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忧郁如疾

一踏上淮北的大地，曾国藩就感到一股刺骨的寒冷。

虽然曾国藩来到淮北已是7月了，天酷热难当，但在身体之中，曾国藩还是感到有一种寒意。这种寒意，仿佛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体内，是自己身体之内深藏的冰。淮北的一切看起来一览无余，满眼望去，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苍茫荒凉，一望无际。只是在旷野之中，到处生长着贱命的杨树，高高地耸立，遮挡阳光，也遮挡人们的视线。因为热，知了躲藏在杨树密密的大叶片里，一个劲地扯着嗓子叫唤。这也难怪，身处这样的地方，昆虫也会感到焦躁；不像南方，山清水软的，虫鸟在怡然自得的情况下，叫起来也是悦耳的。这里的人想必也是这样吧，身处尘埃遍布的环境中，难怪都那么好恶斗勇呢？曾国藩自己就有这样的感觉，从江南来到淮北，一踏上这块土地，就明显地变得焦躁了。

对于曾国藩来说，金陵惬意的生活刚刚开了一个头，就戛然中止了。从接到剿捻的上谕，到离开金陵，这当中一共有半年时间。曾国藩拖拖拉拉地在金陵磨蹭，那是因为他实在不想去趟这摊浑水。湘军刚刚攻下金陵，上谕就到，让曾国藩率领军队北上剿捻，以李鸿章暂署两江总督。接到这样的旨意，曾国藩一时不知所措。对于这一次北上剿捻，曾国藩很有情绪，一方面，他实在是不想再替朝廷卖命，十数年的戎马生涯，已让曾国藩厌倦战争中的一切，况且，他的身体比较虚弱，对繁重的事务，已明显缺乏精力，会经常莫名地焦躁心慌。此外，湘军的撤裁事务，以及与左宗棠的笔墨官司，都让他烦透了心，也很难脱身。不仅如此，曾国藩感到不满意的还有，朝廷此番安排，是让他跟官文以及僧格林沁一道“会剿”，以僧格林沁为主帅。也就是说，在很多时候，身为两江总督的他，还必须听官文和僧格林沁的。这样的安排，更让曾国藩不高兴。不过，朝廷让曾国藩参与剿捻，正好给曾国藩保存李鸿章的淮军找到一个理由。曾国藩上奏说：临阵指挥，非我所长，如果一定要我西上助战，须调淮军随同出征。言下之意是，湘军已经大量裁撤，无兵可用，只能依靠淮军了。淮军目标不如湘军大，在实力和装备上更强，在关键时候，还是能用得上的。曾国藩一方面派刘连捷的湘军直入黄州，听候官文调遣；另外一方面，将淮军主力分为三部：铭、盛军北上剿捻；松、勋军南下赴闽追剿太平军余部；其余各部留驻江苏。至于本人，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打算移师驻扎安庆，统筹调度。奏折递交上去之后，曾国藩心里一直忐忑不安。他在家书当中说，他实在是不想再接这个事情了，如果趁机被解除军权，就此体面下场，也属万幸。

不久，由于剿捻形势发生变化，曾国藩的北上推迟——先是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率太平军跟僧格林沁的清军在安徽霍山黑石渡一带展开决战，太平军大败，主帅陈得才见大势已去，自杀身亡，祜王蓝成春同时殉难，太平天国将领马融和、范立川率数万人投降；然后，捻军与僧格林沁在鄂东一战中，再次溃败，僧格林沁在战场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回复曾国藩，让他先不要着急去安庆，也不必向李鸿章办移交，暂且驻扎在金陵，随时听取调令。这样，曾国藩暂停了北上，继续在金陵处理善后工作。

短时间的平静之后，北方的捻军又有了大动作：鄂东之战，捻军虽然受挫，但仍有数万兵马。不久，捻军与太平天国西征军赖文光部联合，拥赖文光为首领。两军合并后，在豫南地区进行整编，决定“易步为骑”，以骑对骑。经过改编，新捻军以骑兵为主，拥有骑兵一万多人，部分步兵也配备马匹，甚至一个骑兵不止一匹马。在作战方法上，新捻军以运动战为主，没有一个基本的战略根据地，聚散无定，打了就跑，疾如风雨，运动速度特别快。中原地区面积大，这些捻军来无踪去无影，官兵们很难捕捉到他们，地方之间也很难兼顾。因此，各地的官兵吃尽了捻军的苦头。北方的形势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

因为曾国藩迟迟没有北上，刚愎骄横的僧格林沁等不及了，他依然运用横冲直撞的蛮牛战术，对捻军穷追猛打，想一口把捻军吃掉。甚至，僧格林沁为了追击捻军，把马的缰绳拴在自己的胳膊上，夜以继日马不停歇。清军一共追击了两个多月，行程数千里，部队疲惫不堪。这时候，捻军设下了埋伏，等着僧格林沁钻入包围圈——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将僧格林沁孤军深入的部队团团围住，双方的厮杀一直持续到深夜，僧格林沁部一万多人被歼。僧格林沁本人逃到麦田里，被捻军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张皮绠找到，一刀下去，身首异处。消息传到京城，清廷极度震惊。十天后，上谕再次传到金陵：命曾国藩带领亲军小队，轻骑就道，兼程北上，督办直、鲁、豫三省军务，以钦差大臣赴山东督剿。

奉到上谕，曾国藩大惊失色，他不得不正视眼前的窘境：湘军裁减大半，兵力单薄，如何剿捻？且捻军多为马队，官兵以步对骑，如何制胜？曾国藩还是不想北上，但上谕难违，曾国藩只好采取“拖”的办法。他又上了一个奏折，列举了自己的几点困难：

一是兵力不足，金陵仅湘军三千人。淮军虽称劲旅，但只有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曾国藩调遣，人数少，不成气候。为解决兵力不足，必须以先前湘军的做法，在徐州一带募集兵勇，协助作战。二是战马缺少。捻军战马极多，此次僧格林沁蒙古马队溃散，捻军又掳战马逾万匹。如没有骑兵部队，官军将不战而败。曾国藩提议在徐州添练马队，另派人到北方买战马千余匹。三是扼捻北上，只有依靠黄河天险，而防河之策，应该为目前第一要义。江南水师，于黄河水性不合，要防河，应有大量的准备工作，必须兴办黄河水师等等。四是北方土地面积广大，捻军的活动范围很大，自己的权力不能完全兼顾，因此朝廷要号令各地方官员，恪守自己的职责。

曾国藩把众多的困难一一列举，就是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万一自己剿捻失败，也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说法。曾国藩太清楚京城的那些遗老遗少了，他们哪里知道下面的艰难呢？曾国藩心里一直耿耿于怀的是朝廷对湘军的不公，十几年的战争，岂是轻轻松松就能打下的？那要牺牲多少子弟兵，浪费多少金钱，涂炭多少生灵啊！

同一天，曾国藩又向朝廷追加了一个奏折，曾国藩还是不想趟这一摊浑水，他向朝廷报告说，自己精力疲惫，近来更是衰败，说话二十句左右，舌尖就会麻木艰涩，不能再说。希望皇上恩准，另选懂军事的大员督办军务，自己愿以闲散人员的身份在营效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朝廷当然不同意曾国藩的推脱。这一回，朝廷看起来对曾国藩尤其信任，命令所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旗、绿各营及地方文武员弁，均归曾国藩节制调遣。如该地方文武有不遵调度者，由该大臣指名严参。这等于又将这三省的军政大权都交给曾国藩了。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能硬着头皮勇往直前了。虽然曾国藩不在与捻军作战的第一线，但对于北方的战局，还是相当了解的。在透彻地分析形势的基础上，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封奏折，胸有成竹地向朝廷指出：捻军虽获大胜，但黄河此时正在涨水，捻军不可能北渡；且这时李鸿章已派潘鼎新部十营北援，捻军不会威胁京城，朝廷尽可放心。其次，由于捻军都是马队，剿捻队伍必须扩大骑兵。同时，剿捻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以徐州为中心，兼顾四省毗邻的十三个府州。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由自己来节制直隶、河南、山东三省。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率领湘军三千人，从金陵北上徐州。这一次，似乎从一开始，就有不好的征兆——曾国藩启程之时，欧阳夫人及女儿也准备离开金陵，打算乘船先到武昌，再转往湖南老家。一家人跟着曾国藩一起去下关码头，然后分道扬镳。在码头，曾国藩启程之时，水陆诸军照例鸣礼炮相送，不料，仅有两个月大的曾国藩的外孙女受了惊吓，随后竟一命呜呼。这一件事，让曾国藩很是难过，也百思不得其解。在此之后，航行在长江上的曾国藩接到安徽布政使英翰的求救信，张宗禹正指挥捻军围攻据守雉河集的清军。曾国藩被迫转道，率领人马先进驻临淮关，指挥湘军、淮军与豫军等陆续增援雉河集。捻军见曾国藩来势汹汹，只好撤走。曾国藩继续北上徐州，捻军又打马转道河南。捻军就这样跟曾国藩玩起了拿手的“捉迷藏”游戏。

真正地与捻军作战，曾国藩不得不面临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如何根据对手的情况确定自己的战略战术，在曾国藩看来，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即兵法常说的“知己知彼”。经过一番周密的研究，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掌握了捻军的长处和短处，在曾国藩看来，捻军的长处有四点：一曰步兵长竿，于枪林弹雨中冒烟冲进；二曰马兵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至于短处，曾国藩同样分析得很清楚：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其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有的放矢，制订出一套重点设防、以静制动的战略，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中，最精锐的部队不应该跟着捻军运动，要“以我为主”，在摸清捻军活动范围的基础上，扼守四个关键地点，即安徽的临淮、江苏的徐州、山东的济宁以及河南的周家口。曾国藩亲自守徐州，安排刘松山守临淮，刘铭传守济宁，张树声和周盛波驻防河南的周家口和归德；在此基础上，曾国藩再安排四支机动部队进行突击，他们分别是潘鼎新、易开俊、张诗日统率的三支陆师，再加上李鸿章的弟弟李昭庆率领的一支马队。这四支精锐部队直接由曾国藩指挥，至于其余的武装力量，则由四省巡抚率领。这样，对捻军作战，一直保持着“四镇四游”的力量，“一省有急，三省往援”，也就做到了“往来神速，呼吸相通”的格局。

曾国藩此次堪称“全民动员”——在地方上，曾国藩责令各省巡抚在捻军经常出没之地修筑圩寨，设立圩长，实行坚壁清野，使捻军得不到一点给养；又制定查圩法，对圩寨进行彻底清查，把与捻军有关的人列入莠民册，按册缉捕捉拿，其他的列入良民册，推行保甲连坐。圩长则具保结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应该说，曾国藩的这一策略，具有相当强的针对性。曾国藩还派幕僚薛福成等人，对于各地村寨的执行情况明察暗访，对一些违规的村寨和村民，大开杀戒，杀一儆百，尤其是在亳州、蒙城一带，有时一个村寨就诛杀十多人。这样一来，当地的百姓很少敢跟捻军联系了，捻军没有村民作掩护，不仅失去根据地，也失去了存在基础。

一年后，即1866年7月，曾国藩进一步完善了战略思想，那就是要把捻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选择河流作为自然屏障，在河流边布防。曾国藩把捻军的活动范围锁定在运河以西、贾鲁河以东、黄河以南、沙河与淮河以北的地区，在可能渡河的岸边重点布置人马，制造屏障，封锁住这些河流。这样，捻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马队也就没了优势。这个办法，真亏曾国藩想得出来。应该说，这完全是一个笨办法，因为防范面积之大，工程量之大，可以说是前所未有。但在没有更好手段的前提下，这样的笨办法，也不失为一个聪明之举。很快，这个办法取得了一些明显成效，捻军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狭小的区域里，顿感局促，他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随意驰骋了。当捻军的马队跑不起来的时候，曾国藩部队的洋枪洋炮也就派上了用场。

应该说，曾国藩这一战略，在具体施行过程中，是有相当作用的。这也使曾国藩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几乎跟捻军打了一个平手，而且有效地消耗了捻军的实力，摸索到了一整套对付捻军的经验，这也为后来李鸿章的最后获胜奠定了基础。

在剿捻的过程中，最让曾国藩伤脑筋的，是他与地方关系的处理。地方大员的处事不力，让曾国藩很是头痛。由于剿捻牵涉到安徽、江苏、山东、河南、湖北等好几个省，地域广大，加上参战的部队良莠不齐，异常复杂，政令经常不畅。不仅如此，曾国藩还得劳神耗心地处理各种各样复杂的内部矛盾：有地方军和正规军的，地方军与地方军的，黄河北岸军和南岸军的，湘系与淮系的，等等，错综复杂。处理这些千头万绪的矛盾，是一件极耗心力的事情，而且，对于做事认真执著的曾国藩来说，处理复杂矛盾，本来就不是曾国藩的特长。尽管曾国藩在重新出山之后颇得黄老之道，但对于朝野内外那种复杂无比的人事关系，坚持原则的曾国藩一直颇感失望。可以说，这些盘根错节，让曾国藩觉得心力交瘁。每当曾国藩处理一件类似的事情，他就会平添一分失望，也萌生一分去意。

剿捻之初，最让曾国藩伤透脑筋的，就是陈国瑞与刘铭传的“械斗案”了。陈国瑞原是太平天国的一员悍将，之后反戈一击投降了僧格林沁。因为打仗很勇敢，僧格林沁对他十分器重。僧格林沁死后，陈国瑞划归曾国藩指挥，当时，以总兵的身份驻扎在济宁。淮军名将刘铭传率领五千士兵进驻济宁城郊后，因为受曾国藩的委任负责该地区的全权事务，刘铭传颐指气使，令陈国瑞速速来见他。心高气傲的陈国瑞哪里受得了这个窝囊气，不仅不见刘铭传，相反，还乘夜幕降临，袭击了刘铭传的营地，杀死了刘铭传数十个士兵，抢走了三百杆洋枪。刘铭传火冒三丈，点起两千淮军直冲济宁城。陈国瑞哪里敌得过剽悍的“铭”字营呢，结果是淮军不仅夺回了三百杆洋枪，把陈国瑞也活捉了，关在营中折磨了三天三夜。陈国瑞被放出来之后，连滚带爬赶到徐州，号啕大哭，把刘铭传给告了。

前方没有杀敌，后方自己人倒干上了。这起械斗案让曾国藩非常恼火。在先前的湘军中，是很少出现这种事的。大敌当前，曾国藩只好先暂时把这事冷一会，然后，各打五十大板，安抚一下。谁知粗鄙的陈国瑞一直耿耿于怀，曾国藩几次让他带兵出击，陈国瑞都拒不执行。曾国藩一气之下，软硬兼施，向皇帝参了陈国瑞一本，说陈国瑞在僧格林沁遇难之时，援救不力，只身逃走，本当治罪，因考虑大敌当前，让他戴罪立功，视情况再予以处理。朝廷同意了曾国藩的意见。陈国瑞见上谕治罪，吓出一身冷汗，从此学乖不少，再也不敢对曾国藩不恭敬了——这一场风波就这样暂时平息下来了……类似的风波还有不少，着实让曾国藩伤透了脑筋。

内部基本理顺了，前方战事的进展，却一直超出曾国藩的计划范围。捻军的马队跟先前的太平军的确不一样，他们居无定处，出没无常，很难追踪到他们的大批人马。有时候好不容易有了捻军的踪迹，等到曾国藩调集人马前来围剿时，那些捻军马队会突然急行军，跳出曾氏所划定的防区，让清军竹篮打水一场空。对此，曾国藩一直束手无策。在剿捻过程中，朝廷也一而再、再而三在对前方情况不明的情况下，对于曾国藩的用兵，屡屡进行干涉。这样的瞎指挥让曾国藩非常不舒服。以曾国藩的想法，对于捻军的围剿，一定得不急不躁，一着急，会容易自乱阵脚，陷入敌人的圈套。以目前的态势，只要稳扎稳打，不给捻军以可乘之机，还是有相当机会的。当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军队和地方一定要联动起来，如果军队和地方能做到整体联动，并保持高度的一致性，那么，战事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

1866年3月25日，曾国藩由徐州启行赴济宁。途中，曾国藩先是在山东邹县的孟子老家，朝拜了孟子庙。然后，曾国藩又来到了曲阜，朝拜了孔庙和颜回庙。这是曾国藩第一次在孔、孟的家乡盘桓。在曾国藩的心中，孔子和孟子所处的那个遥远的古代尽管充满兵燹，却依然是一个芳香的年代。在孔庙，曾国藩细细地观看了悬挂在壁板上的各个时代的圣贤图，参观了金丝堂所藏的各种古乐器，也看了乾隆帝当年来孔府祭祀时所赐的几件周朝青铜器：木鼎、亚樽、牺樽等等。对这些礼乐之器，曾经当过礼部侍郎的曾国藩非常熟悉。现在，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和摩挲，曾国藩心中油然升起一股暖流。曾国藩感到传统一脉相承的联系，传统不只是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典籍中，而是无处不在，如空气和水一样，一日日地浸淫你，如影随形，如鬼似魅。

在曾国藩心中，孔子和孟子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乱世之中，他们都有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人，就是要有这种精神的。就孔子和孟子而言，他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孟子可以说是少年哲学，英气逼人，讲进取，讲内圣外王，这实际上是对于人本身的一种至高的要求，也体现了中国读书人的理想。这样的要求不仅仅是道德上的，还有作为上的。孟子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健康与积极的一面。至于孔子呢，相对来说，更加温柔敦厚，他的学说更像是一个中年人，平和、敦厚、智慧。孔子重视的是对于个人内心的冶炼，以及个人行为的修正，并将这种冶炼上升到道德和“仁”的范畴。在曾国藩看来，什么是“仁”？“仁”实际上就是种子，是人格中最核心的部位。当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寻找到自己的本我，明白自己实际只是人类的一部分时，他就会摒弃私欲，归于“大我”了。这样的境界，才算是得“仁”了。虽然曾国藩一度热爱孟子和孔子，但此时此刻，他最崇尚的，却是老子和庄子。在曾国藩看来，老子和庄子更智慧，更洒脱，也更具有平衡的意义，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更加接近于这个世界的真谛……当然，这些先哲们的思想都不是矛盾的，他们只不过是各有侧重点，也各有自己的年龄段罢了。大道相通，其实，他们的思想和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相同的。现在，徜徉在孔子和孟子的家乡，曾国藩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也体会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他觉得自己是有资格跟这些圣贤对话的，这些圣贤在他面前已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亲切而和蔼，这样的感觉，使得曾国藩醒悟到，自己的内心跟他们相比，装盛的，已是同一个东西了。

从4月初起，曾国藩就一直驻扎在山东济宁。北方的春天跟南方的不一样，南方这个时候，已是莺飞草长，春意盎然了，但在北方，原野上遍布的榆树和槐树还没有吐出新芽来，春天，就那样地姗姗来迟，让人心焦。每天，曾国藩都要在院落里踱着步，有时候抬头眼光扫到树梢上，会不由自主地替这些树着急。当树枝吐出新绿的时候，曾国藩收到了九弟曾国荃的一封信，告知已在湖南老家养好了病，准备赴湖北巡抚任。让曾国藩更为高兴的是，曾国荃告知同时新招募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新湘军，打算从武汉进军河南，从西部围剿捻军。这样的消息让曾国藩很兴奋，曾国藩知道曾国荃在打仗方面，的确是一个天才。有了弟弟的支持，曾国藩心里踏实了不少。不久，另一个好消息也传来，湘军猛将鲍超率一支湘军旧部赶到湖北，也打算从西部对捻军发动进攻。有了这两个打仗不要命的猛将，曾国藩分明能感到胜利的指日可待了。

7月底，曾国藩由济宁登舟启程前往河南周口。这个时候，捻军的主力全部聚集在河南境内。在此之前，捻军因为不能渡运河东进，只好掉转方向，一度进至亳州、怀远等老根据地。因为在清圩过程中大批同情捻军的支持者被杀，当地百姓噤若寒蝉，再也不敢与捻军来往。捻军失去了百姓基础，钱粮供应跟不上，只好重返河南西南部境内。曾国藩急调刘铭传、张树珊、潘鼎新等部赶赴沙河一线，兴办贾鲁河、沙河防河工程，并调刘松山、张诗日各军渡贾鲁河西进，与曾国荃、鲍超军配合，力图将西捻军限定在豫西、鄂东地区，形成口袋阵势，瓮中捉鳖。曾国藩最担心的就是捻军突破这个口袋，进入西部或者东部，那么，曾国藩所做的一切，都将前功尽弃。

从济南去周口的路上，曾国藩重点察看了运河堤墙的防护措施。如果捻军向东进军的话，那么，南北向的运河将是防守的重点。让曾国藩感到失望的是，运河沿岸各个地方军事工程的进度远远没有达到要求。看到这样的情景时，曾国藩非常气愤，他把那些地方官一一招来，铁青着面孔在工地上进行训斥。到了周口之后，曾国藩仍是放心不下，一再敦促几条河流的防护工程的进展。不久，曾国藩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由于河防工作的不力，捻军在遭到清军的围堵之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全力挣脱出包围圈——捻军张宗禹部与任化邦、牛洛红、赖文光部于河南中牟会师，在开封附近的芦花冈击溃河南的清军，乘夜突破了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山东水套地区。听闻这一消息，曾国藩又急又气，伤心失望之际，他感到身体明显不支，稍一用心，就觉得身体内频出虚汗，耳鸣得也非常厉害。那一段时间，因为白天的事务太多，用心太多，晚上，曾国藩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又犯了。并且，由于压力增大，身上的癣疾也发作了，每到子时，更是奇痒难耐。

捻军突围以及河防之策的失败，在朝廷引起了很大震动。那些大臣们这一下子算是抓住把柄了，本来，这些习惯说大话的家伙一直对曾氏兄弟手握重兵不满，这一下，总算给他们一个显示自己聪明的机会了。他们自觉地结合起来，要求朝廷警告曾家兄弟，以示天威。有人甚至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要求朝廷收回钦差大臣之命，罢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就这样，短短的半个月内，曾国藩一连接到军机处转来的两道严责上谕和御史穆辑香阿、阿凌阿等五人措辞强硬的参劾抄件。自从带兵以来，曾国藩还是第一次面临如此集中的责难。曾国藩嗅到了一种不祥的信息，他突然意识到这可能是他最危险的时候了。五十六岁的曾国藩，在经历过一番极度的痛苦和愤懑之后，头脑又重新冷静下来。

任陕甘总督期间的左宗棠

曾国藩对自己的剿捻策略作了一番反思，他又重新翻阅《明史》，细心地研究明末官军对付高迎祥、李自成的办法。高、李的部队是继唐末黄巢之后，最大规模流动作战的农民军，纵横十几个省，居无定所，驰如流星，如秋风扫落叶般摧城拔寨，明朝官兵无可奈何，包括相当能干的内阁大臣杨嗣昌在内。最终，李自成以他快速流动的攻击方式，直入北京。崇祯皇帝情急之下，持剑准备杀死女儿长平公主，一剑下去，砍下了胳膊，女儿倒在了血泊之中，崇祯再也不忍心下手了，只好长叹一声，在煤山上吊身亡。在抗击李自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曾运用有效的方法，给予李自成以有效打击，让李自成差点全军覆没。此人就是明朝著名将领孙传庭。孙传庭对李自成采取的军事策略便是围堵，把李自成的马队限制在一定区域之中，不让李自成的运动战发挥优势，然后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辅之以流动进攻。这样，李自成遭受到了潼关之围，只是带着十几骑突围而出，逃往商洛山。曾国藩所设计的抗击捻军的策略，就是来自孙传庭的围堵方式。重新回顾《明史》，曾国藩更确认自己的策略是正确的，只是在实施过程中，一些细节没有处理好罢了。这么多年以来，对于现象背后的一切，曾国藩洞若观火。这一次，他准备跟朝廷软顶一场，坚持自己的河防战略。

这个时候，一件事情的突然发生，让曾国藩大伤脑筋——正在襄阳打仗的弟弟曾国荃跟湖广总督干上了！曾国荃在湖北巡抚的位置上带兵打仗，因为湖广总督官文在后方支持不力，玩忽职守，曾国荃的新湘军久战无功，损失巨大。曾国荃一气之下，收集了许多官文贪赃枉法的证据，向朝廷参了官文一本。曾国荃的这一奏折，在朝廷引起了轰动。不甘寂寞的左宗棠在陕甘总督的位置上听说此事后，也给朝廷上了一封奏折，认为曾国荃的奏折写得非常好，表示全力支持曾国荃，主张将官文撤职。官文为了报复，也参了曾氏兄弟一本。这样一来一往，几个地方大员在朝廷里打起了官司。这一桩公案夹杂在战事之中，更让曾国藩彻夜不眠。每天晚上，曾国藩只要一想到这些事情，就觉得太阳穴跳得非常厉害。曾国藩思考了很久，也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认为官文功不可没，还是应该力保。对于曾国藩的态度，朝廷非常满意，认为曾国藩宽厚待人，有大局观念。可能是为了照顾正在打仗的曾氏兄弟吧，朝廷将官文调至京城掌管刑部，由李鸿章接替官文出任湖广总督。由于李鸿章暂时离不开，安排由李鸿章的哥哥、湖南巡抚李瀚章暂时替代。虽然事情还算得到圆满解决，但曾国藩知道这一切全是由于曾国荃的鲁莽造成的。经过这一番折腾之后，曾国藩变得更加心力交瘁了。

再说捻军，在冲破了沙河和贾鲁河的防线之后，继续东进，进逼到运河附近，想突破运河防线。曾国藩重新调整了战略，他仍驻周口统领大批人马，一方面速令李鸿章出驻徐州，与山东巡抚会办东路；另一方面，让曾国荃移驻南阳，与河南巡抚会办西路。这样，剿捻就形成了东路、中路和西路三路大军。这一回，曾国藩的运河防线起作用了。10月初，捻军由城武猛攻运河堤墙没有成功；掉转方向，又想在郓城、菏泽、曹县等地突破，同样没有成功。这样，捻军不得不重回河南境内，在许州，捻军分为两支：一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另一支则由张宗禹率领，分别从东面和西面突围。到了11月，背水一战的捻军终于获得了成功：张宗禹率西捻军冲破了清军的阻截，穿越秦岭进入陕西境内；赖文光与任化邦率领的东捻军，在从曹县抢渡运河失败后，又跑到河南境内，再次突破沙河—贾鲁河防线，进入湖北境内——这样，曾国藩千辛万苦布置出来的河防军事布局，又被钻出了新漏洞，曾国藩全歼捻军的想法再次落空。

在周口指挥的那段时间，曾国藩终日惶惶。曾国藩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大，反而变得首鼠两端胆小如兔了。当年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在总体上，自己还是沉着明敏、气定神闲的。现在，那种镇定和无畏，怎么一点也找不着了呢？老了，还是老了！进入冬天之后，曾国藩更是感到冰冷入骨，自己的身体虚弱得如同病猫一样，软沓得不行，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曾国藩试着用补药来维持体力，尤其是人参，用量已经到了危险的程度，仍没什么效果。曾国藩一直忌讳各式各样的药，认为凡药三分毒，但此刻，曾国藩也是顾不得了，他只想着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大量地服用人参，使得曾国藩的肝火明显旺盛，到了最后，他的左眼开始失明，右眼也变得模糊，曾国藩已经面临失明的危险了。

既然活着都如此艰难，那么，继续在任又有什么意义呢？身体稍好了一点之后，曾国藩毅然决定离开了。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连续向朝廷发了四封奏折，上疏太后、皇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全力推荐李鸿章，说李鸿章可以担当大任，请求朝廷安排李鸿章来接替他；自己以散员留营效力，不主调度，实际上就是退居二线，充当李鸿章的顾问。曾国藩又向朝廷请求，自己河防失败，剿捻无效，请将一等毅勇侯封爵注销，以明自贬。曾国藩提议李鸿章来接替自己，无疑是最佳选择，剿捻的主力部队淮军本来就是李鸿章所统领的，如果让他来指挥，可能比自己还熟稔一点。当然，还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就是：曾国藩想把剿灭捻军的功劳让给李鸿章，以目前的情况看，只要坚持河防战略，剿捻的胜利，肯定是迟早的事。自己的前程，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能超过自己的，只能是处事更为练达的李鸿章。如果情形真的是这样，自己为什么不借花献佛，把李鸿章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呢？

那段时间，曾国藩在大帐中无事时就翻阅《易》，以排遣郁闷，缓解情绪。每当曾国藩心情不好的时候，曾国藩总习惯性地翻读《易》来调整自己的心绪。《易》会让曾国藩想起还有一个未知的世界，生命不仅仅只是这个实在的世界，还有更广大的世界让人无法涉及。有更广大的未知世界作参照，对于这个世界，往往就会看得更清晰，也会变得更为冷静客观。曾国藩一直不算是一个战争狂人，虽说曾国藩借助战争青云直上功成名就，但在内心深处，对于战争，曾国藩一直是排斥的。那一天晚上，在灯下读《易》，曾国藩想得很多，他在想：就一个人的人生而言，功名、事业、富贵、地位、权势等，可以称为“阳”的话；坎坷、不利、退让、宽容、压抑等，可以归结为“阴”。阴与阳，一定要互补、要调和。就“阳”而言，自己得到的已够多了。不说少年时的一帆风顺，就说自己做了朝廷大员之后，自己上辈健在，儿女双全，这就已经是接近完美了。有这样的福分，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从阴阳平衡的角度，每得到一项福分，曾国藩就害怕自己会损失什么……对于人生，曾国藩感觉就像坠入一个巨大的迷宫之中，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他时常陷入莫名的恐慌之中，这个世界，所有的因与果那样复杂，乍明乍暗，人生一世，一定得谦逊小心才行。这样的姿态，才是一个人的最佳生存方式。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画着一个圆，不求画大，如果能圆一点，就算是非常圆满了。

1866年12月12日，朝廷终于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授李鸿章为钦差大臣，专办剿捻事宜，全力围剿捻军；曾国藩补授大学士，回两江总督本任。到了月底，曾国藩派员到徐州，将钦差大臣的关防送交李鸿章。这个行为后来还曾引起议论，说曾国藩是不愿意交出大权，所以才如此怠慢——按理说，关防交接应该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应该由双方亲自交接——其实，曾国藩只是身体不佳、行动不便，所以也就没亲自去徐州交关防了。在此之后，事态的发展都是由李鸿章来承担了——过了新年之后，一个不好的消息传来，曾国荃所统率的新湘军郭松林部在湖北安陆府被东捻军击溃，郭松林重伤被俘，之后被救出。不久，另一个更不好的消息传来，淮军张树珊部在湖北德安府被歼，淮军大将张树珊阵亡。在周口，病中的曾国藩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心若死灰。战事就这样充满着不确定的因素，一切都是无可奈何，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啊！

1867年的春节是在周口过的，这一辈子，曾国藩从未度过这样一个寂寥的春节。年前，周口一带接连下了好几天大雪，皑皑白雪中，周口一下子变成了死寂的孤岛，几乎所有的道路都中断了。身处这样的孤岛中，曾国藩觉得自己就像上天的弃儿一样，变得可有可无。外面的世界，跟自己似乎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身处这样的绝境之中，心境更是忧伤而颓唐。曾国藩真正地感到，对于这个世界，自己已缺乏很多兴趣了，唯一值得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内心。身处大帐之中，曾国藩不时能听到军营附近的爆竹声，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听着这样的嘈杂声，曾国藩觉得自己的太阳穴跳得更厉害了，像有人使劲地拽着自己的神经似的。这会不会是一种不好的征兆呢？好不容易到了正月初五，手下探明，道路开始通畅了。曾国藩立即传下话来，让随从们收拾行李，打算赶回金陵。从周口到徐州的路走得非常艰难，很多地方的雪还没有化，车马走得格外小心翼翼，有好几次，曾国藩所乘的马车差一点就出事，随从们都惊恐万分。曾国藩倒没理会，他一直瞑目沉思，不发一言，就像游离于两个世界似的。随从也不敢惊动他，他们觉得，大帅变得越来越陌生了，也越来越令人害怕了。2月19日，曾国藩到达了徐州，李鸿章带着一帮大员们在城外恭恭敬敬地迎接。看着李鸿章也是一张疲惫不堪的脸，曾国藩不由心存怜惜。李鸿章小自己一轮，也属羊，跟自己一样，也是一头受累的羊。李鸿章先是关切地询问了一些老师的身体情况，然后，双方的话题转到了军事上。曾国藩语重心长地阐述自己的战略思想，一再强调河防的重要。李鸿章频频点头，看得出来，李鸿章对于老师的河防策略，还是很认同的。这一点让曾国藩异常欣慰。曾国藩想的是，只要李鸿章认可自己的主张，就一定会取得剿捻的胜利，而自己灰溜溜地从战场上撤离，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失败，只不过是自己心力不济罢了。

淮军将领

接下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曾国藩感到无奈，也感到悲凉了。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刘铭传和鲍超竟然也在战争之中反目成仇。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李鸿章命刘铭传与鲍超一同进攻湖北尹隆河处的捻军。刘铭传赶到尹隆河后，见鲍超还没到，想贪得头功，孤军深入，遭致捻军包围，差点全军覆没。幸亏鲍超军队赶到，将刘铭传救了出来。谁知刘铭传反而责怪鲍超延误约期，双方闹得极不痛快，差一点又大打出手。状告到李鸿章那里，李鸿章同样也感到棘手。这两个人，都是打仗不要命的猛将，但双方谁也不买谁的账，都想争头功。李鸿章无奈，只好和起了稀泥。结果得理不饶人的老资格湘军猛将鲍超不答应了，这个深山野夫本来就不是那种权力欲很重的人，一气之下，干脆称病回老家去了。鲍超走了，湘军群龙无首，按惯例，李鸿章得将鲍超的“霆”字营解散。这一切，都在曾国藩的眼皮底下进行。对于李鸿章的所作所为，曾国藩没有表态，他感到无力的是：打仗，是要锐气的，不管是为什么打仗，一支部队，还是想法单纯一点，纯粹一点好。现在，部队变了，人也变了，很多人想得太多，想得太多，就很难打胜仗了。

1867年3月8日，李鸿章由徐州移驻周口。3月21日，潇潇春雨中，曾国藩离开了徐州，启行返回金陵。曾国藩登船之时，回望身后那座在烟雨中孤然兀立在原野中的城池，不禁伤感异常。曾国藩知道，自己这一去，再也不会回来了，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年的戎马生涯，就以这样的冷清方式结束了，命，这就是命，曾国藩不得不再一次认命。战争——那是多么阴晦和沉郁的时光啊！几多不幸，几多痛楚，几多危难，几多惶恐，以及长期窒息在心的不确定感和焦灼不安的怀疑，终于离他远去了。

曾国藩离开之后，一开始，战事依然惨烈——继刘铭传鄂西尹隆河一役被打得花翎落地落荒而逃后，淮军悍将唐殿魁，在一场短刀肉搏战中，负重伤被马队踩死……尽管如此，李鸿章一直坚持沿用曾国藩的战略思想，在沿河岸边和险隘处广筑长墙，水面上密布水师战船，同时加大坚壁清野的力度。捻军马队在范围被逐渐缩小后，失去了奔驰流动的优势，同时，粮草供应不上，人心思变。很快，战局得到了有效扭转——东捻军在破运河堤墙东去之后，李鸿章调集数省的人马，移师山东，对东捻军仍旧实行包围。东捻军又想掉转方向突破运河，重归河南，在运河遇到了潘鼎新部的顽强阻击——这一回，季节帮了李鸿章的大忙：雨季到来，大雨滂沱，河水猛涨，东捻军渡不了运河，军心大乱。东捻军骁将任化邦被淮军派出的奸细刺杀，军势转衰。之后，李鸿章率领人马在山东寿光将东捻军团团围住，东捻军首领赖文光奋力杀出，南走江苏，在扬州被俘。张宗禹的西捻军听说东捻军失败，由陕西宜川东渡黄河，经山西西南角，直插河南怀庆，再折而北走直隶定州、保定、边马至北京房山，最后在北风凛冽、大雪纷飞之中，抢渡“雪桥”，窜入鲁东。西捻军这一神速行动，让京师陷入极度惊慌，朝廷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刘松山等会剿西捻军，前堵后追。这样，在黄河以北的山东、直隶地区，竟集中了清军十余万人。西捻军陷入了西阻运河、北阻减河、南阻黄河、东临大海的包围圈中，左冲右突，无法突出重围。最后，西捻军全军覆没，张宗禹不知所终。

1868年8月底，早已回到金陵的曾国藩听到前方战报后，并没有明显的兴奋。捻军的失败是意料中的事。曾国藩感慨的是，偌大的中原，在这样的蹂躏与践踏中，又会是轮哭声盈野、饿殍遍地。只要是战争所及之处，必定赤地千里、日月无光。如果真是这样，那种所谓的胜利又有什么意义呢？曾国藩甚至懒得去打听那些具体的细节了，对于这个世界，此刻的曾国藩已徒生厌倦了。在此之后，曾国藩的精力每况愈下，对于时间也越来越缺乏敏感，有时候他甚至都弄不清现实与虚无的界限了。跟所有上了年纪的智慧老人一样，曾国藩又开始了新一轮意识转化，习惯于清醒的糊涂了。