿色的山坡和湛蓝的天空。他的褡裢里放有两本书——库梅尔尼斯的著作和用木板装订的圣女传。他蓦地感到轻松和幸福。
他前方屹立着奇怪的扁平的群山，恍若巨人用其大无比的快刀削掉了它们的头顶。这景象不啻从地里冒出他们宫殿的废墟——威力被粉碎成尘粉的明证。帕斯哈利斯知道有一条绕远的道路，它以一条舒缓的弧线绕过群山，经过诺伊罗德去格拉兹。但他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仍径直走上那些扁平的、连绵不断的山峰。
青草过敏
青草扬花的时候，我们俩都得了花粉过敏鼻炎：我们的鼻子都肿了，而眼睛则泪水长流。R和我都曾冲着几公顷的牧场和长满杂草的荒地大声喊叫。房子里没有一个角落能躲过看不见的细小的花粉颗粒，或许只有那黑暗的最底层的地下室——水总是从那儿流过——可以躲避。我们俩不得不在那里坐到下午，我们俩必须在那儿躲藏。在城里可就不同，总是可以关上门窗坐在家中。在城里，人们的眼睛只是从远处认识青草，而那些青草又都是经过修剪的。城市绿化机构不允许它们开花。城里人的脚结识土地是从足球运动场，是从那些下班后遛狗的小公园里。他们对青草扬花可以无动于衷，可以根本就不去想它。这里自打去年青草就上了阳台，生长在砖与砖之间的窄条土缝里，爬进了我的小园子，吞没了鸢尾花。
R拿着大镰刀出了门，不顾一切贴着地面就割起了青草，青草倒下时，散穗轻轻触到了他的双脚，皮肤上留下了明显的发红的印记，后来就变成了成片的细小的斑疹。这就是说，像我们这种人，无法不受惩罚地砍伐青草。青草跟我们展开了战争。我说过：“我们在这里是外人。”而R却断言，说这样很好，这是我们用血肉之躯给牧场所做的献祭。有了这种献祭，我们就能为青草而生存。假如青草不能给我们半点伤害，它们就根本不会理解我们，甚至不会发现我们。那时我们才是外人，宛如死者的灵魂在活人中间走来走去，但由于灵魂不能以任何方式伤害他们，于是活人在提到它们时就说它们根本就不存在。
弗兰茨·弗罗斯特
弗兰茨·弗罗斯特由于特殊的原因喜欢上教堂。他和妻子在教堂各有固定的位子——他在右边，跟其他的男人在一起，而她在左边。教堂分开了他们的家庭，他们从教堂相对的两边相互看到，彼此眉来眼去，投以关切的目光。他的妻子常常检查他穿节日的西服上衣的样子是否好看，而他则带着自豪的神情欣赏妻子精致的发型、满头的卷发和发针，赞叹她在卧室的梳妆台前，在紫罗兰香水、熏衣草和上过浆的衣被气味中，默默无言地精心做出的发型。而后，在参与弥撒时，人们都在抑扬顿挫地应答神父的吟唱，弗兰茨的眼睛从妻子的头上瞟向了教堂里其他那些最吸引他的物件。例如长凳是以什么方法做出来的，怎么会想出那些把座位和靠背不显眼地连接起来的精致的楔子。令他神往的还有那些刻着姓名的小金属牌。它们的螺丝帽是半圆形的，手指触到那凉丝丝的凸起都是一件愉快的事。甚至他在观看教堂墙壁上挂的油画时，吸引他的根本不是画的内容，而是画画的布或做画框的木板条。不错，油画的画框才是真正的艺术。
教堂里有一幅油画，虽说他已熟记于心，但每次看到它，目光总盯在它上面离不开。这幅画展示的是圣母马利亚，她身边围着一些圣徒。其中的一个圣徒端着托盘，托盘里盛放着他自己被砍下的脑袋。然而最重要的是，这幅画是环形的，神奇地装配起来的画框不可思议地在墙上围出个完美的环形来。弗兰茨激动地想象，这得用什么样的木头，才能完成如此美妙的杰作。弥撒结束后，他经常走到这幅画跟前，研究框上木头的纹路。不是像开头预料的那样，不是像理性和经验提示他的那样用许多小块木头拼接而成。而是用一整块木头做出来的，只是在下方用普通的白铁片将两端连接了起来。应该承认，这种连接的方式看来相当随意。他深信，做这样的画框，用的是专门准备的木头，是把嫩树枝弄弯，让它按照环形生长，有可能是用铁丝捆着，让它弯到地面，再蓄意引导它在一个看不见的圆圈形空间发展。弯曲的树枝破坏了云杉和赤杨的垂直节奏。人的或动物的目光都常停留在弯曲的树枝上。植物不知存在着几何图形的事，充其量只是偶尔模仿几何图形。但在这种无意识的模仿里往往是密集度下降，出现疤节和变粗、变厚、缺乏对称性。人们就说这是“不完美”，植物怎么会知道什么是“完美”，什么是“不完美”？怎么会知道世上还有“完美”的东西？
空间里存在着各种各样眼睛看不见的形状，一切可能的式样，一切现成的方案。它们近在咫尺，就在身边，贴近脸颊，贴近眼球，然而它们有形无体，你的手在空中挥动，穿过它们犹如穿过烟雾。正是这种存在使弗兰茨激动不已。也许弗兰茨就是这样想的：过去有过和将来会有的一切都存在着——简而言之就是有，但却抓不住。说不定什么地方已经存在着那种他对付不了的水泵——它绝妙地解决了把水从下往上抽的设想；说不定已经有了人们刚刚想去发明，甚至尚无法想象其形状的机器；说不定也已经有了某些可用手进行复制并把东西刻印、禁锢在金属、木头或石头里的现成设备。空间充满了各种看不见的齿轮、传动装置、滑轮、系统，各种明明白白的基本秩序、规律性，只是眼下还抓不住它，掌握不了它。
约莫在三十年代初，弗兰茨·弗罗斯特便感到有些事不那么正常。他出门爬上两个村庄之间的那座山，去闻风的气味，去观察小草，把泥土放在指间揉搓。他注意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他先前感觉到的那种样子。青草似乎变得更尖利了，动作稍不留神就会被它割伤手。泥土的颜色变得更深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红。他还有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牧场中央的小道变长了，现在回家花费的时间要比过去长得多——因此他曾耽误了午饭。马铃薯的味道也不正常，甚至那些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鲜嫩马铃薯也有一种潮湿和青苔的邪味，像在地窖里放了许久似的。人们的面孔也变得模糊了，礼拜天他走进教堂的时候，似乎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一些行走的、不清晰的照片。他向妻子倾诉，而她却说，或许是眼睛出了毛病，得了夜盲症或别的什么。可对这一点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他把事情仔细思考了一番，得出的结论认为这不是眼睛的问题。要知道纺织物摸起来的感觉也不一样，菜肴的味道也起了变化，木头的气味也变了。刀似乎是按另一种方式切面包，昆虫是按另一种方式嗡嗡叫。这既不是弗兰茨·弗罗斯特的眼睛，也不是他的任何感觉器官的问题。发生变化的在于外部，但人们没有看到这一事实。人们亲身参与了这种变化，而他们却茫然不知。妇女的装束改变了，她们的肩膀现在看起来似乎变得更壮实、更有力——由于塞了特殊的衬垫而变得更坚挺。她们的裙子变短了，因此小腿看上去似乎更加棱角分明。甚至用模子烤出的面包的边缘也显得更尖更锋利，似乎想把人的舌头割伤。
他为此而惴惴不安，因为他正在搬运石头（石头看上去也是与先前不一样，似乎越来越多具有矩形的外形），他要在比老房子高一点的地方盖新房子。
他从广播中听到，某个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新的行星。从此这件事再也不给他安宁。他从早到晚想着这颗行星，想它在远方的某处，在空无一物的空间徘徊，小小的，冷冷的，多半也是有棱有角的？既然先前没有出现过，而现在却出现了，这意味着，甚至那种永远不变的东西也发生了变化。如此变化的世界还有什么用处？在这样的世界上怎能平静地活着？
尽管如此他还是动手盖房。首先地下水勘探家给他找到了水源，他们开始挖掘一口新水井。为了让冰雪融化后流到小溪的水不致聚集在井里，为了不像老井那样地表水和地下洁净的水相混杂，他们不得不把新水井挖得很深。他们挖得很艰难，他们从地里挖出大块红色的岩石，这些岩石后来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逐渐干透，显得酷似死了的动物。这是一种阴郁的景象。他对这些石头许诺，要拿它们去垒房子的地基，以这种方式让它们回到它们来的地方。
他们想要孩子，但弗兰茨·弗罗斯特的妻子总是怀不上，肚子总是瘪瘪的。他劝妻子不用着急，说房子建成了，孩子自会来。但他独处的时候，便会产生一种郁闷的思想。那颗行星的存在折磨着他，虽说他已不记得那颗行星的名称。他整天都在干活。他锛平了做屋顶用的椽木，用手一摸，总是觉得它仍粗糙不平，伤皮肤。砖，或许是烧得不好，易碎，粉屑散落在新地板上。山上流下的水经过房屋，安装了陶瓷排水管也不起作用。不管怎样，他相信靠艰苦的劳动和聪明才智，他有办法克服一切困难。椽木虽锛得不够平滑，却也算差强人意。墙壁也抹上了厚厚的灰泥，他们的邻居，做假发的女人又给他出主意，不如放弃安装排水管，让水经过房子流走，让它每个春天流过地下室，让它顺着石头台阶往下流。她说，对水堵不如疏，给它疏通出口，在地基上凿洞，让水流进池塘。他这样做了。可他整个时间念兹在兹的总是那颗行星。这算个什么世道，间或冒出一个新的天体。是否不知道的事物就意味着不存在？人一旦得知某种事物，这个事物是否就会改变人的命运？这颗行星是否会改变世界？
他用水泥瓦盖好了屋顶，他的噩梦也就随之而来。他的梦十分可怕。谷地是另一种样子，显得更加昏暗，谷地里的树木变得更大，但是树木之间没有房屋，只有齐腰的青草。小溪干涸了，群山削掉了自己的尖峰，变得矮而敦实，仿佛是老得秃了顶。没有路，也没有人。梦中他来到曾经对他而言很亲近的地方，他在那里寻找自己的妻子，甚至孩子。是的，他曾有过一些孩子。可是在那儿他谁也没找到，他自己是个陌生的外人；他望着自己的手掌，可它们是他不认识的某个什么人的手掌。他在这个梦中痛苦不堪，因为他感到自己永远是个迷失者，像个小孩子一样找不到路，不仅找不到路，而且根本就没有路。他惊醒了，醒来时浑身发抖，从远处再一次回顾整个的梦，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审视，在其中寻找最可怕的时刻，准备跟它较量一番。他调动了自己的全部理性以武装自己，严阵以待。他准备对梦指出它纯属无稽之谈。但是他找不到这样一个可以较量的机会。一切之所以都是可怕的，正是因为它是一场闹剧，没有意义。
这种情况延续到他的妻子终于怀了孕的时候。她一个晚上要起几次夜。她的拖鞋擦着崭新的芳香的杉木地板发出的沙沙声不时惊醒了他，而后他又沉入梦乡，所有的时间他做着同样的梦。他儿子出生的那天，他做的梦尤其可怕：
桌子上放着红色的毒蝇菌。他的妻子用一个大大的平底锅炒这种有毒的蘑菇，并一个劲往孩子无防卫能力的嘴里塞。而他在一旁看着这一幕，头脑里却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任何有关死亡的警告。孩子死了，变得很小，像个玩偶。而他则把孩子送到菜园，把一个赤裸的粉红色的躯体埋入了坑中。直到这时他才感觉到一种撕心裂肺的难以忍受的悲痛，以致醒来后不得不检查一下，看儿子是否还在呼吸，看梦是否并未突破它自己朦胧的边界，变成了真实。
很长一段时间他就这样忍受着煎熬，他害怕黄昏，害怕每一个夜晚。由于这些梦，他只能靠自己的半条命活着，另一半已经死了。
“神父是否听说过这颗新的行星？”他问教区神父。这位神父每个礼拜天都从柯尼格斯瓦尔德来这里做弥撒。
神父没听说过，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您是从哪里知道这种事的，弗罗斯特？”他好奇地问。
“从广播里。”
“您听的是哪家广播电台？”
弗兰茨·弗罗斯特像村子里所有的人一样，听的是维也纳广播电台。
“您不要听这家广播电台的广播，他们在那里胡编乱造。您去听柏林的广播电台吧。”
“不过维也纳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真的很准确。”
“也许是吧。”神父回答。
当他正要离去的时候，弗兰茨鼓起了勇气说道：
“我总是做不属于自己的梦。它们让我简直活不下去。”
柯尼格斯瓦尔德来的神父望着他头顶的某个地方，回答说：
“难道梦还能是自己的吗？”
弗兰茨·弗罗斯特从神父那儿得不到任何帮助。他仿佛觉得，尽管他和神父进的是同一个教堂，尽管他们的视线落在教堂里同样的油画上，尽管他们看到的是装潢圣母和她周围圣徒的肖像画的同样的环形画框，但他们的想法却完全不同。
因此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他从一棵倒下的大白蜡树锯下一段树桩，剥去树皮，给自己做了一顶帽子。他在木头上凿出一个可安置脑袋的深坑，周围留下一圈作为帽檐，又将帽子里外抛光，帽顶内垫了一块旧呢子。他把这顶帽子做得如此完美，远看很难分辨出它不是从商店里买的毡帽。再说干这种活他向来是能手。只有从近处看才显露出年轮和阳光在木头上微弱的折射。妻子多半会注意到这顶稀奇的新帽子，但她可能是无话可说，没吱声。要是她问了他，他或许会回答她说（他已准备好一套聪明的说辞）：这是为了防备新发现的行星，这颗他叫不出名字的行星会发送来可怕的噩梦，这些噩梦会消耗智力，耗尽清明的思考，直到智力完全丧失，而那时人就没有什么可以抓住的东西，人就会发疯。
由于有了木头帽子，他的处境似乎有所改善。在菜园里他那天夜里做梦埋自己的死孩子的地方，他栽了棵苹果树，青皮苹果。但他没尝到一口苹果的味道，因为战争爆发了，他被征入德国军队。据说他也是由于这顶帽子而丧命的，因为他不肯将其换成头盔。
他的妻子，他的孩子
弗兰茨·弗罗斯特的特征是以木头盔形帽对抗行星的影响；他的妻子，一个没有名字的妇女，其特征是满头的卷发。她在屋前台阶上打扫剩余的石灰浆。崭新的房子立在她背后，在阳光下沉默着。它太年轻，还无话可说。在屋后，她的丈夫带着几岁的小儿子在池塘岸边散步。远在西方的某个地方正要打仗。
此时有个人从太阳那一边朝这妇女走来。她抬起头，看到此人是她的小儿子。与此同时她听到房子后边传来的孩子的声音，她一愣，由于惊诧而呆立不动。
“你的儿子，我的兄弟在什么地方？我想见他。”孩子说。
她让孩子进屋，叫他坐到桌子旁边，就像平常要求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听话地坐下了。
“我知道你是谁。”她说着，一面用围裙的带子把他的一只脚捆在桌子的腿上。然后跑到池塘岸边，用断断续续的声音把这一切告诉了丈夫。他俩面对面站立着，彼此望着对方的眼睛，望着，但从对方的眼睛里看不到自己，也看不到自己的思想，也看不到恐惧，什么也看不到。他们只能彼此用目光探究对方，以这种方式等待对方头一个开口说话。当他俩就这么站着的时候，他们的小儿子开了口，他什么都听见了，虽然他能听懂的还不多——至少他们这么想。“他在哪里，是不是在厨房等我，他真的长得跟我一模一样吗？我能去见他吗？”
接着，他就从山下往家里跑去，而他们俩则跟在他的后面。他们找到了捆在桌腿上的小男孩，他们久久地望着两张面孔，两个人物，其中的一个是他们的骨血，是他们认识的，熟悉的；而另一个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却是陌生的。看样子似乎是认识的，但实际上不认识，不是自家的孩子，不亲近，而是隔得很远，可怕！这时，站在他俩身边的那一个走到捆在桌腿上的那一个的跟前，抱住了他，亲吻着他两边的脸颊，就像他们教导他亲吻姑姑和舅舅那样。而那一个也给了他同样的亲吻。他们俩看起来就像孪生兄弟，他们急着要出去玩耍，想到屋外生长着覆盆子和大粒的黑醋栗的地方奔跑，他们喜欢在小溪中踩着冰冷的石头蹚水，还时刻准备着去玩捉迷藏——牛蒡叶子总能确保有个最好的藏身之所。
无可选择——得把客人那只捆着的脚解开。两个小男孩一起跑到屋前，而后趁父母稍一疏忽，他俩便消失在苹果树和李子树下方高高的青草丛中了。他们纤细的声音飘到他们的邻居做假发的女人的果园上方。
“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吗？”弗兰茨问妻子。
他没有问是“谁”，而是问是“什么”。当一个人的心脏跳得怦怦响，两手发抖，脑子里出现古怪的空虚，不知该怎么办，不知是留下还是逃跑、还是佯装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从来不问是“谁”，而总是问是“什么”。因为“什么”比“谁”更能包含一切的可能性。在问起上帝时同样不问他是谁，也只问他是什么。
弗兰茨的妻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用她总是放在围裙口袋里的方格花纹手帕擦眼泪。
下午他们的孩子回家了，头发里有草籽，玩得精疲力竭，晚饭时趴在桌上就睡着了。他们没有问起那另一个现在在哪里睡觉，是谁家的孩子。
后来弗兰茨就投入了战争，这场战争是新发现的行星招来的。
他离家前一天，工人们结束了上瓦的工作。他的房子有了屋顶。
初夏时节牧场上出现了伞菌。地窖里已经没有马铃薯，白菜都烂了，苹果全干了，核桃也已吃光，而大田作物则刚刚开始发芽，菜园里的蔬菜也是一样。只剩下做糖煮水果汤和做糕点用的大黄。
弗兰茨·弗罗斯特的妻子牵着儿子的手，到了森林边上的牧场。在那儿他们从青草里薅出光滑得出奇的伞菌菌盖，然后用一丁点荤油把它炒熟，他们母子就拿它跟麦糁一起搭着吃。伞菌是一种触摸起来非常令人愉快的蘑菇，它喜欢人的手指的爱抚。被揉破的白色表皮散发出茴香的气味。粉红色或咖啡色的菌褶令人想起花瓣。在把伞菌切碎扔进平底锅里之前，总想触摸、爱抚它一番。除此之外，伞菌是蘑菇中为数不多的具有热性的一种。它与人体有一股亲和力。
娘儿俩把白色球状的蘑菇扔进柳条篮子，而孩子已聪明到懂得如何把伞菌跟同样是白色的马勃菌区分开。因为马勃菌是粗糙的，像牛的舌头。弗罗斯特夫妇的孩子知道的就这么多。但他不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在牧场浓荫的边缘有时也生长跟伞菌一模一样的蘑菇——春天的毒蝇菌，它是缺乏叶绿素的鬼笔菌的兄弟，是一个用一只粗腿生长在森林边上矮树丛中的孤独者，是牧场上的死亡杀手。它从远处观察伞菌群，可以闻到它散发出的一种又香又甜的味道。这种蘑菇是披着羊皮的狼。
它那切碎了的美丽菌体也出现在小锅中。它的一些特征在酸奶油里消失了。弗兰茨·弗罗斯特的妻子摆好了桌面，端出麦糁，配菜是蘑菇。孩子不想吃，因此做妈妈的不得不哄着喂他。她说：吃吧，祝在打仗的爸爸健康，吃一口；祝做假发的邻居老太太健康，吃一口；祝你喜欢的小狗健康，吃一口；祝村子里的人健康，吃一口；祝柯尼格斯瓦尔德的神父健康，吃一口；为在仓库里刚出生的小猫儿的健康，吃一口；为整个世界不要再发疯，吃一口。孩子的嘴巴一再不乐意地张开。
夜里孩子开始呕吐。清晨，吓坏了的弗罗斯特太太抱着他赶到村子里去了，住在府邸的人们用小汽车把他送到了诺伊罗德的医院，在那里给他洗了胃。但这一切都已迟了，都已毫无帮助。第五天孩子就死了。
电报在战争前线寻找弗兰茨·弗罗斯特，但未能找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